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考察报告

第一篇：中国民营企业考察报告

“倒u曲线”在经济学中又称“库兹涅茨曲线”.“倒u曲线”现象主要是指企业在原始资本积累和原始创业阶段,其业绩与规模呈现正常的上升趋势,但是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产品和利润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会出现停滞不前甚至于严重的业绩和利润下降趋势,直到消亡这样一种轨迹.“倒u曲线”既可以指企业的产品,销售额和利润,也可以指它的业绩和规模,但从本质上主要是指企业发展的运行轨迹.有三个民营企业案例:

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中国私营企业主大多是社会边缘人士,即无法进入主流社会层面的人士,包括劳改劳教释放人员,返城无业知青,个体户,农民,城镇无业人员,被国营企业开除或辞退人员,所受教育有限,层次不高.他们往往从个体户开始,凭着一股草莽英雄的勇气在商海中冲撞,一不小心就发了财,成了民营企业家.二,上世纪八七到八八年的价格双轨制,差价总额达到几百亿元,大部分差价都落入了民企老板与少数政府官员手中.三,上世纪九十初期的原材料投机生意,很多人低价买高价卖赚取市场差价而起家;九二到九三年的房地产开发热,大片土地转手之间就赚得几十万,上百万元;九十年代中期的炒股热,一些胆大者低价购进大量股票,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是朋友,同事参股合资开办的合伙企业.四,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的国有企业转制过程中,过去在党,政,军,行政,事业单位掌握一定权力,或者在国企,民营企业当经理人期间聚拢了大量资源的人,在机会适当的时候,跣足下海,开公司

办企业,实际是将过去的权力和市场关系变现,将无形资源变现为有形的货币.一批特权者变着法倾吞国家财产发了大财.这是一种公然破坏市场经济环境,人为制造市场不公平竞争的现象-.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由于各种原因,下岗工人,失去土地或因为种种原因不愿困守乡村的农民,以及刚刚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这是中国数量最大的一拨创业者,也是小打小闹的小生意.这一类型的小老板,占中国创业者总数的90%.其中许多人是被逼上梁山,为了谋生混口饭吃.这批人中极少数因为偶然的机遇成长为大中型企业的,因为现在国内市场已经不像二十多年前,像刘永好兄弟,鲁冠球,南存辉他们那个创业时代,经济短缺,机制混乱,机遇遍地.如今这个时代,多得是每天一睁眼就满世界找钱的主儿,少得是赚钱的机会,用句俗话来说,就是狼多肉少,仅仅想依*机遇成就大业,早已经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了.我们还要面对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素质也普遍偏低.这是因为:

一,有关权威部门在九十年代末对温州民营企业家做的一次述职调查结果显示:小学毕业在3.86%,初中毕业占40.3%,高中毕业在38%,大专毕业占14.1%,本科毕业占3.1%.这表明,民营企业家的主体部分的学历还是普遍偏低.由于绝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出身于社会边缘人士,无论是思维模式还是行为方式都局限在他出身背景的圈子里.个体户的所有活动都不需要正规企业的那种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激励;农民的生产活动多数是小农经济形态,独家独户,精耕细作,自己自足,与外界的协调和配合很少,并不需要什么组织运作,处于半封闭的状态;而城镇无业人员长期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边缘人,是城市社会中低层中的低层,完全*自己的单打独斗来生存.所以,民营企业家从创业开始就不具备现代企业家精神.当企业规模扩大,运作复杂之后,他们所创办的现代公司与他们内心深处的小农意识或市侩式的思维方式之间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二,中国市场经济的反站不过短短二十来年,民营企业发展成规模型企业也不过十年左右,整个中国民营经济形态尚未形成稳定而成熟的运作模式,正如邓小平所说的,现在一切都还都是摸着石头过河,走到哪。算哪.很多人都说西方管理不适合应用于中国民营企业,实际上是中国民营企业与种种发达先进而成熟的西方管理文化与技术相去甚远,民营企业远远没有达

到应用现代西方管理的境界.只不过走过了二十年的道路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与经过了长达几百年的市场经济磨练的西方企业家相比,不过像小孩一样幼稚.从本质上来说,中国民营企业还没有跨越西方百年前的泰罗制时代,甚至大部分的民营企业还远远没有达不到这个水平.三,很多民营企业家是*胆子大,眼光,善于投机,善于钻政策空子,善于打擦边球而起家发财的.在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市井钻营者的机敏和梁山好汉式的豪气,这些民营企业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套住上家的货款,如何为延迟付款找借口,如何通过某种手段让合作伙伴落入其设下的圈套,如果摆脱追债者的纠缠.民营企业家身上更多的是生意人的精明与狡黠,甚至是街头地摊式的精于算计,缺乏的是哲学家的头脑,企业家的眼光和政治家的胸怀.还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因具有政府背景而通过权利寻租,将国家资产侵为己有,这仅仅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已,这些人的能力更多的是体现在玩弄政治权术,上窜下跳,欺上瞒下的官场,根本谈不上什么经营与管理.当企业发展壮大之后,需要现代化,专业化,规则化和制度化经营的时候,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就显示出无奈与无能.民营企业老板绝大部分都是地主老财型,跑江湖的生意人型,博彩投机型,红顶商人型,具有现代企业家精神和一定哲学素养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这决定了大部分的民营企业家都没有一种长远发展,服务社会和振兴民族经济的思想境界.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大部分民营企业都不是学习型企业,而是游击式的投机型企业;大部分民营企业老板都不是学习型 中国民营企业老板的发迹,很多都不是个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中国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转轨时期改革开放初期,颇有些类似十八世纪美国的西部拓荒,没有规范的市场秩序,没有严格的法律法规,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一片空白,有的只是无限的利润空间,随时随地都是发家致富的机会,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是市场,到处都是空白点,到处都属无人竞争的领域,只要有超凡的胆量,冲进去就能获得暴利.比如;经济的转轨期使一大批民营企业老板完全不用*个人努力,只*把握好时机和一定的胆量就发了大财,投机行为的巨大成功造就了成千上万的富翁,也造就了这些富翁的一种投机心态——认为钱是*投机

赚来的,这些人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博彩爱好者,办企业等同于买彩票,喜欢赌,当然他们就不太喜欢检讨赌博成功的概率,更不会谋定而后动,不打无准备之仗.因而完全忽视西方社会早已形成的企业家精神——*长期艰苦努力,*企业结构制度和经营战略的真功夫.中国历史是一部封闭的封建小农经济发展停滞的历史,是一部重农抑商的历史,是一部对商业文化无情打压的历史.因此中国从来没有形成过真正成熟的企业家文化和商业文化,因为从来没有形成过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只有政治斗争的文化,而中国的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就是玩弄权术,玩弄手腕,对权利的渴求,对当官的渴望,利用权利进行黑箱操作.这种文化模式从每个民营企业家青少年时期就影响着其思想,而一旦他们开始经营企业,潜意识中的中国式政治文化思维定势就会发挥作用,无形中影响着这些先天不足的民营企业家们的行为方式.中国民营企业家血管里流淌着一种对市场经济及规范化管理的血液:对组织,计划,领导,合理运作和配置资源的无知;对规划化市场经济游戏规则的漠视;对公平,公正和伦理道德的蔑视;对企业长期发展的短视;对正规化制度化建设的不屑一顾;对人才的不重视.这是计划经济,小农经济及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带给民营企业家的无法磨灭的深深烙印.这是我们无可回避的真实景象.第二节民营企业的优势

若干年前,人们对农民企业家多少有些不屑一顾,农民企业家也变成了饱含铜臭味的暴发户之意的贬义词.现在细细回味一下,农民种庄稼,懂得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非常务实,少些浮躁,心态懂得知足,耐力比较持久.搞经营也是一样的道理,民营企业产生,发展壮大,生存得下来,必然是有他的优势所在的.现在有一种提法,一些专家认为民营企业已经褪掉了身上的乡土味,逐渐开始上规模了.实际上,仔细研究一下民营企业的行业分布,就会发现,99%的民营企业都是分布在服务业,零售业,分销业,五金金属制品,农产品等零散型行业,就以中关村的民营企业来说吧,小本经营的占绝对优势的比例.说白了,和大型公司比起来,都是小打小闹.当然,小有小的优势.我们都知道规模经济效益,往往有些行业偏偏就没有规模递增的经济效益.比如说,龙虾捕捞,都是在一定面积的海域单船作业,多船作业对降低成本的作用极小,因为全部船只都将在同一水域作业

,其获得好的捕捞量的机会也相差无几.这样就形成了许多小作业者以几乎同样的成本在作业.有的时候,尽管存在规模经济,高运输成本仍限制着效率高工厂的规模及生产地点.抵消规模经济性的运输成本,决定了工厂可以经济的服务半径.比如说,把上海生产的膨化食品用汽车运输到东北去销售,高昂的运输费就限制了这种可能性.如果不是我孤陋寡闻,仅仅生产泡沫的企业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一家跨国大公司的,因为行业结构就已经局限它的扩张.还有些时候,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内在的规模经济性,这种经济性可能会因为库存成本较大或销售波动而无法获得.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只能忽高忽低,这与大规模,资本密集,要求连续运行的设备的要求是相反的.同样,如果销售极不稳定且大幅度波动,拥有大规模设备的企业则不比较小的,更灵活的企业更有效.小规模,低专业化的设备或分销系统通常在转产方面比大的,专业性程度高的企业更灵活,虽然在稳定运行情况下,小企业的运行成本要高些.比如说,在服装行业就是这样,流行趋势变化多端,时尚潮流难以捉摸,这就要求企业要有灵活性,具有快速反应能力.还要注意到,频繁的花色变化是造成竞争的基本因素.在这种情况下,造成领先时间变短,一个大企业可能比小企业效。率低.和其它一些产业中就是这种情况.不可否认,民营企业大部分都是,技术含量低,管理水平差,竞争力不强,不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民营企业所在的大部分行业的进入壁垒比较低,利润空间有限的缺点,也正是其优势所在.那就是,寻找一个市场狭小的空隙,人不做我做,自然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民企可以生存下来.这点倒挺像犹太民族,只要能够自己当家作主,就是在一片荒漠建立国家,也要在逆境中求生存,欲与天公试比高,让沙漠变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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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民营企业家大部分都是出身社会中下层甚至是低层,这种从下层环境锻炼出的强烈的生存欲望刺激了人的斗志.因此上帝非常公正,他给了挣扎于底层的人一种自发向上求生拼搏的意志.正是因为这样,民营企业往往有着一种奋发向上,不畏艰难的勇气和韧性,尤其可贵的是,企业有着一种自我完善,不断克服自身缺陷的勇气,这是民营企业的一大优势,恰恰也是我们民族经济腾飞的最大希望.中国一向是有家文化的传统,在这个社会背景下,95%的民营企业都脱离不了家族型企业的形态,在本

节,我们讨论一下,民营企业的第二大优势,家族企业的优点.不过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到的是,家族企业与家族化管理是不同的概念,在本书的后续章节,我们会有详细的叙述.家族企业的优势表现在下面几点:

一,在企业初创时期,凭借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关系,类似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和相关的社会网络资源,以较低的成本迅速集聚人才,全情投入,团结奋斗,甚至可以不计报酬,能够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获得竞争优势,较快的完成原始资本的积累.家族企业的创立者或继承者,往往以其较大的股份,较高的辈份或独特的个人魅力,在家族企业中扮着家长的角色.家长依托家族的血缘关系,将企业的决策权集中在自己手中或家族内部,从而建立了集中,稳定而强大的领导实体.二,家族往往还是家族式企业融资来源的最初渠道.中国当前的金融体制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家族企业的融资渠道相对单一,通常是利用家族式的网络.创业时期企业的经营风险无疑偏大,而家族资金的介入实际上承担了类似高科技发展中的创业风险投资资金的作用.根据调查,我国私营企业的开办资金最主要来自于本人原来的劳动或经营积累,占56.3%,亲友借款占16.3%.这一点在李书福,南存辉等江浙一带家族企业中体现得非常突出,这些人身后往往站着一大批“隐身富豪”,使得他们的企业从来就不缺乏资金的支持.三,在迅速变动的环境中,家族企业的运作成本相对较低.家族的管理模式不仅有利于前期降低生产成本,而且从最初创业的意义上说,家族化经营的协调成本也相对较低.再加上有家族观念的约束,信任度一开始就能达到一定水平,所以过程中的监督成本也相对较低.由于决策者与管理者均为家族中人,信息的传递极为快捷,遇到问题时可及时处理,无须先请示汇报.由于是利益的共同体,基本不存在内耗,从而能提高效率.在企业资金困难时,家族人员还可以不计报酬地工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在资金上的压力.比如蓝招衍,蓝招宝兄弟创办的珍禽公司,如果没有哥哥招衍早期在精神,物质,技术等各方面的支持,招宝恐怕早就支持不住了.四,我国社会的道德水准较低,人们的可信度较低,加上法制不

健全,由上述三项成本所构成的代理成本就非常之高.家族管理有利于企业降低监控成本,因此家族企业的总代理成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企业低.家族成员之间特有的血缘,亲缘关系,使家族企业具有强烈的疑聚力,加上心理契约成本较低,再加上经营权与所有权的合一,家族企业的总代理成本可能较非家族企业为低.比如浙江天通股份的潘广通,潘建清父子的“子主外,父主内”的家族企业.儿子的业绩主要体现在使天通公司发展成国内软磁行业的龙头,国内市场占有率达35%以上.而只有高中学历的父亲则在小小的郭店镇默默运筹天通公司的制度安排,根据环境变化,改造企业.试想,如果不是基于血浓于水,亲情无价的父子关系,那么小潘恐怕不会安心在外东挡西杀“打天下”,天通电子要想做大应属不易;而没有老潘如此殚精竭虑的实现家族控股,小潘忙了半天很可能要“为他人作嫁衣裳”.目前的职业经理人阶层的缺乏和信用环境的恶化,导致民营企业家不敢贸然选择外部经理人员进入.民营企业的所有者在选择经理人员时的一个基本准则通常是,民营企业所选择的经理人员首先必须是可信的,如果不可信,那么 我们假设家族成员决策能力为60分,非家族成员决策能力为80分,似乎应该把这个岗位交给非家族成员.然而,一项正确的决策,不仅仅需要知识和信息资源作支撑,还需要人们对企业资产以及企业的整个发展发自内心的关心.家族成员对企业的关心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企业的资产当作自己的生命,甚至看成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他们把企业看成自己的孩子,看到企业发展壮大,就像看到自己孩子茁壮成长一样高兴;看到企业有任何的损失,有任何的挫折和失败,就吃不好,睡不香,格外伤心.这种关心,也是企业的一种资源,笔者将这种资源称为关心资源.正确的决策,是信息资源和关心资源两种资源的产物.仅仅有知识资源和信息资源是不能保证科学决策的.某企业设备更新,既可以买a设备,也可以买b设备,两种设备质量和性能相当,a设备售价100万元,无回扣;b设备售价150万元,有10万元回扣,设备工程师凭借他的知识和信息,完全可以作出正确判断,即买a设备,但他实际的决策并不是买a设备,而是买b设备,因为

价格便宜是企业的目标,是老板的目标,10万元回扣才是他的目标.如果在工程师这个岗位上不是外人,而是家族成员,他的目标与老板的目标是一致的,他决不会作出选择b设备的决策,他肯定会选择a设备.之所以有这种差异,因为前者只有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而没有对企业的关心资源,后者拥有的信息资源和知识资源可能不如前者,但后者拥有对企业的关心资源,为保证企业的正确决策,关心资源有时比知识资源更重要.上述实例还可以细化:有a,b,c三种设备.a,b两种设备价格都是100万元,两种设备性能相近,只是b设备的使用寿命比a设备低10%,a设备可使用10年,b设备只能使用9年,两种设备都没有回扣;c设备的性能与a设备相当,但价格比a,b两种设备高出50万元.在a,b,c三种设备之间,最值选择的是a设备,要能作出这种选择,既要有关心资源,又要有较好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一个做工程师的家族成员,虽然有高的关心程度,但因知识局限和信息资源的不够,结果他选择的是b设备,没有选择a设备,即他没有作出最佳决策,他作出了次佳决策;一个非家族成员的工程师,他有渊博的知识和信息资源,但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漠不关心,结果他选择的是c设备.这说明,在一定情况下,家族管理虽然不能实现最佳决策,但能做到次佳决策,一般不会作出最差决策;外部人员只有能力,而没有对企业的归属感,有可能作出的是最差决策.不过我们还要看到,企业规模扩大之后最需要突破的一个瓶颈首先就是管理,而在家族企业中,任人唯亲的问题相当严重.这种“近亲繁殖”的后果,就是使家族企业在用人方面的选择面越来越窄,可用的人越来越少;家长制的管理体制及创业初期的成功则使许多老板昏了头,自以为是,而这恰恰又排斥了社会上更优秀人才的加盟;其次,家族企业通过血缘关系建立起的信任,也会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对其他员工产生不信任感.一方面缺乏人才,另一方面又缺少留住人才的环境,家族企业便会止步不前,甚至走向没落.典型的例子国外有王安电脑,国内有三株和爱多.有资料证明这一点,浙江私营企业共有18.53万户,居全国各省区第二位,但户均注册资金仅76.05万元,始终处于“长不大”或扩张缓慢的状态.第二章“草根”与“贵族”—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障碍

第一节举步维艰

1,国税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2,国税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3,地税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3,地税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4,国地税案件复查来了——罚款或招待

5,国地税执法检查来了——罚款或招待.6,工商局征管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7,工商局稽查部门来了——罚款和招待.8,质量技术监督局来了——罚款和招待.9,审计局来了——罚款和招待.10,劳动局来了——罚款和招待.11,环保局来了——罚款和招待.12,计生委来了——罚款和招待.13,公安局来了——招待.14,银行来了——招待.15,市委工作组来视察——招待.16,市政府工作组来视察——招待.17,市人大工作组来视察——招待.18,市政协工作组来视察——招待.19,市委领导来视察——招待

20,市政府领导来视察——招待.21,市人大领导来视察——招待.22,市政协领导来视察——招待.23,省里来人视察——招待.24,学校来了——赞助.25,孤儿院来了——赞助.26,敬老院来了——赞助.27,老干局来了——赞助.28,文联来了——赞助.29,洪水来了——赞助.30,旱灾来了——赞助.31,援藏干部来了——赞助.32,八一来了——慰问.33,国地税税务师事务所来了——咨询费.34,老板二奶来了——放血.35,黑社会来了——放血.36,报社来了——放血.37,电视台来了——放血.在相对不稳定的大环境催长下的民营企业发展是步履艰难,困难重重.一方面要应付政策和市场的不规则变化,同时还要引导企业内部的不断革新.孰轻孰重,从发展和运营的角度来看,都无法放的下,而柳传志“找死和等死”之说则非常形象的概括了此种矛盾的对立和统一.比如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往往也使正在成长中的民营企业遭遇危机,某些政府部门利用权力参与不正当竞争,更是把企业推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1996年,福建某地一家民营企业在政府的鼓励下,愿意搞基础设施建设,修建大桥.双方约定,多少年内在旁边不再批新桥,保证建好后可以收回投资.桥建好了,有关部门一看不错,又批准别人在他的旁边修了另一座桥,条件更优惠,这条路更方便.政府部门的毁约,毁了当地政府的形象,也毁了这家民营企业.来看这样一个现象:某饼店,小本生意,坐落在某公园门口,一度兴旺.引起了“有关部。门”(即市环卫处)的注意.市环卫处要求他们交纳80元/月的门前清洁费.饼店拒交,结果,不久之后,这家饼店前面四,五米处立了两个大公用垃圾桶.再一个月后,饼店关门.不合理的费用你也得交,不交想看脸色.如狼似虎的“有关部门”.很多民营企业老板都有弃商从政的严重倾向与这个比喻不无关系,比如要数重庆力帆集团尹明善,他现在是重庆工商联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再如,安徽某地的民营的轮船运输公司在近几年发展迅速,从几条破船发展为拥有8000多万元的企业了,董事长也突然摇身一变,干起当地交通局副局长.这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对私人产权的保护非常不够,有些地方出现了政府任意侵犯私人产权和人生权利的现象.因此我们的民营企业家“理性”地知道,只有获得了一官半职,或者与政府官员相勾结后,对他们的产权保护才可能稍微完整一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正是因为民营企业看到我们在没有与官员勾结的情况下容易被侵扰,那么自然地,一旦我们同官员勾结,我们就会和官员一样,去恣意侵扰他人的私人产权——尤其是干扰甚至赤裸裸地霸占别人的产权,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当然在此过程中,也会接此机会,侵占国有资源,扩大自己的私人产权.例如海南曾经为

民间“反腐”事业而英勇牺牲的何海生先生的亲生经历所揭示的,他的公司一夜之间被篡改到别人门下,如此大胆且如此简单的侵犯产权行为居然和法院还纠缠不清.一些民营企业家,在遇到这样的敲诈与绑架时,采取了私下了结的办法,让这些黑恶势力更加肆无忌惮.一些民营企业家不得不接受当地黑恶势力的“保护”.另一方面的威胁让民营企业家们更加束手无策.几年前的雷献强被绑架案在许多民营企业家心里都留下了阴影.被誉为“东南亚第一大排档”的海口市狮子楼大酒店是海南省一家著名企业,而且成为海口的一大饮食景观.他们组建的狮子楼京剧团也是海南省唯一的一家京剧团.然而,该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雷献强不幸与其合作伙伴--某市公安局创办的汇通贸易公司,就狮子楼夜食城的有关合作问题发生了纠纷.雷献强先生依法向海口市振东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诉讼的另一方——某市公安局却在庭审后不到一小时出动十多名特警,将雷献强先生从海口直接抓往南昌,制造了一起轰动海南的“狮子楼事件”.该市公安局为了达到彻底制服,控制雷献强的目的,在双方正在法律诉讼期间下,在举报雷犯有侵占罪不能成立的情况下,无视法律,违法将雷抓捕.其后该市公安局派人强行侵占了雷的公司,赶走公司管理人员;

多次搜查雷的私人住宅,强行扣押,没收雷私人及公司财产100多万元;对雷的父亲和女儿及亲属断绝经济来源,致使雷的女儿辍学,雷的父亲无钱医治去世,使其家破人亡,他们还强行解散由雷创办并经海南省文体厅批准成立的狮子楼京剧团.同时,他们为了给其违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还对雷关押了八九个月之久,并对其多次刑讯*供,*其撤销对公安局的民事起诉,并承认自己犯有“流氓罪”,"赌博

第二篇：泉州市民营企业考察报告

泉州市民营企业考察报告

摘要：2004年7月，福建省社科联组织该省百家民营企业调查活动，到泉州市的十五家大中型民营企业进行考察，就企业家个人状况、企业的外部环境、经营管理、人力资源、投融资体制、技术创新等六大当前我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问题与企业管理层进行了深入的交谈。本文总结归纳了各家民营企业所反映的情况，并提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以期对当前我国民营企业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作些探讨。

一、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在所调查的十五家企业中，在谈到对地方政府的看法时，无一家企业对地方政府表示满意。企业对地方政府的意见集中在地方政府社会管理水平的低下，各种摊派、检查过多，税负过重，政府的官僚作风严重等等方面。其中反映最强烈的是很多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思维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经常利用行政手段对企业进行干预，通过各种所谓的检查干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济活动。

调查企业中有两家是私营酒店——丰泽大酒店与泰和大酒店。两家酒店的总经理都表示对地方政府部门的行政检查感到非常反感。按照泰和大酒店总经理的估算，有权对一家酒店进行检查管理的行政部门竟达到了39个，包括消防队、物价局、卫生局、工商局等等。酒店经常要为应付各种名目繁多的检查而停止正常的工作，酒店的管理人员也要把很多精力放在与政府部门的公关上，甚至有些政府部门不惜动用手中的权利来为自己牟取私利，造成酒店经济利益上的损失和酒店人员的精力耗费。由此看出，地方政府部门还未真正转变工作作风，思维、意识形态还有很强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色彩，而且对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干预往往就给腐败的产生提供了机会。要给民营企业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机构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只有政府只能真正转变，民营企业才会有一个有利于其发展的外部环境。

在一些与政府部门关系密切的行业中，一方面政府部门不应该干预企业，另一方面政府部门有必要扶持这些行业的发展。例如泉州的锦绣荘工业品有限公司，它是一家从事民间工艺——木偶头生产的企业。这一行业的发展需要有浓厚的地方文化底蕴和旅游产业的发展作为支撑。这就不是一家企业或一个行业协会的能力所能及了。因此，地方政府有责任采取措施保护民间工艺和民间艺人，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协调与此相关的各行业的发展，同时进行必要的配套建设，这样才能为行业的发展创造一个基础。为民营企业营造适合其发展的政策和产业环境，这是地方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再比如泉州的名流路桥有限公司，它采用BOT的方式参股泉州刺桐大桥的投资建设，从政府部门手中获取泉州刺桐大桥30年的经营权。但此大桥的建成立即与泉州市区的其余三座由政府部门经营管理的大桥形成了竞争关系，致使名流路桥有限公司不得不直接面对与一些政府部门的竞争，经营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地方政府在与民营企业的利益博弈中，不能够以一个“经济人”的身份出现，而更重要的是要履行其作为一个社会管理者的职责，要成为民营企业利益的保护者。

另外，在市场准入方面，民营企业还是受到歧视，民营企业在进入某些基础性公共行业尤其是基础设施行业方面经常受到来自各地方政府、各行政部门的阻扰。有些民营企业的发展已经触及到各地方政府的核心利益，因此双方之间的利益博弈就变得更为复杂。本文认为，“小政府，大社会”是我国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努力的方向。地方政府必须完全从经济领域撤退，甚至是某些自然垄断行业如基础设施行业等，也可以尝试由民营企业建设、经营。而且在经营过程中一旦发生利益冲突，地方政府必须首先保证民营企业的利益不受侵犯。

接受调查的企业都普遍表示地方政府经营管理社会的能力有待提高。社会治安环境恶化、缺乏信用、没有良好的舆論环境等等这些都在考验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许多企业都强烈要求地方政府提高执政能力，增加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建立互信，共同打造一个适合民营企业发展的社会、经济环境。

二、企业与宏观经济环境的关系

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快速成长与我国国民经济整体水平的迅速提升是同步的。对于这一点，所有的民营企业家都表示赞同，他们认为民营企业的高速增长一是得益于我国政府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二就是我国一直保持着一个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发展态势。

然而，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固然是一个企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但是反过来宏观经济的波动也将对企业产生影响。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企业直接面对市场时所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信用的缺失也会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冲击。特别是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正成为民营企业关注的焦点，很多民营企业家对这些不利因素感到十分担忧。

首当其冲的就是从去年底开始出现，并席卷整个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民工荒”问题。晋江市的许多民营企业正在深受“民工荒”的困扰，如恒安集团和安踏集团，其一线工人的缺口都在百人以上。恒安集团的一线工人中已经很难寻觅到当地人的身影，初级工种所需要的雇工大都来自经济落后地区。但是从去年底开始，民工的数量逐渐减少，直到今年年初，民工的缺乏业已影响到企业的正常生产。恒安集团的人事部曾经通过劳务中介机构到经济落后地区招工，但效果并不明显，应征者寥寥。“民工荒”问题的突然出现是企业始料不及的，二十多年来民营企业最不缺的资源就是劳动力，企业成本中最不受关注的也是劳动力成本。民工的欠缺对企业改变对民工的看法、改善企业对民工的待遇、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是有助益的。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速度可谓是令人惊奇，但是一线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生产生活条件并未随之出现大的改善。在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水平极大改善的情况下，工人也有很强烈的追求高工资和高的生活质量的欲望。所以，“民工荒”问题未必是件坏事。它使民营企业意识到了必须认真对待工人的待遇改善问题，这也是资方与劳方之间产生互信，共同协作从而互惠互利的一个良好契机。正如不少民营企业家所说的，民营企业正在努力提高工人的待遇和生产生活条件，但这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给予政策扶持，加强正面宣导，共同营造一个三方协同合作的氛围。

电力的短缺也是各家民营企业十分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一些从事服务行业的企业，对电力极为敏感。例如前面提到的两家大酒店——丰泽大酒店与泰和大酒店，电力是整个酒店运营的基础，供电能不能得到保证就成为整个酒店经营的关键之一。现在全社会大面积的缺电严重影响了酒店的经营。酒店不得不自我购买发电设备，以免电力供应不足造成无法营业。但这样做的结果却是酒店的用电成本大幅上升，因为酒店的自我发电远远达不到规模发电的要求。再加上国家提升电力收费标准，酒店为此就要增加不小的开支。如丰泽大酒店，一个月的用电费用高达28万元，并且还时常受到停电的困扰。制造业企业也是如此，停电、限电及分时段供电扰乱了企业的正常生产，企业往往要因此而调整生产计划，相关的人员安排和原材料供应也要改变，企业无法制定规则的生产秩序，这些都大大增加了企业管理的难度，提高了企业运营的成本。呼吁政府加大电力设施投入，增加供电量就成为许多民营企业的共识，民营企业大多认为电力建设可以由政府集中全社会的资源来组织进行，也可以允许私人投资于电力行业，因为现在的民营资本已经有能力建设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的发电企业，政府应该放开市场准入的限制。同时政府在实施供电管理的时候要适当考虑民营企业的要求，多与民营企业协商沟通，尽量保证其需要，减少政府行为中的官僚作风。

许多民营企业的商品大量出口，特别是泉州地区生产鞋帽、衣服、工艺品的企业，其生产经营的外向度相当高。甚至有些企业，例如华珠鞋业有限公司，其生产的运动鞋全都外销，出口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企业的影响相当大，因此企业与宏观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我国从事轻工产品出口的企业甚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非常激烈，而主要的出口地又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这使得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变得极其敏感，企业必须及时地获取市场信息并采取应变措施。这固然有益于企业贴近市场，提高其市场竞争能力，但是时常受到国际市场波动的牵制也使企业变得十分被动。企业的发展状况会随着国际经济发展的起伏而发生改变，企业所考虑的宏观因素拓展到了全球范围。国际贸易中的一些贸易及非贸易壁垒也是企业所担心的不利因素，我国与主要贸易国的贸易摩擦常常使企业蒙受损失。在此情况下，企业发展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的程度大大加深，而且还受制于一些非经济因素。比如生产并出口工艺品的亚伦集团，其生产的工艺品能不能满足进口国消费者的偏好就成为了企业产品能否畅销的关键。鉴于此，这家企业就不得不经常委派设计人员到进口国收集工艺美术信息，分析进口国消费者的喜好变化，从而设计出适应进口国流行趋势的产品。更困难的是发达国家的消费者个性要求强烈，流行趋势经常处于变动之中，这就对企业的设计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旦企业不能跟上市场的变化，那么企业就会在短时间内被市场所抛弃。可以说，中央政府能否保持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决定着企业存在、发展的命运，尤其是中央政府要维持与主要贸易大国的良好额贸易关系，以维护本国出口民营企业的利益。

三、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

在所调查的制造业企业中，大多数企业都是由企业主个人或其家庭创办的。企业大都是以家庭作坊起步，早期的企业成员主要来自家庭内部，最为典型的就是由兄弟合资、合作创办一家小工厂，兄弟共同拥有股份，共同经营管理企业。这种早期的民营企业发展模式在泉州地区的民营企业中相当普遍。如果兄弟之间能够和睦相处，正确决策，那么企业的发展速度就会极为迅速，十几年的时间就可以使企业成为国内同行业的佼佼者。例如恒安集团，安踏集团都是如此。因此可以说，早期民营企业的这种家族式经营的模式有其独特的功效。这种模式可以减少企业内部管理的摩擦，在企业竞争力较弱的发展早期将企业的各种资源集中配置以达到最大的效用。家族成员凝聚在一起时所产生的奋斗精神和互相支持的良好传统是民营企业发展初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而且企业的核心管理层由家族成员组成，可以保护企业的核心商业机密，亦有利于企业降低管理难度。正如泰和大酒店总经理所言，酒店的采购，财务等重要部门都由其自己的亲戚保持，不然的话肯定会出现部门负责人欺骗高层领导，侵害企业主利益的行为。

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当初的很多家庭小作坊现在都已经发展成了大型的民营股份制企业。家族式经营的模式也正在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股份制企业的管理模式。其中在沪市上市的凤竹集团和在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恒安集团更是走在这些企业的前列。在这些大中型股份制民营企业中，早期的企业创始人大多已经退出生产经营管理的第一线，改而担任企业的董事长，总裁等职务，而具体履行管理职能的总经理，执行总裁等职务都由较为年轻的“经理人”担任。这正是现代股份制企业所要求的管理模式，家族色彩褪去，企业采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也正是这些企业能够顺应企业发展的客观趋势，及时改变经营管理模式，才保证了其在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强大的地位。

因此可以说，民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与其发展水平是相适应的，家族式管理适合于民营企业的起步阶段，一旦企业越过竞争力最弱的早期，股份制管理取代家族式管理，“任人唯贤”取代“任人唯亲”就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固然家族式经营管理模式在民营企业的发展历史中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功效，但现代企业制度才是民营企业发展的方向，这将决定民营企业在新一轮的优胜劣汰中的成败。可以预见，这些已经步上市场经济正轨的大中型民营企业，将成为将来我国参与国际产业竞争的“生力军”。

第三篇：浙江省民营企业考察报告

浙江省民营企业考察报告

——对千家浙江上规模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

中国加入世贸3年后的今天，民营经济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和省委十一届四次、五次全会精神，加快推动民营经济新飞跃，促进浙江省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会、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对浙江省规模以上民营企业的生产运营状况、企业发展环境、公司治理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本次问卷调查自2004年4月至10月，历时6个月，共发放问卷1000份，其中回收的有效问卷704份，调查的上规模民营企业分布于浙江省的11个地市。我们将本报告中涉及到的主要问题，作出分析和提出对策建议，报送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以供制定政策时的参考。

现将调查的结果综合分析如下：

一、浙江上规模民营企业的基本状况

从创立时间看，在被调查的上规模民营企业中，近1/3是在1988年以前创办的，其中相当一部分企业是由国有企业或集体乡镇企业改制而来的，不少企业目前仍面临着“产权不清”的历史问题。

从产业分布看，这些上规模企业大多分布在二、三产业，尤其集中于第二产业的工业领域。在第二产业的分布上，又主要集中在纺织业、服装及纤维制品制造业、普通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行业，这些行业分别占被调查企业总数的23％、9％、8％、8％和7％，第三产业则重点在商贸和建筑业。

从企业的组织形式看，这些企业多以公司制为主，其中有限责任公司占71.85％，股份公司、独资、合伙分别占14.25％、7.61％和2.49％。这表明，随着《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浙江省民营企业特别是其中上规模民营企业的组织形式明显优化，但由于信用危机和代理成本过高等问题，大多数的民营企业仍沿用家族制的管理模式，浙江的民营企业要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管理体系尚需时日。

从企业规模看，这次调查的民营企业注册资本规模平均为2393.88万元/户，详见表1，高于全国水平，企业的各基本运营指标可见表2。

表1企业注册资本构成单位：万元

注册资本＜10001000～50005000～10000＞100000合计

比率56.2026.3311.456.02100.00

表2企业运营状况的主要项目调查单位：万元

调查项目平均固定资产平均流动资金平均产值平均销售额平均出口值平均债务平均债权

被调查企业7267.304016.2523624.0321710.986666.769181.566170.39

二、浙江上规模民营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

在调查走访中我们发现，虽然2003年浙江民营企业克服了“伊拉克战争”、“非典”等影响，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但一些企业在发展中也的确面临不少困难。这些瓶颈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有的企业甚至连正常经营都难以维持。据调查显示（见表3），目前生产用电、人力资源、生产用地已成为阻碍民企进一步发展的前3位制约因素。根据调查中反馈出来的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我们将从土地和电力、人力资源及融资等3个主要方面的问题来加以分析并给出建议。

表3目前影响企业发展主要困难构成序列第一位比率第二位比率第三位比率平均率名次

市场准入3.061.181.021.761

2执法环境4.971.702.913.199

税费负担12.558.656.119.106

外贸出口2.482.882.772.7110

外贸进口0.620.390.290.431

4生产用地18.517.214.5110.08

3融资11.9310.626.119.55

5市场开拓8.829.5710.779.724

人力资源10.5618.4813.5414.192

企业管理3.7311.4011.358.847

技术力量3.536.8211.647.338

市场信息1.242.364.372.661

1社会治安0.120.661.170.6514

生产用电17.0217.5619.9418.171

地方保护0.500.261.170.6415

其他0.360.262.330.9813

合计100.00100.00100.00100.00-

1.土地和电力问题

从表3可以看出，相当一部分企业把生产用地和生产用电这两项资源列在“目前影响企业发展主要困难第一位比率”的前两位。可见，自然资源和能源问题已成为浙江民营企业面临的首要问题。

①用地问题。自2003年下半年开始，为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04年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央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国土资源部部长孙文盛在2004年5月表示，2004年第一季度国务院批准的城市分批次建设用地比2003年平均每季度批准的用地量下降了46％；另据浙江省建设厅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经整顿，浙江全省开发区（园区）已从原有的758个减少到134个，目前规划面积已缩小到1257.06km[2]，比整顿前减少了近2/3，撤销的开发区个数和规划面积分别占原来的82.3％和72.5％。2004年4月，中央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深入开展土地市场治理整顿严格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提出重点对土地审批、土地占用、占补平衡、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土地征用补偿安置及经营性土地使用权“招、拍、挂”等6个方面情况进行清理检查和整顿，要在治理整顿的半年时间内，严格实施建设用地审批管理的“三个暂停”措施。这次“土地叫停”对浙江正在不断发展壮大的民营企业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大大削弱了企业的积极性和投资信心，也打乱了企业的长期发展规划。数据显示，温州、绍兴等地2004年前4个月的工业企业固定投资额的增幅已大幅下降，其中温州固定投资额增幅下降为11.1％，远远低于浙江全省41％的幅度。由于土地资源的供给是稀缺的，且无法通过国际贸易等来解决，所以它将成为制约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瓶颈。（见表4）

表4企业生产用地面积希望值构成单位：万平方米

＜11～22～55～1010～20＞20合计

目前面积18.3219.9126.7711.507.086.42100.00

（20.36）（22.12）（29.74）（12.78）（7.87）（7.13）

100.00希望达到11.6314.4726.6120.9313.1813.18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浙江省民营企业发展很快，随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对土地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然而目前浙江许多民企期望的生产用地面积与企业实际所占面积仍存在较大缺口。调查显示，上规模民营企业平均拥有生产用地56130.56m[2]，其中44.90％的企业要求扩大生产用地面积，平均每户希望达到103004.51m[2]，新增幅度为83.51％。由于宏观调控等因素使得用地更趋紧张，省内土地的限制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壮大，导致许多企业到土地资源相对宽余的内地寻求投资发展，而内地相对沿海地区，交通不便、不利于出口，工业配套设施也不齐全，加之企业在外迁过程中中断了原本成熟稳定的产业链，使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

另外，土地资源紧张，项目用地指标难以落实，使招商引资难度日益加大，有些项目只能是“纸上谈兵”，无法进入实质性的建设。正如国内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中国的民企尤其是浙江的民企，产品的竞争力主要是靠低成本来维持的，而这个低成本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土地政策，另一是劳工政策。而当政府加强了对土地的控制，征地手续严格后，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能拿到大量的低成本的土地，用地成本明显提高；另一方面政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不断加强，用工制度、福利保障也逐渐完善起来，用工费自然会相应提高。面对这样的情况，通过什么方式来维持企业低成本的竞争力，对浙江的民营企业来说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②用电问题。综合此次调查结果的各项比率（见表3），缺电已成为浙江民营企业所面临的最大困难。

2004年1～5月，全国缺电省市已扩大至24个，其中以浙江地区最为严重。有关专家预测，浙江已进入“电力危机”阶段。统计数字显示，浙江省2004年的缺电量在200亿千瓦时左右，在遇极端高温天气时，最大电力缺口达到630万千瓦以上。2004年以来，除了春节期间的10天外，浙江每天都出现严重拉闸限电；到4月底，已累计拉闸限电34.52亿千瓦时，超过2003年全年的拉闸限电量34.09亿千瓦时，占华东电网拉闸限电总量的71.7％。各地也普遍采取了“停三开四”或“停二开五”的措施，有的企业则是“白天停电，晚上用电”，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在我们调查的上规模民营企业中，52.44％的企业存在非正常停电情况，平均每月停电达11.32天。

电力资源短缺，已经对浙江民营企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a.电力短缺所带来的直接损失。电力短缺，使浙江大部分民营企业处于半停工状态。生产规模较大的企业优势被削弱，生产成本大大提高，产量增长率同比急剧下降，净利润也大幅度下滑，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进一步壮大（见表5）。表5中的民营企业都位于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之中，但2004年由于缺电而造成营业额减少的幅度平均近20％。为了保证按时交货，很多民营企业不得不自购发电机维持基本生产。据统计，浙江民营企业中有42.46％经常靠自发电维持生产，截止2004年5月底，浙江自发电机用户高达83693户。自发电加大了企业固定资产的支出，且生产效率低，导致企业成本大大提高。据杭州市初步测算，平均每度电可以创造产值22.44元人民币，创造利润1.36元，而自发电成本每度高于普通供电成本0.6元左右，仅此一项浙江企业全年将增加成本26亿元。另据初步统计，2004年1～5月仅杭州市就有1289家企业亏损，占全市企业总数的1/4。

表5部分上规模民营企业因缺电造成的损失情况

20032004预计2004年因缺电减少

单位：亿元营业收入净利润营业收入净利润营业收入净利润营业总额减幅（％）

浙江恒逸集团53.81.8490.003.0015.001.0016.7

杭州华东链条总厂2.480.131.390.201.000.0733.9

（71.9）

浙江华达通讯集团7.320.388.000.421.500.1018.8

华立集团67.003.60100.005.504.500.504.50

万丰奥特集团20.002.2025.002.905.000.8020.0

海亮集团31.020.76442.001.108.400.2220.0

奥克斯集团724100.004.506.000.306.0

浙江柳桥羽毛公司9.350.1312.000.163.000.0425.0

浙江翔盛集团14.860.7025.001.253.000.25.0020.0

（12.0）

b.电力短缺所带来的间接损失。缺电不仅导致企业生产成本的大幅提高，而且也严重影响了企业的信誉，令很多企业“有劲没处使”，空有机器和工人却不能开工。由于一般拉闸限电的时间较长，即使在有电时企业赶工，也无法完成计划产量，不少订单不能按时完成，合同未能履约。信誉是一个企业的生命，不能履约造成的经济损失只是一时，而对企业信誉的负面影响却是长期的，这种无形损失是不可估量的，甚至有可能威胁企业的生存。

2.人力资源问题

此次对浙江省上规模民营企业所作的调查，人力资源方面主要涉及企业家和员工两个方面。

①企业家。据此次调查结果显示（见表

4、表6），企业家学历在大专以上的比例占54.36％，获得中级技术职称以上的达55.80％，这表明，浙江省上规模民营企业的企业家的素质较先前已有了很大提高。这些企业家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市场的历炼使他们的管理能力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表6企业家文化学历构成文盲小学初中高中职高中专大专大学研究生合计

比率0.240.4712.8523.821.187.0839.398.376.60100

表7拥有的职称构成无职称初级中级高级合计

比率37.246.9640.1415.66100.00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不少企业家在管理上还是存在不足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决策能力不强。民营企业家决策能力不强，一方面跟他们自身原有的知识水平有关。调查显示，绝大部分被调查的民营企业家没有接受过正规系统的管理学理论学习；另一方面也跟民营企业家习惯于“跟着市场走”，凭经验决策有关，这种经验式的决策方式在市场竞争的初期的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这种决策方式日益显示出不足。特别是在21世纪的今天，企业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经营管理又充满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此时仅凭经验决策容易导致决策失误，这就要求企业家必须具备敏锐的市场触觉，及时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快速作出应变决策，提高迅速决策的能力。

第二，创新能力不强。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具有创新精神并实现资源新组合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基本素质就是具有创新意识和先见之明，能够将各种要素组织起来创造新的组合，并能够将新的组合应用到实践中去。美国《财富》杂志在分析全球最具竞争力企业的成功经验时也认为，“第一是创新，第二是创新，第三还是创新”，可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活动对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调查显示，浙江的民营企业家不少都已认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但从其具体的创新方式来看，还流于表面。其一，“口号式”创新。有的企业家把“开拓、创新”作为企业的宗旨，但经营管理还是老一套。其二，“跟风式”创新。有的企业家随意跟风，被动地跟着市场跑，缺乏超前意识。其三，“闭门造车式”创新。有的民营企业家对市场调查不透彻，靠拍脑袋作决策，创新随意性大，达不到创新活动的真正目的。

第三，组织能力不强。在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企业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组织内部的授权。在现代企业中，企业家不能包揽一切，不可能事事皆通。因此，企业家应该充分发挥其组织协调的领导作用，进行合理的授权、放权，依靠员工的智慧和力量，集众人之力成就事业。但是我们调查发现，浙江大部分上规模的民营企业家还没能做到这一点，他们习惯于亲历亲为，不放心放手让属下及员工去做，这除了跟员工能力和企业家意识有关外，主要原因还在于企业家不知道该怎样合理授权，总觉得一放就乱。这种不尽合理的管理方式，造成了人心的不齐，也导致了一大批管理人才的流失。

②员工。我们在做企业员工的调查时发现（见表

8、表9），大多数民营企业开业时的工人数、管理人员数、技术人员数的比率与2003年底的比率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工人数量大致为管理人员数量的7倍左右，是技术人员的8倍多。从数据中可以看出生产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之间这种比例很不合理，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明显缺乏。另据学历调查显示，大学以上的人只占到23.97％，这说明民营企业的员工特别是生产人员整体文化素质不高。

表8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平均数及构成一般工人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合计

开业时平均人数73.1111.587.9592.6

4开业时比率78.9212.508.58100.00

2003年底平均人数484.6968.6659.70613.0

52003年底比率79.0611.209.74100.00

表9学历人才构成单位：

博士生研究生大学生大专生中专生合计

每家企业平均拥有0.291.2725.9644.8587.29159.66

民营企业整体人员特别是生产人员的文化素质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和浙江省民营企业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关。一般来说，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企业其产品的科技含量较低，工人只要熟识机器的操作和流程就可以从事生产，对工人的文化水平没有较高的要求。且由于寻求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企业往往会排斥要求起薪较高的人才，这使得企业在同国外同行企业的竞争中享有成本优势，但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是难以持久的。

很多民营企业内部制度不完善，因而也留不住人才，导致管理技术人员比重偏低。内部制度不完善表现在：一是缺乏合理的用人制度。很多民营企业存在专业人员学非所用的现象，限制了不少专业人员才能的发挥。二是缺乏有效的人才管理体制。不能形成“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局面。而海信集团之所以能“功以才成，业以才广”，主要是海信集团有“尊敬人才，使用人才，培养人才，发展人才，造就人才”的良好人才管理机制。三是缺乏管理和科技兴企的意识。调查发现，有些民营企业家对管理、科技兴企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的领导甚至认为：“企业是从事生产的，要那么多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干嘛！”或只使用，不培养；或重视引进，忽视挖掘；或重视学历，忽视实际能力。

3.融资问题

融资难是制约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老问题。据目前银行信贷资产统计显示，非国有经济所占比重不到30％；证券市场上，民营公司也仅占上市公司总数的1.6％，本次被调查的企业已上市的也只有1.39％。

调查表明，目前民营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所需资金最主要的来源还是自有资金，占48.14％（见表10）；有90.78％的企业开业时资金主要来源是自有资金。但自有资金总是有限的，随着企业的发展壮大，资金短缺的矛盾就会突显出来，成为企业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从纵向比较来看，企业最主要的三块资金用途（基本建设、技术改造、流动资金）均是由自有资金来支撑的，其次才是银行贷款。国家虽给了民营企业一些贷款方面的优惠政策，但尚未落到实处，影响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表10民营企业日常经营所需资金来源

银行贷款民间借贷自有资金亲朋借款其它合计

基本建设（％）38.627.247.965.121.10100.00

技术改造（％）38.255.151.282.952.42100.00

流动资金（％）41.207.0945.175.361.18100.00

平均构成（％）39.366.4648.144.471.57100.00

浙江虽然民资丰裕，但调查显示（见表11），被调查企业认为融资很困难和困难的共占38.84％，不很困难的占47.79％，不困难的为13.37％，这表明浙江民营企业的融资依然很难。调查发现，目前在融资渠道中，间接融资仍是浙江上规模民企的主渠道。而从表10可以看出，银行借贷不畅是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的一个主要原因。在银行贷款难问题上，本次调查中有70.54％的企业提到了所有制歧视。浙江的银行与民营企业间还没有建立起良好机制。而自2003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为使经济平稳运行，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针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部分行业过热、投资需求过旺、信贷投放过快等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控制投资规模、压缩贷款，这将使浙江民企的融资难问题愈演愈烈。

表11民营企业融资难度构成很困难困难不很困难不困难合计

比率3.6635.1847.7913.37100.00

从表12中可以看到，被调查的上规模民营企业中只有2.09％（国内已上市1.39％＋国内控股上市0.70％）在国内证券市场上市，2.21％在海外上市，而95.70％的民营企业未能通过企业上市来直接融资。调查还表明，大部分企业迫切希望能扩建、改造自身，继续做大做强，但目前银行贷款不畅、证券市场融资困难的现状，使得民营企业的这种愿望很难实现。

表12被调查民营企业上市状况构成国内已上市国内控股上市海外上市海外控股未上市合计

比率1.390.702.090.1295.70100.00

根据调查，我们认为融资难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分析：

①从企业自身角度分析：被调查的民营企业很多是从小规模的乡镇企业开始发展的，虽然企业在不断发展壮大，但其经营理念并未随之有很大的转变，为了避税或其他一些原因，很多民营企业不愿如实上报自己企业的资料，造成银企间信息不对称。有些经营管理者不熟悉国家的金融信贷政策，不注重创造企业自身符合信贷需要的条件，如未办理齐全的房产证、土地证等，使得银行难以为其提供抵押等形式的贷款。再者，很多民企财务制度不健全，负债、抗风险能力低，客观上增加了融资风险。

②从金融体系角度分析：近年来，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奉行“抓大放小”、“扶优限劣”，国有商业银行为了配合国家政策的实施，也对自身机制进行改革，开始执行相对严格的信贷政策，如企业贷款时必须要有有效资产抵押或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担保，而目前浙江有些民营企业的厂房设备较为简陋，抵押置押的估价不高，土地没有产权又不能抵押，争取其他单位的担保也较困难。加之目前银行贷款手续繁琐，费时费力，严重影响了企业间接融资的积极性。而最主要的则是整个社会有效信用体系缺失，且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银企之间沟通不畅，信用中介机构发展滞后，也是目前社会信用发展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

③从政府角度分析：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中，不仅法律法规种类不齐全，而且明显落后于实际的经济运行。《商业银行法》规定的“三性”原则，就决定了商业银行因成本高、安全性差，故不愿把资金贷给民营企业；《证券法》虽已经出台了好几年，但并没在实际中帮助民营企业上市直接融资；《公司法》又规定股份有限公司要上市则需一定的年限。即使民营企业上市了，也不存在受政府行政保护，一旦面临ST、pT或摘牌，很难指望政府会通过“资产重组”的注资方式来拯救自己，融资成本完全要由民营企业自己来消化，这显然比国有企业上市融资要困难得多。另外，我国政府相对于美国、德国、加拿大以及日本等国，在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保险担保机构的建立等非常滞后，而民营企业得不到这些中小机构的扶持。

三、对浙江上规模民营企业发展的几点建议

从我们调查的情况来看，民营经济在浙江省富民强省建设中功不可没。为使民营企业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积极进取、开拓创新，实现新飞跃，各级政府都应审时度势，研究、制定相关政策措施，切实解决企业的生产用地、用电等重大问题；完善金融支持、中介服务和人才保障体系，进一步优化环境，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民营企业也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提高素质、加快发展。根据以上分析，提出几点建议：

1.针对土地和电力问题的对策

①用电方面：a.政府要进一步认清能源供应形势，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电力等能源的制约是长期性的，因此，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改变。政府要充分发挥产业引导作用，对高投入、高能耗企业，采取强有力措施，促使其实施技术改造或产业转型，同时大力扶持技术密集型企业。b.对于企业自身，首先，要增强节约能源的意识。只有在思想上重视，才能在生产中减少能源不必要的浪费。其次，要进一步改进生产技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据调查目前我国能源利用效率约为30％，比发达国家低近10个百分点，其中主要用能产品的单位产品能耗比发达国家高25％～90％。因此，提高能源利用率已迫在眉睫。再次，企业应积极尝试多样化利用能源，降低对单一能源的依存度，这样也会降低能源短缺给企业带来的风险。c.必须坚决打破电力行业的国家垄断，积极推行电力产业民营化。我国电力行业至今未进行深入的产权改革，独家垄断，独家经营，由垄断而导致低效率，引起电荒等一系列问题，严重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人民的正常生活以及政府的形象，这种状况与中央所要求的社会和谐发展相悖。针对电力短缺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尽早出台一系列措施，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改变发电、输电和配电等环节的部门垄断格局，政府须制定详细接入条款，保障公平开放，对输电和配电企业进行直接监管；发电和供电（销售）等环节可以充分引入竞争机制，通过竞争，达到降低成本，提高供电效率和服务水平。

②土地方面：a.要提高原有土地的利用率。浙江在这方面可以参照江苏的苏州市，实行“无地招商”政策，即鼓励已经投产的企业，在不占用新土地的前提下，充分挖掘自身土地资源的潜力，在扩大生产规模时尽可能向空中发展。主要措施有：严格限制建造单层厂房，提高厂房容积率，鼓励和支持建造多层、高层厂房等。b.提高新分配土地的利用率。浙江的粗放型产业结构是导致土地资源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土地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应因地制宜地进行产业选择。浙江应该有意识地从“制造业高地”向“高科技产业基地”转型，在新分配土地的利用上，用高科技、高税收、高就业、高效益、高投入、少耗能、少占地的产业替代传统的高能耗、土地资源高占用率的重化工、冶金、装备制造等产业。c.完善城乡土地制度。为强化对政府在处置存量土地时的约束，需要对城乡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创新，主要是要着眼于规范政府在获取增量土地时的行为。具体而言，在城市，要深化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加快划拨土地使用权进入市场的步伐；规范增量土地使用权市场，提高增量土地市场化的程度；尝试以土地收益作为担保发行证券，在不丧失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推行土地证券化，促进土地使用权流动。在农村，则要约束征用权，强化规划权；明确公益事业范围的界定，进一步完善征地程序；保证土地规划与其他规划之间的衔接性以及规划实施的强制性等。

2.针对人力资源问题的对策

①企业家方面：a.加强企业家的培训。无论是提高企业家的决策能力还是创新能力，都离不开进一步提高企业家的素质。美国比较教育学家埃利雅德博士断言，未来的人才要掌握三张“通行证”：一是学术的，二是职业性的，三是证明心理素质、责任心和开拓创新能力的。这不仅需要企业家自身的努力，还要依赖完善的再教育培训体系。西方国家的多数公司与高校合作，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工商界的精英，其中MBA工商管理硕士的培养成了各个国家普遍的做法，同时西方国家的政府也很重视企业家的再教育。这一方面我们的企业和政府都应该向国外学习，努力建立和完善企业家再教育培训体系。为此，应制定全面的企业家人才培训规划，使他们从传统被动地参加，转变为主动地参与；此外还应采取多种培训方式，如到国内先进企业挂职、到境外企业考察，拓宽企业家的视野。b.学会合理授权。我们的民营企业家普遍受家族制管理模式的影响，习惯于亲历亲为。但是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家的精力必然要分散，他们主要应关注企业的重大决策和重大项目投资，而把一些次要管理任务下放。这就必然要求民营企业家要学会合理授权，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权责明确。授权时，领导者要明确权利下放的范围，使被授权者清楚自己工作的目标、责任和权力等；授权后，也并非放任不管，领导者要关注下级的行动，承担起监督责任；且在他们出现困难时，要给予适度的帮助和鼓励。第二，适度授权，相互信赖。领导者向下级授权应视其能力的高低并给予充分信任，一般不能越级干预。

②员工方面：①注重员工素质的培养。浙江民营企业员工的素质普遍不高，企业要实现进一步发展就必须把提高员工素质摆在突出位置。为此，一要注意吸收高素质人才，提升员工整体素质和知识水平，尤其要提高管理人员的素质；二要积极鼓励员工自学成才，企业应支持他们参加各种层次的成人教育、自学考试，对学习优秀者给予宣传表彰，也可支付一定的学习费用作为激励；三要给员工以继续教育的机会，不断更新知识，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②建立灵活高效的用人机制。一是建立灵活的用人机制。在用人上注重学历但又不惟文凭，重视能力和个人品质，做到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努力形成“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灵活用人机制，使每个人都能在企业中找到用武之地，为企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二是建立合理的竞争机制。要保证竞争公平、公正，就要建立有效的考核制度，既有压力又有动力。三是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调查中，有些民营企业员工抱怨他们的工作业绩没有跟工资直接挂钩，挫伤了他们的积极性。民营企业要想使人尽其才就必须以一流的待遇回报一流的人才，这是经济规律在人才价值上的体现，也是现代企业家的明智之举。

3.针对融资问题的对策

①民营企业要摆脱旧观念的束缚，处理好内外部关系。一方面，企业应构建科学的管理体制和经营理念，与银行等机构培育起良好的合作关系和交流沟通机制；另一方面，要提高自身的财务管理水平，注重企业形象的建设，提高透明度和信用度，建立起良好的企业信用机制。

②政府应尽快转变理念，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政府在政策制定上，应适当向民营企业倾斜。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给民营企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从政策制定到实施尚有一段时滞，政府应缩短这种时滞，并密切关注政策实施的效果，及时进行调控。此外，还应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公司法》、《中小企业法》、《担保法》等等。政府还应在构建新的金融体系上加大力度，例如建立民营企业上市融资的绿色通道等等。

③金融机构应加快改革步伐，积极构建支持民营经济的金融体系。随着我国国有金融体系改革的深入，进一步建立适合非国有经济的金融体系成了当务之急。国有商业银行应转变观念，对不同企业一视同仁。随着民营企业的发展，对资金的需求会逐渐加大，商业银行应把握这个新的利润增长点，开发新的金融品种，降低贷款成本，与企业及时沟通，与企业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同时应建立地方性中小金融机构，例如地方性商业银行，各类担保机构、中介机构等，切实帮助民营企业解决经营过程中的资金问题、信用问题，真正做到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此外还应不断完善国内资本市场机制，降低民营企业上市融资的成本，加快民营企业上市的进程。

注：本课题系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重点课题。课题组组长单东。组员：蔡青、陈美丽、方亮、沈瑜。单东系浙江财经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浙江省现代非国有经济信息中心主任、浙江省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沈瑜系《浙江非国有经济年鉴》编辑部主任，蔡青、陈美丽、方亮系浙江财经学院研究生。参与本课题的单位还有：浙江省工商业联合会、温州紫瑞电子有限公司、金华市日普电动车有限公司、杭州长命印刷厂、江山市赢牌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宁波邦达实业有限公司。

第四篇：关于浙江民营企业授信考察报告

关于浙江民营企业授信考察报告

近年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民营企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

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出现令世人瞩目的“温州模式”、“浙江现象”。民营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为浙江创造了良好的授信环境，使浙江金融机构的授信业务和其它金融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又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和资金支持，民营企业与金融业务相互促进，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

以“温台（台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民营企业起源于家庭作坊经济，其发展的进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于闯天下的民风迅速绽放，温州等地的千家万户各起炉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家庭作坊经济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同时，温州等地的市场推销人员走向全国各地，温州当年的十万供销大军“来自千家万户，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赚来千金万银”，在推销当地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的过程中，既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也实现了最初的资本积累。第二阶段为90年代中后期，部分家庭作坊经济开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强了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联合，家庭作坊经济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营公司初具规模，同时，一些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初步形成。第三阶段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实力大大增强，出现大批极具规模和品牌效应的集团式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和经济份额上都占据浙江经济的绝对优势，浙江经济已成为民营经济的天下。

杭州湾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有所不同，但终究殊途同归。80年代这些地区的经济基本为“苏南模式”，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经济蓬勃发展，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规模。进入90年代，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通过职工参股、企业拍卖等方式，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大量转制为民营企业，经济结构由“苏南模式”

转型为“温台（台州）模式”，民营经济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这一地区民营企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使其民营企业的规模比温台地区要大，而其企业机制比苏南更为灵活。

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在浙江各地遍地开花，除少数基础性行业外，竞争性行业已完全民营化。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浙江民营企业总数占浙江全部企业总数的98%，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82%,民营企业产值占浙江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3%，浙江经济已成为民营经济的代名词。

二、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征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浙江民营经济呈现出与其它地区民营经济所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造就了浙江经济的强势和特有活力，也为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草根经济。现在，人们喜欢将浙江民营经济俗称为“草根经济”。

它指的是浙江民营企业都是土生土长，在家乡本土成长壮大。浙江民营企业是浙江农民在离乡不离土的家庭作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与开放地区的外来经济所不同的是，它生于本土，长于本土，扎根于本土。即使今天，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起来后，业务扩展到各地，其公司总部、生产基地、资金中心仍然扎根于本土。

2、块状经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块状特征尤其突出，各地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经济和主导产业，地区分工明显，各地区的主导产业在浙江、全国仍至世界都较为突出。如义乌小商品城、绍兴轻纺城、宁波服装、永康五金、嵊洲领带、海宁皮革、永嘉钮扣、苍南商标。块状经济弥补了浙江小企业、小商品经济的不足，通过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使小企业、小商品得以做大做强。

3、专业市场发达。在块状经济的基础上，浙江各地组建了一系列的专业市场，为地区主导产业服务，如义乌小商品市场、永嘉钮扣市场、永康五金城、宁波服装市场、苍南商标城等已成为全国性的专业市场。专业市场的发达为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供销渠道和市场信息，使浙江民营企业站在了同一产业的市场前端。

4、地区发展较为均衡。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是地区不平衡。而浙江民营经济在各地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不管是杭州湾地区的宁波、绍兴，还是南部山区的温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义乌、永康、东阳，民营经济都较为发达。民营经济的遍地开花使浙江地区经济整体上得到较为均衡的发展，经济的有效腹地比其它省份大。

6、制造业为主。浙江民营企业从家庭手工作坊发展而来，民营企业普遍从事的是制造业，其它行业的占比较少。浙江民营企业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劳实干做起来，目前经济中投机的成份已较少，从而使浙江经济的现有基础较为夯实。

7、小商品生产占较大份额。浙江民营企业有相当部分从事小商品生产，他们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利用自身低廉的成本优势将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场，通过大市场的规模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低成本优势。这些小商品技术水平不高，市场竞争主要在于成本竞争，浙江民营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得到强化以后，其它企业已很难与之竞争。这些小商品虽为传统产品，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市场的波动性较小,浙江民营企业占领这一市场后，便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市场空间，企业经营相对稳定。

三、浙江民营企业发展造就的金融环境

金融业务的发展以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当地金融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颇具特色的民营经济和社会文化氛围为银行授信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近几年，浙江各家银行的授信业务发展较快，且授信资产质量优良，这些得益于当地以民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环境。

江浙一带是中国最具历史文化沉淀的地区，由于历史的渊源沉淀，浙江地区民众具备较高的素养，民风崇尚荣誉，注重名声。进入工商社会以后，这种历史文化和民风渊源逐渐演化为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而浙江以民营企业为基础产生的草根经济将诚信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得到强化。浙江各地目前没有建立社会征信系统，但草根经济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会征信系统。由于浙江民营企业土生土长于浙江本土，企业、经营者、法定代表人的经营历程、资产情况、行业品行、历史信誉以及社会关系等授信信息能够得到比较顺畅的沟通，授信信息不对称的矛盾被草根经济所化解。

同时草根经济的特征使浙江金融机构很容易得到企业的动态信息，民营企业经营中的发展变化情况能够比较及时地传递到授信业务人员，从而使授信业务人员能够动态监控风险，随时根据民营企业的经营变化调整授信策略，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经济使授信业务建立在信息较为充分、及时的基础上，从贷前到贷后的整个业务流程中，授信风险的可控程度比较高，银行的主动性较强。

从微观经济环境来看，民营经济的特征使浙江的微观经济主体产权天然明晰，企业运作的深层次矛盾得到解决，经营者的责权利三者天然合一。

浙江的民营企业大多数仍为中小企业，具有抗风险能力弱的缺点，但当地的专业市场、块状经济为浙江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其小商品生产具有独特的市场空间；大量的民营制造企业股东的投入较大，负债率普遍较低。浙江民营企业的特点为浙江金融机构授信创造了良好的企业微观环境，为浙江当地各银行优良的授信资产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浙江的民营企业在东南西北中遍地开花，促进了浙江经济整体上的均衡发展，从而为浙江金融机构创造了较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应当说目前浙江各银行授信业务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业务发展的内涵与外延空间都比较广。

四、浙江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政策

浙江各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政策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在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初、中期，民营企业基本为几大国有银行限制准入的客户，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对象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当时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主要来自于地下钱庄和当地信用社，温州等地民间融资非常发达。到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各股份制银行率先选择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的授信支持对象并获得较快的发展；而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从经济竞争领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贯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支持对象的几大国有银行的发展落后于股份制银行，且资产质量也远远落后于股份制银行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到90年代后期，浙江各国有银行转变了对民营企业的认识，加大了对民营企业授信的支持力度。进入本世纪，不仅大、中型民营企业得到各家银行授信的积极支持，众多产品有市场的中小民营企业也成为各家银行信贷资金支持的对象。

由于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其独具特色的经济特征，当地各银行普遍看好民营企业。各家银行创新民营企业授信理念，调整传统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强产品创新，加大对民营企业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对民营企业授信业务上，股份制商业银行方法更为灵活，措施更为有力，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投放力度比国有银行大。

在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客户战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提倡客户培植战略，广东发展银行浙江分行将之称为“种芝麻，抱西瓜”。对产权明晰的中小民营企业采取积极的培育政策，通过培育培植中小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分享中小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成果，与民营企业共成长。部分银行将此政策具体化到绩效考核中，将中小民营企业培养成优质大户的相关业务人员、责任人将得到绩效奖励。在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选择上，坚持两个发展性和成长性原则，一是企业的经营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二是银企业合作的的前景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注重二种效益，一是客户提供的综合效益，二是客户提供的中长期效益。

针对中小民营企业担保难的问题，浙江的股份制银行充分挖掘企业两方面的担保资源，加强业务创新。一是充分挖掘企业的资产资源，各种动产质押、仓单质押、应收款质押、品牌质押、知识产权的质押等等应有尽有；

二是挖掘企业的客户资源，通过客户的上下游企业和一些关系客户开辟担保渠道。

财务报表是授信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营企业的财务报表不规范问题在浙江同样存在，但多数情况是企业的资产利润没有全部在报表中反映，浙江银行界称为信息良性不对称。针对民营企业财务信息的失真，商业银行没有固守财务信息，转而寻求民营企业的活信息。银行界在对中小民营企业进行授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时，会认真调查企业用电量、银行结算量、企业现金流量、纳税额等活性信息，并将这些活性信息纳入企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这些活性指标体系更能真实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从这些活性指标入手进行授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风险，也有利于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拓展。

在中小民营企业的行业政策和地区政策上，浙江银行界的民营企业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竞争过于激烈、产品替代性强的行业列为限制性行业，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产业予以支持。一些专业市场发达、块状经济特征突出的地区则成为各家银行授信支持的重点地区，部分银行将这些地区拉直管理，一些银行则对这些地区分支机构给予了比较大的授信授权。

五、民营企业授信风险控制

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浙江各商业银行没有简单地回避这些风险，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这些风险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较好的保障，也使民营企业的授信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近几年浙江各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授信超常规倍增式发展，但授信资产质量普遍良好，资产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许多地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为国内银行界的奇迹。这一奇迹的产生与浙江良好的授信环境有关，但更得益于银行积极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各银行在从事民营企业授信中非常重视风险控制，近几年各银行在自己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强化了资产质量的权重，加大了奖惩的力度。有些地区的银行将授信质量与一把手的年终考核薪酬直接挂钩。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的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行教育员工“授信业务收来的是利息，损失的是血本”，“骗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对待授信风险要象航空公司对待飞行一样”，“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信贷资产”。在授信风险理念上，该行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反对风险最小原则，这样将最大限度地获得业务机会和利润，反之则会丧失业务机会，获得较低的利润回报。在对企业监控的着眼点上，该行强调从资金流、物资流等动态和活性信息着手，而不是盯财务报表。该行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实行企业经营者的首席（行长）谈话制，使问责审批人对中小民营企业经营者形成直观认识。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调查实行双人调查制，调查内容要重视活性信息而不是财务报表，对部分企业实行业务人员与审批人员的联合调查；对部分企业直接参与企业的合同谈判，获得企业的第一手业务资料。在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贷后监控上，该行主动深入，授信达到一定规模后，该行要求企业增加注册资金规范相关管理，关健岗位的员工必须符合其要求的素质，达不到其贷后监控的要求，该则坚决收贷。这些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较好的回报，其140亿的授信资产，不良率仅为0.4%。

为控制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准入风险，有些银行从一些活性指标入手设置了自己的准入指标体系；有的银行要求一把手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包发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并将此“三包”与一把手的年终考核挂钩；在授权体系上根据地区风险和机构风险控制水平实行了差别授权和动态授权，设置了授权警戒线；对各种形式的中小民营企业贷款实行风险组合管理。为解决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风险溢价，银行利率上浮的方法运用的较为普遍。一些银行还要求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授信即贷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贷还贷。

六、浙江民营企业授信对我们的启示

浙江各商业银行面临的民营企业授信环境与深圳不同，其民营企业授信的做法，我们不能简单的移植照搬；

但其民营企业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运作机制、业务创新等对我们当前的授信业务及管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借鉴。

1、在企业授信上，表面看来我们不会以所有制来歧视民营企业。但我们仍有认识上的不足。一是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发展认识和准备不足。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昭示了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企业产权改革是企业改革的核心，民营企业以其产权的天然明晰迎合了企业改革的未来，同时民营企业的内在机制造就了其市场经济中强劲的竞争力，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民营企业必将占据未来市场的绝对份额。因此，在内涵于未来的授信业务上，仅仅以一视同仁来对待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将可能使我们错失未来。未雨绸缪，重新审视和规划民营企业授信的未来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以民营为核心的企业产权改革中，由于缺乏前期研究和准备，面对embo、mbo、企业并购等民营化授信业务，我们有时显得手忙脚乱。二是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理念需要重塑。随着授信市场竞争的激烈化和大中型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中小企业授信将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歧视民营企业，但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确实是我们所忽视的领域。有些中小民营企业规模不大，但却小而专、小而特，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间，应该成为我们授信支持的对象；对于经营者素质较高，企业运作规范，经营机制灵活，有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的中小民营企业，我们应以客户培植的理念给予授信支持，培养客户的忠诚度，“种芝麻，抱西瓜”，为我们的授信储备未来。

2、随着授信买方市场的形成，我们的授信理念应作重新调整，我们应调整风险最小理念，坚持风险可控原则。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坚持风险可控为前提，风险是否可控无从把握的冒险业务不应纳入我们的授信范围，这是授信区别于风险投资的本质所在。二是坚持风险可控而不是最小，在授信卖方市场条件下，我们可以优中选优；授信买方市场条件下，风险最小原则将束缚业务空间，失缺高利润业务。授信业务与风险相伴生，关键在于授信风险是否能为我们所控制。在授信买方市场条件下，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将为我们争得最大的业务空间和利润空间。

3、正确认识传统产业。当前，商业银行的授信行业政策存在着重高新技术产业轻传统产业的偏向。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技术水平而在于安全性和效益性。高新技术产业（成熟前）在伴随着高利润的同时，也伴生着高风险，与风险投资的价值取向相吻合。企业能在传统产业中占有较高份额，或有独特的市场空间，这说明了企业具有较稳定的生存空间，从而兼具安全性和效益性，其价值内涵正是授信业务的取向，丝毫不能为我们的授信业务所轻视。

4、授信调查和贷后跟踪重视企业活性信息。信息不对称是授信业务的固有矛盾，民营企业更甚。如果停留于文字上的固化信息，信息不对称是难以化解的。抓住企业的用电用水量、现金流量、银行结算量和纳税额等企业活信息，往往更能使我们了解到企业经营的真实信息，做活授信调查和贷后跟踪，事半功倍，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5、开拓异地授信业务。从对浙江商业银行授信情况的调查看，内地授信业务的客户选择余地要比深圳大得多，甚至其不予授信支持的客户在深圳却已成为各商业银行争抢的对象。

作为经济组织的商业银行本身不能以行政区划画地为牢，深圳目前逐渐成为资金过剩地区，而深圳银行相对内地行具有理念、服务、产品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局于深圳一隅只能丧失发展空间。当然，授信业务具有贷后跟踪的特殊要求，对异地授信应选择贷后跟踪要求少，难度低的项目。

6、从与浙江商业银行授信的比较情况看，我们对利率杠杆利用不够，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很少上浮利率。

相对于大中型企业，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具有平均风险水平较高、人力资源投入大、业务成本相对较高的不足，但银企合作中企业不占强势。因此，我们需要也有可能利用利率杠杆来弥补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风险溢价和成本提补。同时，提升利率也可能促使企业从成本考虑而优先偿还，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授信风险的控制。

7、加快社会征信系统的建设。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与浙江草根经济的特征相反，人们缺少归宿感，社会诚信的自然基础较差，这更需要通过人为强化，建设社会征信系统，逐步为深圳各商业银行的授信业务创造良好的诚信环境。

(作者单位：深圳市国内银行同业公会)

第五篇：关于浙江民营企业授信考察报告

关于浙江民营企业授信考察报告

近年来，浙江经济快速发展，民营企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成为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出现令世人瞩目的“温州模式”、“浙江现象”。民营企业的健康、快速发展为浙江创造了良好的授信环境，使浙江金融机构的授信业务和其它金融业务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又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和资金支持，民营企业与金融业务相互促进，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一、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

以“温台（台州）模式”为代表的浙江民营企业起源于家庭作坊经济，其发展的进程基本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春风使浙江沉眠已久的工商文化和敢于闯天下的民风迅速绽放，温州等地的千家万户各起炉灶，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家庭作坊经济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同时，温州等地的市场推销人员走向全国各地，温州当年的十万供销大军“来自千家万户，走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赚来千金万银”，在推销当地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的过程中，既积累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也实现了最初的资本积累。第二阶段为90年代中后期，部分家庭作坊经济开始走向股份合作制，加强了上下游企业的合作联合，家庭作坊经济走上公司制的道路，民营公司初具规模，同时，一些专业市场和块状经济初步形成。第三阶段为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民营企业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实力大大增强，出现大批极具规模和品牌效应的集团式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规模和经济份额上都占据浙江经济的绝对优势，浙江经济已成为民营经济的天下。

杭州湾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历程有所不同，但终究殊途同归。80年代这些地区的经济基本为“苏南模式”，乡镇企业为主体的集体经济蓬勃发展，到80年代末期已形成一定规模。进入90年代，这一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产权改革，通过职工参股、企业拍卖等方式，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大量转制为民营企业，经济结构由“苏南模式”转型为“温台（台州）模式”，民营经济占据了绝对优势。由于这一地区民营企业的特殊发展历程，使其民营企业的规模比温台地区要大，而其企业机制比苏南更为灵活。

经过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的发展，民营经济在浙江各地遍地开花，除少数基础性行业外，竞争性行业已完全民营化。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浙江民营企业总数占浙江全部企业总数的98%，民营企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82%,民营企业产值占浙江国民经济总产值的83%，浙江经济已成为民营经济的代名词。

二、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征

在二十多年的发展中，浙江民营经济呈现出与其它地区民营经济所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造就了浙江经济的强势和特有活力，也为金融业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草根经济。现在，人们喜欢将浙江民营经济俗称为“草根经济”。它指的是浙江民营企业都是土生土长，在家乡本土成长壮大。浙江民营企业是浙江农民在离乡不离土的家庭作坊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企业，与开放地区的外来经济所不同的是，它生于本土，长于本土，扎根于本土。即使今天，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起来后，业务扩展到各地，其公司总部、生产基地、资金中心仍然扎根于本土。

2、块状经济。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块状特征尤其突出，各地形成了自已的特色经济和主导产业，地区分工明显，各地区的主导产业在浙江、全国仍至世界都较为突出。如义乌小商品城、绍兴轻纺城、宁波服装、永康五金、嵊洲领带、海宁皮革、永嘉钮扣、苍南商标。块状经济弥补了浙江小企业、小商品经济的不足，通过地区专业化、规模化使小企业、小商品得以做大做强。

3、专业市场发达。在块状经济的基础上，浙江各地组建了一系列的专业市场，为地区主导产业服务，如义乌小商品市场、永嘉钮扣市场、永康五金城、宁波服装市场、苍南商标城等已成为全国性的专业市场。专业市场的发达为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供销渠道和市场信息，使浙江民营企业站在了同一产业的市场前端。

4、地区发展较为均衡。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是地区不平衡。而浙江民营经济在各地都得到了较好的发展，不管是杭州湾地区的宁波、绍兴，还是南部山区的温州，乃至内陆腹地的义乌、永康、东阳，民营经济都较为发达。民营经济的遍地开花使浙江地区经济整体上得到较为均衡的发展，经济的有效腹地比其它省份大。

5、中小企业为主体。发源于家庭作坊的浙江民营企业日前绝大多数仍为中小企业，其中从业人员100人以下的占企业总数的92%。经营收入1亿元以上的企业仅占1%。浙江民营中小企业数量众多，经营灵活，市场反映灵敏，产销对路，相当多的企业还具有小而优、小而专的特点，企业效益良好。但这些企业也存在着家族式企业、管理水平不高、财务不规范、抗风险能力差的缺点。

6、制造业为主。浙江民营企业从家庭手工作坊发展而来，民营企业普遍从事的是制造业，其它行业的占比较少。浙江民营企业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劳实干做起来，目前经济中投机的成份已较少，从而使浙江经济的现有基础较为夯实。

7、小商品生产占较大份额。浙江民营企业有相当部分从事小商品生产，他们抓住产业转移的机遇，利用自身低廉的成本优势将小商品做成了大市场，通过大市场的规模效应进一步强化了自身的低成本优势。这些小商品技术水平不高，市场竞争主要在于成本竞争，浙江民营企业的低成本优势得到强化以后，其它企业已很难与之竞争。这些小商品虽为传统产品，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市场的波动性较小,浙江民营企业占领这一市场后，便获得了长期稳定的市场空间，企业经营相对稳定。

三、浙江民营企业发展造就的金融环境

金融业务的发展以当地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为当地金融业务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颇具特色的民营经济和社会文化氛围为银行授信业务提供了良好的平台。近几年，浙江各家银行的授信业务发展较快，且授信资产质量优良，这些得益于当地以民营经济发展为基础而形成的良好授信环境。

江浙一带是中国最具历史文化沉淀的地区，由于历史的渊源沉淀，浙江地区民众具备较高的素养，民风崇尚荣誉，注重名声。进入工商社会以后，这种历史文化和民风渊源逐渐演化为诚实守信的社会环境。而浙江以民营企业为基础产生的草根经济将诚信的社会环境进一步得到强化。浙江各地目前没有建立社会征信系统，但草根经济使浙江形成了天然的社会征信系统。由于浙江民营企业土生土长于浙江本土，企业、经营者、法定代表人的经营历程、资产情况、行业品行、历史信誉以及社会关系等授信信息能够得到比较顺畅的沟通，授信信息不对称的矛盾被草根经济所化解。同时草根经济的特征使浙江金融机构很容易得到企业的动态信息，民营企业经营中的发展变化情况能够比较及时地传递到授信业务人员，从而使授信业务人员能够动态监控风险，随时根据民营企业的经营变化调整授信策略，采取有针对性的风险控制措施。因此，草根经济使授信业务建立在信息较为充分、及时的基础上，从贷前到贷后的整个业务流程中，授信风险的可控程度比较高，银行的主动性较强。

从微观经济环境来看，民营经济的特征使浙江的微观经济主体产权天然明晰，企业运作的深层次矛盾得到解决，经营者的责权利三者天然合一。浙江的民营企业大多数仍为中小企业，具有抗风险能力弱的缺点，但当地的专业市场、块状经济为浙江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其小商品生产具有独特的市场空间；大量的民营制造企业股东的投入较大，负债率普遍较低。浙江民营企业的特点为浙江金融机构授信创造了良好的企业微观环境，为浙江当地各银行优良的授信资产质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浙江的民营企业在东南西北中遍地开花，促进了浙江经济整体上的均衡发展，从而为浙江金融机构创造了较为广阔的经济腹地。应当说目前浙江各银行授信业务的回旋余地比较大，业务发展的内涵与外延空间都比较广。

四、浙江金融机构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政策

浙江各银行对民营企业的授信政策有一个逐步演化的过程。在浙江民营企业发展的初、中期，民营企业基本为几大国有银行限制准入的客户，银行信贷资金的支持对象主要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当时民营企业的信贷资金主要来自于地下钱庄和当地信用社，温州等地民间融资非常发达。到90年代中后期，浙江民营企业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各股份制银行率先选择以民营企业为主要的授信支持对象并获得较快的发展；而国有和集体企业开始从经济竞争领域退出，由此使得一贯以国有和集体企业为支持对象的几大国有银行的发展落后于股份制银行，且资产质量也远远落后于股份制银行并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到90年代后期，浙江各国有银行转变了对民营企业的认识，加大了对民营企业授信的支持力度。进入本世纪，不仅大、中型民营企业得到各家银行授信的积极支持，众多产品有市场的中小民营企业也成为各家银行信贷资金支持的对象。

由于浙江民营企业的快速发展及其独具特色的经济特征，当地各银行普遍看好民营企业。各家银行创新民营企业授信理念，调整传统的授信政策,再造授信流程，加强产品创新，加大对民营企业授信的投放力度。在对民营企业授信业务上，股份制商业银行方法更为灵活，措施更为有力，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投放力度比国有银行大。

在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客户战略上，浙江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提倡客户培植战略，广东发展银行浙江分行将之称为“种芝麻，抱西瓜”。对产权明晰的中小民营企业采取积极的培育政策，通过培育培植中小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分享中小民营企业成长壮大的成果，与民营企业共成长。部分银行将此政策具体化到绩效考核中，将中小民营企业培养成优质大户的相关业务人员、责任人将得到绩效奖励。在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选择上，坚持两个发展性和成长性原则，一是企业的经营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二是银企业合作的的前景具有发展性和成长性；注重二种效益，一是客户提供的综合效益，二是客户提供的中长期效益。

针对中小民营企业担保难的问题，浙江的股份制银行充分挖掘企业两方面的担保资源，加强业务创新。一是充分挖掘企业的资产资源，各种动产质押、仓单质押、应收款质押、品牌质押、知识产权的质押等等应有尽有；二是挖掘企业的客户资源，通过客户的上下游企业和一些关系客户开辟担保渠道。

财务报表是授信信息获取的主要渠道，中小民营企业的财务报表不规范问题在浙江同样存在，但多数情况是企业的资产利润没有全部在报表中反映，浙江银行界称为信息良性不对称。针对民营企业财务信息的失真，商业银行没有固守财务信息，转而寻求民营企业的活信息。银行界在对中小民营企业进行授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时，会认真调查企业用电量、银行结算量、企业现金流量、纳税额等活性信息，并将这些活性信息纳入企业信用评级指标体系。这些活性指标体系更能真实反映企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从这些活性指标入手进行授信调查和信用评级既能更好地控制授信风险，也有利于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拓展。

在中小民营企业的行业政策和地区政策上，浙江银行界的民营企业授信政策也具有一定的特色。各行普遍把竞争过于激烈、产品替代性强的行业列为限制性行业，对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产业予以支持。一些专业市场发达、块状经济特征突出的地区则成为各家银行授信支持的重点地区，部分银行将这些地区拉直管理，一些银行则对这些地区分支机构给予了比较大的授信授权。

五、民营企业授信风险控制

针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存在的问题，浙江各商业银行没有简单地回避这些风险，而是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这些风险控制使授信的安全性得到较好的保障，也使民营企业的授信能够得到快速的发展。近几年浙江各商业银行对民营企业授信超常规倍增式发展，但授信资产质量普遍良好，资产不良率普遍在5%以下，许多地区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更是控制在1%以下，成为国内银行界的奇迹。这一奇迹的产生与浙江良好的授信环境有关，但更得益于银行积极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

各银行在从事民营企业授信中非常重视风险控制，近几年各银行在自己的绩效考核体系中强化了资产质量的权重，加大了奖惩的力度。有些地区的银行将授信质量与一把手的年终考核薪酬直接挂钩。广东发展银行杭州分行的风险管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该行教育员工“授信业务收来的是利息，损失的是血本”，“骗你的是最好的朋友”，“对待授信风险要象航空公司对待飞行一样”，“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信贷资产”。在授信风险理念上，该行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反对风险最小原则，这样将最大限度地获得业务机会和利润，反之则会丧失业务机会，获得较低的利润回报。在对企业监控的着眼点上，该行强调从资金流、物资流等动态和活性信息着手，而不是盯财务报表。该行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实行企业经营者的首席（行长）谈话制，使问责审批人对中小民营企业经营者形成直观认识。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调查实行双人调查制，调查内容要重视活性信息而不是财务报表，对部分企业实行业务人员与审批人员的联合调查；对部分企业直接参与企业的合同谈判，获得企业的第一手业务资料。在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贷后监控上，该行主动深入，授信达到一定规模后，该行要求企业增加注册资金规范相关管理，关健岗位的员工必须符合其要求的素质，达不到其贷后监控的要求，该则坚决收贷。这些灵活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使其得到较好的回报，其140亿的授信资产，不良率仅为0.4%。

为控制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准入风险，有些银行从一些活性指标入手设置了自己的准入指标体系；有的银行要求一把手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包发放、包管理、包本息收回，并将此“三包”与一把手的年终考核挂钩；在授权体系上根据地区风险和机构风险控制水平实行了差别授权和动态授权，设置了授权警戒线；对各种形式的中小民营企业贷款实行风险组合管理。为解决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风险溢价，银行利率上浮的方法运用的较为普遍。一些银行还要求对中小民营企业的授信即贷即收，不得展期和以贷还贷。

六、浙江民营企业授信对我们的启示

浙江各商业银行面临的民营企业授信环境与深圳不同，其民营企业授信的做法，我们不能简单的移植照搬；但其民营企业授信的一些理念、管理方法、运作机制、业务创新等对我们当前的授信业务及管理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值得我们借鉴。

1、在企业授信上，表面看来我们不会以所有制来歧视民营企业。但我们仍有认识上的不足。一是对民营企业的未来发展认识和准备不足。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昭示了企业产权改革的方向，企业产权改革是企业改革的核心，民营企业以其产权的天然明晰迎合了企业改革的未来，同时民营企业的内在机制造就了其市场经济中强劲的竞争力，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民营企业必将占据未来市场的绝对份额。因此，在内涵于未来的授信业务上，仅仅以一视同仁来对待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将可能使我们错失未来。未雨绸缪，重新审视和规划民营企业授信的未来是十分必要的。在当前以民营为核心的企业产权改革中，由于缺乏前期研究和准备，面对EMBO、MBO、企业并购等民营化授信业务，我们有时显得手忙脚乱。二是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的理念需要重塑。随着授信市场竞争的激烈化和大中型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中小企业授信将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歧视民营企业，但中小民营企业授信确实是我们所忽视的领域。有些中小民营企业规模不大，但却小而专、小而特，具有自身的生存空间，应该成为我们授信支持的对象；对于经营者素质较高，企业运作规范，经营机制灵活，有发展潜力和增长空间的中小民营企业，我们应以客户培植的理念给予授信支持，培养客户的忠诚度，“种芝麻，抱西瓜”，为我们的授信储备未来。

2、随着授信买方市场的形成，我们的授信理念应作重新调整，我们应调整风险最小理念，坚持风险可控原则。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坚持风险可控为前提，风险是否可控无从把握的冒险业务不应纳入我们的授信范围，这是授信区别于风险投资的本质所在。二是坚持风险可控而不是最小，在授信卖方市场条件下，我们可以优中选优；授信买方市场条件下，风险最小原则将束缚业务空间，失缺高利润业务。授信业务与风险相伴生，关键在于授信风险是否能为我们所控制。在授信买方市场条件下，坚持风险可控原则，将为我们争得最大的业务空间和利润空间。

3、正确认识传统产业。当前，商业银行的授信行业政策存在着重高新技术产业轻传统产业的偏向。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技术水平而在于安全性和效益性。高新技术产业（成熟前）在伴随着高利润的同时，也伴生着高风险，与风险投资的价值取向相吻合。企业能在传统产业中占有较高份额，或有独特的市场空间，这说明了企业具有较稳定的生存空间，从而兼具安全性和效益性，其价值内涵正是授信业务的取向，丝毫不能为我们的授信业务所轻视。

4、授信调查和贷后跟踪重视企业活性信息。信息不对称是授信业务的固有矛盾，民营企业更甚。如果停留于文字上的固化信息，信息不对称是难以化解的。抓住企业的用电用水量、现金流量、银行结算量和纳税额等企业活信息，往往更能使我们了解到企业经营的真实信息，做活授信调查和贷后跟踪，事半功倍，更好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5、开拓异地授信业务。从对浙江商业银行授信情况的调查看，内地授信业务的客户选择余地要比深圳大得多，甚至其不予授信支持的客户在深圳却已成为各商业银行争抢的对象。作为经济组织的商业银行本身不能以行政区划画地为牢，深圳目前逐渐成为资金过剩地区，而深圳银行相对内地行具有理念、服务、产品等方面的竞争优势，局于深圳一隅只能丧失发展空间。当然，授信业务具有贷后跟踪的特殊要求，对异地授信应选择贷后跟踪要求少，难度低的项目。

6、从与浙江商业银行授信的比较情况看，我们对利率杠杆利用不够，对中小民营企业授信很少上浮利率。相对于大中型企业，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具有平均风险水平较高、人力资源投入大、业务成本相对较高的不足，但银企合作中企业不占强势。因此，我们需要也有可能利用利率杠杆来弥补中小民营企业授信业务的风险溢价和成本提补。同时，提升利率也可能促使企业从成本考虑而优先偿还，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授信风险的控制。

7、加快社会征信系统的建设。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与浙江草根经济的特征相反，人们缺少归宿感，社会诚信的自然基础较差，这更需要通过人为强化，建设社会征信系统，逐步为深圳各商业银行的授信业务创造良好的诚信环境。

(作者单位：深圳市国内银行同业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