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主要制度架构及启示

第一篇：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主要制度架构及启示

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主要制度架构及启示

2014-05-06 16:41 来源： 《吉林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 刘国新 刘瑜

摘要：在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尤其是加速发展时期，都会面临着腐败的侵蚀与影响，处理得好坏直接影响和制约着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与速度。世界各国在治理腐败的过程中都积累了丰富经验，而新加坡作为以廉政著称于世的亚洲国家，作为与我国有着共同儒家文化基础、有着颇多相同或相似之处的发达国家，其完善的肃贪倡廉的制度设计与除恶务尽的信心与决心，对于我国的反腐倡廉、治理腐败无疑有着巨大的借鉴意义。

众所周知，治理腐败是一个世界性难题。随着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国也面临着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腐败不仅影响着政府的行政行为能力，也极大制约着政府的公信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面对腐败的困扰，各国苦苦寻觅虽无治本之良策，但却也积累了许多丰富而宝贵的经验。新加坡作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其廉政建设的成效有目共睹，尤其是其反腐过程中逐渐建立的一套全面、完善、颇具特色而又行之有效的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体系与运行机制，不仅创造了新加坡的经济发展奇迹，也成就了新加坡的廉政奇迹和政治清誉。

一、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主要制度架构

一般来说，腐败是权力有价（格）的寻租行为，是权力拥有者通过所掌握的政治、经济或社会权力而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利己主义行为。腐败行为之所以滋生，其根源在于权力行为双方与第三方之间信息的不对称或者说是权力拥有者的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与惩戒机制。因此治理腐败的根本也就在于，如何促进和保证权力拥有者在行使权力时的透明和公正，如何促进和保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在于是否建立了一整套完善而健全并随着时代和实践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的法律法规体系[1].新加坡的廉政建设之所以卓有成效，其根本原因在于其在反腐倡廉过程中制定和实施了包括《反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法》、《公务员惩戒条例》等在内的一套科学、完整、严谨的反腐倡廉法律法规，得益于建立了一个行之有效的反腐败运行机制与监督预防体系。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制度内容。

（一）任前考察制度

新加坡政府公务员主要包括三类：一是政务官（即政治领袖）；二是事务官（即各级各类政府工作人员）；三是国营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三类公务人员中，政务官是通过选举产生的，其他两类国家公务员则普遍实行先考察后聘用的公开选拔制度。新加坡政府规定（1）所有人员在进入政府工作部门之前都必须经过考试和试用。经过两年聘用合格者，正式录用为国家公务员，不合格者予以辞退。（2）考试和试用合格后，要接受严格的任前资格审查。审查的具体内容包括：有无犯罪前科、家庭情况、个人爱好、品德修养、社会背景、日常交往人员情况等，以防止有潜在腐败行为人员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影响政府形象和政府公信力。（3）资格审查合格录用后，每人还必须写入职宣誓书，在法院宣誓官面前进行任职宣暂。宣誓任职后绝对为国家服务、服从命令、严守国家公务机密、决不贪污或有其他违法行为，如有违反，愿意接受最严厉的处罚[2].此外，政府还要求每个公务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要详细记录自己的各项活动，主管单位的常任秘书会定期检查记录内容，如发现所记录内容涉嫌贪腐，则立即移交反贪调查局进行相关调查核实。严格的任前考察聘任制度，对公务员廉洁自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效保证了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人员的良好素质。

（二）财产申报制度

新加坡法律明确规定，凡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及时进行个人财产申报。就其申报的内容而言一般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任职财产申报。即当公务员被聘用后，必须及时申报自己的全部合法财产。申报的范围主要包括其在银行的存款、合法持有的有价债券、证券、个人及家庭主要成员所拥有动产及不动产、所进行的个人及家庭投资及投资收益情况、个人债务负担等，并出具相关的财产清单及证明[3].同时，要到法院设置的公务人员公证处接受相关的财产审查，并由指定的宣誓官出据相关的公证书。公证书的正本交由公务人员所属机关人事部门进行保存，副本则要由法院公证处进行备案、备查。相关部门的常任秘书会对每一份申报的个人财产进行详细审阅，同时还要由反贪调查局对财产申报是否属实、有无隐瞒漏报或转移财产等情况进行审查；另一部分是年度财产申报。年度财产申报：主要是对任职后公务人员个人及主要家庭成员出现的财产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进行申报，每年7月进行[2].反贪污调查局则会对任职后公务人员个

人及主要家庭成员所增加财产的确实性及合法性进行审查核实。如果发现弄虚作假，则会受到相关纪律处分直至开除。如果财产来源不明或涉嫌违法的，则其来源不明的财产会被全部没收直至移送法院进行司法处理。

（三）严格的反贪管理制度

新加坡法律制度对公务人员所担任的社会兼职和在公务活动中收受礼品等行为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和规定[4].1.严禁公务人员收受礼品。除个人私交外，任何政府公务人员均不得收受下级相关企业或个人赠与的任何礼品。如因个人退休等原因而接受礼品，则必须及时向公务人员所在机关管理部门的常任秘书申报，并详细列明所接受物品的价值、物品名称、赠与人等，并且规定所接受礼品的最高金额不得超过300美元。在特殊情况下，确因无法拒绝而收受的礼品，在收受行为发生后也必须及时向上级报告并上交礼品。

2.严禁受贿行为。新加坡法律明文规定，政府公务人员不得以任何名义向下级宫员或其他有工作关系的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借钱，政府官员在借出钱财时不得索取任何利息或变相索取利息；政府工作人员也不得以行政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来索取或变相索取报酬，也不得以自己的职务权力帮助他人获取经济利益等。并且明确规定贿赂物的范围除财物外，还包括其他的不正当利益。

3.严禁公务人员社会兼职。新加坡法律规定，政府公务人员在其任职期间未经上级批准，不得担任社会职务，不得从事自由职业活动（如讲学）。

（四）品德考核制度

新加坡非常重视公务员的品德监督，除在任职前进行常规的品德考察外，还要进行更为严格的任后例行品德考核。个人品德行为考核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日常个人品德行为考核，二是个人行为跟踪考核[5].日常个人品行考核：新加坡政府每年会发给每个任职公务员一本已编注页码和日期的日常行为记录本，要求公务员每天必须随身携带，随时记录自己日常活动，并于每周周一时交由主管官员检查并签字发还。如果主管官员检查时发现问题，要及时将相关记录本送交反贪调查局进行进一步调查核实。与之相配套，新加坡实行主管检查官员与其所辖政府公务员实行品德考核连坐制，即如果主管检查官员对其所辖政府公务员品行疏于管束或主管官员检查时没能及时发现问题或故意帮助隐瞒问题，一旦被反贪调查局通过其他途径调查核实，则会被与违纪公务员一并处罚。

个人行为跟踪考核：新加坡法律赋予了反贪调查局一项特权，即可以对所有政府公务员特别是新参加工作的公务员进行相关行为跟踪，暗中监视、跟踪和调查他们的日常活动是否正当、合法，并收集相关证据。同时，要及时将相关证据与负责该公务员日常行为考核的主管官员进行沟通，以进一步核实该公务员日常行为记录本所记载内容的真实性。品德考核制度通过强化政府公务员廉洁奉公的自律行为和法律赋予的强制监督行为有效保证了政府的纯洁和高效运行。

（五）高俸养廉制度

为了保证公务员队伍的生活质量和行政行为的廉洁高效，新加坡政府在公务人员中普遍实行了高俸养廉的制度，并随时根据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及时调整。新加坡政府公务人员的工资在经历了自1973年以来的连续4次上调后，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在世界各国同类公务人员的工资中也是较高的。新加坡政府由总理公署和14个部组成，共有公务员

7.6万人，分超级和1至4级5个等级，相应地，其薪俸也分为5个等级。超级主要分为部长和副部长，月薪为14551-16540新元和10580-14550新元；1级分为副部长和助理部长，月薪为9051-10400新元和6350-9050新元；2级分为助理部长和主任，月薪为6161-7190新元和4100-6160新元；3级分为主任和助理主任，月薪为2550-5130新元；4级为管理人员，应届生最高为2800新元（当时1新元约合5元人民币）。同期，15-24岁，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新加坡国民的平均月薪仅为2600新元。[1]除正常月薪外，新加坡公务员的收入还会包括业绩奖励、年终奖金、优秀奖金，医疗福利、住房优惠、集体保障等福利以及优厚的公务员退休养老金。所有这些制度安排足以保障政府公务员无需寻求薪俸以外的收入即可获得稳定、充裕的生活来源，足以使他们无需借助贪污腐败就能过上一种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比较体面的生活，从而有效斩断了政府公务员贪污受贿的内在动机。

（六）独立高效的反腐机构

根据《反贪污法》，新加坡成立了直接隶属于总理公署的反贪调查局。反贪调查局由局长、副局长和局长助理组成，由总统任命，对总理负责，不受任何其他部门的管辖和制约。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和处理公共服务部门和政府机构中涉嫌贪污腐败的人员和案件，审查政府公共服务机构的运作惯例和工作程序，并对敏感部门人员进行定期轮换。反贪调查局在实施调查行为时还被赋予了充分的自主权和十分广泛的特权，拥有绝对的权威。有权采取各种手段了解一切政府官员（无论名声多大、地位多高）的廉洁自律情况，对涉嫌官员一律严惩不贷，不允许任何人有法外特权；有权要求知情者提供被调查者的一切真实情况；反贪调查局的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可以不用逮捕证即可逮捕任何涉嫌贪腐的人员；无需授权即可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特别权力；有权入室调查和没收被认为是赃款、赃物的任何钱财及物品；有权要求涉嫌贪污受贿人员说明其财产来源，不能说明和证明其财产合法来源的，可以移交法庭进行相关司法审判。反贪调查局高效、快捷的反贪治贪行动，有效震慑和遏制了政府工作人员的贪腐欲念，保证了新加坡社会的高效清明和政府公务员的廉洁奉公。

二、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制度启示

新加坡廉政建设虽然因与我国在体制、国情等方面有着众多的差异而显得有所不同，但在防腐治腐及制度建设方面面临的形势与任务却又与我国有着颇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如，我们有着共同的儒家文化基础，同样有着反贪治腐的坚强决心、有着同样广泛的民意基础等等。毫无疑问，新加坡在廉政建设方面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对于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我国的反腐败工作体制、机制与制度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完善法制，制定系统严密的反腐制度体系

在现有的物质生活资料不足以满足所有人需要的条件下，出于利已主义动机人人都有腐败的可能，而作为掌握着一定社会资源的政府部门的公务人员其腐败的风险系数会更高。因此，要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就必须建立完备的法律体系，最大化地减少人们的利已主义动机可能带给社会的危害。

在新加坡，完备、严格、细密、合理的廉政法律法规体系及运行系统构建了一张细致严密、覆盖全面、可操作性强的反贪倡廉之网，在有效抑制了公务人员的利已主义动机和腐败冲动、打击和惩治腐败方面发挥了标本兼治的巨大作用，这也给予了我国的反腐败工作以莫大的启示。当前，在我国虽然也有一些防贪、惩贪、治腐的法律法规和条款，但大多数或属于一般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或属于党的内部文件或约束性规定，缺乏法律所应有的强制性；或属于单纯的部门法，约束力有限；或因各种反腐规定互不联通，而缺乏整体合力，或在执行时存在着以罚代刑、以党纪代国法及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问题，这些都极大地制约着我国的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工作。因此，我国现阶段防腐治贪的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制定出一套能有效整合各种反腐法律法规且科学、全面、系统、执行有力、可操作性强、涵盖事前预防、事中管理、事后惩治的治腐防贪的法律法规体系和运行机制，从而有效保证反腐倡廉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及违法必究。

（二）整合国家力量，设立专门、独立的反贪治腐机构

新加坡廉政建设经验表明，反腐倡廉必须有一个统一且具有较强独立性的反贪治腐机构，这也是新加坡廉政建设之所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国虽然也有各级各类反腐败机构肩负着相同的职责和任务，但相比较而言却存在着较多的问题。就横向而言，机构林立，数量众多。既有党内的也有行政的，既有公安局、检察院、法院的也有政府机关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法律的，然而这些机构往往是机构重叠但却互不隶属只对本部门负责，形成了九龙治水，龙龙不治的局面，难以形成合力，作用难以发挥；就纵向而言，这些机构又往往隶属于某一机构或部门，缺乏办案独立自主性，受制于上级机构或部门领导的意志，形成了反贪治腐对下不对上，只监督下级和群众而不监督上级和领导的尴尬局面。因此，在廉政机构建设上我国应积极借鉴吸纳新加坡反腐经验，整合反腐败机构，成立类似于新加坡反贪调查局的具有统一系统和独立办案权的反贪污专门机构，实行从国家到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州）县的垂直统一领导，机构主要领导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直接任命，隶属于中央，只对中央负责，不受地方管辖和制约。[3]惟有如此，才能保证反腐败工作不受或少受干扰，才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反腐机构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

（三）保障待遇，确立科学合理的薪俸水平

一般来说，新加坡的公务人员大都廉洁奉公，这除了有严明的法律约束和反贪机构强有力的审查监督等因素外，主要还是因为政府实施的高俸养廉的薪俸政策等一系列配套待遇足以使他们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使他们在权衡腐败成本与收益后最终选择了遵纪守法。

虽然现阶段我国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综合国力尚且不强，国家暂时还无力像新加坡一样拿出较高的薪俸来达到养廉之目的，但依然可以采取措施来鼓励和倡导公务人员的廉洁自律。一是根据每年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物价上涨幅度等及时调整公务人员的薪俸待遇，使其收入总体保持在社会收入平均水平之上，奠定公务人员不必为生活而贪腐的底线；二是对廉洁奉公、业绩突出、社会反映良好的政府公务人员及时进行表彰、奖励、破格提拔重用等，以树立榜样，增强其上进心和奋进力、自豪感和满意度，从而吸引更多政府公务人员努力工作，加强自律；三是政府要加强对国家公务人员的社会福利投入，不使国家公务人员因社会福利费而使本已不多的薪俸收入进一步减少。相反，要努力使其社会福利水平和收入超过社会平均福利水平，从而有效保障国家公务人员不需因担忧医疗和养老而腐败。

总之，当前我国正处于了反贪治腐的关键时期，一系列案件特别是一些涉案公务人员层级高、金额大、经济损失严重、社会影响恶劣的大案要案的相继查处，一方面准确反映了党和国家对于腐败问题零容忍的信心和决心以及反贪治腐的科学选择和战略性安排，但另一方面却也突出反映和暴露出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工作依然处于顶层设计时期，依然面临着法律制度缺乏、监督不足等制度问题，迫切需要解决。虽然各国会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而面临大相径庭的腐败内容与问题，也会因文化传统和道德标准等发展背景的差异而选择不同的反腐制度设计与安排，这也就决定了世界永远不会有一个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治理腐败制度模式，但各国在治理腐败时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却是具有共性的、一致的，即如何来规范制度以最大化地约束和限制权力拥有者的利己性追求及其产生的腐败行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的经验无疑将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参考文献：

[1]刘国新。诚信问题的制度经济学分析[J].理论前沿，2007（21）：24-25.[2]刘国雄。新加坡的廉政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严实。新加坡的廉政与社会管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4]宋振国，刘长敏。各国廉政建设比较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5]孙晓莉。国外廉政文化概略[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作者单位：刘国新，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瑜，政法学院）

第二篇：新加坡廉政建设基本经验及其启示李敏敏

李敏敏 关 园 摘 要：腐败是一个国际性问题，各国在治理腐败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经验，新加坡是廉政建设方面的典范。严密的反腐败法律系统和法治体系、专门的反贪机构、全方位的监督机制、有效的廉政文化建设是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措施），设立独立的反腐败机构，加强社会各界的监督，加强反腐倡廉教育等全方位、立体化的反腐措施应成为廉政建设的主要探索方向。关键词：新加坡廉政建设反腐败 李敏敏，女，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关园，女，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对任何腐败行为和腐败分子，必须依纪依法予以坚决惩处，绝不手软。”此次全会的召开使治理腐败步入法治化的新常态。当前，中国的腐败形势严峻，廉政建设任重而道远，而新加坡作为清廉国家的典型代表，在廉政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可为我国立体化反腐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新加坡廉政建设概况及成效 新加坡于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成立新加坡共和国，经过短短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一个新兴现代化国家。历史上，新加坡曾经是一个贪污泛滥、腐败猖獗的岛国。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认识到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下定决心坚决打击贪污腐败，把廉政建设作为治理国家的头等大事。经过长期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新加坡已成为亚洲最廉洁的经济体。在“透明国际”2013年全球清廉指数排名中，新加坡排名第五，不仅在亚洲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廉政典范。廉洁的执政环境不仅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治理体系，而且促进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其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促进了经济的腾飞。新加坡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建国至今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国内良好的经济环境，良好经济环境背后的保障则是政府官员的廉洁及高效的办事效率；反过来，快速的经济发展也为廉政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两者相辅相成。第二，增强了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人民行动党和政府对于腐败的治理，有力地维护了社会公平，提高了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望，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此同时，新加坡的做法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第三，提高了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新加坡政府在廉政教育上尤其强调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教育，倡导儒家文化，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爱国主义已经深入人心。有效的廉政文化建设增强了人民的国家意识和服务精神，提高了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

二、新加坡廉政建设的基本经验 新加坡的廉政工作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成效，在于其完备的廉政建设体制，并在廉政建设实践中走出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反腐道路，积累了丰富经验。1．完整而严密的反腐败法律系统与法治体系。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会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①法律是治贪防腐的第一道防线，为了使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必须制定严密的法律体系加以约束。新加坡素以严刑峻法、铁腕护廉著称于世，其吏治严明、法律严苛更是为亚洲之冠。新加坡肃贪最重要的法律依据是《防止贪污法》，该法共涵盖35个条律，内容详尽而严厉，尽可能将贪污行为的所有可能形态纳入其中。该法扩大了对“贿赂”一词的定义，不仅包括收受金钱、礼物、证券、财产利益在内的任何动产或不动产，同时还包括无形的非物质财物，如提供的职务、服务、便利等。不仅如此，“意图贿赂”也算犯罪，就是说，贿赂或贪污与金额多少没有关系，只要任何人“企图接受”或“默许给予”都会被认为是犯罪。为了强化防贪效果，更有效地打击贪污行为，1988年颁布了《贪污所得没收法》，使得贪污之人不仅要受牢狱之灾，其不当利益还必须上缴国家。除此之外，新加坡还颁布了《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财产申报法》等反腐败法律。这些法律相互补充，为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加坡不仅有法可依，其执法也是相当严格。“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新加坡社会中彰显得淋漓尽致。无论何人，职位高或低，功劳大或小，一旦触犯党纪国法，必将严惩，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在经济上倾家荡产。即使是再小的腐败行为都会受到很重的惩罚，这就是新加坡治贪的一个重要特点和经验。如此严密的法律体系和秉公无私的执法态度，给犯罪分子以极大的震慑，大大降低了腐败的发生。2．专门的反贪机构。新加坡治贪的另一大武器是1952年成立的贪污调查局(cpib)，它是新加坡防治腐败的专属机构，也是全国预防贪腐贿赂的最高机关。贪污调查局直接隶属于内阁总理，局长和副局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亲自任命。人事决定权亲自掌握在总理手中，确保了该组织高度的独立性，达到防治贪腐的最佳效果。在人员组成结构上，贪污调查局是小而精的肃贪组织，仅有40名侦查员，但办事效率极高，一旦接到贪污投诉，要在最快时间内给投诉者以明确答复，并立即决定启动调查。作为一个独立、高效、权威的治贪机构，贪污调查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新加坡廉政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坚强后盾。3．全方位的监督机制。要实现政治清廉，防止各种腐败行为的发生，必须要有系统全面的监督体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实现有效监督。对执政党的有效监督是保证新加坡清正廉洁的首要条件。新加坡由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政府每隔四年会进行一次大选，随时监督执政党的工作。反对党则可以考察其是否发生渎职现象，甚至可以批评指正其中的缺陷，这种监督方式是十分有效的。其次，社会各界的大力监督也是政治清廉的重要保证。新闻媒体是监督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政府出现腐败现象时，新闻媒介就会对此进行详细的报道，给腐败者带来极大的心理压力。公众也可以通过新闻媒体向政府和公务人员举报腐败分子或提出相关的治理建议。为此，政府还设立了专门的举报机构，同时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来保护举报人的权益，让公众能够通过多种途径表达对行政工作的不满以推动政府工作的改进。4．自上而下的廉政文化建设。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成就固然离不开一系列的反贪制度和反贪机构的硬件支持，政治领袖、公职人员和普通公众的廉洁意识及整个社会的廉洁风气更是推动整个机制运行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前贪污调查局局长曾说过：“有个好的制度非常重要，但许多时候单靠制度是不够的，要取得成功，需要有利于运作的整体风气。”①当廉洁自上而下形成一种行为习惯时，人们就会从思想上自觉抵制贪腐，社会才能形成一种廉政氛围，一系列的反贪制度才能顺利实施并发挥作用。首先，高层领导人的个人品质魅力和政治作风在廉政建设方面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前总理李光耀多次反复强调，领导人的一言一行具有标杆的作用，反腐必须从最高层做起。自人民行动党执政以来，他率领党员全身心投入到打击腐败的行动中，着重从整顿高层领导的贪腐行为人手，实行“反贪没有例外”的铁腕政策。并且，他还十分注重道德操守观念，在廉洁自律方面以身作则、树立榜样，起到了积极的表率作用。其次，新加坡注重运用儒家经典，开展道德教育。新加坡将儒家经典和现实国情结合起来，使儒家思想中倡导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德思想积极渗透到社会大众心中，使其成为人们行为的准则，从而凝聚社会共识，增进社会团结。第三，新加坡注重对社会民众进行廉政思想文化教育，特别注重向青少年普及廉政观念，设立有关廉政教育的课程。为了整个社会能够形成良好的廉洁风气，政府还通过网络等媒介向民众宣传廉政教育知识，定期开展廉政知识讲座和交流会。通过这一系列教育措施，整个社会树立起廉洁观念和廉政氛围，反腐具备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三、新加坡廉政建设对我国立体化反腐的启示 新加坡的廉政建设立足其基本国情，将中西方文化有机结合，形成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立体化反腐败机制，具有系统性、高效性、渗透性、全民性等特点。其廉政建设的关键：一是充分发挥领导人的核心作用，体现了东方社会中“为政在人”的思想；二是切实贯彻依法治国，体现了西方社会中的法治精神。对于我国反腐倡廉工作而言，我们要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反腐败进行到底，将反腐看作一个系统工程，注重立体化反腐。虽然中国和新加坡的政治体制和发展阶段不同，但两国同属亚洲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亲，在文化上有相似之处，新加坡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做法值得我们借鉴学习。1．完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加快反腐败的法治化进程。我国相继颁布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行政监察法》等法律法规，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构建完成。但是这些法律条文主要涉及的是廉政建设方面的行为规范．对于贪污腐败的处罚规定还不够详尽，实体性的法规还有待完善。总体看来，我国的反腐败法律不够“专”、不够“精”，刚性不足、弹性空间大。基于此，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会议上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因此，应健全法律体系，制定一部反腐败的专门法律，对各类腐败罪行进行详细界定，细化公职人员的行为规范及违反法律所要受到的相应惩罚，提高法律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在执法方面更是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严格执法是打击腐败活动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关系到反腐成败的关键所在。与此同时，维护法律权威，加大腐败者的腐败成本和惩处力度，形成腐败高风险机制。此外，还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方针，以零容忍态度坚决惩治腐败，加快反腐败的法治化进程。2．构建独立、高效、权威的反腐败机构。我国目前的反腐败机构繁多复杂，既有党内的也有行政的，既有经济的也有法律的，部门多、层级多、职能交叉重叠。这些机构不仅力量分散，难以形成合力，而且也容易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独立性难以保证。为了使得反腐取得明显效果，借鉴新加坡的成功经验，我国应设立一个专门的反腐败机构，机构实行党垂直领导，直接对中央负责，同时应明确规定反腐败机构的权力，使其办案和人事安排不受其他相关部门的干预和干涉，从而保证反腐败工作的独立、高效。3．构建全方位的监督机制。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成功经验表明，有效监督是预防腐败的关键环节。我国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为此，首先要加强对党的监督，“打铁还得自身硬”①，党内监督至关重要。实现党内监督必须健全党内民主制度，切实有效地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建立健全党务公开制度，扩大党员和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以充分发挥党员的监督作用。除此之外，还要完善和加强人大的监督职能和力度，使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整体合力，保障权力的正常运行。其次，要加强舆论监督。互联网的快速普及和自媒体的出现，使得新闻媒体、网络舆论成为反腐倡廉工作中的“利器”。应适时出台相关的新闻舆论监督法，规范媒体行为，保障其监督权利，使得广大媒体敢于公开揭露贪腐现象，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和网络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作用。最后，要大力加强群众监督。鼓励群众通过网络和媒体对腐败行为进行检举揭发，使群众树立起主人翁意识、民主意识、法制意识，自觉行使监督权。通过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真正形成复合型、网络化的监督体系，有效制止腐败现象。4．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有效的廉政文化建设是新加坡廉政建设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总书记在反腐工作会议中多次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强调公务人员要树立“务实、清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在向国家公务人员开展廉政教育的同时，也要把廉洁从政教育、党风党纪教育、法制教育作为培训的重要内容，使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自省、自警、自励，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廉政建设成功与否，除了与公职人员的廉政教育和其自我提升相关，与公民的反腐意识及社会参与程度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反腐倡廉过程中，应积极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廉政思想，大力宣传廉洁文化，树立符合当代的廉政价值观，还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提

第三篇：浅议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浅议新加坡反腐廉政建设的经验启示

摘要：如何建立可行且高效的廉政机制以打击、遏制贪腐行为，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受到历史、文化等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廉政建设的根基尚显稚嫩，贪腐行为屡禁不止。然而，新加坡作为亚洲典范，其廉政建设开出一朵奇葩，为东亚各国，尤其是同为华人社会的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关键词：新加坡 反腐 廉政

反贪腐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尤其在东亚地区。同样，这个话题对我国目前来说，显得十分沉重，由于缺乏有效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贪腐行为已经并有可能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从而侵蚀到社会稳定的基础，甚至有可能影响到执政党的执政之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学人之长，补己之短，著名的国际性反腐败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推出的清廉指数排行榜中，新加坡长期被列为世界廉洁国家，并一直居于亚洲廉洁国家之首，其在廉政文化环境塑造、廉政立法、反腐机构设臵、廉政制度建设等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举措

新加坡从18世纪中叶就一直是英国所建的贸易站，自治前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英国总督统治时期是一个腐败盛行，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的地方，公共权力私化、权钱交易随处可见，引起老百姓的极度不满。直到1959年6月5日自治后，以李光耀为首的人民行动党将建设廉洁政府作为竞选目标，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一举获胜，开始了新加坡廉政建设的新篇章。其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是：

（一）以独立且强力的反腐败机构为保障。

廉政机构是保证法律得以实施，对官员腐败进行防治和打击的国家机关。新加块建立起各种独立的廉政机构，以此作为消除腐败和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心的强有力工具。这些机构依法设臵,体系完备，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最具代表性的是内阁廉政署和反贪污调查局。

内阁廉政署，这是新加坡负责综合管理和监督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申报的监督相关。其主要职责是负责中央各部门长官财产申报，并指导其他公务人员的个人财产申报了宜。内阁廉政署直接对总理负责，其署长由总理提名，总统任命。它独立于政府各部,权力很大，可以调查任何虚报财产和财务状况的官员，以及陷于‚债务麻烦‛的官员，包括各部长官。

为了执行《防止贪污法》，新加坡于1962年成立了精干高效的反贪污调查局，由它负责调查和预防政府机关以及企业中的贪污受贿行为。该机构直属总理公署，由总理直接领导，其官员不属于公务员，地位、身份、权力有严格的法律保障，薪金高于其他部门任职的同级官员。反贪污调查局的局长、副局长以及局长助理由总统直接任命。为了保证反贪污调查局能够独立、有效地履行职责，排除各种干扰，该局被赋予充分的独立办案权。《防止贪污法》规定，反贪污调查局享有特殊的权力，其中包括无证搜查与强行搜查、对财产进行查封扣押、检查银行账目、要求有关人员提供犯罪证据、要求嫌疑人申报财产,以及限制其转移财产等。因此，新加坡反贪污调查局大权在握,信息灵通。不管被调查人职位有多高,调查局都无所顾忌。对一切涉嫌官员，不论其名声多大、地位多高，一概严惩不贷，不允许任何人享有法外特权。多年来,反贪污调查局对一些高官进行了调查和指控，处理多起政府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件，树立了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二）高薪养廉政策和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当首先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民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国际上反腐倡廉的实践也表明：要防止腐败，让官员可以维持社会中等生活水平是必要的；如果收入太低，以致他们不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就必然产生腐败。新加坡腐败现象很少，除了法制健全、措施得力之外，与该国所建立的以薪养廉制度也直接相关。新加坡政府认为，低收入是贪污的重要因素，一个收入少的公务员会以辅助收入为理由来辩护其贪污行为。为此,政府有责任确保公务员有高收入，以此来减少贪污。

李光耀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说，‚为党付出辛劳的党员必须付给他们可观的薪水，以俸养廉‛，‚凡是愿意加入我们党的，要使他觉得在党工作很有意义，生活也过得好‛。70年代至80年代，新加坡政府就曾经连续四次给公务员加薪20%。1989年后，新加坡公务员工资为世界各国之最。同时，政府每年还通过咨询机构调查私营企业的工资水平，一旦公务员工资低于私营企业人员时，就给予提高工资，以保证公务员有最高的收入。因此，新加坡政府官员的收入在世界上属于较高的国家之一。

（三）强调才德兼备的公务员录用制度

新加坡在公务员录用上实行严格的考核任用机制，杜绝人为影响，防止腐败现象。国家设有专门的公务员委员会，负责公务员的录用、任命和奖惩。公务员委员会直属于总统而独立于内阁，这就为它严格、公平选拔公务员提供了条件。由于每一个公务员在正式被录用前都要经历几道极严的选拔程序，在录用后又需经历品德考核，因此保证了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高水平。此外，新加坡在录用公务员时，特别注重候选人才的道德水平。

历史经验表明，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程度与社会的道德水准尤其是公务人员的道德水准息息相关，‚道德防线溃散或实破往往就是腐败的开始。‛虽然健全的机构、严密的制度和完善的法规都能在防范和遏制腐败现象中发现重要作用。然而，这些毕竟只是一种外推力,而提高社会大众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水准则是根治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带根本性的内驱力。因此，从长远的角度看,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才是清除腐败，实现政治昌明的根本环节。新加坡自李光耀执政后，注重以东方传统文化进行廉政道德教化，提高公职人员和广大国民的道德水准。

二、新加坡经验对我国廉政建设的启示

汲取他国经验是为了更好的发展我们自己，尽管新加坡同我国政治社会体制不尽相同，然而同样属于华人社会，同样有着浓厚东方传统的事实，使新加坡的成功秘诀对我们尤其有借鉴意义。

（一）加强反贪专门机构建设。

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我国的反贪职能分设在三个系统，即纪委、监察部门、检察院的反贪局。三个系统工作角度各不相同，就不赘述了。目前是各级纪委、监察部门合署办公，是党务、行政部门行使调查权。而反贪局则在检察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是法律检察部门，行使侦察权。能否换一种思路思考问题，将监察部门并入人事部门。因为，监察部门工作对象是干部，干部的教育、管理、处分等与人事部门的职能交叉或重叠。笔者的想法是加强纪委和反贪局的建设。纪委领导班子由同级党代会和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但纪委领导和办事人员的人事关系可上管一级，其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津贴也由上级纪委拨付，以便于同级纪委工作，减少一些干扰。反贪局或各级预防腐败局在目前有独立出来的必要，从中央到地方一条线，条条管理，减少来自地方党委、政法委、检察院的负面影响。

此外，新加坡反腐倡廉的经验,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了严密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公共权力得到了有效的监督。参照新加坡的经验,我们必须完善监督体系。切实赋予人大相应的监督权力，增加反贪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完善纪检监察制度和审计制度，并加强新闻媒体特别是网络的监督作用。从而最终形成健全完整而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

（二）完善公务员进出机制，强调德才兼备。与新加坡相比，我国的公务员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尚需健全。我国虽然在2005年制定了《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选拔，考核，升降，辞职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但与反腐败的现实需要相比，我国公务员的选拔、晋升及正常退出机制仍不够完善。尚需必须进一步从制度上加以规范，以确保被录用的公务员既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又能够经受住种种诱惑和考验。

此外，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的新加坡,其中华人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华人社会中儒家传统一脉相承，经久不息。1990年12月，新加坡政府发表了《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正式把儒家文化确定为其文化中心、国家意识，并提出了带儒家文化烙印的五大价值观，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各族和谐，家教宽容。可见，由于新加坡本身特殊的地理、社会历史文化和人口背景，在中西文化的综合影响下，在两代领导人的大力倡导下，最终形成了‚以法治国，以德育人‛为核心的富有新加坡特色的廉政文化。这种强调传统的文化氛围同西方现代的政治制度相结合，在公务员选拔过程中的体现，就是强调人才的德才兼备。

（三）合理调整公务员薪金待遇。

新加坡‚以俸养廉‛制度颇具‚盛名‛,尽管这一制度的实施有赖于诸多先决条件，例如新加坡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较高，反腐败的法制比较健全等，但这一做法是很值得正在加强廉政建设的中国思考和借鉴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之中，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多地区，企业界和外国公司的薪酬比政府公务员的薪酬要高得多，低薪导致很多优秀的公务员被挖走，同时一些部门和公务员也开始‚广开财源‛，通过各种形式寻找非正式收入作为补偿，出现了许多公私界限模糊的‚灰色地带‛，一些腐败行为于是有了生存空间。因此，应该充分吸取新加坡在反腐败斗争中的经验，通过合理的薪酬来保证公务员队伍的质量，减少公务员腐败的机会成本。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跨国调查，一个国家公务员工资相对于私营制造业的工资水平越高，其腐败的程度越小。这项研究表明，保持公务员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对于反腐败具有重要作用。

高薪养廉作为新加坡廉政建设的一大特色，也同时对我国的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前一段时期矛盾的焦点主要在于提高公务员薪资待遇，那当前更重要的则是合理调整公务员收入水平，更加侧重平等和合理。随着公务员待遇的普遍提升，以及‚铁饭碗‛本身的优厚福利待遇，对于生活水平的不满已经逐步转变为对分配不公的不满，成为今日我国公务员队伍贪腐的一个重要原因。

总之，在我国社会经济全面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建立有效且可行的反腐廉政机制，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提高政府的形象和执政能力都有巨大的实践意义，新加坡，作为有着深厚东方传统的华人社会在这方面的杰出表现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去粗取精，有所扬弃的汲取国外先进经验，将会对我们自身的反腐廉政建设提供重要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胡鞍钢，过勇。国际组织对各国腐败状况的评价体系概述，政治学研究，2001（2）[2] 李光耀，40年政论选，现代出版社，1994 [3] 孙晓莉，国外廉政文化概略，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 [4] 王小健，透过新加坡看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金陵瞭望，2007（3）：27 [5] 李家亮、刘稚，新加坡廉政制度建设的特点及启示，政法论坛，2009（11）[6] 吴桂韩，论新加坡廉政文化形成的五大基础，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07（4）

第四篇：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及其启示

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及其启示

【摘要】新加坡是一个面积小、人口密度大且异质性强的城市国家。从1965年独立至今的几十年里，新加坡在保持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有效地控制了贪污腐败行为。这与其独特而富有成效的公务员制度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借鉴其经验，加强公务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健全和完善各项制度，努力建设一支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

【关键词】新加坡 公务员制度 经验 启示

新加坡是一个赤道国家，位于马来半岛南端，别名星岛，又译“狮子城”，是世界上著名的“花园之城”。总面积704平方公里，常住人口500万，其中华人占75.2%，马来人占13.6%，印度人占8.8%，其他族占2.4%。语言有英语、华语、新加坡语、马来语四种。①从1965年独立至今的短短几十年内，新加坡就从一个面积小、人口密度大且异质性强的小国，发展成为一个世界公认的、在保持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有效控制贪污行为的国家。自2002年以来，新加坡政府连续在透明国际组织政府清廉度排名中名列前茅，具体排名情况如下：2002年~2006年第5位，2007年第4位，2008年第2位，2009年第3位，2010年第1位，2011年第5位。这与其拥有一套独特且富有成效的公务员制度是分不开的。

文明的交融造就卓越的制度

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是在殖民地时期的行政体制上发展起来的。1842年，新加坡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按照自身发展模式，逐步将立法、行政、司法等机构模式移植到了新加坡。二战后，英国政府又进一步完善了新加坡的行政体制。理性与法治、民主政治与精英治理等西方政治文明理念开始在新加坡生根发芽。1965年独立后，面对人口异质性强、文化背景多元、对国家认同度低等特点，新加坡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展了一系列反对全盘西化倾向、捍卫亚洲价值观的运动。在1982年农历新年献词中，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号召新加坡人保护和弘扬儒家道德传统，大力提倡培养新加坡人的职业道德，并把道德规范纳入公务员的行为体系和考核范围，力图用东方儒家伦理道德陶冶公职人员的品德，通过树立公职人员公正廉洁的形象来促进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席卷全球的公共管理运动中，新加坡再次对公共行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最重大的改革是1995年5月开展的“面向21世纪的公共服务”运动，由直属于总理公署的专门办公室负责指导和推进。通过这场运动，随意浪费现象大量消除，公共服务绩效大幅提升，一支反应迅速、责任心强、精益求精的公务员队伍开始在新加坡建立起来。

具体而言，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折衷、独立的管理模式。新加坡沿袭殖民时期的机构设置，充分吸收西方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思想，在行政系统外设立了独立的公务员管理机构，即公共服务委员会。它由总统直接领导，由5到14人构成，任期5年。新加坡的公务员职位，按横向工作性质划分，包含行政服务类、专业服务类、执行服务类、文书服务类、技术服务类和办公室服务类六个类别;按纵向职务层次划分，自上而下分为常务秘书、副常务秘书、首席助理秘书、助理秘书、高级行政助理、行政助理等。每一个职务又分为若干对应的职级。新加坡宪法还明确规定，政府官员、国会议员、政治协会会长、工会及所有与工会有联系的组织成员不得担任公务委员会委员。其成员通常是由有成就的工商界和金融界人士、教授、医生等组成，以保证独立性和公正性，避免行政系统滥用人事权。

严格录用考核，注重公务员整体素质建设。新加坡主要通过考试选拔优秀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与英美发达国家一样，考试制度强调公开、公平、择优录取的原则。不同的是，新加坡公务员录用兼顾刚性与柔性原则。刚性原则体现在对应聘者的学历有一定的硬性要求，柔性原则体现在对应聘者的品德修养等情况要严格审查，道德有失或有不良嗜好者将不予录取。公务员被录用后还要接受品德跟踪考核以及工作能力和潜力评估的考验，只有通过这两项考核的公务员才能晋升。实践证明，这种注重公务员整体素质的录用考核方法能够有效保证政府的廉洁运作。此外，新加坡还有专门的公务员培训机构公务员学院，负责提升在岗公务员的整体素质。

高福利、高薪酬的工资待遇。新加坡是著名的高福利、高薪酬国家。新加坡政府认为，要想吸引和留住人才，必须“富之、贵之、教之、誉之”，因而十分重视提高公务员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作为社会最令人羡慕的职业之一，公务员的薪酬标准通常接近或高于市场人才的竞争水平。这一政策，不仅可以吸引社会精英到政府任职，保证政府拥有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而且可以通过“高薪”达到“养廉”的目的，使公务员在不敢贪污的同时也不必贪污。

新加坡公务员制度建设的经验

总结新加坡在公务员制度建设上的经验，可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鼓励创新与变革。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文化圈影响且有被殖民历史的小国，新加坡不仅没有被完全西化或汉化，反而借鉴两大文明，创设出独特而高效的制度，是与其始终鼓励求新与变革分不开的。新加坡政府一直致力于培养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创新意识和适应变革意识，要求各部门形成一种期待变革、欢迎变革并有效执行变革的组织文化。政府甚至要求每个公务员对与自己工作相关的问题都能提出建议和解决办法。为此，政府还专门设立杰出创新奖，用于鼓励公共服务创新。

人才选拔多样化。新加坡政府一直强调“有好领袖才有好政府”，十分注重培养和招揽人才。总理公署内部专门设立选拔人才的机构诠叙组。该组成员由总理挑选和领导，在全国明察暗访，寻找优秀人才并及时向公务员服务委员会推荐，以备录用。政府还用总统奖学金培养有潜质的学生，将其送至国外名牌大学深造，并与政府签约，学成后回国为政府服务。现任总理李显龙、前任总理吴作栋都曾是总统奖学金的获得者。李光耀曾说：“公共服务，不论是政治领袖还是公务员，都必须由最好的人担任”。②而人才一旦被选拔出来，就会根据其专业特长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量才使用。

严格的监督与管理。新加坡公务员的行为准则和岗位职责，相关法律法规都作了明确规定。与此同时，新加坡还建立起一套近乎苛刻的监督与管理机制，包括官方与民间两个方面。官方秉持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念，设置独立运作的贪污调查局负责廉政监督;民众则可以通过报纸、网络等大众传媒监督公务员。此外，新加坡有严格的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公务员必须自动填写法定声明，申报财产(包括个人动产、不动产、存款、股票、债券等，有配偶的还必须申报配偶财产)，并有专门机构进行核查。

新加坡公务员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对我国而言，新加坡的公务员制度至少有两方面启示：

注重公务员的思想道德建设，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与此同时，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出现滑坡，腐败现象层出不穷，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屡禁不止，官僚主义之风愈演愈烈，对公务员队伍建设提出了巨大挑战。而要想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对公务员队伍的腐蚀，首要措施恐怕是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理想信念教育，在思想上筑起防腐拒变的长堤，使他们树立起廉洁自律意识，正确认识和对待权力、地位和利益问题，努力保持思想道德上的纯洁。

大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邓小平曾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肆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问题带有标志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③具体到公务员制度建设上，至少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首先，进一步规范公务员的选拔任用，开辟一条真正能识别、吸收治国良才的通道。我国的公务员录用虽然采用公开考试的方式，但在具体操作细节上还有不少问题，导致许多优秀人才难以脱颖而出。新加坡的经验恰恰提示我们，要想吸收人才，必须建立起一套规范的、具体的选拔措施。

其次，健全法制，完善体制内监督。新加坡公务员制度的理性与法治精神非常突出，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在处理公务时，公务员不能依据个人感情或利益关系行事，而是严格依章办事，不讲情面。中国的《公务员法》于2005年颁布，与之配套的各个方面或环节单项制度设计仍旧滞后，一些地方招考公务员时“潜规则”大行其道，给体制内监督带来了很大不便。因此，要加快对公务员监督管理工作的制度建设步伐，尽快构建起严密的监管体系。

最后，不断完善退出机制。官本位思想作为一种深入人心的传统价值观，一直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难以在短期内消除。建国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系统不断扩张，虽进行过几次精简机构的改革，但目前的官民比例仍远远高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在完善公务员选拔任用、加强体制内监督的同时，必须建立合理的退出机制，缩减公务员的“利益弹性空间”，实现公务员与其他职业之间的自由转换。只有这样才能逐渐淡化官本位传统，保持公务员系统的活力与高效。

(作者单位：云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注释：

①吴志华：《当今国外公务员制度》，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78页。

②蔡定剑：“向新加坡学习什么?”，《中国青年报》，2005年11月7日。

③《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3页。

第五篇：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廉政建设

李光耀和新加坡的廉政建设

日期：2004-12-13 浏览次数： 次

官僚机构腐败，政府官员贪污，这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被视为难以根除的恶性肿瘤，而新加坡在独立后几十年里，经过艰苦的努力，毅然决然地铲除了这一危及国家政权生存的瘤疾。这是新加坡创造的奇迹。新加坡何以能出污泥而不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高举法律之剑，执政党领导者率先垂范。他们结合国情，制定了严密、完整的法律法规制度，使治理腐败有法可依，严格执法，“刑上大夫”，促使政府官员廉洁自律，建立起一个诚实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

严格、详细、明确的《反贪污法》。

50年代末，新加坡还是个贫穷落后的东南亚小国。1959年，35岁的李光耀出任国家总理，掌舵新加坡。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认为，新加坡的生存依赖政府的廉洁、高效，只有这样才能促使社会稳定，形成良好的外国投资环境，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李光耀对政府官员们说：“作为一名公务员就要保持廉洁和奉献。要想挣钱就经商去吧！谁不听劝告，就要受惩罚。”

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把廉政建设纳入国家法制轨道。1960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反贪污法》，后又多次修订，使之日臻完善。该法令一共35条，主要有：“对贪污的惩罚”、“对与代理人进行非法交易的惩罚”、“对举报人的保护” 等。该法的一大特点是严密、详细、明确，有相当强的操作性，这一方面使执法人员能迅速公正地断案，另一方面又使犯罪分子无空可钻。另一大特点是对“贪污” 定义范围较宽，惩罚严厉。主要表现在对可惩罚的“非法所得” 的定义涵盖广泛，包括任何以金钱和非金钱形式表现的利益、好处；被指控者如果澄清不了“多余” 的财富从何而来，这部分“多余”的财富就可以当作贪污的证据而受到指控。贪污者除被罚款外，还可被判刑；违法犯罪人职位越高，处罚越重。

自律和他律相结合的《公务员手册》

李光耀强调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政府不可超越法律法规。政府部门招聘公务员，要实行公开招聘，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因此，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政府公务员法律法规，包括《公务员法》、《公务员行为准则》、《公务员纪律条例》、《防止贪污法》等。除这些法规外，政府还制定了《公务员指导手册》。应聘的公务员人手一册。该手册规定，公务员必须熟悉了解掌握《反贪污法》，必须遵守财产申报制度等。财产申报制度是指每年7月1 日，公务员必须向所属部门呈报自己和配偶的全部财产和收入情况。在审查中，如果发现其财产来源不明，贪污调查局就要进行调查。一旦查到证据，即送法院处理。财产申报以后，如果有增长，必须说明增长的原因。如果说明不了，即视为贪污。隐瞒财产不报的也要判刑。

政府还规定，公务员购买股票必须经过所在单位常任秘书批准，如果购买私营企业或与本单位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公司的股票，则不予批准。公务员不准经营买卖或兼职。公务员负债额超过3个月的薪水，上级就会查问。在政府看来，负债过多无力偿还，就有可能产生贪污之心。另外还规定，官员在借出的钱，不准附加利息。

对于公职人员接受礼品的问题，政府规定更严格。通常情况下，政府官员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有商品价值的馈赠，如果情况特殊，无法拒绝，当事人必须将所接受的礼品立即交给负责处理礼品的主管官员。主管官员定期拍卖这些礼品，接受礼品的人可以优先购买，拍卖所得上缴国库。

另外，《公务员指导手册》还对公务员的工作态度、工作纪律等作了详细和严格的规定，如不准留长发，公务中不能接受宴请，不许进酒吧、舞厅、红灯区等。

使官员不敢因小失大的公积金制度

新加坡政府制定了完整的《中央公积金制度》，规定所有参加社会工作的人员，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职员、一般工人等，都必须参加公积金制度。主要内容是：职工按每个月工资的20%扣交公积金，政府和企业也按该职工月薪的20%比例提供公积金，每个职工可享有相当于月薪40%的公积金。工作时间越久，积蓄越多、据统计，高级公务员到55岁退休时，公积金总额大约有80—90万新元，相当于人民币400—500万元。如果在职廉洁奉公，没有贪污腐败和违法行为，退休后，全家生活富裕，安居乐业。但按照新加坡法律规定，凡有贪污受贿等违法行为者，一律全部撤销其公积金。在如此严厉法律面前，有几个敢冒此风险因贪小便宜去吃大亏的。

此外，新加坡政府对公务员采取定期培训的措施，加强政治思想教育。新加坡政府专门设立了公务员学院和培训中心，新招聘的公务员必须首先接受训练，在职的公务员每年也必须有一两周的轮流进修，学习政治、法律知识和业务技能。政府有关部门对公务员进行考察和评价，每年底召开全国公务员评奖会，表彰先进人员。

新加坡严密的惩治腐败制度，对公务员发挥了三个方面的震慑作用：一是恐惧名誉和地位的丧失；二是恐惧个人人身自由的丧失；三是恐惧个人既得利益的丧失。从而形成“不敢贪” 的巨大压力和心理约束，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法大于情，严格执法，“刑上大夫”

新加坡提出“彻底的法治观念”，就是指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国法律是否具有权威性，关键要看执法者能否做到这一点。在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处理问题往往遵从“情、理、法” 的传统，即情大于法。然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后却硬是将“情、理、法” 改成了“法、理、情”，让法大于情。

l、赋予贪污行为调查局广泛的特别权力

新加坡反腐败成效显著，贪污行为调查局功不可没。贪污行为调查局是一个独立行使职权的治贪机构。它直属总理办公室，由总统任命，向总理负责，既是行政机构，又是执法机关。该局的徽章是一朵盛开荷花和一把利剑精巧组合而成。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利剑——法律的权威和公正。这也反映了李光耀和新加坡政府运用法律铲除腐败的决心。《反贪污法》赋予贪污行为调查局十分广泛的特别权力：

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可以不用办理逮捕证。逮捕涉嫌贪污受贿的人，以及被指控并掌握可靠证据和被怀疑已触犯《反贪污法》条款有关的人；调查局局长和特别调查员无需公诉人的命令，可行使刑事诉讼法所赋予的权力和警方侦察调查的有关特别权力来调查贪污受贿罪；有权入室搜查，没收被认为是赃物或其他罪证的任何银行存款、股票或银行保管箱等；有权进入各部门、机构，要求其官员、雇员及其他任何人提供任何内部资料、材料；要求涉嫌贪污受贿者对其合法收入以外的财产说明来源，不能作合理解释的，有权将其提交法院判罪。

贪污行为调查局还有一项特殊的权力，那就是行为跟踪。对于所有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新进的工作人员，贪污行为调查局有权暗中派人跟踪，调查他们的日常行动。行为跟踪制度能够及时地清除不法分子，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的形象。不过，对于贪污行为调查局的这项特权，一些人提出了异议，但新加坡领导人认为，防止国家被少数败类所腐蚀则是最先要考虑的问题。

贪污行为调查局虽然大权在握，但它自身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监督。因此，调查局的每一个工作人员在查办案件和日常生活中都必须谨慎小心，依法办事，行为十分检点。

2、严格执法，“刑上大夫”

在执法中，新加坡自上而下，纲纪严明，严肃认真。即使对那些身居高位、功勋卓著的人，也决不同开一面，真正做到法不容情。

黄循文，新加坡前环境发展部政务次长，在1975年被指控接受印度尼西亚商人 84万新元的贿赂，判处罚款 7 O23新元，坐牢 18个月。

郑章远，曾与李光耀并肩战斗，争取独立，创建了共和国。郑于1960年进入建屋局，1979年担任主管国家发展与建设的部长。他在实施“居者有其屋” 的政策时功劳显赫，深受李光耀的器重。1986年12月，贪污行为调查局指控郑章远收取两笔各50万新元的贿赂。因郑章远与李光耀私交甚厚，公众普遍认为此案将不了了之。李光耀虽感痛心，但并未因其“劳苦功高，人才难得”而心慈手软，对私情。李光耀根据有关法令将郑章远停职审查，交有关司法部门处理。郑章远自知罪责难逃，最后畏罪自杀。

格林奈，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长期从事与商业犯罪斗争的工作，是新加坡公认的“商业犯罪的克星”。他曾亲自处理轰动全国的七大商业案件，为国家追回15亿新元的资产，被誉为“杰出的公务员”，可谓功勋卓著。1991年，他被指控犯有“说谎罪’”：一是1990年他向财政部申请一笔购买新汽车贷款，却挪用来还一部旧汽车的账；二是他在印度尼西亚某商人尚未**时，先后两次对八达汽车公司谎称：某商人已**买下某度假村，劝说该公司也投

资300万新元。而事实上这位商人只是有投资意向，还没有兑现。格林奈最终被判处3个月的监禁，失去月薪 12万新元的公职，担任公职 20年的 50万新元的公积金和30万新元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

如此执法如山，法不容情，真正体现了国家法律法规的严肃和公正。正如李光耀在郑章远案处理之后所说：“要采取行动对付一个认识多年的密友和部长是很困难的事。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任他连遥法外，那整个制度就会受到损害。新加坡过去3O年建立起来的廉洁制度就会很快削弱，而且毁于一旦。”

以身作则为政清廉的总理

新加坡的廉政建设成效举世闻名。这一方面归功于政府执法时不讲情面，另一方面也归功于最高领导人的率先垂范。新加坡贪污行为调查局局长杨温明说：“肃清贪污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是，政治领袖必须是一些绝对诚实和清廉的人，并且肯为国家彻底消除贪污而献身。”

人民行动党在成立之时就提出了“打倒贪污”的口号，并把党旗的基调定位白色，以示清廉。李光耀出任总理后，一再告诫他的同事们要从国家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廉政问题。1980年，他在人民行动党会议上语重心长地说：“当我们的深交、同事或亲属提非分的要求时，我们都得加以拒绝，要在公事上保持绝对廉洁。” 他不仅要求属下大公无私，而且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李光耀执政30多年，政敌颇多，非议不少，但从未有人指责他贪污腐败。他力戒裙带恶习，亲友都未依仗他的权势谋取官名利禄。他的父亲一直做钟表生意，没有一官半职。他的三个弟弟有的当律师，有的经商，均靠个人奋斗起家。李光耀当选政府总理后仍住在50年代任总理前的住宅。政府为他安排的一套总理官邸，只是用来举行外交礼仪场所。澳大利亚记者布鲁斯鲁登曾在《澳洲人》杂志上发表文章说，在新加坡看不到“当权者生活奢华的迹象”，那里没有李光耀国际机场，没有李光耀快速公路，没有李光耀国家体育馆，新加坡的硬币和邮票上面，都没有李光耀头像。特别应提到的是李光耀有个“贤内助”柯玉珠，她全力支持和帮助丈夫做个廉洁清正的总理。她对李光耀说：“人民期待你的政府是个廉洁清白的政府。”“你身居高位，但不宜拿最高薪金。”“钱不够用就到我的律师事务所来拿。”

作为开国元勋，最为可贵的是李光耀不贪恋权位，以国家利益为重，主动引退让贤。他在44岁时开始培养接班人，在67岁时就从总理的职位上退了下来，这充分显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雅量。有人曾猜测他去挑选其子李显龙接班，但李光耀坦诚相告，自己还没有患上那种“意识模糊症”。李光耀的行为成了政府官员看齐的标杆，也是约束不.行为的戒尺。他的一言一行成了无声的命令，无言的法规。

严厉的法律法规，加上最高领导人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使新加坡政府始终保持着廉洁。高效的鲜明形象。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大多数能做到廉洁奉公，不以特权谋私利。在新加坡，政府官员日常办公都是坐自己购买的私车，自己花钱买汽油和维修汽车，只有国家庆典或者有重要的官方集会时，才申请公车。因为公车太少，许多部长干脆从来不申请使用公车；政府官员都是自己购买房子，自己缴纳水电费和其他维修费用，只有电话费由政府每月报销几十元；政府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也只能领取最低的津贴，绝无机会揩公家的油水，致使许多重要的政府官员每次出国时都得自己掏腰包。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已连续执政40余年，被称之为“***”。国内虽然有几个反对党，但都不成气候。国会84个议席，反对党只占二三个席位，人民行动党占绝对优势。其基本原因就是李光耀领导人民行动党坚持倡导的廉洁奉公精神和党政领导者带头遵纪守法的模范行为，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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