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第一篇：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

李瑗

台湾问题是一个带国际性的内政问题。战后几十年来，为了台湾问题的妥善解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以及国际上许多有远见的政治家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从而为打开中国对外关系的新局面，为亚太乃至世界和平创造了条件。20世纪70年代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台湾问题的妥善处理，正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证。研究中日邦交正常化与台湾问题这一课题，对于吸取前人的经验，正确地观察和指导今天的国际斗争，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台湾问题是影响战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日关系曾长期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正是当时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日本吉田政府违背两国人民的意愿，于1952年4月28日同败退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了“日台和约”（日称“日华和平条约”，台称“中日和平条约”），此后这一条约便成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

首先，“日台和约”的签订是战后美国政府孤立中国政策的产物。众所周知，美国通过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的片面对日媾和的旧金山会议，把对日本的军事控制改为通过条约控制。台湾当局虽然在苏英等国的反对下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却在美国的庇护下得到了单独对日媾和权。其中的奥秘是，为取得英国在中国问题上的中立，美国与英国达成“旧金山和约”生效后由日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台湾当局之间自由选择媾和对象的妥协条件，同时却背着英国活动于日台之间，一方面安抚台湾当局“独立后的日本只能选台媾和”；另一方面压日本选择台湾当局为媾和对象。日本吉田政府在“选择中国任何一方的政府缔结和约”的问题上，最初是比较犹豫的，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英美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美国坚持日本同台湾当局媾和，英国则希望日本与中国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并对日本施加影响；二是日本国会内部特别是在野党反对与台湾当局缔结和约的呼声十分强烈；三是吉田内阁从日本本国利益的角度出发，认为不能割断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联系。吉田茂在他所著的《回想十年》一书中对此作了明确的解释。他说：“在我来说，同台湾友好，促进彼此经济关系，本来是我的宿愿。但是，我也想避免更进一步加深这种关系而否认北京政府”。[1]1951年10月25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会见台湾蒋介石集团的驻日代表董显光时曾解释不与台湾迅速签约的理由。他说：“我国所顾虑者，深恐与贵国订立双边和约后，势将引起大陆中国国民对我之仇视，故不得不设法避免此种情形”。[2]1951年10月30日，吉田茂在回答国会议员羽仁五郎的质询时说：“日本现被定为有选择媾和对手之权，但即使有此权限，关于如何行使此权，亦应考虑客观环境，考虑中国情形，及其与日本将来之关系，不拟轻予决定”。[2](P,173)吉田茂的这一发言，立即引起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的强烈不满。美国一方面向台湾当局保证坚决反对日本和中共之间改善关系的任何企图，同时派杜勒斯特使于同年12月10日飞往东京做吉田茂的工作，郭促日本政府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杜勒斯对吉田茂说：美国上议院正准备审议《旧金山和约》，如果不能确认日本政府已经选择了台湾国民政府的话，上议院将难以批准对日和约。[1](P,72-73)在会谈中杜勒斯不仅不理睬吉田茂关于通过扩大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对其施加影响的申诉，而且还将一封内容为日本政府愿意同中华民国签约的信件交给吉田茂，让他签字。由此产生了《吉田书简》，其主要内容是：“我国政府现准备，如中国国民政府也有此愿望，即尽速在法律上可能时，依照多边和平条约所表示之原则，与该政府缔结一项重建两国政府间正常关系的条约。该项双边条约之条款，关于中国国民政府一方，应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基于此等考虑，本人可向阁下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国共产政权缔结双边和约”。[3]对吉田茂来说，最敏感的问题就是条约适用范围中“将来在其控制之下”这一字眼，因为这涉及公开表态要支持蒋反攻大陆政策，与北京为敌。吉田茂对此耿耿于怀，再三要求删去，甚至派人追到羽田机场要求杜勒斯删去该字眼，但仍遭到拒绝。然而，尽管吉田茂不十分情愿接受美台共同炮制的《吉田书简》的基本内容，但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特别是澄清吉田在国会的发言和使美国国会承认对日媾和条约的需要，最终还是全面接受了由杜勒斯定稿的《吉田书简》，并于1951年12月24日正式致函杜勒斯。1952年1月16日，《吉田书简》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由此，这一信件就成为后来签订“日台条约”的基本框架。

其次，日本之所以选择与台湾当局媾和，也出于依仗美国以恢复国内经济、获取主权独立的自身利益的需要。战后日本一片废虚，满目疮痍，美军的占领使日本几乎失去了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在被占领的情况下，日本吉田政府为“最好地保障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得不选择对美“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并“把它作为顺应世界形势和日本需要的惟一方针”。[4]因此，尽管吉田政府最初在选择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当局作为对象时比较慎重，但反复权衡利弊，最终还是选择了台湾当局。此外，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也是“日台和约”得以签订的重要原因。日本宣布投降以后，蒋介石集团从其反共目的出发，对日采取“以德报怨”政策。一方面命令日军“不得向中央军以外的部队投降”，并与冈村宁次秘密勾结，利用侵华日军为其打内战；另一方面，对日军战俘和侨民优待有加，顺利将其遣返。对待战犯，或从轻发落，或宣布无罪，使大批战犯未受到应有的惩罚。以冈村宁次为首的一批军国主义分子，对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集团有一种报恩的思想。当时的日本首相吉田茂便认为，“国民政府在战争结束后曾使日本军民安然撤离中国，我们想起这些情谊，作为媾和的对象无论如何也不能忘怀这个政府”。[5]就这样，在美国的压力和一手导演下，“日台和约”终于在1952年4月28日得以签订。由此，堵塞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道路，台湾问题也就成为战后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

1954年12月7日，吉田内阁辞职以后，先后由鸠山、石桥两位首相组阁执政。在此期间，中日关系一度好转。在我“民间外交”工作的努力推动下，在鸠山内阁时期，中日双方原则达成了互设通商代表处的协议；石桥内阁为后来于1958年3月正式签订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打下了基础。然而其后上台的岸信介和佐藤政府，又积极推行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公开支持蒋介石统治集团反攻大陆，进一步强化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关系，从而使中日关系出现逆转。1957年6月，刚刚上台不久的岸信介继访问东南亚各国进行反共反华宣传之后，首次访问台湾。在台期间，岸信介始终称“中华民国”和“蒋总统”是“反共”和“自由”的守护神，并强调要加强“日台提携”，共同抵制“大陆的共产主义威胁”。访台期间，岸信介与蒋介石进行了三次会谈。在会谈中，岸信介说：“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下，日本对中华民国的困难处境甚为同情。然而，正因为如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有必要进一步加深两国的合作。”“日本的保守党绝不采取容共或中立的立场„„在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收复大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6]岸信介不仅在政治上公开表明反华反共的立场，而且还屈从美国的压力和迎合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意图，为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签订设置重重障碍。岸信介本来是想打着在政治上不承认中国、在贸易上捞取实惠的“政经分离”的如意算盘，与中国进行非官方贸易往来。然而，即使如此，仍然遭到台湾当局的激烈反对，同时也引起美国的不满。1958年3月5日，中日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在北京签订。协定规定，中方贸易办事处“有权在其建筑物悬挂本国国旗”，并给予其他外交特权的准外交机构待遇。[7]3月13日，台湾“外交部”以“日当局未澄清对该协定态度”为由，宣布中止正在台北举行的日台贸易会谈。3月15日，国民党台湾当局驻日“大使”直接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并把蒋介石指责悬挂国旗的亲笔信送交给首相岸信介和外相藤山爱一郎。3月19日，宣布中止对日贸易。同一天，美国则以调停日台纷争为名，表明了反对的态度并派商务部副部长维利阿姆兹赴日公开表示反对这一协定。在美蒋的压力下，岸信介于4月1日亲自给蒋介石写信表示，订立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并不意味着承认中共政府，按照日本的国际法，不能阻止悬挂国旗，但并不等于承认悬挂国旗代表国家权利。[8]4月9日，岸信介通过日方贸易三团体电告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说，日本政府只能在国内各项法令的范围内，同时根据没有承认北京政府这一事实，给予支持与合作。对此，爱知官房长官也作了进一步说明，他在同一天发表谈话说：“日本政府认为，因为目前没有承认共产党中国，所以不承认民间商务代表机构所谓有权悬挂共产党中国国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3](P,134-135)岸信介内阁的答复与官房长官的谈话，否认给中国通商代表处以外交特权，也不准该代表处悬挂国旗，彻底破坏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基本精神。其屈从美国的压力、无意与新中国建立关系的态度，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由此，中日关系出现严重逆转。此后不久，发生了“长崎国旗事件”，（注：1958年4月3日，在长崎百货公司浜屋举行“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会场上悬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5月2日，台湾的国民党驻日“大使馆”要求日本外务省通知展览会主办团体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摘下国旗。当日下午，两名暴徒冲进会场，撕毁了国旗，造成了侮辱中国尊严的政治事件。事后，岸信介不但没处理，反而说，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侮辱，不能构成刑事案件。）中日关系更加恶化。不仅互设通商代表处之事告吹，而且连贸易、文化、体育交流也全面中断。

第二篇：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和历史评价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轨迹

（一）中日关系隔绝时期（1949—1952）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单独占领日本，日本的外交深受美国的影响。这一时期，由于冷战政策，美国加紧对日本的控制。美国通过停止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改造、操纵签署《旧金山和约》、《日美安保条约》和《日台和约》使得日本不能和中国正常邦交，两国几乎没有交往。停止对军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使得日本右翼日后重返政坛，给中日关系添加阴影：《旧金山和约》使得中日和谈迟迟不能进行：《日美安保条约》使得日本不迫切恢复与华邦交；《日台和约》使得中日建交多了一个障碍。这些因素最终使日本和中国没有邦交往来。

尽管如此，中日双方内部出现渴求交往的声音。1949年日本民间建立了“中日贸易促进会”、“促进中日贸易议员联盟”、“中日贸易会”，之后在1950年10月1日成“立日中友好协会”。这四个组织合称“中日关系四团体”。而中国政府和人民不计前嫌，积极回应。这一切为将来的友好交往打下基础。

（二）民间交往时期（50年代）

这一时期中日交往只局限于民间交往，而官方的活动仅仅是表示肯定，并没有介入民间交往。上述的活动尽管是民间行为，却引起很大反响。考虑到美国的冷战政策和日本右翼内阁的阻挠，两国邦交正常化还不能一下子完成，所以周恩来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外交路线，即先通过民间交往过渡到半官半民交往，最后通过官方谈判建立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日后中日邦交恢复的发展就是按这一外交思路进行的。

1952年5月，日本参议院议员高良富、前参议院议员帆足计和众议院议员宫腰喜助访问中国。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参加促进中日贸易的谈判。同年6月双方签订第一个民间《中日贸易协定》。该协议打破了中日之间的坚冰，开始了中日交往。三位议员回到日本后，通过做访华报告的形式传达渴望中日友好交往的愿望，这事件开始了中日民间交往。之后官方也表示肯定，1959年石桥湛山首相访华这一事件可以说明官方对中日友好交往表示肯定。一系列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协定的签订使人们看到了希望。但是前甲级战犯岸信介上台后，中日关系跌入低谷。比如，根据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中日双方互设商务代表机构，但遭到岸信介百般阻挠，迫使通商代表由正式改为非正式。1958年四五月间，“长崎国旗事件”中岸信介的舆论激起中国人民愤怒。5月11日，中国政府宣布断绝同日本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

下一任内阁池田勇人内阁是在各方势力对岸信介内阁日益不满，最后使之倒台的前提下上来的，所以池田勇人有意修好中日关系。1962年受池田内阁重任的松村谦三访问中国，和周恩来会谈。会谈中，周恩来重申了“政经不可分”原则、“政治三原则”（日本政府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双方确认“应该采取渐进和积累的方式谋求两国关系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在内的正常化”；双方就贸易问题达成四个原则事项：以货易货、综合贸易、延期付款、长期合同（以5年为一个期限），这个就是日后“备忘录贸易”的起源。

松村访华之后就是高崎达之助率领的日本实业界代表访华。根据之前的周恩来和松村商定的协定，高碕达之助与廖承志在11月9日签署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备忘录》，这便是著名的《廖·高碕贸易备忘录》，简称“LT 贸易”（取廖、高碕英文第一个字母）。由于“备忘录贸易”是一种长期的综合性的“民间形式、官方认同”的特殊贸易形式，因此其诞生标志着中日交往的形式由民间交往、官方肯定到民间交往、官方介入。

（三）民间交往、官方介入时期（60年代）

此时中日交往的特点是民间交往，官方介入。为履行LT备忘录贸易协议，中日双方分别成立了“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后又分别在对方的首都设立了“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事务所”和“高碕达之助办事处驻北京联络事务所”），负责处理各自的备忘录贸易事宜。前者直属于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后者直属于日本通产省。“从上述备忘录的内容和两个办事处的性质不难看出，这种‘备忘录贸易’实际上是由民间人士出面、两国政府做后盾的半官半民性质的特殊贸易”。

此后民间交往进一步发展。1962 年12月27日，中国“贸促会”主席南汉宸与到访的日中贸易促进会理事长铃木一雄于签署《中日友好贸易议定书》。双方确认：在两国已经开始长期综合“备忘录贸易” 的情况下，“中日两国人民间的友好贸易今后仍然是中日民间贸易的重要方式之一”。此外，双方在体育、学术、艺术、宗教等方面开展积极交往。池田内阁时期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不可逆转，因为池田内阁时期中日交往进入了有官方参与的时期，如上述的办事处。一位日本学者所说：“实际上，中日关系正常化这条轨道，在池田政府时期就铺设好了。”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上台，采取饱受政策，又给中日关系添加阴影。其一，他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干涉中国内政。在佐藤政府的怂恿下，日本右翼分子到廖承志驻东京联络处门前挑衅，叫嚷“台湾不是中国的”等口号。其二，阻挠中日往来。佐藤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入境。其三，勾结美国，阻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正当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要恢复之时，佐藤政府勾结美国提出所谓的修正案，阻挠联合国驱除台湾国民党政权代表的行动。对此中国政府表示批评。佐藤执政末期，因美国改变对华政策受到巨大冲击。美国事先未通告日本便改变对华政策，使佐藤及日本政府不知所措，乱了手脚。1972年尼克松访华。他刚离开中国，佐藤荣作便派人给中国捎信，要求亲自访华。但立即被中方周恩来总理拒绝，中方说佐藤荣作说话不算数，中国不以他为谈判对手。再加上前一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使得中日邦交正常化越来越有基础。

（四）中日邦交正常化（70年代)

这时期中日双方开始关于邦交正常的官方谈判。其成果是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第三篇：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座谈会上讲话

乐玉成

尊敬的杨文昌会长，外交界各位前辈，各位专家学者，大家下午好！

感谢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邀请我出席这次座谈会。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40年前，中日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以非凡的政治远见和勇气作出了邦交正常化决断，结束了“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40周年本应是一个喜庆的年份，但就在不久前，日本政府不顾中方反复严正交涉，非法“购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严重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损伤了中日友好的基础，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倒退，使“庆祝”邦交正常化失去应有的氛围，喜庆之秋变成了“多事之秋”。日前，中国全国友协、中日友协也被迫宣布推迟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活动。

今天，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联合组织这次座谈会，从深刻总结中日关系40年的经验教训出发，探讨如何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把握中日关系发展大方向。在中日关系面临严峻形势的背景下，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及时，也很有针对性。在座的各位，有的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及缔结和平友好条约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有的是日本和地区问题资深专家，对中日关系有很深研究，我期待听取大家的真知灼见。我本人最近也一直在对中日关系进行思考，愿意借这个机会和大家谈谈体会。

中日邦交正常化是具有历史意义和影响的大事。它奠定了中日友好的政治基础，确立了中日关系发展的方向，也开创了东亚历史的新纪元。40年来，中日先后发表4个政治文件，不断丰富发展两国关系基本原则与精神。两国各领域合作取得了长足进展。双边贸易额达到3400多亿美元，增长340多倍，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人员往来从每年1万人次扩大到500多万人次。地方友城从无到有，现已发展到250对。纵观中日两千多年的交往史，可以说，这40年是中日关系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给两国人民和亚洲各国带来实惠最多的40年。

中日关系40年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条，就是必须恪守中日双方在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达成的重要原则和共识。只有恪守这些原则和共识，中日关系才会发展；违背了这些原则和共识，中日关系就会出现摩擦、起伏甚至倒退。当前中日关系出现困难，就是日方违背和破坏当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就“钓鱼岛问题放一放，留待以后解决”达成的谅解和共识，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造成的。毋庸置疑，如果40年来双方不是遵照上述精神处理钓鱼岛问题，中日关系不可能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局面，更不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可以说，两国老一辈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是40年来两国关系能够排除干扰、不断取得发展的重要保障。

必须指出，这次钓鱼岛**完全是日方一手挑起的。年初以来，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频频对我进行挑衅，包括命名、登岛、购岛、视察、测量、慰灵、钓鱼大会等消极动向不断，可谓挖空了心思，费尽了心机。日本政府最终走到前台，实施“购岛”，就是为了强化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进而逐步达到彻底霸占钓鱼岛的目的。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是近年来日本开历史倒车的集中反映，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正在把中日关系和整个地区引向极其危险的方向。基于历史的教训，人们不能不担心日本的战略走向，不能不警惕日本的战略意图。

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和在全球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影响到本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搞好中日关系需要智慧、勇气、胆识和远见，需要有大局观、责任感和长远战略考量。针对当前局面，我想对日方讲三句话。

第一句是要为两国关系立诚信。这是中日关系走出困境、继续前行的首要前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立国之本。钓鱼岛属于中国是铁的事实。日本公然破坏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就搁置钓鱼岛争议达成的谅解和共识，矢口否认中日在钓鱼岛存在领土争议，实际上是要从根本上动摇中日关系的基础，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当前钓鱼岛事态不断激化，责任完全在日方；中日关系严重受阻，责任也在日方。日方必须悬崖勒马，正视现实，纠正错误，作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使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回归平静，中日关系回归正轨。

第二句是要为和平友好排干扰。中日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谁也搬不到别的星球上去，两国人民必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日本政府应当深刻反省近代以来伤害亚洲邻国的历史，深刻认识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惟有和平共处是唯一正确选择的道理。中日要持久和平友好，关键是日本要走和平发展道路，要防止右翼势力把日本引向邪路、歪路；关键是日本一些人要摒弃冷战思维，接受而不是遏制中国的发展；关键是日本不要在钓鱼岛问题上一错再错，否则只会害人又害己。中国承诺和平发展，但不要把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视为软弱可欺，视为从中国攫取领土的机会，任何人都不要幻想中国拿领土做交易，不要指望中国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维护中日和平友好是两国的共同责任，而不是中方一家的事。

第三句是要为发展合作扫障碍。发展与合作是中日在21世纪的中心任务。21世纪是和平、发展、合作的世纪。中日友好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这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亚洲各国根本利益，也符合时代的潮流。谁破坏中日合作大局，堵死中日合作之路，谁就是历史罪人。现在日本许多当政者人在21世纪，脑子还停留在20世纪，满脑子冷战思维，需要彻底换一换脑筯。中国一贯重视中日关系，致力于推动中日合作，但绝不允许日方一面讲友好、谈合作，一面做伤害中国的事。

今天，在邦交正常化4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历史的十字路口。日本政府作出的“购岛”决定，犹如向中国扔出一颗原子弹，一下子把全体中国人激怒了，让13亿中国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了。日本必须正视这一点，不要指望中方接受对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不要再幻想霸占钓鱼岛，不要以为事情会不了了之，派人到中国来解释几句就万事大吉。如果日方继续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中日关系这条大船就可能像“泰坦尼克”号一样触礁沉没。

最后，我们奉劝日本政府，要本着尊重历史、对中日关系负责、对东亚地区和平稳定负责的态度，认清形势，深刻反省，拿出政治勇气，作出政治决断，切实采取措施拔掉钓鱼岛这颗不定时炸弹的引信，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使中日关系回到健康正确的轨道上来，回到和平友好的大方向上来。

谢谢大家。

第四篇：中美关系与台湾问题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本不该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然而，在冷战的背景下，中国领土台湾被美国当做其国际棋盘上的一个棋子来摆布，台湾问题已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

冷战结束后，台湾分离主义势力试图扩大所谓“国际生存空间”，而美国右翼势力又将台湾视为其牵制中国发展的一张牌。美国对华政策围绕台湾问题的摇摆，引起中美关系屡次跌宕起伏。1992年，美国政府决定售台150架F－16战斗机；1994年，又宣布所谓“对台政策调整”，就是其中两例。1995年，李登辉访美，大肆从事分裂活动，中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坚决开展了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1997年～1998年，中美首脑高层互访达成重要共识：(1)双方决定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2)美国重申了在台湾问题上的“三不”承诺，即：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不支持台湾加入任何须具主权国家资格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此后，美国政要担心“台独”可能会危害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一度热衷酝酿“三部曲”式的对两岸政策调整方案：(1)“台湾不独立”；(2)“大陆不动武”；(3)美国设法促成两岸“中期协议”。但美国政策调整的实质是：促“谈”不求“统”；谋“和”不逼“合”，其目的只是维持现状、防止冲突，而并不是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这与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有着原则的分歧。

李登辉抛出“两国论”之后，不仅严重地阻碍了两岸统一事业的发展，也给中美关系带来极大的麻烦。美国官方表态，称其对海峡两岸政策有“三个支柱”：(1)一个中国原则；(2)非武力解决问题；(3)挽救两岸对话。美方表示，克林顿政府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和“三不”的承诺没有改变；美国对两岸局势“严重关切”，担心两岸关系“擦枪走火”；美国呼吁海峡两岸尽快恢复交流与对话，及早缓解紧张局势。但美国政策具有其内在的矛盾与两面性：美国政府一方面表示对李登辉将两岸关系界定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而感到“意外和不解”，但另一方面又决定售台价值5.5亿美元的预警飞机和其他装备。

上述回顾给人若干启示：(1)世纪之交的国际关系格局中，尽管存在霸权主义的掣肘，但和平与发展仍是主流。一个中国原则已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任何国际势力企图支持所谓“台独”，就必将冒着破坏亚太地区稳定甚至和平的巨大风险。(2)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大国之间尽管存在各种矛盾，但也有利益的融合点。各方都力图将争执点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使之不至于失控。(3)在美国国际战略的棋盘上，美国的国家利益大致可分为三类：生死攸关的利益，重要的国家利益，以及一般利益。美国所要维护的，必然是它自己最大的国家利益。美国未必情愿被轻易拴在“台独”的战车上。两岸关系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自和平统一祖国的“一国两制”方针确立以来，祖国大陆一直不断进行着切实的努力，充分照顾海峡两岸各方利益，既考虑历史，又顾及现状，希望促成中国最终的和平统一。

在两岸交往过程中，祖国大陆在坚持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其政策体现出多方面的灵活性：(1)谈判的原则——将一个中国的原则与一个中国的内涵分别处理；(2)代表的名义——不将两岸会谈视为中央对地方的谈判，而是主张两岸“平等协商”；(3)统一的过程——祖国的统一目标可以分步骤实现；(4)统一的模式——与港澳模式相比较，与大陆统一之后，台湾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台湾人士也可以到祖国内地担任行政职务等。两岸统一之后，可以共享一个国家的尊严与荣誉，共同建设一个新中国。总之，祖国大陆在实事求是地探索比港澳模式更为宽松的“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这些探索和努力的依据就是对海峡两岸关系的三项基本认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海峡两岸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尚未统一。

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两岸关系至关重要的基础。如果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两岸关系就存在着发展和改善的契机；反之，两岸关系就势必出现停顿甚至倒退的可能。1998年10月，第二次“汪辜会晤”达成了四项共识。这对于促进两岸的接触与对话，对于改善两岸关系的气氛，具有重要的意义。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在台湾民众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回应。他们思安求稳，不希望两岸关系过度跌宕起伏。

但是，台湾政局的发展还存在诸多值得人们警惕的动向：(1)“显性台独”，即“公开台独”的危险。台湾政界一部分人热衷于“公投入宪”的活动，就是一例。(2)所谓“不宣实独”的“隐性台独”的危险。民进党的所谓“转型”，就显示了这种策略的变化。(3)“久拖不决”的“潜性台独”的危险。在国际上，台湾当局推行“务实外交”，企图制造“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在两岸关系上，台湾当局一直拒绝政治谈判，企图将两岸暂时分离的状况长期化和固定化。李登辉推出分裂国家的“两国论”，其目的是企图从根本上破坏台湾海峡的和平局面，破坏两岸关系的发展，破坏中美关系的改善，并且危及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政府和人民与“两国论”的斗争是维护还是分裂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斗争。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政府没有回旋余地。

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促进亚太和世界经济的发展等方面都负有重大的责任。两国的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深具潜力。双方应该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求同存异的原则，积极寻求国家利益的汇合点，扩大合作，缩小分歧。美国应该了解：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而美国所伤害的正是中国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和最根本的民族感情。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有一个“合作安全”的新概念，即认为“合作”必须建立在“相互安全”之上。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双方不应再损害彼此最为根本的国家利益。

台湾问题是事关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感情的大事，也是今后中美关系能否保持健康、稳定发展的关键。围绕着台湾问题，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包括：(1)防止台独。中国古语云：“防患未然”；英语中亦有“预防性防务”(preventive defense)的词汇。保持海峡安全与稳定的最好方式就是除去“台独”这个“导火索”。(2)减少对台军售。美国应该按照《“八·一七”公报》精神，逐渐递减对台军售，不将台湾纳入其战区导弹防御体系，也不通过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3)不干涉中国统一进程。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而且，就某种意义而言，通过“一国两制”方式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与美国的利益并不冲突。

就两岸关系而言，实现祖国统一乃中华民族之大局所在、大理所在、大义所在。祖国大陆倡导通过“一国两制”方式实现祖国统一，就是实现这一历史目标的现实而又可行的模式。实现这一目标的措施可包括：(1)政治谈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作为第一步，两岸可先就正式结束敌对状态进行谈判。(2)实现“三通”。目前真正攸关台湾2100多万同胞和12亿大陆同胞权益的问题，就是实现两岸直接“三通”。(3)增加互信。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同根同源，不应该有什么根本的利害冲突不能解决。百年不遇的大地震之后，共同面对天灾的同胞之情再次拉近了海峡两岸的距离。江泽民主席在2000年元旦再次呼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进行海峡两岸的对话与谈判，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台湾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利益都将得到充分的考虑。1月28日，钱其琛副总理在纪念江主席《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讲话发表五周年座谈会上再次申明了两岸对话和谈判的几个方面。然而，“两国论”是两岸关系的绊脚石。海峡两岸僵局是否能被打破，还要看台湾当局的态度。

总之，展望未来，挑战与机遇并存。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可通过四个方面实现：(1)战略安全方面“互不为敌”；(2)经贸方面平等互利；(3)意识形态方面求同存异；(4)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美国不干涉中国内政。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苦果”，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政府和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意志和能力。止戈为武，文武成斌。在台湾问题上，祖国大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统一。但为了防止“台独”和外来势力的干涉，中国政府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中国早日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不仅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有利于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台湾问题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世界知识〉第5期

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

时间:2005-12-29 15:38来源:免费论文网 作者:佚名 点击: 1142次

2003年以来，围绕 “公投”，台海危机又一次升级。“台独分子”这次会走多远？政府会做出什么反应？美国政府又会怎样？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由于美国的态度历来对台湾当局起决定作用，“台独”分子的步伐也会根据美国的态度而定：美国反对，“台独”分子就会后退；美国不置可否，或默许、纵容，“台独”分子就会前进。粉碎“台独”阴谋，实现和平统一，主要是中美之间较量的结果，而不是和台湾当局。因此，把握美国的脉搏，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及彻底解决至关重要。美国对台湾的政策是服从于它的整体战略，把握美国对台政策的脉搏首先要把握其整体战略。

一、美国的全球战略与对华政策

“9.11”之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发生巨大变化，本土安全和“反恐”成为重中之重。美国已不再把中国当作接替前苏联的新敌人，而视为必须与之合作的国家。但同时，美国也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对中国，美国采取的是一种既拉拢又制约的政策。美国之所以一再宣扬现在 “美中关系处在最好时期”，是因为现在正是美国最需要中国帮助与合作的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处于最有利的时期，也是美国最可能满足中国要求的时期。

对台湾问题，美国认为维持台海两岸现状，对美国最有利：一方面，不其反恐大局；另一方面又可以长久地牵制中国。

对中国来说，台湾问题从长计议也未尝不可。随着时间推移，中国快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台湾在经济和生活水平方面的优势逐步丧失，对中国大陆的依赖将越来越深，民众中希望统一的情绪也会越来越强烈。届时，台湾回归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台独”分子显然也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在“台独”还有一定市场时宣布独立，否则连尝试的机会都不会再有。

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谈判对象是美国，不是台湾当局

解决香港问题，中国是和英国谈成的；解决澳门问题，是和葡萄牙谈成的；解决台湾问题，该和美国谈了。美国才是解决台湾问题的谈判对象。一旦中美谈成，台湾当局面临的只是早一天还是晚一天接受的现实了。到时候，国际有的是自告奋勇前去斡旋的，根本不用中国费心。

现在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中国要对“台独”使用武力，台湾当局不害怕（认为美国会干预，会保护）；倒是美国比较害怕（不愿与中国发生对抗，不愿因为台湾影响与中国的关系）。换句话说，中国要对“台独”动武，实际上是给美国施加压力，希望美国再向台湾施加压力。台湾当局怕美国，不仅在于它军事上依赖美国，而是它的生存就离不开美国。只有美国有能力压台湾接受“一国两制”。如果台湾不接受，如果美国对台湾进行制裁，台湾经济会怎样，人们心里都很清楚。

对“一国两制”，美国无法反对。第一，不改变台湾现行的社会制度，和美国所谓保护“民主制度”的承诺没有矛盾；第二，香港、澳门都实行“一国两制”，国际社会已接受了，美国也接受了。但是，对美国最有利的是继续维持台海两岸现状。如果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美国就失去了牵制中国的砝码，又少了一个可以推销军火的对象，所以布什政府不会主动要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我们不能因为鲍威尔表示不支持台湾“公投”就兴高采烈，要知道他同时还说“台湾是个民主的地方，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举行公投”。美国政府并没有支持中国，我们只有向其施加压力，以造成一种局面：在现实形势下，台湾接受“一国两制”是对美国最有利的选择。

面对陈水扁急不可待地推行“台独”，继续维持台海两岸现状已不再适应形势需要，对中国来说，这个底线已经过低，容易造成被动。在中国综合国力、国际地位都大大提高的今天，该是把底线提高到台湾必须接受“一国两制”的时候了。

纵观陈水扁的策略，就是一方面利用中国政府“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的心理，步步紧逼，使中国始终面临着是否动武的抉择。另一方面利用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诱使中国与美国发生直接对抗。我们决不能让“台独”分子的阴谋得逞。我们一定要避免和美国发生“硬对抗”，而是采取“软对抗”的方式，让美国体面的后退，从而和中国一道压台湾当局接受“一国两治”。

三、“软对抗”的方式：不合作

中国先要向美国表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统一的大事，希望美国积极主动配合，要求台湾当局接受“一国两制”，如果台湾不接受，美国应和中国一起采取行动，要求国际社会对台湾进行经贸制裁。如果美国不同意，中国将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采取与美国不合作的政策，今后在很多方面美国都不会再得到中国的支持与合作。

对美国采取不合作的政策，法国历来做的非常成功，值得我们借鉴。

采取这种方式究竞能不能达到目的？中美两国会受到什么影响？

对中国的影响

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美国的经贸制裁，其他都微不足道。目前，中国对“台独”已表示出不惜使用武力，不惜一切代价，不惜经济倒退若干年的决心，比较而言，为实现和平统一，冒一下美国制裁的风险又算什么。以中国现在的经济基础和综合国力，以超过11万亿元的生产总值和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美国的制裁完全可以承受；在争取到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情况下，中国还可以通过同欧盟等其他地区和国家的经贸往来使美国制裁的损害降到最低。再者，经贸制裁也是一把双刃剑，能给中国带来损害，也会对美国造成损害和不便。如果美国的制裁中国能够承受，我们还有什么可担心呢？如果美国也认识到经贸制裁对中国作用不大，也不一定会采用。

对美国的影响

第一，不支持中国“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美国会在道义上失分，在国际社会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处于孤立和被动的地位；

第二，没有中国合作，美国将在国际事务中困难倍增；

第三，由于中国拥有巨额外汇储备和大量美国国债，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美国经济；

第四，如果对中国进行经贸制裁，对美国的进出口贸易也会造成不利；

第五，今年是美国大选年，与中国关系恶化不利于竞选（每当美国大选时，就有人跳出来攻击中国，不如这次我们主动打“中国牌”，让他们知道一下厉害）。

这些，美国政府能承受吗？或者说，值不值得为台湾去承受。美国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国家，它的每一项决策，都是根据其利益得失的大小作出的。

综上所述，在目前情况下，中美关系恶化，中国能够承受，美国承受起来难度较大。美国在世界上摊子铺得太大，许多事情都需要他国尤其是象中国这样的大国帮助与合作。因此，结论是：这样做，中国能够达到目的。

与此同时，中国还要广泛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主要是联合国、欧盟、东盟、阿盟以及俄罗斯、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其中，法国、英国和日本的态度最为重要。

法国是当今最敢对美国说：“不”而美国又没办法的国家。作为欧盟主导国，法国的态度往往影响欧盟的立场。中法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有很多共同点，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今天，中法已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为其支持 “一国两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打下了坚实基础。法国支持，能带动很多国家支持。

英国作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是唯一能对美国起到“劝说”作用的国家。争取英国的支持，使其对美国发挥特殊作用，对解决台湾问题非常重要。千万不要忽视英国的能量。

日本由于等原因，对台湾一直有很大影响。应告诫日本政府，要认清形势，在中国国家统一的大事上，不要和中国结怨。

中国应争取在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如果台湾不接受“一国两制”，将对其进行制裁。把台湾问题国际化，就象朝核问题那样，也许解决起来对我们更有利。

再一点，对台商进行分化。凡支持统一的台商，欢迎前来投资设厂经商。凡支持“台独”的，一律不许在大陆投资设厂经商；已来投资设厂经商、仍支持“台独”的，限期关厂、撤资、走人。这样做，可能会使个别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一定影响，但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这点影响微不足道。而对台湾，不仅在经济上，更会对民众的心理、立场产生重大影响。

四、在美国心目中并不重要

现在台湾对美国只有两个使用价值：一是牵制的砝码；二是销售军火的对象。以前有美国人说过台湾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也不过是把台湾当做一艘美国可以利用的“军舰”。换句话说，台湾只是美国棋盘上众多棋子中的一粒。为了全局利益，有些棋子是可以丢弃的。这就是台湾在美国心目中的地位。而中国用鲍威尔的话来说，今天已成为一个应该重点战略关系的主要大国、是“一个担当全球角色”的国家（，见2004年1-2月号美国《外交》杂志）。台湾和中国根本就没有可比性。

至于说美国不会抛弃“老朋友”，难道美国抛弃的“老朋友”还少吗？伊朗的巴列维、南越的阮文绍都是美国的“老朋友”。一旦美国认为继续维护这些“老朋友”已经不值得、代价过大时，就和他们分手了。

至于说美国在世界上要推行“民主”，阮文绍政权也是美国认定的“民主”制度。人们不会忘记阮文绍政权垮台时，大批美国军舰游弋在西贡附近海面，但不是为了救“民主”，而是为了把还留在西贡的美国人撤出。人们还会记得，炮火声中，美国大使是由直升飞机从房顶上接走的。美国就这样拒绝为保卫它所推行的“民主政权”再开一枪。

就是台湾也曾两次被美国抛弃过。一次是在蒋介石从大陆溃败到台湾时，美国认为国民党政权已没有什么价值，就象甩包袱一样地抛弃了它。只不过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才重新回到台湾。第二次是中美建交，台湾又一次遭到抛弃。直到如今，台湾当局只能靠《与台湾关系法》撑腰，连被美国正式承认的资格都没有。孰重孰轻，一目了然。

台湾在美国心目中并不象有些人认为的那么重要。

美国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抛弃台湾，是因为它认为还没有到那个份儿上。当年中美能够建交，就是我们坚决坚持“有它没我”（即一个中国）的立场，决不后退的结果，使美国不得不让步。今天，如果我们在“一国两制”上仍然坚持“有它没我”，美国的选择只能是再次抛弃台湾，因为中国更重要。

五、宣布放弃以军事手段解放台湾的时机已经成熟

中国过去不放弃以军事手段解放台湾的选择，是因为以前中国的实力及国际地位还不足以令台湾当局接受和平统一的条件，必须以武力作后盾向其施加压力。现在，中国的实力及国际威望使其已经具有十分把握以和平方式实现国家统一。今年1月，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里明确表态“解决两岸问题的是依照香港和澳门的模式”。这说明“一国两制”方式已在美国政界得到高度认可。的形势，已经到了不是台湾当局宣布不宣布“独立”的问题，而是中国对台湾实行“一国两制”用什么尺度的问题。以前中国提出对台湾要比香港、澳门宽得多，今天来看大可不必。在台湾的保护者--美国，而且是总统候选人都决心推动“一国两制”时，台湾当局还有什么讨价还价的本钱。真是此一时，彼一时。对台湾的条件应随着形势的改变而改变。在这种大环境下，中国继续保留“军事手段”的方式已弊大于利，反而会使台湾当局以“中国威胁论”来鼓惑民心，进口武器，制定出“毒蝎作战计划”，准备“先发制人”，对中国大陆也形成威胁。宣布放弃军事手段，倒可能使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速度加快。这是因为：

第一，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大战略。

第二，有利于消除国际和台湾民众对中国的误解，从而更容易接受“一国两制”方案，同时使“台独”分子鼓吹的“中国威胁论”破产。

第三，使《与台湾关系法》名存实亡。从美国方面来说，已无协助台湾防卫的对象，再向台湾倾销军火，将在众目睽睽之下，成为制造台海危机的祸首；从台湾当局来说，再大肆购买武器装备，也无法向民众交代。

第四，变被动为主动。一是把台湾会不会独立，中国政府会不会动武的焦点改变为台湾会不会接受“一国两制”。如不接受，美国和国际社会就必须和中国一道采取行动，要求台湾接受（美国与国际社会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都认为台湾问题应和平解决，没有理由推卸和中国一道采取行动的责任）；二是把对台的军事准备改为积极防御，部署的导弹及一切军事措施都是针对台湾“毒蝎作战计划”的，无需撤除，使其“先发制人”方案成为众矢之的。

宣布放弃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符合中国的最大利益。中国政府的本意就不打算对台湾使用武力。中国要收回的是一个富饶的宝岛，不是废墟。以中国与台湾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和平统一一定是必然结局。在各方面条件都十分有利的今天，我们是能够做到让台湾 “完璧归赵”的，不要让它遭受战火的损害。

我们决不能被“台独”分子拖入战争。

中国应向全世界表明：我们之所以放弃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是没有这个力量，也不是害怕美国的军事介入，而是中国热爱和平，不愿使用武力，尤其不愿让中华民族自相残杀的悲剧重演。

退一步讲，如果陈水扁敢冒天下之大不讳，孤注一掷宣布台湾独立，中国就更有理由要求美国、要求联合国对其进行制裁，反而会使台湾加快实现“一国两制”。中国实在不必使用军事手段，只要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立场，就没有几个国家敢冒和中国断交的风险去承认台湾，既便是美国也不敢。当年，袁世凯的“洪宪”王朝就是在国内外的强烈反对下，短命而终。再看今天，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支持台湾独立？台湾独立的下场必定和袁世凯一样悲惨。

虽然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但是中国已经具备了主导解决台湾问题走向的能力，不论是美国还是台湾都会按照中国的意志而行，中国和平统一的目的一定能达到。

第五篇：台湾问题与祖国统一

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摘 要：台湾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是它与已经回归的香港、澳门问题又有诸多的不 同。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台湾岛内政局的变动和“台独”分裂势力的猖獗，使台湾问题不断复杂化。无论台湾岛内政局、海峡两岸关系及中美间围绕台湾问题而进行的斗争，都有一些新情况、新发展。本文从台湾问题的由来，中国对台湾的政策，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三个方面来探讨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

关键词：解决；台湾问题；祖国统一

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前 言

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近代以来，台湾问题一直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我国国内的政治生活，而且在亚洲乃至太平洋地区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中国在与很多国家进行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方承认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断绝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由于内外经济关系的急剧变迁，以及海峡两岸关系的缓和，台湾与大陆的投资、贸易合作关系迅猛发展。台湾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台湾岛内“台独”活动日形嚣张，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统一是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人心所向，两岸交流的日益频繁推动着两岸统一的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领土完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迄今尚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这种状态一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已然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五十年来，中国政府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奋斗。一九七九年后，中国政府更是以极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实现和平统一。自一九八七年底以来，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逐步背弃一个中国原则，极力推行以制造“两个中国”为核心的分裂政策，一直发展到公然主张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严重损害了两岸和平统一的基础，危害了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危害了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只有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统一，台湾才能同祖国大陆一起营造一个经济发达、政治民主、高度文明和国家统一的中国。

一、台湾问题的由来

所谓台湾问题[1]，一是指国共内战的遗留问题,属于中国内政问题，这是台湾问题的本质。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战败,中国共产党通过政府继承成立新中国,国民党败退台湾并在美国支持下武装割据,这便直接导致了台湾问题的悬而未 1

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决；二是指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的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国势力的干涉,台湾问题要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在远古的时候，台湾岛和祖国大陆是连接在一起的，是大陆的一部分。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海平面时升时降，台湾岛也时沉时浮，直到5000年前，相连接的部分下沉为海峡，台湾于是成了祖国东中的一个四面环海的大陆岛。这从台湾海峡海底的地形可以得到证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曾经与中国国民党携手抗击侵入中国的日本军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的抗日战争结束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拒绝与中国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并在1946年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政权。经过三年战争，军事上处于劣势但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1949年10月1日，取得胜利的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党势力从中国大陆全面溃退，退踞只占中国国土面积三百分之一的台湾岛，并在美国的支持下，继续与已成为中国合法代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抗。

另外，台湾问题的产生以及长期得不到解决，与一些外国势力，特别是美国在其间插手密切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以后，当时的美国政府本来可以从中国内战的泥潭中拔出来，但是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对新中国采取了孤立、遏制的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派出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公然声称“台湾地位未定”。朝鲜战争停战后，美国在1954年又与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将中国的台湾置于美国的所谓“保护”之下，阻挠中国政府解决台湾的正义斗争。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美国政府和国会仍然不断通过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性武器等做法，阻挠中国统一台湾的进程[2]。

二、大陆对台湾的政策的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一直把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崇高历史使命，并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制定、实施、发展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和政策措施，它经历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为首的五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思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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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建国初期的我们重点是准备武力解放台湾。自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结束、南京解放之后，毛泽东同志就开始考虑解放台湾问题。因为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派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使我解放台湾工作受到干扰和阻挠。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达成协议。1954 年 4 月至 7 月，日内瓦会议签订越南停战协定，国际形势趋于缓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日益发展，新中国政权愈加巩固，国际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和紧张关系随之趋于缓和。正是在国内国际形势变化的条件下，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开始考虑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性。1956 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当年1 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只要现在爱国，国内国外一切可以团结的人都团结起来，不咎既往。”1963 年，周恩来总理在毛主席的对台工作的思路上加以发挥，将我党的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大陆的“一纲四目”政策通过各种渠道传至台湾以后，在各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3]

。以蒋系势力为主的台湾当局心有所动，多次强调不会搞“两个中国”，并加强了打击“台独”势力的力度。和平解放台湾本已出现曙光，可惜的是后来被受“文革”和“左”的思潮的干扰而中断了。2.第二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世纪 70 年代末，中国已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国际范围内已经出现一个有利于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环境和条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在上述历史条件的变化下，对台工作自然必须服从于这个转变，对台政策也须相应地做出调整。1981 年 9 月 30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时提出了九条和平主张，被海内外媒体称为“叶九条”。这实际上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1983 年 6 月 26 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北大学教授杨力宇时提出六条和平统一祖国的主张。“邓六条”使“一国两制”的构想更加完备、充实，更加具体化、系统化

[4]

。“和平统一中国”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代领导人即已开始探索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思维，但是他们都没有来得及实践和加以完善。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出于对整个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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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利益与前途的考虑，也本着尊重历史与现实、照顾各方面利益的需要，根据台湾问题的情况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后来延伸到解决香港和澳门问题。香港和澳门的顺利回归和一国两制在港澳的成功实践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影响，对解决台湾问题显示了深刻的垂范作用，证明了它的创造性、科学性和可行性。

3.第三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江泽民作为新中国的第三代中央领导人的核心，他继承、发挥和亲身实践了前两代领导人关于和平统一中国、特别是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思想。1992 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中，正式把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1995 年 1 月 30 日，江泽民同志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新春讲话，简称《八项看法和主张》，也称“江八条”。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八项看法和主张立足于“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分裂，反对“两个中国”和“台湾独立”；立足于“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决不是针对台湾人民，而是针对外国干涉势力和台独分子；立足于“化”，通过相互访问、交流往来、高层接触，以及多层次、多管道的沟通对话，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共识，以便在相互尊重和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求得两岸关系的改善和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逐步完成。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讲话，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和平统一思想和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一国两制”构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挥。4.第四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胡锦涛同志从成为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和接任党的总书记以来，对台湾问题的工作一直是非常重视和关心的。2005 年 3 月 4 日,胡锦涛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届三次会议民革、台盟、台联联组会时就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提出了四点意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活动决不妥协

[5]

。2007 年 10 月 15 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代表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做了题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胡锦涛总书记的报告，充分体现了祖国大陆对台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坚定性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体现了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国人民对早日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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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殷切期待、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念，体现了祖国大陆的政府和人民对台湾同胞的关爱、尊重和理解，希望与他们一道共同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共同为争取实现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胡锦涛的报告是对他担任总书记以来对台湾问题的战略思考做了一个小结，也是未来五年中国共产党对台工作思路的纲领性文件，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5.第五代中央领导的战略思考

2014年2月18日习近平在会见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讲话中强调，两岸同胞不能隔断血脉，没有解不开的心结，要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共圆复兴之梦。这次讲话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就推进两岸关系发展一篇新的讲话，比较全面、完整地阐述了对台工作思想，对推进两岸关系具有重大意义。这篇讲话的核心就是“中国梦是两岸共同的梦，需要大家来圆梦”，话语间体现出浓浓的民族情感，既是温情交流，也是刚柔相济，在台湾问题上一直坚持的东西并未改变。习近平在讲话中实际上提出了两岸破解政治难题的路线，深化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并用了一个新的说法“这个基础是两岸关系之锚”，“锚”字比喻形象，只要有这样一个锚，两岸关系发展就可以经得起风浪，避免动荡不安，可以说是一块压舱石。讲话涉及解决政治分歧问题的关键词就是“一中框架、平等协商、合情合理安排、相信国人智慧”，同时这个路线图强调两岸同胞共同参与，特别强调一视同仁，不管以前有过什么主张，只要现在愿意参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都欢迎。

三、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向

台湾自三国时期就与中国大陆有了较为频繁的交流，虽然在以后的年代中与大陆数次分离，甚至兵戎相向。但那都是因为个人利益而进行的内部纷争，大陆与台湾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几千年来两岸人民之间的感情用血浓于水来形容毫不过分。虽然现在两岸仍处于敌对状态，但这只是暂时的，政党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将一个民族分裂的。

台湾是我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台湾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悬挂在海外，但是和大陆一直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虽然台湾曾经被葡萄牙占领，但是爱国将领郑成功最终收复，一直到了甲午战争，清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人，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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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内战爆发，蒋家王朝的覆灭，蒋介石逃亡台湾。，从此了台湾的统治，一直到现在台湾一共经历了老蒋和小蒋，李登辉，阿扁，马英九这五位领导人的治理，2012年马英九大选成功，获得连任。台湾走到现在也经历了许多的风风雨雨，那是什么因素制约的祖国的统一大业呢？因素有三个；首先是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缺乏文化认同感，其次是大陆与台湾的政治体制问题不同，台湾人民对社会主义的恐惧感，还有就是台湾领导人的反共心理。最后就是国际形势的影响，美国和日本对台湾统一于祖国的阻碍，因为台湾有着相当重要的战略意义。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必须由两岸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台湾问题的形成及至今仍未能得到解决，又是某些西方势力插手干涉中国内政的结果，因此，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又与外部因素分不开。当前国际形势发展和变化，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了诸多有利条件[6]。

回顾历史，从蒋介石退守台湾开始，他就一直想通过独立战争反攻大陆，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思想，在受到美国的军事援助，蒋介石一直对反攻大陆有很大的决心，就在大陆文化大革命时期，台湾就想在这个时期反攻大陆，但是受到美国的阻挠，最终放弃，但是仅凭台湾当时的军力还有就是当时台湾地区的经济实力，而且大陆那个时候经济很萧条的情况下，对蒋介石还是很有利的，所以要是反攻大陆的话，胜算也是比较大，中国在解放初期曾经想跨过海峡统一台湾，当时受到美国第七舰队的阻挠，当时中国的海军军事力量很差，跟美国比较根本不是一个级别的，要是大陆强行登陆台湾的话，美国可能会介入，所以中国“统一战争”的胜算不是很大的，所以解决台湾的事被暂时搁置下来 先来谈谈独立的可能性。根据大陆一贯的声明和《反分裂法》，独立就意味着战争，这是各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首先是大陆，大陆政府和人民一定会尽一切代价去阻止台湾的独立与分裂行为，现在也完全有这个能力，人力财力武力上都有这个能力。其次是台湾人民，相信每个人，除非是他发疯了，才会不珍惜和平的时光，而要战争，并且是有可能以自己的生命以至一切为代价的战争。再次是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日本以及我国的周边国家，它们是很希望台湾独立，但是又比谁都更清楚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大陆决不会放任台湾那样做。当然它们是更不会希望两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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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因为那样只会让中国更加强大，而对他们的利益造成威胁。那么他们只有选择让台湾保持现在不统不独的与大陆对抗状态，而且它们也可以乘机得渔翁之利。要是台湾真的宣布独立而发生战争，美国和日本是不会也不敢用全部家底来完全介入战争的，因为那样很有可能意味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何况从道义上也讲不通，我们是在解决国内争端呀，它们外国来凑什么热闹？其他周边国家就不要说了。其实现在民进党之流的台独分子叫嚣“独立”，无非是为了捞取一点政治资本，或者是为了转移台湾人民的视线，以便巩固政权。事实上，它们这样疯喊，正是心虚的表现。要是真的战争降临到他们的头上，谁也不相信他们不要自己的小命。

那么，维持现状的可能性呢？维持现状是台湾民意和国际社会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大陆不可能会让这个现状一直维持下去。这不符合大陆的利益，也不符合台湾的利益，总之就是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现在台湾和大陆的对抗，就是在做“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呀！现在台湾和大陆在军费上搞对抗的开支，要是用在经济发展上，该有多大的效果呢？！大陆让台湾“维持现状”是因为不得已，一直以来都有各种原因使得解决台湾问题“有心无力”：解放初期的朝鲜战争、与苏联的反目、与越南印度交火、国内国际形势等等。最终就是技术装备上的军事原因，以及海峡的天然屏障。当然也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要养精蓄锐，待机而发。但是，让台湾保持现状而不统一，终究是一个问题，何况夜长梦多，久则生变。所以，大陆是肯定不能让不统一的局面一直保持下去的，时机来了马上就会采取行动，没有时机也要想法设法创造时机。

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关系呈现“总体形势大幅好转、重大矛盾依然存在、发展趋势审慎乐观”的态势。大陆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发展主导权，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不断取得重大突破，对于促进两岸繁荣稳定、建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框架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国内外的形势来看，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仍面临一些变数。台湾已开放大陆居民到台旅游,两岸人民间感情逐步加深.再次,政治上交流增多。国共两党建立了定期沟通平台，包括开展不同层级的党务人员互访，进行有关改善两岸关系的商讨及国共两党高层领导的交流。从连战大陆之行开始，国民党高层陆续登上大陆，开展两党的高层交流与合作。两岸关系更加务实，关于台湾问题的探讨

两岸搁置争议、求同存异，追求“共创双赢”。然而两岸关系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交流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也还会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其中一些症结问题一时不易解决。双方取得共识以和平发展大局为重，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发挥政治智慧，寻求解决办法，先经济后政治、先易后难、循序渐进，解决当前急需解决也能够解决的问题，同时积极寻求化解矛盾、解决难题的办法，以富有成效的努力，扎扎实实推动两岸关系不断取得实际进展。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十六字方针，得到台湾方面的认同。马英九先生也提出，希望能为两岸关系开创互信、互谅、互助、互利的新时代，在“宪法”的框架，以及“不统、不独、不武”的政策下，改善两岸关系，是台湾民众共同的期望.我相信在马英九的这个任期内一定还是遵循不统不独不武这个理念，因为这个是最适合现在的局势，也是台湾人民喜欢看到的，但是无论如何，祖国大陆是不会让台湾地区永远这样的，不会让台湾像现在的南海问题这样，听说最近大陆在福建修建了新的机场，是不是为了对付台湾呢，民间有很多猜测的。所以，我觉得大陆在未来一定会用和平或者武力的方式统一台湾的，所以台湾未来的走向最终还是会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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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考 文 献

[1]全国台湾研究会主编.台湾问题实录(上下)[M].九州出版社,2002年7月第一版.[2]徐京城，贾燕凌.台湾基本情况概论[M].北京：华艺出版社，2001 年版.[3]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文选[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 年版.[4]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版.[5]胡锦涛.十七大报告[R].2007 年 10 月 15 日.[6]杨洁勉.世界格局中的台湾问题：变化与挑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