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思想汇报 中日关系
思想汇报
尊敬的党组织：
我还是一名大学生，所学的知识还是很多，不管在成绩还是思想上，仍需自己的努力去进步，在最近一个阶段的学习和生活中，在和大家的讨论和学习中，我重新认识和学习了中国近年来与邻国日本之间的关系和冲突。在此向党组织汇报。
日本发动战争侵略中国到中国赶出日本侵略者，再从中国与日本建交到最近日本篡改教科书，到钓鱼岛争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错综复杂，注定我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和冲突一时半会不能统一意见。日本不尊重历史，这极大的影响了中国人民与日本的友好关系，日本侵略中国，发动战争是事实也是残忍的，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巨大的伤害。但是日本不但不证实客观的历史而且修改日本历史教科书来否认，表明日本某些高层忘了历史教训，是帝国主义势力的抬头，对世界和平和人类所努力的和谐世界想勃。在二战失败后，日本和美国达成的安全合作问题，旨在抑制中国，帮助美国打压中国，和插入中国台湾问题，阻碍中国收复台湾，在与美国的合作同时，加强军事力量。日本没有在战争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对亚洲各国人民的伤害，日本没有从行动上体现迄今的诺言，和有效的方式来消除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国对日本未来军事走向的疑虑和不安。日本近年来不尊重中国与其建立的经济文化政治关系，反而扩大矛盾，激化两国友好关系。在钓鱼岛事件上更是大做文章，将我国人民的友谊弃之不顾。日本没有认真反省自己，而是变本加厉的侵犯中国领土权益，这是不容宽恕和容忍的。
在不断地接触和学习中国与日本建交历史和日本最近对我国领土的侵犯过程中，在与党员和积极分子的交流中，在自己从不同角度分析事件的体会中，我认识到了作为一名积极分子，其实国家的事就是我们的事，积极了解党和国家现面临的困难，虽然我的力量很小很小，但有千千万万个我在为国家着想，认识到这一点，我更要做好自己。我们应该提升自己的思想和能力，为祖国不被外来势力压迫，为祖国能在世界上立足，为祖国的和平发挥自己应有的贡献。在与党员学习交流中，看到了党员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在认识问题上的不同角度，和处理事情上的大度。看到他们思想上的高度和自己的差距。现在我还是一名积极分子，想加入当这个伟大的组织里，可我知道我的思想上，知识积累上距离一个真正的党员上的差距。既然认识到了这些，我想在以后的学习中有了明确的目标，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党员而奋斗。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强自己的思想的高度，提升自己看待问题和分析事件的能力。党员不仅是一个称号而已，更代表了一种责任。作为一名当代大学生，来大学学习是为了什么，入党是为了什么，我想在这段时间的学习中清楚认识到作为一名大学生和积极分子的任务。来大学学好知识是关键，升华自己的思想和人格是主要，为了作为一名优秀的青年，为党和国家人民做贡献，时时刻刻端正自己思想，报答国家和党的栽培。在刚接触党组织的时候我还是从高考洗浴而来的平凡学生，对党的认识不足，而两年过去了，对党已不是当初丁点的认识，党带领我们建设国家，把人民利益摆在第一位，这是伟大的组织，我想加入优秀的党组织，锻炼自己，提高自己，坚决贯彻党的方针，虽然是积极分子，现在要以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为成为合格而优秀的党员奋斗。
第二篇：入党积极分子思想汇报《浅谈中日关系》
尊敬的党组织：
提及中日关系，历史上的甲午中日战争和日本的侵华战争在华夏儿女心中仍然记忆犹新。在最近愈演愈烈钓鱼岛事件上，中国一直以共同的国家利益为动身点，然而日本却不承认历史的事实，公然侵犯中国的领土完整，上演一出购岛闹剧，妄想把钓鱼岛占为己有，这些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两国关系。
历史发展到今天，当前的新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焕然一新，不再是过去那个受人欺侮的东亚病夫，当今的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以一个世界强国的姿态屹立在世界之林。中日作为亚洲及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当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做出贡献，必须带领亚洲及至世界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和则两利，斗则两败。在我看来，中国与日本相互建立起彼此尊重，彼此信任的友好合作的关系，那将会是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福音。而现如今恶化的中日关系今后能否按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长时间稳定地发展下去，关键在日本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日本右翼分子必须了解他们自己所犯的错误，只有改正了错误并且深刻反省，两国关系才能和好如初。
我不同意组织和参加未经批准的涉日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全盘抵制日货的行为。我们应提倡理智的爱国行动。作为个人，我们有表达爱国情绪的权利；作为公民，我们的爱国行动，也必须以大局为重，理性而富有建设性。我们可以反对日本右翼的倒行逆施，也有权表达自己对中日关系的看法和意见。但在游行示威中出现打砸抢烧等恶劣
行为已经超出了法律界限的爱国，这些恶劣行径只能是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勇，很可能走向我们爱国初衷的反面。爱国是一种尊严，更是一种信念；爱国需要豪情，更需要理性。要用理性指导行动，避免将豪情异化成盲动。但是我们也不畏俱日本任何的挑衅行为，在必要时候应当以武力来保卫主权和领土完全。
我记得有人曾这样说过：尊重历史的人终将被历史尊重，否定历史的人终将被历史否定。行将又到一年的9月18日，1931年的今天，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叫嚣，猖狂的挑衅中国的领土，蓄意制造了“九一八”事件。那段极其悲哀而惨烈的历史，像一道不可磨灭的历史创伤，深深的烙印在每个国民的心上。历史的警钟，不断叩击着我们的心灵。“天下 兴亡，匹夫有责”。对日本最近这一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中国公民人权的行动，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日方对中国渔民渔船的扣押、调查和任何情势的司法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作为中国的青年学生，我们应当时刻保持忧患意识，增强危机感与紧急感，自觉地肩负起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维护和平安定的生活环境，创造祖国更加美好、富强的明天。我们当代大学生应当用历史的眼光，辩证地看待中日关系。我们应当用发展的思惟，务实的态度掌控自己的行为，把自己浓郁的爱国情怀转化为实际行动，正当理智地展现彼此的爱国之情，向世界人民展现我们的大国心胸。爱国事一种尊严，更是一种信念，爱国需要豪情，更需要理性。
第三篇：浅析中日关系
黄梅县“十二五”规划编制
黄梅县“十二五”规划
学院：三峡大学科技学院学号：2010404131姓名：周琦
摘要：“十二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将更趋复杂多变，影响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同时，近年来周边县市发展势头迅猛，有的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我县。因此，如何经过自身努力，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如何缩小与其他县市的差距，都是我们编制“十二五”规划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通过编制“十二五”规划，分阶段提出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以推动我县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健康发展。
关键字：十二五规划编制意义、区域发展、基本思路，目标任务、“两型”社会的建设
一、充分领会“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的重要意义规划是区域发展的龙头。规划编制的好坏，直接影响一个区域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一直以来，县委、县政府都十分重视规划编制工作。我县编制的“十一五”规划质量就比较好，特别是“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基本思路和目标任务，通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进展十分顺利。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提前两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2009年，财政收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农民人均纯收入等指标提前一年完成“十一五”规划目标。去年，我们对“十一五”规划的实施进行了中期评估，从评估情况看，“十一五”规划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因此，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对于保持“十二五”期间我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对我县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已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十二五”时期，国内外发展环境将更趋复杂多变，影响发展的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同时，近年来周边县市发展势头迅猛，有的县市主要经济指标已经超过我县。因此，如何经过自身努力，促进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如何缩小与其他县市的差距，都是我们编制“十二五”规划面临的新任务、新课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通过编制“十二五”规划，分阶段提出奋斗目标、主要任务和政策措施，以推动我县经济保持健康、快速、健康发展。
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对我县科学把握发展第一要务具有重大意义。编制“十二五”规划，是发展的需要，也是发展的指针。编制好“十二五”规划，对我县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群众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全县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但是，我县仍然存在经济总量偏小、发展方式粗放，主导产业不够突出等问题。一定时期内，我们还承担着加快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双重任务，肩负着做大总量和提升质量的双重压力，面临着环境容量和要素制约的双重矛盾。尤其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性经济衰退已成不争的事实。经济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危机往往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经济波动困难时期，往往也是各种经济要素重新组合、产业重新布局的关键时期。因此，“十二五”时期，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突出主攻工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努力促进我县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理清思路，准确把握“十二五”时期发展的关键问题
编制“十二五”规划，相对于以往难度更大。主要是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已进入大调整、大动荡时期，经济发展不可预见的因素很多；国内也面临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我县如何正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征和武汉城市圈的定位，如何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都需要深入研究、重点把握一些关系全局的问题。
1、科学制定规划指标体系。省委、省政府确立了“两圈一带”建设和加快把湖北建设成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目标任务。因此，在编制“十二五”规划时，要紧紧围绕“两圈一带”战略目标科学制定指标体系。要合理设置发展指标。要根据规划目标，合理设置发展指标，主要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公共服务、人民生活等五个方面，重点要突出约束性指标。要科学测算指标参数。各职能部门尤其是统计、发改等部门，要加强沟通衔接，在最大限度地分析掌握我省、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基础上，对指标参数要作细致论证和测算，目标值设置既要体现一定的前瞻性，又要符合我县的发展实际。
2、合理优化发展空间布局。实施城市定位，必须要将保持空间协调和空间均
衡作为发展规划的重要原则和内容，将人口的分布和经济的分布结合起来，将产业发展、城市建设、基础设施配套、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等落实到空间布局中。在“十二五”规划中要认真研究我县城镇体系布局、中心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并明确具体措施。要围绕“三城”和“五个一”的目标，坚持“‘三个坚持’不动摇、‘一线串珠’建红安”的功能定位和发展格局，合理优化空间布局。
3、明晰产业发展重点。产业发展是规划工作的重中之重。产业升级化、集群化、“两型”化应该是发展的方向。在编制“十二五”规划中，要认真研究突出工业主导地位，着重规划好传统产业的提档升级、高新技术产业的培育壮大、产业集群的形成、园区平台的建设、中小企业的发展；要认真研究加快旅游等服务业发展，规划服务业发展区域、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力争使服务业成为我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要认真研究现代农业，着重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形成现代农业经营体制，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4、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协调是编制科学规划的一个重要原则。“十二五”期间，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可能处于社会矛盾的多发期、敏感期，统筹协调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在编制“十二五”规划中，要特别重视社会发展，要将民生方面的规划作为“十二五”规划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来体现。同时，要认真研究城乡发展、居民就业、社会保障、生态建设、收入分配调整等方面的问题。
5、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是始终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强大活力的法宝，是激活发展活力、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手段。“十二五”时期，改革更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规划中要认真研究深化企业改革、建设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促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问题；同时，要更加关注农村综合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对如何把握好改革的时机、力度和节奏都要在规划中予以总体设计和安排。在对外开放上，要深入研究我县的优势和差距，理清思路，找出特色，创新方式。
三、突出重点，努力提高“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水平做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要紧紧抓住规划编制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加强调查研究，强化规划深度，规范编制程序，提高编制工作的有效性。重点要抓好三方面工作：
1、要立足课题调研，做深前期研究。调研课题是理清发展思路的前提和基础，课题研究成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我县“十二五”规划编制的成败。“十二五”规划编制有23个重点调研课题分解落实到了相关部门、单位，这些课题包括发展的总体思路、区域环境、发展目标、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城乡统筹、对外开放、社会事业、基础设施、环境资源、公共服务等方面。总体来看，这些课题基本涵盖红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2、要立足规划统领，做好总体规划。在研究23个重点调研课题的基础上，要按照全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科学制定战略性、纲领性和综合性的总体规划。做好总体规划，关键要把好三个环节。一是形成规划的基本思路。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方面全面分析国内外环境特别是经济运行情况，认真掌握了解国家“十二五”期间的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另一方面要全面摸清红安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并做到有机结合。二是起草规划《纲要》（草案）。内容上要改变无所不包、涉及领域过宽的状况，重点突出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政府履行公共职责的内容。
3、要立足细化落实，做实专项规划。专项规划是在总体规划的指导下进行分工、落实的，要切实增强专项规划的针对性和操作性。这次会后，结合我县实际情况，在编制全县“十二五”总体规划的同时，要组织编制城乡统筹建设、资源集约利用和开发、环境保护、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三次产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等重点专项规划，这些重点专项规划的编制由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完成，要求各部门予以高度重视，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编制，按期保质保量完成。
四、加强领导，确保“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顺利完成编制“十二五”规划，实质就是对我县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目标和任务进行准确定位、认真求证和科学决策，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创造性的事业、开拓性的工作，涉及面广，时间紧、任务重。各乡镇各部门必须站在全县发展的大局上，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高度重视，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编制任务。
1、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各部门必须切实加强对规划编制和课题研究工作的领导，切实防止“经济发展是硬指标，规划编制是软任务”的错误思想，真
正把规划编制和课题研究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扎扎实实抓紧抓好。“一把手”要亲自研究部署规划编制和课题研究工作，及时了解进展情况，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实际困难和问题，保证人员、经费等及时足额到位。要明确分管领导，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工作专班研究和编制规划。县政府将成立全县“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要加大考核力度，对规划编制工作进行奖优罚劣，县财政要专门将“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有关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2、重视前期研究。县里已经确定了23个重大前期研究课题，并明确了责任单位。各责任单位要严格按照要求，认真扎实做好前期研究工作。各乡镇也要围绕关系到本地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针对性的研究。在课题研究过程中，要将规划编制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结合起来，要将立足实际和合理想象结合起来，确保“十二五”规划既符合当前需要，又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
3、广泛集中民智。一个科学的规划，应当是一个以人为本、尊重民意、集思广益的规划，决不是几个工作人员加加班，少数领导拍拍脑袋，就能完成的事情。在规划编制过程中，要广泛召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家代表、专家学者等一系列座谈会。宣传部门要家大宣传力度，要通过电视、网站等传媒形式，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注重提高公众的参与度，使规划决策更科学、更民主、更符合红安发展实际和长远要求。对群众提出的好的建议和意见，要给予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4、形成工作合力。“十二五”规划涉及到方方面面，需要全县各乡镇和相关部门的积极参与和密切配合，要加强上下左右的衔接，保持规划制定原则的一致性、政策导向的协调性。特别要注重规划项目的开发衔接，各乡镇和相关部门要加强与县发改局的衔接，县发改局及相关部门要加强与省市发改委及相关部门的衔接，有的项目还要加强与国家发改委及相关部门的衔接，尽最大努力争取将我县规划和重大项目更多地纳入到国家、省和市里的规划。各乡镇各部门要根据县委县政府确定的规划编制工作总体安排，明确各自职责，确保整个规划编制工作有力、有序进行，如期保质保量完成。
结束语：搞好“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事关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县经济社会的发展，事关我县和谐社会的建设，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的政治任务，更是我们肩负的历史责任。各级各部门要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统一思想，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确保“十二五”规划更加科学，更加成熟，更加符合我县发展实际，从而加快推动我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实现后发赶超。
谢辞：感谢黄梅县领导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接受访问，详细的给我们讲解和分析此次“十二五”会议的意义、规划。并衷心的感谢红安金沙信用社的大力支持！在此新年到来之际，预祝新年快乐！
参考文献：《黄冈日报》
《黄梅县政府网站》
《红安“十二五”专题报道》
第四篇：中日关系论文
100年来的中日关系经历了空前的巨大变迁。双方关系由近及远，再由远及近，其摆动幅度之大世界少有。其间影响最大的无疑是从918事变开始长达15年的日本侵华战争。这场战争对中国经济社会和人民带来的灾难自不待言，对战后至今甚至今后一、二十年的中日关系(尤其是中国人的对日观)仍会带来深远的消极影响。
侵华战争为何发生？它既有帝国主义列强竟相分割世界的背景，又有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主导之内因。这场战争给21世纪中日关系留下的最大经验教训是:
在主权国家时代，每个国家都有寻求本国发展的权利，不应以牺牲别国利益为前提。追求一时得益而伤害其他民族对本国长期利益的损害远大于一时的收益，实际上得不偿失。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初主张在国际关系上推行“王道”以取代西方的“霸道”，还主张亚洲各国平等联合。这就是强调东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要以德为上，互相留有余地，不乘人之危、逼人到墙脚，不能套用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者的做法。这一主张对21世纪的中日关系和亚太合作仍有启示。
历史问题迄今一直是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日本不能在彻底深刻地反省、总结近代侵华战争的前提下早日面向未来，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大遗憾。但受到损害最大的是日本自己。这成为日本与周围各国建立互信的一条鸿沟，也使日本在成为“普通国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
常任理事国席位、在世界上发挥其与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作用等问题上无法取得中韩等国的由衷支持。
问题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怎样重新把握和处理这一敏感问题，使之纳入到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轨道上来？
中国一直要求日本干干净净地解决历史问题，除了感情因素外，可能主要还是出于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疑虑。此外，似乎还一种中国式“治病救人”的善良意识，期待日本能够像德国那样有大国胸怀，“尽快解脱历史包袱”。军国主义复活已几乎不可能，对此国内现在有了一定的共识，对日本国内大部分国民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意识及其社会状况国内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经济的高速发展应给中国带来自信，带来新的视角和更宽的视野，认识到中国的发展本身就是对复活军国主义的一大牵制。
而中国希望日本有德国那样的表现，这本身是否可以说是期待过高？某一位驻日大使说过，日本历史上没有过真正的世界大国意识，总是跟着别的强国走。明治维新以前是跟中国，之后是“脱亚入欧”靠英国，二战其间是有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才敢挑战美苏，战后则奔走于美国的车前马后。而德国的确是世界大国，不怕否定自己的过去以求得东山再起。对日德在历史问题上表现的巨大差异，日本政学界有不少人以“中日两国的历史观不同”“日本与德国情况不同”来搪塞。不管其辩解的内容如何，在有没有大国心胸、大国战略这一点上，他们也许是对的。或许可以说，期待日本痛痛快快地解决历史问题然后“重做大国”，这是一个过于善良的美好的愿望？既不可教也，奈何再三诲之?
关键是，什么对中国最重要、最有利？与日本的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现代化非常重要；与日本人民的相互信赖合作关系，真正有利于地区和平；与日本的政治外交合作，对中国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共同创建亚太新的合作机制、阻止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本地区为所欲为有决定性意义；与日本搞好关系，也是包抄了台独势力的后院。反之，如果中日交恶，对中国内政外交都没有什么益处，只有美国高兴，日本右派高兴，台独高兴。也许有人会说“宁失千金，要争这口气”，但中国现在有了比争一口气更高的目标。
我觉得，在内外形势、内政外交的工作重点发生变化后，不管对方如何，“以我为主”地进行一些对日政策的调整，可以从解放战争中毛主席对滞留和离开陕北的两次定位上得到一些启示。1947年3月，胡宗南攻占延安，毛带着小部队在陕北山区与之周旋，并宣布不收复延安就不离开此地。但到了48年3月，尽管延安尚未收复，毛带领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前者着眼于把国民党军队机动力量牵制在黄土高原，是正确的决策；而后者是因为全国战局已发生了根本转折，毛把目光放到了解放全中国这一更大的目标上，历史证明，也是正确的决策。
概而言之，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如何权衡历史问题与国家最高利益这两者的关系。过去中国没有精力和自信去放眼世界、展望未来，所以眼中更多的是盯住日本，必然重视历史问题。但是中国的外交重点已转为建立亚洲多边合作、经济共同体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那么就必须对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重新定位，即如何不使历史问题影响中国更远大的国际战略？
在靖国神社(主要是指日本政府领导人对A级战犯牌位的参拜)问题上中国没有什么退路，让中国人民在现在的状况下忘记那场战争也不可能，所以必要的时候还是要抗议、反驳、批判，但不必把历史问题当作整个中日关系的前提和基础，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部分，使之不影响其他方面的正常交往，并在扩大交流、争取更多日本国民支持中日友好的过程中予以解决和超越。借用日语的说法，前者是“入口”解决法（即先解决历史问题然后发展关系的思路），后者是“出口”解决法（主张在发展关系的过程中予以解决的思路），两者都可以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不意味着是单方面退让，而是一种立足于现实的高层次思考，是要寻求一种既不回避历史问题又对中国国家利益最为有利的模式。
第五篇：中日关系分析
中日关系分析
摘要：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的关系源远流长，在两国长达2000余年的交往历史中虽然也有摩擦和冲突，但在大多数时间两国都是和睦共处，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的。而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两国无论在外交、经济还是文化等方面都产生了不可割舍的联系，而这种互动的两国关系也正是本文论述的重点内容。
关键词：关系，分析，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异同
一、中日外交关系分析
1.中日历史外交关系分析
中国和日本同是亚洲东部的两个古老国家，两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都很悠久，而中国的历史比日本更为悠久。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现在经常被称作“一衣带水”的邻邦。纵观中日历史关系可用两句话来概括，那就是“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两国人民大约在距今二千多年前，就建立了交往关系。不过那时中国的历史已经前进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交替的春秋战国时期,而居住在日本群岛上的居民，尚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公社阶段，就是说，国家还没形成。由于汉族的经济文化发展较高，居住在汉族周围的民族和部落，自然要受到汉族的影响。中日两自人民间的最初交往，就是在汉族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实现的。
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
“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
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
而自1972年9月29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发展总体顺利，双方在各个领域的友好交流与互利合作不断取得进展，给两国带来重要利益，也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近年来中日两国高层互访和接触频繁，特别是1998年底江泽民主席对日本进行了成功的国事访问。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认真回顾总结了本世纪中日关系历史的经验教训，宣布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并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做出了长远展望和全面规划。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对我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双方再次确认了江主席1998年访日时达成的一系列重要政治共识，并就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发展、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入交换了意见，进一步明确了今后的合作重点和方向。中日两国政府和各界积极加紧全面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上述重要共识，开展各领域的友好合作，部分领域已取得阶段性进展。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继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
30多年来，中日经贸关系持续快速发展，双方已互为重要合作伙伴，相互依存日益加深。2004年中日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呈三足鼎立之势。同时，截至2004年底，日本累计对华投资协议金额达666亿美元，成为中国最主要的外资来源。中日两国在推进东亚区域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等地区和国际事务中也保持了协调与合作。作为中日关系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动力，民间友好往来是中日关系独特的传统优势。两国年人员往来已由邦交正常化之初的不足1万人次发展到435万人次。两国间的友好城市已发展到226对。每周飞行于两国之间的各种航班多达500架次。
但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大国意识的膨胀，右翼政治势力愈加活跃，日方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大开倒车，不仅一再刺激中国人民的感情，而且失信于中国人民，致使中日关系出现当前复杂局面，这样的结果不利于日本，也不利于中国。
日本在战后未能彻底清算军国主义者所犯下的侵略罪行，也没有对年轻一代进行正确、全面的历史教育。因此，日本国内一直存在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社会土壤，右翼势力不时跳出来否认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而日本政府则以种种借口，采取包庇纵容的态度。随着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的右倾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消极倾向更趋突出。最近再次发生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就在于日本不能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不能以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日本政府的这种倒行逆施只能破坏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它与亚洲邻国的关系，有损它在亚洲及世界各国人民心中的形象。
早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总理就曾明确指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因此，中日两国都应采取向前看的态度，积极发展中日友好事业，致力于维护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
2.对21世纪中日外交关系的展望
中日两国的经济合作展望２１世纪的中日关系，两国间的经济合作将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经济因素变得越来越重要的２１世纪，发展中日两国的经贸关系对全面加深两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在贸易方面日本期待着进一步降低或取消关税。近年来中国已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据报道，从９２年到９７年，中国先后７次降低关税。现在的关税已平均降到了１７％，与发展中国家基本持平。相信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进展，这方面还会有较大的改进。另一方面，中国也希望日本减少对进口中国纺织品份额的限制，使两国贸易保持平衡。在投资方面，日本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流通、通讯等服务领域；中国则希望日方多向交通、能源、环保等领域投资。目前，双方在这些问题上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但发展中日经贸关系是由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相信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分歧将逐步消除，合作会进一步加强。
可以预见，在下个世纪，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与国之间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将逐渐加深。９７年出现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足以说明，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好坏，其影响决不仅限于该国国内，它会波及到其周边地区甚至全世界。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中日两国应当在未来的岁月里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精神，加强政策协调、信息分享和经验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国间经济技术合作，为亚洲及世界的经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
回顾中日两国交往的历程，可以说，友好合作是主流，冲突和摩擦也不少；展望未来，深深感到，中日友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无论从国际形势的角度看，还是从地理位置、历史文化的渊源及两国人民的感情来讲，中日两国都没有理由不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正如江泽民主席1997年12月12日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样：“中日友好关系来之不易，凝聚了双方几代人的努力和心血，值得珍惜。为了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双方应当为建立和发展面向21世纪的睦邻友好合作而努力。”继9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之后，98年又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为此，李鹏总理于97年11月对日本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98年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和国家主席江泽民也先后访问了日本。一国的主席、副主席和总理在一年的时间内连续访问同一个国家，在国际交往中是极其罕见的。这足以说明中国政府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值得一提的是，江主席去年的访问，不仅是历史上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日本，而且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还发表了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这是继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中日两国发表的第三份重要文件，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相信，只要中日两国政府本着睦邻友好、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彼此多一些理解和信任，少一些冲突和摩擦，中日关系就会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中日两国也必将会在携手迎接新世纪曙光的同时，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二、中日经济关系分析
1.经济全球化，使中日合作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建交以来，中日经济关系在平等、互利原则下得到长足发展。近年来，双方经济关系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发生了结构性良性变化。这些为中日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提供了较高的起点和扎实的基础。
（1）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贸易结构向水平分工方向发展。
1972年中日建交之后，由于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地理上仅一海之隔，经济交往条件得天独厚，经贸关系得到快速、稳定发展。2001年，由于“9•11”事件影响，美国及全球经济增长放慢，国际贸易条件急剧恶化，日本对全球的贸易出口减少15.7%，进口也减少7.9%，但惟有对华贸易总额比上年增长4%，达到891.96亿美元，与中日建交初期相比已经增长了
80倍以上。日本连续9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2年上半年，中日贸易额达451亿美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增长11%，进口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日贸易占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比上年增长1.7%，达到12.8%，中国已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总额不断上升的同时，表现出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贸易结构已经开始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过去，中日贸易长期呈“垂直分工”形态，即中国从日本的进口多为工业制成品，而对日本出口则以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制成品为主。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的制成品出口明显上升。2001年中国对日制成品出口比率已经高达84%，为历史最高值，其中机电产品出口保持了持续旺盛增长势头，从1990年的5.1亿美元增加到2001年的165.4亿美元，占中国对日出口总额的28.4%，仅次于纺织品的29.1%，居对日出口的第二位，2001年8月以后，纺织品月度统计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机电产品出口仍然呈上升走势，因此可以预测2002年机电产品将有望成为中国对日出口中所占份额最大的产品。（2）对华直接投资在起伏中上升，投资领域向高附加价值产业转变。
整个80年代，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较为缓慢，但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日本企业对中国市场了解程度的不断加深，日本对华投资开始大幅增长，1995年形成高峰，投资额达44.7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在所有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中名列第二，中国成为日本对亚洲投资最大的投资对象国。1996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大幅下滑，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日本对华投资进一步下落。直到2000年，由于中国加入WTO在即，日本对华投资欲望开始恢复。2001年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件数仍然多达2003件，比上年增加了24.1%，合同金额为54.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47.3%；实际利用资金也达到43.5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49%。日本对华投资尽管起伏较大，但在对华投资国家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截至2001年底，日本向中国投资企业达22370家，累计协议金额约441亿美元，实际利用金额约327亿美元。日本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对华直接投资国。90年代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特点是投资结构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企业延伸，2001年日本对中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急剧上升，达到1590亿日元，比上年增加89.3%，相反对非制造业的直接投资只有209亿日元，同比下降18.4%。投资领域已由服装、食品等行业向电子、机械、汽车、建材等行业扩展。近年机电产品所以成为中国对日出口增长较快的主要产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结构发生变化，对机电等制造业投资比重明显上升，对两国贸易起到了拉动作用。
（3）中日签署货币互换协议，金融合作迈上新台阶。
过去中日两国的金融合作主要是围绕政府开发援助(ODA)展开的，自1979年12月至今，日本已经向中国提供总额约达2.7万亿日元的日元贷款，1112.8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和1089.5亿日元的技术合作资金。日本对华援助约占中国接受外国政府贷款总额的50%以上，是对中国提供政府开发援助最多的国家。尽管近年来日本的ODA政策有些调整，但今后日本政府开发援助仍将是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日两国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逐日增多，除两国央行之间建立了定期对话机制、相互在对方增设金融分支机构外，更重要的是两国在2002年3月签署的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实现了中日两国金融领域在亚太地区的高层次合作。根据上述协议，两国中央银行在必要时可向对方提供总额为30亿美元的货币互换安排，以协助稳定其金融市场秩序。日本是继泰国之后与中国第二个缔结这类协议的国家，作为外汇储备位居世界前两名的日本和中国在金融领域的这一合作不仅使两国经济关系走向新层次，也为今后两国在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日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东亚国家货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对加快东亚货币安全网络建设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2.中日经济合作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展望未来，无论从目前两国经济运行轨迹看，还是从东亚地区多边领域走势看，中日经济合作都将面临新的机遇和有利条件。
（1）中国加入WTO将成为中日发展经贸关系的重要动力。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将进入同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全面接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新阶段。与世界经济接轨就意味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日本多年奉行支持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期盼的重要目标。它将为中日两国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加入WTO将加速降低中国关税总水平。2002年以来，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从15.3%下降到12%，已经下调了5332种进口产品的关税，非关税措施也大为减少。按中国入世承诺，关税总水平还将进一步下降，无疑将使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更加容易。日本是中国连续多年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中国进口国家中日本所占比例最大，一直占20%左右，远远超过欧美国家。在市场准入条件向好的背景下，作为中国近邻和最大贸易伙伴的日本必将成为中国入世后获利最多的国家。加入WTO后，中国将按WTO的规则调整外商投资的政策、法规。目前中国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限制正在逐步撤除，外商投资的国民待遇问题也在很多方面已经得以实现。包括日本在内的境外企业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在日本官方及各家新闻
媒体进行的各类海外直接投资调查中，中国均成为日本企业未来海外直接投资的首选国家。可以预言随着入世后中国在入世各项承诺的陆续兑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热将再度升温。（2）中国在高新技术等领域的巨大需求潜力将为中日两国深化合作提供可能。
在信息技术领域，美国的新经济泡沫破灭导致世界IT市场进入调整期，但这并不意味着IT革命的终结。日本虽然在IT领域落后于美国，但仍然在某些方面的技术位居世界前列。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电话市场，而且这一市场需求还在扩大。中国在IT市场的潜在需求正在化为现实的需求能力。据预测，到2006年，中国将超过日本成为第二大电脑市场。中国对芯片的需求到2010年将会翻四番，为480亿美元。近年来世界IT巨头纷纷抢滩中国，其重要目的就是要在中国IT市场的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如果中日双方在手机上网、光纤通信、网络家电等等方面加强合作，一方面将大大推动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进程，同时日本也将在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巨大的市场效益。另外，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对其他产品也有着巨大的潜在需求。仅以汽车为例，日本的汽车工业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作为支柱产业有过辉煌的历史，但目前作为日本经济支柱产业的作用正在下降。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还刚刚接近汽车时代的门槛。2001年，中国汽车的销售量超过200万台，增长16%，是近年来增长速度最快的一年；2002年1-6月的汽车销售为154.4万辆，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28.9%，预计全年将首次突破年销售300万辆，达到日本市场一半的规模。中国现在每百个家庭中只有两家拥有汽车，今后3-5年这个数字将翻一番甚至还多。目前，德国等欧美汽车因早于日本抢先进入中国而成为目前中国汽车市场的主流产品。日本正努力迎头赶上。2002年日本汽车工业巨头先后进入中国。继2002年7月，日本本田汽车宣布将在广州开发区建立一个出口车生产基地后，日本汽车界的领头羊丰田公司与中国“一汽”签署了战略伙伴协议；日产汽车也立即宣布与东风汽车签署了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于2003年在武汉成立国内规模最大的合资公司，并共同生产日产全系列乘用车和东风的重、中轻型卡车和客车。到2002年9月为止，日本汽车三巨头均已在中国安营扎寨。在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正在日益扩大的背景下，未来几年中日两国在汽车领域的合作将进入大发展时期。
（3）东亚合作的进展将为中日两国加强经济合作提供平台。
近年来，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欧洲经济一体化水平最高，既有关税同盟又有统一货币，合作区域不断扩大；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正在向中南美扩展，美洲34个国家已正式宣布在2005年1月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协定(FTAA)。南亚、中东、非洲也均有各自形式不同的地区经贸组织。这些地区贸易组织对域外国家产品设置障碍，制
约了东亚国家对外贸易的正常发展。在此情况下，加速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进程已经成为亚太国家的共识。80年代末以来，区域内贸易已经有长足发展，东亚国家自日本与“东亚四小”、东盟、中国之间相互贸易额已在本国对外贸易总额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经过东亚金融危机严重冲击之后，东亚国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只有把本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融入东亚经济圈的框架内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在此情况下，东亚区域合作的步伐明显加快，其中“10+3”框架与APEC所涵盖的成员国相比不仅更具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的紧迫性，也更加具备成功的条件，因而近年“10+3”框架内的合作已经进入到机制化、务实性的新阶段。此外，地区金融合作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东亚国家之间有关双边及多边贸易自由化谈判也纷纷列入议事日程。日本与新加坡、韩国已开始讨论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事宜。中国与东盟，日本与东盟之间也在加快自由贸易方面取得明显进展。在东亚地区目前已经形成的地区合作平台中，中日两国如何发挥作用将成为东亚地区提升经济合作的关键。
3.中日经济合作还需要克服一些障碍
30年来，尽管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较之政治关系相对平稳，但也并非一帆风顺。1995年以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大幅下滑；90年代末期，日本对华ODA政策调整，大幅度减少对华援助额；2001年中日之间首次出现较为激烈的贸易摩擦。这些问题均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制约了两国经济关系的健康发展。这些问题的产生有其各自不同的国内背景和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但一个共同原因是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形成强烈反差，导致日本国内某些势力制造的“中国威胁论”有一定市场。这些人开始对日本政府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政策产生怀疑甚至抵触，认为日趋增加的中国产品将缩小日本产品的市场份额；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正在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中国经济的崛起将给日本经济带来威胁等等。这些看法不仅对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形成一定制约，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日本政府调整ODA政策的一个重要口实，是影响中日经济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但是，日本某些人士散布的这些观点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其一，日本国内的“空洞化”与中日经济紧密化没有直接联系。所谓“产业空洞化”是指由于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导致母国国内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和就业大幅减少、竞争力下降、结构性失业增加等较严重问题的一种经济现象。尽管日本外转的产业不少，但日本作为世界上的制造业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大国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1988年日本主要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92.2%，到2001年这一比例为90%，略有下降，但仍然高于其他国家而位于世界前列。说一个制成品出口全球名列前茅的国家出现产业空洞化显然缺乏根据。
日本制造业为降低成本而移师海外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85年西方发达国家首脑会议达成《广场协议》，力促日元升值以后，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的日本企业即开始移师海外。与目前不同的是当时是把产品零部件送到海外进行组装生产，现在则是把从原材料到生产线都搬到国外。从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的情况看，欧美地区一直是日本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首选地区，亚洲只占很少一部分。2000年，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美国约占64.9%，西欧9国约占30.1%，中国只占4%。这一投资布局说明即使日本真正发生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也与中国没有直接联系。
日本企业向海外转移生产是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据2001年2月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在日本转向海外生产的企业中，80%是劳动密集型的组装和加工企业，另一部分是子公司或零部件生产厂家，为在当地进行生产的母公司和相关客户提供配套产品和零部件。这些海外工厂生产的产品约有68%销售海外，返销日本国内的只占32%。事实说明日本扩大海外生产的企业多为低附加价值产业，对本国产业并不构成冲击；扩大海外生产的目的主要是占据海外市场，对本国市场的冲击力十分有限。因此日本企业来华进行直接投资不仅是降低成本、增加企业效益的良好途径，也是日本企业增强竞争力，拓展国际市场的战略选择。
其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对日本经济构成威胁缺乏足够的依据。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与日本相比还有很大差距。首先，尽管中国经济近20年获得了近两位数的高增长，但其GDP总量也仅仅是日本的四分之一；而中国人口却是日本的10倍，就是说中国的人均GDP仅仅是日本的四十分之一，在2000年世界人均GDP排名中，中国仅仅从过去的140位上升到第128位。所以，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并不等于中国现有经济的高实力。由于基础薄、起点低，中国经济即使保持目前的高速发展势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难以弥补与日本经济实力的差距。据中国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测算，如果世界经济以平均每年2.5%的速度增长，中国经济以5%-7%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的经济规模将在2050年才能占到世界经济总体规模的16%左右，大体上相当于日本目前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发展睦邻友好是中国既定国策和外交政策的重点。中国现在不会对包括日本在内的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即使将来实现了经济现代化，也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的。事实是，日本从中国经济发展中主要是受益，而不是受损，更不是受到“威胁”。中国经济越发展，经济规模和市场容量越大，中日经贸关系发展规模和余地也就越大，日本受益就越多。
其三，鉴于两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快速推进的背景下，中日经济的发展有赖于两国加强经济合作。从两国的基本国情非对称性和
经济发展趋势看，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市场广阔，但中国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需要不断地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日本既是资金大国也是技术大国，近年中日经济合作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日本资源缺乏，市场狭小，为维持经济大国的地位，不仅需要不断巩固在世界经济中已有的市场，更重要是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开拓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市场；因而发展对华经济关系是日本实现再发展和维系经济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之一。从两国产业结构的差异看，中国为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明显落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产业结构升级速度不断提高；日本产业高度化的进展和产品升级换代进程加速，使之要不断为相对落后的产业寻求海外生存空间。中日两国产业结构上的差异性将推动两国的互利合作进一步向纵深拓展。从两国贸易结构看，日本从中国进口纺织品、机电音像设备及零部件、食品、矿产品、光学仪器及零部件等；向中国出口机电音像设备、化工产品、塑料及塑料制品、光学仪器及零部件等。日本高附加价值产品对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从日本进口产品日趋扩大，日本市场上物美价廉的中国制品也不断增加，不仅有利于刺激有效需求的扩大，拉动了日本经济，也为日本社会稳定发挥了一定作用。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进展情况看，缺乏强有力的主导国家是东亚合作难有实质性进展的关键所在。日本是总体经济实力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其制造业实力在世界上仍然名列前茅，国内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的60%以上；中国是世界经济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人口占东亚地区的人口60%以上，是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中日两国2001年的GDP接近6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在7千亿美元以上。中日两国在本地区的独特地位决定了两国必将在今后东亚合作发挥重要作用。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如果与欧美两个经济圈单打独斗，结果必然是吃败仗。东亚地区要想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之间的有效合作。4.展望未来，稳定快速发展将惠及双方
中日经贸关系存在着一定的阻力和不利因素，发展不会一帆风顺，但保持稳定快速发展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前景应该是明朗的。
首先，两国政治关系的改善消减了双方经济关系向前发展的障碍。２００６年１０月，安倍首相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的访问，一举打破了５年来两国政府首脑不进行互访的僵局，双方同意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安倍还提出“要让中日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两个轮子都转动”主张，以结束中日关系“政冷经不热”的不正常状态。今年４月，温家宝总理对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访问，双方就推动中日关系全面稳定发展和进一步扩大贸易、投资、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达成了共识。为落实两国政府首脑达成的共识，双方已建立由日本经济
产业相和中国国家发改委主任之间的高层对话机制，就能源问题的合作与协调展开对话与协商。两国还正在磋商建立高层经济对话机制，以就整个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战略性对话，推动两国经济关系的持续强劲发展。
其次，中日在经济上已建立极为密切的相互依存关系，谁也离不开谁。大力加强经贸交流与合作，促进互惠双赢，是双方惟一的正确选择。对日本来说，现在中国已成其最大贸易伙伴和总量快速增长的主要出口国之一。据日方统计，从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６年，日本对华出口年均增长达２１．２％，远高于同期日本总出口年均增长５．７％的水平。日本所以能摆脱“失去的十年”的经济低迷局面，连续６年实现经济回升，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华贸易和投资。因此，日本学者指出：“离开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中国，就谈不到日本经济的恢复和产业的发展。”
其三，中日两国经济关系潜力巨大，推进双方经济关系发展的有利因素趋于增强，不利因素趋于减弱。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居民消费能力迅增、对外开放愈益深化和扩大，以及日本走出“泡沫经济”的迷局、实现经济持续复苏，是促进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最大利多因素。展望前景，中日经济关系可望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不断跃升新台阶。
三、中日文化关系分析
1.中日文化渊源
说道中日文化的渊源，奈良是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甚至可以说奈良是中日文化同源的象征。奈良在日本中南部，是日本文化的发祥地。奈良是公元710年仿照中国唐代的长安城修建的“平京城”，直到784年都是日本的首都，在74年中先后有七代天皇在奈良主政。如今，奈良被称为日本七大城市之一，由于保存有东大寺、法隆寺、唐招提寺等名寺古迹而被列入世界遗产，成为中日两国古代友好交往最宝贵的历史见证之一。
唐代中国的佛学、建筑、医学、诗歌曾是日本古代文明的重要源泉。法隆寺始建于公元607年，是日本圣德太子当政时修建的。法隆寺有48座佛教建筑，其中11座建筑修建于公元8世纪前后，体现了中国古代佛教建筑与日本文化的融合。日本古代定都奈良后曾向中国派出遣唐使和留学生、留学僧。唐招提寺更是中日友好交往历史的见证。它是唐代高僧鉴真（公元688—763年）东渡日本后，于公元759年开工修建的，具有浓郁的中国盛唐建筑风格，已被确定为日本国宝。当时，扬州的鉴真和尚受日本留学僧之邀赴日传道，五次东渡失
败，双目失明仍矢志不渝。754年第六次东渡日本，终于到达奈良，把中国的佛学戒律、建筑学、医药学等介绍给日本，直到长眠于奈良，为日本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后，日本古代高僧空海于公元804年到长安留学，带回大量经书，建立日本真言密宗，醍醐天皇赐为弘法大师，使佛教在日本进一步弘扬光大。
至今，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仍然是日本民族的精神食粮。《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译著在日本的书店中常年畅销不衰，甚至连明代作者洪应明所著《菜根谭》也成为近年最抢手的畅销书之一。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家喻户晓，连《杨家将》也成为日本当代作家手中的创作题材。在日本，学习汉语的人不断增加，据报道现约有200多万人，仅次于学习英语的人数。在日本，约600所大学和550多所高中开设了汉语课程。截至去年，日本在各大学设立了10家孔子学院。日本许多人学习汉语是出自个人兴趣和对中国的亲近感，而中国古代文明留在日本的名胜古迹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去年底福田首相访华时，特地前往孔子的故乡曲阜参观，向世界表明中日两国文化同源，并且有“和为贵”等共同价值观，增进了两国之间文化的认同。
2.中日两国文化异同
两国文化虽然源远流长，但也各具自身的特色，下面我们简单分析一下两国文化的异同。（1）饮食文化的异同。
下面我们简单看一下两国饮食文化中的相同之处。首先中日两国的主食都以大米为主，大米在中日两国饮食文化中均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大米味甜、平和、补中益气、建脾胃，中日两国均认为大米是理想的主食。中国是农业大国，南北方人都喜欢吃大米，特别是南方人，以大米为主食，而且这一习俗历史悠久。北方人由于自然条件所限制，虽以小麦、小米、大豆等杂粮为主，但如有大米也很爱吃。而日本自古以来有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加之气候土壤适宜稻米生长，所以整个大和民族一直食用大米，并把大米品种改良得好吃、好存，使日本民族以大米为主食，并钟情日本大米。对于面食，中国人是最早种植小麦的地方，而各种面食又源于小麦，小麦种植传入日本后，日本人对面食也是由衷的热爱，特别是面条，中日两国人都很爱吃，但由于日本的水质好，有丰富的海鲜，使得面条特别好吃。如果说面条源于中国却盛极日本，是一点也不过分的，提到面食，不得不提饺子，对于中国北方人，特别是逢年过节，是必备之选，对于日本人也很喜欢吃饺子。
然而中日两国饮食文化又存在很大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双方的待客方式及观念大相径庭
中国人待客，喜欢“宁剩勿少”，好像桌上饭菜剩得越多，越能显示出主人的盛情与美
意。即使饭后桌上一大堆残羹剩饭，主人也还会再三表示歉意：“没有什么可吃的，真过意不去。”而日本人待客，“料理”(菜肴)的数量会恰到好处，既让客人吃饱，又不剩饭剩菜，否则会认为太浪费了。“料理”所用的材料讲究“新、奇、鲜”，并非全是“鱼肉荤腥”，而是荤素搭配，哪怕是自家长的一把不起眼的青菜，主人也会很自豪地向客人宣称“这是自家产的啊”；“ 这个菜很好吃呀”，以此表明待客之盛情。并且，日本人使用的餐具也有一番讲究，往往根据菜的种类选用不同的器皿，而且会在菜上放些花草增加自然感。此为差异之一 ②烹调方法有很大差异
中国菜讲究“色、香、味”，属美昧型菜肴；日本料理注重“新、奇、鲜”，为营养型菜肴。中国菜分为多种菜系，并有“烧、炒、爆、煮、炸、蒸”等二十多种烹制方法，这是日本料理所望尘莫及的。同本人喜爱清淡的口味，生食或把食物放入水中煮食为多，所以日本料理被称为“煮文化”。这种做法也许与日本水源充足、木材丰富有关。除此之外，日本料理的烹制方法还有烧、烤.炸等有限的几种。制做中国菜时，特别讲究火候。其做工之精细，种类之繁多，令日本人目不暇接，因此，有些专业用语译成日语时，很难找到与之匹配的词汇，只能做相应的解释。而有的中国菜肴为了翻译起来简练，干脆采用音译 ③饮酒习俗的不同
中国的酒与茶同样历史悠久，自古以来，人与酒结下不解之缘。所谓无酒不成宴，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欢，无酒不成敬。中国人请客吃饭，除了准备丰盛的饭菜外，更是大设佳酿良液，劝酒畅饮，甚至逼酒，不醉不归，以示诚心。酒还另有妙用，烦劳一天，适量饮酒，便可化解疲劳，疏通筋脉。古今人物更喜以酒消愁，千古诗篇中，国事家事天下事与酒亲密纠缠，有“诗酒不分家”之说。中国酒类之多冠盖四海，大致可分为白酒、黄酒、啤酒、果酒、料酒等，具体品种无以数计。单就名酒而言就不下300种。
日本酒类也不少，清酒闻名遐迩，从味道说，有甜辣两种；从等级说，有特级、一级和二级三种，大概都在15度上下。最有名的清酒有“大关”、“菊正宗”和“富久娘”等，京都的“月桂冠”、广岛的“醉心”和秋田的“太平山”也不错。日本人很喜欢喝酒，尤其在晚上，每天下班后，大都要喝一杯后再回家，直接回家的人也要在家喝一杯，而且往往与中国人一样边吃边喝；而不似西方人的有时不吃也喝，干喝不吃。许多日本公司的职员，每周要有三四天在外面喝到深夜，方才如倦鸟归巢；因此也才有了没有酒也便没有日本的现代化之说。但是，日本人不胜酒，喝的并不多，他们喜欢饮酒放歌，有时表现出日本人的豪放性格，有时流露出凄凄痛楚的浓厚民族色彩。酒的作用更表现在交易场上，饮酒只是一种形式和手段，真正目的却在谈生意上。
日本人的喝酒，却又是与工作截然分开的；工作时间饮酒是根本不允许的。一般情况下，日本人在喝酒时也不会涉及友人之间应办的正经事的话题。在为了公司利益的宴请场合，日本人干杯时的心态，是无意为之而不得已为之；所以喝得极为谨慎与表面化。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对酒后的失态，日本人仍不会真正地感到脸红；对酒精作用下的言行，也并不抱着应有的责任感。因为日本的文化中，现在和将来都大约都不会产生这样的约束内容。这与中国社会的喝酒即工作，不喝酒不办正经事的世风，形成了尖锐的对照.④待客方面的差异
中国人好客，常常轮流作东聚餐，到了吃饭时间，如果谁说一句“走，吃饭去!”往往是邀请的人掏钱，并且在餐桌上没有两、三小时是下不来的。而在日本，同样的场合，即使谁说“去吃饭吧”，那也往往是各付各帐的，彼此之间用不着客气。另外，日本人吃饭讲究速度，即使是公司的老板，午饭通常也只吃一碗五、六百日元的面或“盒饭”了事。
纵观上述中日两国饮食文化的差异，究其原因，与两国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中国自古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在悠悠历史长河中，封建主义起着主导作用。中国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形成了温、良、恭、俭、让的民族风貌与世态人情。翻一翻《礼记》的《内则》与《曲礼》篇，便可以清楚地知道，远在那个年代，中国人举凡进食的规律、礼数、章法和禁忌等，都已有明晰的总结和具体的守则。这些礼仪伴随着农耕文化的成熟而日臻完善，成为中国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由此产生了许多吃的学问。自古以来，中国的美食家层出不穷，有名人，也有平民百姓。如苏轼的“东坡肉”，麻婆发明了“麻婆豆腐”，各个朝代产生了林林总总的名吃.日本至平安时代，崇中媚华，只要是唐朝的东西，大都会赢得平民百姓，尤其得到贵族阶层的崇尚和效仿。可以说，中国的食文明对日本人吃喝之道的形成，起着卤水点豆腐般的推进作用。另一方面，日本人对于得来不易的人家的好东西，一旦到手便绝对不肯轻易放弃。明治时代开始，随着西餐的引进，不但使日本料理的面目大为改观：而且，食文化领域里的西方文明，也开始在日本列岛上生根、开花、结果。这使得日本饮食文化的整体素质，既具有东方之美，又饱饮了足够的人类现代营养。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并且达到了较高的文化品位。但是，由于日本地域狭小，物产不丰，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统治者的目光主要瞄准对外扩张和经济发展上，很少顾及吃了。因此，日本人从小就养成了“节约”、不奢侈的习惯，以至有了闻名世界的“美名”—— “小气”。近百年来，内优外患的国情，使得中国文化的发展由长期领先变为明显滞后。中国的饭菜虽然还足那么令人叫绝，但整体素养却令人不敢恭维了。一些中国饮食文化的遗产和习性，在我们邻居日本那里保存得完好无损并得到了发扬光大。在日本，你可以随处享受到日本普通家庭的
饮食礼仪的快慰。家庭主妇做好饭菜之后，喊家人将餐桌团团围住，全家人对饭菜鞠躬道： “我领受了，并拿起筷子开始用餐。日本人以为，人类所食的一切无不是神赐予的，享用时务必首先对神的厚爱致意。夹到碗里的饭菜必须吃得干干净净，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对饭菜的口味，不可以随便挑剔；一般要多少说上两旬恭维之辞，以体谅劳作者的辛苦。用餐既毕，筷子要规规矩矩放在自己的碗的旁侧，并再次向桌面鞠躬道“谢谢招待”才行。日本人在家庭是这般，在公众场合更是如法炮制：无人例外，整齐划一，温文尔雅，文质彬彬。
日本的饮食文化源于中国，两国饮食习惯孰是孰非，我不敢枉加评判。但是，中国当今社会许多中老年人所患的心脑血管病与摄入的脂肪和胆固醇过高有关却是不争的事实。日本是世界上有名的长寿国家，现在日本人的平均寿命高于中国人。2001年的统计显示：日本男人平均寿命78．07岁，女子84．93岁。有专家认为，这很程度上得益于日本人良好的饮食习惯——崇尚绿色食品，讲究营养，不暴饮暴食。（2）茶文化的异同。
其实茶也能归入饮食一类，但茶这一文化在中日两国有着很大的影响，所以把它单一列出来比较。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中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
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日本茶道中的“道”。道在日语中含有艺术、礼仪、习俗、情趣等多方面的涵义，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是茶道的精髓，它同我国佛教中的“禅”有其密切的关系。“和”：品茶叙情，使人际关系更加融合、亲和，调整人们的关系向良性方向发展。古人云：“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敬”：相敬如宾，互致友情，形成精神文明之风尚。“清”“：清目、清心、清神。”寂“：六根清静，调节情绪，使你产生一种涵养，从日常生活中的烦念中解脱出来。在今天的日本，高层建筑鳞次栉比。现代化工业的浪潮时刻冲击着每一角落、每个人的神经，为了寻求精神上安定，必然需要一个静谧的世界，而茶道的和、敬、清、寂之中，回复自我，以获取明天的生命活力，这就是日本茶道的内涵和精神所在。
说完了中日茶文化的渊源，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两者有何不同之处。
首先，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为一体，三者互为补充、绝少抵触，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无论从哪个层次、哪个方面讲都能做出宏篇大论。而日本茶道则主要反映中国禅宗思想，当然也融进了日本国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中国人“以茶表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充分贯彻了儒家礼、义、仁、德的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标准。日本茶道吸收了中国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主张“和、敬、清、寂”，公开申明“茶禅一位”，它规劝人们要和平共处，互敬互爱，廉洁朴实，修身养性。
其次，日本茶道程式严谨，强调古朴、清寂之美；而中国茶文化则更崇尚自然、随和之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禅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静之美，但其“四规”、“七则”似过于拘重形式，很难让人感受到畅快自然。中国茶文化最初是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的，与道教的追求静清无为的神仙世界颇有渊源，它在艺术层面上强调自然与美学精神，很容易让人感到和谐统一。但是中国的茶道没有仪式可循，往往便道而无道，影响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发挥和规范传播。故而说起茶道，往往仍首推日本。
最后，中国茶文化包含社会层次较广；而日本茶文化则 尚未具备全民文化的内容。中国茶文化自宋代便深入市民阶层，其最突出的代表是大小城镇广泛兴起的茶楼、茶馆、茶亭、茶室。在这种场合，士农工商都把饮茶作为友人欢会、人际交往的一种手段，从而使“茶”成为生活本身的内容，而各个民间地区更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许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众中也很有影响，但其社会性、民众性尚未达到广泛深入的层面，也就是说，相形之下，中国的茶道更具有民众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
（3）文化教育的异同
说道中日文化教育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名词“遣唐使”。从公元七世纪初至九世纪末约两个半世纪里，日本为了学习中国文化，先后向唐朝派出十几次遣唐使团。其次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内容之丰富，可谓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空前盛举。遣唐使对推动日本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中日友好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
公元630年，舒明天皇派出了第一次遣唐使，从630-895年的二百六十多年间，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日本朝廷一共任命了十九次遣唐使，其中任命后因故中止者三次，实际成行的十六次。逍唐使通过在中国的学习，深入了解了中国的文化体系、教育制度，并在回国后仿效唐朝教育制度，开设各类学校教授汉学，培番人才。因此可以说中日在文化教育上也是同源的。即使到了今天两国在文化教育方面还有很多相同之处。
而中日两国在教育领域差异产生于明治时期，并一直延续到今天。教育是决定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发展水平的最根本原因之一，这一点相信已经得到了历史的证明。作为国民教育的对比，大概可以分为体制、内容、目的以及对象等几个方面，不同的国家和民族，对其理解和实践都各不相同，因此呈现出的结果也有分别。比如同样被认为是儒家文化圈的中国与日本，在这方面的差别就相当明显。甚至可以说，中国与日本的教育政策、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教育理念的不同，正是导致两国近现代发展历程迥然不同的重要因素。直接地说，日本之所以总是能比中国先一步实现国力的腾飞，不论是明治时代还是二战之后，其教育优势的作用最不容忽视。
那么中日教育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呢？首先是重视程度和投入的不同。众所周知，日本是全世界基础教育最普及的国家，也是最重视教育的国家，日本实行的是九年一贯制完全免费义务教育，小学入学率一直保持在99%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的比例为97%左右，大学已经进入“全入时代”，就是说想上大学的人都可以上大学，尽管如此，已经有40%的大学招不满名额，日本没有文盲，每年每人平均看34本书和杂志，人均日订阅1.2份报纸，这是全世界也少有的，因此日本的国民素质很高，每年全世界对旅游者的评比中，日本人总是名列前茅，2006年日本排位第一，中国排倒数第三。日本的大学70%以上是私立大学，80%以上的短期大学是私立的。由此可见，日本私立大学承担着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日本政府对私立大学的发展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每年都给私立大学拨不少补助金。当然日本教育也存在不少问题，自从80年代开始，日本实施“宽松”式的教育，几次减少了在校学习的时间和教学内容，因此造成了学生不爱学习、教学质量明显下降、无理想的人在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60万不愿意学习和工作的日本青少年，日本政府和民间有关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现在正在进行改进。但是日本大多数学生的综合素质比较高，一是做人诚实，二是吃苦、认真，三是有教养，懂礼貌。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一向重视教育，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有了最高学府——“太学”，并设置了博士。中国这一传统的儒家重视教育的思想，在日本根深叶茂，而在中国却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落后了。
其次是教育的目的不同。中国的教育更具功利主义性质，而日本的教育则更强调人的素质提高。中国自产生科举制度以来，一直到今天“学而优则仕”始终是学生学习的根本目的。也就是说，教育和改变自己身份、地位的切身利益追求紧密相连。特别是到了明清两代，八股取士，更是将“学问”与仕途的关联标准化、制度化。这种功利目的极强的心态，是中国教育理念至今依旧的重大问题。著名的广告片《知识改变命运》，实际上继续宣传着同样的理念。知识的增长，固然可能带来命运的改变，但带着为了追求命运改变的迫切心情，与静下心来丰富提高自己素养的教育理念对比，前者无疑更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败。日本的教育理念缺少中国过于强烈的功利色彩，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接近儒家的原本思想。比如说孔子的有教无类，其真正内涵应该只是强调教育的普及性，不因受教育者的身份地位差异而有区别，并没有从中选拔的意思。中国过去的教育制度虽然看起来是很公平，贫民也有中举当官的机会，可这个“出人头地”的结果正好是对教育本质的破坏。至于今天的中国教育，则连表面上的有教无类也难以做到了
在没有功利目的的前提下，教育更多的是为了提高个人修养和综合素质。而外语教育在中日两国的状况最能够说明问题。中国的外语教育是和应试、升迁、评定职称等一系列功利目的相连的，有些时候竟然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日本则更注重外语教育对于个人素质的裨益，虽然也有一些资格考试，但仅限于有必要的相关人士。最值得深思的例子，是日本的业余外语学校NOVA和中国的“同行”新东方。后者把应试型外语教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前者的学员是社会各界对某种外语感兴趣的男女老少；后者的终极梦想是能够轻松应对外国的偏狭的语言测试，前者的宣传材料上写着最高目标是“不用字幕看懂外国电影”。然而，NOVA是东证大型上市企业，2003年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达到615亿日元，整个日本的业余外语教育产业营业额竟达1233亿日元。这个数字清楚表明了日本人对素质教育的持久热情。目前，日本正在进行的是推进“终身教育”。在老龄化的趋势下，以退休老人为教育对象的各种产业前景看好。退休老人的学习热情，当然没有什么选拔和目的，但这种素质教育的完善，足以令中国人汗颜。
总之，尽管中日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存在种种分歧和摩擦，甚至在某些特定时期双方的立场出现严重分歧，但应该看到，在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友好合作、共同发展始终是中日关系的主流。只要双方共同努力、排除干扰，进一步挖掘深化合作的新思路、新途径，就一定能够在全球化的今天开创出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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