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服饰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第一篇：先秦服饰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先秦服饰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摘要] 本文通过研究先秦服饰——服装发展史上的发祥期，深入分析了先秦服饰的重要地位和蕴含在其中的民族文化，进一步对中华民族服饰注重情与意的整合传达这一思想作了探讨，从而揭示了其中的视觉符号和视觉意义，最后发掘服饰渗透在教育技术中的艺术美，从而为我们教育技术的研究和视觉文化的研究提供帮助。

[关键词]先秦服饰民族文化视觉文化教育技术

俗话说佛要金装，人要衣装，三分靠相，七分靠装，穿衣戴帽各有所好，证明服饰的重要性和穿戴存在美学的问题。郭沫若说衣裳是文化的表征，衣裳是思想的形象，可见衣着打扮体现一个人的文化修养，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状态。

先秦的服饰在中国服装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以后的服装发展提供了很多的借鉴和参考，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我们通过研究其中的历史价值来发掘其当代的意义，从而指导我们现在的工作。

我们在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先秦的服饰文化，揭示蕴含在其中的视觉意义。

1、先秦——中国服装史的发祥期

距今25000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时期，正是中国服装史的发祥期，这时人们已用骨针缝制兽皮的衣服，并用兽牙、骨管、石珠等做成串饰进行装扮。山顶洞出土了一枚磨得很细长的骨针，这是缝制兽皮衣服的工具，缝线可是用动物韧带劈开的丝筋。山顶洞人佩戴装饰品的穿孔，几乎都带有红色，似乎他们的穿戴是用赤铁矿研磨的红色粉末染过的。山顶洞人不仅关心生活的美，而且也表现了对死者的关怀，他们把死去的亲人加以埋葬并举行仪式，还在死者身边撒下红色赤铁矿粉末。红色在原始人意识中是血液的象征，失去血液便失去生命，使用红色有祈求再生之意，说明原始人的色彩观念是和原始宗教观念交织在一起的。

服饰之礼是先秦时代重要的礼仪，这种建立在宗法礼制基础上的服饰之礼，表现出了独特的审美特性。商周时，北方的许多地方已经成为丝织业的中心，已有了华美的提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其服装审美趣味，主要表现在奴隶主、王侯、贵族对服装面料和色彩的选择，以及衣服边缘部位(领口、袖口、襟、摆)的装饰上，即“衣作绣，锦为缘”。相比较而言，当时除了上衣、衤夸和下裳外，佩件装饰还不及后来春秋战国时代讲究，有研究者甚至认为，夏、商、周三代，基本上男女同服。

先秦服饰是中国服饰历史的奠基阶段，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均在此期间逐步走向成熟。

据史书记载，黄帝尧舜时期已出现了衣裳，结束了史前的围披状态，人们按照这种衣裳式样穿着，有秩序的拜祖先，祭天地，从而实现天下治。《周礼》中“享先王则兖冕”表明祭祀大礼时，帝王百官皆穿礼服。当时有官任“司礼”者，专门掌管服制实施，安排帝王穿着，说明自周朝起，冠服制度已经完备。

2、先秦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服饰介绍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层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商周时期的织物颜色，以暖色为多，尤其以黄红为主，间有棕色和褐色，但并不等于不存在篮、绿等冷色。只是以朱砂和石黄制成的红黄二色，比其他颜色更鲜艳，渗透力也较强，所以经久不变并一直保存至今。经现代科技分析，商周时期的染织方法往往染绘并用，尤其是红、黄等正色，常在织物织好之后，再用画笔添绘。

周代服饰大致沿袭商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衣服的样式比商代略宽松。衣袖有大小两式，领子通用矩领。这个时期的服装还没有扭扣，一般在腰间系带，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当时的腰带主要有两种：一种以丝织物制成，叫“大带”。另一种腰带以皮革制成，叫“革带”。

战国中期的服饰有绢、罗、锦、纱、绦等各种衣着。从实物来看，锦袍和禅衣样式基本相同，即前身、后身及两袖各为一片，每片宽度与衣料本身的幅度大体相等。右衽、交领、直裾。衣身、袖子及下摆等部位均平直。领、袖、襟、裾均有一道缘边，袖端缘边较为奇特，通常用两种颜色的彩条纹锦镶沿。

楚墓出土的陶俑中多数穿直裾袍，袍式长者曳地，短者及踝，袍裾沿边均镶锦缘。袍身纹饰为雷纹和重菱纹，重菱纹又称“杯纹”，因它形似双耳漆杯或称为“长命纹”，取长寿吉利的含意。

曲裾深衣与其他服装相比，除了上衣下裳相连这一特点之外，还有一明显的不同之处，叫“续衽钩边”。“衽”就是衣襟。“续衽”就是将衣襟接长。“钩边”就是形容衣襟的样式。它改变了过去服装多在下摆开衩的裁制方法，将左边衣襟的前后片缝合，并将后片衣襟加长，加长后的衣襟形成三角，穿时绕至背后，再用腰带系扎。

古代战甲，多以犀牛、鲨鱼等皮革制成，上施彩绘。除皮甲之外，商周时期的战甲还有“练甲”和“铁甲”。练甲时间较早，大多以缣帛夹厚绵制作，属布甲范畴。铁甲出现于战国中期，它的前身为青铜甲，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兽面壮胸甲。战国时期的铁甲通常以铁片制成鱼鳞或柳叶形状的甲片，经过穿组联缀而成。

3、先秦服饰中渗透的中华民族文化

在西周时代，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以后，包裹人类躯体的服饰已成了展现等级尊卑的物化符号，成了统治者惩治被统治者的一种惯用手段。服装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徵，一种符号，它代表个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使人人各守本份，不得僭越。在中国传统上，服装是政治的一部份，其重要性，远超出服装在现代社会的地位。

中华民族服饰以色彩鲜明、技艺精巧、风格独特而著称。各民族的服饰，风格款式迥然不同，反映了各个民族的审美情趣，这可以从人们日常的穿戴和习俗禁忌中表现出来。

概括来说，汉族服饰细致中体现着传统礼教；北方少数民族服饰表现出浑厚质朴，威武粗犷；西北少数民族却奔放潇洒，凝重简约；西南少数民族则秀丽多姿，丰富多彩。每个民族的地理环境、风俗习惯、生产方式和艺术传统等特点，无不体现在衣冠服饰上。

中国服饰可说是一套儒家的礼仪文化。儒教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的思想生活，儒教之礼讲究服饰要与其仪容、言谈、举止相一致。所以，古代服饰品位在礼仪活动中极其重要，不仅在上朝、大典、祭祀等活动中必须穿礼服，日常生活中的服饰也很讲究。

中国古代的服饰受礼教和封建社会道德规范所限制，在特定的时间内服饰是守礼尊规的一种表现。

每一个民族的服饰都是本民族文化的延续，他们没有刻意去设计，而是在继承中发展。

4、中华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

中华民族服饰经过几千年的风雨沧桑，形成了富有中国气派、博大精深的民族服饰文化体系。它不仅体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合，以及审美主体内心炽热情感的外化，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中国特定社会文化结构下的特定民族生活习俗和民族审美理念，以纯真、质朴、平淡的符号化视觉语汇及独到的视觉审美视点，高度艺术化地概括反映了民族服饰文化的本质特征，从而体现出我国民族服饰语言从审美意象到具体化艺术符号情和意的整合构筑与传达。

民族服饰历经数千年演变之后，除继续负载传递服饰文化信息和展示服饰文化信息的使命之外，还通过其凝聚着的特定历史文化语言，向人们诠释服饰自身诞生的历史时期或时代印记，表现出博大精深的社会历史文化涵义。服饰不仅是形象化展示艺术的载体、人们情感意念的寄托物，而且具有文化概念和历史属性，具有承载历史文化、撰写历史文化的功能。

人类求新、求异、求变、求美的本性，决定了情感与形式之间的稳定性结合只是相对的、短暂的，人类的情感和形式语言间总是在相互交融的运动之中寻觅着一种新的结合与平衡，从而产生出诸多各具民族特色的服饰艺术视觉交流语言及服饰语义传达符号，这些语言和符号既构筑起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特定造物文化。

民族服饰美感本身是无形的、抽象的概念，只有将其转化成具体形态才能被人们所认同或感知。民族服饰语言的造型传达是多层面的复合结构，可概括为内在本质和外在表象两大范畴。

外在表象是根据民族传统理念、民族习俗、民族事象等选择的恰当艺术组成方式、造型元素，如廓型、色彩、装饰、材质等，为揭示民族服饰主题本质服务，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的客观具体存在，是依附载体体现出来的具体形象和形式特征。

内在本质的表达则通过外在表象发生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内在性格、精神、本质通过色

彩及纹样等外在造型形式的反映；传达物化于其中的人的思想情感、精神追求、审美观念、文化传统等，则是将造型语言形式化、人格化，形、意交融于一体，抒发人的情感，展现实用功能和审美意念的和谐统一，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更高层次的需求。

民族服饰与整个民间文化、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民族审美、民族风格、生活习俗甚至民族的经济、历史和地理环境等，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民族服饰的这些品格，均可通过一定的服饰造型设计及服饰图案设计呈现出来，通过特定的民族服饰形体语言和形式特征，使人们体味出它的舒适、美观和其中所隐喻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蕴和民族审美习惯，领略它的装饰美以及朴素纯真的艺术品格。

民族服饰展示的不仅仅是形体语言，而且通过形体语言，延伸了审美心理空间和审美心理感应，传达出形体所隐藏的情感语汇，将有限的形体物理空间转换成了无限的心理想象空间。

5、服饰渗透在教育技术中的艺术美

在我们的研究过程中，视觉文化处于研究的中心，给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桥梁和方法。

视觉文化、教育理论、技术支持的融合形成了教育技术这一新的领域，教育技术领域包含视觉文化的内涵，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持。

虽然服饰文化、建筑文化等等和教育技术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但是它们能够真正的融合还是要经过视觉文化的链接。

服饰通过艺术鉴赏提高教育技术工作者的艺术品位，形成良好的视觉素养。

教育技术也通过自身的技术支持为服饰文化提供更强的视觉冲击力，促进服饰文化的发展，进一步巩固视觉文化素养。

研究服饰，不仅仅看到它的外表，我们还要进一步研究它的内涵，服饰不但代表了当时的审美情趣，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

服饰追求情与意的完美表达，我们教育技术也是这样，在发展的过程中追求艺术和技术的完美结合，真正的将教育、技术和艺术结合在了一起。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通过服饰文化的研究，将教育技术的艺术美进一步升华，特别是提高艺术素养；

通过教育技术的技术支持，多渠道、多方式的推进服饰文化的发展，发挥教育技术的优势，提高服饰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参考文献]

1、雅俗文化书系 服饰文化

2、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3、从审美意象到艺术符号的构建——论中华民族服饰情与意的整合传达

4、弘扬民族文化再现服饰辉煌——写在中国五千年服饰展开幕之前

5、先秦服饰之美的发展历程

6、先秦服饰之礼与审美

7、中国历代服饰的演变

第二篇：南方谈话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南方谈话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同志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回顾历史，重温邓小平当年的重要谈话，其历史价值和对当今改革开放事业的指导意义，仍然值得我们严肃对待、认真学习。

一、谈话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到底有几次？

一次是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他在上海的谈话；另一次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

邓小平两次谈话可以说是姊妹篇，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比如，他在1991年的谈话中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还要讲几十年。”“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这和他1992年的谈话有什么矛盾吗？一点矛盾也没有，基本精神完全一样。我认为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南方谈话。

但邓小平这次谈话，广大干部、群众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会上对改革姓“资”姓“社”的激烈争论，这次谈话被争论淹没了。所以，认为小平同志曾有过两次南方谈话是对的，把第一次南方谈话看作是第二次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这种说法应成立。本文即把小平在上海的谈话作为他1992年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来认识。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他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态度。在改革初期，比较一致的意见是搞企业的扩大自主权，但是用了很大的力气推不动，没想到农村饿肚子，粮食不够吃，有包产到户了，开始争论。邓小平讲，有人对此的态度是：“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这段话也是邓小平1991年在上海讲的。也就在当年的11月25日至29日，党中央召开了十三届八中全会，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党中央这次全会的决定，不是无的放矢。当时很多省开展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好像是农村又出现了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斗争。这实际就是对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提出怀疑。田纪云同志回忆当年的情况说，搞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连他这位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都不知道，这不乱套了？此时，有一种舆论来势很猛：政治上的自由化来自经济上的自由化，经济上的自由化来自农村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就是不正之风的温床，三资企业就是和平演变。如果问题不严重，如果人们的头脑未被搞乱，中央何至于要做这么一个决定呢？其实当时联产承包责任制还要统分结合，农村办不了的水利、种子、化肥，可以统，统和分是双重措施，而且说我们要走一条高效益、低投入的农村发展道路，还要生态环保，当时生态环保就提出来了。一个半月之后，邓小平才南下湖北、广东发表南方谈话。谈话之始就是谈农村改革，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赞扬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我认为这次全会成功召开，也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又一层历史背景。

二、怎样理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片面强调GDP的增长，产生了许多片面、机械、畸形的做法，忽视了发展生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民，影响了国内需求；放松了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的调整，产生了一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产模式。这些弊病必须尽快扭转，转换经济发展的思路。

但是，能否因为要纠正追求GDP发展速度出现的偏差问题，就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呢？我认为，绝对不行！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要以什么为中心呢？当然不能重走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老路，国家生活也不能以政治、文化、教育、医疗、国防为中心吧！

邓小平同志在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非常清醒地认识到，不能再回到旧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他的南方谈话，首先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做了明确表态：“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在他看来，贫穷的社会主义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今天，尽管我国的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诸多问题，但对这一中心任务切不可有须臾的怀疑和动摇。一些问题恰恰还是对经济问题钻研不够、认识迟缓造成的。这是我要说明的第一点。

第二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绝不是单纯的、纯技术的观点。这一中心观念是和民生、人民群众的需求、生产目的直接挂钩的。

改革初期，我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任务，就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头的号召，而是有着丰富的、重要的内容，也就是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在20世纪末要翻两番。1979年，邓小平就对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说，20世纪末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达到小康”水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为中国的发展算了一笔账：从1980年到1988年，尤其是后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亿元，年增21.7％。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工业品，如彩电、冰箱、洗衣机和钢材、水泥都有大幅度增长。农民盖了新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原先城市中人人羡慕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手表）早就飞进普通农户家庭。邓小平说：“这是一个非常生动、非常有说服力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当时的国民经济挂钩，和人民需求挂钩，和小康生活挂钩，基本是做到了的。以后在GDP的发展中，我们将要更加注意经济成果为全民共享，不仅是要国强，还要民富，加大二次分配、城乡社会保障、公共开支的力度，把民生问题处理得更加和谐公正。

第三点，我党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理念，也不是静止的、孤立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和民权、民众权益密切挂钩的。

民权应该赋予更多的法律含义，就是民众的合法权益应该受到法律保护。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我国基本农田的红线受到侵蚀，农村的土地、建设用地大量变性为国有土地，由此使部分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极大伤害，从而发生了不可胜数的官民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值此巨大变化之时，让我们回忆一下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的一段话，仍有现实意义，值得我们牢记。他说：“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农村的土地政策当然要完善、修补，还要发展、改进，但不能改变政策的方向和法律。

当年在农村改革中，身处一线的杜润生同志著书回忆道：“包产到户是属于分权性质的改革。”他认为分权给农民一点自主、自由的空间，就能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前几年，广东省委正确、妥善处理了乌坎事件；上海闵行区试行了在农村集体的建设用地上，修建公租房的事例；国务院有关部委决心要上海、温州、大连、武汉承担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试验任务，这很好，其中心内容就是“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农村的经济发展和集体土地、农民用地的法律问题必须紧密挂钩，亦即和民权挂钩，这是今天农村社会万万不可忽视的农民权益问题。

最后，只要我国的经济发展、繁荣和民生、民权紧密结合，互为一体，民主问题，村民和城镇居民自治组织就会逐渐走上正轨。那么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就能真正统一起来，即使三者的利益有激烈反复的博弈，三者的利益边界也会逐渐清晰起来，那种漫天要价、利益通吃的不公平现象也会难以立足。所以，生产力的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任务，除了要和民生、民权挂钩，也必须要和民主挂钩。因为这时公民手中的选票，表决的事项，才和自己的物质利益、法律权属血肉相连，呼吸相关。要说这种民主，公民没有兴趣，公民素质不能逐步提高，那才是天大的笑话。

三、为什么要开放？

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当然要自力更生，内因为主，但能否离开国际环境和国际交往呢？如果离开国际、时代的历史背景，中国今天处在什么样的社会发展阶段都很难说。

截至2010年底，我国共有13000家企业到国外设立了16000家企业，共投资3172亿美元，形成资产总额15000亿美元，输出劳务人员543万人，而个人出外谋生打工经商者及家属还未计算在内，仅温州一地恐怕就有百万人以上吧。

回顾历史，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最先有感割地、赔款、痛哭亡国灭种、力求变法的人是康有为、梁启超等少数人。他们“公车上书”，呈言三论：拒签和约，迁都再战，变法图强。但早于“公车上书”8个月之前对中国提出忠告者却是一位欧洲人――恩格斯。他的话对今天的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对认识世界形势、人类历史仍有重大意义。本文即把他在1894年11月一段论中国的话抄录于下，以纪念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

在中国进行的战争（甲午战争）给古老的中国以致命的打击。闭关自守已经不可能了；即使是为了军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须敷设铁路，使用蒸汽机和电力以及创办大工业。这样一来，旧有的小农经济的经济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户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业品），以及可以容纳比较稠密的人口的整个陈旧的社会制度也都在逐渐瓦解。千百万人将不得不离乡背井，移居国外；他们甚至会移居到欧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国人的竞争一旦规模大起来，就会给你们那里和我们这里迅速地造成极端尖锐的形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征服中国的同时也将促进欧洲和美洲资本主义的崩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675页）

恩格斯的话，当时并未化为现实，今天也不可简单类比。那时，我国的开放是“门户开放”，是被动的，是消极的，是丧失主权的。今天的开放则是完全相反的。中国群众和世界各国的竞争，今天已化为活生生的现实。其中，就有我国民营经济的力量，其作用不可小看。中国人的群众性竞争，将和世界上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一起，彻底改变世界经济的格局和旧秩序，把世界推向一个和平、发展、安全的新时代。不管我国经济存在多少问题，但历史的机遇、中国的进步将是无人能阻挡的。

四、需要继续学习的新课题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又说，改革不敢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邓小平的讲话教育了广大群众、干部。但也要看到，一些人仍然未被说服，在一些领域中市场运作对一部分人也确有伤害。有人看到贫富、城乡差距，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就是要对改革问个姓“资”姓“社”问题。如何从多个角度理解邓小平这些论断，我想从改革历程的角度，说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安徽农村开始包产到户时，万里同志明确支持农民要吃饭、要包产的愿望和自由。某人和万里就此问题展开了尖锐的争论。争论的核心是，到底是要社会主义，还是要人民群众？那位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我觉得，“我要群众”这个话真是改革的良心、智慧和胆略。杜润生在书中评论：“争论双方所用语言、逻辑上虽有不严密的地方，真理是在万里一边，社会主义目标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说“包产到户”是“尊重群众的选择”。真实的历史留下了当时人们真实的内心记录：什么叫“社会主义的目标”？如何“尊重群众的选择”？

历史的这一瞬间说明了万里同志不但出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对农民长期饥饿的同情，也说明了共产党人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更是他的一种社会主义价值观。我认为，包产到户的争论是一次典型的姓“资”姓“社”的争论。还有一次集中的争论就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之初。这种性质的争论，不是偶然的，其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

中国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泽东同志很快又重提阶级斗争，而且把阶级斗争又作为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的总纲，其他多重要、多急迫的问题都是细目。因而全党、全民普遍形成了一种固定的思维和话语模式：就是凡事都要问个姓“资”姓“社”。按此模式行事，起码可保自己一人一家的平安无事，甚则名利双收；若被野心家利用，即使造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舆论，整个社会也会无语沉默。这一思维、话语模式随着粉碎“四人帮”，真理标准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改革开放的兴起，已逐渐消歇，但一直没有绝声。未曾想到的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姓“资”姓“社”的质问、批判又成气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岂有不能问个“姓“资”姓“社””的道理？这种舆论又使广大干部、群众对改革开放事业陷于迷茫困惑之中。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对改革“姓“资”姓“社””问题的回答，他首先从“三个有利于”的立场看待这一问题，哪有反对生产力发展、人民幸福和国家富裕的社会主义呢？其次，他从接受人类共同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态度出发来认识这一问题，其中就包括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先进合理的经营管理及市场运行的手段。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制度性的矛盾，制度性的矛盾不意味着社会的分裂、矛盾双方的绝缘。比如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劳资双方的矛盾，能够引起资本家和无产者互不来往，社会分裂吗？我认为不管剥削多么残酷，双方总生活在一个矛盾统一体中。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难道就一定要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绝缘，不进行交流吗？这也是不可能的。厉以宁老师有一席话对我启发很大。他认为随着时代、历史的进步发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方体制、机制都变得更有弹性了，内容、形式也都变化得更加丰富多样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有刚性和弹性两种类型，从二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已由自由市场经济的体制调节为混合市场经济的体制。厉老师概括两类社会制度目前的命运是：改革体制则制度存，固守体制则制度亡。我认为用这种观点，也许可以更深入解读邓小平那句“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条”的名言。

邓小平曾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还说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认为，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灾难不会发生在西方民主国家，更不要说“文革”了。2012年，习近平同志在美国谈到的人权问题也是此类问题。

可见，社会主义不但要有它基本经济制度、生产关系的实体，也要有它的上层建筑和社会的价值观念。而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最终说明，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用此价值观念解释我国改革的实质和前途恐怕更为彻底。这是邓小平南方谈话给我们提出进一步思想解放的又一崭新课题。

第三篇：陶渊明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浅述陶渊明的当代意义与价值

田玉伟

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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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平简介：

陶渊明（365 – 427）晋宋时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字元亮，又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出生于没落的仕宦家庭。其曾祖陶侃，东晋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作过太守，父亲早死。他的青少年时代，生活贫困，但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博览群书。29岁起，出仕，起家为江州祭酒，后赋闲；继而为荆州刺史桓玄属吏，后因母丧辞职归家，在家乡浔阳开始躬耕。后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继而转任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42岁起，归田躬耕，直至贫病交加而下世。

二、思想性格

“归隐”思想：是陶渊明厌倦官场污浊，不愿与统治者同流合污所采取的洁身守志路，是他与黑暗社会决裂的反抗行为。一方面，陶渊明归隐，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是消极行为；另一方面，归隐田园，是寻求人格独立之道，是一种“自我实现”行为。

“真淳”思想：陶渊明崇尚自然，具有“性本爱丘山”的性情，做人“任真”，做事“真诚”。陶渊明的“真”基与他的生命意识，其诗所表现的是他整个生命的各个层次和各个方面，所反映的是他达到“自我实现”的境界所经历过的那一个复杂的、艰难的、曲折的过程，是真正博大且丰富多彩的。

三、作品简介

他的文学创作丰硕，今存诗歌125首，文12篇，影响巨大，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今存诗作包括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前者一般，后者包括咏怀诗和田园诗两类。咏怀诗内容丰富：有中年游宦在外的行旅诗，表达宦海奔波者对家园的想念，透露出时代的污浊与动荡；有晚年归田后的抒情言志诗，如《杂诗》、《饮酒》、《咏贫士》、《拟古》、《读山海经》、《挽歌诗》等，或者表达了诗人坚持躬耕道路，傲视豪门世族，拒绝统治者的征召，淡然忘世的态度，或者表达诗人身在乡村关注政治，感慨人生而“猛志常在”的心情。

他的现存文包括辞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其中的《感士不遇赋》虽是自悲有志莫骋、怀才不遇，却也表达了寒门庶族文士备受压抑的愤激声。《归去来兮辞》更是他同封建官场诀绝的宣言，是至今被传诵的不朽之作。散文《五柳先生传》和《桃花源记》都有很大的影响。陶渊明的诗文，艺术成就自唐代以来，备受推崇，在唐代山水田园诗人中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他的诗文，在他死后100多年，才由萧统搜集编定，称《陶渊明集》，今已不存。

四、壮丽诗篇

田园诗：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自然社会的向往，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一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归园田居》诗歌中，诗人抒发了对宦海沉浮的厌倦和挂印还乡的欣喜之情。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这诗大约作于从彭泽令解职归田的次年，抒发回到田园生活的愉悦心情。中间写景的一节，“方宅”以下四句，以简淡的笔墨，勾画出自己居所的朴素美好；“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视线转向远处，使整个画面显出悠邈、虚淡、静穆、平和的韵味。作者正是以此作为污浊喧嚣的官场——所谓“樊笼”——的对立面，表现自己的社会理 想和人生观念。结末“复得返自然”的“自然”，既是指自然的环境，也指自然的生活。

咏史诗：陶渊明的咏怀诗以《咏荆轲》，《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五、当代意义

陶渊明的当代意义主要从其诗作中体现。陶渊明的诗歌艺术追求朴素、自然、真淳的意境。由于中国有了陶渊明这个典范，“不為五斗米折腰”也就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世界的一座堡垒，用以保护自己出仕和归隐的选择自由。而“平淡自然”也就成了他们心目中高尚的艺术境地。及至今日，陶渊明的诗歌所散发的光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发明亮。因为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每个人都在拼命追求自己想要的一切。我想有不少人都被这时代的浪潮裹挟着向前奔涌，没有时间停下脚步来稍作休息。于是，在当代中国，出现了不少隐士。

那些城市生活中的成功者们。他们事业有成，然而也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为了排遣这种苦恼，他们选择将更多的时间花在与自然的亲近上。他们在郊外置办住宅，吃的是自己的田里种出的蔬菜，甚至他们也会骑马作乐，享受原始，但在今天显得奢侈的快乐。尽管我认为这并不算一种真正的回归，但也可以从中窥见，几千年来从陶渊明的作品中传承的信仰，已经扎根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陶渊明这位古人，对于当代的我们仍然发挥着他归隐田园，隐逸之宗的精神，他营造出的“世外桃源”今天仍然是我们憧憬的乌托邦。启示我们像陶渊明那样诗意地看待人生。但也不可否认的是其隐世避世的作风不可避免的带上消极的心态，“小隐于野大隐于市”当代社会中，真正能脱离世俗又有几何？

陶渊明的诗歌对当代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陶渊明追求朴素自然而又高度精炼的语言；追求平淡而又精警的风格。当代的许多文学作品或多或少有他的风格。

六、结语

陶渊明的精神，以其独特的诗文，以其独特的审美意蕴，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它是东方人宁静超逸精神的化身。他那冲淡虚静的田园审美，纯朴和谐的社会审美，无不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美学财富，读着其诗其文，让我们在毒雾弥漫的现代都市，又闻到了青草的气息和泥土的芬芳……那优美的意境，是充满暴风雨的人生旅途的骚站，也是医治人们心理疾病的良药，更是浮躁的都市人的一味清醒剂，是日益西化的中国人难得的精神家园。

第四篇：“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永恒价值

“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永恒价值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署名文章，首次公开提出“红船精神”，并深刻阐述了“红船精神”的主要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红船精神”论述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宝库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具体展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成果。

“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永恒价值

浙江省“红船精神”研究课题组

“红船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具体展现

习近平同志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红船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规律的自觉认识，对历史任务的自觉把握，对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自觉担当。

“红船精神”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中国共产党诞生所蕴含的“红船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历史必然性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红船精神”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顺应时代趋势、把握时代规律、引领时代潮流、解决时代课题，是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前列的本质体现和根本要求。自党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前沿，准确把握时代和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将自身的发展和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共产党95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走在时代前列的首创史、奋斗史、奉献史。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习近平同志指出：“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的时间序列看，“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的价值基础。综观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从“红船精神”到西柏坡精神，都继承和发展了“红船精神”的精神实质，保持了“红船精神”的核心内涵,形成完整的中国革命精神序列；而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系列革命精神，都在不同历史时间和空间里延续乃至升华了“红船精神”的基本内涵，并始终激励、推动着党的发展壮大。由此，习近平同志指出：“‘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红船精神”是党的先进性之源。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质和最高从政道德，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公开宣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95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忠诚为民”，自觉地将为公、为民、为国家、为民族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与整个国家的独立、中华民族的解放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与“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人类解放”(马克思语)有机地结合起来。

悉数中国共产党95年奋斗的精神历程，“红船精神”所承载的首创、奋斗、奉献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思想理论、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优秀政治品格、优良工作作风，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习近平同志关于“红船精神”的论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而且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革命精神的开篇和奠基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引用《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以形容党的“一大”在党的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回首党的95年历史，“红船精神”无疑在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革命精神的塑造历程中，占有开篇和奠基的历史地位。

“红船精神”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实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基础之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五四”期间，在中西文化的激荡和选择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这一选择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开创了中国革命崭新的局面。

一条小船诞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它“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实践的精神结晶，就是“红船精神”。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表明，“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逐渐失落、荒芜的精神家园在科学的政治和精神滋养下得到了新的开垦，中国革命的面貌就此焕然一新。历史反复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而科学的理论也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

“红船精神”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实践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基础之上。“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这是毛泽东在1945年对中国革命进程的一个重要论断。中国近代以来，围绕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主题，各种阶级力量和政治派别先后提出过不同的救国方案，但最终都未能取得成功。“1921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从历史影响上看，红船见证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创建历程，引领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前进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光辉起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起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大国，并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红船精神”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实践建立在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道路历史起点上。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政治派别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建什么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上。鸦片战争后80年的历史进程，整个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上的探求和选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各种阶级力量和政治派别先后提出过不同救国方案，并为此做过各种努力，但无论是救国图存的变法梦，还是中体西用的“洋务梦”，或是资本主义的“宪政梦”，都没有得到成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以开天辟地的“红船精神”走出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走过的崭新发展道路，开辟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

历史表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而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历史经验，而这条道路的开辟，追根溯源正是发端于“红船精神”。95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现状，面对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西方思潮的干扰，面对国内各种复杂的形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标志，而党的创建者们在建党实践中所展现的首创、奋斗和奉献精神，正是建党精神基本内涵的集中体现。建党实践告诉我们，党的创建者中的大多数人是当时中国优秀分子的集中代表，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站在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上，超越了以往志士仁人的追求，怀揣着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充分展现了首创、奋斗和奉献的“红船精神”。而在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革命精神中，也无不贯穿着这种精神。因此，习近平同志对“红船精神”基本内涵的理论概括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精神奠定了基础。习近平同志亲切地把红船称之为党的“母亲船”，要我们“永远铭记我们党的‘母亲船’，重温红船的历史沧桑”。这也就是“其将毕也必巨”的历史价值。

“红船精神”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精神动力

“红船精神”之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找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所开展的革命实践。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它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开天辟地的大事业提供了精神支撑。今天，我们传承与弘扬这种革命精神，仍然需要把它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将“红船精神”融入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红船精神”体现了勇立时代潮头、善开风气之先、敢于争创一流的锐气和魄力，其实质是面对世界发展潮流而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勇于担当和变革创新精神。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就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敢于担起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时代课题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治国理政，走出一条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要求，勇敢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对新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洞悉，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理论的新提升，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弘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切实担当起新的历史使命，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支柱。“红船精神”体现了党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前列，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其实质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断实践、不断奋斗、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以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肩负起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重任，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95年来，正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强和共产主义理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完成和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习近平系列讲话始终贯穿着“革命理想高于天”“永不动摇信仰”的思想红线，充满着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心。十八大以来先后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目的就是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精神价值和“红船精神”思想内核一脉相承。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本质。“红船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所在，其实质是为共产主义崇高事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敢于牺牲、为民服务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把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英勇奋斗。9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载着红船的意愿，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红船精神”蕴含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和壮大的思想基础。“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质和最高从政道德，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尺。”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同样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广大党员要始终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心系人民、情系人民，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红船精神”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法宝

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责任，是新时期党建的重要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始终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红船精神”正体现了其价值取向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内在要求的一致性。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红船精神”所蕴含的忧患意识。“红船精神”本身就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分子所具有的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产物。早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们，正是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在中国绝望的境地之中做出了他们的政治选择。“红船精神”所蕴含的这种忧患意识，在当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我们党历经95年奋斗，从南湖畔成立时只有50多人的小党，成为今天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自身的建设同样成就斐然。但是必须要以一种忧患意识来看待当前党的建设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我们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主动把握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切实巩固执政地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红船精神”所蕴含的使命意识。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所有在中国的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各个政治集团，之所以昙花一现，究其因就是他们缺乏为国家为民族的使命意识。而建党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舍弃自我为国家的精神，就是因为他们面对民族和国家危亡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红船精神”中所彰显的这种使命意识，同样是今天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必须具备的。推动党的建设，关键和前提就是要解决好党的宗旨问题，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当前，党的建设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党内一部分人宗旨意识不强，缺乏使命意识，缺乏担当精神，出现了做人不实、谋事不实、创业不实的现象。推进党的建设，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宗旨问题，树立好使命意识，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根本政治要求和最重要的政治纪律，讲大局、守规矩、敢担当、勇作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红船精神”所蕴含的开拓意识。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西方思潮在知识分子当中传播，都试图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实用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都鼓噪一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最终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莫斯科，走俄式道路，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最终的抉择，这集中体现了一种走在时代前列、勇于开拓进取的意识。95年前的这种开拓意识，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征程，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样离不开这种开拓意识。中国共产党历经95年发展，党情、国情和世情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建设必须认真对待和分析这些变化。如果不能与时俱进的做出新判断、提出新思路、做出新部署，而是一味的困守传统手段，拘泥传统思路，则党的建设必将与时代脱节。因此，在党的建设中能够始终秉持一种开拓意识，以创新的精神不断赋予党建新思路，构建新体制，引入新方法，关乎党的建设能否有效运转，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在新常态下推进党的建设，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创新方式方法，创新党内治理模式。

“红船精神”是浙江决胜全面小康实践的精神旗帜

习近平同志指出：“红船起航于浙江，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浙江的光荣，也是推动浙江发展的精神力量所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浙江党的建设伟大事业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全国发挥着“先行和示范作用”，其中充满着“红船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传承与弘扬“红船精神”，目的是为了推进新的实践。总结浙江十余年来决胜全面小康实践以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目的是为了面向未来。在未来的发展实践中，浙江要永无止境地弘扬“红船精神”，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继续走在前列，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强调的“不断强化前列意识，切实把‘走在前列’的要求体现到精神状态上，贯彻到衡量标准上，落实到各项工作上。”真正实现习近平同志对浙江“更快一步、更进一步，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的要求，早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标杆省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应有贡献。

第五篇：先秦历史

先秦历史

古人类

距今最早约一百七十万年前元谋人

距今约115万年前到70万年前 蓝田人 距今68到70万年前北京人母系氏族

晚期距今3万年前山顶洞人

夏，商，西周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夏朝 禹死启继,标志着王位世袭制代替

了禅让制（我国历史上第一个

奴隶制国家）

约公元前1600年,商汤发奴隶制达到鼎盛

兵灭夏朝，建立商朝五谷在商朝时期均已种植

青铜为主要部门，但多供于贵族使用夏，商，西周:是奴隶社会的国有土地制度一切土地属于国王所有,分赐

给诸侯臣下享用,不得转让与买卖,并要想周王交纳一定

贡赋

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建分封制:是西周纷分封诸侯的制度纣 立西周，定都镐京王把一定的土地和人民分别

授予王族功臣和先代贵族,让他们建立诸侯国以拱卫

王室.分封制巩固了统治,扩

大了西周的疆土

771年西周灭亡

根本原因：阶级矛盾尖锐.公元前841年，爆发“国人暴动”

重要原因:王室衰微,国立贫

困

直接原因:公元前771年,犬

戎攻破镐京,西周灭亡

夏、商、西周的社会经济农业

(1)作物品种:“五谷”在商潮时期都已种植

(2)耕作技术

①农具:绝大部分是木、石和骨、蚌所制,仅有极少量青铜农具

②施肥:已懂得施用粪便、草木灰和绿肥等 奴 隶 会

(3)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牧畜业:饲养的家畜很多,除食用外还用于拉车和祭祀手工业

(1)青铜铸造:青铜铸造是商周手工业的主要部门

①商朝:青铜铸造集中在王都.产品供国王和贵族时永使用

②西周:青铜产品趋向生活化,日用器具数量增多

(2)玉器加工:商代玉器雕刻精美,数量多.安阳妇好墓有大量出土

(3)陶瓷业:商周遗址出现原始陶瓷,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

(4)漆器制造:我国是世界上用漆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纷争和民族融合春秋诸侯争霸

(1)背景:周王室势力衰微,诸侯不再朝觐和纳贡

(2)表现

①齐桓公称霸:任用管仲为相改革内政,以“尊王攘夷”号令诸侯,葵丘会盟确立霸王地位 ②晋楚争霸:城濮之战后,晋文公成为中原霸主.公元前6世纪初,楚庄王称霸中原 ③吴越争霸:吴王阖闾和越王勾践是春秋后期在南方称霸的两个霸主战国兼并战争

(1)背景:诸侯国内的卿大夫逐渐取代国君掌握了大权.三家分晋和田氏代齐,形成了战国七

雄争霸的格局

(2)表现

①齐魏交战:公元前4世纪中期,双方经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魏国大为削弱

②秦赵交战: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是战国兼并战争中规模最大 杀伤最多的一

次战役民族融合(1)途径:通过经济文化交流和频繁的战争,各民族逐步融合(2)表现:北方的匈奴、东胡,西方的戎,南方的越等民族与中原的华夏族逐步融合(3)影响:为秦朝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基础

春秋战国的社会经济

1农业

(1)铁农具:春秋时期开始出现,战国时期使用范围扩大

(2)牛耕:耕犁的出现,使耕作效率大大提高;牛耕的运用是我国农业技术史上农用动力的一

次革命

(3)水利事业

①中原地区普遍用桔槔灌溉农田

②春秋时楚相孙叔敖在淮水修建芍陂

③战国时期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

④水工郑国在秦修建郑国渠,使关中平原成为沃野

2手工业

(1)冶铁业有划时代的发展,发明了铸铁柔化处理技术

(2)青铜铸造工艺有更新的创造,出现金银错新技术

(3)漆工业有新成就,战国出现夹纻技术

(4)煮盐业 酿酒业有较大发展,已能用曲造酒

(5)出现了关于手工业的专著《考工记》

3商业和城市

（1）商业发达，在中原市场可以买到各地的特产

（2）城市繁华，主要有齐国临淄 赵国的邯郸 楚国的郢等

春秋战国的社会变革

1春秋税制改革

（1）背景：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大量私田出现。私田主人控制私田产品，并采用

地租剥削方式

（2）内容

①齐国管仲的“相地而衰征”，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税

②鲁国的“初税亩”，开始实行按亩收税

（3）影响：促使土地由国有转为私有战国政治变法

（1）背景：封建土地私有制形成，新兴地主阶级势力壮大，与奴隶主贵族顽固势力之间的矛盾加深

（2）目的：废除奴隶主贵族的特权，发展封建经济，建立地主阶级统治

（3）事件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秦国的商鞅变法

（4）作用：变法运动进行了一百多年，新的封建制度在各诸侯过确立起来

3商鞅变法

（1）内容

①“令民为什伍”，实行连坐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

②奖励军功，按功受爵；“燔诗书而明令法”，统一度量衡

③废分封，行县制，“为田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

（2）影响

①为秦国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

②法家思想成为秦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

③严刑峻法和文化高压政策对后来秦朝统治有消极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1百家思想

（1）儒家

①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教育思想是“有教无类”

②孟子：主张施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思想

③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具有唯物思想

（2）道家

①老子：其学说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政治上主张“无为”

②庄子：认为世界是“我”的主观产物，痛恨“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不公平社会

现象

（3）墨家：墨子主张“兼爱”“非攻”和“尚贤”，其思想代表了平民的利益

（4）法家：战国时期法家的集大成者是韩非子，主张按照现实需要进行政治改革，主张“以

法为本”“法不阿贵”，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2文学艺术

（1）《诗经》：我国第一步诗歌总集，分为风、牙、颂三个部分

（2）“楚辞”：屈原采用楚国方言创作出一种新的诗歌体裁，代表作《离骚》

（3）散文：孟子的文章以辩论见长；庄子的散文名篇有《秋水》、《逍遥游》等

（4）绘画

①绘画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是在春秋战国时期

②我过现存最古老的帛画是在长沙楚国遗址出土的《妇女凤鸟图》和《御龙图》 ③四川出土的嵌错赏功宴乐铜壶表现出精湛的艺术技巧

（5）音乐：湖北随州出土的全套青铜变种说明了当时音乐的发展

3科学技术

（1）天文

①世界公认的首次关于哈雷彗星的确切记录出自《春秋》

②春秋时，我国历法已基本确立十九年七润的原则

③战国时，出现世界最早的天文学著作《甘石星经》

（2）物理：《墨经》里面关于光影关系、小孔成像等的记载，被现代科学家称为“《墨经》

光学八条”

（3）医学：战国时期最著名的医生是扁鹊，被后代医学家奉为“脉学之宗”。主要成就是

切脉，四诊法成为我国中医的传统诊病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