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新闻》读书笔记

第一篇：《做新闻》读书笔记

《做新闻》读书笔记

凤凰传媒10研李爽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本 “难读”的书，因为作者站在社会学的视角，运用诸多社会学的理论来解读新闻生产，对社会学相关理论的陌生加重了我阅读的难度，故花了些时间先把稍不易理解的社会学名词整理了一番，在基本了解这些词语和理论的大意基础之上再来看这本书，难度减轻一些。

一、名词梳理

（一）知识社会学

知识社会学是研究知识或思想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联系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又称思想社会学。1924年，德国社会学家M.舍勒在《知识社会学的尝试》一书中首先使用“知识社会学”的名称。这里的“知识”一词的含义包括思想、意识形态、法学观念、伦理观念、哲学、艺术、科学和技术等观念。知识社会学主要是研究思想、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文化制度、历史情境、时代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等社会文化之间的联系，或者说是研究这些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思想和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知识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学本身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社会学转向研究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的联系的结果。曼海姆是继舍勒之后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贡献最大的人物之一。他著有《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知识社会学导论》（1929）、《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1940)、《知识社会学论文集》(1952)等。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是对思想的形成、发展、变化及各种观念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有控制的经验研究，找出意识形态与社会群体的联系，然后由经验研究上升到认识论高度，探讨思想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真实程度，确定思想意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及其结构，建立起检验知识或思想的正确标准。他所说的社会存在，主要指知识或思想以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因素，包括阶级、社会地位、职业群体、代际关系、生产方式、权力结构、历史情境、竞争、冲突、流动，以及价值观、世界观、社会思潮、时代精神、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等。知识社会学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基础、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形态和存在的关系。当代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愈来愈走向经验研究，主要是研究知识的生产、储存、传播和应用。当代大规模的知识生产和传播，造成一种知识密集的社会。社会学愈来愈重视知识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涉及知识或思想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等一系列问题。

（二）常人方法学

常人方法学也称民本土方法论或俗民方法学，是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互动中使用方法的理论，其创始人是美国社会学家芬克尔。常人方法学认为，社会学应该研究常识世界，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实践活动，而实践活动具有能动性。在日常实践过程中，行动、说明和场景构成了复杂的整体，它们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辨证关系，它们互为条件使实践行动具有反身性。这就是说，行动与环境是不断处于相互建构之中的，对人们行动的理解应该是对其实践系统的理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沟通和社会行动具有“索引性”，即当事人的实践活动运用共同完成且未经申明的假设和共享知识进行。由于日常语言和实践行动是以“索引性表达”的方式进行的，所以仅从遵守规则的角度来考虑行动问题并不合适。行动（或表达）的“无尽索引性”表明，对它们的意义必须诉诸索引及其行动表达的意义才能理解。

（三）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概念的最初步的涵义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统一性，但在不同的领域中，主体间性的意义是有差异的。在主体间性概念的形成历史过程中，事实上涉及了三个领域，从而

也形成了三种涵义不同的主体间性概念，这就是：社会学的主体间性、认识论的主体间性和本体论（存在论、解释学）的主体间性。社会学（包括伦理学）的主体间性是指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关涉到人际关系以及价值观念的统一性问题。哈贝马斯认为在现实社会中人际关系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工具行为是主客体关系，而交往行为是主体间性行为。他提倡交往行为，以建立互相理解、沟通的交往理性，以达到社会的和谐。包括哈贝马斯在内的主体间性理论都具有乌托邦的性质。认识论领域的主体间性意指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关涉到知识的客观普遍性问题。最早涉及到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的是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胡塞尔建立了先验主体性的现象学，把先验自我的意向性构造作为知识的根源，这就产生了个体认识如何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为了摆脱自我论的困境，他开始考察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认识主体之间的共识或知识的普遍性的根据是人的“统觉”、“同感”、“移情”等能力。胡塞尔的主体间性概念是在先验主体论的框架内提出的，只涉及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认识主体与对象世界的关系，因此只是认识论的主体间性，而不是本体论的主体间性。

（四）框架理论

框架的概念源自贝特森（Bateson , 1955），由戈夫曼将这个概念引入文化社会学。后来再被引入到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了定性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高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景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他同时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关于框架如何而来，高夫曼认为一方面是源自过去的经验，另一方面经常受到社会文化意识的影响。加姆桑（Gammson）在高夫曼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框架定义可分为两类，一类指界限，也就包含了取舍的意思，代表了取材的范围；另一类是架构——人们以此来解释外在世界。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作为动词，是界限外部事实，并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作为名词，就是形成了的框架。对于作为动词的框架，学者们对于它的具体机制作了许多的研究，并且有不同的说法，如基特林（Gitlin , 1980）认为是选择、强调和排除，恩特曼（Eentman）指出是选择与凸选，而台湾的钟蔚文与藏国仁认为是选择与重组等。中国学者潘忠党认为，框架的分析，“是一个关于人们如何建构社会现实的研究领域”。对于新闻媒体的框架研究，学者们基本上是源自高夫曼的思想。坦克德（Tankard ,1991）认为框架是新闻的中心思想。恩特曼认为框架包含了选择和凸显两个作用，框架一件事，就是把认为需要的部分挑选出来，在报道中特别处理，以体现意义解释、归因推论，道德评估，及处理方式的建议。在对新闻框架的形成因素的研究中，伍（Woo, 1994）等认为，框架是新闻工作人员、消息来源、受众、社会情境之间的互动的结果。

框架可以界定为采取一种集中的组织思路，通过选择、强调、排除、增加和精心处理等方式，通过标题、导语、引文和重要段落的体现，对新闻内容做出报道的做法。如对恐怖主义的报道。新闻框架影响了受众如何想，影响受众如何处理和储存信息，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到事实的某些方面，从而使其忽略其他方面。长期的狭隘的程式化的报道难免会产生刻板印象，框限了受众的主观认知世界的活动，忽略了框架外的世界。但受众也是根据自己的认知结构对事件进行主观解释，并建构社会现实的。因此，在社会现实的建构中，存在着新闻工作者的框架和受众个体的框架，两者之间不一定存在高度的相关性。

（五）自反性

书中这样解释自反性：它涉及现象的语境嵌入。它指叙事被嵌入叙事本身所刻画，记录和构成的现实之中。说话所传达的意义是在实际交谈过程中通过就地进行的谈话运作方式

产生：谈话本身及其构成内容的意义被注解或描述的方式是谈话的组成部分。

更多理解在于：维度一：社会学理论一般使用自反性概念是属于认识范围，以他们的定义：广义的自反性，意味着一个理论的假定应用于该理论自身，而更广义上是指专家系统的自我监控（或自律），根据自己设下的假定盘问自己。不那么严格的构成主义派的科学社会学家，把这个概念扩展到日益个体化的外行公众自反性地盘问科学假定与专家系统本身的增多的倾向，而不只是科学界的自反性。社会学理论一般使用的自反性概念，来讨论社会行动者如何得以越来越多地监控与组织自己的个别生活叙事文，讨论社会本身如何通过社会科学更加有能力自我构成。自反性则好比是反射作用，既非个人化也非有意识也非有目的的。自反性是自反性现代性的核心原则与简单现代性的原则相抵触之所在。

自反性首先是结构性自反性，在这种自反性中，从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其次是自我自反性，在这种自反性中，能动作用反作用于其自身。在其中，先前动因的非自律之监控为自我监控所取代。用一些通俗但不甚准确的话来说，就是某事物在追求其自身的目标的过程中酝酿了另一事物能够反作用于自身并使自身要么更加强于追求目标要么被它消解。

（六）双重解释学

在一定意义上,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中的任何理论图式本质上都是一种为建立特殊描述类型的实践活动的模式。社会学探讨的是在社会行动者本身已经构建的意义框架范围之内的领域,而且社会学在普通语言和技术性语言之间进行协调并用它自己的理论模式对此进行了重新解释。社会学分析的首要任务就是,在社会科学描述性语言的范围内对不同的生活形式进行调解和解释说明,将社会生产与再生产作为人类能动行为的结果来进行解释。

更直白一点,“双重解释学”意味着社会科学的逻辑必然包含着两套意义框架:其一是由普通行动者构成的充满意义的社会世界;其二是由社会科学家创造出来的元语言。这两者在社会科学的时间中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科学家用于理解社会过程的概念和归纳被作为行动者的常人所用,这些人能够改变社会的进程。因此,社会学家与常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不同。

（七）索引性

书中是这样解释的，索引性是指社会参与者在运用叙事时，可能赋予这些叙事各种与其所产生的语境无关的意义。

更多理解在于：按照加芬克尔的对日常交往的社会学想象，交往中很大程度是“索引性表达”。也就是说我们谈论的社会世界是流动的，不容易被发现，也不能被定义，只能在特定的相关个人在具体情景中心照不宣地理解。引文索引性表达本身的前提是这种表达让对方很容易理解他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人们通常不会相互要求对方解释他们所说的话，即使这些话是潜在地具有模糊性的。由此下推，社会交往是很脆弱的，如果人民不普遍认识与理解，人们的交往就很难可能。加芬克尔关注社会交往，更着重在社会普通人每日情景中运用常识、程序及思考进行情景处理。在人们说明、说明过程和说明过程实践上发挥想象。

（八）自然态度

书中这样解释：自然态度就是对经验到的社会现象不加置疑，好像本来就是“自然”在那的一样。

二、对本书的整体把握

按照一个惯常的理解，这本名为《做新闻》的书无疑要把重点落在“做”上，进一步讲，是落在如何做上，作者把它称为“新闻的生产”。整本书的前七章，围绕新闻组织如何各自

分工，在社会这个大工厂中及时而有效地生产出新闻产品。关于新闻形成过程的描述是在很多新闻学书籍中都曾有过的，而且往往是些教材类书籍必备的章节，但塔奇曼这本书给我的感觉之不同之处在于：她因为拥有了一双近乎于X射线般的眼睛，可以穿透新闻世界纷繁复杂的表象，直逼新闻制造过程的本质，抽丝剥茧般将时而带有神秘色彩的新闻生产如此赤条条的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犹如拨开愁云见明月般清澄。让人不禁为曾经为所有知识而窃喜感到羞愧难当。她见他人所未见，甚为细致的分析了新闻的时空特征，以及在时空关联下建构的新闻网络，进而形成全时广域的新闻覆盖，在这样的覆盖下，使得新闻工作者行动自如而有序，使得一切现实的重构变得自然而然。我想，这可能得益于塔奇曼细致深入持久精心的实地研究，第一手资料的获得加上亲身经验，才使得她的论证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而从后三章开始，塔奇曼笔锋一转，又将视角的深度进一步挖掘，直至其所能见的最底层。用一种社会学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本已足够深入的新闻生产，在过程背后所隐藏的东西：即新闻作为一种知识，一种社会资源，一种意识形态以及社会行动者的参考，是如何在新闻工作者及其组织的加工之下称为社会合法性的证明者和守护者的。这一层面似乎又一下子为人们打开了一扇更宽敞的看新闻的窗子。

李普曼曾把大众传媒所展现的环境称为是一种“拟态环境”，我们通过大众传媒是无法抵达现实真实的。塔奇曼显然是赞同李普曼所说的，新闻是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不过，他进一步指出，这个窗口的存在受制于两个方面的因素。客观方面就是窗口本身的大小、位置等等外在因素，还包括决定这个视野的视点的位置。另外一个方面，对于站在窗外的不同阶层的人来说，他所站立的位置和姿势，以及看待窗口时的心情和态度似乎也会影响到对世界的理解程度。人们开始对窗口外面的世界是如何被描述的发生兴趣。显然，这种描述的内容对每一个观察者的影响都是至为深远的。对此，塔奇曼认为，新闻是根据一定的框架来建构的。新闻把单纯的事件转化成公共讨论的事件，就是赋予事件一种公共性格，正因为如此，所以新闻具有一种机构的属性。于是，在这里，塔奇曼很自然地就把新闻生产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结合了起来。作为一个专业机构，新闻媒体必然依据一定的规范来运营。这个规范逐步确立的过程，也恰恰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确立的过程。当然，我们必须马上指出，新闻媒体的规范与新闻专业主义并不是完全统一的，甚至在不少时候，它们之间会出现某种背离。这在黄旦那本《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中有所体现，媒体所有者与职业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和价值的博弈正是这种冲突的表现。

在对新闻组织化进行考察的过程中（主要是塔奇曼对报社以及电视台的实地考察），他发现，新闻的生产被置于时间与空间的网络中。从空间的维度来考虑，新闻机构对自己所拥有的记者在地点分布上做了使其发挥最大效用的安排，新闻机构就能保证自己的报道触角能伸展到每一个新闻可能发生的区域。而新闻把关人的第一道程序就是在众多的信息中进行第一轮选择，这种选择的主要方式就是类型化，将新闻划分为硬新闻与软新闻、突发性新闻与发展性新闻、连续性新闻。我认为类型化是新闻机构作出选择的必要的过程，即便不是按照软硬等标准来做归类，新闻工作者也会找到另外一种归类的方法，这是新闻信息广博的性质决定的，而类型化不过是框架生产线上的一道比较重要的工序罢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很好理解编辑记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为什么会有一种自觉“把关”意识。黄旦认为把关人构成了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公开挑战。但即使是这样，大多数记者编辑都会自觉地融入到整个新闻生产的实践当中去。这或许说明他们对新闻生产机制的主动依附。

塔奇曼认为，在新闻机构中存在着这样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正是这张关系网，不仅对每一位身处其中的记者编辑有了很大的约束作用，使他们有竞争又不致于破坏整个机构的运行，同时又保证了新闻能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通过电视新闻叙述方式的解析，塔奇曼又告诉我们，所有被生产出来的新闻半成品与成品，都无一例外地遵循着时空交叉组成的生产方式，简而言之，新闻也是一系列标准化的产品。正因为新闻是标准化生产的结果，所以

对妇女运动的报道就从一开始就被奠定了基调，从而也就决定了整个运动发展过程无法摆脱的媒介镜像。

上文说过，这是一种惯常的对如何生产新闻的理解思路，而我读后的感觉是，这本在详细介绍如何生产新闻的书的本质目的在于，对新闻维护现实合法性属性的质疑，进而是对现实合法性的质疑。这是我对自己产生这样想法的疑惑，也在试图得到这种疑惑合理性的答案。先试图去自己解决一些问题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或者可以找到一个更为明辨的问题方向。

三、正在寻找答案的问题

（一）新闻组织及其工作者不该通过新闻去证实社会的合法性吗？

这一点我们必须正视：新闻作为社会生产的一个环节，身处社会制度以及结构之中，本身即被社会制度这个框架所限制，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现状是必然的。而我认为社会现实是否合法，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新闻组织去定义或者限制而形成的，而是由新闻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所引起的结果，其最终具有决定性的主体是公众而不是新闻组织。公众对于一种社会现实的描述给予完全的好不质疑的笃信，当然这是由于新闻意识形态化所引起的，新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阻碍了质询精神，因为它阻碍了某种分析性的理解，而社会参与者正是通过这种分析来理解自己的命运。作为意识形态的新闻阻碍了言论自由和公众统治的理性主义模式的实现，因为它阻碍了对当代社会真相的探寻，阻碍了人们接近真理的道路。这是这种毫无质疑才导致了新闻建构的现实社会合法化。纵观全书，塔奇曼整个的论述，包括对新闻生产环节的描述，其实只是为了证明这样的问题——新闻使得社会现状合法化，而他自己对此的态度是，他认为新闻是一种社会资源，它的建构限制了当代生活的分析性理解。新闻通过网络传播，通过类型化报道方式，通过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要求，通过事实和消息源之间的相互建构，通过新闻叙事的表现方式，通过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关于私人财产权和专业主义权力的声明——通过所有这些现象来作为一种客观化了的限制或者资源，使社会现状合法化。这一系列的论证似乎暗指新闻的一个阴谋即是为了维护现状的合法化。其实塔奇曼是反对这样的一种维护的，但此书论述到这里就结束了，并没有继续深入下去，他是想以此引起人们对现实合法的质寻，启发人们的探求真相的精神，但可以其后续的论述并不充分，在书中也只是略微点到而已。

（二）如果没有框架，我们应该怎样做新闻？

塔奇曼全书的主线在于，依赖于人们把现实生活的碎片规整成自己的经验和知识的规则这样的框架，使人们经验到的生活世界，有了条理和秩序，同时，这些被整合了的条理化的经验知识，又成为人们下一次理解生活世界的基础。他认为，框架是编辑记者在新闻生产中必不可少并坚持运用的东西，是框架使一个偶发的事实变成了一次事件，事件又变成了一则新闻报道。新闻框架不仅仅组织新闻生产，而且实际还起着组织生活现实，并赋予其秩序的作用。但新闻框架不仅生产意义，而且限制意义。它通过划定一定的界限，将信息组织在一个范围之内，从而缩小了选择的可能性。框架的出现以及被意识，另一方面也打破了新闻生产上的一种神秘感，于是开始遭到对其真实性的置疑，因为新闻工作者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框框中完成的，它甚至将每一个步骤都作出了规定，类型化我认为其实就是框架的一部分，它便于新闻工作者以最大的效率来选择确定哪些有价值的信息可以成为新闻。打破这种框架似乎可以使新闻报道从刻板的模式中解放出来，成为真正自主的反映现实的东西。但如果真的没有框架，这个具有机构性质的活动乃至机构本身要遵循怎样的工作才能完成满足公众知情权的责任呢？我想正是新闻的这种公共性和组织机构性以及信息的广泛性才使得框架有其生存的土壤，虽然框架的限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和新闻的生产产生一定的限制，就像意义被生产也被限制一样，但遵循一定的规则和原则是任何一个机构所需要的。如果没有框架，新闻要如何生产，我无法给出答案。

（三）塔奇曼对新闻专业主义提出挑战吗？

因为新闻学与社会学一样具有自反性和指称性特征，因而社会学理论推翻了新闻专业主义所标榜的新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报道的神话。因为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是传统的收集和传播信息的方法，而不是把这些方法作为集体的人类事业去考虑。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新闻报道是否具有必要和必然的公正性。这就造成了对新闻专业主义所宣称的“独立公正客观”等理念的挑战。塔奇曼在书中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解释说，任何新闻的社会认识，都是依赖于其社会结构，社会结构产生社会准则，这些准则中就包含判定社会生活哪些方面是有益或者重要的基本态度，换句话说，当社会中关于重要或者有益的判定成了众人所认同和遵守的准则，那么，新闻报道什么，选择什么，自然就是这些准则的反映。一个行业的专业实践标准就是社会准则的具体反映。按照这样的逻辑，即是不管新闻工作者做怎样的努力，也无法改变社会固有的准则和结构，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对新闻的选择和处理新闻的态度。也就是否定了新闻专业主义对新闻尽可能反映客观现实的一种否定。但我认为，即便塔奇曼的逻辑是正确的，但我们的社会仍需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这是毋庸置疑的，即使无法从质上改变对新闻的选择倾向，但可以对新闻真实和公正起到量上的影响。

第二篇：《发掘新闻》读书笔记

《发掘新闻——美国报业的社会史》

读书笔记

一说读书笔记，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余秋雨先生的《山居笔记》，不久前拜读过。说来惭愧，这还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细读笔记文体。读后感写过不少，但大多数还是“作业性”文章；从未正儿八经写过读书笔记，对此“行情”也不甚了解。不过根据我的理解，读书笔记要比读后感好写得多，也自由得多，灵活的多。写作时完全可以“笔随思动”，随着阅读的进度时刻宣泄自己的感情，甚至这种宣泄可以没有固定主题——只要我想表达。还可以天马行空的展开联想，大胆提问。以下我的写作，大致就是根据这个理解基础展开的。

在本书开头《致谢》这篇中有段文字：制陶时最美妙的一刻就是陶器将要成型前、轮盘还在转动的那一刹那，就在无限的可能在最终固定在某一种可能性中之前的那一时刻。太精彩了！作者还说：写作的进程是由希望和抱负驱使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作品必须要受到写作自身局限性的约束。深以为然之！

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当代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媒介社会学学者之一，资深教授。诸多论著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这部初版于1978年的《发掘新闻》。

老实说，开始觉得读这本书对我来讲一定是段痛苦的历程，所以迟迟不敢翻阅。现在看来，我确实有些先入为主——因为无可否认这本书写得很棒！此书原是一篇博士论文，主要研究美国法律和美国新闻业中客观性理想的发展历史，后改写为书。绪论中表明这本书的两个目标：

一、发掘这一行业的根基，这样就有希望揭示其他行业的基础。

二、重点研究现代新闻机制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上。关于第二个目标，我在阅读中深有体会，下面会提到。

一般公认，19世纪30年代是美国新闻业革命的标志。这场革命使“新闻”战胜了社论，“事实”战胜了观点。这场变革伴随着政治民主化和市场经济范围的扩大而逐渐成形，不久之后，客观性便成了新闻工作者不得不遵守的法则。这一时期，报纸名称由“广告报”转为“先锋报”、“明星报”的这次变革，被称为美国新闻业的“商业革命”。这场革命专指当时勇于打破传统的商业化报纸和党报，并成为后来报业典范的“便士报”。便士报在经济结构上，广告和销售所带来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收入，取代了倚赖社会关系和政党关系的财源。经济上的独立无疑使报纸的自主空间增大，在广告上就有两条明显的体现：广告内容迎合广大民众和广告变成纯粹的经济信息交换，不牵扯道德判断。针对这点，便士报自己的说法是：我们只能说本报为自身利益而刊载的职责仅在于确保这些广告没有不雅或不妥之语言，并无责任深究广告内容是否名实相符。那是对此广告有兴趣的读者所做的工作，与我们无关。这让我不由自主想到了现在的明星代言虚假广告，如果相关违法广告确认是明星代言的,那么他不仅要将代言广告获得的广告费如数上交,还要向广大消费者公开道歉。按照我国《广告法》规定,虚假广告获得的收入,责任人应做出一到五倍的赔偿。明星代言要负责，广告载体不用负责——似乎有点说不通。

总之，便士报更主动也更自觉地表达了编辑的个性和信念，不再只反映一小群商业精英的生活，而是描摹大都会的迅速崛起以及多彩多姿的贸易、运输、制造业等中产阶层活动。便士报开始去寻找新闻并花钱聘雇记者，同时使“独家报道”成为报业竞争的坚实基础，也首度让家庭口角和丑闻成为新闻。作者将这些转变视为“民主市场的兴起”。对这场美国新闻业的革命的解释历来也是众说纷纭，在“科技论”解释中提到：人们对书本和报纸日益增加的需求，便是一位印刷界史学家所谓的“对新发明的永恒刺激”。我认为科技的发展和报纸的变革是双向刺激，这些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李普曼认为，新闻业在任何一个国家内都要经历不同阶段的自然发展过程。第一个阶段，报纸由政府垄断控制；第二个阶段，报纸从政府手中挣脱、投入政党的怀抱；第三个阶段，报纸开始逐渐远离政府、远离政党，依赖广大读者的支持赢利（始于便士报的诞生）；第四个阶段（一战后），“职业”时代的来临。我觉得这个总结非常精辟。

《纽约先驱报》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便士报，总编辑贝内特也是美国新闻界最具开创性的人物。《先驱报》比便士报更严肃，更负责，又比华尔街的大包更生动，更富娱乐性。我认为贝内特成功地抢夺到了中产阶级读者群是《先驱报》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民主市场社会的崛起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都使该报有了广泛肥沃的生存土壤。这就联系到了作者的第二个目标，报纸的发展与社会的变化密不可分。

由“古巴妇女被搜身”引出的一大串事件揭示了19世纪90年代新闻业的一大特征：记者有史以来首次在报业世界扮演了主角。这件事再好不过地表明“记

者时代”的来临。我想这时候记者身份的提高与便士报开始雇佣记者报道地方新闻这个基础是脱不开的。新闻业越来越看重大学文凭，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记者社会地位的提升。书中有一段描写：“新生代记者”年轻、天真、朝气蓬勃、胸怀大志，接受过大学教育，通常镇定自若。年轻的记者将满腔热忱投入到工作中，希望这种经历能激发自己的创造力。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段话，并且希望自己能拥有这些特性。就像书中后来提到的：新闻不再是偶然涉足的一份工作，而成为自己选择并愿为之奉献的职业——感觉好亲切。麦克斯韦说新闻要“快、锐、准”，总编们也说：新闻和评论观点不应掺杂在一起。不过，作者的一句话切中要害：若事实并不能完全排除想象润色的成分，那么它也无法完全排除掺杂其中的评论观点。无论是那时还是现在，记者、编辑、编辑部主任对新闻的要求都各有侧重：记者们厌恶强加到自己身上的无聊原则；编辑们既要照顾下面记者又要顾虑上面老板；主任们着重弄清事实，打击记者们傲气，在报纸上烙下个人印记。就像书中把记者和编辑的关系比作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是一个循环的矛盾。即使大的环境如此，也总有些例外：斯蒂芬斯用高压手段强迫记者保持新鲜活力和个人魅力。一旦发现两名记者风格相仿，他就会立刻炒掉其中一个。这种做法实在是让我惊叹！不过总体来说记者们：愿望服从于事实、梦想服从于现实、道德感服从于现实政治、宗教服从于常理。有一点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记者虽然与编辑吵个不休，心里却与他们非常接近”。还有两句话我认为揭示了记者的一部分本质：“记者故意摆出一副消极的姿态，为自己怀疑一切的道德观感到无比自豪。”“他们觉得自己的道德宣言是真理，就像自己揭露的事实一般无法辩驳。”对新闻报道要客观的要求使记者变“冷”——这是我认为的原因。

19世纪90年代，两类新闻模式：以《纽约世界报》为代表的“故事”模式和以《纽约时报》为代表的“信息”模式。一方认为报纸不是通过提供事实，而是通过筛选、修饰事实来引导大众生活。另一方认为报纸的角色应该被定义为一种独特的文献形式，提供的事实不能经过修饰，纯粹用于传达“信息”。信息的最高目标就是要“不证自明”。

《世界报》有骄人的发行量，同时我认为它推动了广告业的发展。“包括新闻在内的一切事情都可以，也应该成为广告”这种观点使《世界报》开始进行“自

我广告”，不仅创新地使用插图形式，还出现色彩越来越重、字号越来越大的标题。它对漫画、插图、标题格式的自由运用，对简单词汇、内容、句式结构的强调，都使它成功地占住了移民者的市场，也迎合了中产阶级新的生活方式。普利策仅仅是将便士报革命延伸到了对日常生活的关注，就缔造了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巨大发行量是报纸。这也充分证实了报纸和社会整体状态紧密相连，报纸应顺应社会人口、阶级、意识形态的变化而改变。就像美国南美战争之前，社会精英对文学偏爱有加，甚至在新闻报道中也喜欢华丽绚烂的文风，不喜欢平铺直叙。到了1900年，经济、社会精英阶层转而支持“信息”类新闻，这类报道又被高度追捧。

当时还有一个现象：社会地位共同的内部表征既然不存在，外在表征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人们只能“通过外表而不是其自身”来评判他人。我对这点深有体会，现在的社会又何尝不是这样？物欲横流，追名逐利的今天，不就是“看表识人”吗？浮躁的社会，浮躁地生活。

《时报》建立了新闻业的标准。在低俗新闻业最为狂热的年代，《时报》以其高格调的作风和保守的政治观点确立了它的“尊贵体面”，降价促销使它茁壮成长。“一家干净的报纸，它为高尚的宗旨而奋斗，刊登一切适于刊登的新闻，以独立的立场由衷表达自己的意见”。《时报》迎合了特定社会阶层的生活体验，它的读者相比之下更加独立，并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小插一句，从《时报》的发展来看，政治观点还是对报纸有很大影响的，虽然它不是党报，也不需要政党提供财源，但大多数的报纸都还有自己的政治偏向。

报纸之间的道德分野，也许就像是人类大脑功能的道德分野一样：一边是高贵的抽象功能，另一边是不那么高贵的情感功能。能控制自我的人阅读政治新闻，而放任自己的人去读谋杀案和名人八卦。信息代表着一种自我否定，而故事则代表自我沉溺。超赞这段话！这让我联想到了钱钟书先生的比喻风格。非常精彩！

到了第四章，不得不说我阅读起来已经非常吃力了。有三段话倒是让我眼前一亮“由独裁体制推上宝座的领导人似乎要比选举体制选出的领导人聪明、坚毅、勇敢百倍”；“公共事务不是公民的个人事务，公共事务大部分都是看不见的，是在离公众很远的地方由未知的力量在幕后操纵着”；“群体意识并没有特别的智慧之光，相反，智慧往往存在于参与管理过程的知情者和专家学者的头脑里”。乍一看这颠覆了我们现在追求的民主观，但细想一下不是没有道理。有句

俗语：永远不要怀疑你的上司。听起来好像岂有此理，但这是一条准则：不站在那个位置，怎么知道应该想什么？怎么知道应该考虑哪些问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军队里似乎从来没有过“民主”，奇怪的是自古以来未曾受到质疑。想起来曾在《南方周末》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民主会给班级造成混乱？》，上面说班内“民主”风开始蔓延，班干部工作受同学监督，班主任决定需多数同学同意才能执行。班主任对此深感不安，因为一些很“正确”的决定被同学们“胡搅蛮缠”不予通过。后来每个同学都收到一篇论述民主危害的文章：“印度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是民主的错”、“民主让美国在应对突发事件时相当混乱和低效”、“越民主越腐败”、“缺乏民主是一种优势”„„最后班主任在班会上写道“民主有时意味着低效和放任自流”„„李普曼认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其实就是圈内人和圈外人的区别。我认为很有道理。

这一章后面提到了公共关系和宣传。我没有很深的专业性理解，在看的时候参考了上课时讲的第二章《新闻与宣传》的笔记。明白一战是西方宣传概念变迁的重要分水岭，也了解了“发言人”的出现历史。“新闻发布会”使记者失去了很大一部分独家新闻、内幕消息、内幕情报等。大家得到的新闻稿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这时候记者们就该竞争“评论”这一方面了。不过“评论”在狭义上理解好像又不属于“新闻”，这真是一个既尴尬又无奈的境况。

第五章内容在我看来更晦涩难懂，以下就拣拣我感兴趣的说说吧！新闻业的价值——或恐怖之处——不在于能否代表公众意见，而在于能否控制舆论。一语中的——揭示了新闻业的本质！我曾经有感于某事写过一段话：“现在媒体监督越来越厉害，阴暗事件的曝光率也愈来愈高，新闻媒体已经成为了透视社会最大的窗口，舆论监督的作用绝对不容忽视！”我对新闻业控制舆论这点，深以为然之！

媒体和政府的关系似乎历来都是讨论不尽的话题。20世纪20年代典型的自由主义思潮认为，媒体就是民主政府的化身。对于美国来说，巴黎和会重塑了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政府开始用一种有组织、有意识是方式来“控制”新闻，政府对新闻的管理也成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62年11月五角大楼发言人希尔维斯特宣称：“我认为政府天生有权撒谎，这是基本的、基本的权利，特别是在面对灾难时，政府有撒谎自救的权利。”书中同时又提到“其实，新闻界早就习惯了与政府合作、为了国家利益不报道真相，甚至撒谎。”我赞成这点，我认为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族利益，在涉及到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媒体报道确实应该有情感倾向。

对抗文化并不是一种反律法的文化，尽管它为非理性和无责任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它也不是一种纯粹的精英文化，尽管它在60年代的精英群体中广受推崇，并通过特里林所描述的现代主义艺术和文学得以流传至今。现在对抗文化依

然很泛滥啊！特别是在网络上体现：一事出名千人评；一人出名万人骂（自己总结的，不尽完善）。

客观性就是一套具体的惯例习俗，之所以能够长久不衰，就是因为它可以降低记者为其文章负责的程度。如此，记者就可以引用权威人士的话语；但记者本身是不能独立评价这席话的，必须要引用另一位权威人士的话。看的太透彻了，我已无需再多言。

写到这里，该收尾了，我想用本书最后一段话作为结束：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即新闻从业者必须像其他真理探求者一样，学会相信自己、相信同事、相信世界，包容世界，但同时又要怀疑自己、怀疑同事、怀疑世界的表现，不迷失于世界。他们不会屈服于相对主义，也不会屈服于以客观之名行武断之实的传统，今天有一些新闻从业者就是这么做的。这需要在个人和机构两方面都包容不确定性，承受风险，一心求真。这一点做起来也许很难，然而却事关新闻业的生死存亡，它会体现在新闻从业者日复一日的劝服中，并最终成为我们共同的理念。

第三篇：与新闻的读书笔记

与新闻有关的读书笔记

与新闻有关的读书笔记1

我曾认为，只要能抓住新闻事件的六要素、有一定的文笔，谁都能够写出新闻、写好新闻，但在读了《新闻写作》这本书之后才发现，写出新闻不太容易，要写好新闻只怕是可以用“难”字来形容。有人道“新闻无学”，我看倒不尽然。

新闻写作是新闻业务课的基础课程，也是成为记者必备的技能。面对庞杂的素材，要兼顾新闻的时效性、趣味性等特性十分不易，这本书给我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议。

(一)写作原则方面

一，新闻价值决定新闻写作。

时效性、重要性、冲突性、接近性、趣味性是衡量新闻价值的基本标准，他们的差别只在取舍的程度上体现出来。

由于新闻是关于新近发生事件的报道，因而我认为时效性是所有衡量标准中最重要的一条，第一时间把新闻报道出去是严肃媒体与通俗媒体共同的价值标准；冲突性与趣味性则是能够抓住读者眼球的重要因素；而好的新闻也必须努力满足接近性这个要求，因为新闻说到底是拿给人民大众看的，如果过于空泛没有贴近人们的生活，我想这样的新闻不会有什么人去看。

二，真实是新闻的生命。

我曾觉得只要有信息就能写出新闻，至于信息到底是一手的还是二手的并不很重要。然而这本书讲到，一篇好的新闻，在它的取材方面至少应该经过这样几道工序：过滤、核实信息，努力使信息准确、全面，观点要公正、平衡。因为真实是新闻的基本要求，因而采访即是新闻写作真实的基础，记者只有通过采访才能开始新闻写作，尽可能多的第一手资料才能构成一篇好的新闻。由此可见，即便二手资料是真实的，也要尽量地多去挖掘一手资料。

三，求新求变。

一般来说每个记者都懂得如何去抓新闻的各个要素，但你凭什么要别人读你的新闻而不去读别人的新闻呢？这时候比的就是谁的新闻内容更具创新性、表现形式更多样化了。因此，在确保新闻真实的.情况下，求新求变也是写好新闻的一个重要步骤。

(二)新闻语言方面

一，言简意赅，准确无误。

1.多用子概念

例如，“苹果”就是一个子概念，而“水果”则是一个母概念。如果将“今年苹果收成较好”写成“今年水果收成较好”，那么新闻所要表达的内容就相差千里了。运用子概念能够更好地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使得读者对于新闻事实有更贴切的认识与了解。

2.抠字眼，剔虚词，慎用字

例如，“气温高达40多度”与“天气很热”相比，显然前者更加准确能够给读者更清晰的概念。对于非延缓性新闻，“最近”、“近来”、“据悉”等虚词应当尽量避免，新闻讲求时效性，运用虚词或过多地运用虚词会使新闻的真实性和实用性都大打折扣，“据某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称”这样的修饰也比生硬简单的“据

悉”二字更令人信服。对于许多高级别的字词，例如“最”字，在写新闻的过程中应当尽量少用，因为此类字词具有较强的主观性，不太符合新闻客观公正性原则。有的词如果删去之后原句意思不变，那么这样的词语就不该运用。

二，直截了当，使用短句。

新闻不应拐弯抹角，最好直接表达本意不加太多修饰，因而短句会比长句更加清楚得当。

(三)消息结构方面

读此书之前我一直对消息结构没有明确的概念，只凭感觉去对待这个问题，阅读此书之后才了解到，原来消息结构包含：倒金字塔结构、正金字塔结构、平行结构等多种形式。

一，倒金字塔结构。

将最重要的内容放在文章前面写，这种手法容易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同时，倒金字塔结构也是突发新闻事件报道最好的表现形式。

二，正金字塔结构。

正金字塔结构普遍是按时间顺序来叙述新闻，按这种结构写出来的新闻故事性会更强，它的优点在于符合传统阅读人的习惯，缺点在于没有耐心的读者读不到最后。

三，章回体结构。

章回体结构适用于复杂事件、多原因、多元素新闻的报道，这样写出的新闻往往能够寓繁于简。但章回体结构的缺点在于，重点散落在新闻中，必须前后通读才能了解事情全貌。

四，平行结构。

平行结构不受时间顺序制约，适用于报道不同人的不同观点和意见，它的优点是报道深入。

因此，面对不同类型的新闻事件，将它们写成新闻也需要有所针对的选择最适合的消息结构，只有选择了合适的消息结构才能让新闻的价值最大化。

(四)总结

这本书从新闻写作原则、新闻语言选择、消息结构三个方面十分详细地表述了一篇好的新闻稿应该从那些方面着手去写，我曾认为新闻稿能够信手拈来，现在才明白要想写新闻并写好新闻并不是简单的事，需要学习的内容也有很多，如何灵活地运用从这本书里学到的知识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

与新闻有关的读书笔记2

昨天晚上，看中央台的新闻直播，谈及一种新建的公司，性质相当的特别，叫做离婚公司，专门劝说人们离婚的这年头啥稀奇事都有，俗话说的好:宁教人打子，莫教人分妻.这公司的负责人，倒是很爽快的说:来我们这里的，百分百都是要离婚的，我们是劝离不劝和的但前提有三种标准，婚姻本质是无性，无爱，无益.话是这么说，但是每一桩婚姻的开始，男女双方总是经历了爱，才最终走到了一起，组织了一个家庭.至于后来，各种原因的困扰导致要分开也是正常不过的事情.

可是，人活在世上，总要适合社会的群体性，大部分的人总是害怕社会舆论带给自己不利的因素，即使婚姻过得一点也不幸福，也碍于面子问题，努力维持下去，可怜的人.

没有爱，在一起的两个人是很可悲的，也许他们尝试着去改变，但激情不再，随着年月的消逝，留在两人中间的只有回忆.中国式的婚姻，无爱的家庭很多，他们靠什么维系呢?唯一的解释的通的'理由，就是孩子，两个大人为了一个孩子而捆绑在一起.想起来都觉得很可悲.相对而言无爱还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无性才是最重要的，维护男女持久关系的关键在乎于此.那无性的生活该怎么办?这就是国人和外国人的区别.国外，如果家庭出现这种状况，唯一的结果肯定是离婚，而在国内，呵呵，也只有一方忍受苦果，或者以外出偷情满足需求，保持一个幸福家庭的样子，由此也产生了很多第三者的介入. 20xx年的年关将近，很多人搭上了20xx年的尾班车，赶着进入围城.不知道未来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勇者，敢于争取与自己的最爱一起生活.而已经生活在围城里的人，如果遭遇无爱，无性，也请你勇敢的走出来，因为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与新闻有关的读书笔记3

在12月3日闭幕的全国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工作会议上，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表示，对于一些城市取消自行车道的做法，他深感痛心，强调说，今后任何城市新建的所有道路(高速环线除外)，都应当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保障老百姓利益。城市的发展要体现社会公平，政府部门不能在制定政策时就向强势群体倾斜。“任何人都不能以改革的名义来推卸社会责任，不能公共资源私有化。”

刚看见“新建道路都应有自行车道”这个大标题时，我想，毕竟是建设部副部长，就是专业，一眼就看出中国城市道路建设的缺陷。接着往下看，谁知道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建设部副部长竟然以社会学家的立场铿锵有力地讨论起公共资源和社会责任问题。脑子坏掉了，连自己干什么的都搞不清楚，出来现什么眼啊，真逗。

中国幅员辽阔，但承载了13亿还冒泡的人口，无论如何生活空间也称不上宽阔。尤其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使许多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最直接的表现就是，马路上人多，车多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建设部门索性将马路上的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一股脑取消，全部修成机动车道，那叫一个气派。

然而，我们毕竟不是纽约、伦敦、东京。中国还有大多数人不能负担私人汽车。在公共交通不甚发达的情况下，这部分人只好使用价钱相对低廉的交通工具，摩托车或者自行车。如果马路上连自行车道都没有，这说明社会主流人群已经开始摒弃自行车这种交通工具，甚至或多或少地对使用自行车的人产生歧视。这样一来，除了汽车外，摩托车便大行其道。摩托车是我最讨厌的交通工具。对它的'厌恶最早来自于大学。上学时，校园里有很多欧美和日韩的留学生，经常能看见他们骑着重型机车在绿草如茵的校园中呼啸而过，留下如拖拉机般的噪音和尾气。到东莞工作以，更对摩托车深恶痛绝。因为东莞闻名于世的抢劫活动十有八九是借助摩托车完成的。抢劫者多骑着摩托车，从行人侧面驶过，一把抢过行人的包或其他贵重物品。刚来时，我一听见摩托车引擎的声音心跳就加速。今年十月，为减少摩托车抢劫案的发案率，东莞开始禁摩。禁止外地摩托车在本地路面行驶。禁摩行动的治安效果不错，但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大量原来靠摩托车代步的人们现在怎么办呢？东莞绝大多数马路没有自行车道，公共交通系统极其不发达，我怀疑他们是不是都跟我一样选择了走路上班。

祖宗们教育我们，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道路情况要求我们开启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新城市建设思路。我们国家人多地少，还都挤在城市里，像西方社会一样普及汽车，势必使已经拥挤不堪的道路雪上加霜。使用占地面积小，行动方面便自如又环保的交通工具不仅可以大大缓解交通拥堵情况，还为减少尾气排放、保护环境做出了巨大贡献。统观各种交通工具，惟有自行车可担此大任。

因此，我非常赞同仇保兴同志强调的不能忽略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建设问题，我们也算是殊途同归吧。（谁帮我找一个褒义词啊！）往小了说，这事关系着我今后怎么上班，往大了说，影响着社会和谐发展呢。支持建设部意见！

与新闻有关的读书笔记4

是救人?还是报新闻?

前几天，在厦门的某条路上，因为连续几周的强降雨，导致路上积水过多，路人看不清路面的状况，一名骑自行车飞驰的男子在这条路上的大坑上经过，摔了一跤。一名在路边蹲了一个多小时等待有人在大坑上摔倒的记者抓住机会，拍下了这组照片，并在各大报刊上发表。

这组照片一发表，便引起了许多争议，有的说：这名记者不应该为了出名而不去救那名男子，要是那名男子摔死了怎么办？有的说：记者是为了让有关部门注意这个坑上摔倒，不让其他人再在这个坑上摔倒。

但是，我觉得记者这样做是对的：

其一，这名记者在马路边蹲了一个多小时，是为了拍到这组照片，以便更好地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让有关部门重视这件事。如果这名记者只是单纯地报道这条街上有个坑，那么就不会引起什么重视。

其二，你可能会说：“那个人摔死了怎么办？”但即使记者去救那个人，可过一会儿呢？又有人摔倒了怎么办？因此，记者一定要这么做，这样才是顾全大局，不会使更多的人在坑上摔倒。

其三，记者这一职业是发现生活中的`新闻，弥补一些社会上的缺陷。这名记者做的其实是为社会谋福利不使更多的人遭殃。总而言之，这名记者是为了谋大众福利而这样做的。反过来说，如果这名记者救了那名男子，那现在这坑就不会被填上，就会有更多的人在上面摔倒。

第四篇：新闻传播史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

一、阅读书籍介绍

1、名称：《打开历史的尘封——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研究》

2、作者：郭武群

二、读书目的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在新闻史上是一条绵延不断靓丽多彩的风景线。本书选取民国时期的报纸文艺副刊作为研究对象，对此时期的文艺副刊做了深入剖析。阅读此书能够对民国时期的文艺副刊有进一步的了解，通过分析此时期文艺副刊办报思想的精华。结合现代报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不足和困惑。挖掘那个时代文艺副刊和当代文艺的关联点。借鉴民国时期文艺副刊中的优秀思想，指导现代报业文艺副刊可持续发展，从而更好地服务大众。

三、读书内容

第一章 文学与报纸联姻

1、主要内容

这一章向我们介绍了中国近代报纸业发展的历史和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起源。

2、读书心得

英国传教士创办的《察世俗每月统纪传》开启了中国近代报业的端绪。中国报业的兴起是与西方列强的经济入侵和文化渗透同步的。从1874年2月4日第一章国人创办的报纸 《循环日报》诞生开始，中国报业跟随着历史的车轮逐渐发展。19世纪末迎来了国人办报的高潮期，中国近代报纸也开始注重本土化。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就是在国人办报的大环境中孕育产生并蓬勃发展的。

关于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缘起，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由于当时新闻来源的不通畅和事实稿件的匮乏，办报人不得不以“诗词杂搞”等填充报纸版面中所留出的空白，以保证报纸如期出版。另一种说法认为，民国时期报职业激烈竞争是导致文艺副刊生成的原因。

总的来说，初期民国报纸文艺副刊上的文字与报纸中其他形式的文字的相通性；中国文学的文化积淀和群众基础以及文学自身的发展都促成了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发展。可以说，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出现是报纸成型后寻求发展的一种必然。

第二章 精彩纷呈的民国报纸文艺副刊

1、主要内容

本章主要向我们介绍了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概况以及此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名报文

艺副刊。

2、读书心得

自1911年至1949年，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从民国初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的生长阶段；从1919年2月《晨报》率先革新副刊至20年代末，是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转型阶段；30年代初至40年代末，为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繁荣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民国文艺副刊经历了从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泛滥到宣传当时进步文化思想的聚集地的演变。鸳鸯蝴蝶派产生于辛亥革命后，我国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低潮期，副刊的革命性色彩明显减弱，消闲性作品上升为主流。到了五四时期，人们的革命意识又高涨起来，出现了四大名报副刊，涌现出鲁迅、郭沫若、孙伏园、徐志摩等一批代表性的优秀文人。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站在时代前面的《申报·自由谈》，把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开创的现代杂文推向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自成体系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在同业中率先采用了白话文。《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成为革命进步文学的主战场。

就像书中所说的那样：“民国报纸文艺副刊传播了先进的思想，弘扬了进步文化，繁荣了文艺创作，同时也教育、滋养了半个世纪的读者。”

第三章 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基本属性

1、主要内容

向我们阐述了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4个基本属性。

2、读书心得

作者将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基本属性概括为：相对独立性、原生性、文学性和消闲性。在提到相对独立性的时候，作者提出一个观点：“许多具有反动背景和倾向的报纸，其文艺副刊往往是革命的进步的。”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文艺副刊的相对独立性起到决定性作用。文艺副刊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发挥报纸所不能发挥或不能达到的作用；可以利用文学自身的特点通过故事情节陈述、人物塑造等方式来表达思想、传递情感。文艺副刊体现出一种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

讲到原生性的时候，作者提到了“本来的历史”和“写的历史”的区分问题。作者在论述时事、历史时，即使秉承客观公正原则，他所描述出来的时事、历史必然带有某些个人的主观色彩。

民国报刊文艺副刊的文学性，主要表现在“它直接或间接地引导、支配、规范、制约着文学的发展。”

说到消闲性，作者给我给出的一个观点在于：文艺副刊要注重消闲性，又要不失品位，不应该把文以载道和休闲对立起来。“我们应该倡导积极地思想内容和轻松的娱乐形式的有机统一，以最大可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审美情趣的读者需求。”这一点对于当代的文艺副刊同样具有很高的借鉴意义。

第四章 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对文学的变革和改造

1、主要内容

本章为我们讲述了现代报刊对中国文人的塑造和对传统文学观念的变革，并重点介绍了民国时期出现的报载小说、现代杂文和报告文学三种文学形式。

2、读书心得

稿酬制让从事文字写作成为一种令人羡慕的正当职业，文人既有了经济保障，又有了社会地位。这也提高了文人对文字创作的热情，在开拓发展现代报业方面，他们是直接的参与者；在介绍、翻译外国作品方面，他们是最先的创始者；在开发文学品种上，他们也做出了尝试，其中谴责小说的文学成就最高，言情小说的流布最广。

报载小说是文学商业化运作的成功范例，尽管这一文学样式在出现和传播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的瑕疵和硬伤，但它一直传承到今天，始终受到读者大众的喜爱，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现代杂文被视为民国报纸文艺副刊的“灵魂”。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把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开创的现代杂文推向了至今难以企及的高峰。鲁迅无疑是《申报·自由谈》“杂文现象”的领军人物。这种言简意赅，极具杀伤力的文体形式沿用至今。

报告文学——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边缘性的文体。“报告文学的物质基础是报纸”总体来看，报告文学这从外国引进的新型文学样式，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自身的文学优势，在报刊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位置。

第五章 民国报纸文艺副刊与文学社团、文学流派

1、主要内容

向我们介绍了《民权报》副刊与鸳鸯蝴蝶派、《新民意报·朝霞》与绿波社、《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

2、读书心得

我认为鸳鸯蝴蝶派产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辛亥革命后，当时我国处于旧民主主义革命低潮时期，副刊的革命色彩明显减弱，消闲作品成为主流。他们以“有口不谈政治，寄情只在风华”为办刊宗旨，迎合了当时社会大众失落、普遍没有方向感的心理。与此同时，鸳鸯蝴蝶派的兴起与清末民初中国沿海近代化大都市有着直接的关系。鸳鸯蝴蝶

派的策源地是上海的《民权报》副刊，《玉梨魂》、《孽冤镜》的成功使言情小说成为该派创作的主流。他们将读者对准市民大众，采用文学形式表达了中国近代市民社会的自觉和心声，推动了中国人文和社会的近代变革。由于受到金钱利益的驱动，后期作品成为刻意迎合大众的“精神残次商品”。大大降低了作品的文学品位，失去了原有的进步性。

绿波社是五四新闻学运动期间重要的文学社团。《新民意报》文艺副刊《朝霞》见证了她酝酿、筹备、成立、发展的全过程。绿波社以繁荣新闻学为宗旨，组织会员展多方面的文学活动。编辑出版新闻学报刊是绿波社的重要活动内容。《朝霞》紧随文学发展的步伐，对文学理论，特别是新诗初期理论的确立多有建树，并且还翻译和介绍了许多外国著名作家的作品。绿波社使当时热爱新闻学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是一个积极进步、充满朝气的团体。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活跃着一个“强调文学自身发展，带有艺术独立于政治斗争倾向”的文学流派——京派。促成北平文人、作者结成京派的直接原因，是沈从文在《文艺副刊》第八期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所引发的“京派”与“海派”的争论。他鼓励“作者诚实地去做”、“假如我们对于中国文学还怀了一份希望”，“最需要的就是文学态度的改变”。“京派”以自身对文学的理解、追求和创作上的实绩，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显著的位置，而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在“京派”的产生、形成过程中，始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读书总结

民国报纸副刊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亮点，现代报纸副刊也应该吸取其经验。一份成功的报纸副刊，绝非只有“传播新闻信息”这个单一功能，副刊承载着拓宽报道领域、开掘报道深度、提高报纸品位、陶冶读者性情等功能。

对民国报纸文艺副刊历史嬗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辩证的地看待当今副刊的障碍与发展前景。随着当代社会价值取向日趋多元化，文化生产和消费市场复杂多变，报业市场更是丰富多彩。而报纸副刊呈现高雅与通俗，俏皮与严肃，时尚与平凡，不断地交替转换的形态。而在这种繁荣的背后，却蕴涵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今报纸副刊的良性发展，还需要在新的理念的指导下，以加强副刊传播效果为手段，以加强副刊创新性为重点，将传统与时代更好地结合起来，才能让报纸副刊更快地融入到新世纪全球信息化的海洋之中。

姓名：卢璐

学号：13213910

班级：13级新闻与传播硕士

第五篇：读书笔记：舆论与新闻

谁是我们的监督对象　－－读《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

闻法治》

大众传媒是否应该成为“群众喉舌”曾一度引起争论，自朱总理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视察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并为之题词后，似乎

鲜有议论了，但并非说这已不成为一个问题。

最近，由北京青年记者昝爱宗等推出的新著、民族出版社１１月

正式出版的《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以３２万字的篇幅介绍了新闻曝光、舆论监督等大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及

现象。该书是近年来我国反映新闻舆论监督问题的一本重量级新书，《中国青年报》名记者、《大国寡民》作者卢跃刚作序，北大青年学

者、《火与冰》作者余杰鼎力推荐。该书集中了近年来大量出现的新

闻事件、内幕曝光、新闻官司及舆论监督深层次问题的理性分析和大

量建言，以“比新闻更生动的内幕，比内幕更深刻的见解”让人读来

饶有兴味，同时体会到“舆论监督的透明，新闻监督的可操作性”是

全社会和我们每一个现实中人都会碰到的现实。

所谓“第四种权力”是指新闻舆论对社会的监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它必将和其他三种权力：立法、行政、司法，特别是和人们的传统观念及社会腐败现象猛烈地碰撞。我们知道，舆论监督不仅仅

是曝光。１９９８年３月全国人大、政协“两会”，新一届政府总理

朱槠基对中外记者说：我愿意回答你们提出的任何问题。同年１０月

７日，他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

府镜鉴，改革尖兵。并对《焦点访谈》记者说：我也是你们的监督对

象。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给新闻界带来了向纵深发展的良

机。同时，舆论监督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但是，我国的新闻界

在走向法制化的同时面临着重重困难：新闻“权力”的异化，正义与

良知被遗弃，假新闻泛滥，有偿新闻屡禁不止，名记者成为稀有物种，新闻官司倍增……我们的新闻业怎样才能健康发展？

曾创下普利策新闻奖的约瑟夫·普利策如是说：“倘若一个国家

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的掺望者。他要在一望

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

警告。”

在现代法制发达国家，新闻监督已成为一种谁也无法漠视、谁也

不敢小看的代表公众利益的监督力量。于是，在西方某些国家有“第四种权力”之说。相比较而言，中国的新闻监督起到的作用还很有限，发挥的能量也比较微弱。所以，我们必须面对的是，我们的新闻记者

怎样才能“铁肩担道义、棘手著文章”？怎样才能按照普利策所说

“及时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浅滩暗礁，及时发出警报”？

该书自誉为“比内幕更深刻的见解，比曝光更生动的主张”。作

者认为，新闻界要充分尊重采访对象，不去做鸡鸣狗盗之事，所谓正

义就是指光明正大，有广泛的民意基础，要透明实在，要“铁肩担道

义”，相信自己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与未来都贯穿的一条线上，经得起

历史与未来的考验。新闻记者是职业，就要有严格的职业道德守则，不能象一个家族一样实行“宗法”，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实行

“自扫门前雪”，实行“绝对的利己主义”，这样下去，新闻记者也

会做坏新闻，新闻也不会名副其实，新闻界就成了一些偷漏税的商业

企业一样坏了名声，失去正义的力量，毁灭了自身的价值。真实、正

义、公开、平等、理性是新闻从业人员的准则，充满激情、敞开良心、尊重自由、敢于牺牲和时刻保持清醒是新闻业健康发展的保证。

必须相信，新闻一定要走法治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其健康、正常地行使自身的舆论监督功能。

新闻的“春天”

《焦点访谈》与《南方周末》在中国新闻业的尴尬存在是对中国

新闻业一种最大的“嘲弄”。小小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节目组，区区一

个南方报纸也算是“青天大老爷”。想必中国应该是“晴空朗朗”，遍地都是“青天”了。然而，正好相反，“嘲弄”处就在于中国基本

上是只有这两个“出气孔”而已。

想当年，解放前的名报、名刊、名记者们手中，“新闻”是一杆

红缨枪，被用来攻击专制、钳制腐败，屡试屡爽，堪称快哉！然而中

国新闻业在当日之后就有一直在走“下坡路”之嫌。在《中国青年报

报》记者卢跃刚先生的梳理下，中国的新闻历史却是两眼一抹黑的一

笔“糊涂帐”：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为“烽火村”吹吹打打？为什么王

保京“红旗”不倒？为什么“农民政治家”可以上下其手？为什么媒

介编年史令人恶心？一部《大国寡民》就是检讨中国新闻业的一面镜

子，镜子照出千奇百怪是不足为奇的。

在国外，新闻业也“操心”，人送它的绰号是“第四权力”，是

与立法、行政和司法共进退的意思。但人家也基本上只是检查一把制

度的“漏洞”，敲一敲制度的“边鼓”而已。因为立法、行政和司法

各行其是，其他的事情才归新闻业“收拾”。美国著名主持人爱德华

·默罗说：“只有独立的司法和自由的出版才是识别真正自由社会和

所有其他社会的标准。”国外，尤其是在美国，自从曾格案件在美

洲大陆上种下了自由报刊的种子之后，杰斐逊、宪法第一修正案、“光天化日法”、信息自由法、普利策和《纽约时报》等都为新闻业的“媒介信条”的成熟与坚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媒介要为公众的知

情权服务！”这也是西方的一项“媒介神话”：勇敢的新闻界为了百

姓利益与盛世强权和腐败现象进行抗争成了一个迷人的神话，这个令

人消魂的童话在２０世纪的美国，几乎是每一个投身于新闻界的人们的“梦想与追求”——

在美国人眼中，以报纸为代表的媒介正成为社会的“第二政府”。

美国著名记者兼专栏作家李普曼称报纸为“民主的《圣经》，是一本

人们赖以决定自己行为举止的书。”南非的《兰德每日邮报》称：

“报纸可以阻止一个有敌意的政府要实行控制的企图，可以日益在一

个几乎是集权国家里鼓励一种自由的非种族主义的传统。”１８３０

年７月１６日，英国国王乔治四世逝世。《泰晤士报》发言直率的攻

击说：“从来没有一个人之死像这位国王那样那么不令人感到悲痛。”

从而为该报赢来了“雷公报”的称号。２０年代，墨索里尼政府走向

独裁之际，意大利《晚邮报》是对此进行攻击与反对的最后堡垒。１

８３８年，欧洲大战在际，《纽约时报》发表了流名史册的社论，社

论声称：“如果大规模的战争席卷欧洲，我们将作好充分准备，站在民主国家一方。”１９４０年１０月，欧洲战火蜂起，美国隔岸观火。

《华盛顿邮报》头版以“当你想到战争为时已晚”为题，不遗余力地

敦促政府向英国提供援助。１９６０年，日本《朝日新闻》对签署

《新日美安全条约》的岸信介政府猛烈攻击，赢得了“红色《朝日新

闻》”的荣誉性称号。不久，岸信介首相下台。６０年代，在美国是

麦卡锡主义的天下。法国《世界报》刊登了对美国表示忧伤的文章：

“联邦调查局总有一天要成为一种盖世太保。－－－由于对美国人自

己的担心，他们不是在自己周围树立起一块铁幕，一种美国的法西斯

主义吗？”

看一看这些大报充当“强项令”的历史，热血为之沸腾。学人谢

泳先生说中国２０世纪与西方交往，有三件事情完成了转型：其中之

一就是新闻业与新闻制度。可是系出名门，源于西方的中国新闻业的“小家碧玉”何在？毛泽东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也有人说，媒介

是纸老虎。看看这些个强大的“纸老虎”，我们只有惶惑？老实说，中国新闻业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正好落后一百年。当中国开始市场

化道路时，它就注定了要重走政党报纸到市场化商业报纸现代转型的路子。现在有了“市场支撑”的中国新闻业，应该有一点出息了。不

信请看《华盛顿邮报》老板格雷厄姆的话：“如果要对透露情报进行

什么限制，那就让法律制定者们来说吧，用不着我们来说。新闻人员

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他们在公共舞台上唯一的工作就是报道正在发

生的事件。当然，这种说法所依据的是这样一种信念，即，在任何社

会里，当一天结束的时候，对于事实真相一无所知总是有害的。”

老记者戴煌在数十年前的一份《万言书》中说出了真相：“翻开

我们的各种报纸刊物，再对照一下我们的内部材料和各种参考资料，我们就会有非常触目惊心的感觉，我们的光明与伟大被过分地宣扬了，而我们的黑暗与腐朽被偷偷地掩盖了起来。这是一种不相信人民的行

为。”

世界大报《纽约时报》在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６日开始推出了社论

版对页：争鸣之页。在争鸣之页上，每天收录有攻击之语，对五角大

楼，对中央情报局，对白宫，对国务院，对国会，对最高法院，对法

律制度，对天主教和其他宗教，对大学，对教育制度，对社会和种族

关系，对企业界，对婚姻，对两性关系，对艺术，对银行－－－－－

－

这样的做法，我们想都不敢去想。新闻传播业是西方人的优势，千万别想来想去就是一招比老祖宗的破烂玩意儿。也许，低下头来，老老实实地学着点，才是正道。

有人说读中国的其他报纸和《南方周末》，肯定会让人感到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一个是欣欣向荣的，有盼头的美妙世界；一个是

罪恶累累，尽是肮乱的世界。然而，一个是真实的，另一个也是真实的，这是为什么？

阅读《第四权力》一书，感觉象是在啃一只糟糕的鸡腿，这糟糕

来源于错误的喂养、错误的管理、错误的杀戮和错误的烹调。一切是

如此的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