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的民族性格——读《菊与刀》后感

第一篇：浅析日本的民族性格——读《菊与刀》后感

浅析日本的民族性格

——读《菊与刀》后感

国际政治 魏耀成 11352031

一、写作背景

《菊与刀》是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从事日本民族性的研究而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是一本分析日本人文化性格的名著。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更是称赞此书为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

对《菊与刀》的解读不得不联系当时的世界局势，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接近尾声，德、日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美国政府便开始制订对待战后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的策略是将同纳粹打到底，盟军将占领德国，粉碎旧统治机构，由盟军直接管理行政。而对当时亚洲的经济强国——日本的策略则存在两个问题：日本政府是否会投降？对日本能否用对德的相同办法？于是，与众多的专家学者一起，本尼迪克特根据自己的“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和直接资料，同时也大量读书和看日本文学及电影，形成了这份根据人类学观点的“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本书副标题）的报告，她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亲自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鲁思·本尼迪克特从日本人的行为表现着手，深刻揭示了日本文化中的典型模式：“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严格等级制度、义理人情的态度以及人情世界的矛盾与统一。

二、主要内容

《菊与刀》一共由十三章组成，通过明治维新前后的历史、阶级制度、耻感文化、报恩、义理和人情、儿童教育等方面来跟欧美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日本的人格。在此，对书中作者的主要观点进行简单的介绍。

日本人崇尚精神优先主义，认为死也是精神的胜利，对天皇示以无限的忠诚。阶级制度的存在，恪守自己的本分是日本人的美德。作为日本国民必须要有报恩意识，皇恩、父母恩、主恩、师恩，这些都是很重的负担。日本人在受恩时，怀有矛盾的心情。因为他们要对天皇尽忠，对父母尽孝，对工作尽义务。这些是不管怎么努力也不能全部还完的，在时间上也是无限的义务。日本人在受到别人的侮辱和诽谤时，有除去污名的义务，在他们看来，没有比义理更为难的东西了。义理和人情是对立的，报恩意味着牺牲个人的欲望和快乐。

日本文化被称为耻感文化，耻是培养所有美德的土壤，出色行为的出发点。日本人的所有这些矛盾性格，从他们的儿童教育成长环境可以初见端倪。正如作者在第一章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的性格是矛盾的。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默武而又爱美；据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

作者在第十二章中对日本人的这种性格做出了结论性的说明：伪装的意志自由一“菊”和自我责任的精神一“刀”。日本人一方面崇尚美，致力于养菊的秘术，另一方面又崇尚刀，赋予武士以至高的荣耀。日本的菊花是盆栽的，栽培者经常在菊花的生长过程中用小小的，肉眼几近看不见的金属线圈将其固定，使其保持正确的姿态。日本人就像菊花那样，拥有伪装的意志自由，为了生活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拒绝单纯的自由。但是，在追求更大精神自由的过渡期，日本人为了不失去平衡，借由自我责任的精神，也就是自己负责擦掉“身上的锈”的方法来平衡。这个比喻是把自己的身体比作刀，正如佩刀的人有责任保持刀的光泽一样，人们也要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因此，菊是象征伪装的意志自由，刀是象征自我责任的精神。而且，自我责任的精神是日本儿童教育和行为的哲学，是日本精神的一部分，是植根于日本人内心的美德。

三、对日本民族性格的分析

（一）、具有双重性格的民族

在本尼迪克特看来，日本是个具有双重性格的民族，它具有柔美如菊的一面，可醉心于菊花栽培;又具有黩武好斗的一面，崇尚刀剑和武士的无上荣誉。日本人认同等级观念和极度夸大精神力量在视公平为原则和宣扬物质的西方文化中是无法理解的。本尼迪克特在文中也反复地强调：日本人相信精神能战胜一切，嘲笑战争中采取的一切安全措施，认为那是懦弱的表现。作者认为这种异常矛盾的民族特性，贯穿了日本的整个文化。如同题目所写，菊是日本皇室的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这两种充满强烈对比的符号组合在一起，成为日本独特的文化气质，即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该民族人们的脾气真让人难以琢磨透。

正是由于日本人的这些性格特征，约束并引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才使日本这样一个区区小国有胆实、敢顽强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期间，面对美国强大的国力，日本政府推行精神优越于物质条件这一信条。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原原本本地应用于战争的日常生活中。在他们的战术小手册中有一句口号：“以吾等之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上之优势，以吾等之血肉对抗敌军之钢铁。”日本人还经常说：“我们如果害怕数字就不会开战，这次战争沒有为

他们增加多少资源，而我们有！”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一个小小岛国，在资源贫乏的条件下，凭借它特有的日本精神，竟能如此大动干戈地发动战争。但二战失败后，一旦天皇宣布投降，日本人马上采取完全合作的态度。因为在日本人的心目中，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是国民宗教生活的中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对所有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所有的日本军人，也都是皇军，是天皇的部属，是神的选民，天皇的命令，就是神的指令，所有日本人就必须无条件的忠诚服从。

作者本尼迪克特正是从日本人对待天皇的态度入手，通过明治维新以来天皇与武士关系的变化来解剖日本统治思想的演进，从而对美国政府最为神经质的上述问题做出了回答。

（二）、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深刻体现了日本人严格遵循等级制度的观念。

自古以来，日本人对等级制都充满了完全的信赖。在社会阶层中，士、农、工、商、贱民要各得其所。作为仅次于皇室和宫廷贵族的阶层，只有武士才能拥有姓氏，并彼此通婚。而其他阶层，特别是贱民，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过着非人的生活，且世袭如此。在现今的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则又根据对方的等级、性别、年龄、家庭关系等确认礼仪的级别、权利的等级、使用的语言方式等。比如，对长辈、公司的上级要尊敬，根据不同场合行不同程度的礼仪，使用敬语的语言方式，处处体现着严格的尊卑等级差异。

“集团主义”是“各守本分”的意识和行为，其起因于日本人对等级制度的信仰，是日本人处理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构成日本人关于人际关系以及国际关系的整个观念的基础。在日本社会，人们由不同辈分、性别与年龄等形成以上下关系为核心的人际关系，但是，这种上下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掌权者与从属者的关系，而是通过“忠”、“孝”、“义理”、“人情”、“恩”等观念与行为连接起来的，承担了重大义务的上司（长辈）与下级（晚辈）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与其说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交换关系，不如说是以“恩”和“义理”为基础的道德原则所维持的关系。这就是“集团主义”的本质。集团成员之间关系的基础是家族关系，像依赖于母亲的情感纽带那样而产生的安定感，是维持集团稳定的重要保证。的确，在当前的日本社会中，人们的社会交往完全承袭了这种集团模式。比如在公司里，年功序列就是典型的公司文化之一，新进公司的职员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前辈的工作指示，一切的工作事务均以工作年限的长短为标准来安排，事事体现以长为尊的等级模式。

这种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对“集团主义”的解释，直至今日也能精辟地折射出日本文化的现实状态，它对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日本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提供的实际的佐证。

（三）、对恩情的极端重视

日本人有一种说法，“情义最难接受”。日本人认为自己是社会和历史的负恩者，他们把恩泛化到整个社会结构中，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理解成受恩和报恩的关系，君主和臣民之间、父母和儿女之间、老师和学生之间，归根到底都是由“恩”将他们连接在一起。这样，虽然每个人处于不同的社会角色，但是都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恩情，使得他们自觉履行义务而毫无怨言。

对于报恩，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偿还，它刻不容缓。在公认的社会关系中，巨大的欠恩感推动每个日本人竭尽全力以求报恩。但是欠恩又是很难受的，也很容易产生反感。比如，在现实与日本人的交往过程中，不少的中国人出于友好的示意，热情招待在中国的日本人，或是请吃饭，或是送礼物。对此，初入中国的日本人大多都颇感尴尬、不解。他们是对不知如何返恩而尴尬，是对不知对初到的自己为何如何热情而不解。因为日本人不喜欢被人轻易施恩，不然不仅会让他感觉不自在，甚至会被误认为有利可图。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这不仅表现为一种文化休克的现象，更表现出“恩”这一词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同时，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到为什么日本人都是那么独立、克制，十分注重加强自我修养来抵御外在压力，提高自己对生活的驾御能力，不想让别人帮助，干预自己的事情，因为那样的话，会令他们觉得自己在背负很重的债，而且这种债会令他们感觉非常不舒服，非常压抑。

与负恩观相连，日本还有一个独有的范畴：情义。对情义的报答充满了内心的不快。情义也分为两类：一种是“对社会的情义”，一种是“对名誉的情义”。这两种情义有时是显然矛盾的。在日本的封建时代，武士对主君尽忠是对主君的情义，而一旦受到侮辱当然可以照例弃职而去，甚至与敌人勾结进行复仇，这是对自身名分的情义。因为情义包含的是所有“愿意”的成分，即都是出自动作发出者的主观意愿，而这种“情义”一旦与“忠”发生冲突，人们可以堂堂正正以“愿意”的名义坚持“情义”。

（四）、民族性格重要来源：耻感文化

通观《菊与刀》，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印象，日本人是一个荣誉感高度发达的民族。日本战败后，消沉成为日本人最普遍的情绪。而与此同时，日本人对战胜国又非常友好，他们对美国人鞠躬致意，甚至招手欢呼。因为名誉是日本人持久追求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则根据情况而定，一方面是使用侵略手段，另一方面是遵守互敬关系。在战败后他们从前者转向后者，心理上不存在任何压力，因为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这种耻感文化也造成了日本人极端敏感的自尊心，这使他们极易受到他人的嘲讽和攻击。所以当他们同外界接触时，原本高傲的自信不久就会变为拘谨、怯懦和自卑。许多在国外生活的日本人都感到，他们无法将过去学的东西不能带到新环境里来，这使他们尖锐地经

历了日本耻感文化下的敏感的自尊心与外界接触的困境。

深受“耻感文化”支配的日本人形成了谨言慎行的性格，他们及其看重他人对自己的判断，但是由于道德的约束力来源自外部，所以当别人对他们的恶行毫无所知时，他们十分容易被罪恶所折服。

四、结语

《菊与刀》问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本尼迪克特在该书中所提示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仍没有过时，就是对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本尼迪克特用“等级制度”的理论解释日本发动战争的文化心理，用耻感文化来解释日本人负恩后的复杂心理。

此外，书中通过将日本文化与其他民族的东方文化相比较，把日本与同属战败国的德国相比较，把日本精神与美国精神相比较，突出日本文化的特殊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一个部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和邻居各族相同，但总会有一点根本不同。这一点也许很小，但它对这个部族本身独特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则具有重要作用，因为它使得这一族成为这一族而不是其他族。

对于日本及日本的文化，其实中国人很早就开始关注。在上世纪20年代末，戴季陶就曾写过《日本论》一书，它不但被视为研究日本的重要参考著作之一，而且对于了解日本的国情、民族性格及其风俗习惯也有一定的帮助。然而，事实表明，中国人未必对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有着真正深刻的了解。由于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日本文化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又受到中国文化的极大影响，使得中国人形成了不少对日本文化的误解，这直接影响到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化和国人对日本文化的理解。

当前，中日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当我们了解了日本人的等级制度、集团主义精神等很多文化后，我们在交往中会更加容易理解对方的思想和行为。在政治上，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和谐外交的发展。在经济上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平衡利益关系。在文化上，有利于两国间传统文化的交流和民间组织的交流。因此，两国国民彼此间文化的认知了解是很重要的。

日本人极易吸收外国优秀文化，并且为我所用。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日本人的价值观也在逐渐发生改变。所以，我们需要超越《菊与刀》，与时俱进的看待日本，重新且深入地研究日本。中日两国同处东亚地区，在地理上是“两个无法搬走的邻居”。进行关于日本民族特性及其性格来源的研究对于促进民族文化交流、国际合作以及中国国际战略的制定与调整也是大有裨益的。

第二篇：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读《菊与刀》有感

菊花与刀读后感——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一、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及其形成原因

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其著作 《菊与刀》 中指出，“菊” 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用菊与刀和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也就是日本文化的双重性

（一）日本人的矛盾性格

在日本，“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的标志。在日本人的心目中，“菊”表现了一种坚忍不拔，奋斗不息的顽强蒸蒸日上前进的一种精神。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发动了令人不能忘记的侵略战争，给我们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伤害，特别是战后日本表现出的漠然的态度，更让我们感到无比愤怒的同时，又感到难以理解日本人的内心想法。面对核武器的威胁与中国东北地区的丧失，日本天皇裕仁与内阁开始重新考虑投降。由自身的不投降政策，即不惜一切代价反抗到底的做法到后来的投降，并立即对美国表现出期望合作的一种态度，这样一种180度的大转折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日本人的这种表现仿佛让其他民族的人们觉得日本人正试图使得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由暴力好斗转变为善良顺从，并企图希望战争中遭受日本暴行的人们能够原谅自己所犯下的罪行。

日本武士精神，它即是日本武士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又是日本武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武士精神的核心内容是：效忠主人，忠诚之上；以武为本，崇拜武道。“刀”原本就是血腥、刚烈、尖锐、冷酷、残忍的象征。日本的传统武士就要求必须坚忍不拔，在危险和困难等一切困苦中也要表现的处之泰然。日本武士精神，着重表现在战争中，在日本武士精神这一表现中原本就是将人性忘却的一种冷酷、残忍表现。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 这本著作中提到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增产运动，但日本增产运动的基础却在于其独特的前提。他们说，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日本现代战争电影通篇都只讲牺牲和苦难，在泥泞中的行军、苦战和胜负未卜的煎熬、银幕上看不到胜利的镜头，看不到阅兵式、军乐队、舰队演习和巨炮等鼓舞人心的场面，幸存者残疾、瘸子、盲人，家中人集聚在一起悲悼丈夫、父亲，失去了生计维持者，仍然鼓起勇气活下去。但是，日本将这一点更明显的表现在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上，对外扩张的野心最终致了日本在侵略战争中所犯下滔天大罪。

（二）日本人矛盾性格形成原因

日本儿童所受的教育在 《菊与刀》 中提到，日本允许婴儿和老人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直到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线。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象幼儿那样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日本婴儿有足够的自由和快乐感，文中提到，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将日本人给婴儿喂奶的习惯和美国人给婴儿喂奶的习惯相比，美国父母让其孩子们知道他们的小小愿望并不是世界上最高的命令，他们规定其孩子的授乳时间和睡眠时间，时间未到的时候，不管孩子怎么哭闹也要让他们等待。不按规定，就会受到处罚。但是，日本父母并非如此。日本儿童可以享受无尽的快乐和自由。但等到男童十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对名分的信义”这句话意思就是“义在憎恶受辱”男孩还要学习一些相应的规矩，那就是“在何种下可以直接攻击对方，在何种情况下采用间接手段洗刷污名。”

日本成年人总是会在工作中、生活中等各方面受到家庭和社会的约束，他们总是高度紧张以避免惨败，表现为一种巨大力量，使日本成为东方领袖和世界一大强国。但是，这让成年日本人承受了非常沉重的压力。日本人这种矛盾的性格，使其为他们所奋斗的生活方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以至于他们自愿放弃了各种最基础的自由。

正如书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既骄傲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

逆；既勇敢而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日本的卡斯特等级制度，宣扬了天皇至上的理念，同时也是的日本从没发生过改朝换代的革命的重要因素。作者在书中得出了不同与欧美罪恶感文化的日本文化是耻辱感文化。罪恶感文化是靠内心服罪来行善的，而耻辱感文化是靠外部约束力行善的。不同与中国的“仁”，日本人认为这是给道德低的人设置的标准。日本人的灵魂里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有的只是柔和与凶猛。在不同场合这俩个都是善德，都是需要的。日本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名的侵略战争，他们认为是一种道德输出，不是以侵略来看待的。作者着重强调了日本人义务、义理，恩情，人情等，并从日本儿童教育分析他们。在日本，义务是无限的，包含了忠孝两个方面的责任，即忠于天皇和对血缘家族的责任。天皇和父母的恩情是永远都还不玩的。而义理，往往是不情愿不愉快的，有限的。比如对姻亲家庭的责任。这些只是作为义理，不像义务那样责任重大，但人们也不愿背上违背义理的骂名，这是一种耻辱。欧美人对爱的付出是自由、慷慨、无条件的，拿父母对孩子的爱来说，他们不求回报，因为他们的孩子也会有孩子也会将爱传递下去，但日本人对爱的付出则是有条件的，有回报的。同时又认为这种爱，恩情是还不清的。这给付出爱的人和接受爱的人都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第三篇：读《菊与刀》有感

读书笔记

——读《菊与刀》有感

一、作者简介

《菊与刀》这本书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本尼迪克特所著。本尼迪克特1887年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大学期间主修英国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0年赴欧，回国后曾在加利福尼亚某女子中学任教。1914年回纽约，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拜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博厄斯为师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从1936年起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的民族性研究，从而写出了成就最大的著作——《菊与刀》。此外，她还与美国人类学家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了心理学派。该派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她得著作除了《菊与刀》外，还有《文化模式》、《种族：科学与政治》、《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学》》等。

二、全书概述

本书总共分为十三章，作者从任务——研究日本、战争中的日本、各得其所 各安其分、明治维新、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报恩于万

一、情意最难接受、洗刷污名、人情的世界、道德的困境、自我修养、儿童学习以及投降后的日本这十三个方面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情感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以及这些运动、意志背后的制约力展开了阐述。通过这本书，我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日本人非常重要的思想、行为和习惯的形成因素，并深切的体会到了日本文化的差异性和其独特性。我历来就相信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不尽相同的，也正因为它们各有其特色，才能在世界这个文化博物馆中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但令我意想不到的是，仅仅与我们国家隔海相望的日本民族，它的制度和文化居然会与我们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我想我们应该无法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习惯来解释这个民族的文化吧。

在这本中，作者大多通过描写日本人民的日常风俗习惯来展现日本文化的独特之处，但就是通过这些微小的细节，让我更加深刻明了的感受到那种文化差异的震撼力。当然，其中也不乏让我迷惑不解，甚至难以置信的地方。但我明白，从文化人类学或者说民族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必须同等的去看待每个民族的文化，并且要将自己置于那个文化情境中，设身处地的去了解它之所以形成的背景。就像我们中国人对待自己身边的文化现象时，我们会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但相同的现象在外国人眼中，就是十分匪夷所思了。因此，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我尽量努力的避免用自己业已形成的本民族的价值观去衡量他们的文化内涵，希望这能够让我更形象准确地理解他们的心理思维模式。

三、具体观点分析

由于是第一次对日本文化有如此具体的了解，书中的许多观点都让我感觉十分的有趣，所以恐怕无法一一列举出来。因此，就只挑取一些比较重要或者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思考。这些现象较之我们的文化都有比较大的差异，通过相互的比较，应该会有更好的收获。

（一）强调精神修炼

日本人都对这样一个观念深信不疑：特殊的修炼可以让一个人的精神达到最高境界。作者在这里举出了一个例子。二战期间，当老百姓在防空洞中冷得瑟瑟发抖时，大日本体育会就通过广播指挥大家做御寒操，并宣称这一体操不仅可以代替取暖设备和被褥，而且还可以替代当时极其匮乏的粮食。当然，如果使我们中国的国民，肯定不会相信这个方法的神奇性。但奇怪的是，日本人却极其相信精神修炼的作用。他们认为，食物越是匮乏，越是要采取其他方法来增强体力。他们不会通过昨天的睡眠时间、饮食正常与否以及其他物质因素来判断今天的体力消耗程度。他们认为这是物质主义，根本不关心体力贮存的问题。这似乎与很多民族的文化都不相同。就如我们民族吧，我们常常在看到一个人精神不佳的时候，都会条件反射性的问一句：“是不是昨天没睡好啊？”由此可以看出，我们通常是根据前一天的睡眠质量来衡量今天的基本精神状况的，而不是像日本人那样认为这是物质主义。

（二）对天皇的效忠

日本人对天皇的效忠是无条件的。二战中的战俘认为天皇和日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称其为日本。天皇是民众宗教生活的中心，是日本民族超宗教的信仰对象，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不是起实际作用的国家元首，而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因此，对天皇的忠诚必须是一种虔诚的仰慕。在二战期间，日本人都表现出了一种不顾一切只为战争胜利的状态，但当天皇发出停战的诏书时，他们立马就顺从了，而且接受一切的投降后果。这我感到十分的惊讶。世界上竟然有这样一个“善变”的民族，他们如此的相信天皇，效忠天皇。在我看来，天皇已经超出了一个人的范畴，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对神的信仰，精神上的寄托。不管是天皇让他们战争，还是让他们投降，日本国民都会无条件的实现他的愿望。这对于我们这些国家来说，真的是难以实现的。

（三）各得其所，各安其分

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念。因此，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来阐述这个问题。在日本，等级制度被他们看做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结构，在日常生活交往中也严格遵循它。在德川时代，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两个阶层是武士和农民。农、工、商是庶民，而武士却不是。武士的佩刀不仅是一种装饰，而且还是一种特权阶级的代表，他们有权对庶民使用佩刀。当然，这在很多国家包括我们，都存在过等级制度的时代。但是让我们感到耳目一新的是，在日本，等级制度并不是规定只是同一等级内部才可以通婚，它允许阶级的流动性存在。比如说，富人和武士之间是可以结成婚姻的，富人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地位，而武士可以获得财富的支持。因此，日本的贵族和市民几乎不存在任何阶级斗争的痕迹。这相对于我们国家或者欧洲国家是不大相同的。

此外，日本是一个强调礼仪的国家。他们在行使礼仪礼仪时，不仅要考虑等级差别，还要考虑性别、年龄、家庭关系以及过去的交情等等。甚至在在日本家庭中也保有十分繁琐的礼仪，例如妻子要向丈夫鞠躬，走路时要跟在丈夫背后，因为妇女的社会地位比丈夫低；孩子要向父亲鞠躬；弟弟要向哥哥鞠躬；女孩子则不论大小都得想哥哥弟弟鞠躬。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日本妇女的地位也是比较低的。

（四）报恩与情义

在整本书中，最让我搞不清楚的就是有关于报恩和情义这两部分了。作者认为，“恩”是永久长存的债户，“报恩”则是紧张如显得偿还。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却是善行。而情义分为对社会的情义（即同伙人报恩的义务）和对名誉的情义（即维护名誉使其不受玷污的责是否任），前者类似契约性的关系，后者则是履行与生俱来的亲属责任。情义与义务有一定的差别，情义包括对姻亲家属所承担的一切义务，而义务则只包括对直接家属负担的义务。关于这两个问题，我觉得也是日本人比较有重要的思维观念之一。作者把报恩的义务分为义务和义理，前者是难以全部报答的恩惠，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义务；后者是只要相等的报答了就可以了，而且有时间限制。义务包括忠、孝以及任务，后者包括对君主的义务、对远亲的义务等。

可能是由于没有亲自去体验国日本的文化，也没怎么接触到关于这个民族的知识，所以这部分让我很难理解。我很难具体的将报恩与情义以及情义两部分区别开来，总觉得这些观念很混乱。就如作者既然认为情义分为对社会的情义和对名誉的情义两部分，为什么在谈到报恩的表中，又将这两部分包含在其中呢？可能这就是文化差异的结果，因为没有切身的体会过该民族的风俗习惯，单从书本上的了解，不太能够直观清楚的理解和把握。

除了这些内容之外，作者还谈到了许多其他方面的行为习惯，像人情的世界、洗刷污名、道德修养以及儿童的学习等等，这些都是日本人比较重要且能够从中体现其思考行为模式的地方，在这里就不细细分析了。

四、结语

总之，日本是一个很特别的民族，不管作者研究它是出于战争的需要还是为了学术的目的，都为以后的人类学研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作者身为一个外国学者，能够如此深刻的抓住日本国民行为和思考方式的模式，实在是很令人钦佩。他在整本书中，列举了很多细小的生活实例来说明日本民族的文化，并且还时而将其与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文化进行比较，使书中的观点较易理解，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读者的负担。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也试着将这些文化与我们的联系起来，以帮助自己去理解它，同时也可以看到两者之间的差异。我开始觉得了解一个不同民族的文化，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化的独特之处，并且为它们产生的背景和形成因素感到不可思议，因而也更加体会到每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是 有其历史基础和民族习惯的，我们更应该用平等宽容的眼光去接受它们、研究他们。

第四篇：读《菊与刀》有感社会学民族读后感

读《菊与刀》有感

摘要：日本是一个有着显著特色的民族，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性格，《菊与刀》使我了解了日本得各种文化，透视了日本人的各个方面的特点，本文从作者本妮迪克特的学术研究方法，研究成果两方面来谈我的读后感。

关键字：菊与刀、读后感、研究方法、民族性格

《菊与刀》是二战临近结束时1944年本妮迪克特为美国政府写的一份有关日本的报告。这是一本反映日本民族性格的经典的人类学文化著作或是社会学著作,我总结我看书的历程和《菊与刀》的精彩内容我收获了许多真正属于自己的宝贵东西。从大一开始有许多老师推荐我们读《菊与刀》，历史老师，社会学老师，人类学老师都对此本书给予非常高度的评价，由此大一我就开始拜读了本妮迪克特这本被经典之书，以前是因为好奇心粗略地浏览了一下，目的只是想了解一下这本书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荣获经典称号，这次我是出于探究日本民族性格和探究本书的精华的双重目的精读，收获比较多，终于明白了《菊与刀》的经典和价值，也领悟了经典是需要多次品读，如果一眼就看穿这只能算是通俗，谈不上学术谈不上经典。

一、人类学家必须有发展研究日常琐事的技术 《菊与刀》给我最大的震撼和启示不是其研究成果深刻的准确的把握了日本人的民性，不是为美国军事外交提供了正确的决策指导，而是本妮迪克特的研究方法、研究理念。“人类学家必须对人们习以为常的各种生活习惯仔细研究”，“没有任何差异是不能理解的”，从这些话中启示我要学会去分析思考生活中的琐事，要重视细节，要明白在生活中的每一个习惯每一个细微的动作举止背后都有故事，都体现了一定的东西，没有任何差异是不能理解的，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肯定是由于某种原因造成的，比如人与人之间的差异肯定是由于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心理特征等造成的，这种差异并不因为它小就无关紧要，就不需要重视。本尼迪克特绝对日常琐事的研究是极有天赋的，也是极其重视的，这是我急需从作者身上学习的最为宝贵的经验——对任何事物都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要有足够的重视。

二、对日本民族性格特征的感知

日本是一个有着显著特色的民族，有很多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性格，通过本妮迪克特对日本人的日常习惯、日常琐事和思维模式的详细分析，我对日本民族有了一个重新的审视，不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小日本”“杀人不眨眼的恶魔”的看法，而是比较理性比较客观的来评价这个民族。由书名菊与刀以及第一章详细告诉读者日本是一个矛盾的民族，矛盾性是其最大的特点，正如有许多人评价此书说到此书的最大价值是提出了日本民族性中的矛盾和令人困惑的复杂，并且从各种角度非常专业的对日本人进行分解阐明其中的原因，但可能由于我敏感度不够，对人的理解不够，对日本民性中的矛盾总是看不透，只能对其分解着来看。

（一）日本人强烈的序列意识和等级观念----各安其所，各就其位

日本人非常重视“纵式”关系, 生活各方面都表现的非常信赖等级秩序，他们认为等级制度是打造人与人之间，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基础。从他们的一次寒暄，一次交流的过程中，就可以很容易看出彼此之间的社会地位的不同，社会等级的不同。日本就连“请吃饭”“请坐”，对不同的人也要根据对方的辈分

① 本妮迪克特: 《菊与刀》第7页

地位大小，使用不同的礼貌用语。特别讲究敬语，使用敬语时还配鞠躬和跪拜，鞠躬和跪拜的程度有分了几种，有六十度，有九十度等，这些根据对方的等级来配备合适的角度。日本人从小就受到等级观念的教育，家庭便是孩子学会等级意识、观念的最早教育基地，它建立在辈分长幼尊卑和性别的基础上。按长幼尊卑秩序，孩子给父亲鞠躬，弟弟给哥哥鞠躬，妻子给丈夫鞠躬，女孩子无论长幼，都要给弟弟和哥哥鞠躬。从这些微小的细节中无处不彰显出日本人强烈的等级观念，秩序意识。这种等级观念强的民族特征能够为我们解除许多关于日本人给我们的困惑，日本人为什么发动战争，与各安其所，各就其位离不开，他们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会处在一片无政府混乱状态之中，因此必须在全世界中建立一种等级秩序。于是日本人为了世界的大和谐才发动对外战争。日本人为什么尊强凌弱，他们把这个世界分为强者和弱者两个界限分明的等级，强者日本人就屈服、驯服、尊敬，弱者日本人就反抗，征服、欺凌。美国投放两颗原子弹使得日本一夜之间变得满目创伤，按逻辑推理日本应该痛恨美国，但事实相反，日本却对美国一直很温顺，依附于他，追随于他。这就是因为美国用实力证明了自己是强者，在日本人眼里美国是老大哥，自己是小弟，必须老老实实听从大哥的指挥。

（二）日本人追求精神至上信念

日本人信奉精神至上的原则,他们追求精神的超越,他们对精神的追

求超过了对物质的追求。在二战争中,日本人的口号就是精神一定能战胜物质。日本人认为，他和美国的较量是日本人崇尚精神与美国人崇尚物质两种观念的较量。他们崇尚精神的力量并贯穿于战争中的每一次行动，“用我们尖锐的力量对抗敌人的优势数量，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对抗敌人的船尖利炮。”日本人非常注重精神的作用，相信有坚强的信念能够战胜一切困难。

（三）对天皇的绝对崇拜

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能被称为日本。因为天皇在日本是至高无上的，是日本人的精神象征，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天皇就是日本人的精神支柱。虽然日本在二战惨败，两颗原子弹使日本一夜之间变得满目创伤，国家瘫痪，民不聊生。但是10个日本人仍有10个人一如既往的热爱、忠于天皇。在日本，天皇是无罪的，不能受到任何批判，没有人可以谴责天皇，天皇是完美的，不容质疑与批判的，正是因为日本人对日本天皇的绝对信仰，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所以战后在国际审判中日本天皇没有被审判。天皇可以发动一场战争，也可以结束一场战争，在二战末期，日本人如此好战，美国人很难相信日本人会投降，在天皇发布投降书之前，有顽抗分子在皇宫外制造麻烦阻止投降书的宣布，但一旦诏书一出，这些顽抗分子也就屈服于天皇的命令。在诏书宣布前日本人还负隅顽抗，很短时间内日本人就听从天皇的旨意放下屠刀和炮枪。这种鲜明的对比足以见得天皇在日本的绝对地位。

（四）崇尚武士道精神 西方人心里有一个上帝，日本人心中则有一个武士，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的“基因”，融在每一个日本人的血液里，并为他们代代相传。你仔细观察一下日本文化，几乎就是一部描述武士道的历史，无数的民众娱乐和民众教育，戏台、曲艺场、布道台、音乐会、小说——无不从武士道中寻找故事的主题。封建时代武士的责任第一个就是拥护他们主人的家，第二才是武士自己的家。武士们活着的主要目就是为主人的家系家名而奋斗。武士道精神赋予日本民族忠、义、勇的性格。使得日本好武喜刀剑，充满斗争性。武力决战、报仇，切腹自杀在日本是经常发生的。由于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使得日本人不怕牺牲非常勇敢，极具冒险性和挑战性。日本人在战场表现的非常英勇和残酷。可怕的是这种武士道精神被极端右翼分子利用演变成军国主义，导致日本不断对外扩张、侵略、践踏蹂躏小国。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无数罪恶，如南京大屠杀等，血腥淋淋

（五）浓厚的耻感文化 日本人又很强的羞耻感，非常注重自己的名声，一旦自己声誉有一点点玷污，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雪除，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日本人根本做不到，一次考试失败，一次工作竞争失败，他会觉得蒙羞不堪，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心灵伤害，极易造成一蹶不振。欠债还钱超期未还，日本会认为极大的耻辱，在除夕之夜经常为了欠债超期未履行承诺而蒙羞自杀，有这样一个传说在日本流行，日本武士以前经常挨饿，但作为坚毅勇敢的武士，在饥饿难耐下他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名誉即使面对饿死的困境也要一直忍受饥饿，而且还用牙签挑食以显示自己吃的很饱。在日本，教师不能回答出学生的问题是一件很耻辱的事，认为这是对教师职业的极大侮辱，每个职场人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护职业的尊严与荣誉。由于日本民族有着强烈的耻感文化，日本人经常为了洗刷自己的耻辱，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对侮辱着毁谤者实施报复，一种是自杀。

《菊与刀》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学术书，每读一遍都有不用的感受，我想如果在精心的品读一下，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将会有更多的了解和深刻的认识。

参考文献： 【1】、(美)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 【2】、戴季陶编著，日本论【M】，九州出版社2005、4

【3】、（日）土居健郎著，日本人的心理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日）土居健郎著，日本人的心理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第五篇：读《菊与刀》有感

读《菊与刀》有感

《菊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所作，最初她是奉美国政府之命，为分析、研究日本社会和日本民族性所做的调查分析报告，旨在指导美国如何管制战败后的日本。作者采用两个象征性的事物：恬淡静美的“菊”（作为日本皇室家徽），凶狠决绝的“刀”（作为武士道文化的象征）来作为日本的代表。在我读这本书时，也同样感受到，日本的国民性就是菊之优雅与刀之杀气的矛盾的结合体。

对于《菊与刀》的矛盾性书中也写到，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既骄傲自大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又能屈能伸；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而我在阅读这本书时，并结合到所学知识，对其中日本国民性特点有几点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归纳来看就是对道义的捍卫，耻感文化与隐忍，对身份地位的坚守。

对道义的捍卫

道义，简单说就是责任。可以有对外界社会的道义,包括对君主的责任，对家庭婚姻的责任。也有对于自己而言的道义，在日本文化中则表现为对个人名誉的看重。

笔者这里准备以一个日本民间有名的故事---《四十七浪人物语》来说明对主公的道义以及对个人名誉的道义的捍卫。“两位地方大名有一次覲见将军。其中一位大名浅野不通世故，又没有家臣大石指点，所以没有给予吉良候重礼，因此吉良侯故意描述了一套错误的礼服给浅野，让他穿上去覲见仪式。覲见那天，浅野依吉良的指示穿上错误的衣服出现。当他意识到自己受愚弄并感到侮辱时，他拔刀而起，刺向吉良。出于荣誉，也出于对名声的道义的捍卫，他必须向吉良报仇，但由于在将军面前出剑有违“忠”，所以他必须要切腹自尽。在他死后，因为浅野于忠有违，触怒了将军，没有亲人愿意继承浅野的大名之位，他的家臣成为了没有主公的浪人。本来根据道义，浅野的家臣必须切腹以履行对其主公的道义，但家臣大石认为必须要杀了吉良方可报仇，但由于吉良与幕府的关系密切，所以无法取得官方批准进行复仇。大石必须等待时机，并与其余四十六位家臣合计杀死吉良。十二月十四日的雪夜，吉良府举办酒宴，所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四十七位浅野家臣迁入府中，直奔吉良卧室，但吉良不在，他们知道吉良必在府中。最后找出了吉良，并砍下他的脑袋。虽然他们尽了忠，但违反了不得复仇的国法，幕府下令众人必须切腹。最后众人亲手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故事在日本极负盛名，家喻户晓，其中所道出的就是对主公的道义和名声上的道义。

具体来说，浅野拔刀刺杀吉良是基于名声上的道义，当受侮辱时就必须报仇来捍卫，以履行对自己名声上的道义的负责；浅野在将军面前未经批准拔刀则违背了对主公的道义，所以他必须切腹，以示履行对主公的道义；而四十七位浪人杀吉良在于吉良侮辱了他们的主公，根据对主公的道义，他们有必要为主公报仇；四十七位浪人无视禁令，刺杀吉良。违背了国法，也违背了对将军的忠，所以他们必须自行了结生命以履行道义。由此可见，要真正履行各方的道义是十分复杂的，甚至是相冲突的，因此，在《菊与刀》中，作者就专门分析了日本人对于履行道义处于两难时的选择，而大多数日本人选择了自杀---这一维持道义的最终手段。

对于家庭婚姻的道义，日本人也同样十分看重。日本离婚率处于亚洲最低，并不是说日本人的婚姻生活始终都是和谐的，只是他们认为履行这种责任，捍卫这种道义是最重要，即使出现婚姻危机，大多数日本人也选择隐忍，这与日本另一民族特性---耻感文化相关。

耻感文化与隐忍

日本的耻感文化强调外界的约束，而羞耻也仅限于对于他人批评的反应。换句话说，只要罪恶不暴露，就不必苦恼。这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由内心而发的忏悔、赎罪从而希望获得解脱）形成强烈对比。在日本人看来，“知耻”成为道德之本，因此，日本人时刻隐忍，尤其是公共场合，考虑到别人的感受，通常会不好意思表达自己。而这种耻感文化与羞耻感常常将日本人束缚在道德律令中，俨然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准则。那么，婚姻危机即使会出现，也会羞于离婚造成的耻辱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对身份地位的坚守（各守其分、各得其所）

日本人有一种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即“各守其分、各得其所”，犹如美国人对自由平等的信仰一样。

“各守其分、各得其所”的概念源自日本国内根深蒂固的等级制度、阶级观念。对于等级制度，日本人相当的尊重且遵守规定。日常生活中，日本人打招呼会视对方的阶级不同而不同，对武士有一套打招呼的方式；对父母有一套；对兄长有一套。而这些不同的打招呼方式从小便培养和教育，例如母亲背幼儿时，会强行把幼儿的头压下。平日打招呼时，也会自然而然压下儿女的头。这种要求遵守等级制度的行为从小便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日本人。从家庭内部来看，父亲拥有最大的权威力。日本人会认为自己将权力交予父亲，而父亲也有一种极力维护家族荣誉的责任。因此，日本社会便形成了一种以“家”制度为基础的“纵式”社会结构。日本社会纵向的上下级关系都建立在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之上。而等级制度下最高的人便是天皇。因此，自日本有天皇传统以来，日本人都极度的崇拜天皇，并将对天皇的崇拜与忠孝思想结合。即使后来天皇只是成为了政治木偶，任人摆布，日本民众依然保持对于天皇的崇拜。对于这点，究其原因，在于日本对等级的恪守并非仅仅依存权力的存无，而是基于在等级制度中，角色本身的定义。

最后，我想说一下这本书本身存在争议的的问题，鉴于作者露丝·本尼迪克特本人并未到过日本，许多学者认为其中观点缺乏亲身经历与实地研究，不能反映真实的日本。而在笔者看来研究某一民族民族性问题，真的去亲身经历，融入其中的话，反而会造成当局者迷的局面，受到当地文化的冲突反而使学者在做研究时，产生抗拒，从而融入主观情感。受文化冲击以及主观情感掺杂的研究成果也必定无法保证其客观性的。

因此，总的来看，《菊与刀》对于研究日本国民性，甚至研究整个东方的民族特性都是很有借鉴意义的。它也仍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另一方面，作为与日本一衣带水的邻邦，中国更有必要借此书来审视比较自己的民族性问题，对比找到其借鉴意义，让此书的价值真正为自己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