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的困境和问题

第一篇：新农村建设的困境和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困境和问题

----以安徽省无为县为例

作者：陈静 王贝贝

作者单位：合肥师范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61

内容提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早在我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就已提出，如今更富有新的内涵。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二十字”方针。近日笔者在无为县就新农村建设开展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调查资料显示，该县县委、县政府正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要求，积极谋划、稳步推进，举全县之力，办人民满意之事。但调查时，笔者也发现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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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无为县新农村建设的总体概况

无为县新农村建设正全面有序推进，各级政府主导有力，帮扶单位不遗余力，广大农民主人翁意识高涨，一幅富裕、健康、文明的新农村的蓝图正在描绘。

1、运筹帷幄，全面动员。在无为，新农村建设没有现成的样板，为此，该县组织由23个乡镇党委书记、11个省级示范村书记，11个县直单位主要负责人，新农办正副主任一行57人在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领导组组长、县委副书记谷业华同志和领导组副组长、副县长陈恩朋同志的率领下，先后来到芜湖市三山区、繁昌县、南陵县等地考察学习新农村建设工作。通过参观学习，考察团一致认为芜湖市三山区、繁昌县、南陵县在抓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中思路清晰、工作主动、方法得当、动手早、启动快、规划好，三个示范点的建设各有特色，成效显著，值得大家学习借鉴。

在此基础上，无为县委、县政府在无为宾馆召开了全县23个乡镇党委书记、分管负责人，2名乡镇从事新农村建设工作人员，50个示范村党组织书记，50个对口帮扶单位主要负责人，27个领导组成员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六镇五十村”示范工程动员大会，标志着该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已全面启动。这次会议采取以会代训的方式，动员大会结束后，特邀请巢湖市规划设计院院长、城市规划师陆文龙同志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辅导报告。

目前该县上下齐动员，一个人人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的氛围已经形成。在无为农调队这样的单位都已经到所帮扶的示范村、高沟镇龙庵社区红旗村民组开展专题调研三次，不仅为新农村建设出力，而且出资。所有示范村都将根据自身特点，制订出规划方案。

2、宣传力度大。为扩大宣传面，无为县开辟了《新农村建设》专题电视栏目，每天晚上7点半在《无为新闻》中播出，与此同时，各乡镇还利用标语、宣传车、过街横幅等加大宣传力度。新农村建设省级示范村还印发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宣传材料》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问卷调查》分发到户，全面开展宣传发动，广泛征求民意，使新农村建设工作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据近日对两个示范村调查，95%以上的农户都知道本村正在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项活动。

3、多元投入建设新农村。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无为县针对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和农村“两工”出现的新情况，积极探索农业多元化投入机制。通过政府财力拉动，城乡互动、市场推动、社会捐助促动等方式，缓解了农村公益事业投入少与难的难题。

为了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近两年，该县财政 资金累计投入“三农”7000多万元，重点用于农业综合开发、改水改厕、农民工培训、“村村通”工程等，从去年开始，每年饮用水投入资金500万元，配套资金就达750万元，不仅每年解决了3万人饮水安全，还有计划地治理血吸虫、高氟水、苦咸水和污染水等问题。

按照“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思路。无为县近年来先后组织86个县直单位或龙头企业与86个村结成共建对子，以城带乡，城乡互动，促进农村发展，两年来，共建单位累计投入资金390万元，大多数村已经成为全县经济建设的强村，环境整治的典范，文明创建的示范。

为解决政府财力有限的困难，该县积极探索市场化运作的长效机制，不断拓宽渠道，激活村级公益事业快速发展。据统计，通过市场化运作，无为县近年来以这种方式筹集资金近千万元，帮助行政村和社区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创建文明村、文明社区。

社会捐助是无为县发展农村公益事业的又一筹资渠道。该县在农村建立“村民理财小组”，引导个体私营企业主、外出工作的干部和务工经商人员自愿捐助，支持家乡公益事业建设。

在无为县新农村建设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问题仍不少，具体表现在：

（一）经济方面

新农村建设，经济发展是基础，农民增收是核心，政府投入是关键。当前，农村经济基础仍然比较薄弱，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还比较低，政府投入持续增加但效益有限，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不足，对新农村建设形成制约。

1.政府财政投入效益有限，惠及面不足。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政府财政的支持和推动。与农民访谈时了解到，他们大多能从电视里看到，国家近年用了大量的钱来支持新农村建设，但是，他们却没有看到政府的大笔钱来到自己的村里或组里。受此类心理影响，农民对从事农业发展的未来信心不足。同时，通过座谈走访发现，在新农村建设中，大量的财政资金投入到一些示范村，绝大多数的非示范村却得不到支持，财政投入惠及面不足，新农村建设明显失衡。

2.农民增收空间有限，未来预期不足。大部分农民的收入低于自己的预期，感到未来增收的空间有限，农民对未来的生产信心不足。

3.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缓慢，规模化水平不足。尽管农民人数众多，但相对于包括农资、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等在内的其他市场主体的高度组织化的情况下，一家一户原子化的农民相互分离处于散漫的缺乏组织状态，无法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参与市场的利益博弈。表面农民合作意愿强烈，迫切需要加以组织和引导。

（二）政治方面

新农村建设所面临的政治困境主要是农村政治环境还比较差，政治体制不完善，农民民主权利保障机制不健全。

1.基层政府在群众中的公信力有待提高。乡镇政府和司法途径在乡村纠纷解决当中不被大多数农民所选择，由此看出，由于乡镇政府职能被弱化，在现实中不仅已经无法满足农民的基本需要，而且已经缺乏应有的稳定社会的作用，特别是其农村第一线“社会防火墙”的作用已经丧失。所以，现在农民有事不找乡镇政府，直接找县级以上的政府。对比农业税取消前后所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会发现，农村矛盾的爆发点已经由乡镇政权转移到县级政权及以上。

2.基层政府的公共财政体制亟待改革。农民不满的重点在于属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交通、信息、规划、基础设施等方面，与农民对政府的希望和

要求基本相符。从中可以看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依然严重短缺，农民对基层政府的要求正在逐步提高，尤其在对政府公共财政的覆盖面上要求最为强烈。但是，基层政府限于财政收入能力有限和财政体制不合理，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能力低下，远未达到农民的要求与期望，加之不合理的财政资金浪费，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农村公共产品短缺的现状，因此，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当前基层政府改革的重点。

3.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机制有待完善。农民对村民自治的认识正在逐渐深化，对参与公共事务的要求也在逐步增加。但是，调查中发现，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制度体系还不够完善，利益表达渠道还不够畅通，有关农民参与的操作性规定欠缺，农民难以真正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中去，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但是，在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权利保障上，妇女民主政治权利的发挥与保障仍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而且在中国社会传统的影响下，要实现农村男女各项权利的真正平等尚需时日。如果表达机制不完善，当公共信息不能满足农民需求的时候，农民就会走向“反面的表达”，就会给基层政府带来很多麻烦，就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严重影响社会稳定。

（三）社会方面

发展农村社会事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方面。调查显示，农村社会发展还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1.基层社会真空出现，社会风气明显下降。由于改革中对基层尤其是乡镇政府权力的弱化和上收，加之村级基层组织建设和民主建设不够完善，农村社会明显出现了真空。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纠纷除了经济成本较高以外，解决纠纷的效果也有不小的问题，也就是农民常说的“赢了官司却输了钱”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对寻求司法途径解决纠纷的信心。当前农村的社会风气明显在下降，存在较多的问题。而与此同时，虽然农村社会风气在下降，但由于地缘、人缘的原因，传统的习俗仍然在发挥作用，需要加以认真研究和合理引导，让传统的习俗为农村社会风气的好转发挥良好的作用。

2.农民教育支出压力仍然较大，外出打工生存环境维艰。农村教育体制改革虽然大大减轻了农民的教育负担，但是，因为城乡教育投入差别，农村教育基础落后等原因，在农村教育支出仍然是农民家庭的一项很大的负担。农民工问题是目前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增加收入或者为未来增加收入是农村青年进城打工最大的动因，认为城市生活舒适的比例很少则说明农民在城市打工待遇过低，生活仍然很艰苦，无法融入城市。

3.合作医疗手续繁杂，乡村医生数量和素质无法满足现实需要。尽管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展良好，缓解了农村看病贵的问题，但农村医疗水平依然较低。乡村医生与农民有共同的语境，特别是方便、应急、费用低、实惠，因而获得农民的喜欢。但是，调查也发现，几乎所有的乡村医生还没有一个本科毕业的，研究生学历的医生就更不用说了。所以，现有的乡村医生数量和质量很难满足农村的现实需要，而且医疗卫生设施简陋，服务体系不健全，农民一旦患了比较严重的病还得往城市赶，大大加重了农民的各种费用负担。

4.生活垃圾缺乏规范管理，生态环境面临治理压力。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农村的一个突出问题，新农村建设面临沉重的环境治理压力。农村生活垃圾和养殖垃圾乱堆乱放现象严重。苦于农村环保机构与队伍的缺乏，其实施效果并不明显。

（四）文化方面

农村文化发展面临着农村文化管理体制不顺、机制不活，文化公共产品提供不足，文化基础设施落后，文化娱乐方式较单一等问题。

1.农民文化生活需求强烈。逐渐走上致富之路的广大农民对文化生活充满渴求和期盼，文化建设在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以及培养新型农民中有着重要性和紧迫性。

2.农村文化生活形式单一。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民用在农业劳动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大部分农民拥有了大量的空闲时间；可实际上，除了看电视和打牌、打麻将，农村没有太多别的娱乐方式和集体活动。

3.文化基础设施严重缺乏。大部分乡镇文化设施相当落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乡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较好，而到了90年代后，文化设施逐渐陈旧，器材老化，利用率低，文化场所大多挪作他用。

农村也有很多文化站，但实际上只是一具“空壳”；有的地方文化站还有间房子、有个人，而有的地方根本连房子和人都没有。

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解决“三农”问题，加快建设小康社会而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因此，要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把握工作重点，充实工作内容，突出工作特色，力求在建设过程中因村制宜，以人为本，与自然和谐，格调新颖，形式多样，实现农村良性建设循环。

参考文献：[1]《中共无为县委、无县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意见》（无发[2006]12号）

[2]《无为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六镇五十村”示范工程实施方案》（无办发[2006]5号）

[3]《无为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对口帮扶单位名单》（无办字[2006]38号）

[4]《无为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领导组办公室、工作组职责》（无办字[2006]40号）

[5] 《无为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工作领导组成员单位职责》（无办字[2006]39号）

[6]《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示范村问卷调查》

第二篇：新农村建设问题

不断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取向农村改革不断深入，农民日益成为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农村已不可逆转地融入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然而，由于我国公共产品的供给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政策，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农村公共服务长期不足，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举步维艰。如何合理配置公共产品资源，真正赋予农民国民待遇，让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农村，成为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农村公共产品：边界范围与基本特征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满足农村公共需求，市场不能提供或者不能完全由市场提供，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社会产品或服务[1](P89—94)。很显然，这些社会产品或服务会使农村受益，农民受惠，但外部性的存在又使得其中有些社会产品或服务的受益范围不仅仅局限于农村地区。根据农村公共产品的功能和不同发展阶段的需求变化，我们将农村公共产品分为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种类型。经济发展型指对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起支撑和促进作用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设施、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气象、农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推广、农产品市场信息等；公共服务型指保障农村社区稳定和农村基层政权运转的公共产品，如乡村基层政权组织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经济发展规则等；社会保障型指为提高农民社会福利水平和基本生活保障的公共产品，如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险、农村社会救济、农村文化与体育设施等；生态保护型指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社会与生态和谐共存，农业与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公共产品，如农村生态保护、环境建设、村庄绿化、农业灾害防治等。

农村公共产品既具有公共产品的一般属性，还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为：一是运行成本高与利用效率低并存。农业生产的分散性和村庄布局的松散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组织成本和运行成本较高；农村人口密度不高且分布不均衡，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较低，公众受益范围较小。二是高依赖性与低供给率并存。由于制度变迁，农村集体经济制度裂变为为数众多的农户，农户的分散经营决定了其生产和生活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高度依赖；农业生产是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交织，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有限，需要政府支持，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一直是重城市，轻农村，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三是高外在经济性与低内在经济性并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高低影响到农业外的其他产业，但是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户的脆

弱性使得农村公共产品具有较低的内在经济性。农村公共产品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是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它有较强的外在经济性。

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基本格局与问题透视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形成，特别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新阶段的到来，农村公共产品的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公共产品的供给有了长足进步。然而，必须看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不足、结构单

一、区域布局不合理、供给效率低下等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并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瓶颈。

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规模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供给的数量。近几年来，随着公共财政框架的建立，我国各级财政加大了对农村的投入力度，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支出总量达到2626.2亿元。国债资金在总规模减少的情况下，中央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达到550亿元。但总体上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仍然严重不足。表现为：(1)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带病运转。据调查，目前全国病险水库约有3万座，占水库总数的36％，其中大中型水库的病险占有率接近30％，小型水库的病险占有率更高，结果是农业抗灾能力下降，大部分地区还是靠天吃饭。(2)农村生活居住环境不容乐观。统计显示，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60％以上的农户没有用上卫生厕所，“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3)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目前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社会保障体系主要限于城市，基本上没有延伸到农村；占全国总人口60％左右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九成左右的农民是无保障的自费医疗群体；农村中学生是城市的4倍，但教育经费只占全部教育经费总额的38％。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既有制度内的原因，也有制度外的原因。一是长期以来，城乡分割、工业优先、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我国农业、农村、农民为国家财政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促进工业化和社会事业发展提供了原始积累和资金保证。但由于国家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长期是重城市，轻农村，实行的是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自筹解决，国家提供少量补助，造成公共产品供给的巨大差距。二是受分税制影响，基层政府承担了大量事权，但却没有稳定的财源，由于财权和事权分离，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错位现象严重。如义务教育、民兵训练等是典型的公共产品，理应由中央财政承担，而事实上这些事权却下放到了乡镇。由于基层财力有限，长期入不敷出，无力承担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

2.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的数量构成和比例。我国现行社会管理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层层分解指标的行政化体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大多由各级政府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提供，农民缺少实质性的参与。这种方式直接导致了供给与需求的脱节，供需结构失衡。据调查，近几年

来，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中，增幅较快的是交通、通讯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基础教育支出，说明农民对交通道路、医疗卫生、基础教育的公共产品需求增长很快，但在实际供给中，乡村道路和医疗卫生服务等严重不足。统计表明，国家教育经费投向农村的不到1/3，农民人均医疗卫生经费仅为城市居民的1/4。相反，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升级达标，倾心于“政绩工程”、“面子工程”、“样板工程”，不仅造成公共资源浪费，而且直接导致地方债务的增加。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的原因主要有：(1)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一直是“自上而下”，决策机制沿袭的是以行政手段强制性供给机制，农村社区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不是农民需求的表达，没有体现农民意愿，而是由上级的指令决定。在这种决策机制下，中央给地方的转移支付和支出结构容易出现错位。(2)由于县乡财政困难，基层政权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保运转，无力进行公共产品供给，我国财政农业支出的60％～70％用于人员供养和行政开支，而用于基础建设的支出比重不高。(3)基层政权的目标函数和农民的目标函数并不总是一致。基层政权追求的主要是政绩，农民追求的是农业生产的效益最大化和消费的效用最大化。比如，政府为了政绩工程，可能将更多的财政资金用于大水利，而农民直接受益的是小水利。但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程度不高，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谈判中处于弱势地位，造成公共产品供给比例不协调。

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指经济发展型、公共服务型、社会保障型和生态保护型四类公共产品配置不存在帕累托改进。总体上看，由于农业的弱质性和农村居住的分散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民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关系到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从水利投资看，“十五”期间，计划的农村饮水解困任务提前一年完成，全国5700多万群众告别饮水困难；对213个大型灌区和23个重点中型灌区进行续建配套节水改造，全国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2亿亩，可以说是成绩斐然[2]。但是国家对农村小水利建设、人畜饮水、灌区节水、水土保持、农村水电等农村小型水利建设的财政支农机制尚未建立。部分地区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热衷于投资一些见效快，易出政绩的短期公共项目，而不愿提供一些见效慢、期限长且具有战略性的纯公共产品。一些贫困落后地区大力修建农贸市场、休闲广场、歌舞剧院、高档宾馆等，还冠之为建设新农村、改善农民生活条件的美名，而实际上这些公共设施的利用效率并不高，公共资源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的原因：(1)信息不对称造成了供给效率低下。一方面，农民由于受信息渠道和手段的限制，获取和拥有的信息不充分、不对称；另一方面，政府在没有充分的市场调查情况下，又不能提供真实准确的农产品市场供求信息，因而，常常出现一哄而上和一哄而下的进入和退出现象，造成资源浪费，供给效率低下。(2)逆向选择导致了供给效率低下。在政府有限问责制度下，项目申请人的收益不可能小于零，并可以通过项目寻租，却不需要承担项目风险。假定项目的收益一定，只有那些成功时收益较高的项目才会申请；但是，给定期望收益相同，较高的成功收益意味着较低的成功概率(较大的风险)。这样，高风险项目驱走了低风险项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出现逆向选择，财政支农资金得不到高效率利用。(3)长期博弈下的低水平均衡。政府的公共投资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前一期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而农户居住的分散性和低水平的组织化程度，使得农村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于平均水平，这势必会在下期降低公共投资在公共财政中所占比例，进一步降低公共投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农村公共投资将收敛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带来供给效率的低下.三、增加和改善公共产品供给，推进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思路

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出发，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真正赋予农民国民待遇，这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集中表现。单一的政策选择、制度变革或资本注入并不能完全改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结构失衡、效率低下的现实，必须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创新机制、完善政策。

1.建立各级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共同承担机制。一是各级政府应明确职责。农村公共产品的基础性、外溢性特征和供给的现状迫切要求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加大有效供给力度。各级政府作为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应着眼于全体公民、全部社区，尽快改变公共产品供给上的“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倾向，真正承担起农村社会最起码的公共产品供给[3]。二是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政职能，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范围，明确县、乡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农村公共产品构成上的层次性决定了各级政府间责任划分的原则：属于全国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承担，属于地方性的农村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承担，一些跨地区的公共项目和工程可由地方政府承担为主，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和协调。三是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建立政府间合理的转移支付制度，将农村公共产品的制度外供给转变为制度内供给，使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足够的资金来源。要进一步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理顺公共分配关系，加大对农村基层的转移支付力度。对于应有中央政府提供的农村公共产品，中央政府必须提供必要的转移支付。

2.明确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公共财政不可能覆盖到农村所有领域，也不可在短期内大规模增加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有研究者依据公共产品供给的回报率，了解农民最需要的公共产品。从研究结果看，对全国而言，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依次是科研、教育、道路、通讯、电力和灌溉。国家财政部农业司在实际调研中设计了相关问卷[4]，结合对浙江、四川、陕西、河南四省的调查，财政部农业司认为当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基本优先序，对东部地区而言，第一，建立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和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制度；第二，加强农村义务教育，重点是农村中小学必要设备的配置和师资队伍的培训；第三，逐步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第四，农村文化建设。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序主要是：

(1)保障基层机构的正常运转，主要是编制内的人员工资支出和公用经费支出；(2)确保农村义务教育政策的全面贯彻落实，重点是中小学危房改造、必要教学设备的配置和师资队伍的培训；(3)支持乡村道路建设和清洁饮水主要设施建设；(4)

支持农村公共卫生和医疗防疫体系建设，重点是农村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建设、农村大病医疗救助；

(5)逐步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弱势群体发展，主要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农村扶贫开发；(6)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进步，重点放在中部粮食主产区。

在符合WTO规则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国家财政的实力，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以及农民的关注度，笔者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优先序是，经济发展型：农田水利设施、农业技术推广与农民培训、乡村道路建设、农产品市场信息；公共服务型：乡村债务化解、乡村规划、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型：基础教育、公共卫生和医疗、农村养老保险、农村社会救助；生态保护型：农业灾害防治、生态建设、村庄绿化、环境保护。

3.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筹资机制。各类农村公共产品具有不同的性质和受益范围，因而其适应性的供给机制和制度安排也就有所不同。诚然，政府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但政府供给并不意味着完全由政府提供，我们认为，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既要考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又要保证社会公众的福利最大化[5](P224—228)。根据农业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公共产品的供给上，应广辟渠道，逐步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广泛参与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新机制。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主要应是政府，政府不能推卸责任，但政府绝不是惟一的供给主体。政府在目前有限的财力下，不可能在短期内提供充足的公共产品来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因此，必须在明晰产权关系的条件下，积极引进民间投资，通过投资主体多元化，动员社会资源来提供农村公共产品，这样一方面可减轻财政供给公共产品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实际上我国目前已出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诱致性变迁现象，如村级医疗卫生服务的民间供给和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或大中型农机具的私人化等。政府应创造条件诱导和促进这些创新行为，以充分利用民间资本，拓宽公共产品筹资渠道，形成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格局。一是采用许可证经营的方法，吸引市场资金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如学校、农资供应、小型水利设施、乡村卫生院等公共产品，以发放许可证的方式，吸引私营企业进入经营领域，让农民代表监督。今后，在明晰产权、加强管理的前提下，要有多元化投资的思路，多渠道融资，按照“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逐步扩大范围和增加内容。二是实行政府与市场共同分担的筹资机制。改变过去单一的政府投入机制和“以农为本”的筹资机制，逐步建立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新机制，政府可以对不同类型的公共产品分别采用委托代理、公开招标等方式为农村公共产品筹集资金。

4.建立“由下而上”的需求表达机制。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必

须重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程序和需求表达机制。一方面，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变迁，目前，须逐步将“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变为“自下而上”的供给模式，满足广大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实际需求，构建新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另一方面，建立公共产品的需求表达机制，变由外生变量即来自社区外部的各种因素来决策公共产品的供给为由社区内部需求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使一个村或一个乡范围内多数人的需求意愿得以体现。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的要求，也充分体现了村民自治。由全体农民或农民代表对本社区的公益事业项目进行投票表决，使农民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充分表达自己对公共产品的意见。

第三篇：历史文化名村的新农村建设困境

历史文化名村的新农村建设困境

——以浙江省郭洞村为例的考察

韩振华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北京100089）

【内容摘要】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过程中，历史文化名村是一类独特的存在，其面临的保护与发展的二难困境，以及深藏在表面困局之后的管理体制、权责关系等问题，值得认真探讨。本文以浙江省武义县郭洞村为例，考察历史文化名村的新农村建设困境，揭示困局的复杂性及其纽结点所在。【关 键 词】郭洞 历史文化名村 保护 开发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宏伟目标，会后，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建设总体目标，各地农村开展了较大规模的造势宣传，一大批新农村建设典型得以树立起来。然而，新农村建设并不是由旧换新的“一刀切”工程，除了因地制宜的地方性因素以外，还有一类农村因村落性质的特殊，这些地区的新农村建设之复杂性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尤其是所谓村容整治方面更需多方斟酌。散落在全国各地的历史文化名村就是这样一类特殊的存在。

“历史文化名村”是由国家及地方各级政府确立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落，主要指的是由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共同评定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1]。历史文化名村负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新农村建设中遭遇到的问题有其共同性。而依此类似性，由省市县各级建设及文物保护部门确立的位于农村地区的历史文化保护区亦应列入我们的考察范围。这里以笔者对浙江省武义县郭洞村所作的调研为例，尝试揭示历史文化名村（含农村地区历史文化保护区）在新农村建设中遭遇到的发展困境与转型难题，分析困境成因及问题纽结点，以促进对新农村建设复杂性的思考。

一．郭洞遭遇的发展困局

郭洞是坐落于浙江省武义县城南十公里群山环绕中的一个村落，依山傍水，风景宜人。因村东西各有龙山、虎山夹峙，“山环如郭，幽邃如洞”，故有“郭洞”村名。又因宝泉、漳泉双泉汇注合一成龙溪穿村而过，遂有“双泉古里”之雅号。有着六百多年历史的郭洞虽不大而形制丰富、完整，至今村内仍保存有明、清、民国古建筑六十余幢，古建筑面积达2.3万平方米；村中人口主要由聚居的何姓家族构成[2]，整个村落建筑的布局以一祠（何氏宗祠）四厅（内厅、中厅等四厅）为骨干，依血缘房派关系规划建设，这是中国古代宗法制度的物化证据。何氏家族崇文重教，明清两代曾考取过百余名秀才以上所谓“有功名”的人才（包括两名举人），这些都显示了村落深远的人文历史。可以说，郭洞是一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双佳的所在。现在的郭洞，身披六大光环，分别是县级历史文化保护区（1997年）、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省级风景名胜区（1997年）、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2000年）、中国民俗文化村（2002年）、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03年）。郭洞声名鹊起，与之相伴随的是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业带来了村民物质生活的改善，然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兴旺的旅游业带来的是村落内、外更为深刻的矛盾。“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称号为郭洞带来了络绎不绝的游客，但历史文化名村的村落特性又仿佛为村落的现代转型、村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升设置了障碍。较突出的问题表现为：

（1）郭洞获得的一系列名誉，尤其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省、县两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称号，使得对村落原始风貌的保护居于首要地位，这与村民发展经济、建设新住宅形成了矛盾。一方面按照《文物保护法》（2002年）、《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条例》（1999年）、《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08年）等法规，历史文化名村内无法进行大规模新的住宅及商业性建筑建设，以维护古村的原真性与整体性。而另一方面，根据2006年6月的一份调查统计，近年村内盖过新屋的已达57户，现急需盖新屋的有52户左右，想住新房的有60余户，想结婚而没有住房的又有20余户；同时，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又势必要求建设一些商业性建筑（如饭店、宾馆）。可见，法律要求的保护村落古风貌确与村民改善生活质量（尤其是改善居住条件）、发展生产的愿望形成了某种紧张关系。现有的情况是，旅游开发十年来，村落内外已建起了大量与村落风貌严重不符的新房子，特别是村口处由文化旅游局建设的新售票房和大停车场直接破坏了村口风貌，“洞天福地”的村落肌理已受到严重威胁和破坏，以至于重返故地的古建专家为此伤心落泪。

（2）在当前有利条件下，郭洞抓住机遇发展旅游业以增加政府和村民收入是正当的要求。但是，按照古建专家的意见，郭洞应限制游客数量，并把旅游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拿出来用于古建筑的维修与村落基础设施的改善。在渴望致富的基层政府和村民看来，尽快从旅游业中获得收益和好处是最重要最迫切的。而在一些有远见的专家及民间人士看来，村落内的一系列情形是触目惊心的，整治变得刻不容缓：村内62幢古建中急需修理的达35幢，成为危房而面临倒塌的达20余幢，有95%的古建筑物存在不同程度的损坏，村内的街路石板、石子巷道、排水设施都有较严重的破损。而事实上，村落旅游收入用于古建维护及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少之又少。

（3）优美的古生态系统是郭洞成为历史文化名村和风景名胜区的重要条件，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古村的生态系统遭到了较大破坏。现在小小的郭洞每年有十万游客，双休日及“五一”、“十一”长假每天有两、三千人进村参观、吃饭，给环境造成的污染是触目惊心的：村里的两道名菜是炖土鸡、竹筒饭，村边的龙溪（由宝泉、漳泉及大湾水库的水合流而成）过去是村民洗衣、洗菜，儿童玩耍游乐的地方，如今却成了村口众多饭店宰洗土鸡的场所；而做竹筒饭需要消耗大量毛竹，这还在其次，要紧的是做竹筒饭需要用炭火烧烤半个多小时，由此造成的炊烟既污染了古村的空气，炊烟的熏染又殃及了近在咫尺的古树[3]，已有多棵几百年树龄的古树受此影响而生病、枯萎；尽管村内设立了多个垃圾箱，但游人制造的垃圾仍有一些堆放在路边（郭洞没有集中的垃圾处理场），而饭店产生的大量污水，直接通过地面沟排进溪河，亦对河道下游造成污染。相对来说，因为村集体经济不发达，村落在整治污染方面并没有得力措施。

（4）伴随着自然生态的破坏，村民的精神生态也有恶化趋势，集中表现为：村民的旅游业收益严重不均，由此影响了山村民众淳朴的家族性格，导致民心不顺、人心涣散；“风物是秦馀”的乡风已然不再。据调查，从旅游开发中直接获利的只占村民的10%，主要是开饭店、宾馆的几户，但他们制造了大量垃圾，却不交卫生费、停车费，其他村民对此意见颇多。而有的村干部只顾开店赚钱，“带头”建造违章建筑，面积达400多平方米，村两委形同虚设，已在村民中丧失了公信力。另外，旅游开发中受益的主要是郭下村，同属何氏家族的郭上村却无利可图，两村在利益分配问题上经常产生纠纷，两村在历史上已有矛盾，现在矛盾进一步加剧。

按照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制定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二章第十二条规定，已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因保护不力使其历史文化价值受到严重影响的，批准机关应当将其列入濒危名单，予以公布，并责成所在地城市、县人民政府限期采取补救措施，防止情况继续恶化，并完善保护制度，加强保护工作”。考虑到郭洞目前各方面的情况，已经不仅是断送祖宗丰厚遗产的问题，而更扩及威胁到村落的可持续发展、历史文物保护等根本问题了。最早带队考察郭洞建筑并在郭洞“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名誉申请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清华大学楼庆西教授，2006年4月重返郭洞，发出了“救救古村”的吁请；而清华大学陈志华教授2007年4月第三次到郭洞时，更为郭洞遭受的严重破坏痛心疾首，禁不住潸然泪下„„

国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决策以后，郭洞村所在的武义县2005年在全县开展了“十村示范，百村整治”的农村建设工程，其细化标准是“外墙粉刷、拆除‘三房’、道路硬化、卫生洁化、水体净化、路灯亮化、村庄绿化、公园和广场建设等”。而对历史文化特色村，则主要采取保护修建的办法实施整治，政策有所倾斜，相应补助款也多于一般农村[4]。2006年4月武义县召开专门会议部署新农村建设任务，强调“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强调要做好规划，而且规划应因地制宜，“要突出不同地方的乡村特色、地域特色和文化特色，形成类型多样、特征鲜明、风格各异、多姿多彩的新农村”。应该说，这些政策还是充分顾及了历史文化名村的独特要求的。郭洞属“百村整治”之列，村里为了保护古村风貌，提出“外墙粉刷”只把红砖和水泥墙刷白，而把村里少量老房的泥土外墙保持原状并不刷白；“道路硬化”也不用水泥路代替村内原有石板路和卵石路；“卫生洁化”要求的铺设污水管道也不能破坏原有路面„„[5]但郭洞在各方面离县里的整治要求仍有很大距离，例如村里除少数饭店自己打深井用水外，大部分村民仍需到分布在村内的七口古井或溪河中打水用水；而全村铺设污水管道并在村外建设污水处理场，以及建设全村统一垃圾处理站，在经济上都是村里暂时无法承受的。

事实上，郭洞遭遇到的问题并不是个别的。据笔者了解，在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共同评定并公布的72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以及其他省市县级历史文化名村中，郭洞遭遇到的问题有其代表性。在这些村中，往往是名誉一来，旅游开发迅速跟进，继而大量棘手问题纷纷涌现。某些问题陈陈相因，解决起来更是困难重重。

二．现有问题的根本症结 表面看来，旅游开发是促生历史文化名村众多问题的“罪魁祸首”，但在实际上，旅游开发并非造成困难现状的充分条件。问题的形成有更深的理念、制度、管理等层面的原因。

从时代和社会发展的大背景来看，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以来，土改等政策的实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传统建筑、生态赖以存在的传统农业社会已经不复存在，历史文化、传统的文脉隔断了；“文革”前及“文革”中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破坏了大量文物，在今天如果脱离经济刺激而单纯保护文物、维持古村风貌，只会寸步难行。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大潮引发了多次建设大潮，部分农民经济实力的增长也导致旧房更新，这也使得自然旧民居的面貌难以为继。

除了时代大背景这一宏观因素外，还有一些微观因素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说时代潮流难以改变的话，那么这些微观因素的形成则往往是人为的，实际上是可以通过一些措施改善的。这些微观因素主要有：

（1）理念上的认识误差。

误差之一：历史文化名村走向旅游名村是必然的趋势（事实上相当一部分特色村落申请“历史文化名村”称号时即立意先扬名再发展旅游，最终改善生产、生活条件），但发展旅游业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赚钱或吃历史的老本，而更重要也更恰当的目的应在于，将保留至今的历史物证提供给世人，以作为认识传统文化丰富性和复杂性之场所。也就是说，以长久的眼光来看，发展和参与历史文化旅游的重要宗旨首先应是感受的、认识的，而不是像官方所看重的“拉动内需”或平民百姓留意的休闲玩乐。只要历史文物存在一天，就有体验、认识真实历史、完整历史之可能。特别是，历史文化名村保留的是传统人们，尤其是古代农民生产、生活的真相和生命智慧，而不是帝王将相、达官贵人这些少数历史人物的生活情境。基层领导干部和农民文化上的苍白尚不能认识历史文物的不可再生性和真实性价值，而“文化上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必须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历史文化修养的提高、艺术欣赏能力的提高，才可逐步提高”[6]。

误差之二：村落获得的一些称号，按其本义是以“保护”为首要任务的[7]，但在一般主事者及大部分村民心目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却与开发旅游直接相关联，增加旅游收入成了当地人民的“粗壮”神经，而“保护”则落入第二义。打开“天窗”的当地农民发觉了当地生产、生活条件的落后，自然期望通过增加收入过上现代生活，这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保护历史文化名村和文物方面我们一直缺乏足够认识，也缺乏实际经验，广大农民的相关意识比较薄弱。“轻保重用”的观念甚至也蔓延到一些高层管理人员、研究人员中间，例如2007年6月9日召开的“城市文化国际研讨会”上就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一位副所长宣称：目前国内历史文化街区之所以保护不力，“主要是因为我们重保轻用”[8]。

（2）制度层面仍不完善，以致实践中无章可循，有章难循。

首先，2002年通过的《文物保护法》至今仍是历史文化名村各项工作的最重要依凭，其确立的“文物工作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亦应指出，这部法律多的是原则性规定，而缺乏清晰具体的界定和利于操作的细化措施。例如，《文物保护法》未对各种违规行为作出详细规定，也没有说明违规行为发生后的执法一方，并且没有可行的处分及补偿措施，这样法律条文就显得形同虚设。尤其是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一般仍是居民区，大量人口聚居于内，与单体的保护性建筑很不同，具体实践中会产生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相关法规的制定要么滞后（如长期酝酿的专门法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迟至2008年4月29日才正式公布，2008年7月1日起施行），以至于无法可依，要么缺乏操作性，有法难依。

其次，《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专门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郭洞所在的浙江省也在1999年7月30日公布施行的《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条例》第二十六条中规定：“历史文化名城所在地的县以上人民政府和有条件的历史文化保护区所在市、县人民政府应当成立保护委员会，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管理等重大问题进行论证，提出意见，并协调、监督保护规划的实施。各级保护委员会由同级人民政府负责和规划、文物、建设、计划等部门负责人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与这些法律条文形成对照的是，有些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保护区既无具备资质的、可行的保护规划，也没有成立保护委员会。规划不健全，管理不到位，当然容易滋生各种问题，以至于这些问题陈陈相因，到最后乱作一团麻。即如郭洞，也没有成立保护委员会；这还在其次，关键之处在于郭洞旅游开发十年来仍没有合理、合法的保护规划[9]，无此法规性文件作为保护、建设、旅游的依据，各种问题随之纷至沓来。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三章第十三条规定，“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批准公布后，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保护规划应当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批准公布之日起1年内编制完成”，而现在距郭洞被批准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已过去了接近六年！

（3）管理混乱，权责不清。

已有多位专家、学者指出，郭洞现在遭遇的发展困局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管理体制的不合法不合理引起的。按照相关法规的约定（如《浙江省历史文化名城（含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条例》），历史文化名村的合法管理者是建设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合法管理者是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但郭洞的实际管理者和经营者却是武义县文化旅游局下设的景区管理处[10]。旅游局首先是一个旅游开发和旅游经营单位，关注的是让历史文化名村吸引以及容纳更多的游客，而非保护村落历史风貌和各类文物。由文化旅游局来管理郭洞，可以想象各项政策和措施肯定是“重用轻保”的；事实上，前述由文化旅游局牵头为郭洞编制的第二次、第三次旅游规划就是“重用轻保”的规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带有破坏性的“用”，而非保护性规划。同时，文化旅游局为“包装”郭洞以事招徕，将大量以假乱真的信息附会到郭洞身上[11]，这也违背了历史的真实性，不但不能帮助游人正确认识历史，反而起到了混淆历史真面目的反作用。而建设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在这个过程中则被“悬置”起来了。

应该说，文化旅游局在接管郭洞景区以后，在景区宣传、旅游促销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郭洞旅游业能够迅猛发展，文化旅游局功不可没。但是，文化旅游局的经营在郭洞却几乎是丧失民心的，村民对旅游局的经营存在强烈不满，从2004年以来多次联名“上书”，要求将郭洞景区的经营权还给郭下村。村民的不满主要有：

其一，《文物保护法》第24条规定，国家文物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用来经营谋利，而村民认为，文化旅游局把郭洞作为景区来经营，却不怎么关心文物和古生态保护，已带来严重后果。例如，村内重要燕翼堂（明代古建筑）多年失修，行将倒塌，2000年“6．23”洪灾时郭洞回龙桥坝和护坎被冲坏，文物旅游局皆不管不问；景区管理处违章建设了有碍历史风貌的票房和停车场，之后不听文物和古建专家“票房应该移走”的建议，相反在2003年10月票房被大火烧毁后扩建了新票房，而且不赔偿在大火中被烧伤的古棵珍贵古树。村民认为景区管理处未按合同约定投入较多资金进行景区建设，而只是吃郭洞老本，有违村民意愿和初衷。更严重的是：2005年10月国家发改委、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联合下发关于《申请编报2006－2010年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村）保护专项资金》的通知，要求各地发改委、建设局、文物局联合上报申请材料，郭洞村的材料却仍由文化旅游局申请；让人瞠目结舌的是，申报材料中提供的仍然是由浙江省建设厅退回的不合格的“保护规划”，而且竟将迁建旅游饭店、商店、游人服务中心的预算1500万作为“历史建筑修缮”项目；将建造“生态旅游停车场”、新桥、集散广场等的300万预算作为“历史街区环境整治”项目。这份申请报告未通过县建设局和文物部门而是由县发改局经县政府上报北京，这种从程序到内容都不符合规定的申报材料当然被建设部否定[12]。

其二，村民在旅游收益分配问题上与景区管理处产生严重分歧。1999年双方订立最初合同时，合同规定管理处每年支付郭下村4万元，以后每年以10%递增，有效期为十年。但郭洞旅游门票收入增长迅速，到2003年已达100多万，而村里只得到其中6万元，双方分歧渐深。经县政府调解，景区管理处本着“让利不让权”的前提于2004年9月与郭下村签订了《郭下风景旅游资源开发经营补充协议》，重新决定收益分配为固定数额，每年由文化旅游局给郭下村65万，其中一半为郭下直接收益，另一半为景区建设费用于景区建设及管理，这“另一半”仍由景区管理处掌握使用（事实上几乎没有投放于景区保护；与之相对，村里还要负责安全、环境卫生、商业管理等事务）。2005年票价上浮后，旅游收入达到200万元，2006年达到300万元左右（此处依村民和专家学者的估算；景区管理处声称2006年收入不足200万元），但村里的实际收益还是32．5万元，双方矛盾进一步加深，村民要求归还管理权的呼声又一次高涨。尽管村民认为新合同仍是“霸王条款”，但新的协议签至2009年，且依新合同约定，2009年协议期满后，仍将由文化旅游局下设的景区管理处经营管理郭下旅游区。

总之，在景区管理中，文化旅游局的有权不管、建设局和文物保护部门的无权难管这一管理错位，共同造就了郭洞文物保护工作的严重缺位。旅游局与村民之间的经济矛盾，事实上也是文化旅游局这一政府部门违背新农村建设“多予、少取、放活”精神，违背农民意愿，与民争利的表现，理应得到纠正。

管理层面的问题还包括郭洞村两委基层管理的办事不力，拈轻怕重，难孚众望，两委班子建设未见起色。且某些村干部见钱眼开，只顾个人好处，不管集体利益、不为百姓谋福。由此造成村集体收入微薄，集体经济发展十分滞后。村民中旅游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这也成为对乡风民俗产生负面影响的重要因素。

三．路见何方？ 郭洞的问题相对比较复杂，然而在众多历史文化名村、历史文化保护区中，郭洞的问题是典型而有代表性的。在改造、新建之风冲荡之下，完整而有特色的古村落正在华夏大地上迅速减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战略决策提出后，部分主事者简单地认为乡村建设就是拆旧房盖新房，并拿有些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村庄的“排排坐”村落布局当作“村容整洁”的模板，到处帮农民找贷款拉赞助，以多快好省地建成新农村。古建专家们早已提出，历史文化名村是先人们创造的完整物质生活环境，全面记载着我国农耕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古代历史的物化见证；它所包含的物质文化遗产（如乡土建筑、文物古迹、街巷空间、聚落形态、田园景观等）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宗教礼法、民俗民风、传统技艺、名人轶事等）一经破坏，就无法再生。破旧立新的思维在面对历史文化名村和历史文化保护区时无疑是错误的，以这种思维统领新农村建设，只会使旧村改造变成一种“建设性破坏”。很多地方一方面在义无反顾地推倒老房，建设“排排坐”的新房，制造着“千村一面”的新农村建设“奇迹”，另一方面又斥巨资建起一条条仿古街道，拿这些文脉不通的“假古董”来吸引眼球；一方面是对既有古村落保护不力，另一方面又在新建古村古宅„„这些举措实在既让人扼腕叹息，又让人皱眉侧目。

那么，历史文化名村在新农村建设中、在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如何发展？笔者以为，除了要对历史文化名村中的建筑、街巷、文物、环境做必要的维修和整葺（而且必须修旧如旧）外，村落的整体风貌应该保持原真性。历史文化名村的存在，本身就是以古色古香的原始风貌参与现代性进程：它以深刻的历史性品格和丰瞻的人文性内涵，点示传统文化的真实，同时以物化的传统智慧（生态的、人文的）启迪现代性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对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是对历史上曾有的人的生存、生活的尊重，也是对当下人生存、生活的尊重。在这个意义上，不尊重历史，也就无法尊重当下。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逐渐成熟，古村落的珍贵价值也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承认和尊重。我们近来从各种媒体看到、听到的保护历史文化的报道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参与到这一光荣事业中来。关于郭洞，笔者最近也听到一则让人稍感安慰的新闻：在古建专家的呼吁和有识之士的奔走下，武义县2007年6月19日召开了郭洞景区拆违动员会，发布了《关于开展郭洞景区环境整治活动的通告》，将派由街道和县国土、城建、旅游、公安、工商等部门组成的工作组进驻景区开展工作，集中一个月对郭洞景区的非法建筑、违章搭建和广告牌等进行专项整治拆除。亡羊补牢，其未晚乎？

然而，如果整治只是停留在拆违，那么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时之举。只有在完善各项法规的前提下严格执法，真正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尽快为历史文化名村编制出切合实际的保护规划[13]；理顺管理关系，合理分配旅游收益，依法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尊重农民意愿，在保证古村保护投入的前提下，多予农民实惠，让全部村民都能从古村旅游合理开发中获得好处。只有这样，“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方针才能切实落到实处。也只有这样，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富有多样性的新农村发展局面才能最终形成。

[1] 至笔者撰文时为止，“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已公布了三批，凡72处，分别是2003年10月8日公布的包括郭洞村在内的第一批12处、2005年9月16日公布的第二批24处、2007年6月9日公布的第三批36处。

[2] 郭洞在元代以前仍是十余个姓杂居的村落。元代至正年间，清源何氏后裔何寿之始迁居到郭洞，其后人蕃衍兴旺，而村内其他姓氏则相继衰没，最终形成了何氏家族占村民绝大多数的局面。

[3] 郭洞东西两面分别为龙山、虎山，两山植被繁茂，树种丰富。尤其是东面的龙山，山体下半部有各种乔木和灌木计42科101个品种，其中乔木约占三分之二，且大多数是常绿乔木。许多古树的树龄在四、五百年以上，村内亦常见直径一米以上的苦槠、甜槠、红枫、樟树、罗汉松、红皮树、虎皮楠、红豆杉等，其中红豆杉被称为植物活化石，是国家一类保护树种。龙山是千百年来天然自生的原始古木林，具备原始生态特性。大量古树保存至今，何氏族规发挥了重要作用，族规对保护龙山树林作出了严厉规定：“上山拾柴拔指甲，砍一小树断一指，砍一大树断一臂，”还要跪在祠堂前向祖宗请罪立誓永不再犯。”丰富的植被使得龙山古林中空气特别新鲜，且富含负氧离子，也对调节郭洞的气候产生了巨大作用。

[4] 《武义县农村“十村示范、百村整治”工程实施细则》（2005）。

[5] 这些是郭洞村根据自身特色提出的措施，因为资金等方面的限制，这些措施还没有推行到实践层面。此一小节的撰写，部分参考了楼庆西教授的调查报告《救救古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浙江武义县郭洞村调查纪略》（2006年5月5日），特此致谢。

[6] 孙大章：《中国民居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627页。

[7]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是由国家及各级政府的建设及文物保护部门确立的，本来与文化旅游部门无关。

[8]《文化遗产遭遇CBD街区》，见光明网2007年6月18日：http://news.sina.com.cn/c/cul/2007-06-18/***8s.shtml。

[9] 事实上，郭洞已制定过三次规划但都中途“流产”。第一次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乡土建筑组2000年7月免费为郭洞做了一次保护规划，并于2000年10月30日在武义县政府举行的论证会上获得通过，但此次规划因故未上报浙江省建设厅批准，因而没有公布施行。第二次是2002年浙江省建设厅下拨专款要求郭洞做好保护规划上报审批，武义县文化旅游局请国家林业局华东勘察设计院为郭洞做了整体规划及水口入口区详细规划，此次规划虽亦获得武义县政府通过，但因对规划单位的资质存在疑问，另外此项规划偏重于旅游角度而含有多项“破坏性”内容（主要是不考虑建筑肌理与文脉，把城市规划方法直接搬到郭洞这样的古村落中），引起部分专家强烈反对，所以此项规划最终也没有报请浙江省建设厅通过。第三次是2004年文化旅游局请华东勘察设计院重新修订了郭洞的保护规划，在武义县通过后报到省建设厅但并未获得通过，省建设厅专门下文指出“制订郭洞保护规划的单位无资质”，“必须请有此项规划资质的单位重新制订并上报审批”。

[10] 1997年郭洞开始自力更生开发旅游，1998年7月3日正式对外开放，7月20日旅游局就要求把郭洞景区经营管理权交给他们，双方僵持了一年多。因为郭洞开发旅游所需的经费无法自足，故双方最终在1999年3月签署了《郭下风景旅游资源开发经营协议》，正式把郭洞的旅游经营权承包给旅游局下属的武义县温泉旅游度假区景区管理处。

[11] 例如，文化旅游局在旅游包装中宣称郭洞现有的村庄生态格局是郭洞何氏先祖寿之公仿《内经图》建造的，鼓吹郭洞是“江南第一风水村”。这些说法都是经不住推敲的。

[12] 关于申请材料等情况，此处参考了楼庆西教授《救救古村：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浙江武义县郭洞村调查纪略》，特此说明。

[13]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第一章“总则”第三条特别规定，“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应当遵循科学规划、严格保护的原则”，“正确处理经济社会发展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另外，关于编制保护规划，其中特别重要的是，要在古村之外选址规划建立新村，统筹安排村民新住宅和旅游服务设施的建造。这既能满足村民建新房的愿望，又能更加有效地保护古村落肌理。经过合理规划在古村之外另建新村，这已被证明是成功进行历史文化名村保护的重要途径。

第四篇：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困境及对策

当前我国新农村建设的困境及对策

自从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重大历史任务以来，全国各地坚持从实际出发，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阶段要解决的重大历史课题，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新要求，是当前深化农村改革的新举措，是当前推进“三农”工作的新途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总抓手。从理论上说，农业、农民的载体是农村。将解决“三” 农问题统一到新农村建设上来，是一个新的政策定位。具体说，农业问题—农业不稳—实质是城乡产业生产方式的差距过大；农民问题—农民太穷—实质是城乡居民之间收入的差距过大；农村问题—农村太落后—实质是城乡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过大。实质是我国城乡发展严重失调。

分析当前新农村建设困境

1、农民群众文化素质低，思想观念落后

农民是建设新农村的主体。但由于历史原因，农民群众思想还比较保守，传统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都与现代社会生活差距甚远。在思想素质方面，由于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普遍存在“小富即安”心理，缺乏干大事创大业的开拓进取精神；在文化素质方面，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由于农民科技知识低下，对新事物、新技术缺乏认识，从而阻碍了接受新事物、学习使用新科技的能力；在技能素养方面，具有一技之长的人还比较少，导致种地只能粗放经营不能集约经营，打工则只能卖苦力打粗放工，严重的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已成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迫切要求.农民群众思想还比较保守，传统的小农意识根深蒂固，生产、生活和行为方式都与现代社会生活差距甚远。在思想素质方面，由于保守和小农意识根深蒂固，普遍存在“小富即安”心理，缺乏干大事创大业的开拓进取精神；在文化素质方面，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由于农民科技知识低下，对新事物、新技术缺乏认识，从而阻碍了接受新事物、学习使用新科技的能力。对于新农村的建设漠不关心，积极性不高，存在严重的“等、要、靠”思想。在技能素养方面，具有一技之长的人还比较少，导致种地只能粗放经营不能集约经营，打工则只能卖苦力打粗放工，严重的制约了农民的增收。在道德素质方面，赡养父母、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有滑坡趋势，关心集体、热心公益等集体主义观念正在逐步淡化，赌博、封建迷信等不良社会风气有抬头的趋势。农民素质不高的现状严重制约着和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加强新农村建设宣传任重而道远

2.农村发展难,基础设施落后

市场谈判地位低，自我服务组织的发育缓慢。目前，农民在生产前签订购销合同（订单）的不多，多是先生产农产品，再寻找收购者。销售行为分散，有组织的农民很少。目前各类农民合作组织普遍存在规模不大、发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组、解体过于频繁、稳定性较差等问题，在为农民提供技术、信息、资金、产品加工和销售等服务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城市对农民工“经济接纳，社会排斥”，当前关于农民工的政策和管理制度还没有真正摆脱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比较突出，特别是拖欠和克扣民工工资的现象比较普遍。农民工进得了城，但留不下来的问题仍很突出。村庄建设规划滞后，农村从居住来讲都比较散乱。镇村建设规划，尤其是村庄建设规划明显滞后，这使新农村建设中的旧村改造和新村建设面临成本高昂的问题。农民长期养成的生活垃圾随意丢弃、在住宅周围乱搭乱建的陋习一时难以改变。另外，农民对于集中居住也不能完全接受。受传统文化和习惯的影响，绝大多数农民喜欢单门独院、前庭后作的居住方式，因而，如何协调尊重农民习惯与科学合理规划之间的关系，还需做更细致深入的工作，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让其自行选择。要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实施社区集中居住，搬迁难度会很大，建设成本无法估量。推进村镇规划建设，可以开辟大量新耕地，改变农村脏乱差面貌，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可以大大降低公共设施建设成本，实现农村生活社区化，打造承担“工业反哺、城市带动”的平台。村镇规划与建设面临的主要政策约束是土地调整问题。由于实行了最严格的土适当调整政策。在保护和节约用地的前提下，把村镇规划与建设用地调整问题纳入国家、省、市、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允许以县或乡镇为单位实现占补平衡。

3、农民收入增长缓慢，致富困难

发展经济是建设新农村活动的关键，归根结底是要增加农民的收入，改善农民的生活状态。近年来，农民收入虽然逐年增长，但是由于农产品科技含量低，生产单一，这样农产品生产成本高，价格低，常常是增产不增收。同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民增收渠道不宽，,种养业增收难。农业抵御市场风险和自然灾害的能力很弱，增收的不稳定性较大。虽然国家对农民实行了种粮补贴，但生产资料和机械作业费等持续涨价，无形中增加了生产成本，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直接补贴、免征农业税等惠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好处，农民从事种养业增收困难。

政策性增收难。政策增收空间有限，惠农政策效应减弱，去年，扶持农民增收的政策“实招”最多，如降低农业税，实行种粮补贴、购买良种补贴及农民购买大型农机补贴等。这些政策的密集出台，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应，政策性增收的空间越来越有限，依靠政策增收的空间也在缩小。价格增收空间缩小。农业因丰产导致粮价走低，政府不实行支持价格，依靠市场法则自发运行，必然措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

金融扶持难。随着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金融资源严重缺乏。主要表现在农村金融机构不断缩减，农村金融服务缺失。邮政储蓄只吸不贷，农村资金大量“失血”，邮政储蓄资金直接抽离农村。农业保险严重萎缩，保险对农业的补偿几乎丧失。政策性银行职能弱化，农发行已由过去涉足农产品收购、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政策性金融机构蜕变为目前单一支持粮棉购销的“收购银行”。农村金融资源缺乏，金融服务不足，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之一。对策分析

首先，农村文化建设发展不平衡。农村文化建设由于受政治、经济、地理及重视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发展很不平衡。近年来，农村整治改造、村道硬化、饮水工程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加大，为解决资金不足的窘境，许多农村变卖闲置会堂、校舍等集体资产，出现现有文化阵地流失。另一方面，由于集体经济薄弱，新建文化设施投入不一，文化阵地建设难度较大。目前，我县农村文化建设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较好的，这些村镇一般经济基础好，领导较重视，交通方便，乡镇文化员齐全，农村文化阵地建设较好，有经费投入，能常年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大多数农民有一定文化素质，所占比例约为30%左右；二类是一般的，虽然有专职文化员，经费投入较少，文化站没有阵地，活动不经常，只在春节期间才搞一些文化活动，农村文化阵地建设一般，所占比例约为40%；三类是较差的，这些村镇经济基础薄弱，基层领导不重视，人口少而居住分散，农民文化程度较低，这里的文化站名存实亡，没有经费，常年不开展活动，农村文化阵地建设较差，所占比例约为30%，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农村文化经费投入不足。文化事业的发展需要一定经济基础的支撑，对农村文化事业建设来说更是如此，当前主要表现为：一是经济基础薄弱，财力捉襟见肘，农村文化建设投入有限。二是政府投入农村文化建设资金总量偏少，严重制约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三是农村文化建设氛围不浓，社会力量参与仍然缺位。不少乡（镇）、村领导干部对农村文化建设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认为只要搞好经济就行了，有的存在着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的现象。认为经济建设是实的，短期就可以取得效益，能够体现出政绩，而文化建设是虚的，一时不能见效，政绩一时半会难以体现出来。所以，有的口头上强调要重视文化建设，而没有真正落实到行动上。部分村级干部对农村文化建设重要性缺乏必要的认识，认为文化建设是上面的事，是“城里人”的事，农民本身文化不高，只要吃饱喝足、干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农村文化建设可有可无，导致部分乡镇文化站、村级文化俱乐部常年没有或只有很少活动经费，文化设施简陋，无法起到宣传教化、休闲娱乐的作用。

再者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新农村建设的物质条件尽快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状况，是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大力加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要加大农村水利重点工程的实施力度，组织实施好中低产田的改造，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河塘的疏浚整治工作及其配套设施和绿化工程建设。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大资金投入，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积极引导民资参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探索建立长效的管理养护机制。推进农村的道路交通建设要逐步把乡村公路延伸到规划的农民集中居住点。俗话说的好“要想富、先修路”，要想改变农村的基础生活条件，必须要有通畅的道路，那样就可以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村的农作物、经济作物才能顺利走向市场。加快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是农村重要的公益性基础设施。中国传统的农村劳动人民，一直都是饮用未经过滤消毒的河水、山塘水或井水，一旦周边水质受到污染，就会影响到农民健康。通过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让农民都能饮用上清洁安全的自来水。

最后, 要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发展新产业。只有农民富裕了，才有真正意义的新农村；只有发展富民产业，农民增收致富有了保障，才可以支撑真正意义的新农村,加快形成农村经济发展机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持续较快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客观分析地区的现状，努力拓宽农民的增收渠道，积极探索建立农民持续增长的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力度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就业就是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开展定向培训和定单培训，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尽快就业，切实保护好务工农民的合法权益，免费为外出务工农民提供政策咨询和就业服务。要完善农民工劳动合同制度，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建立农民工工资合理增长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使外出务工农民的付出能够得到合理回报。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一是以瓜果、生猪、家禽等主导产业为依托，发展特色农业，以绿色无公害大米、蔬菜，优质草食动物、水产品为带动，发展高效规模农业；二是发展农业产业化，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扶优扶强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突出抓好粮、猪、禽、林、果等产业链建设，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行“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生产模式，使农民在农业产业链的延伸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增加农民在农业产业链上的收入；三是培植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业组织化水平，以合作经济组织搞好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四是大力实施品牌战略。积极推进标准化生产，整合品牌资源，打造一批拥用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的农产品知名品牌；五是推动全民创业。鼓励农民发挥自身优势搞规模种植养殖，创办经营实体，创造有利于全民创业的社会氛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不会一蹴而就，必须开好头、起好步、打好基础。由于农村各地的发展差距很大，发展进程有快有慢、水平有高有低，我们切不可脱离实际，违背农民意愿，盲目攀比，而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规划先行，分步实施，示范引路，因地制宜，扎实稳步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第五篇：新农村建设存在问题

新农村建设存在问题

姓名：陈群香 08级法学二班 学号：200814220210 内容摘要：随着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出台。各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繁荣农村经济，扩大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改善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着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搞好村庄规划和治理，改善村容村貌，营造良好人居环境；积极发展农村社会事业，强化农村公共服务，培养造就新型农民，树立文明风尚。狠抓各项惠农政策和工作措施落实，农业农村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新农村建设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但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新农村建设的规划、环境、资金以及农民思想等问题。一定程度上，这些问题制约着新农村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为了让新农村建设事业得到更好发展，各相关机关、组织需采取有效措施，让我国新农建设更上一层楼。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问题 建议

正文：

一、几点问题

1、农村建设规划滞后。长期以来，村级规划建设处于“各自为政、自我发展”的状态，缺乏整体和长远规划，有的虽然有了规划，但过于简单，或是适用性不强，难以指导建设；或是有了规划不按规划建设，存在乱搭乱建、建设水平低、杂乱无章、重复建设现象，并且大多农民受封建迷信等陋习的影响，不靠科学规划，而是依靠风水先生选址定向，严重阻碍了村庄科学规划和有序建设，也增加了农村管理的难度。

2、农村环境日益恶化。由于农民的环境自律意识差，农村大部分村庄普遍存在柴草乱堆、垃圾乱倒、苍蝇乱飞、污水乱流、摊点乱摆、牲畜乱放等脏、乱、差现象，农村生活垃圾、废水处理等问题较为严重，同是，由于在农业生产中不正当使用化肥、农药等，也造成农村环境不同程度受污染。

3、农民思想观念落后。随着现代文明不断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化，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水平也不断提高。但部分农村居民封建思想、宗族观念及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小农意识浓厚，只看重眼前利益及局部利益，法律知识贫乏、法制意识淡薄，违法违纪行为仍有出现，与社会主义现代和谐新农村建设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村民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4、部分村民对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意识不强，存在“等、靠、要”思想，缺乏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参与的主体意识。村民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综合素质偏低，安于现状，缺乏干事创业的进取精神；个别村干部带领村民致富的本领不高，领导管理能力不强，对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办法不多，缺乏对如何结合本村实际推进工作的主动思考意识，发展的路子不够宽，往往是等上级部署、等上面给钱。

5、农民收入不够稳定，增收后劲不足。近年来，随着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及城市化建设，我区大量耕地被征用，农村耕地日益减少，失地农民日趋增多，后续产业基础薄弱，持续增加农民收入任务艰巨。

6、全区村与村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城带乡能力低，农村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基础设施总体还比较薄弱，特别是畜牧业基础设施落后、分散、规模小，抗风险能力低。多数村没有集体经济收入，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资金只能依靠政府投入或其它渠道融资。如，各村在新村建设上资金需求缺口大，支付能力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导致新村建设工程进度慢。

7、部分村新村建设规划面临重重困难。当前，部分村在新村规划中都存在迫在眉睫的现实困难，需要政府积极协调省、市有关部门予以尽快解决。如：在办理施工图纸时，遇到政府性收费问题以及新村土地置换、规划问题等。特别是路家庄村新村土地规划和拆迁村民的安置问题，如果不尽快落实安置问题，会发生村民因拆致贫现象，村民情绪波动较大，照此下去，会造成一定的不稳定因素。

8、农村建设资金匮乏。新农村建设的资金投入巨大，县乡村财力薄弱，尤其是在农村“三减免二取消”后，镇、村二级只能够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维持运转，根本没有财力投资农村公共设施建设。

二、几点建议

1、加大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力度。新农村建设需要以大量资金的投入作为物质保证，这不是农村集体经济自身能够一力承担的，因此必须按照胡锦涛总书记“两个倾向、两个支持”的论断，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城市和工业对农村农业的反哺力度，逐步实现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并向农村倾斜。一方面要加大中央、省、地级市财政对新农村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对农村改水、改厕、改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入，确保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各项资金投入。另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政府为主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形式、多类型、多渠道的投融资机制，在继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积极研究并通过贴息、税收、补助等政策措施，鼓励、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投入农业农村建设。

2、进一步改善农村生态环境。要加大对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有效处理生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做好农业与农村环境保护规划，规范农业产业化与集约化生产模式，有效控制工业化与城镇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要使用科技环保的农业生产方式，加大推广使用高效低毒农药和可降解地膜的力度，加强规模化养殖场排污情况的监督管理，减少农业自身导致的污染。

3、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当前，大多农民素质不高，观念陈旧，思想落后，对建设新农村缺乏足够认识，参与建设的积极性不高，不少地方存在干部热、群众冷的现象，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民的宣传力度，让农民充分了解新农村建设的各项方针政策，充分调动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转变农村居民知足长乐、固步自封、怕冒风险、不讲效率的生活生产态度，增强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让农民真正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

4、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要以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养老保险补贴、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逐步建立和完善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城乡对接、多层次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抓紧全面实施基本养老保险补贴制度，研究解决转移就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体系问题。不断完善农村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5、要细化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标准和基本内容。要细化和明确新农村建设的标准和内容，如何建、怎样建，建些什么、建成什么样才算是新农村，结合各地实际，要有一个指导性标准。同时，要强化示范，实行打造亮点和整体推进相结合，不能急于求成，要建立新农村

6、加大对我区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宣传力度。要通过多种形式将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意义、标准和要求进行全方位宣传，在全区营造大力开展新农村建设的良好氛围，充分调动起广大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7、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这是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目标。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要在发展农村经济上调整思路，在增加农民收入上多想办法，因地制宜，指导各村以大力发展旅游观光农业、养殖业、农家乐等形式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多形式、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加农民收入。

8、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要从村民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问题入手，加大政府对农村的财政投入力度，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改善村民的生活水平；强化政府对农村的公共服务职能，加强垃圾处理、公厕、道路硬化、水、电、通信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宣传文化室、老年活动室、医疗卫生室、幼儿园等社区服务场所建设，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

9、弘扬农村新风尚。要以全市正在开展的“创城”、“创模”活动为契机，抓好农村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倡导健康、文明、科学的生活方式，大力开展以遵纪守法、移风易俗为主要内容的思想道德建设，倡导邻里和睦、民族团结、互帮互助的良好风尚，推进农村和谐稳定发展。

10、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针对我区耕地少、失地农民多的现状，区农牧、劳动就业等部门把农民培训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方面，利用现有的技能培训学校等资源，进行多途径、多形式、多种类的短、中、长期培训，同时，找准劳务市场需求，突出实用性、针对性，加大对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素质；另一方面，加大政策法规、疾病预防知识、道德素质等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个人综合素质。

11、积极协调，尽快解决路家庄村等拆迁村民的住房安置和失地、无业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要积极向省、市反映路家庄村民的拆迁安置问题，协调有关部门，加大规划力度，尽快选址，尽快建设村民安置小区，切实解决拆迁村民的过渡困难；今后凡涉及到省、市重点项目在东区的拆迁安置，从东区实际出发，本着“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前提下，先做好规划安置，再进行拆迁，保障群众安居乐业。将失地、无业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将失地、无业农民纳入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范围，有效解决其基本生活问题。

新农村建设是一条漫长的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无疑也会遇到重重问题，但只要我们在建设过程中改变以往的不好的工作方法、态度，并始终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努力培养新型农民 始终把“三农问题”放于发展新农村建设方针的重要位置，我们有能力也有信心把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