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议反腐】“两高”要提高发现查处腐败案件能力

第一篇：【两会议反腐】“两高”要提高发现查处腐败案件能力

【两会议反腐】“两高”要提高发现查处腐败案件能力

正义网北京3月11日电(记者 邱春艳)3月10日下午,青海省代表团认真审议了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代表们认为,“两高”工作报告坚持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客观实在地总结了工作,准确深刻地分析了问题,清晰明确地提出了思路,体现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思想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要求。

全国人大代表、青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强卫认为,五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围绕大局,突出重点,依法履职,扎实工作,服务大局卓有成效,保障民生更加有力,维护稳定保驾护航,司法改革深入推进,队伍素质明显提高。

强卫表示,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始终关心支持青海司法建设,协调京、津、沪、鲁、苏、浙等省市,全力支持和帮助青海法、检事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效。

强卫建议,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要坚持不懈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队伍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对下级法院和地方法院的监督指导和审判管理,确保司法公正,维护法律权威。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要进一步发挥在反腐败斗争中的职能作用,提高发现和查处腐败案件能力。

第二篇：两高商业贿赂案件意见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就《关于办理商业贿

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答记者问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有关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这是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维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风气好转的重要举措，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为帮助广大读者深入理解和掌握《意见》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就相关问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问:制定《意见》的背景和意义是什么?

答:近年来，商业贿赂在一些领域和行业滋生繁衍并有愈演愈烈之势，严重危害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危害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风气。中央审时度势，决定部署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既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秩序的必然要求，也是预防与惩治腐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06年6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有关商业贿赂犯罪的条款作了补充修改和完善，为司法机关及时有效惩治此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仍然面临许多法律适用疑难问题，实践中因有关定罪量刑标准不明确而影响案件办理的情形也时有发生。对于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和商业贿赂犯罪的严重危害，广大群众和社会各界非常关注，迫切希望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加以解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结合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要求，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该《意见》。

《意见》的制定和实施顺应了社会发展要求，适应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有利于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活动，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社会风气的好转，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问:《意见》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当前，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面临的法律适用疑难问题较多，《意见》主要规定了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二是在明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单位”范围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认定;三是明确了医药购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责任，特别是对医生“开单提成”等群众反映强烈的贿赂行为的定性问题作出明确规定;四是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的犯罪对象及其数额的认定;五是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六是区分了商业贿赂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七是明确了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处理依据。问:如何理解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

答: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开展之初，对商业贿赂犯罪的范围存在不同认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及其效果。从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及专项治理工作的要求看，商业贿赂犯罪并不局限于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而是涉及刑法规定的全部八种贿赂犯罪。因此，《意见》对此予以明确，有利于专项治理工作的深入开展及良好效果的实现。

问:如何认定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答:《刑法修正案(六)》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犯罪的主体范围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从而使“其他单位”的认定问题成为认定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基础性问题。一般意义上讲，单位是相对于自然人的组织体，但并非所有的组织体都属于刑法中的单位。从司法实践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中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临时性的组织。这里的单位不包括从事非正当活动的组织。据此，《意见》第二条对“其他单位”的范围作了明确界定。

根据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的工作人员虽然都有一定的职务，具有职务上的便利，但所从事的事务并非全都属于公务，其职务便利有履行公务的职务便利和非履行公务的职务便利之分，因而就其主体身份而言，国有单位中还有一些工作人员属于非国家工作人员。《意见》第四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从文义上讲，其他国有单位，包括国家机关、国有事业单位、国有社会团体等单位。

问:当前，医药购销、工程建设、政府采购等领域中商业贿赂犯罪比较突出，群众反映强烈，《意见》对此是如何规定的?

答:当前，在一些与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如医疗、教育、招投标等领域，严重危害群众利益的商业贿赂犯罪较为突出，如医生“开单提成”，收受医药产品销售方以各种名义给予的回扣，学校中教师在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采购中收受回扣，评标委员会组成人员在评标中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等，群众反映强烈。依法严惩这些领域内的商业贿赂犯罪行为，是专项治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发生在这些领域内的商业贿赂犯罪情况比较复杂，特别是相关责任人员的主体身份，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存在不同认识。针对这些情况，《意见》区分不同情形，分别作出规定。特别是针对实践中分歧较大的问题，明确了医务人员、教师、评标委员会等组成人员构成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根据《意见》规定，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财物，为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的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分别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问:如何理解贿赂的范围及其数额的认定?答: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变化，贿赂的手法呈现出不断翻新的趋势。一些人为了规避法律，采用货币、物品之外的方式贿赂对方，有的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服务等，有的通过虚设债权、减免债务等方式增加对方的财产价值等。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贿赂犯罪由权钱交易发展到权利交易、权色交易，用设立债权、无偿劳务、免费旅游等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以及晋职招工、迁移户口、提供女色等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案件频繁发生。对这样一些案件特别是采用非财产性利益进行贿赂的案件能否认定贿赂犯罪，理论上和实践中均存在不同认识。为适应新形势下惩治贿赂犯罪的客观需要，参酌我国加入的有关国际公约规定，综合考虑我国国情和司法操作的实效性，《意见》将贿赂的范围由财物扩大至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的数额认定，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问:如何认定行贿犯罪中的“不正当利益”?答:1999年“两高”在《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的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中对“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认定作了规定。这为司法实践正确认定“不正当利益”以打击行贿犯罪提供了依据。但是，由于社会背景的原因，该通知所规定的“不正当利益”的范围相对较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已不能全面反映有关领域中的实际情况，有些谋取与该通知规定的利益本质相同同样具有不正当性的利益的行为不能得到正确的认定与处理，实践中对此反映较为强烈。为适应惩治贿赂犯罪的客观需要，有必要对不正当利益的范围做适当的调整，即在该通知认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属于不正当利益之外，增加规定谋取违反规章、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亦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同时《意见》还特别增加规定，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问:如何正确区分贿赂与亲友正当馈赠的界限?

答: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崇尚礼尚往来，法律并不禁止亲友之间的正当馈赠行为。然而，一些犯罪分子在实施贿赂犯罪的时候，借馈赠之名而行贿赂之实，并以馈赠正当为其行为辩解。为正确区分贿赂与亲友正当馈赠，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意见》主要从以下几个因素的结合上进行区分:(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来财物的价值大小;(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

问:如何正确认定商业贿赂犯罪的共同犯罪?答:司法实践中，商业贿赂犯罪常常以共同犯罪的形式出现，特别是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形时有发生。对于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认定与处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共同收受他人财物的如何追究刑事责任。《意见》区分了商业贿赂犯罪共同犯罪的三种情形，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的具体情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一是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二是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三是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检察日报》2008年11月25日第3版

第三篇：【两会议反腐】严控“三公消费”,要盯“钱”管“权”

【两会议反腐】严控“三公消费”，要盯“钱”管“权”

今年两会上传递出信息：对严控‚三公经费‛，各部门将出台具体办法，让人们有了新期待。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大力推进公务接待、公务车购置使用、因公出国出境经费公开，让人民群众更加有效地监督政府。

代表委员建议，严控‚三公消费‛，还须扎紧制度的‚篱笆墙‛，拉紧财政预算的‚高压线‛，既要盯‚钱‛，更要管‚权‛。严控‚三公消费‛须公开、盯紧预算的‚钱‛

一些代表委员反映，尽管一段时间以来各地狠刹公款吃喝、公车私用之风初见成效，但违规公务接待行为仍未杜绝。究其原因，有的地方和单位‚花财政的钱太随意‛。

‚我已经注意到，公款宴请、消费有转入‘地下’的趋势。‛贾康委员说，不少公款宴请转到了内部餐厅，或者在报销时化整为零，更有甚者，‚宴请单位成了一些酒楼的机密‛。

‚几十个文件管不住一张嘴。‛蔡玲委员说，国家三令五申严控‚三公经费‛，但公务车购置使用、因公出国出境经费等屡屡超标，违规的现象并不少见。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有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在编制预算上巧立名目，利用‚其他‛、‚预算外‛等字眼掩盖，让人们感觉像雾里看花。财政部长谢旭人日前表示，今后在安排预算的时候，会对‚三公经费‛严格从紧。近年来，国际交流在不断增加，这就要求同样是出

国出境，选择最重要的实施，一般性的能控制要尽量控制。公务用车购置是‚三公经费‛中最大的一项，要严格控制数量，厉行节约。钟春燕代表说，从不断压缩的数字，可以看出中央治理‚三公消费‛的决心。但每年实际‚三公消费‛的支出详单是多少，仍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陈世强委员说，国家治理‚三公消费‛的决心越来越坚定，方向越来越明确。但是，要具体控制‚三公消费‛，首先应该算清楚每年‚三公消费‛的数字。公布数字，有利于老百姓参与监督和尊重老百姓知情权。

严控‚三公消费‛，须严管乱花钱的‚权‛

‚决策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在高抒委员看来，严控‚三公消费‛，必须严管乱花钱的‚权‛。尤其要用明细的预算表，卡住花钱的‚笔‛。

控制‚三公消费‛，关键在治权。转变政府职能，就要监管批钱的‚一支笔‛。陈世强委员说，经济发展步入转型阶段，税收制度、财政体制面临改革，打造节约型政府，需要一些部门做好‚过紧日子‛的心理准备。

一些代表委员指出，在一些部门的预算报告中，项目支出金额巨大，且缺乏具体明细，一个重要原因是其中暗藏着‚三公经费‛。‚这些项目支出不是‘说不清楚’，而是‘不想说清楚’。这就给‘一支笔’留下了巨大操作空间。‛高抒委员说。

‚行政成本过高的政府，不是高效的政府；在公车、接待、出国

上花钱过多的干部，是不能让群众放心的干部。‛钟春燕代表说，绝不能让‚三公支出‛成为一个筐，说不清用途的钱都往里装。目前，有关部门也在积极制定管住乱花钱的‚权‛的办法。谢旭人表示，按照中央八项规定要求，各有关部门正在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例如，会议经费的管理办法、出国出境经费的管理办法等。下一步还会对公务用车标准、配备数量等做出细化规定，积极推进公务用车改革。

预算监管、考核问责，多举措齐发力

过高的行政成本一直为群众所诟病。代表委员建议，控制‚三公消费‛的根本之举是从强化预算监管入手，完善公务消费、预算编制和审计、绩效考核以及监督问责等多方面的制度建设，切实遏制‚三公消费‛的违规违纪现象。

‚打破‘自我监督’的局限，从预算、报销手续、公示等环节入手，加强监管，敢于处罚，可以使问题迎刃而解。‛史贻云委员指出，抑制公款消费，就是要让社会监督政府，建立公共财政公开制度和现代财政预算制度。

‚要深化预算管理制度，细化预算报告，强化对预算的审查监督力度。‛郑钢委员说，拧紧公务消费的‚水龙头‛，不仅需要财政预算支出公开透明，还要健全有关制度的监督体系，发挥人民群众和媒体的监督力量。

吉明江代表建议，要用行政成本核算考核各级政府，把包括开会、考察在内的行政行为成本与结果，以及公众满意度、政府职能的实现

程度纳入考核体系，‚倒逼‛树立节约意识，使之成为自觉的工作作风和习惯。

（记者 傅勇涛 万一）

第四篇：两高司法解释,恶意透支要追究刑事责任

两高司法解释 恶意透支要追究刑事责任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共同发布了《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共8条,自12月16日起施行。《解释》规定了相关信用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明确了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法律适用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该《解释》将为依法惩治信用卡犯罪活动,维护信用卡管理秩序和持卡人合法权益,保障金融市场秩序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起到何种作用？记者就此采访了两高有关负责人。

出台背景:打击信用卡犯罪

问:近年来,我国银行卡业务发展迅速,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信用卡风险和信用卡犯罪活动。怎么看待《解释》出台的背景？

答: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持卡人数量最多、银行卡业务增长最快、发展潜力最大的国家之一。截至2009年第三季度末,我国已发行各类银行卡超过20.8亿张,银行卡特约商户147万家,POS机227万台,ATM机近20万台,银行卡消费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近34.7%。

2005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五)》增加规定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和“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修改了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信用卡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防范和打击难度进一步加大,为了有效惩治信用卡虚假申请、信用卡诈骗、信用卡套现等犯罪活动,有必要进一步明确相关信用卡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就信用卡犯罪刑事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出台了专门司法解释,为打击相关信用卡犯罪提供了明确具体的适用法律依据。

伪造信用卡1张即可构成犯罪

问:对伪造信用卡的行为,《解释》是如何规定的？

答:《解释》第一条即明确了伪造金融票证罪中“伪造信用卡”的主要行为方式,规定“复制他人信用卡、将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写入磁条介质、芯片或者以其他方法伪造信用卡1张以上的”,即可构成犯罪,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罪处罚;并规定了“伪造空白信用卡”行为,以及伪造信用卡“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定罪量刑标准,为打击伪造信用卡犯罪行为提供了明确具体的适用法律依据。

《解释》还明确了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的两个量刑幅度的适用标准。《解释》第三条从“足以伪造可进行交易的信用卡”和“足以使他人以信用卡持卡人名义进行交易”两个角度对该罪的两个量刑幅度作了界定,规定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涉及信用卡数量1张以上的,即可构成犯罪。冒用他人信用卡触犯刑法

问:使用拾得的他人信用卡,或者通过互联网、手机冒用别人信用卡如何认定？

答:《解释》第五条第一款针对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作废的信用卡或者冒用他人信用卡,进行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明确了“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具体定罪量刑标准。

针对你提出的几种情形,《解释》明确:拾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骗取他人信用卡并使用的;窃取、收买、骗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他人信用卡信息资料,并通过互联网、通讯终端等使用的,构成刑法所称“冒用他人信用卡”。

何为“恶意透支”有了明确界定

问: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恶意透支信用卡,《解释》对此有无规定？

答:为了区别于善意透支行为,《解释》第六条第一款明确了“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的主要构成条件,即“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支,并且经发卡银行两次催收后超过3个月仍不归还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恶意透支’”。其中,“恶意透支”的数额是指拒不归还或者尚未归还的款项,不包括手续费、滞纳金、复利等发卡银行收取的费用。

《解释》还规定,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恶意透支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公安机关立案后人民法院判决宣告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的,可以从轻处罚,情节轻微的,可以免除处罚。恶意透支数额较大,在公安机关立案前已偿还全部透支款息,情节显著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对违反国家规定,使用POS机“套现”信用卡的行为,《解释》明确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五篇：【两会议反腐】发挥网络监督“正能量”

【两会议反腐】发挥网络监督“正能量”

●网络成为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的新途径

●不适当、不正确、不真实的网络民意会稀释公众对网络的公信力，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

●要真正发挥网络监督的作用，必须加快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进程

从“表哥”到“房姐”，从“不雅视频事件”到“离婚承诺书事件”，一段时间以来，借助互联网平台巨大的信息汇聚功能和网络传播的快速性，网络在揭露腐败分子违纪违法事件中显现出巨大威力。两会召开期间，“网络监督”成为热议的话题之一。部分代表委员建议，网络监督作为新形势下反腐败的一种形式，应通过完善法律和制度，规范完善网络监督行为，发挥其正能量。

反腐败斗争的新阵地

接受采访的代表委员表示，相对于信访、举报、媒体曝光、审计等传统监督方式，近两年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监督成为社会监督的一种新形式。

2003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建立网络举报平台。2005年以来，中央纪委监察部及部分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相继开通了举报网站。2009年，中央纪委监察部统一开通全国纪检监察举报网站。网络监督日益受到政府重视，网络为群众提供了参与反腐败的渠道。由于网络公开和透明的特性，也由于其无需过高的经济成本，群

众的网络监督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大量网民围观，碎片化的信息拼凑出事件的大致面貌，纪委迅速介入，推动反腐进程，彰显反腐力度。”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调研部部长蔡玲说，从不雅视频曝光到涉案人被免职和立案调查，前后仅用63小时，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施杰说：“近年来，网络监督随着自媒体的迅猛发展而掀起高潮，每一次微博事件的背后，总能彰显出网络不可忽视的正能量。”

网络监督是一把双刃剑

“网络监督是一把双刃剑。”部分代表委员在肯定网络监督的优势和作用的同时，也指出其存在着信息失真和侵犯他人合法权利等问题和弊端。

全国政协委员、海南省儋州市副市长郑钢认为，网络监督大部分靠文字、照片、视频等，依靠这些途径“拔出”贪官，容易流于表面化。个人监督有时候带有不良动机或情绪，这让网络监督往往“真假相掺”，其客观性会打折扣。

“不适当、不正确、不真实的网络民意会稀释公众对网络的公信力，挑战公众的道德底线。”施杰表达了担忧。

网络暴力倾向是网络监督中存在的又一大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新文认为，网络主体中24岁以下的网民超过了半数，这些网络主体有着年轻、易冲动、缺乏辨别力等特点，往往极易在愤世嫉俗情绪支配下提供非理性的、片面的信息，甚至散布谣言、肆意暴露他人隐私，对他人进行人身攻击。

刘新文指出，目前网络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比较滞后，缺乏系统的法律支撑，对网络监督行为没有系统的法规和条例进行规范约束，这是造成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

加快网络监督法制化建设进程

一些代表委员谈到，网络监督作为反腐败的一种有益补充形式，要想真正发挥其作用、释放其正能量，必须加快我国网络监督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进程。

“完善网络监督机制，可以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有效监督。”施杰建议，要建立长效的网络监督受理机制，引导依法、有序的网络监督；设立专门机构处理网络监督，规范网络举报信息的收集、处理和管理程序。

在网络世界中如何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不受侵害？刘新文、施杰建议，要建立网络监督举报信息保密制度、举报奖励及补偿机制。施杰还建议，网络舆论引导机制的建立也非常必要。国家有关部门应设立专职的网络发言人，通过网络和网民沟通，理顺网民情绪。一些代表委员还呼吁加快网络监督的立法进程，让网络监督有法可依。

刘新文建议，应尽快出台一部关于网络监督的专项法律，明确网络监督行为的受理、查处机构与程序，公民网络监督的权利义务，举报人的奖励与保护，利用网络监督进行侵权的法律责任等内容。施杰建议，从保护公民权利的角度，网络立法至少应包含保护公

民正当表达意志的权利和捍卫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以重铸网络社会的安全感。

作为一块公民素质的训练场，网络应当成为人人皆能参与的言论场所，成为安全、有序、开放和自律的交流平台。代表委员们呼吁，在网络世界里，政府应该学会倾听，学会打捞最真实的民意；公众应该学会表达，学会甄别最真实的公共信息。最终，让网络监督迸发出理性、和谐的建设性声音！（张胜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