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菊花与刀》心得

第一篇：读《菊花与刀》心得

读《菊花与刀》心得

高一体育孙伟杰

《菊花与刀》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作品，1944年作者应美国政府之约，撰写了一份关于日本的报告，后来该报告为美国治理战后日本的政策的基础理论。1946年经过作者整理出版。书中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细致入微的观察方法，深入浅出的表述语言，融思想与趣味为一体，说本书是“了解日本民族的最佳读本”绝非虚言。

日本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两样东西：菊花和刀。菊花是皇室的标志，代表着美和艺术；刀代表着荣誉和忠诚。因此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十分复杂个性的民族。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野蛮又文雅，即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并且这些矛盾的特质都是在最高的程度上表现出来的。

本人对日本历史并不是很了解，囫囵吞枣之余，看了本书附录“评价与批判”对于川岛武宜给与的提纲性的分析，受益匪浅。川岛认为书中第二章“战后的日本人”第四章“明治维新”第十三章“投降以来的日本人”不重要，这也印证了日本特别是日本知识分子阶层的“顽固”立场。

但是对于作者来说，这些章节非常的具有现实意义，她通过具体的事实分析了日本战后的心态，给战后的美国人更加直观的认识，从而把握日本的动向和行动，通过这一点，也印证了作者方法论的正确。作者通过人类活动中的文化素材比较，得出共性和差异。她认为完全依靠本民族对自身的思想行动的认识是盲目和不现实的。每个民族观察生活的透镜是不一样的，人们很难意识到自身是用什么样的眼光开看待事物。这就好像一个外科大夫很少能自己给自己做手术一样。她要求对民族差异进行对比，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宽宏大量的气度——正视历史的耻辱，坦然面对现实的差距。

作者运用了大量的真实的事实资料来比较文化的差异，主要是西方的和日本的对比，这给我们的留下了思考的空间，毕竟中日文化之间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西方世界人权天定这是不可亵渎的法则，但日本统治与服从都是由报恩的义务构成，恩不是德，但报恩是德。这也从另一面肯定了人作用，只是这种义务不是主观加以履行的而是带有外在的强制性。

我们普遍认为社会的不稳定都来自于各阶层的不平等，中国历来大王变换之旗由于各个阶级的矛盾激化形成。但日本的很少发生朝廷的更迭，天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君主。原因却是他们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世袭等级身份，日本的等级制度建立在家族之上，日本人的行动规则也是建筑在家族制度之上，人们的行动和思想源于等级制度，大家默认自己的“圈子”各守本分，支撑着繁琐的社会生活。大家都知道日本从7世纪开始就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入本国，但他们没有引入中国没有世袭等级的生活方式，这与他们学习中国的制度的目的不同和与东晋南北朝后中国士族阶层的没落有着主客观上的原因吧。

日本是个受儒家传统浸染的国家，忠义孝悌在日本有着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比如说当日本人说“我得到了某人的恩惠”他的意思就是“我对某人负有义务的重担”。这种报恩的义务是无限的，从无限中产生了从属、依附的关系。从另一层人身结合的关系范围中说是统治者所付一定的道德义务，而不是“人所付的一般道德义务”。

“仁”是中国的道德标准的本质，它维系了中国的各种人际关系，它是“忠”“孝”的前提。但在日本人的眼里它没有那么突出。它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道德。甚至被用在鸡鸣狗盗者间的利益关系上，“行仁义”成了下九流的道德规范。我认为，孔孟理论在董仲舒以后就不是原来的孔孟之道，它已经成了统治者的工具，它到了二程和朱熹发展趋于成熟。日本的唐宋时期的来访学者，也正是看到了“仁”已经不是孔孟原来意义上的“仁”。一方面说明程朱理学虽然确定了它的思想统治地位，但其影响力还没有显现。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学者学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辩证吸收中国文化的传统。

作者的陈述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管是“恩”为主的关系还是“仁”为主的关系，它们都是一种伦理的社会关系，并不存在契约的束缚，它有自身发展的规律可循。我们现在多提倡竞争机制，当然这是好的，但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眼里会产生不安定的情绪。竞争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他们不再注视自己的劳动成果，而是拼命的维持自己现在的既得利益——攻击同类，攻守同盟，损人利己都会时刻爆发。怎样建立一个和谐又有竞争的环境，这才是我们需要弄明白和探讨的问题。

人类的文化系统中，有以罪恶感为基调的文化和耻辱感为基调的文化。基督文化属于最恶感为基调的文化，人的罪恶要不断地通过自身的赎罪、坦白来释放心身的压力。以耻辱感为主要基调的文化中，人们对引起的罪恶行动感到懊恼，它不能用赎罪和倾吐来减轻压力，他们有庆祝的仪式而没有赎罪的仪式，日本的文化就属于后者。它必须需要外力来约束历来行善而不是来自内心。了解这一点的目的在于，我们不是对日本的以前对周边各国带来的伤害找理论依据，而是对着日本现实中的一些政治作为。比如，掩盖侵华历史、参拜靖国神等种种丑行，应该给与充分的反映和约束。菊花与刀，两个截然不同的象征融入在一起，造就了它的精致，它的个性鲜明。作者这样写道：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有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又背信弃义，既勇敢又胆怯，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新加坡前总理、资政李光耀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无论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的国家。不管“菊花”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的道德世界不可能通过外部世界的矛盾来达到内在的统一，道德不是自主性的自律性的精神世界，它是由他律性的外部强制力得以保障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菊花与刀》依然给我们巨大的启示，这说明民族的个性有着它自身的稳定性。我们认识日本，也以之为鉴，就会正视自己的发展，给我们的行动披上沉静的理性光辉。

第二篇：菊花与刀读书心得

图书资料信息（总第88期）

《党的现代化研究》 图书资料室主办2014年3月15日

一、图书简介

现代执政党的建设，已不是作为单纯的阶级组织的政党的建设，而必然与执政地位、作用与环境发生关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对执政党自身建设的方向、功能和方式提出了多重要求与挑战，其实质在于执政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中必须不断地变革和完善自身。党的现代化是政治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是党的本质属性和党的历史使命的双重规定。《党的现代化研究》将中国共产党现代化问题置于广阔而复杂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下，对党的现代化做出新的概括；《党的现代化研究》通过对当代国外政党自身建设现代化的考察和动态研究，形成有关党的现代化的一般性原则，为中国共产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

（作者：谢方意 ；出版社：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字数：240000字）

《青年们，读马克思吧！》

在世界出版物中，阐释、解读马克思著作的各种读物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但大多晦涩难懂，以至于很多年轻读者往往是“谈马色变”。

本书在体裁上别具一格，以内田树与石川康宏两位著名学者书信来往的形式对马克思经典理论进行阐释，这一创意可谓史无前例。通过8封书信，两位作者分别就《共产党宣言》、《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些马克思经典著作中的经典问题进行了讨论，对马克思主义救世的路径进行了选择，认为在当今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马克思主义是一切社会行为的拯救者。资本主义国家应该摒弃马克思主义为社会主义社会所用，不能为资本主义社会所用的思路。两位作者文风不同，对同一问题的态度及观点也有不同，这种形式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能使读者以一种快乐的阅读方式深入浅出地品读马克思。

（作者：内田树、石川康宏；出版社：红旗出版社；字数：150000字）

二、观点摘要：

《菊花与刀》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作者把日本民族文化的矛盾性形象地概括为“菊花与刀”，菊花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士文化的象征，二者统一于日本文化中，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像日本这样：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诚

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勇敢又怯懦；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鲜事物，这些都是我们所百思不解的地方，也是作者进一步探究的原因。作者以自己的专业研究方法，并且依据大量栩栩如生的例子描绘了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和行为方式，让读者较为深刻地去体会日本这一民族。

1、与许多东方民族不同的是，日本人有强烈的表白欲望，他们把生活的细节以及世界扩张计划都记述下来，其坦白的程度是令人咋舌的。

2、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借着适当的行为而一再表达的不仅是阶级差异而已„虽然这一点极为重要，其他必须加以考虑的还有双方的性别、年龄、家族关系以及过去的交往等因素。在日本，家庭是学习及细心尊奉礼节规则的场所。以性别、世代以及长嗣继承为基础的阶层制度乃是日本家庭生活的核心。

3、日本人认为，如果一个人不时时刻刻记念着天皇所赐的恩惠，他就不能为国家、生命和身边的大小事而感到欣慰。在整个日本历史上，一个人的最大债主就是他的最高上司。在不同的时代，这种人曾是地方主君、封建领主、将军；今天则是天皇。

4、日本人是尚礼的典型，而且由这种显著的尚礼，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尽量限制那些必须洗刷污名的机会。他们虽然把由侮辱引起的愤慨视为成功的最佳刺激，却限制了引起愤慨的事机。只有在特殊的境况，或者当消除愤慨的传统手段遭到了挫折，愤慨之情才可以产生。日本对这种刺激的利用，无疑有助于它在远东获得支配地位，也影响它最近十年间对英美战争的政策。

三、读书心得：

读《菊花与刀》的心得

读完本书，对日本的民族特点有了粗浅的认识，下面我谈几点感触最深的心得。

首先，日本人认为精神必然战胜物质，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他们甚至相信完美的精神可以千年不变，所以他们不担心物质基础，这是一个精神狂热的民族，因此在二战时期，在遭受美国空袭，白天辛苦工作加之食品短缺的情况下，他们仍能坚持做广播体操。日本人经常会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我们”，他们非常注重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他们怕像军官训导的那样——他们的丑态会被拍成电影，在美国纽约放映。他们还非常注重荣誉，在B29轰炸机上没有救生器械，二战时军队里也没有专业的医疗救援队伍，他们认为荣誉就是战斗到死，他们鄙视俘虏，鄙视投降，在绝望的情况下他们通常会自杀。日本人这么一种精神胜利法令人惊讶，在我们的生活中，也会遇到挫折，跌倒谷底时会一蹶不振，甚至自暴自弃，如果能把强大的意念作为我们的信仰，什么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

其次，日本是一个充满人情的世界，他们非常注重报恩，日本人说：“我对某人负有恩情”，意思就是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享受恩情必须履行义务，报答恩情。如果时间拖得越久，负恩感越强，报答时就越需要厚礼。在日本的百货公司或小商店里，你会听到这样的话“谢

谢你，这可太难得了”、“这怎么得了”，其真实表达的意思是你买了他们的东西，给他们巨大的恩惠，可是他们无以为报，所以他们感到羞愧。而美国人却极端轻视社会对他们的恩情，敢说他们不欠任何人的，而日本人绝不会这么说。美国人对一个人严厉的惩罚是宣布他人格破产，而日本人会说这个人不懂情义。人们非常注重人情上的往来，礼物都要相互惦量，一方面，人们会对每一个给予恩情的人予以回报，惟恐受之有愧。另一方面，日本人也忌讳所受馈赠更厚的回礼。感恩可以说是日本人骨子里的一种情怀。

再次，日本人还有一句口头禅：“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这是日本等级制的表现。日本人对等级秩序的信仰犹如美国人对自由民主的信仰一样。日本不仅是一个以性别，辈分和长嗣继承为基础的家庭生活，同时也是以神社，氏族神为联系纽带的宗教生活。日本的女子地位比男性要低，但日本并没因此而成为专权社会，对家长，长子来说，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否则得不到家庭成员的尊重。同时，在社会生活中尽管有等级之别，但仍可通过适当途径去改变自己的命运。人们常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可见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日本人的人生曲线是一根U形曲线，幼儿和老人有最大的人生自由，到结婚前后降至最低，在最富有创造性的壮年时期受到最大的约束。日本人在婴儿期会受到家人的亲自教育以及姐弟间的照顾，但在学龄前后，他们被给予充分的自由，随着年龄增长他们会受到各种行为规范的约束，以期得到社会的赞许，接纳和认可。尤其是在当下的中国，要建设法治国家，规则、制度和法律显得尤为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严格遵守法律和规则的信念，而这一信念更在于学校和家庭的教育。

中国和日本，同属儒家文化圈，曾经同样地闭关锁国，曾经同样地被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敲开国门，“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的西学理路如此地相似，然而结果却十分不同。这种不同的关键，不在于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而在于我们怎样审视和利用民族文化的本土资源。随着社会发展的轨迹由以物为本转向以人为本，文化的力量越来越凸显出来，因此保护和传承好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建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显得越来越重要，最终要让中国文化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永久信仰和精神支柱。

（供稿人王娟）

第三篇：菊花与刀 读后感

菊花与刀是日本皇室和武士道德象征。正如书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既骄傲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日本的卡斯特等级制度，宣扬了天皇至上的理念，同时也是的日本从没发生过改朝换代的革命的重要因素。作者在书中得出了不同与欧美罪恶感文化的日本文化是耻辱感文化。罪恶感文化是靠内心服罪来行善的，而耻辱感文化是靠外部约束力行善的。不同与中国的“仁”，日本人认为这是给道德低的人设置的标准。日本人的灵魂里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有的只是柔和与凶猛。在不同场合这俩个都是善德，都是需要的。日本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名的侵略战争，他们认为是一种道德输出，不是以侵略来看待的。作者着重强调了日本人义务、义理，恩情，人情等，并从日本儿童教育分析他们。在日本，义务是无限的，包含了忠孝两个方面的责任，即忠于天皇和对血缘家族的责任。天皇和父母的恩情是永远都还不玩的。而义理，往往是不情愿不愉快的，有限的。比如对姻亲家庭的责任。这些只是作为义理，不像义务那样责任重大，但人们也不愿背上违背义理的骂名，这是一种耻辱。欧美人对爱的付出是自由、慷慨、无条件的，拿父母对孩子的爱来说，他们不求回报，因为他们的孩子也会有孩子也会将爱传递下去，但日本人对爱的付出则是有条件的，有回报的。同时又认为这种爱，恩情是还不清的。这给付出爱的人和接受爱的人都增加了更多的压力。在这一点上与中国相似，但是我想这种爱是自私的。没有给爱以自由，爱重要的是传递而不是回报。

另外日本人对肉体的享受也有独特看法，他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我觉得不符合耻辱文化的一个方面。

读过这本书后，也解决了我的几个疑惑。

1日本战后，当天皇宣布投降时，日本对美180°的转变，一方面天皇作为最高信仰，他的话语对日本人来说比美国的原子弹更能使民众接受。另一方便，战败对于他们来说是日本原来的路子走不通，要接受西方的现代化路子，他们迅速地改弦易辙也是出于对名誉的重视，对义理的服从。

2日本首相、民众参拜靖国神社，他们不考虑他们所作所为的善恶，是因为战犯们对天皇尽忠，尽到了义务与义理。

3日本举办世界杯、以及大地震后的良好秩序，体现了日本人的自我约束，这种自我约束实际上是尽义理的表现，也就是耻辱文化的体现。大地震没有把日本击垮，而我们却被盐给灭了。

4.日本足球的崛起。日本96开始推行的足球百年计划，目标2050年夺得世界杯。如今女足已经提前50年夺得世界杯，男足也逐渐在世界足坛站稳脚跟。要知道98年，日本男足第一次打入世界杯，99年日本女足还进不了世界杯。那一年中国女足世界杯亚军，如今中国男足女足都进不了世界杯。不管男足，女足。足球这样一个项目，需要的是足球从业者的兢兢业业付出，球迷热情的支持，需要很多人甚至几代人共同的努力。

当然本书也有缺陷，就像川岛武宜所说的，本尼迪克特只是在一个平面上讲，叙述一个平面的、整体的日本。并没有从历史的、地域、职业、阶级来叙述一个立体的日本。

贺雪峰:论乡村治理内卷化

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与此相关，乡村治理中的各利益主体行为逻辑及相关关系也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最为关键的变化是，随着国家资源的输入，乡村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结构，这个结构就是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结盟。若不采取有力措施，这一结盟的全新结构将吸取大部分自上而下输入农村的资源，并不断侵蚀乡村社会的公共利益，由此导致乡村治理的内卷化。

内卷化一词源于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农业内卷化》根据吉尔茨的定义，“内卷化”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把内卷化这一概念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他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即“内卷化”。

作者研究了乡村治理中的八大行动者，分别是：国家、乡镇、村、村民组、农民血缘群体、钉子户、地方黑恶势力、普通农民，此外还有各种行动者如作为市场主体的公司也会介入到乡村治理中去。并阐述他们的关系。

一方面是国家投入的大量资源被吞噬，一个越来越肥厚的地方政府与地方势力结盟的集团开始长成，一方面大量的存量资源被结盟的地方集团不理性地变成流量资源，农村社会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因此被破坏掉。农民得不到应有的利益，国家也无法从农民那里得到支持。

第四篇：《菊花与刀》读书笔记

《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

作为新时代的中国大学生，如何理解深受中华文明影响，却给中华文明带来过深重灾难的日本文化，始终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课题之一。历史的耻辱和现实的差距，使得许多中国青年在“面对”日本时，冲动的情绪往往超越理性的认知；但是，浅薄和脆弱的情绪终不能带给我们理性和平静的思考。其实一直以来，我对日本的感情都是又爱又恨的，仇恨的同时也掺杂着强烈的兴趣，因此在本学期我阅读了美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科特的社会学名著——《菊花与刀》。

这本书不仅体现了一个美国人对日本人的较为深入的剖析，也体现了一个人类学家的坚强意志和无比宽容的胸怀。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多样矛盾的日本国和日本人民，并且对我们了解日本和日本人有很大的帮助。

以下是我通过阅读和思考后的读书笔记：

一、作者提出研究课题的社会背景

这本书最初是一份受美国战时情报局之托写成的有关日本的研究报告。战后，由于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以及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情况基本与上述研究报告的主旨一致，于是作者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加写了前后两章，概述了研究方法、课题及日本投降后的情况，于1946年公开出版，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反响，二、整本书采取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政府可能指望从国民那里得到多少支持，我们必须试图去理解日本人的思想感情、习惯和这些习惯的表现“模式”。我们必须知道在他们的行为和看法背后存在着什么样的强制力”，“我们国家里有许多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因此我可以向他俄们询问所经历过的那些具体事实，从中发现他们是如何判断这些事实的，用他们的描述来填补我们知识中的许多空白。”在这个部分里，作者采取了社会学民族志的方法，将理论与经验统一起来。

“尽管困难很大，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却相信，还是有一些研究方法和技巧可以利用的，至少我可以利用最保险的方法——即与被研究的民众直接进行接触来进行研究。在美国有一些在日本长大的日本人，通过与他们交流，我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看待战争的，他们的观点给我很多启示„„”在这个部分里，作者提到与日裔美国日进行交流，显然是一种个案访谈的形式或者是一种座谈形式，虽然具体哪种形式，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知道，作者的确对研究对象进行了细致的分析。

三、日本的正统战争观念

1.等级秩序

日本人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的主权，世界就处于无政府状态。日本必须奋起战斗，建立一种题本领导下的等级制度，因为它是唯一真正彻底的等级国家，因而理解“各守本分”的重要性。今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日本都将继续继承这种几乎与生俱来的‘大东亚共荣圈’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等级思想的信仰和崇拜。

日本的等级制度，宣扬了天皇至上的理念，同时也是的日本从没发生过改朝换代的革命的重要因素。

2.精神就是一切

日本人说精神就是一切，他们相信人可以通过特殊的修行来使其精神变成至高无上、压倒一切的东西。物质当然必不可少，但那却是次要的，短暂易逝的。在日军的战术手册中有一句格言：“以我们的精锐的士兵来对付敌人武器装备的优势，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坚枪利炮。”

日本人信奉精神比物质重要，是有一定原因的。我认为日本之所以这样，一是跟日本长期结合中国儒学和东亚佛学以及本土四万神教而形成的神道教有关，神道教里对神灵和精神的崇敬导致了日本人过分信任精神的力量。二是由于日本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的。因为日本不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所谓的“自卑”心理，这种“自卑心理”驱使他们去向外谋求更多的资源来满足自身的发展的需求。一旦面对强大不可超越的物质力量的时候，他们会寄希望于虚幻和精神方面的东西。

四、日本人的情义观

日本人一般都对大街上发生的事视而不见、不大理睬，这并不只事由于缺乏积极主动性，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官方和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这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惠的包袱。对日本人来说，报恩不是在一些紧要关头如两国间宣战或父母病危的时候才凸显的事情，而是一种深刻笼罩心头的阴影。

日本人的恩怨观念和情义观念，虽然源于中国，但和中国的价值体系已经南辕北辙。他们所谓的“仁”其实是一种杀人越货的勾当，他们已经在自己的价值体系中贬低了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念。不同与中国的“仁”，日本人认为这是给道德低的人设置的标准。日本人的灵魂里是没有善恶之分的，有的只是柔和与凶猛。在不同场合这俩个都是善德，都是需要的。日本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为

名的侵略战争，他们认为是一种道德输出，不是以侵略来看待的。作者着重强调了日本人义务、义理，恩情，人情等，并从日本儿童教育分析他们。

五、后来研究者对本书的评价

书中反映，作者采取了大量的定性研究，对感性的材料进行加工整理。对于日本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作者分别从日本人的战争观、等级观、情义观、罪名观、人情世故、道德困境、自我修养、子女教育、战后发展等九大方面进行阐述，客观较准确地剖析了日本和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具有文学欣赏性和学术研究价值。

当然本书也存在着缺陷，就像川岛武宜所说的，本尼迪克特只是在一个平面上讲，叙述一个平面的、整体的日本。并没有从历史的、地域、职业、阶级来叙述一个立体的日本。

六、本人对作者观点的理解

正如书中描述的那样：日本人既生性好斗又温和谦让；既穷兵黩武又崇尚美；既骄傲自大而又彬彬有礼；既顽固不化而又能屈能伸；既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既忠贞而又心存叛逆；既勇敢而又怯懦；既保守而又敢于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在日本，义务是无限的，包含了忠孝两个方面的责任，即忠于天皇和对血缘家族的责任。天皇和父母的恩情是永远都还不玩的。而义理，往往是不情愿不愉快的，有限的。比如对姻亲家庭的责任。这些只是作为义理，不像义务那样责任重大，但人们也不愿背上违背义理的骂名，这是一种耻辱。另外日本人对肉体的享受也有独特看法，他们认为这是很自然的，也是我觉得不符合耻辱文化的一个方面。

第五篇：[转】读《菊花与刀》所想到的

读《菊花与刀》所想到的本尼迪克特在《文化模式》首页，便引用了迪格尔印第安人的箴言：“开始，上帝就给每个民族一只陶杯，从这杯中，人们饮入了他们的生活。”她认为，人类的行为方式有多种可能，但一个部族、一种文化在这样无穷可能性里，只能选择其中一些，而这种选择有自身价值取向，通过形式化方式演变成风俗礼仪，从而形成这个部落的文化模式。而后，在1944年，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邀请，研究日本，写了这一本《菊花与刀 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代表国民性研究的开始。国民性建筑在一个民话的经济地域基础上并渗透着该民族共同文化传统，决定着该民族人们性格和行为模式的共同心理倾向，经历了阶级时代种种变迁，却保有某种形式结构的稳定性，以独特的心理物质扎根于每一个具有共同祖先民族成员的心理结构之中。《菊花与刀》正进一步向我们展示日本人的民族性格。本尼迪克特是这样归纳的：“日本人既好斗又和善，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尚武又爱美，既蛮横又文雅，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而且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正如，题目“菊花”与“刀”般：菊花，高雅，柔和；刀，好斗，残忍。为什么日本人能把这两种鲜明对比的性格融合起来，“以和为贵”的调和起来？他们究竟选择了哪些？又如何整合？选择、整合，我们就从这里来谈论日本人暧昧的性格。

日本人的教育如同一个巨大的“U”字型曲线，与美国人相反，婴儿、老人享受最大的自由，幼儿期以后，约束渐强。儿童期，父母摆弄孩子腿使他们摆正坐姿，训练不动坐着，还有睡姿的训练，女孩按“ぎ”字曲身睡，表示“自制的精神”。然后，参加宗教仪式，赏樱、茶道，接着一大套复杂的礼仪。而后，他们进行传统的“义理”、“忠”的教育，一种带有武士道貌岸然精神渗透的教育。

武士道，是日本民族精神一种体现，这种基本观念很早在日本人民中形成。《叶隐闻书》中阐述武士为自己主人忠诚效命思想。武士，作为藩主们的武装组织产生，对藩主慷慨赴死，作为武士，一方面必须有良好的修养，禅宗是他们修身之道。一方面又培养着对死亡冷漠态度。在武士身上就能看见菊花与刀的性格。正如日本古典作品中常描述的：“勇敢高贵的武士，一边吟颂高雅的和歌，一边将对方将领的头颅砍下。”体现着一种残忍的美。

关于如何社会整合，本尼迪克特是这样认为的：真正把人们维系在一起的是文化，即他们所具有的观念准则。但，整体并非仅是所有部分的总和，而是那些部分独特的排列和内在关系，从而产生一种新实体。黑色火药并非仅是硫、碳、硝的总和。新的潜能是在作为结果的混合物中才有，却不曾在各种元素中出现。日本人这种暧昧矛盾的性格，岂不止是硫和碳的简单化合。他们是站在“服从之道”本性基础，“以和为贵”不紧不慢地调和矛盾。

先是关于“服从之道”。在世界各国旅游景点中，我们可以看到成群结队，迈着整齐步伐的日本旅行团，偶尔队伍散乱，只要导游小姐纤手一挥，游客们如士兵集合般迅速归队，我们也可以看看日本产品说明书，厚厚一本，详细周到，这大约是由于日本传统社会结构所致。江户时代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统治阶级共分二十多个等级，下层又分为若干等级，百姓下有贱民，这种对上忠诚意识，从而形成等级意识，再加上武士道传统精神渗入，使自我意识处于睡眠状态。日本人这种服从之道，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集团意识。社会学上那种“去个性化”，使个体意识被淹没，形成“集团我”，扩展至“国家我”。这体现在二战中，战争中的日本人顽固不化，但绝对服从天皇。在《东史朗日记》中，东史朗记载着从军

前母亲的一段话：“这是一次千金难买的出征，你高高兴兴地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那你就剖腹自杀，因为我有三个儿子，死你一个没关系。”同时，在日本军队手册中记载着：“以训练对抗敌军数量之优势，以血肉之身躯对抗敌军之钢铁。”于是，神风特攻队由此而生。这也是日本 的不投降主义。在《菊花与刀》中，数据指出，在缅甸北部会战中被子俘者同阵亡者比例是142：17166，即：1：120。这不是“服从之道”精神极端表现吗？1945年，日本投降，美军占领了日本，8月15日那天，商店、街头人们十分紧张：有的老板拿出日本刀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刀身，人们似乎宁为玉碎。然后，当广播里播放天皇诏书后，东史迩首相提出“一亿人总忏悔”，而后，街道上气氛完全变了。人们喜不自胜地干活，这又一次体现日本人虚弱性，一切依赖天皇，绝对的服从。正如一们西方评论家所说：“日本人好比一群小鱼，他们有秩序地沿着一个方向游着，一块石子投入水中，打乱了队形，使它们突然调头，朝相反的方向游去，而队伍依然是井井有条。”

如果说，“服从之道”是日本民族基础，那么“以和为贵”就是他们的处世原则、法宝。“和”有两层意思，一是“温和、平和”，一是“调合，使一致”。“温和”来源于中国人的“中庸思想”。那我们就来看日本史上第一次调合 调合中国文化。据日本史记载：从石器时代起，日本文化就是凭中国文化传入不断发展，从文化、汉字、汉籍、儒佛教文化传入到物质方面技术、农业、水利建筑。圣德太子文化立国，派遣唐留学生，传入汉籍：《诗经》、《孟子》、《史子》、《汉书》等。圣德太子所立法中，有十七条出自汉籍，日本培养官吏教科书就是《尚书》、》《周礼》、《论语》等。他们全盘吸收，模仿与创造并举，把“中庸”“调合”成“和” 占为己有 并把“和”冠以本土国有的东西：从和歌、和服、和琴到“大和民族”。著名汉学家内藤胡南自己也说：“日本民话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之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像碱水，一接触，日本文化成了豆腐。”

第二次调合是在明治维新时期。在1868年，明治政府发布了《五条誓约》，庄严地宣布“求知识于世界”。于是开始了又一次“吸星大法”。从1872年到1898年间，日本官方雇外国专家总数达6193人，民间雇外国专家12540人，在三十年间，成功COPY了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内各种制度、学问和技术，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只是，这是模仿性创造，还是创造性模仿？说不清。

如果说，前一些文化调合将近用了三百年，那么后一次只用了三十年左右，显示出日本民族（如日本漫画奥特曼）怪兽般吞吐力，无怪乎人们问：日本，剔除吸收外来部分，还剩下多少？

当然，服从被后孕育着自我意识压抑后的爆发；调合，隐喻着消化不良，这些在战后的日本，按时拉开帷幕：

战后初期，日本处在调整阶段，随着经济发展，许多人开始呼唤日本传统美。川端康成就是一个。川端康成立足于“日本的传统美学”。日本总的审美趣味，着眼点不是华丽，而是淡雅，讲究余情余韵，务求清淡中出奇趣，追祟日本上古时代风格朴美的万叶诗歌，哀婉的《源氏物语》，余情袅袅的中世和歌。川端良成作品中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美。传统的自然美。小说中人物是三十年代日本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消极人生态度。川端良成自述：“战败后的我，只有回到日本自古以来的悲哀中去。”日文里，悲哀与美是相通的。日本的美，体现服从之下自我意识丧失的迷惘，以及菊花与刀交织着的悲哀的美。

不久，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出现了一批“有意思的动画片”：《奥特曼》、《圣斗士》、《排球女将》，包括最近的《灌篮高手》，津津有味地叙述这样一种日本精神：

主人公皆是凡人，遇到高出自己的对手，失败几次没关系，有毅力，发连连潜能，最终打败了那些不可能战胜的对手，正如二战中提倡的“精神战胜物质”，日本人不厌其烦叙述这些精神。例如，《灌篮高手》中一场比赛，最后三分钟要放近十集，其中一位选手（木暮）投一个三分球就独占一集，叫“木暮的执著”。其中冗长地叙述投球前紧张，投球时的联想等，这个可怕的服从之道就这样潜移默化地传承着。

日本经济增长迅速，成为富国之一经济复苏，社会稳定。但服从下的日本人在工业化压制下，更只像机器的钉子。他们压力大、孤独、迷惘，要么拼命工作，要么喝洒赌博，逃避现实，这在此时的文学作品中有所表现。一些写法怪异的作家出现，例职《箱男》叙述一个躲在箱子里生活的男人，笔调怪异，写出人与社会的分离，而后日本大红作家村上春树亦此，他的小说情节平平，语言淡淡，字里鼓涌无可抑制冲击引起读者每阶段朦胧苦恼，如《寻羊冒险记》的怪异，《四月一个晴朗天，与百分之百女孩擦肩而过的》的柔美纤细，那《挪威森林》中一句“我是谁？”写出了夹在“自我发现”和“主体发现”缝隙中人们的迷惘，极度空虚。

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曾作了《Japan,the vagne,and myself》。翻译面对原本就暧昧的日语，把这名暧昧的表达方式翻译成：《暧昧的日本的我》。也就是这“暧昧的日本”恰好构勒了日本的民族性格。现代社会是复杂的社会，面临着那些相对的矛盾，而民族性格又是怎样受其影响，怎样整合，这是我们应该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