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庄的“弱监护人”：对村干部角色的大众视角分析5篇

第一篇：村庄的“弱监护人”：对村干部角色的大众视角分析

以鲁南地区农村实地调查为例

一、景及问题的提出对于中国大陆村庄政治的研究，历来是海内外学者关注的问题，并对此已做出了大量论述。在对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研究中，有“双轨政治”（费孝通，1947），“士绅操纵”（孔飞力，1990）,“经纪体制”(杜赞奇，1995)以及“皇权－士绅－小农”三层结构（孙立平，1994）等理论。这些理论的一个共同之处即是都建立在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之上。不管是“士坤社会”，还是“经纪人”，都是强调地方精英在国家与民众的互动关系中发挥作用。他们确实看到了地方精英是国家权力到达基层社会的媒介，同时也都倾向于认为地方精英能起到缓冲国家权威和压力、保护地方民众利益的作用。这些理论无疑都是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经典论述，笔者在此亦无意挑战前人的观点，只是认为这种关系着国家、社区利益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毕竟只是少数，而地方精英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对日常生活事件的处理上。正如费孝通在<<江村经济>>中指出，社区领袖不仅有责任“仲裁社会争议，照看公共财产”，“”组织自卫，管理公款”，以及“传达、执行上级政府下达的行政命令”，更多的工作则是“帮村里的居民写信、念信，以及代办其它文书，按照当地借贷规划算帐，办婚礼”等生活琐事（费孝通，1986:75）。而这种多样性、复杂性，并不能用上述任何一种理论加以概括。基于此，笔者试图避开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以一种平民化的视角来透视地方精英的作用。建国后的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新的政治体现的建立并未消除农民的传统意识，反面强化了他们对权威“监护人”角色的认同。从土地改革到互助合作再到人民公社会的过程，就是农民逐步失去对生存资源的控制而归属到“总体性组织”之下的过程。由于公社对资源的全面垄断，农民不得不依附于公社组织才能生存。而公社干部大都是社区的精英分子，使得这种本来由制度造成的“组织性依附”转变成为农民对地方精英个人的依附。由于对资源的高度控制，公社干部甚至比传统社会的士绅更加强有力地控制着村庄的大小事务。可以说农民对社区精英的“监护人”认同，在新的土壤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说，农民正是带着这样的意识进入了新的改革时期。有学者从国家－社会理论视角出发，认为改革前“总体性社会”是一个科层体系，任何组织实际都只是国家控制的工具，并没有独立的权力。而村庄自治以后，国家力量退出基层社区，地方权力实际重新回到社区精英的手中。尽管王汉生根据精英影响力的来源，将其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王汉生，1994），但从王晓毅、折晓叶等人对超级村庄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村办企业的董事长、经一等所谓的经济精英实际就是村里的党支书、村长这一类行政干部，而社会精英的影响也同样要通过行政权力能发生作用。所以，社区精英实际是以所谓的党政精英为主要力量的。王汉生指出他们实际就是权力精英，其权力是由上级党政机关正式授予的（王汉生，1994），即是指以村支书、村长为首的，包括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等村政治组织成员在内的村一级干部。人们似乎觉得又回到了传统社会，不同的是，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充当中介和社区保护人的不再是士绅阶层，而是掌握着村庄实权的干部。但如果从民众的视角出发，村民眼中的“监护人”不但没有因其权力的扩展而作用有所增强，反面出现了弱化的趋势。笔者以在鲁南农村的实地调查为基础，通过分析当地城市化过程中干部与村民关系的变化，来说明民众对社区精英“监护人”的认同是如何在事实和意识两方面被削弱的。

二、调查对象简介笔者选择的调查地点位于山东首南端的Z市，当地经济发展较之全省来说相对滞后，是一个正在扩展中的城市，这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因为一个城市不断向外扩展、兼并农村地区的过程，也就是周边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过程。在此过程中，“过弱现代因素与强大的传统阻碍因素及其深层而又稳定的社会结构之间，自然正经历着激烈而又缓慢的相互耦合与相互冲突”（陈勇江，1994）。而离城市最近的农村地区，由于首当其冲受到这股浪潮的冲击，这两种力量的碰撞也就更剧烈，因此矛盾也就更突出一些。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选择了位于城乡结合部的两个村庄＿吉庄和东村－作为调查对象。随着城市建设的扩展，两村的土地不断征用，到1991年，吉庄土地已全部被征用，而东村也仅剩下土地103亩（以包括新户在内的全村总人口基数，人均占地仅3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区政府才批准允许这两个村民的农民转非农业户口。从转户到现在，已过去十年。村庄周围都已变成了城市住宅小区和宽阔的水泥公路。但为该市建设做出过重大牺牲的吉庄和东村，却似乎被城市遗忘了。进入这两个村，仍是一栋栋独立、低矮的居民，狭窄的小路（东村情况稍好，吉庄甚至仍是土路）。感觉就像走进城市包围中的“农村岛屿”。我们的调查正是在这样的“农村岛屿”中进行的。在调查过程中，我们采用个案访谈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访谈对象包括乡、村干部和普通群众；资料来源包括市政府相关档案、村庄公开资料和有关个人提供的书面材料。

三、“监护人”的弱化首先要说明的是，由于个案的特殊性，这里的社区精英实际等同于村干部。吉庄、东村都是经济较为落后的农村，如吉庄总共200多户的本村人口里，就有近50%的家庭月收入低于163元（当地最低生活水平）；而东村也大致有1/5-1/4的人处于失业中。少数人极度富裕，但在社区中并不起“领导、管理、整合”的精英作用（王汉生，1994）。“人家作大生意的，成天在外面赚钱，哪会在这（村里）瞎耗。”所谓的经济精英在吉庄、东村可以认为是不存在的。而社会精英，即家族中的精英分子，其“领导、管理、整合”功能的发挥，也是通过争夺村里的行政权力来实现的（这在后面的论述中还将涉及）。所以，如果说两村村民是带着对社区权威、精英分子“监护人”的认同开始城市化进程的，那么他们眼中的“监护人”就只能是村干部了。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村级干部虽在行政上划分为不同的职务和组织，按照1998年正式通过并颁布执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即党支部－笔者注），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进行工作，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按照宪法和法律，运行和保障村民开展自治 活动、直接行使民主权利。”此外，村级政权还没有村民小组、村民代表、民主理财小组，它们对常支部和村委会的工作有协助和监督的职能。但笔者并未对上述机构作出具体的区分，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来分析，原因有两点：首先，就所调查的村庄来看，各机构在人员构成上存在着严重的重叠。我们发现，两村均存在一个干部身兼数职的现象，支书和村长由一个担当，支部班子同时又是民主理财小组的成员；其次，这种人员构成上的重叠，造成村庄内的权力机构在根本利益上一致，不存在任何职能上的分化，在整体上成为一个有别于普通村民的权力精英集团。回顾吉庄、东村两村的征地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村干部的“监护人”角色是如何逐渐弱化的。早在80年代中期，政府为城市建设的需要，已开始将这两村的土地划拨给企事业单位使用。此后的十余年中，平均每年都要占用当地的耕地五十余亩。征地所得资金由村集体－实际就是由村干部－统一管理。按照国家规定，这笔款项应该被用来发展集体生产、安排村民就业。而村干部们用村集体财产开办工厂之初，也允诺了让村民进厂上班，并在年终按征地份额给全体村民分红。村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进厂上班、年终分红，希望他们的“监护人”能带领大家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但现实却不能尽如人意。由于村办企业规模较小，招工名额远远不能满足村民的要求。而所谓的分红也只是一纸空文。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吉庄虽有诸如预制厂、汽修、电器厂、电瓶厂、海绵厂等多家村办企业，但在部分都处于亏损、停产的状态，有的厂甚至自建成以来就从未生产过。“乡里让办企业，他们（指吉庄村干部）就从河南买来了价值一百多万的机器建预制厂，结果原料又不足，一百多万的机器就撂在那儿，没办法生产。”已经进厂的农民由于工厂停工，实际也是被闲置在家。在这种情况下，村干部只有鼓励村民另辟就业渠道，如东村就曾集体出资修建了农贸市场，将摊位租给村民，但仍是僧多粥少，远不能满足全体村民的就业要求。村民在无奈之余只有自找出路。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大部分村民从事小本经营，他们或批发蔬菜、水果在城市住宅贩卖，或靠手艺吃饭（加以卖当地特产－煎饼为主）。村民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现在的干部是靠不住了”，他们更加积极的投入到市场之中，而非只是把目光局限在村庄里。在此过程中，村民对干部的信任也丧失殆尽。征地以来，村民的生活状况并未有很大改善，他们感受最深的只是求生的艰难，而相反地，村干部的生活却殷实起来；村办工厂本是村民的集体财产，但厂里的管理人员或多或少都与村干部有着某种关系。村民私下刘：“那（集体企业）就是他们（指村干部）的‘姑表娘舅厂’！”笔者在吉庄调查时，就刚巧碰到了村民上访，乡里派来工作组调查。实际上，该村在1995年就已上访过一次。两次上访正是由于村民怀疑村干部贪污集体财产，要求清查帐目；而在东村，虽然实行了民主理财，帐目公开，但村民对此却是另一套说法。“他们（指村干部）自己当家，钱花哪儿去了，告诉一声就完了。”“财务公开？那个没用，（村里）每年维护一辆车要一万多，这个有假。”总之，吉庄、东村在城市化进程中，村干部手中可运用的权力确实增加了，而这不但没有强化他们在社区中的“监护人”作用，反面使其权威愈来愈低。客观原因是，当地的城市化并非在自身现代因素增长的基础上主动进行的，而是人为地被纳入了城市范围中。工业化程序的不足，导致现代经济的增长缺乏原动力。经济滞后、资金匮乏使得村干部即使实权增大，但在为村民创造就业机会、改善社区福利方面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更重要的是，村干部在主观上也无暇做好村民的监护人。他们的干部身份并未被纳入国家行政系统，就其本质而言，和普通农民是一样的。这使他们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同样面临着出路问题。因此村干部在利用所控制的集体资源时，首先考虑的只能是如何为自己谋求到更多的好处，而非是全体村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村民在自谋生路的过程中，也日趋分化，而村干部越来越不能满足他们多元化的利益要求，这无疑使村民心目中的“监护人”形象进一步削弱。但这不是说村民对干部的“监护人”角色的认同就此消失了。事实上，村干部仍在村庄生活中的挥着重要作用。他们仍像以往的社区领袖一样，既要完成上级政府的各项任务，包括计划生育、征收钱粮、传达政策等，又管理着社区内的日常生活，诸如调解邻里纠纷，评选“五好家庭”，以及给村里老人发放年终慰问金等等。在调查中，大多数村民在财务问题上对村干部表示不满，但他们的这种不满，几乎都来自于同样的一个理念：“一村人就像一家人过日子，作儿女的把钱交给父母管理，而父母就应该用这些钱为子女做些事，如果在子女需要用钱的时候，父母却拿不出钱了，那就是作父母的不对了。”可见，“父母”即“监护人”的意识仍然深入到村民的心里。而村民在个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上，也寄希望于村干部。如在东村，村民普遍认为饮用水的水质太差，就由村干部村民的意见反映到乡政府，希望能加以解决。而乡政府调查后的结论是水质合格。但这并未使村民信服，而且他们还试图说服村干部不要遵循乡里的意见，希望与他们关系更为密切的村干部们能“体察民意”，为此事做点工作。所以，理由认为，一方面村干部的“监护人”角色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村民的认知上，都已极大的弱化；另一方面由于村干部的影响力和村民意识惯性的作用，这种“监护人”的认同又还未完全消失。因此笔者认为，吉庄、东村两地的村干部在城市化过程中，可以说由村民心目中的“监护人”转变成了事实上的“弱监护人”。下面笔者将从村干部和村民两方面，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

四、原因分析

（一）市场意识的影响使村干部的个人意识日益凸显，从而弱化了其传统的监护人角色首先，国家力量退出农村社区，村干部的自主空间大大扩展。其次，城市化的有利时机，为村干部在行政权力时，创造了更多获取私利的机会。处于剧烈变迁中的吉庄、东村，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和制度上存在的空隙，为村干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这不但表现在村干部对资源的优先占有和对“差序关系网络”的维系上，更表现在城市化背景给村庄带来的市场机制。在此过程中，村干部已逐渐学会了如何用手中的权力作为市场交换的筹码，为自己换得更大的利益。正如前所说，村干部无可推卸地承担着村民“监护人”的责任。法律上认为，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在着的权利交换。监护人以实现某一目标为被监护人带来某种利益，以此与被监护人进行交换，获得职位权利与报酬等。但由于监护人掌握着对法人资源的控制权，在交换中总是处于有利地位，所以常常出现过度要价的情况。同样地，村干部总是在利用他们的权力“待价而沽”，只有在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时候，才会将其“抛售”。在吉庄，我们就曾遇到这样一个案例。村里的老户张某，想在本村承包二亩地办养殖场，在他看来，这只是“跟干部说一，顶多递支烟、吃顿酒的事”，但却没想到村里会把地发包给才把户口迁过来不久的一个新户。事后才知道原来对方给了村里更为优厚的条件。张某对此非常不服，认为干部怎么也该先照顾“自己人”，而非向“外人”。但在村干部那，就不是自己人与外人的问题了。把地发包给老户，正因为是“自己人”，村干部才不可能坐地起价、从中渔利，否则他们将付出整个熟人社会谴责的代价；而面对只是把户口挂靠过来的新户，却不须有此顾虑。他们可以漫天要价，为自己争得更多的实惠。二者相较，村干部根据市场的最优原则，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后者。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村庄的城市化进程就是村干部从传统农民转变为现代经济人的过程，也就是说他们的监护人角色日益弱化的过程。

（二）市场的介入减弱了村民对“监护人”的依赖随着村庄逐渐被城市消化，村干部不再是村民唯一的资源提供者。广大村民在被真实地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之后，不得不把市场作为新的资源提供者。在此过程中，村民们已分化为一个个独立的利益个体，昔日同质同构大家“平等”的村庄已不复存在。这种离散式的个体经营，导致了村民的利益多元化，而村干部在所控制资源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难以满足村民多元化的利益需求，从而降低了其本身的可依赖性。事实上，从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再到失去土地、自谋生路的历程，已在很大程序上锻炼了村民的自主性。村民大多在政府初次征地时就开始了一种家庭分工，家里为数不多的地一般由妇女耕种，而男性成员则出外从事非农行业。这种“男挣钱，女种粮”的格局一直维护到完全丧失土地为止。正因为当地人口长期从事非农业，已经和市场有了一定的接触，所以在得知政府不解决农转非人员的就业问题时，村庄才会如此平静。在他们看来，土地本来就是国家的财产，“我只是在这（地）上面种，但地始终不是我的呀！人家要收回去，你有什么办法？”“闹也没有用，还不如自己多找点活干”。在清楚地预期到无论是找村委会哭诉还是论理都会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村民是不会对村干部这位“监护人”存在任何幻想的。在失去土地、走向市场的过程中，村民认识到了这种趋势的不可逆转性，因而倾向于一种理性的选择。他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到了村庄以外的大市场中，从中寻求各自所需的资源。而对于村干部的态度，则趋于务实。他们对村干部“监护人”角色的认同，是建立在其密切关心的集体资源的基础之上的，带有很大的实用主义色彩。如前边提到的张某，长期在外跑生意，很少回到村内，但在承包土地一事上，却想到了自己的“老户”身份，希望村干部能给予优先照顾。但正如村民的开放难以避免一样，面对城市的包围，村庄的开放同样是必然的。作为城市边缘的村庄，由于其特殊的地埋位置，使得很多梦想取得城市户口的“外人”挤进了村庄，造成村庄内部新户反而多于老户的现状。新户的介入直接改变了村庄以地缘为基础的世代相居、牢固持久的社会关系。同时，由于新户在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上普遍较高，也造成了多数老户心里的不平衡。他们希望村干部能把新户排斥在村庄之外，但后者从发展本村经济考虑，不得不吸纳外来力量，而不可能把所有资源都给予老，致使老户们把和新户在经济上的差距都归因于新户占了本属于老户的福利，“好处都被他们得了”。而使他们“得好处”的，自然是村干部了。村干部作为监护人，却不可能逆转村庄边界逐步被打破的现实。而新户的进入，也确实为某些村干部牟取私利提供了契机。由此，进一步加深了村民对其监护人角色的失望，使他们日益远离了村庄事务。而这种离心力的加剧，又只能让村干部的监护人角色更趋虚化。

五、影响总之，在欠发达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中，村干部理应起到引导和保护其顺利进入市场的监护人作用，但上述原因使其只能扮演“弱监护人”的角色。这种角色在村庄现代化的过程中，造成了如下影响：

（一）既无法“下传”，亦不能“上达”，“弱监护人”的地位更加尴尬前面已经说过，随着农民日益融入市场，形成了“农户－市场”互动的新逻辑，也就是说，农民在经济生活上早已走出农村社区，而进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村干部控制资源的减少，使村民不再象以前一样依赖村干部，他们把目光更多地投向市场，越来越远离了村庄事务。对村集体来说，他们失去了对影响农民生存发展资源和机会的控制，也就失去了可让农民完全服从的权威性。而对村民来说，村干部这一“监护人”所能提供给他们的保障越来越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从而使社区成员对村委会的失望亦越来越深。村民的离散使国家政策被阻滞在村一级，而无法在真正意义上下达于民，客观上进一步弱化了村政权的监护人角色。在东村的党支部书记办公室里，笔者看到了一套以“规范行为、规范秩序、规范监督”为核心的行政管理制度，其制度之完善不禁令人叹服。然而，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这些依据国家政策制定的村规村制也仅是写在黑板上而已。孙立平认为，农村政权的运行机制是“以问题为中心”的，而非“以制度为中心”。也就是说，村干部并不是按照制度来安排工作的，而是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另一方面，村干部也无法起到上达的功能。控制资源和削弱，已经使村干部因其“诱惑力的锐减而一落千丈指挥不灵了”（胡俊生，1990）。而其内部的权力争夺以及村干部更多地从自己利益出发来决策，更让民众齿冷，导致村民对村级权力不信任的加深。如前所述，随着市场经济日益侵入农村，村干部也开始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要求。而谁掌握了更大的权力，就意味着能支配更多的资源。因此，村级权力成为村内各种势力争夺的对象。在朝的干部为自己的“关系网”谋利益，在野的村权力精英巧妙地借助于国家力量，通过上访、村民直选等各种公共渠道上台，其目的仍是为自己的团体争取最大限度的利益。而对一般村民来说，村干部是“天下乌鸦一般黑”，谁上台都一样。村权力精英内部的争夺导致其本身严重的信任危机，这也是其无法树立其“监护人”权威性的重要原因。这种不信任主要表现在遇重大事件直接越过村一级干部，直接到乡政府、市政府上访，或寻找传媒舆论的支持。连东村村支书也说：“村民有时有事不敢去村里找村干部，就利用热线，打电话找他们解决。”

（二）“弱监护人”在社区控制中的软弱无力在村庄逐渐被城市吞噬、融合的过程中，村民亦被迫从传统农村社区走进市场。这时原本所遵守的行为准则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效力，而新的秩序和规范的建立尚待时日。另一方面，这种欠发达地区的村庄，其村干部作为村庄的“监护人”，并不能很好地起到社区控制的作用。它在整合社区成员方面的失败，使村民无法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市场，而象一个个独立的原子在市场中独自行动。由于对市场运行法则不甚了解，村民在进行市场竞争时，难免产生一些越轨行为。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吉村和东村的村民在从事小买卖时，出现了欺行霸市、假货盛行等现象。虽然短期内能从中盈利，但从长远看，并不利于村民在市场经济下的生存。如果村干部不能加强其整合村民、指导其进入市场的作用，那么本就处于弱势的农民群体，为了独自面对严酷的市场竞争，就不得不继续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社区以外，从而加剧了社区的离散，使村干部监护人的角色更加虚弱。村庄的工业化或者说经济水平不发展，这种恶性循环就将继续，最终导致社区的无序超过村委会的这一“弱监护人”的控制，发展成一种普遍的失范。

六、小结本文虽是对吉庄、东村这两个位于城市边缘地带村庄的个案分析，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扩展，必定有更多的村庄要为城市所吞没，它们也将面临和这两个村庄同样的问题，因此这一个案是有一定普遍意义的。正如前文所述，国家提出的村庄自治，在实际操作中成了村干部自治，而非真正的村民自治；随着村干部自主性的增强，与之相应地并非理想中的社区保护力量和国家与民众间中介力量的增强，而是村干部自身利益的凸现。他们在日益市场化的过程中，逐步由传统意义上的村干部转变为现代的经济人。这种转变带来的将是传统社区精英的消失，而代之以新的市场经济中的经济精英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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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对我国货币政策弱效应的辩证分析

对我国货币政策弱效应的辩证分析

一、我国货币政策具有弱效应

自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通货紧缩以来，中央银行采取的一系列积极的旨在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从现实情况看，其货币政策操作力度是相当大的，然而却与国内市场需求持续不旺、经济增长缓慢的政策实施效果形成了较大的反差。这究竟是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已经陷入了“流动性陷阱”，还是由于受客观经济新形势的影响，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存在时滞？一时间，人们禁不住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如果仅仅从近几年货币政策的表现就断言货币政策无效，似乎有失偏颇。因为从我国货币政策实践来看，1984年以前，我国的金融政策一直都处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控制下，因而谈不上有真正意义上的货币政策；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确立为中央银行后，其职能和地位得到日益巩固和加强，货币政策也日渐成为其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上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越来越明显，货币政策在经济运行和发展中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例如，1993-1996年，为治理因社会总需求过剩而引发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同时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可以说，这是我国中央银行首次成功地运用货币政策来治理通货膨胀，其效果是显著的。1998年我国经济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为扩大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中央银行又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应该说，我国治理通货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也是有的，但发挥得不够，属于弱效应（这似乎验证了凯恩斯学派早已有过的解释：货币政策的紧缩功能强而扩张功能弱）。为此，国内许多学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对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二、对我国货币政策弱效应的辩证分析

1998年以来的货币政策弱效应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原因是复杂的，必须辩证地加以分析。首先，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具有金融制度的二元结构、金融市场体系残缺与滞后、政府对金融业过度管制等金融特征，因而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评价标准去衡量我国货币政策 效应（因为西方国家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是立足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市场体系完善、机制健全），而应更多地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分析框架。换言之，同样的货币政策，在西方国家能够带动经济的复苏，而在我国却可能无明显效果，或短期有效、长期无效。其次，以物价稳定作为最终目标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货币当局采取的货币政策，我国也不例外。但物价应稳定在什么范围之内，虽然国内学者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然而至今还没有一个合理的量化标准。换言之，目前理论界认为的货币政策弱效应是基于不同的监控指标体系之上得出的结论。再者，从理论上说，货币政策的意义就在于货币当局通过改变一定的经济参数，达到影响实体经济活动的目的。因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货币政策目标的选定和传导机制的确定等内部制约因素以及经济开放度、现行汇率制度、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现状等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都有着制约性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内部因素的制约

（1）中央银行独立性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中央银行独立性是指中央银行可以自主决定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程度。由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因而中央银行自成立起就始终摆脱不了政府的影响，受制于政府的行为；中央银行自主选择货币政策的能力十分有限，独立性较弱。表现在：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既要考虑自身的目标偏好，又要考虑政府部门的目标偏好，因而形成了实为多重目标的单一目标——稳定货币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定位以及我国货币供应具有的内生性[1]与外生性“混合特征”，便明证了中央银行不能独立地随意控制货币供应量。而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基础货币变动都是中央银行意愿决定的，这里还存在着许多经济学家常提到的货币供给的“倒逼机制”过程。然而，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持币值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是非常突出的，因此中央银行极有可能迫使自己在多重目标之间寻找平衡。这种弱的独立性，导致货币政策效果难以有效发挥。

（2）货币政策目标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主要有四个：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然而，从现实情况看，要完全实现这四个目标，达到宏观经济政策效果是不可能的。因为这四者之间存在着内在冲突，会 严重削弱政策效果，因而西方许多国家的货币政策相继完成了从“多目标”到“单目标”的转变。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虽然也选定为单一目标，但这一目标实际上却包含着两层含义。由于必须考虑到经济增长的重大政治和社会意义，因而中央银行在兼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双重目标的同时，更偏重于经济增长。但在目前我国通货严重紧缩的情况下，究竟应该偏重于经济增长还是保持币值稳定，都会产生“囚徒困境”，[2]削弱货币政策效应。

（3）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货币政策效应分析。货币政策是不能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而是要通过一定的中介来传导货币政策的意图。因此，从某些程度上说，货币政策的效果取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灵活、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也就成为货币政策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我国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研究始于1998年，主要是以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理论为基础的，至今尚未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具体表现在：

第一，凯恩斯学派的传统利率传导途径不符合我国国情。凯恩斯学派认为，利率是整个传导机制的核心，即决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畅通的关键因素是货币需求的利率弹性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然而，我国的现实情况是，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我国基本上还是实行管制利率，利率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同时实体经济对利率弹性也呈现出非预期化特征。因此，用凯恩斯学派的利率传导途径来发挥我国货币政策的作用十分有限。

第二，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在我国缺乏金融市场支持。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认为，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到供过于求的状况，则货币资产的持有者会将多余的货币用于购买各种资产，从而增加产出。也就是说，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是通过公众多余的现金余额支出变动来影响支出和收入，从而达到国民收入的增加。这需要有充裕的货币以及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资产的支持。而目前我国的金融市场还不完善，即使公众有能力也有愿望对其资产结构进行调整，也缺乏可供选择的金融资产。因此，用货币学派的资产相对价格变动传导途径来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第三，随着资本市场的不断发展，以托宾为代表的股票市场传导途径在我国存在现实阻滞。托宾的q理论认为，当中央银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货币供应量上升，利率下降，促使股票价格上涨，q值相应上升，企业也相应增加投资，从而总产出增加。因此，货币政 策通过股票市场传导的关键，取决于资本市场的规模、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以及金融市场各子市场间的一体化程度。而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还相当滞后，不仅规模偏小，而且还处于规范发展阶段；另外，我国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几乎完全被割裂，通过股票价格提高形成的财富效应和流动性效应也不是很明显。因此，通过股票市场传导货币政策存在现实阻滞。

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主要通过信贷途径。但据李晓西等同志的研究报告，[3]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存在六方面问题：一是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中的机构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二是传导机制的客体即企业存在活力不足的问题；三是货币政策传导的路径过窄；四是货币政策传导速度下降；五是货币政策传导的动力和信号有失真问题；六是货币政策传导的环境不容乐观。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

2.外部因素的影响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加快，我国货币政策有效发挥面临着许多新的外部因素的影响，具体包括：

（1）经济开放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货币政策效应与经济开放度密切相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总需求和总供给与国际收支形成了一种紧密的联系，从而使经济运行方式和货币政策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即：货币政策对产出和物价水平的影响程度依赖于经济开放度；经济越开放，货币政策对产出的影响越小，而对物价水平的影响越大。因此，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不断加快，在货币政策实施和传导的过程中必然会受到国外经济因素的影响。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及跨国银行的大量进入，跨国银行可从我国银行业手中抢占大量的业务和市场，影响资金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国有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受到极大的影响；也使得我国现行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有效性被削弱，因而货币政策效应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2）现行汇率制度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由于我国现行的钉住汇率制度缺乏必要的弹性，因此无法及时地对外部冲击作出反应，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货币政策的效果。具体表现在：第一，由于我国的汇率制度实际上是钉住美元的，因此会出现所谓的“储蓄、投资 和通货紧缩”悖论，即越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对通货紧缩的预期反而会增大；第二，钉住汇率降低了套利风险，会造成短期资本外逃，投资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受到阻滞；第三，钉住汇率无法及时应对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变化，影响进出口增长，进而影响货币政策效应。

（3）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包括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和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就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来讲，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量脱离了中介目标的基本要求，与中介目标的“三性”（可控性、可测性、相关性）差距拉大。因此货币供应量是否仍适合继续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成为现实问题。具体说来，金融创新使得货币供应的内生性增强，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可控性降低；金融创新增加了货币供应定义和计量的难度，降低了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可测性；金融创新改变了各层次货币总量的决定因素，削弱了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相关性。就货币政策工具来讲，金融创新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作用效率，弱化了再贴现政策的操作效果。就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来讲，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途径有弱化作用。[4]

（4）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效应的影响。目前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是畸形的，主要有二层含义：一是指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二是指资本市场本身的非规范发展。由于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之间的非均衡发展，尤其是股票市场的高收益，造成了虚拟货币需求猛增，相应降低了货币供应量对实体经济的刺激，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而资本市场的非规范发展，使得大量银行资金流入股市，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导致货币政策无法顺利传导致实体经济，同样削弱了货币政策效应。在当前中国股市的发展状态下，通过股市上扬促进经济增长只能是一个幻想。[5]

三、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效应的对策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对外开放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货币政策有效发挥受到的影响也将越来越多。面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要求，我们必须对我国的货币政策作出适当的调整，尽可能地使货币政策效果达到最佳状态。

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内部制约因素还是外部影响因素对货币政策的作用，最终都落在了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货币政策协调性等方面。以下就此提出调整对策：

1.我国加入WTO后，随着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对外经济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的外部平衡开始成为我国货币政策制定中必须考虑的经济因素。因此，在强调稳定货币币值这一政策目标的同时，也应关注国际收支平衡，选择汇率目标区作为现阶段的汇率制度安排，这是我国货币政策能否有效发挥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另外，为实现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应尽快建立适应我国国情的物价水平监控指标体系。

2.适时把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总量性指标逐步过渡到价格性指标已是世界性的趋势，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利率弹性的增大，应适时把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既可消除金融创新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又可消除外资银行业务扩展对中介目标的不利影响。但在目前还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可采取渐进调整的策略：即把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中介目标，并将外汇存款和外资银行存款纳入货币供应量统计范围，同时参照短期利率指标，逐步过渡到以利率为单一的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3.优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建适应我国国情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针对目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短期内，我们必须着眼于流通信贷传导途径，改善信贷配给机制，消除对非国有企业的歧视，并大力发展一些中小金融机构和贷款担保机构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使信贷传导途径这一传导机制能够畅通无阻。从长期看，必须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扩大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实现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从信贷途径为主向利率途径为主的转变。同时，注重资本市场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拓宽货币政策传导途径，使货币政策能够通过更多的途径对经济实体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4.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发展。由于货币政策偏重于总量调整，而财政政策侧重于结构调整，故在目前我国供过于求、通货紧缩的市场格局下，应当充分利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来消除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供给刚性，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能量释放到 有利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方向上来。

「参考文献」

[1] 万解秋，徐涛。货币供给的内生性与货币政策的效率[J].经济研究，2001，（3）。

[2] 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1996.[3] 李晓西，余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国民经济活力[J].金融研究，2000，（7）。

[4] 周颖刚，赵红岩。西方国家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J].新疆财经，1998，（2）。

[5] 巴曙松。通过股市上扬促进经济增长：幻想与远景[J].当代财经，2002，（1）。

文也

第三篇：社会管理视角下村庄合并的必要性及对策分析

社会管理视角下村庄合并的必要性及对策分析

摘 要：在中央政策指引下，山东、湖北、辽宁等地相继进行了村庄合并。随着村庄合并的深入进行，社会上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赞同者认为村庄合并可以促进农村的重新整合，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反对者则认为村庄合并破坏了原有的乡村社会秩序和传统文化。笔者以国家社会管理为视角，结合农村现状，着重分析进行村庄合并的必要性，并针对当前出现的问题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以促进村庄合并的有效、有序进行。

关键词：国家社会管理；村庄合并；必要性；对策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3-0019-02

2004年，中共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提出，“进一步精简乡镇机构和财政供养人员，积极稳妥地调整乡镇建制，有条件的可实行并村”。这成为各地进行村庄合并的有力推手。2007年，中央又发布１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治理农村人居环境，搞好村庄治理规划和试点，节约农村建设用地”，自此，村庄合并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从中央多次以1号文件的形式将村庄合并加以支持和推进来看，农村的村庄合并是在国家政策引导、行政力量主导下进行的一场农村变革，这是国家根据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有效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体现。

一、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的重要职能

社会管理职能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政治统治职能实现的基础，并关系到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的实现,有益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当加强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只有如此,才能有效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不断前进。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实质是阶级统治的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在国家职能层面,国家作为“暴力机器”的政治统治职能国家职能中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唯一职能。事实上,任何国家除具有政治统治职能以外,还具有社会管理职能,即从事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公共事务等方面的管理活动,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管理职能逐渐成为国家的主要职能。正确认识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管理视角下村庄合并的必要性探析

根据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理论，国家有对社会、经济、文化进行组织管理的功能，并且这种社会管理职能是社会稳定的前提。三农问题是我国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重点内容。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既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国家正通过政策、财政等支持手段，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现代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如果缺少国家的各项支持和积极的社会管理，新农村建设将无法有效进行，至少是极其缓慢的。

在新农村建设中，一些地方进行了村庄合并和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且推动了农村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民增收，探索建立了新的农村管理和发展模式。村庄合并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且也是国家对农村进行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在当前农村社会状况下具有必要性。

（一）村庄合并可以推动社会整合，促进乡村民主化建设

有些村庄的村民委员会受大家族控制，宗族气息浓厚，一些大家族操纵选举，使选举流于形式。村庄合并政策能有效地减少行政村的数量，促使两个或多个村庄土地、人口和其他资源的全方位流转，改变村庄原有的管理组织和管理体制，进而实现基层社会的重新整合及有效治理。通过村庄合并，可以打破村庄原有的封闭状态，打破大家族控制、操纵村委会和选举的格局，促进农村民主化氛围。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大部分是方法上的问题，是可以减少和控制的。

（二）村庄合并可以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目前，有些村庄分布十分分散，并且各个村庄规模很小，每个村庄基本上是自己耕作、自己管理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方式，这不符合现代农业的标准和要求。现代农业强调科技化、机械化、规模化的生产经营方式，而村落分散、家庭经营限制了农业生产的规模和大型机械的应用，使农业低产量、农民低收入的状况得不到改变。同时，由于当前农民种田收入较低，许多农村青年进城务工，造成土地闲置，不能使土地资源得到有效利用。

村庄合并可以通过村庄的搬迁、重组与整合，使土地规模化经营成为可能，提高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山东省东营市某镇经过村庄合并，把分散的土地整合到一起，增加了土地的规模，并且通过招商引资，与企业签订经营协议，把土地委托给企业经营管理，农民到年终则可以根据签订的合同和企业收入得到分红，同时有较高的保底收入。当企业经营规模以及自身产业链条得到进一步发展时，更多农民便可以实现当地就业，这自然会提高农民收入。

（三）村庄合并可以推动农村城镇化发展

有些学者认为，农村城镇化发展是一个自然过程，农村会随着社会发展自然而然地走上城镇化道路。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但从国家职能的角度来讲，则是对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忽视和放弃，其直接后果是阻碍农村城镇化水平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如果仅仅依靠村庄自我发展实现城镇化，则会造成农民的长期贫困状态，这是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失效。农村城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包括农民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生存环境和质量等一系列指标。农村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就是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通过进行村庄合并，建立现代化的农村社区，有利于发展农村交通，整治居住环境，提高生活水平，方便日常生活。如果延续农村分散的状态，各种农村建设将无法有效进行，城镇化建设也无从谈起，也就不可能提高农民的整体生活质量。

（四）村庄合并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农村突出的社会问题

随着社会变迁，生活节奏的加快，农村原有的人口稳定状态被打破，人口流动加速，这使农村的一些社会问题凸现出来。比如老年人的养老问题以及留守儿童问题。在农村，为使生活进一步得到改善，父母双双出去打工，剩下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在家的现象非常普遍。近几年，媒体多有对老年人和留守儿童问题的报道，有的甚至演变成社会悲剧。

通过有条件的村庄合并，则可以有效地减少类似问题的发生。村庄合并往往伴随着农民生活生产方式的改变。村庄合并之后，土地得以重新规划，通过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可以催生新的产业，这样，更多的农民可以在当地实现就业，减少农村人口流动性，从而减少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的数量，使更多孩子能够得到家长的关爱，老人能够得到更好的照顾。除此之外，通过村庄合并，建立农村社区，可以将留守儿童统一照管，保障其学习、生活和安全。对于老年人则建立统一的老年人服务项目，有条件的地区建立老年公寓，没有条件的可以配备专门的医护人员，对老年人进行定期上门走访，进行健康检查。这些都是以村庄合并、建立农村社区为前提的。

三、对于村庄合并的对策建议

村庄合并在当前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国家在实行政策引导上必须既要抓好大方向，又要重视小环节，瞻前顾后，统筹兼顾，针对不同地区，进行不同的政策指引，同时，对村庄合并中的一些问题应提早预防，及时解决。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对策性建议。

（一）村庄合并政策应科学灵活，避免全国一刀切

村庄合并固然具有必要性，但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一刀切、模板式的村庄合并运动。国家在制定村庄合并政策的过程中，必须考虑到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包括社会经济状况、财政情况以及民众意愿等多方面因素。村庄合并是规模较大、投入较高的农村变革，应在一定区域内统一进行，必须争取村庄内部大部分民众的同意后再进行，如果没有统一进行，村庄合并不但没有成功，反而拆散了原有村庄，使村庄合并的后续工作很难进行。还有些地区，村庄合并之初，投入了大量资金，而后期工程财政力量跟不上，从而被迫终止已经开始的村庄合并运动，既浪费了财力，又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此，国家在制定村庄合并政策时，要考虑到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不能笼统地将村庄合并作为一项政策推向全国。

（二）村庄合并应做好长远规划，避免短期内“二次合并”

村庄合并是一项大工程，在开始之初就应该制定长远规划，而走一步看一步的方式对村庄合并工作是十分不利的。有些地区，由于政府领导没有制定长远规划就急于进行村庄合并而出现复杂的后续问题，使刚刚搬迁的村庄又面临再次搬迁，既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这种缺少计划性的村庄合并将对各种社会资源造成严重的浪费。

（三）做好土地确权工作，防止后续的利益纠纷

土地问题是农村的重要问题。村庄合并之后，不管原有土地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及其他权利将是农民收入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村庄合并之前，应该做好土地确权工作，将土地的各种权利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以防止村庄合并后出现的由土地纠纷引起的利益冲突。

（四）村庄合并中要注重对优秀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

有些人反对村庄合并，其重要原因就是认为村庄合并人为地消灭村庄，使农村传统文化遭到毁灭。其实，优秀的乡村传统文化也能够脱离原来村落而进行发展和传承的，这就要看政府用什么政策去引导，用什么形式去发展。并且，只有走出原有村落，乡村文化才能迸发出更大的活力。在现阶段的村庄合并中，当地政府决不能把村庄搬迁合并作为工作的唯一指标，而应该在乡村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上多下功夫，尤其是对一些乡村即将失传的传统文化加以保护，借助村庄合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打开一扇门，促进乡村优秀文化更好地传播与发展。

参考文献:

[1]黎民.公共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2]张秀玲.试论村庄合并的路径选择[J].长白学刊，2012（3）.[3]邢健.国家建设视角下的村庄合并政策研究[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12,14（2）.[4]杨世松.村庄合并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一种选择[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2（5）.[5]谢晓林.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建设“村庄合并”的探讨[J].黑河学刊，2007(2).

第四篇：对历史教学德育作用趋弱调查分析（模版）

当前中学历史教学德育浸润功能趋弱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现实之困。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对中学历史新课程标准课程目标的解读和处理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新课程标准提出了三维课程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学历史教师往往强调前两者而忽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从而背离了新课程改革的核心价值——育人。历史学科包含着丰富而鲜活的史实、人物、情感和人生,为落实三维目标的融合、有效促进学生的发展提供了较好的平台。那么,什么是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历史教学》编辑任世江先生有一个简洁的概括:情感来自价值判断,价值判断决定情感倾向。价值判断就是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对历史上人的行为和思想做出价值判断,从而认识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掌握价值判断的标准,树立比较正确的价值观。如何在历史教学中真正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本人这学期在执教人教版必修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专题部分中“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目内容时,进行了一些思考和尝试,希望抛砖引玉。思考一:转变观念,紧扣课标,在教学设计中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目标。叶澜教授强调:“为实现拓展现有学科的育人价值,新基础教育要求教师在作教学设计时首先要认真地分析本学科对于学生而言独特的发展价值,而不是首先把握这节课教学的知识重点与难点。“每个学科独特的发展价值除了一个领域的知识以外,从更”深的层次看,至少还可以为学生认识、阐述、感受、体悟、改变这个自己生活在其中并与其不断互动着的、丰富多彩的世界和形成、实现自己的意愿,提供不同的路径和独特的视角,发现的方法和思维的策略。”课程标准《历史Ⅱ》提出:在情感态度价值观方面,能从经济的角度认识基本国情,知道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和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与曲折,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分析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它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应该包括: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艰难探索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增强坚持改革的自觉性;充分认识农村经济制改革的深远影响,培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面对现实关注“三农”增强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聂幼犁教授曾尖锐地指出“工业化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然而在计划经济下生活惯了的人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享受其成果而忘记了它的过程是艰巨的、磨砺的,甚至是痛苦的、涅盘的。我们的中学课程也缺乏这些方面的内容。”这种缺失正是历史教学设计中应该弥补的部分。教学设计一:艰难的开端材料一:“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1978年末的那个寒夜,小岗村18户农民签订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90后的学生对中国的六七十年代是很难理解的,小岗村的农民不就是想多打粮食、增加产量吗?不就是想换个方式进行农业生产吗?这样的事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风险连“杀头”“做牢”都想到了?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1958年后农村实行的人民公社体制,及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左”倾错误思想占统治地位,形成了“分田、单干就是违背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错误认识,所以才会有了“杀头”“做牢”的风险。那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农民“杀头”“做牢”也要“分田”呢? 材料二:省委书记万里去金寨县调查,在燕子河山区,他走进一户低矮残破的茅屋,在阴暗的房间里,见一位七旬老人和两个十五六岁的姑娘蜷缩在锅灶边的乱草堆里,便亲热地上前和他们打招呼。老人麻木地看着他一动不动。万里伸出手想和他握手,老人仍麻木地看着他,不肯起身。万里很纳闷,以为老人的听觉有问题。陪同的地方干部告诉老人,新上任的省委第一书记来看你,老人这才弯着腰颤抖地缓缓地站起。这时万里惊呆了,原来老人竟光着下身,未穿裤子。万里又招呼旁边的两个姑娘,姑娘只是用羞涩好奇的眼光打量他,也不肯移动半步。陪同人员插话说“别叫了,她们也没有裤子,天太冷,他们冻得招不住,就蹲在锅边暖和些。” ——“人民公社时没裤子穿”陈桂棣、春桃《小岗村的故事》困窘的生活现实,加上大灾荒,学生一定能理解小岗村的创业者们是如何艰难地又是勇敢地迈出改革探索的第一步的。思考二:重视三维目标的整合,凸显历史学科特点,找准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切入点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传承民族精神,提高人文素养不仅是历史教育的目标,其它学科也担负着同样的任务。问题应该是历史课程实现的途径怎样体现学科特点。教师学会从历史的角度给学生提供具体生动的历史材料,以丰富的历史史实为依托,做到“寓情于史”。教学设计二:深刻的变革——充分认识改革的深远影响 材料三:他们胸无点墨,却以本能击破乌托邦的狂想。为了吃饱肚皮,冒上杀头的风险,这是时代的荒谬,却是普通人跃上历史浪尖的荣光。一纸惊世骇俗的契约,十几个庄严的血指印,宣告一个尊重人性尊重常识的时代到来了,亿万农民从此告别饥饿。——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30位风云人物之小岗村18户村民(一纸契约签定一个时代开始)的“致敬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和在全国的逐渐推广,全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农村开始了历史性的变革。事实上做为整个改革的开端,它还从思想上冲击了“左倾错误”的禁锢,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回归,揭开了改革的序幕。思考三:关注现实,符合学生年龄心理特征,实现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当今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多种价值观的选择与困惑等,都在冲击着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念。在这种背景下,涉世未深的中学生在道德价值观上极易出现某种程度的模糊不清的认识,致使偏激狭隘、违反历史理性的情感价值观渗透在历史学习过程中。如何化解这一难题?历史是过去的现实,学习历史是为了与现实的对接,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现实,这是历史学科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重点所在。教学设计三:不懈的探索——重视三农问题,探索实现农村的现代化 材料四:1978—2000年我国居民年均收入情况表 ——岳路版教材必修二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多年后,“城乡差别”或“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仍然是社会主义建设面临的重大问题和难题。必须解决好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探索在继续。材料五:不懈的探索——小岗村30年后重受关注。2008年金秋时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到安徽凤阳县小岗村考察。新华社在报道中写道:谈到乡亲们希望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能够保持长期不变时,胡锦涛说,“我要明确告诉乡亲们,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创造》2008年12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不适合社会化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大规模进行农田水利建设,不利于使用大型农机具,不利于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也不利于劳动的协作和分工,已经不适合于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确实需要扩大生产经营的规模。怎么办?党正在尝试实行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实行集约经营,调整产业结构、同时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推动农村改革向专业化、商品化、社会化方向发展。探索还在继续。“情感态度价值观”是历史教学的本源,在新课改的时代背景下,在中学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历史契机中,中学历史教学要真正落实“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实现三维目标的有机整合,实现史学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育人目标,让所有的学生都能得到整体性发展,我们任重道远。

第五篇：浅谈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动因的多视角分析和研究论文

1、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研究的概念

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反映了人们对履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职能以及人员的研究。我们研究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主要是为了分析人力资源管理部分职能以及人员组织职能,分析其组织实现的战略目标,研究其在实施过程中的行为模式。

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发展研究主要是为了深化人力资源管理角色的定位,在角色分类的基础上细化角色的形成、演化以及转换的各种形态。我们根据角色代表地位,地位网络制约个体内心互动的观念进行分析研究,也能发现角色发展研究的目的在与揭开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在组织中的作用及地位。

2、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动因分析

2.1主动视角

在主动视角的影响下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发展动因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方面受到组织战略的影响,另一方面的影响为组织权力。一个单位的组织能动性对单位内部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发展是有很大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组织战略的选择对于企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的战略形式主要有独立性战略、防御性战略以及依赖性战略等方式。如何正确的选择企业的战略形式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发展有着很积极的作用,如果选择性失误则会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组织权力对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造成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行为以及政治策略等方面,人力资源的管理层受到信息传递影响时,能够对相关人员的利益价值精确的进行判断,然后依据相关的评价准则获得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价值感知。因此,建立在主动视角基础上的组织权力以及组织战略,如果相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产生积极方面的影响,必须要认识到企业的组织权力以及组织战略选择是否合理正确,也就是说人力资源管理角色的健康发展建立在正确的组织权力及组织战略选择基础上。

2.2被动视角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需要经历不同的过程,常见的过程如“形成、定位以及演化”,这个过程主要是受到外部环境干扰造成的被动接受。受外部干扰因素的影响,这种类型的被动接受大多都与相关的技术有着一定的联系,包含企业的生产技术、管理技术以及信息技术等方面。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利用,利用信息技术能够对企业及单位的员工实施信息化的管理,使得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能充分的表现出人力资源管理角色的战略价值。

站在被动视角的角度,很多的外界因素会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产生一些影响。比如,在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影响,目前我们国家对劳动力市场结构方面的研究还不是很到位,根据相关的调查表明,由价值观代际差异造成的影响是劳动力市场结构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受雇佣模式影响也较大。因此,从被动视角的角度出发,外部因素产生的影响对人力资源管理的角色发展也是不容忽视的。

2.3共同演化视角

首先,企业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影响,为企业的发展造成多方面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合作方式的改变,如单位业务的外部等方式,这类的业务外包模式主要原因是由于企业管理层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没有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放到企业的管理工作的重要体系当中。同时,部分企业的管理层缺乏一定的理论知识,管理水平与企业的发展不符,导致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不能发挥出全部的作用。其次,部分单位及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自身的企业文化,导致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

上图为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同关键变量两者间的交互关系,从上图中我们能够发现,人力资源的管理能力、管理部门社会资本及工作氛围等都会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造成影响,同时,这些因素同企业组织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为了帮助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有更好的发展,我们也需要企业能够在发展的过程中建立起较好的企业文化。

3、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的探究

在本文中我们主要是从主动视角、被动视角以及共同演化视角等三个方面出发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动因进行了分析。在研究中我们也从当前的成果中找到了发展动因的相关因素,但是在研究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动因的未来时,仍然需要注意下面的几个方面:

(1)针对某些动因影响到了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的,没有及时采取相关的分析措施进行处理;

(2)在不同时期下,没有分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受不同动因影响下产生的差异性。

如初步时期、形成时期、发展实际以及成熟时期。此外,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动向在分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进行每个动因的有效性评价。不同动因产生的影响作用也是不同的,我们在明确动因对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产生的影响效果的前提下,才能为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的战略实施提供相应的依据。因此,我们也需要企业能够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的结合企业发展的实际要求,对相关研究进行实际的检验。

总结

本文通过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动因的多视角研究,分析了不同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的动因。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角色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我们国家的人力资源管理角色发展已经有了较好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的经验还比较缺乏。所以,在企业的未来发展中,必须要重视人力资源管理的作用,使其能够发挥出自身的作用,同时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创新,推动企业的积极发展,增强在市场经济影响下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