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党政关系的现状（5篇范文）

第一篇：中国党政关系的现状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依然是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的基本特征。我们在对当代中国党政关系的基本含义、历史传承、现实坐标和发展目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可以联系当前我国党政关系的发展现状，简单地谈谈党政关系的体制创新。

1．党的组织与人大机关。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对立法机关的领导，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的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家宪法赋予人大机关的各项职权，有的根本无法履行（监督中央军事委员会），有的常常流于过场（国家主要领导人选名单）。党对人大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许多尚未纳入法制的轨道。党对人大的领导，基本还是沿用以往的方式。按照党的一元化领导原则来衡量，确实没有问题；但是，按照依法治国的原则来衡量，就存在着很多不符合、甚至是违背国家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地方。例如，无论是修改宪法的动议、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提案，都是以我们党的名义在人大提出来的，然而这种做法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我们应该尝试运用提案这种方式，使党的政治、思想、组织领导上升为国家意志，而不应该继续无视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事。在坚持和完善各级人大的党组制度和党委制度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我们党通过法定程序和法定，实现党对国家立法机关的领导。尝试由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主任的做法值得试点，但是，需要明确各自的议事权限，否则，又会出现一种新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省委会议完全代替了人大会议。

2．党的组织与政协机关。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当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尽管它不是国家宪法规定的国家政权机关，但是在我国的社会政治生活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实践中，我们也是把它作为国家机关对待。它的实际功能和政治待遇，则相当于西方国家的参议院。但是，作为我国政治管理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却没有必要的法律身份。它建立的法律依据，只有我国宪法序言里的一句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我国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中的其他两项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都制定了相应的法规予以规范，但是，时至今日，政协机关的工作，主要还是遵照中共中央的指导性意见和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来开展。也许，在适当时机赋予政协机关以国家政权机关的法律定位，并且参照西方国家参议院做法，赋予政协以相应的职权，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

3．党的组织与政府机关。

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在党委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表现的最为突出。我们要求各级党委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上面，但是又要他们担当本地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的首要责任人。要求各级党委抓大放小，理论上没有问题，但是在实践中随意性太大。这是问题的关键。

4．党的组织与军事机关。

我国宪法对其他所有国家机构的设置都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但是，关于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规定却简单得吓人。一共139个字。到底它有那些职权，宪法一个字都没有写。

第九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中央军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第九十四条 中央军事委员会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

从属性上看，中央军委既是党的组织机关，又是国家政权机关，但是主要属于党的组织序列。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固然可以节省开支，但是也容易出现其他问题。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由普通党员出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做法，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决不能由此形成惯例。否则，换届期间的中央军委主席怎么也不能摆正自己的位置。

5．党的组织与司法机关。

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各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预。实行垂直领导体制，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机关负责。但是，从党的领导体制上来看，却是通过党的各级政法委，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并且往往以公安机关为主。按照国家宪法的组织序列，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行政机关都是人大机关产生、对人大机关负责的平等政权机关。作为国家行政机关分支的公安机关根本不能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相提并论，然而这却是现实。

6．党的组织与监察机关。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机关在党内具有很高的地位。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的中央委员会一样由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和地方党委一样必须由同级的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但是在实践中，党的纪律检查委

员会却和一个同级行政机关之下的行政监察部门合署办公、实行“一套人马、两个牌子”的体制。

综上所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关键，在于我国党政关系的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游戏规则，两种不同的体制交织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说，当代中国党政关系发展面临的各种障碍，主要是一种体制性的障碍。要么，通过修改宪政体制，一切向党的体制看齐；要么，通过改革党的体制，一切向宪政体制看齐。在“党的权威高于一切”的条件下，不消除我国政治体制中的双轨制现象，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永远不可能解决。

第二篇：党政关系

党政关系

在我们当今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政府则是具体落实党的政策的行政机构。因为共产党是执政党，所以各级政府的一把手必须是共产党员身份者。

党政关系是指政党与政权之间的关系。在我国党政关系，就是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关系。党政关系是我国最重要的政治关系之一，因而成为理论界长期关注的重点问题。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关于党政关系概念本身的理解在理论界并非完全一致。在这个问题上，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主张，党政关系就是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即党与人大的关系。第二种观点主张，党政关系就是党与政府的关系，而党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政治与行政的关系。关于党政关系的第一种观点主张，党政关系就是共产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在理论界有很多。他们认为，这里的党就是指中国共产党，政就是指国家政权机关。在我国，国家政权机关就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以党政关系主要就是指党与全国人大的关系，党委与人大的关系是党政关系的首要内容。关于党政关系的第二种观点认为，党政关系就是党与政府的关系，而党与政府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政治与行政的关系。

政党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它的出现顺应了政治民主的趋势。之前的封建社会，皇权至上，难免出现专制。资本主义两党或多党制度较成功地实现了政治与行政分离，亦即党政分开，从而既实现了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又避免了一党执政可能造成的专制。社会主义中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同样克服了封建专制，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党代表着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对国家事务进行领导。然而，长久以来，我国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从而使得党凌驾于法律、政权之上，很容易滋生专制和腐败。所以，党政分开是势在必行的，它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因此，转变党的领导方式，实行党政分开，完善公务员制度，推行依法治国，加强制约和监督体制，都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不能因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置之不顾。

对于中国党政的关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让我们先看看邓小平同志早期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早在63年前的1941年4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一篇现在看来都未过时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关于党政关系。邓小平提出了党对抗日民主政权的正确领导原则，认为党对政权要实现指导的责任，使党的主张能够经过政权去实行；党对政权要实现监督的责任，使政权真正合乎抗日的、民主的统一战线的原则；党的领导责任要放在政治原则上，而不是包办，不是遇事干涉，不是“党权高于一切”。但是，由于当时处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邓小平的这一光辉思想未能引起全党的应有重视。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一针见血地提出了党和国家现行领导体制中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和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严重弊端，提出要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制度，使党“可以集中精力管党，管路线、方针、政策”。因此，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

我理解对党政关系的定位，可以用一句话概括：总揽不包揽。总揽就是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不包揽是针对长期以来地方党政不分的状况，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首先，要拓宽对党的领导实现形式的认识。党委对同级政府机关的领导是一种实现形式，政府党组对政府的领导也是一种实现形式，而且是很重要的实现形式。政府党组在政府的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也就是实现党的领导。党对政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政府中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委的重大决策和工作部署。其次，当前主要是各级地方党委应帮助同级政府树立权威，发挥政府的作用，切实解决包揽太多的问题。

一句话，党的领导不是建立在强制力上，而是建立在用先进性、公信力和感召力，赢得人民群众的自觉认同、自愿服从和衷心拥护的基础上。

第三篇：医患关系现状

医患关系

一、医患关系概念：

医患关系系是医务人员与病人在医疗过程中产生的特定医治关系，是医疗人际关系中的关键。著名医史学家西格里斯曾经说过：“每一个医学行动始终涉及两类当事人：医师和病员，或者更广泛地说，医学团体的社会，医学无非是这两群人之间多方面的关系”。医患关系在医疗活动中由技术性关系和非技术性关系两大部分组成。非技术性关系是指求医过程中医务人员与病员的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关系，在医疗过程中对医疗效果有着无形的作用。

二、医患关系的基本模式：技术性医患关系有三种基本模式。

1．主动与被动型：医师完全主动，病员完全被动；医师的权威性不受任何怀疑，病员不会提出任何异议。

2．引导与合作型：医师和病员都具有主动性。医师的意见受到尊重，但病员可有疑问和寻求解释。

3．共同参与型：医师与病员的主动性等同，共同参与医疗的决定与实施。医师此时的意见常常涉及病员的生活习惯、方式及人际关系调整，病员的配合和自行完成治疗显得尤为重要。

三、医患关系现状：

融洽的医患关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当前的医患关系却不太和谐。据中国消协的资料显示［1］，1996年医疗投诉月医疗投诉发生数为2 164件，1997年为10 117件，1998年为11 175件，1999年为22 125件。在3年多的时间里，其增长幅度接近10倍。近年来，医患关系成为热点，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医患冲突不断发生，医疗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2005年6～7月，中华医院管理学会对全国270家各级医院进行调查，全国三甲医院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中要求赔偿的有100例左右，二级医院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要求赔偿的有20例左右。（2）医疗纠纷以医疗过失为主转变为非医疗过失为主。（3）处理难度越来越大，对其处理以行政为主体转变为以法院为主体。（4）医疗纠纷易于引发社会的反应，人的生命健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1

并构成了社会各界关系的焦点。（5）医疗纠纷的赔款额越来越高。刑事案件增多，个别地区甚至发生杀害医生的恶性事件，患者疾病久治不愈，患方伤害医生的事件时有发生。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务人员，一直为人们所敬仰，为何这些年的从事环境、医患关系却急转直下呢？深入探究，既有医疗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医患双方的问题。

四、医患关系紧张的原因：主要包括政府的、社会的、医院的、患者的四方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述：

1、医院重程序服务轻人文关怀。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重仪器检查、治疗等客观操作，无意中把患者“物化”了；现行的医学教育方式缺乏人文教育，导致一部分从医人员素质低下、自身修养欠缺；诊疗流程设置不科学造成“三长一短”现象。

2、少数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低下，服务不到位，对患者治疗不精心，存在“冷、硬、顶、推”等现象；收受红包、回扣等不正之风的蔓延，导致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度降低。

3、医患沟通不畅。部分医务人员的沟通意识不强，态度不积极，技巧不熟练。

4、医疗资源匮乏且配置失衡。占全球人口22%的中国，医疗资源仅占全球的2%，而且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保障覆盖面小，45%的城镇人口和80%的农村人口基本没有医疗保障。

5、社会处在转型期，过高的医疗费用让不少患者不堪重负，少数乱收费、开大处方、滥用大型检查设备的现象又激化了这种矛盾。

6、患者对医疗服务期望值过高。公众的医学知识相对缺乏，对医疗行业、医学科学的认知不足，对医疗工作的高风险和局限性理解不够，对承担救死扶伤责任的医务人员寄予过高的期望，超出了目前医学发展的实际水平。

7、部分媒体推波助澜。部分媒体片面地把医患关系定位为简单的消费关系，片面地指责医院，加重了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

五、改善措施：

1政府增加对卫生事业的投入政府要加大卫生事业的投入，优化资源配置，进一步完善财政补偿机制，保证定项补助经费的到位，以支持医疗机构持续健康的发展。切实减轻患者医疗

2负担，药品以“零利润”供应患者，保障中、低收入阶层的医疗服务需求。实行医疗服务多样化，加大吸纳民间资本的力度，让更多的民营医疗机构从事高端医疗服务，满足高收入阶层的医疗服务需求。

2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卫生法规、创建良好的社会环境，在医疗活动中，医生行医和患者就医都受到法规的保护和制约，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把医患关系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运用法律手段调节医患关系，解决其冲突性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任何违反法律规定，在医疗机构闹事的行为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医患双方都能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维护良好的医疗秩序。如果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不作为行为，也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另外，医疗事故鉴定涉及多个部门，多重管理难免会出问题，容易产生矛盾。建议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司法部门把医疗事故鉴定程序统一起来，消除各级医学会鉴定和司法部门鉴定不一致的问题。

3医院强化管理服务引导医患关系最终走向和谐、走向双赢，完善医疗机制，加强医德医风的建设，规范医院医疗过程中的诊断、治疗记录，并严格执行努力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寻求解决危害人类健康的有效方法，提高确诊率和各种急诊抢救的成功率，提高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尊重患者的权利，尊重生命的尊严，给患者更多的亲情关怀，避免不必要的冲突。例如：医生对于同一病例，往往可以提出多种诊疗方案，如果医生采取参与-协商或是指导-合作的新型医患模式，根据患者、疾病的个体情况切实设计出不同的治疗方案，提供给患者知情、同意、选择的权利，则必将有助于缓和医患矛盾。

4发挥新闻媒体的正面效应以公正、全面的立场，对医疗纠纷与冲突进行客观的报道与评价，从而成为沟通医务人员和患者心灵的一座桥梁，新闻舆论具有透明的特征和广泛的影响力，可以对医疗机构和人员行为起到监督和约束的作用，特别是新闻媒体对医务人员“收红包”、开大处方、医药回扣等不良现象的揭露，客观上推动了卫生部门医德医风的建设。

第四篇：医患关系现状

一、医患关系现状

医患之间缺乏信任和理解，近年来，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医患矛盾日趋激化。说到“看病难、看病贵”，每个患者都有许多话要说，“回扣”、“红包”等不正之风也在群众中造成了相当恶劣的影响。另一方面，据中国医师协会2004年《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将近3/4的医师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保护，认为当前医师执业环境“较差”和“极为恶劣”的达60%之多。每家医院平均每年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起以上，打伤医师5人；北京医师协会对北京市71家二级以上医院的统计表明：近3年共发生殴打医务人员事件502起，致伤、致残90人。日趋紧张的医患关系严重冲击着医疗服务市场，医护人员流失现象越来越严重，转行的逐年增多。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医务人员不愿让自己的子女报考医学院校。

二 医患矛盾的主要原因

1、医院重程序服务轻人文关怀。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重仪器检查、治疗等客观操作，无意中把患者“物化”了；现行的医学教育方式缺乏人文教育，导致一部分从医人员素质低下、自身修养欠缺；诊疗流程设置不科学造成“三长一短”现象。

2、少数医务人员职业道德水平低下，服务不到位，对患者治疗不精心，存在“冷、硬、顶、推”等现象；收受红包、回扣等不正之风的蔓延，导致患者对医务人员的信任度降低。

3、医患沟通不畅。部分医务人员的沟通意识不强，态度不积极，技巧不熟练。

4、医疗资源匮乏且配置失衡。占全球人口22%的中国，医疗资源仅占全球的2%，而且医疗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80%在城市，20%在农村。医疗保障覆盖面小，45%的城镇人口和80%的农村人口基本没有医疗保障。

5、社会处在转型期，过高的医疗费用让不少患者不堪重负，少数乱收费、开大处方、滥用大型检查设备的现象又激化了这种矛盾。

6、患者对医疗服务期望值过高。公众的医学知识相对缺乏，对医疗行业、医学科学的认知不足，对医疗工作的高风险和局限性理解不够，对承担救死扶伤责任的医务人员寄予过高的期望，超出了目前医学发展的实际水平。

7、部分媒体推波助澜。部分媒体片面地把医患关系定位为简单的消费关系，片面地指责医院，加重了患者对医生的不信任。

第五篇：我国的党政关系

我国的党政关系研究

摘要：

我国党政关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集中起来就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而党的权力又过分集中于党的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因此而变成了各级党的一把手的个人领导。本文通过对我国党政关系的历史分析认为，党政关系规范化是党在新时期面临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政关系体制的变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党政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是党政分开，党政分开的途径在于党和政之间关系的法治化、制度化，从而规范党在政府中的作用。

关键词：党政关系 体制 党政分开

一、我国党政体制形成的历史背景

我国现存的党政关系体制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就是党把自己混同于国家政权机关,包办代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工作,直接管理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具体事务,以致党的组织国家化、行政化。

我党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取得执政地位的,党在革命中,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在群众中取得了非常高的威信。这是我党取得政权的一个基本前提。但这也同时导致党容易包办社会生活的一切,将本来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工作包揽在自己手中,这导致党政不分体制最终形成。同时,这种体制也是在经济建设的快、慢之争中,为适应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为加强党对政府工作的影响和控制中形成的。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峻的国内外形势要求党必须建立一个权力集中的指挥中心,这种权力集中的指挥体现在已经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关系上,就是党的权威远远大于政府的权威。关于党政关系的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内也曾经酝酿要求进行规范,要求改变常常以党的名义下达命令的习惯。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过程中建立的卓越功勋和崇高威望,使得中国共产党不但没有能够及时自觉地改变这一习惯,相反还加强了这一习惯。随着社会主义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的全面确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来了高度集中的权力运行机制,党的组织和党的各级干部走到了国家政权的前台,党直接掌握政权,执政党代替政府和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对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实行一元化领导,最终形成“党政一体化、议行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法一体化、政社一体化”。从此,我国政治生活中以党建政的党政关系最终演变成了典型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党政关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一元化领导被无限制地发挥以至于党统领一切,有党无政、有党的政策而没有国家的法律。这种极端化的政治状况,严重窒息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活力,国民经济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党的一元化集权式领导非但没有强化自己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反而面临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机。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党的中心任务的转移决定了党的工作方式尤其是领导方式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步完善,也为党政关系的合理调节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推动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使得传统的党统一切的党政关系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基础逐渐消失,并为新型的党政关系的建立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内在驱动力。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如何调整党政关系的思考和讨论再次逐步深入,并达成了广泛的一致:作为居于领导地位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一定要改变传统的党统领一切的领导方式,党政关系规范化是党在新时期面临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在我国经济基础发生重大改变的今天,应该进行变革,否则就不能适应今天的社会现实。因此,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政关系体制的变革应该提上议事日程。

二、党政体制的改革

（一）党政分开的含义

党政分开即党政职能分开。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 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原则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党对国家事务实行政治领导的主要方式是: 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变成国家意志, 通过党组织的活动和党员的模范作用带动广大人民群众, 实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和国家政权机关的性质不同、职能不同、组织形式或工作方式也不同。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 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和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做到各司其职, 并且逐步走向制化。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当然也是我们国家机关的领导核心。但是,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党管理国家,党领导人民也并不等于党管理人民。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就其本质而言,党除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广大人民最大的利益就是使自己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因为这是广大人民实现其他利益的基础和前提。这就决定了党领导国家政治生活的本质内容,就是组织、引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行使好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党的根本职能在于确定国家的发展方向,制定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纲领、路线和战略目标,决定国家机关活动的大政方针,进行宏观指导。党实施领导的主要方式是提出正确的政治主张,并通过法定程序使自己的主张变为国家的法律,通过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协调工作,通过广大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动员、组织和带动广大人民为实现党提出的战略目标和路线方针政策而奋斗。

一般认为,党的职能是决策,政府的职能是执行,因此,党政应当分开。但我国的领导实线表明:从决策,到决策的执行,是一个连贯的不中断的过程。这两个领导阶段的总目的是一致的,只是工作的程序、分工有所不同,一个侧重于决策,一个侧重于执行。政府在发挥自身职能时,实际在按执政党的主张行事;政府职能某种意义上是执政党职能的继续和延伸,是执政党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并且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也有决策,甚至是重大问题决策。而我们党所肩负的重大问题的决策职能中也包含了执行中重大问题的决策。如,党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后,不可能就完全由政府去贯彻,其执行中的问题就不过问了。因此,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客观上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双方实实在在是一种互相交融的有机联系。研究我国的党政关系,自然应在理论上明确党的职能和政权的职能,并在法律上予以规范。但在实际工作中,党政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我国的社会管理实践表明,领导管理工作只能有一个中心,而不能政出多门;社会管理的权力只能统一,而不能分割。如果我们忽视党政之间的有机联系,搞形而上学的党政分开,把党的职能与政府的职能作板块式的分离:党委只管决策、思想政治工作、组织人事等;政府则只管具体执行和经济财政等工作,就会造成统一的社会管理权的分割,防碍领导工作按其内在规律正常运行,也会造成党与行政磨擦,既削弱了党的领导,又削弱了行政领导。

（二）改善党政体制的措施

如何对我国党政关系体制进行变革?或许人们会担心党会因此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其实大可不必。我党执政地位的取得是因为她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并根据民意的变化迅速调整自己的政策。只要能够代表民意,体现最广大民众的要求,就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从而获得、稳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党政关系体制变革的必然结果并不一定就是党执政地位的丧失,而仅仅是执政方式的改变。

党政体制改革应该是渐进的。激进的变革有可能使利益的调整超出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导致变革的成本太高,并不可取。改革的基本目标是使党由具体政策的执行者,变成大政方针的制定者、民众政治参与的组织者。

第一、健全制约机制。党政关系不正常的表现主要在权力过分集中,党对行政事务直接干预较多。简单用职能分开和分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实际上治标不治本。因为有些党的组织可以随时改变“分工”的决定。所以,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经常会出现“放权”和“收权”的现象,那就意味着权力依然处于高度集中状态,分工只是一种形式,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就不能从根本上根治,党政关系法治化就无法实现。制约机制的作用就在于:政治生活中每个人或每个集团都依法成为其他人或其他集团的制衡因素,使权力的行使受到必要的约束。一旦超出法律所规定的范围,将受到合法的制约。健全制约机制主要指的是对权力的制约,即对党政权力的管理、约束、控制和监督机制。通过以法制权、以责制权、以制制权,对权力运行进行全程制约,能有效地克服党政权力的滥用和侵权,实现党政关系法治化.第二, 今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内的工作, 都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讨论、决定和发布文件, 不再由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发指示、作决定。这就明确了各级政府在行政管理中作为行政主体的地位。

第三, 党管干部的原则不能动摇, 但必须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管理制度。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的制度, 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要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 使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 并且要逐步制定完善的干部制度加以保证。真正建立起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而下的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 这不仅不会削弱党的领导, 而且有利于加强党对行政管理的领导。因为“政府工作当然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 政府工作加强了, 党的领导也加强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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