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第一篇：先秦儒家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先秦儒家思想的价值与局限

Shh 摘要: 德治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几乎可以成为儒家思想的代名词。先秦儒家思想在中国德治理论和实践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孔子提出“为政以德”,孟子强调“以德服人”,荀子主张“德主刑辅”。这些德治资源对今天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加强干部思想道德建设和公民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中国先秦诸子百家思想中，“和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它主要体现在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其他先秦儒家诸子的伦理思想当中。对于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和谐社会只有建立在传统文化和具体国情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坚实基础。先秦儒家思想既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其也有不足之处，我们要辩证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关键词：先秦儒家思想；意义；局限；和谐社会；道德规范

德治思想的基本要求是施教化于民,它一方面要求道德具有崇高的地位或神圣的来源,进而使德治具有优先选择的地位;另一方面要求民具有被教化的可能,遵循着这两方面的要求,先秦德治思想确立了其哲学基础,即天人合一论和人性可塑论。天人合一论为德治的开展提供了正当性依据,人性可塑论则为德治的开展提供了可行性依据。先秦德治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真谛与本义,其基本内涵包括民本之治、仁民之治、贤人之治。这些内涵折射出的担当、人本、自我、超我以及秩序价值等内在价值历经几千年的演变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芒。担当价值体现了一种积极的入世观念与态度;人本价值体现了一种朴素的博爱主义、人性主义色彩;自我、超我价值体现了从个人价值到社会价值的转变过程中道德约束、自我规制的积极意义;秩序价值则体现了民众朴素而又普遍的利益保障、利益巩固的诉求。同时,先秦德治思想作为一种治国理念与模式,或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范畴的产物,也不可避免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着推动或阻碍作用,这便是先秦德治思想的外在价值。全面评析先秦德治思想的外在价值,要求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标准,既要看到其当时的历史局限性,又要看到其时代价值。从而通过挖掘先秦德治资源的现代性价值,充分发挥其对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指导与借鉴意义。

一、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

(1)儒学是中国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的正统文化，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是封建正统思想，对巩固和延续封建统治，保持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

(2)儒学成为中华文明宝贵遗产的重要部分。其勤政爱民和任用贤才的主张、以仁为核心的

道德规范、合理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等，在现代社会仍有很高的价值。“和为贵”和“君子和而不同”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儒家思想至今仍体现其独特的魅力，显示其明显价值。

(3)儒家思想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的主体就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儒家思想至今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乃至欧洲影响巨大。

(4)孔子承认致富达贵的欲望是人所固有的一种属性，但是反对不义之财。儒家“见利思义”，“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义利观，“生财有道”的正当经营思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遗产，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依则，无论在过去或现在都有其积极的社会意义，在新时代条件下，阐扬“见利思义”的义利观有助于弘扬奉公守法、文明经商，讲究商业道德，正确处理好个人与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关系，在今天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更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5)儒家文化在人生目的观方面所具有这种强烈的成就动机，正是现代社会大力提倡的东西,它对东亚现代化成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6)在社会关系方面，儒家文化统治下的东方社会，重法治，但更推崇礼治，因而具有教强的和谐性与稳定性，这种方式有利于社会化的、分工合作紧密的现代社会，这种高度的社会整合性是东亚经济起飞的秩序保证。

(7)以孔子为首的儒家学派再三强调大一统的传统思想，不能不说反映了社会的客观要求。因为政治上的大一统是华夏族赖以生存下去的先决条件，保卫华夏文化就要坚决维护政治上的大一统。这种思想甚至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演化成我们民族的心理定势。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统一与强大。

(8)诚与信”、“和为贵”、“节且俭”、“仁和爱”四种儒家道德行为规范，到现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先秦儒家思想的民本思想以及所提倡的仁政和人才管理思想大大超越了前人，对后世具有借鉴意义。

二、先秦儒家思想既有其积极意义，但也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

(1)和谐社会是一个具有时代性的概念，由于先秦儒家诸子处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种局限性，有些观念随着时代的进步甚至成为畸形和僵死的教条，已明显不适合现代社会。作为一种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式的伦理文化，先秦儒家“和谐”伦

理思想是为等级制度服务的，与社会主义社会有着质的区别，本质上难以适应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社会和人际关系。

首先，先秦儒家“和谐”伦理思想是对等级制的历史背景的反映，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特征则是公平、平等与正义。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在人与人的社会和谐上，先秦儒家诸子主要致力于思考人际关系上的和谐，注重的只是经济上的均富贫以及伦理政治上的等级差异。与马克思注重于消除生产关系上的对立因素、实现经济平等与政治自由相反，没有上升到生产关系的理论层面，也就是说，先秦儒家诸子学说所立足的社会是当时那样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其最大的弊端是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先秦儒家关于人际关系和谐的思想虽然包括以个人为道德行为主体的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和谐，也包括政治生活中的官民和谐，但是，这种和谐伦理思想只是内向的，要求个人被动适应，对统治阶级采取忍让、妥协的态度，在实际生活中就束缚了个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积极发挥。

最后，先秦儒家“天人合一”伦理思想虽然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使人们懂得利用了自然规律，但由于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也导致了一些机械的、唯心的观念和不科学的做法，从某种意义上又否定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2)按照当代的哲学观点来看，人的行为不仅包括道德价值，而且也包括求知、审美、创造、奉献等多种价值。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他的活动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各个层次和领域，而且人最基本的活动就是人对外部自然世界的改造，亦即生产活动。而先秦儒家过分强调人的行为应符合礼的规定，应符合道德，而忽视了决定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的其他重要标准。先秦儒家只强调人的行为价值作为社会群体关系调节手段的意义，而忽视了人的本质就体现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忽视了人的行为的价值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意义。

(3)先秦儒家主张礼为治国之本，是就其当时的社会现实和社会条件而言，更有从统治阶层利益出发，为其服务的目的。尽管它的客观作用很难作绝对的评判，但从当今法制的时代来看，礼治更多的是一种人治，某种程度上它的出发点是某些社会成员的主观需要，而非科学的社会法则。

(4)缺乏民主意识的政治倾向，是封建主义形态下儒学的统一特征。虽然儒学也有“民贵君轻”的民主主义主张，但这个民主是为了“主民”专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权力至上的领袖治国方略，威权主义的整体主义主张，使现代领导者在国家实践中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

(5)拒斥科学的思想倾向，是儒学传统的显著弊端。从荀子开始，儒家学者一向缺乏自然

科学和社会发展思想，“强本抑末”、“重农抑商”，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小农经济传统的弘扬，迫使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停留在经验科学和工匠技术水平上。尤其导致近代现代当权者、知识阶层重政治教化、轻经济实业、轻科学技术的不正常倾向，整个社会淡薄的科学意识迟滞了现代化。

(6)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统本质上乃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一，是超乎经济力量之上的一种政治强制联合，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它又会成为我们民族向前发展的阻力，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

(7)儒学的负面作用还长期地表现在德治人治对于法制规范的替代排斥方面。儒家重礼轻刑，重道德教化，轻法纪规范，以情代法，政治专断，惟我独尊，对现代社会产生了恶劣影响。

儒家思想的流传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改革开放的今天与春秋末期已是天壤之别，但其依然具有生命力，这缘于随社会形势的变化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自创立之日起就颇受瞩目，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长期作为社会正统思想，它久经岁月风云的洗刷，已经根植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涵养、陶冶着历代知识分子的高贵人格和浩然丈夫气，今天仍然闪耀着其灿烂的光芒。我们应该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解读、研究它，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使古老的儒学为今天、今后的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做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苏晓云《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及其时价值》

2、周滨海《中外企业家》2009年11月

3、匡衡《先秦德治思想的价值之维》

4、毕业论文网《论礼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和作业（2）》2010年4月19

5、李群利《浅论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二篇：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先秦儒家思想研究

摘要：先秦儒家思想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尤其是国家治理理念崇尚“德治，仁政，礼制，重教化”，对先秦时期影响巨大，不仅如此对当今中国社会和国家政治影响深远。为我们所熟知的内圣外王思想，礼乐制度，教化哲学，无一不体现其思想内含，当然孔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强调修身为先时，最后还是寄希望于国泰民安，天下太平，由此，不难看出儒家思想十分重视国家政治明治，仁政，礼制，德治，教化是我在本文中着重研究的儒家思想。

关键词：儒家，思想，仁政，礼制，德治，教化

一、关于儒家内圣外王——治道思想研究

儒家社会哲学的基本特征是“德化的治道”，是德治型的人治。王道是儒家治道的理想，孔子将周公王道的宗旨归结为两条

1、“以德配天，保民而王”，这是统治者和管理者自律的原则。周公总结历史得出结论：夏殷兴亡的根本在于统治者的“德”，夏禹殷汤有德而治兴，夏桀商纣无德而乱亡，他认为天子是天命所归，天命以民心为转移，所以德首先在于“保民”，即爱民利民恤民，为百姓兴利除害；其次是用贤，即将治权于政权分离，治权委托贤能之人，打破亲亲、尊尊的用人局限。

2、“明德慎刑”这是管理被管理者的原则。明德即明道德，提高被管理者的道德素质，主要措施有道德示范、礼乐教化和尚贤任能，慎刑即刑罚的实施以宽仁为主。

孔孟都把人的能动性局限于道德方面，孔子讲“为仁由己”、“富贵在天”。孟子认为善德是“求在我者”，富贵寿夭等是“求在天者”这种偏重道德因素的倾向构成儒家人治的基本特色道德心里素质是制约主体能动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精神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是孔孟忽视了智能因素和客观规律，使得他们的人治模式无法真正实现人的主体性。

荀子对孔孟治道进行修正和完善，第一在坚持德主刑辅原则的前提下，强调了礼法的相关性。荀子的治道以“礼治”为宗旨，但他所讲的礼与孔子不同，他所讲的礼虽在礼仪规范上脱胎于周礼，但实际上维护的与西周不同的社会秩序，另外荀子认为礼与法不仅不相互对立，反而相互依存，“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非礼，是无法也”然而荀子的立场仍以人为中心，坚持道德教化为主，刑罚为辅，先教后刑。第二突出构成主体能动性的智能因素，他认为认识事务的不同属性和规律，从而“知天命而用之”，而且他将智视为道德心里素质形成的基础。第三、荀子吸取了法家崇信的管理原则，信是制度规范客观性确定性的表现。

对霸道的修正和完善是《管子》的贡献，《管子》的治道原则是先富后教，教而后法。其中有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同时财政方面实行无税政策。此外，法是不可缺少的管理依据，立法权虽属于君主，但是必须遵循两项客观依据一是道和原则，而是民意。

二、儒家德治仁政思想的认识 儒家致力于“大一统”社会建设，先秦时候的”大一统”思想本质上同于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做，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思想。孔子在政治上主张君主应该实施仁政德治，以德感化人，以仁政思想为治国之本，这样才能很好的满足百姓的需求，进而让他们可以安居乐业。维持社会秩序的礼从家内、国内推向天下，从私有制的小康运行的公有制的大同社会，这是孔子“天下归人”的理想。“大一统”的建设必须从人心识仁并志于仁开始，这依赖于素质的提高，不是外在的法的强制规范和赏罚所能做到，只有伦理人格的感召，道德品行的示范和礼乐教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价值观和荣辱观，使社会规范内化为自由意志，在道德自律的作用下，自觉自愿、自在自为地“居仁由义”，为此，儒家崇尚人治的领导方式，反对法治的强制手段，因为法的强权在儒家看来治标不治本，只有一时一地的绩效，人的道德自律示范与教化等领导方式才能标本兼治，收到长期稳定可靠的效果。儒家强调人治，德治，从而施仁政，最终达到教化众人，自觉遵守，自愿行为。实现“大一统”的美好政治理想，儒家追求纯仁纯义、大公无私的圣贤人格，所推行的也是纯正不偏、通体透明的王天下之道，儒家认为王道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大道，尤其孔子尊王贱霸，王道治安长久，霸道威势短促，一方面是孔子推崇王道圣贤，另一方面表露出对王推德治，仁政。

三、仁与礼思想的认识

仁与礼，可以说是先秦儒家学说中最重要的两个基本范畴，《礼记》在强调礼治、乐教的关系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我认为这段话的意思是仁和义都要讲差别，不是爱无等差，义无原则，礼即由此产生。“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将“仁”立于自然亲情的关系上，由亲及疏，由远及近。容易被接受，人们从“爱亲”推及“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德很容易普及天下。《礼记》认为，内有爱人之心，外表必然合乎礼仪，礼的形式必须与仁的内容相结合，但内心的爱是根本，如果没有内在的哀戚之情，外表礼仪会丧失意义。《礼器》说“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这句话实际上也是讲人与礼相辅相成的关系。

早在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孔子就极力倡导仁，主张“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号召士人仁以为己任。孟子构筑仁政思想体系，希望统治者全面推行仁政，“虽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体群臣则士之抱礼重，自庶民则百姓劝”这样亲情融融的社会方可形成。

另外，儒家的礼与诗歌和音乐有密切关系。儒家教育中典范的共同沟通“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告诫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熟练地引用《诗经》被视为是精通礼的一种表现。从战国时期开始，引用诗歌或者其他典籍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就是中国人宴会礼仪的一个特色。恰当的引用所涉及的表达与呈现形式的意义经前人之用法塑造，代代相传而成为民族文化遗产的一部分。然而不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些形式在新语境下适当地使用就包含新的含义，这些意义在保留以前的内容的基础上又丰富了现有的内容。同样的道理，一个音乐作品只会因为被不同的音乐家演奏而更加丰富，而不会有所损失。

四、儒家思想的新诠释——教化哲学，一种新的认识 儒学有自己的义理之学和哲学系统，称其为“哲学”，毫无疑问。余英时教授指出，在中国文化中，精英层面的大传统与民间生活小传统之间拥有密切的交流互动，这使儒学大行其“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儒学与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联性，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价值基础和教化之本。文化或教化的理念，与人的内在的精神生活直接相关，而这种制度化和意识形态化的儒学形式中，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混淆，儒学的文化和教化理念被用来直接干预现实的政治和权利运作过程。孔子所讲的仁根源与孝悌亲情，与其依据周代的礼乐文明以建立其思想的系统，在理论上是完全一致的。礼乐，直接关乎社会生活中人的行为和实践所以从文化继承和理论创造的角度来看，对礼乐文明的反思，更具有文化和教化意义上的重要性，言礼，着重在行为、实践的仪文形式方面；而“仁”，所体现的正是这仪文形式的精神内涵。

儒家在先秦，本为“百家”之一，当时的儒家，一方面具有一种积极入仕的精神，但同时也保持着一种对现实政治的独立意识。内圣外王，德位一体，在儒家，本身是一种理想，一种超越性的价值理念；它与现实政治运作之间存在一种间距和张力的关系，中国现代以来儒学与现实政治制度和权力运作的解构，为儒学的教化理念真正恢复其理想性和超越性价值，提供了一个契机。使儒学教化作用在当今社会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小结：先秦儒家思想中无论是治道，还是德治都突出表现其希望统治者实施仁政，爱民，亲民，从而实现理想“大同”，其关于仁爱的思想也并非空虚的泛爱，上层统治者仁政爱民，士人修身养性以治国，人爱人之所爱，并且相互爱护，亲亲融融，和和睦睦。不仅如此先秦儒学推崇礼，仁与礼，教化社会，从而社会重礼，达到礼与义的融合，共建和谐社会。当然，先秦儒学对当今社会影响深远，重礼仪，施仁政，建设和谐社会。参考文献：《内圣外王，儒家的社会哲学》

《礼乐源薮》

《教化的哲学》

《道德哲学与儒家传统》

《《论语》的管理智慧》

《儒家宪政与中国未来》

第三篇：儒家思想、自由主义与普世价值

周末参加了在广东从化举办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治理”，会议是由儒学（儒教）知名学者与自由主义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共同参与，他们各自召集了一批专家学者与铁杆粉丝为自己的阵营呐喊助阵，向对方发起毫不留情的“进攻”。我既不是儒学那派邀请的，也不是自由派喊来的，属于唯一一位路过、打酱油的，也是唯一一位从头到位一言不发的与会者。

这样两派学者们到了一起，场面不难想象，激烈的观点碰撞、夸张的性格彰显、火爆的场面，我差一点后悔没有带上防弹衣。但不得不说，这种会议应该多开一些。现在绝大多数学术会议都类似“同仁会议”，志同道合者聚在一起，互相吹捧与印证一番，皆大欢喜。当然，还有更糟糕的：由政府某个部门或者权威机构先划下一个条条框框，大家来开会、发言、吃喝、旅游，那种会议的唯一意义就是拉动内需。

像这种聚合两种互不相容观点的学者们一起开会，各抒己见、交叉质疑到激烈争论，举办者是要冒一定风险的。我个人认为，这种会议要顺利，或者避免翻脸拍桌子甚至丢茶杯的最好办法中，首先要有一套事先制定好的“游戏规则”，整个会议中，不管你是何方神圣，必需遵守这个游戏规则，例如对发言时间的限制，会议上是否插话打断对方等等。

其次还有重要一点，在没有公权力介入，没有强权干涉的情况下，专家学者们一定抱有包容、宽容的态度。会议应该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听取他人意见、提出质疑与争论，到此为止。不要以为自己说的有道理、站在真理和历史正确的一边，就认为应该多说几句，或者一定要点醒、说服对方。记住，没有人有这个能力，更不应有这个权力。唯一能够做到在思想与学术上“战无不胜”、强制他人接受真理的是政权与强权，而不管他们拥有多少“真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邪恶。

从某种意义上说，儒学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求同存异”以及自由主义的“自由”、“多元”和包容等理念应该让这类会议很“和谐”，可不很儒家也不太自由主义地说，有些儒家学者不儒雅，有些自由主义学者不那么“自由”。

自由主义不必对儒学太过紧张与恐惧

我认为，无论是儒学，还是自由主义，要想在中国发扬光大，从学术走到现实（儒家学者与自由主义学者的优点与缺点都是不安于纯粹做学问，而是要为帝王师，或者“敢叫人间换新貌”），甚至成为在中国占一定比例的主导思想，和“学问”关系已经不大——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理论已经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拉下至少20年之遥；而除非我们把秦始皇的陵寝挖开，或者又有新的古墓被开发商们挖开，儒学发展暂时也只能靠现有的文献与2000年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加上大量的想象与期盼——在中国，能够放眼世界、顺应历史潮流、把儒学与自由主义思想同中国现实、中国民众切身利益与长远幸福结合起来的人，不管你是儒者还是自由主义分子，一定是伟者。如果说以前的学者是靠某门“学问”彰显自己，在变革的时代，“学问”往往得靠“学者”来装点与壮大。

儒学兴起的背景，大概有这么几个，有人看到当今世风日下，道德滑坡，认为“人心不古”，要从孔子那里找到根治毒食品，以及杜绝贪污腐败包二奶之恶习；有人看到中国崛起了，试图从几千年的文化中找到根据。正如西方在过去200年突然崛起后，一大帮学者纷纷拿出了希腊用贝壳决定谁来管理国家的“民主传统”说事，把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抬出来作为图腾一样；另外一部分学者在为当局探寻执政合法性，试图用儒学思想填补意识形态真空；一些自由主义学者在受到挫折后，想从儒家寻求新的出路，通往民主宪政甚至比这玩艺还好的制度，弄出一个比“普世价值”更“普世”的价值观；当然，还是有一小撮痴心不改，继续搞纯学术研究的学者，等等。

不管是什么动机，包括一些要把儒学变成“儒教”，期盼借此提高全国人民的道德标准，幻想成为指导与管理国家的最高思想甚至“国教”，只要没有公权利介入，只要不是一个国家政权的强制行为，都应该享受充分得自由。一些自由派人士对儒学怀有很深的反感，对他们试图弄成“宗教”并可能与权力结合深感恐惧，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忘记，在当今所有以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国家中，儒家变成儒教都不是一个问题（在自由主义理念立国的地方，任何人可以宣布自己的某种信仰就是“宗教”，有些宗教只有两个信徒：夫妻两人），自由主义者更要警惕的是权力：当我们反对政教合一的国家时，绝对不是反对那个“合一”的宗教（例如伊斯兰教），而是反对那个用法律的手段把宗教强制变成“国教”的强权。

从这方面说，自由主义者要继续对强权说不，而不是对试图朝另外一个方向探索中国道路的儒者们喊停。自由主义经过几百年的演变，能够达成共识的最核心的内容几乎已只剩下一个框架，而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取得成功，弄出了风靡世界的“普世价值”，正是因为这个简单得几乎只剩下框架的最高标准，在它的下面，各地的文化、宗教与道德标准都各具特色。

试想一下，自由主义既然能够与早期偏执的基督教和谐共处并开花结果（想一下自由主义的发源地欧洲长达1000年的黑暗时期），在非洲不毛之地占据一席之地，甚至开始打进了中东伊斯兰教的地盘，为什么中国的儒学就一定与自由、民主、人权水火不容？这说不过去，自由主义的价值理念自由、民主等只有与各地文化与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才能成活，才有丰富的内涵。另外，大家可以去看看西方的“孔子们”——例如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其中不适合现代文明基本常识的东西绝对不比孔子弄出的少。

中国的自由主义一方面人员凋零、青黄不接，另一方面，他们推销的一些价值理念（例如自由、人权、民主等）已经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家喻户晓，维权人士、上访户、弱势群体、当官的弱势们、左、中、右几乎都挥舞着自由主义者视为禁脔的那些概念跳上了历史舞台，弄得自由主义者不知道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与可怕的现实划清界限呢？还是站出来正本清源，带领大家？又或者被大众牵着走？这是个问题。

在我看来，无论是研究儒学，还是开坛祭孔，搞儒教崇拜，都是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与信仰自由的范畴。自由主义最推崇的正是这些自由，并为此一直遭受怀疑与打压。如果对于并没有什么权力背景的儒学，自由主义学者也抱着怀疑甚至“打压”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儒学应从匍匐在权力脚边站起来

在国家建设与中国前途上，我毫无疑问是自由主义者。可世界上最可怕的错误甚至犯罪，往往都发生在人们认为自己是唯一真理的拥有者的时候。自由主义最大的核心不是民主，而是自由，最高理想也不应该只是让自己自由，更应该让他人、让人民自由。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我才愿意说自己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也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我认为我们始终应该把“自由”放在更重要的位置。

儒家学者应该像现代人一样保持清醒，你也许幻想有一天弄出“国教”，搞出一个“普世儒教”代替“普世价值”，某一天还能够驾凌于权力之上，驯服那个玩弄了儒教长达两千年之久的绝对权力，“再造”一个“内圣外王”的辉煌，但你们得有这样的认识：你能否自由发展，能否成为“国教”，国人的道德水平是否需要一个两千年前的老人来拯救，最终得由自由的人民来选择，而不是依靠限制了自由的强权把你们扶持上去。

因此，你们要对民众言说，在民间重新发现儒家文化，让民众从儒家思想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阳光，因此，你得学会面对弱势群体的问题，你得对社会不公做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不是一味依附权力，为执政者寻觅合法性。当受欺负的弱者、追求公平正义而遭受磨难的仁人志士，以及痛感社会不公的广大民众从儒家获得力量与支持，你们也正好站在他们的身边，而不是匍匐在权力的脚边筹谋如何教化民众，那时，中国制造的儒教教义就成为我们口中的“普世价值”。

回顾一下从秦始皇“焚书坑儒”至今，尤其是过去一百多年，儒学被玩弄搓揉，儒家们在绝对权力下遭遇的种种不堪与凌辱，现在儒家们应该不难接受这样一个“普世的”的道理：无论你弄出一个什么价值理念，在你的上面，还有一个以“自由”为主的价值观！否则，你再怎么折腾，充其量能够把自己的地位，从权力的奴婢提升到权力的二奶！

第四篇：儒家思想与当代孝道价值

摘要：“孝”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中华民族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最大的文化特质 关键词：儒家孝道，现代价值

一、儒家孝道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人际的政治伦理关系都是以氏族、家庭的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因此，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便是具有浓厚的血缘宗法成分。一般说来，同一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本氏族的安定和繁荣，需要相互关心、帮助。父母有责任抚养、教育子女，子女应该尊敬、赡养父母。这样，就有了同一血缘关系的孝。

“孝”不是人类社会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到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一夫一妻制使得父子关系确实可靠，且导致承认并确定子女对其先父财产的独占权利的情况下才开始产生的。“孝”作为一种道德规范，要求子女奉养、尊敬和服从。到西周时期，随着父权家长制的确立，“孝”和以“孝”为主的宗法道德规范最终确立并完善起来。由于周代建立了完备的宗法分封制，建立了以“立子立嫡”的君位传统世袭制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孝”的观念及其作用进一步升华，并与政治相结合成为调整和维护政治关系的行为准则。“有孝有德”就成为了西周的“道德纲领”。周代的“孝”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奉养、恭敬父母；第二，祭祀先祖。春秋战国时代诸子之学勃兴，学者们对“孝”有了更深的见解。孔子继承了西周的“孝”观念，并把它系统化，确定为普遍的伦理模式。

二、儒家“孝”的合理内容

古代关于孝的有些论述和要求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作用，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家庭生活的和谐也可供借鉴。从现代社会与现代文明观念出发，儒家所讲的“孝”，其合理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赡养父母。《诗经·小雅》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出我腹我”。意思是说：爹生我，娘养我。抚摸我，爱护我，养大长大教育我，照顾我啊挂念我，出门进门抱着我。因此，子女赡养父母，也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作为儒家经典的《孝经》，更是把赡养父母作为庶人的主要孝道，指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可见，传统儒家伦理对于赡养父母是十分重视的。有时候，甚至超出了道德范围而以法律形式加以保证，规定不孝在法律上要受到处罚。

第二，尊敬父母。一般人认为赡养父母就是尽了孝道，针对这种看法，孔子说：“今之孝者，是为能养犬马。皆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就是说，仅仅把“养”作为“孝”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对于养犬马而言，也是“养”，不敬重父母，就与养犬马无法区别了。《礼记·祭义》上也讲，“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事奉父母，重要的是子女从内心发出对父母的真诚的尊敬之情，保证父母在精神上得到欣慰，使他们心情愉悦。儒家的孝道把尊敬父母视为孝行的高层次要求。养与敬相比，敬是更根本的。

第三，“尊老”。儒家把孝不限于父子关系，还扩大到家族亲戚之间，如《礼记·坊记》提出，“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主张“入则孝，出则弟”，即在家孝敬父母，出外尊敬长者，把家庭敬老观念推广到社会。自汉代以来，儒家的尊老、爱老、养老的伦理观念牢固地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人们奉行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不仅要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且也要用同样的感情去敬爱别人的父母。三 孝道为什么倍受古人重视

在儒家思想家看来，孝敬是性德，即本性中所具有的品德。儒家讲人性本善。人性的本善体现在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父子亲情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之上的孝敬，最容易体现出人生而具有的恻隐之心。因此，讲孝最容易开发本性，使本具的性德昭显。儒家仁的思想正是建立在“孝”这个根本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个字绝对不能疏忽。理解了这个字，也就理解了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孝”这个字的构成来看，“孝”是一个会意字，上面是个“老”字，下面是个“子”字。“孝”这个字的含义就是说，上一代与下一代是一体、不是两个。上一代还有上一代，过去无始;下一代还有下一代，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是一体。儒家讲的孝的内容十分丰富，不仅要养父母之身，而且要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不能让他们常常担心。如果自己常常让父母担忧，那就对不起父母，就是不孝了。古代有“求忠臣于孝子之门”的说法，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一个常常怀有孝心的人，心中总是想着父母，时时怕父母担忧或让父母蒙羞，自然一言一行都会谨慎小心。不做那些让父母感到羞耻的事，那才是养父母之心父母之志。

现代孝亲观念衰退的原因

其一，对传统孝道的猛烈批判，忽视了传统孝亲观念中的合理成分。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十年文革期间，孝道连同一切封建道德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人们从不同角度、各个方面批判了封建孝道的弊端与危害。事实上，这些批判大都出自对对儒家经典中的某些论述断章取义的曲解。由于一些人对传统孝道良莠不分的批判，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在当代社会产生了不良社会后果。

其二，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淡化了子女养亲敬亲的义务感。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尤其是西方腐朽价值观的侵蚀，一些人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思想意识急剧膨胀。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的“必养且敬”的孝子标准简化为“必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社会上出现了大量打爹骂娘、不顾父母之养等“大逆不道”的现象时，那些尚能赡养父母的人就成为“孝子”。这也就不难理解那些能够受到子女赡养照顾的老人们那种“知足常乐”的心情了。

当然，以上这些现象的产生，也是与我们社会生活的变动和教育的脱节是分不开的。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大力弘扬传统孝德尤为重要。弘扬传统孝德，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这是因为，现在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时期，一些持激进观点的人对曾经扮演过封建道德的孝亲观念能否在现代家庭伦理关系的协调上起到积极作用持有怀疑甚至否定态度。

三、儒家孝道的现代意义

孝作为家庭伦理规范，有维持家庭稳定的功能和作用。人们用孝来调节家庭关系，使之扎根于家庭、风行于社会，成为人们遵守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在古代，中华民族有着敬老孝亲的良好风气，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弘扬养老敬老的孝道德传统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弘扬孝道思想是解决养老问题的重要保证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总数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是老年人绝对数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安排和解决好亿万老人的养老问题，将是我国21世纪的重大战略任务之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形势的发展，传统家庭养老功能出现了日益弱化的趋势，突出的表现就是小辈不养老不敬老。有些子女只顾自己和小家庭的利益，拒不赡养甚至虐待 自己的父母，迫使一些老人和子女对簿公堂，家庭赡养纠纷日益增多，有的甚至发展成刑事案件。要解决这些问题，除了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之外，更重要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因此，弘扬中国传统孝文化，积极倡导尊老、敬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就具有了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弘扬孝道思想有助于解决当前家庭代际矛盾

孝，其基本含义就是家庭亲子关系间的道德规范。当代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尊老、敬老、养老观念在淡化，个人利益观念逐渐增强，许多青年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丧失，不孝敬父母、不赡养父母、无视老年人权益，不少老年人不仅得不到子女必要的尊重和理解，甚至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受到子女的侵犯。一些与儿女同住的老人更是承担了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生活上得不到照顾，情感上缺乏关爱，不少的老人倍感孤独与绝望。以上种种不孝的现象反映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说明许多家庭尚未真正树立起尊老养老的观念和赡养老人的责任感。因此，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孝观念就显得非常必要。它不仅能维护和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也是维护家庭和睦稳定、建设和谐平等的现代亲子关系所必需的。

(三)弘扬孝道思想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起点

“孝”是亲情之爱，是生生不息的爱心，是形成个人品德之根源，“道由孝生”，孝乃“德之本”，是“立人之本”、“人伦之本”。儒家强调“百善孝为先”，认为孝是实现一切善行的力量源泉和根本，奉行孝道是追求各种美德的起点。人世间诸多美德，都是以“孝行”为基础衍生出来的。孝行源于父母对子女无私的爱，人生之初，最初感知的必是父母之爱，面对的是家庭内成员之间关系，对人的爱心也就首先应该施加于家庭成员的身上，子女最先从父母那里感受到人间的爱，这种爱必然培养出子女对父母的爱。因此，施爱施敬当从亲始，这是有一定的天然的合理性的。那些提出以家庭道德为起点强化孝道教育，使子女爱父母、爱家庭而逐步发展为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的观点，是合乎道德教育规律的，它是培养个人道德素质的起点，是提高当代人道德素质的切人点，它也是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在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在对少年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时，注重培养他们的孝道，以使他们从小具有爱心，形成社会责任感，

第五篇：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 从先秦儒家思想说起

先秦儒家思想与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 先秦儒家思想关于“仁义礼智信”的伦理道德规范，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中国人民吃苦耐劳的品质。先秦儒家思想的基本要求是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外化为积极的事功，其精髓是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弘扬公务员职业道德中，我们仍然可以借鉴并利用其作为道德范畴形式的价值，促进公务员职业道德核心价值的升华。

首先是“仁”，先秦儒家关于“仁”的界定有很多，其中“爱人”被普遍地认为是“仁”最基本的含义，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原则和深在的相互关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共产党人怀着对祖国的深爱之情，为解放全中国“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作为国家公务员，更应该爱党爱国、敬业奉献，坚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其次是“义”，亦即忠义。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无数党人为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做出不懈的努力，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如大革命时期英勇就义的陈延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李林森。对于我们公务员来讲，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坚持党的宗旨，服从党的安排，严守党的秘密，坚持诚心诚意为民办实事、竭尽全力为民解难事、坚持不懈为民办好事，换而言之，就是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

再次是“礼”，亦即恭敬尊重，礼仪文明。先秦儒家说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按照礼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的视听言行也就是所有行为都符合礼，这对于我们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有启发意义的。作为国家公务员，就要怀着一颗对老百姓的敬畏之心，尊重老百姓，诚心诚意地为老百姓服务。而不是割裂共产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你是为共产党服务，还是为老百姓服务”。

第四是“智”，所谓“智”也就是知识和理性，在先秦儒家道德思想中主要指道德认识和道德理性。孟子把它规定为“是非之心”，也就是人们意识中的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和观念。中国共产党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于我们公务员来讲，就要提高政治觉悟，增强明辨是非能力，永远跟党走，听党的话，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懈努力。

最后是“信”，亦即诚信。先秦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真诚相处，信守诺言，这也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要求。早在长征时期，红军辗转转战至遵义期间，因为缺乏骡马、药品等物资，采取发放“红军币”获得部队的给养。后来要继续长征，但“红军币”继续留在百姓手中被国民党抓到会被视为“通共”证据而加以捕杀，故无法继续使用。对此红军在出发前发布通告回收“红军币”，一元大洋等值

于一元“红军币”，这一举动深得百姓赞扬。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兵至遵义，发现百姓家中还有“红军币”，就用一袋袋的大米换取“红军币”，为此老百姓奔走相告，说共产党人讲诚信，是值得信赖的。诚信对政权的重要性尚且如此，对我们个人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在工作中我们要坚持明礼诚信，坚守诺言，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有“立锥之地”。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先秦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于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有着深远的启发意义。作为国家公务员，我们就要坚持仁爱、诚信和忠义等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努力架起党与群众沟通的桥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振兴中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