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国儒家思想与法治现代化

第一篇：试论中国儒家思想与法治现代化

试论中国儒家思想与法治现代化

[论文摘要]在我国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影响贯穿始终。如何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继承儒家思想，是当代法学界面临的困难之一。法律文化是法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对其有用的优秀成分加以继承和利用。只有这样，在实现法治现代化时才能更好地构建和传承我们的学术传统，捍卫我们的文化传统。

[论文关键词]儒家思想 法治 法治现代化 影响

当前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法治现代化革命，儒家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产生的文化产物，是中国法律观念的历史积淀。儒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占至上地位和最深影响的。纵观近代中国，文化思潮的演进夹杂着政治的创新，处处可见社会变革后面传统文化的深重危机。传统文化是法治现代化的内源动力。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过程不仅仅是立法、执法和法律制度的变革过程，从本质上也是在扬弃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基础上的法律文化的重构过程。在法治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客观地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家文化的内涵

（一）德主刑辅、出礼入刑的指导思想

孔子在《论语 为政第二》中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作为一套有着深厚渊源的道德原则，作为人们一贯奉行的行为规范而存在。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宗法和君主专制社会，作为正统法律文化的儒家法律文化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的 “礼”作为社会行为的根本准则，“出礼入刑”、“德主刑辅”等思想使法律成为儒家伦理教化的补充和附属。从本质上，礼治所体现的乃是以宗法家族为本位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族、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图式。在礼法的关系上，礼是法之体，法是礼之用，礼主法辅；以礼率法，出礼而入法。强调道德教化作用为主，法律强制为辅，主张“礼治”、“德治”、“人治”，轻视法律的作用。道德规范对法律世界介入非常广泛，道德上的要求与法律的设定精神是相契合的，触犯法律的行为必然是不道德的；有悖道德的行为则也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行为。德治成为衡量和评判全部法律制度的价值尺度。从而导致了民众对法律的不信任，影响法律权威和机制的建构，动摇了法律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最终导致了人治主义在传统中国几千年的统治。

（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人治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从属于皇权的绝对神圣性。在权力与法律的关系上强调权力大于法律，主张权力是法律产生的依据和法律存在基础，法律受权力的支配和制约，是实现君主个人专制的工具，传统中国未能出现在西方政府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法律制约。“宗法制的精神支柱和基本原则就是“亲亲”和“尊尊”，宗法的伦理精神和原则渗透和影响着整个社会，形成了“君君、臣臣”、“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严密的君臣等级体系。在这

样一个严密体系里，臣民服从的不是法律，而是权力。这种法律文化培育了臣民意识、权力崇拜和官员的治民思想。在中国长达数千年的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格局造成了人们普遍存在的权威主义的思维习惯，百姓普遍形成了崇圣上，向君主求是非，抱着对圣王明君的期待心理。

传统的中国一直是处在自然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下，自然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经济在以人的依赖关系所组成的单位内独立进行的，因而产生出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并衍生出儒家礼教的家族本位价值取向。它建立在古代宗法结构基础上，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尊卑有序的社会秩序。整个社会奉行义务本位，个人的正当合法权益受到压抑，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忽视。其法律精神蕴含着对平民大众自主权利的否定、压制乃至剥夺。在这种礼治秩序下，个人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而是社会性的存在物。社会个体的思想、感情、态度、行为与个性，都被置于家族纲常名教的规范体系之中。在确认社会总体利益的前提下来规定一般个人的权利和义务，而不是从个人的权利义务出发，来维护某种社会秩序。在这种社会氛围里，个体的独立性相应的会存在缺失，人们相互间的依赖关系成为其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共同特征。个人要想拥有权利，就要靠自身在社会中具有怎样的身份，或占有怎样的社会地位；要靠自己对某种职责和义务的充分履行，还要靠主体对伦理纲常的认同。个体既渺小又无足轻重，这就造成了人们对自身权利意识的淡薄。

（三）以“和合”为最高价值理想

儒家哲学最高标准的“和谐”是整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和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亦是被各家各派所认同的普遍原则。无论是天地万物的产生，人与自然、社会、人际关系，还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审美情感，都贯通着“和合”。“和合”二字，意指和谐、和睦、和平、联合、结合、合作等。“和合”是在多种并存的、矛盾的、甚至是对立事物中的协调与结合、统一与发展，进而达到平衡协调的一种状态。儒家所倡导的中庸思想，为我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无讼思想、礼法结合、刑罚用中、抑强扶弱、追求和谐的精神贯注了新的活力，使传统法文化充满了浓厚的伦理色彩与和谐精神。在古代的立法、司法中形成了仁道与中道的和合，促进了儒家法思想与我国传统法文化的新发展。儒家将中庸思想运用到社会关系方面，把无讼视为和谐，创造了独特的无讼法律文化。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其价值目标是要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秩序和谐。传统中国的法律文化以秩序为重心，“无讼”法律文化意识是这一价值取向的本质内容，人以无讼为有德，以诉讼为可耻，“无讼”是理想的社会目标。儒家思想在2000多年封建社会延续发展过程中所蕴涵的“协调”、“和为贵”、“和而不同”、“和谐共生”等和合理念，对我国的民族精神、法律意识乃至风俗习惯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法治现代化的内涵

法律文化是人类在法律生活和历史积累中，在与自然、社会、经济、其他文化形式的广泛联系中所形成的，以法意识、价值观念、行为方式、法律规范与制度、法律设施等内容的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法律，凝结着人们在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观力量和才能。要正确认识、继承和发扬传统法律

文化，必须首先要认清、把握传统法律思想的精神实质所在。亨廷顿曾经说过：“现代化首先意味着相信人有能力通过合理的行动改变其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它意味着摆脱外界对于人的束缚，意味着人从神、命运和定数的控制下获得普罗米修斯式的解放”。将个人权利，特别是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利从传统习俗规范中解放出来，进而对政治权力的一定淡化——法治现代化就由此开始。法治现代化的发展既离不开政治体制的现代化，更离不开其赖以建立和运行的首要因素——人的现代化。由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由传统集权体制向现代政治体制转换的进程中，政治文明的建构、权力制约机制的确立固然十分重要，但在政治革新与运作的全过程中起主导性、能动性作用的，始终是活生生的人。人的现代化是包括政治现代化在内的一切现代化建设伟业的基石，只有实现人的现代化与政体的现代化的同步推进，双向互动，才能真正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总之，建立现代法治国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很多方面的因素共同配合。

三、儒家思想对法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任何文化与制度都存在于传统之中。法治现代化建设不是一项空中楼阁的事业，有其历史的延续性特点。儒家思想的产生主要是由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以及与上述条件相对应的中国传统文化决定的，诞生了中国伦理型文化，也导致了我国法文化的诸多特征。正如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传统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代社会秩序受到现代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在法治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离开一定的法律传统，社会秩序的内在历史根基往往是不牢固的。儒家思想在许多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气质和心理，深刻影响着广大中国人的法律心理与行为，其中包含着许多优秀的成分，在法制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要加以继承和发扬。

从文化心理层面看，儒家思想是中国进行法治建设必不可缺的源泉和基础。其中包含着许多先进的成分，它不仅可以为现今的法治建设提供心理支持，而且其自身的有益的方面还可以作为法治建设本身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为人们所接受。如前述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将法律建立在民族的伦理道德之上，通过礼法互动来保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人本主义是儒家思想的哲学基础。孔子主张集中反映了其民为邦本的思想。最后到西汉的儒家思想，其人本主义的理论经过历代思想家的发展与弘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本主义传统。虽然民本思想和民主思想不能混淆，但是它们之间有一定国家政治之本位。公众对政治权威，对合法性的认同，是公众认同法律的前提和基础。所以，我们要批判地吸收，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文化中的人本思想，要求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大力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保证人民群众真正能够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种权利，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标。

当然，我们也要对儒家思想进行改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毕竟是在古代农业社会中产生、发展的，根植于古代农业经济，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其内容与现代法治精神有天壤之别。但是儒家思想已经深深植入中国人民的性格之中，无论是消极的部分还是积极的部分都依其固有的惯性影响，积淀于民众的心底，并支配人们的行为，从而对法治活动产生深刻影响。一味地借鉴和移

植西方法律，势必会产生“水土不服”。中国的法治建设必须和中国的法律传统进行有机结合才能发挥真正的作用。传统法律文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与时代同步，用新的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内容去替换传统法律文化中不符合时代发展的内容，利用传统法律文化的固有载体来表达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不断注入新的内容，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民众真正地接纳、吸收。

四、结语

儒家思想之所以可以影响中国五千年，是中国民众和历史选择的结果，也是古代法律文化长期聚集的结果，它包含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儒家思想充满了理性精神，它不仅是孔子认为的最高道德与最大理想，而且也是中国古典法哲学中的一枝奇葩。儒家思想折射出的人际和合、天人和合等和谐、折衷的法精神。儒家思想从产生之日起就在不断地被作为传统法思想的工具解决社会中各种问题、调和社会矛盾。其所具有豁大兼容的思想体系，使其在几千年里能够经受住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不断除垢纳新，不断地自我调整，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因此，即使在当今时代，儒家思想仍不仅能为和谐社会的法思想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价值准则，而且也能为和谐社会理论注入新的思想内涵。“全盘否定儒家文化，根本不可能引导民族走向现代化，而现代化则是传统文化的必然发展，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在更高阶段上的综合与创新。”中国现今的法治建设只有建立在对传统法律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否则离开了传统资源的支持，我们的法治建设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原则的关键不在于我们该不该取精华、弃糟粕，而是首先要分清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存在着强烈的人本意识与人文精神，这种人本意识与人文精神可以作为我们现代化法治建设重要的理论资源。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尊重人、保护人。这样，传统的儒家传统文化在新的背景下就可以有了新的解读，儒家传统与现代人权理念在价值理念上存在着契通之处。儒家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完全可以为我们的权利本位的法学提供本土意义上的解说。虽然在具体内容上，儒家传统的“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与现代意义上的“权利本位”有着较大的差别，但是历史发展了两千多年，我们不能拿现代的标准去衡量两千多年的理论，而是应当尽可能地从传统中挖掘出法治现代化的基础因素。

第二篇：法治与执政方式现代化

法治与执政方式现代化

 2012-08-22 11:00:42

来源：解放日报 2012-08-16

编者按 ：7月23日，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作重要讲话时指出，“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市第十次党代会也明确提出“着力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的要求。加强法治建设和提高执政水平，正成为上海各界思考和热议的重大课题。1999年8月16日，上海首次召开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并发布工作纲要，这一天被定为“依法治市宣传日”。2002年8月16日，上海市法治研究会成立。为进一步学习领会胡锦涛同志重要讲话精神和深入贯彻市党代会要求，上海市法治研究会组织了“法治与执政方式现代化”专题笔谈，现将笔谈文章予以刊发。

坚持依法执政和人民民主相统一

刘云耕

民主与法治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的共同追寻。但明确二者的含义、厘清二者的关系并结合国情践行并非易事。实现依法执政和人民民主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为解答此题开出的一剂良方。

依法执政，是指依照法律来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属于国家治理方式的范畴。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国家的权力属于谁的范畴。在我国现行制度框架内，依法执政和人民民主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不可分割。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倡导依法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样，坚持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才能发挥民主政治的优势，保证党的先进性与生命力，实现党的执政目标。

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让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提高执政为民、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依法治国的关键点和难点，则是依法治“官”、“以法治权”，官正则民治，依法行政在先，则社会守法循后。坚持依法执政和人民民主相统一，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优越性。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当坚持以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为根本职责，不断扩大公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和人大代表的主体作用，发挥立法、监督职能，为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名誉会长）

在法治完善上可有更大作为

丁薛祥

法治完善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必然要求。市第十次党代会指出，要将上海建成经济活跃、法治完善、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城市安全、生态宜居、人民幸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不断提升城市法治化水平。

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推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离不开坚实的法治保障。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基础决定了我们可以在 “法治完善”上有更大作为。

一要统一正确实施国家法律法规。树立宪法和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将宪法和法律作为一切活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二要加强地方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根据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进一步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三要公正司法、廉洁执法，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秉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严格依法治理，严格执法司法，决不让任何人凌驾于法律之上、干扰法律实施或逍遥法外。四要加强法律监督，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确保权力始终在阳光下运行。五要加强法制宣传，弘扬法治精神。在全社会培养以自律为基础的诚信守法意识，提高全民法律素质，繁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

以司法公正强化法治权威

应勇

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权威，是法治的核心和灵魂，是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的必要途径和重要保障。

司法公正是提升法治权威的重要因素。法治权威的形成不仅依赖于制度化的国家强制力保障，更源于社会各主体对法律的内心信仰、普遍尊崇和自然敬畏。司法作为法律从抽象到具体、从纸面到现实、从沉默到宣示转化的重要环节，公正廉明是其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标，也是提升司法公信、树立司法权威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强化法治权威，首先要确保司法公正。近年来，上海法院注重加强审判管理，确保个案审理中的司法公正和类案处理上的适法统一；注重加强队伍建设，确保法官队伍业务过硬、作风廉洁；注重加强司法公开民主，确保司法过程透明、公正，司法行为亲和、便民。以司法公正树司法公信，以司法公信促司法权威，以司法权威立法治权威，进一步发挥法治在推进执政方式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

法治权威是确保司法公正的有力保障。只有强化法治权威，实现执政方式法治化，在全社会形成信法、守法、尊法、崇法的良好氛围，形成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的良好风尚，以及对裁判结果自觉尊崇的良好习惯，才能确保司法过程客观、中立和司法结果公正、无偏，才能发挥司法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的积极作用，确保权力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和权利在法治的保障下行使。

（作者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以人为本 执法为民

张学兵

坚持依法行政、执法为民，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保证，也是切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具体体现。

近年来，上海各级人民政府认真贯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和《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深入推进依法治市，在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市公安机关坚持以人为本、执法为民，在全国率先构建现代警务机制，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经受了世博安保等严峻考验，有效维护了本市社会政治和社会治安的持续稳定，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当前，上海正处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安全的治安环境和良好的法治环境作保障。公安机关将更加自觉地落实依法治市要求，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作为衡量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社会平安、公共服务、公平正义的新期待，依法加强社会管理、化解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秩序、维护公平正义，全面提升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能力和水平，为上海“四个中心”建设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作者系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

使权力在法律框架内行使

陈旭

执政民主化、执政法治化和执政科学化是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执政方式现代化离不开法律监督。这是因为：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离不开法律监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形成，在法制不完备的问题得到解决后，为确保法律得到全面正确执行，法律监督就显得尤为重要。

各类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是法律的执行者，对其执法行为必须进行监督，使权力在法律框架内行使，是法治的重要表现，也是执政方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同样，构筑法治主导型的社会管理模式离不开法律监督，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是执法方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当前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必须坚持以法治的思维和方法保障经济转型发展，化解社会矛盾。

宪法将检察机关定位于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特征，也是历史的选择。检察机关要切实承担起法律监督职责，坚决打击执法中的职务犯罪和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同时，通过抗诉、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多种手段，监督有关单位改进执法司法行为，严格公正执法。近年来，上海检察机关不断融入依法治市工作大格局，努力拓展法律监督途径，提升法律监督效果，在未成年人检察、职务犯罪预防、检察建议、社区检察、金融检察等方面形成了上海检察特色。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执政方式现代化先要观念转型

金国华

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前提是执政观念的现代化，其要求之一就是依法执政。执政方式现代化不会自发形成，也不单纯是长期执政积累所得，还需要执政观念、执政方式的转型更新。

然而，转型更新，尤其是观念的转型更新是痛苦的。观念转型更新是向自身发力的过程，即审视检查自身的观念和思路是否与时俱进，从自身开始弃旧图新。工作思路和方式的转型是个十分具体的过程，只有观念转变才能纲举目张。例如，如果执政党依然停留在 “为民做主”甚至 “替民做主”、“赐民幸福”的传统观念上，即便是出于好心，群众也可能不满意。

依法执政首先要观念上解决权从何来、为谁执法、为谁服务、怎样服务的问题。只有认真审视我们对人民群众的感情究竟有多深、人民在我们心中的分量究竟有多重、我们为人民办的实事究竟有多少，才能知晓引起“本领恐慌”的根源在哪里。更新观念，依法执政才能真抓实干；观念上的因循守旧，必然造成依法执政的形式化、表面化。依法执政的观念内化于心，依法执政的作为才能外显于行。心向群众是心想群众的基础，实践是依法执政的唯一检验标准。真正“俯首甘为孺子牛”，在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关爱群众，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上海市法治研究会会长）

依法执政核心是依法行政

刘华

以科学、民主、法治取代愚昧、专制、人治，是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它的实质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一般认为，政府权力能不能受到有效监督和制约，能不能尊重和维护公民权利，会直接影响到执政党的合法性资源。因此，依法执政的核心是依法行政。高度法治化的行政管理理念、机制、方式，将助推执政方式现代化，夯实执政党的执政地位。

当前，依法行政方面还有几个问题亟待破解：一是依法决策，特别是财政资金的使用、重大项目的立项、城乡规划的编制实施、社会福利的调整等重大行政决策，应当纳入法律框架，以制度措施安排来减少随意性。对一些重大改革决策，要事先研究制订一套授权改革创新的制度，让改革遵循法治秩序，不随意突破法律禁区。二是提高执法公信力，特别要注意实践中一些违法行为背后存在的合理诉求，解决好“执法难”背后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三是依法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群众信访投诉举报的渠道不能堵，但处理涉法涉讼的信访投诉举报应当尊重法律、自觉履行人民法院的判决和裁定，引导人民群众通过法定渠道反映诉求、解决纠纷。

（作者系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主任、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副会长）

探索法治框架内的执政创新

何勤华

“执政方式现代化”是近几年出现的一个新名词。党的十六大以后，它逐渐进入党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关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执政方式现代化”一词开始被频频使用。党的十七大提出，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改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 “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含义变得更为明确。

法治是人类进行社会治理的一大智慧成果。在探索执政方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关注法治理念，特别是关注中国共产党如何通过执政方式的现代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表明，执政党重视法制建设，我国的法治也就会进步，如1954年宪法的制定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全党高度重视的结果，以此为契机，我们迎来了上世纪50年代的一段法制建设黄金时期；执政党不重视法制建设，指导思想出现偏差，我国的法治进程就会遭受破坏、遇到挫折、出现停顿，如1957年的“反右运动”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国家的政治生活曾一度陷入“无法无天”的局面。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执政方式的创新必须以法治为基础。

由此可见，执政方式现代化需要探索法治框架内的执政创新，通过执政党的现代化、政府的更高效率和更好服务来促进社会的现代化。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副会长）

善于发挥好人大制度作用

施凯

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政治制度。两者的政治、法律地位决定了坚持、完善和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执政党和执政方式现代化的一个主要特征，是执政党善于发挥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通过法定程序，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实现党的政治意图。执政方式正确和科学的运用，体现出一个执政党的执政意识和执政水平。

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转型期，公民维权意识日益增强，这要求有一个合法表达的途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博弈日益频繁，这要求有一个开放、公正的整合平台；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高涨，这要求要有一个理性、有序的参与机制。实现这些，都离不开作为根本政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作用的充分发挥，这也是党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制度保证。

经济生活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生活的现代化。政治生活的现代化，必然要求党执政方式的现代化。在这方面我们已经起步。从国家层面看，正在从党政不分走向依法执政，从政府包揽社会事务走向依法治理，从政策主导走向法制主导。从上海的实践看，党和人大都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制度。学习、研究、坚持和用好这些制度，对坚持党的领导、推进人大工作的顺利开展，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党建创新事关中国发展

林尚立

围绕全面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而展开的党的建设，不能孤立进行。它必须在遵循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与发展逻辑的同时，充分尊重国家与社会运行、发展的逻辑，从而使党的建设与国家制度建设及社会建设有机协调起来。这决定了新时期党建既不能放弃传统党建，又不能固守传统党建，而必须根据国家制度体系以及社会发展对党执政提出的具体要求，大胆进行党建理论创新、党建内容创新、党建方式创新。显然，这种创新的出发点，是全面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其理论与现实依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与基本制度对党的建设的要求，是中国社会发展对党的建设的要求。

不论是革命年代，还是执政年代，党的建设都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事业成功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的进步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有效领导的成功；而国家与社会在进步发展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对新时期党的领导和执政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要求和挑战。这一政治逻辑表明，今天的党建既关系党的事业兴衰，也关系国家前途与命运。因而，创新党建、全面提升党建的科学化水平，应置于中国发展战略议程的核心地位，成为全党共同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发展的基本之道，须臾不可偏离。

（作者系复旦大学副校长、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副会长）

在党领导下加强法治建设

顾肖荣

法治建设的基础在于立法，立法的首要原则就是坚持党的领导。在我国，立法是执政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是把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立法机关，按法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使之成为对全社会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的过程，由此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执政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由党确定一定时期内的立法工作重心，并向立法机关提出重大立法建议。第二，由党对政治、经济和行政方面的立法案进行审查和批准。立法案凡涉及重大原则性问题的，都应当报党中央和地方党委批准。第三，党对国家立法机关进行组织领导。这主要表现为各级党委在人大代表选举前推荐合格的候选人，使之成为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从党员代表中选拔优秀分子，让其担任同级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的领导职务；在各级人大常委会中建立党组，通过它在立法过程中贯彻执政党的意图；在人大会议期间，大会和各代表团可成立临时党组，以说服党员代表支持党的建议和决策。此外，党员应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这既是人民群众意志的体现，也是自身意志的实现。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上海市法治研究会副会长）

第三篇：试论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试论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

姓名：王凤丽 学号：2011416060 院系：印刷学院 专业：印刷工程

【摘要】在先秦诸子中，针对社会问题，儒家提倡仁爱；墨家主张兼爱；而道家则认为，仁爱和兼爱都不能救世，唯一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即“无为”的思想。三家激烈争论，但他们都主张回到过去。此时，主张面对未来的法家横空出世。法家，是先秦诸子中的另类。在先秦诸子诸家当中，唯独法家的思想，是必须献出性命来实践，流出鲜血来祭奠，是血染的思想。

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是探讨传统思想文化与现代思想和经济发展关系的一个重要内容。现代社会思想的变化，经济的高速发展与儒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儒家思想在文化、伦理道德层面上给予现代社会的启发具有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法家思想，儒家思想，进步意义，正面影响，负面影响。

关于法家思想

一、法家思想的产生和主要代表人物

法家吸取五行文化和八卦文化的民生主义原则和辩证思维精神，并综合了儒道两家的文化思想和谋略思想，逐渐自成一派。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管仲、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二、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这是很公平的，正确的主张。而维护贵族特权的礼制则是落后的，不公平的。当代学者刘木鱼（刘铎）评价法家思想“礼下小人，刑上大夫，刑礼不偏，谓之法家，谓之圣道”。

2、“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

三、法家思想的正面影响

1、法家主张“法与时移”，因此外国的立法也要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来及时地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要求。同时，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严格执法。

2、法家主张“上法而不上贤”，强调“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要达到“刑无等级”的目的。虽然随着秦朝的灭亡，“法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暴政”的标志，但当时法家崇尚法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我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有严格，公正的司法做保证，否则法律制度就会形同虚设。持续稳定的社会秩序也就无从谈起。

3、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法律既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或者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四、法家思想的负面影响

1、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不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我们知道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才出现的，这就决定了法本身的局限性，有其滞后性。如把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就会产生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又如生活中的一些小问题，也不宜采用法律手段，而应用道德来约束。这一纯功利的刻薄寡情主义，曾迅速导致了秦亡。

2、法自君出，实行“独断”，皇权专制极易形成暴政、腐败现象，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因素。法家认为“权制断于君则威”，他们主张立法权掌握在君主手中，臣下不得行使，从而建立起一种“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的君主极端专制的封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我们知道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是可怕的。事实上，历史上众多的朝代都是因为这一因素而最终导致灭亡。独断专行，并不利于皇权的长治久安。

3、“强国弱民”，在根本上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主张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活时，他们就不会再等待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到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

总之，法家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让国家在当时恶劣的环境下生存，不被吞并。以当时的社会条件来看，法家的思想是非常进步的。但是作为一把“双刃剑”，法家思想对后世政治的影响，既有它强大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可小觑的负面影响。所以我们要做的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糠。积极完善我国现代化法制建设。

关于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讲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基本核心是“仁”，以“仁”为基础和精髓的儒家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儒家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从古至今长盛不衰，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伦理和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原来的“孔孟之道”在内容和实质上已经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仁治”“礼治”“德治”“孝道”“大一统”“天人合一”“民贵君轻”“有教无类”等思想主张依然光芒四射。对儒家思想的发掘和借鉴，对儒家思想中的精华发展和弘扬，可以更加丰富儒家思想的内涵，这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作用。

二、儒家思想对中国现代社会的作用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 3 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对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统一的，它所注重的首先是个人内心品德的自我修养，然后实现社会理想，个人和社会不是分离割裂的，而是相互统一，这与今天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有相似性。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怎样做好社会教化，实现“外王”的王道主张，基于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修身养性、社会道德的准则和标准。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从而实现封建社会的统治目的，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儒家思想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人与天道的结合使人不能违背“天的旨意”，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把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作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能够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有很大借鉴意义。

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孟子曰：“民贵君轻”，在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仍然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人本”“人贵”，尽管其目的和含义与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思想和理念有很大差别和不同，但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儒家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这种人的理念早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十几个世纪，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先进思想，儒家思想后来在西方国家的广泛传播正是基于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先进性，这种思想获得了欧洲思想家们的欢喜和重视，成为一种冲击旧制度的法宝，因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在于人要有“仁”和“义”。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百事义为先，舍生取义。以“仁”和“义”为支撑的“人本主义”观念使儒家思想更具内涵，更有生机和活力，从而在社会中得以推及并产生积极作用。

2、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国家的统一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一个不统一的国家很难发展进步，即使在封建社会，统一不仅是君王的的理想，同样也是在小农社会的背景下黎民百姓的共同期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裂，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才能保证经济上的发展，诸侯争霸，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要想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大一统”，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做保障，儒家学说的弘扬在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把“大一统”思想演化成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那就是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统一”和“分裂”是一个长期的话题，纵观历史，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这就印证了儒家“大一统”思想虽经历不同王朝的更替，但其国家一统、民泰国安始终是一种共同的追求。

3、儒家的教育思想和理念

孔子“因材施教”“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打破了中国封建社会 “学在官府”只有贵族才可以接受教育的制度，很难相信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子具有这种非常眼光，这对教育大众化和教育平等化无疑是一大贡献，孔子这种教育思想的开天辟地引导了后世教育在下层社会中的逐渐推广，时至今日，这种教育教学理念还在学校开展，这种思想促进了现代社会对创新型、实践型人才的教育和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批实用性人才。孔子很多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及学习态度更是影响深远，成为千百年来读书人效法的原则，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其它儒家人士的教育思想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等一样成为千古圣训，为历代读书人所推崇。耳濡目染，耳熟能详，儒家教育思想中的格言警句对现代社会学生的教育是成功的。

三、儒学思想对世界文明的影响

儒学在一千多年前就已经走出国门，儒家思想对今天的东北亚、东南亚、西欧和北美等地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推动了启蒙运动，为中世纪的欧洲做出了重大贡献。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观念的影响。时至今天，儒家思想也伴随着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的潮流与世界多元文化更多的交流和碰撞，孔子学院的设立和儒家思想在世界的广泛传播无不体现着儒家思想的精髓获得世界的认可和接受，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也在逐步发扬光大，对现代社会的思想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影响逐渐加强。

四、儒家思想的时代价值

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文化思想的交流和碰撞，思想的演变和革新，都是社会发展的常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为社会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支撑。对待民族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够数典忘祖，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正确对待儒家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把儒家思想的价值和理念发扬光大，把儒家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文化的大发展、发繁荣，进而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大跃进。

儒家的传统思想对历代执政者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儒家文化的精神已渗透在中华民族日常的生产和生活之中，儒家思想也和世界多元价值相互接轨和碰撞，儒家思想的价值已远远超过了它所赖以产生的那个时代对它所做的要求，而成为中华民族及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儒家思想的弘扬及其时代价值的彰显对世界文化、文明是一种巨大的贡献，儒家思想文化是中国的思想文化，儒家思想文化也是世界的思想文化，思想文化可以有国界，但思想文化的价值没有国界，儒家思想在在社会变革和发展中越来越扮演着重要角色。【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12页。

[2].张国华着《中国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4].黎洪磊《儒家管理思想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6

第四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我来自历史文化名城遵义，遵义以其独特的红色旅游文化，小吃文化，酒文化，茶文化及少数民族文化而闻名国内外。那就让我在这介绍一下我的家乡遵义吧。

一说到遵义，就不得提到它的历史了：遵义历史悠久。春秋时期，遵义属巴蜀等邦邻地；战国时为夜郎属国；秦汉时置郡。在唐朝太宗时曾称“罗蒙”之后到了宋朝改名播川县，明朝又改名为遵义军民府，隶四川布政司。遵义一名就开始于此，清朝雍正时才将遵义归划到贵州，改为遵义府。而后终于1997年国务院批准撤销遵义地区，设立地级遵义市。经过五十余年的发展，遵义以由原来的面积2平方公里，人口不足5万的小城镇一跃成为贵州的第二大城市。成为一旅游胜地更是贵州省重要的粮食产地和财政来源之一。

介绍完遵义的历史那就来说下遵义的文化吧，遵义最出名的就要数红色旅游文化和酒文化了还有小吃文化了。

其中最能代表红色文化的就是遵义会议会址了，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大家都知道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大肆推行。在这种“左”的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历史上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并于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肯定了毛泽东的军事战略主张，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可以说这次会议是红，党和中国革命历史道路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之后中国革命的道路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先辈们的正确引导下越走越顺，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现在的国际地位作下了重要铺垫，正如那首歌唱得一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这次会议的召开地——遵义会议会址则成为纪念红色文化的重要地点之一了，在遵义会议会址周围都还保存着以前旧时的建筑风格，也就是我们说的老城，遵义会议会址作为中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而闻名国内外，每年都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以纪念我们伟大的革命领袖毛主席，让红军的红色革命精神永驻我们心田。一提到遵义就得说说茅台酒了,茅台国酒文化城位于遵义地区仁怀市茅台镇，距仁怀市区13公里。国酒文化城占地3000余平方米，建筑面积8000余平方米，规模浩大，气势恢宏，建有汉.唐.宋.元.明.清及现代的七个馆。茅台酒产于贵州省仁怀市茅台镇，是与苏格兰威士忌、法国科涅克白兰地齐名的三大蒸馏名酒之一，是大曲酱香型白酒的鼻祖。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用高粱和小麦作原料，再加上当地的优质矿泉水，运用传统独特的工艺酿制而成，经过8次下曲、7次蒸馏、9次发酵，并经过长期窖藏而成，整套工艺长达8个月之久，一般要窖藏5年后才能成为出厂的成品。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一炮打响名声，荣获金质奖章、奖状。建国后，茅台酒又多次获奖，远销世界各地，被誉为世界名酒、“祖国之光”。被尊为“国酒”。他具有色清透明、醇香馥郁、入口柔绵、清冽甘爽、回香持久的特点，人们把茅台酒独有的香味称为“茅香”，是我国酱香型风格最完美的典型。从1915年以来先后十四次荣获国际金奖，蝉联历届国家名酒评比金奖，畅销世界各地。从此贵州茅台酒闻名中外，誉满全球。在中国第一、二、三、四全国评酒会上被评为家名酒，并荣获金盾奖章。可以说茅台就是遵义的一个象征，作为一个遵义人，我因家乡是国酒茅台的产地而自豪而骄傲！

到了遵义就不得不去体验一下遵义的小吃文化了这样才会不虚此行，遵义名吃主要有

（1）遵义豆花面：据说起源于清代光绪年间，吃法特殊，面条是上等面加适量土碱，用手工反复揉拉，做成成薄而透的宽面条，下锅后煮熟不软不硬，以豆浆为汤，上盖嫩豆花，另

加辣椒水一碟，辣椒水分素、荤两种，可谓是色香味俱全，看着都忍不住流口水，味道可口！

（2）朝天椒：遵义是全国主要辣椒产区之一，绥阳朝天椒为全国七大名椒之一，其椒尖簇簇向上，朝天而长，因而得名。朝天椒采摘晒干，色泽红亮、辣劲十足，爽口开胃

（3）遵义羊肉粉：贵州各地都产羊肉粉，唯有遵义羊肉粉最为出名。遵义市的大街小巷，羊肉粉馆多不胜数，客人之多，首屈一指。尤以遵义虾子镇闵家羊肉粉生意最好，更是昼夜营业，可见来吃羊肉粉的人之多!

(4)尚嵇臭豆腐块：尚嵇臭豆腐块产于遵义县尚嵇镇，那味道可谓是十里飘“香”隔大老远就能闻道其独特的味道，尚嵇臭豆腐块生吃熟吃亦可熟吃一般用油炸，炸后颜色金黄，吃起来香脆可口，可谓是走亲访友的必备之物

好了，遵义我就介绍到这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遵义的文化，那就到遵义来吧，遵义欢迎你们!

第五篇：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面对一个日趋发展的国际环境，整个世界的文化格局发生着深刻变化，此时，中国文化也面临着一个历史抉择，即如何正确处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说流派，这些思想历经千年，绵延不绝，生生不息。中国传统文化已形成了稳定的特征，其内涵体现在：

一、重视中庸之道，以调和折中的方法处世；

二、重视伦理道德，强调三纲五常；

三、重视农耕文化，轻视商业；

四、专制集权，皇权至上的社会意识。这些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历史悠久、内蕴深厚、聚合力强、扩散性大的传统型的文化模式。

什么又是现代化呢？从洋务运动开始之初，便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现代化科技和管理模式以振兴衰败的清廷。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主席便提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到改革开放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将工作重心从经济建设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时至今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任重而道远，我们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发扬时代精神，共同构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

然而，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当中，中国传统文化正不断流失，我们要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在批判的基础上继承，在继承的基础上综合创新，既不能全盘继承，也不能全盘西化，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另外，我们要对传统文化有认同感，这样才可以增强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也要吸收先进外来文化来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其实，我们并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两者是可以相辅相成的。例如，现代化给人类带来了高科技的享受，比如迅捷的交通和通讯、充分发挥所有感官功能的文化生活，但随着地球资源日益加速的耗竭和生物圈环境日益严重的破坏，它也越来越快地把人类推向了不可救药的死亡边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强调“天人合一”，现代化让人类对自然极尽疯狂，中国传统文化却会让人类重新恢复理智，融入、回归自然。这不正好为现代化建设指导了一条明路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求实精神：先秦儒家主张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及反功利主义精神也对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精神文明问题提供了一盏明灯。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对传统文化要作全面而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厚古薄今。正确的态度是批判地继承，在继承中创新，重在创造性转换，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继承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两者和谐地统一起来。而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把弘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一起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