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制度“笼子”的三个追问
关于制度“笼子”的三个追问
2013-12-04 10:45 来源： 人民论坛
核心提示： 笼子是否关住老虎，要让众人亲眼目睹才放心。如果人们一次次地看到笼子里是空的，那政府的诚信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因此，必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权力监督制约的普遍性和有效性，才能杜绝滥用权力，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确保权力正确行使。要解决“笼子”的材质问题，即制度的刚性问题。有很多看似很严格的程序约束，但事实上这些程序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权力面前，制度形同虚设，潜规则取代显规则。虽然老虎和苍蝇要一起打，但我们不能光拿着苍蝇拍去追打。关苍蝇只需用纱窗，而关老虎则必须用铁牢。高压线如果不带电，哪还能叫高压线？制度如果出现阴阳脸，比没有制度还要糟糕。当前，我们不知有多少没有用的制度，还在那里当“看门符”供奉着。制度的制定是基础，制度的执行是关键。要加强程序性制度设计，以严密的程序压缩制度执行的弹性空间，确保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不打折、不变形、不走样。
要解决“笼子”的出入问题，即权力与权利问题。制度是否具有刚性，还要看制度的使用权归谁，由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也即谁是问责的主体？应该承认，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监督是不灵的，这种制度设计不可能解决好监督的问题，相反导致了致命缺陷——“官大一级压死人”。突出的表现为干部对权力敬畏，而不是对宪法、法律、制度和对群众的敬畏。笼子是否关住老虎，要让众人亲眼目睹才放心。如果人们一次次地看到笼子里是空的，那政府的诚信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中国已是对贪腐官员惩罚最严厉的国家之一，为什么依然没能抑制住腐败？这说明处罚只能治标。当前，群众主要有两个不满：一是权力过多且过于集中，二是权力拥有充足的隐形空间。设法让手中权力脱离制度约束，是权力运行的一种惯性，也是一些领导干部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和行为。既然权力对腐败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那么，如何才能强化对滥用权力、失职渎职、决策失误、行政违法等问题的责任追究，督促和约束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行使职权、履行职责？一句话，要想有效地“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必须强化民主监督，动员和依靠群众来监督权力。努力规范权力公开运行，编制权力运行图，给权力穿上透明装，清除权力隐形死角，确保“权力运行到哪里，监督就延伸到哪里”。
要解决“笼子”的效用问题，即制度的作用问题。中央关于改进作风的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有力增强了广大党员、干部的宗旨意识和群众观，有效遏制了迎来送往、铺张浪费等不良现象。应该说，轻车简从、不铺地毯、不搞宴请，这都是转变作风的表现。但这些并不是全部，更不是根本。八项规定是加强作风建设的重大举措，其精神实质是为民务实清廉，有了认识的统一，改进作风才不会仅仅停留在这里，才会向更高的层面、更深的层次发展，那就是尊重和回应民意期待，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切实改掉那些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彻底破除那些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的陋习和歪风，深入基层和群众，履行使命和职责，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
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不是仅仅变成会议与文件的官话、套话，而应针对现存制度的缺陷与漏洞，进行调整与完善，建立行之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反腐败斗争才有根本依托，我们党就能在建设现代政党上迈出新步伐。
（作者为福建省直工委副巡视员）
第二篇：把制度的笼子扎紧扎牢
把制度的笼子扎紧扎牢 ——谈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
2013年以来，中央纪委先后两次调整内设机构和人员配臵，在机构和编制总数不变的前提下，重新排列组合、优化结构、内部挖潜，将纪检监察室从8个扩容到12个，保证把主要精力向主业聚焦，往监督和办案上用力。这是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有效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应当说，近来中央在反腐败体制机制方面一系列创新做法，为从源头上预防和惩治腐败、不断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
一 反腐败重在解决体制机制问题
近年来，反腐败工作不断推进，一件件腐败大案被查处，广大干部群众拍手称快，同时也对当前腐败现象反映十分强烈。一方面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另一方面腐败现象仍然屡查不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成效明显和形势严峻并存的局面呢？
究其原因，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与我国所处的特定历史阶段密切相关。当前，我国正在经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历史经验表明，这一时期往往是腐败高发期。诱发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个人的官德失守，也有社会的利益诱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反腐败的体制机制不健全、不完善，为腐败的滋生蔓延留下了空间。
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长期以来，纪委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的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不够，反腐败机构分散，形不成合力。有的地方党委和政府给纪委交办了不少与反腐败工作无关的任务，纪委主业不突出，工作越位、错位、不到位情况时有发生。
微评
老虎不打不死，苍蝇不拍不灭，腐败不会自动消失，放任不管只能愈演愈烈。
反腐败问题上，不能只设“高压线”，关键得“通电”。
权为民所用，纵然是清风两袖，自当流芳百世传佳话；利为己所谋，即便有众多豪宅，也会遗臭万年殃后人。
有些案件难以坚决查办。有的地方党委担心查办案件会损害形象、影响发展，心存顾虑，甚至包庇姑息腐败分子；有的地方纪委执纪执法偏宽偏软，奉行好人主义，该严厉惩处的没有严厉惩处，致使很多腐败分子逍遥法外；一些地方和部门腐败案件频发，却追究相关责任不够。
监督机制不完善。上级监督存在“鞭长莫及”的问题，巡视制度不够经常有效，派驻机构覆盖面不够广；同级监督忌讳多，觉得“大家在一个锅里吃饭”，很难监督别人，这些年发生的“一把手”腐败问题，很少有同级纪委主动报告的；社会监督渠道少，受理的几率低，一些信息不够透明。
这些体制机制上的问题很不正常，必须有所改变。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随后，中央发布《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紧接着，中央纪委对内设机构进行了改革，各级纪委也相应作出调整，建立起完善的反腐败体制机制，编织一张紧密无疏的反腐天网。
二 坚持“两个责任”明确谁来抓
2013年，安徽省对一批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领导干部进行了责任追究。此举在全省党员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领导干部认识到，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是抓不抓都行，而是必须抓紧抓好，“光说不练”会有严重后果。
完善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是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的重要举措。早在2008年，中央就提出各级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责任主体。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落实好 2 “两个责任”，就抓住了党风廉政建设的“牛鼻子”，就能形成全党动手、全社会参与反腐败的强大合力。
党委负主体责任。俗话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各级党委的主体责任是前提、是基础，只要党组织和领导真正负起责任，再难的工作也能抓好。各级党委要承担好主体责任，种好自己的“责任田”，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作为分内事情，加强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把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坚持选好用好干部，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领导和支持执纪执法机关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党委主要负责人要坚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同时洁身自好、管住自己，当好廉洁从政表率。
纪委负监督责任。各级纪委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对党风廉政建设责无旁贷，必须聚焦中心任务，监督执纪问责，更好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过去，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有的纪委承担了很多与主业无关的任务，出现了“种了别人的田，荒了自己的地”的状况。各级纪委应进一步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从大量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协助党委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督促检查相关部门落实惩治和预防腐败工作任务，更多地担负起惩治腐败方面的责任，组织协调有关力量，加大办案工作力度，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完善失职责任追究制度。有权就有责，权责要对等。无论是党委还是纪委或者其他相关职能部门，都要承担相应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出了问题就要追究责任。只有进一步明确责任、落实责任、追究责任，“两个责任”落实到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不再是“纸老虎”、“稻草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才有坚强的制度保障。
三 落实“两个为主”创新工作机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党的各级纪律检查机关是党内监督的专门机关，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组织者、协调者、参与者，是反腐败之剑。只有进一步理顺反腐败体制机制，才能使这把剑更加锋利，使反腐败工作更加有效。
我们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是基本符合党情和国情的，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体制机制，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眼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提出了“两个为主”的改革思路：一是“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臵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二是“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第一个为主，从办案上强化上级纪委领导。掌握案件线索和查办腐败案件是反腐败工作的重点内容，是反腐败威慑力的关键所在。在原来的习惯性程序中，不少地方纪委如果发现本地重大案件线索或者查办重大腐败案件，都必须先向同级党委报告，在得到主要领导同意后才能进行初核或查处。如果案件线索处臵和查办必须同时向上级纪委报告，上级纪委同时知情，那么就会对地方党委形成制约，就不能轻易放弃对案件的查办，这有利于推动查处腐败案件，打击腐败犯罪。
第二个为主，从人事上强化上级纪委的领导。纪委书记、副书记是一级纪委的主要负责同志，他们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有利于强化他们同上级纪委的沟通和联系，有利于他们更加大胆地履行监督职责。
这“两个为主”要求，是创新反腐败工作机制的有效做法，既坚持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保证了纪委 4 监督权的行使，有利于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
四 实现“两个全覆盖”完善监督机制
腐败是一种滥用权力牟取私利的现象，通俗地说就是以权谋私。因而，有人把腐败形容为权力的“影子”，认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可能产生腐败。从这些年的反腐败实践看，一些所谓的“清水衙门”也发生了腐败案件。这说明权力不论大小，只要失去制约和监督，就可能被滥用。
为了强化监督、管住权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必须落实“两个全覆盖”。一是“全面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实行统一名称、统一管理”；二是“改进中央和省区市巡视制度，做到对地方、部门、企事业单位全覆盖”。这“两个全覆盖”，目的在于完善监督机制，促进权力规范运行。
第一个全覆盖，是派驻监督全覆盖。派驻机构是纪检监察部门延伸到各单位的触角，是监督权力、防治腐败的有效形式。根据党章规定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需要，对派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全面派驻。原来中央纪委主要在政府部门设臵派驻机构，下一步要逐步落实中央纪委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机构。二是派驻机构对派出机关负责。派驻纪检组长继续担任驻在部门党组成员，全面履行监督职责，在党组中不分管其他业务工作。三是各项工作保障由驻在部门负责，工作经费列入驻在部门预算。这样就能确保各派驻机构必须把主要精力放到监督上来，不当老好人，不和稀泥，铁面执纪，确保监督实效。
第二个全覆盖，是巡视监督全覆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已开展了三轮巡视，共巡视22个地方、12个单位，即将开展新一轮巡视。凡是去过的地方都发现了一些问题，其中前两轮巡视向纪检监察机关移交涉嫌违纪违法问题线索1879条，成为发现问题的“尖兵”。要坚决落实《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巡视工作的意见》和 5 《中央巡视工作2013—2017年规划》，进一步扩大范围、加强力量、加快节奏，实现巡视工作对地方、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全覆盖。创新组织制度和方式方法，不固定时间、地点、人员，机动灵活开展专项巡视，突出发现问题、强化震慑作用。加强对巡视工作的责任追究，对该发现的问题没有发现的、发现问题没有报告的，要追究相关巡视责任。
此外，还要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近年来，很多腐败案件都是通过群众揭发出来的。应当进一步扩大社会监督的视野和范围，畅通人民群众举报和监督渠道，注重发挥新闻媒体的监督作用。特别要适应互联网迅猛发展的趋势，发挥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监督作用，将腐败分子网罗其中。
反腐倡廉神州兴，风清气正促梦圆。当前，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道路上奋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追寻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断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持之以恒推进反腐倡廉建设，正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航船长风破浪、扬帆远航，为中国梦圆梦成真，创造风清气正、催人向上向善的良好环境。
----------------------------问：什么是巡视制度？
答：巡视制度，是指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通过建立专门巡视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对下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进行监督的制度。巡视工作有4个重点：一是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权钱交易、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违纪违法问题；二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三是着力发现领导干部是否存在对涉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反对意见、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违反政治纪律的问题；四是着力发现是否存在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违规提拔干部等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张军：巡视工作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惩”达到“治”
中央纪委副书记张军认为，巡视工作非常强调抓早抓小，对领导干部存在的苗头性问题要及时咬咬耳朵、扯扯袖子，甚至当头棒喝、敲响警钟，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这就是“严管厚爱”，既体现了对干部的关心爱护，也有利于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变被动惩处为主动预防。
第三篇：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
扎紧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笼子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从严治党同样需要制度规范，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落实治党的责任，把权力与责任、义务联系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党员干部要勇于担当，认真负责。当制度的笼子越来越牢固，我国的政治局面才会越来越安定，经济社会才会协调发展，各项事业才会稳步前进，人民群众才会安居乐业。
扎紧从严治党的笼子，以政治的规范要求社会秩序向正确的轨道运行，实现我国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总书记曾多次强调：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全方位扎紧制度的“笼子”。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始终把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措施，先后制定完善了一系列党内法规制度，使制度的“笼子”越扎越紧。
扎紧制度的笼子，“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陆续出台或修订了党内法规50多部。其中《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修订后，理顺了巡视工作的领导体制、工作方式，明确了巡视的对象、任务和纪律；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同步实施，一个重在立德，树立道德高标准，一个重在立规，划出纪律的红线；《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的出台则是为了重点解决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不担当、乱担当的问题，以问责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长白县十三道沟小学
胡艳荣
第四篇：澳大利亚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澳大利亚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2013-08-26 第02版：当代世界
作者：北顾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2828
在2012年国际知名反腐组织“透明国际”发布的“2012年全球清廉指数排行榜”上，澳大利亚位列第七。一贯以清廉著称的澳大利亚，2011年也曾爆出“史上最严重的腐败”。2011年 12月 12日，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卫生署财务经理莫尔胡?巴罗因贪污公款1630万美元被警方缉捕。昆士兰反对派就此向政府提出质疑，认为正是由于政府对财务控制薄弱，才导致挪用公款丑闻的出现。去年，工党联邦议员克雷格?托马森被指控用公款召妓，警方介入调查。在反对党动议下，议会对托马森的议员资格进行投票，托马森以两票之差侥幸逃过一劫。62岁的众议院议长彼得?斯利普在2011年11月上任后被指违规报销出租车票和性骚扰 33岁男性下属。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遂对他展开正式调查。斯利普遂发表声明，宣布暂时停止履行众议院议长职责。
虽然偶有丑闻曝光，但澳大利亚依然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之一。这要得益于澳大利亚通过制度建设来预防腐败的做法。澳大利亚虽属英美法系国家，刑事、民事案件审判适用判例法，但对权力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却采用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做法，即以成文法模式，制定了一套严密的法律法规体系，基本上做到了凡事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政府部门的职责由法律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政府不许作为。每一个机构都有特别法律规定，只适用于这个部门。这既有利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也有利于追究违法行为。
建立公务人员行为准则。澳大利亚实行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文官制度。政务官与常任文官分离，常任文官即公务员恪守政治中立原则，实行职务终身制。联邦议会通过的《公共服务法》把公务人员的核心价值观通过法律形式规范起来。公务员管理委员会还将公务人员的行为准则、价值标准以及对公务员的绩效管理办法等编印成册，甚至将《公务人员行为准则》做成书签，下发给每一位公务员，让他们牢记。澳大利亚公务员行为准则明文规定：“公务人员不得使其职责从属于他的个人利益，他也不得使其职责和他的利益处于相互矛盾的地位。他不得利用他的官方职位增加个人收益，也不容许其私人事务招致滥用信任的猜疑……”为保证上述准则的贯彻,公务人员行为准则规定：公务人员有义务向部长或常任首脑报告任何可能与其公职发生冲突的直接或间接的钱财收益；公务人员不得从事可能损害或影响其职务的第二职业；公务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取得的薪金以外的任何其他报酬均需上缴政府；除特许外，公务人员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等职务；公务人员不得利用职权范围内掌握的官方信息和文件为自己或他人或任何集团谋取利益，违者处以两年监禁；公务人员私人不得接受馈赠，但不值钱的纪念品，工作午餐款待，或出于不同文化背景拒收则会招致冒犯的情况不在此列；禁止上级向下级借钱；公务人员退休或辞职后，原则上不禁止在企业任职，即使“脱钩”，也不得泄露过去所掌握的文件或事实，否则以犯法论处；不得利用过去的关系谋取优惠；公务人员不得利用官方设备从事非官方的目的；公务人员不得行贿受贿，否则课以刑罚惩戒；公务人员不得为了晋升、调动或其他便利谋求别人的帮助，也不得为其他公务人员提供这种帮助；公务人员在工作中要厉行节约,避免铺张浪费； 公务人员要爱护公物，对毁坏公物、盗窃公共财产、伪造窜改账簿、档案和报表者要处以2~7年监禁；公务人员不得冒充别人参加根据法令举行的考
试，或在考试前不正当地得到或提供试卷。
建立公共事务公开制度。在澳大利亚，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议会，其工作运行都是公开透明的。公民可以自由地进入参众两院旁听议员们辩论。不能进入议会厅旁听的公民，也可以通过电视和议会网站实况转播，了解议会讨论的情况并进行监督。同样，法律也保证任何媒体记者有权进入议会厅，并对包括在议会质问时间内所进行的激烈争论，甚至颇为粗暴的提问等情况予以转播和广泛报道。行政机关所有不涉密的信息要对外公开。《联邦信息自由法》第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应该公布有关行政机关职能和任何信息的记录，以及任何存储或记录信息的物件。对公共事务中的关键环节都要公开。比如，政府机构不仅要制定政策，同时要向各级执行政策的部门解释为什么制定该政策。又比如财政预算报告全部公开，主要内容包括财政收入、支出和预算资金，财政报告标准和主要预算合计，联邦政府部门的财政陈述，联邦机构的统计数字，联邦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近期财政动向，政府部门的财政历史数据，联邦政府和州、领地和地方政府间的关系，政府各部门向财政部报表的详细信息等。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为保证政府部长以上高官（政府部长均为议员）为政清廉，于1984年10月9日通过决议（此决议又经1986年2月13日和10月22日两次修改），规定议员必须登记本人、配偶及子女（指全部或主要依赖其供养的子女）的有关钱财的收益。登记表必须本人签字并注明日期。登记的项目包括股份、房地产、是否担任公司董事、债券和证券、储蓄和投资、价值 5000澳元以上的其他财产、其他收入、礼品（指官方给予的价值250澳元以上的礼品，或非官方馈赠给议员的价值在 100澳元以上的各种礼品）、接受旅行招待或款待、是何组织成员以及其他与议员公职可能发生冲突的任何好处。
建立金融和税号制度。在金融领域，1988年联邦政府建立了资金流动制度，规定凡是1万澳元以上的资金流动，金融机构要向国家管理机构报告。如果公职人员有大额度资金流动，无正当理由将被严重怀疑并受到追究。在税务领域，1991年建立了税号制度，规定每个人只能有一个税号，凡是在银行开户的人，不管开多少个账户，都要报自己的税号，以便将各个账户上的金额加以汇总。这既便于防止偷漏税款，又便于查核个人收入。公职人员大额资金收入不明，将会受到怀疑。在支付方式上，采用电子转账，不用现金结算，且所有的支付过程都记录在案，有据可查。如果公职人员有贪污贿赂行为，其非法收入是很难处理的，即便化整为零想存入银行，也会被发现有问题。依据财产申报法，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后，除本人的存款、股份和证券这几项不得公开外，其他收益和财产均可公开查看，接受有关机构和公众的监督。
建立对政府投资、财务、采购的控制制度。法律规定，超过600万澳元的投资必须经议会具体讨论。议会关注的重点不是固定资产投资本身，而在于投资能有什么贡献。如果说不清楚投资的实际意义，议会就不会通过政府投资。政府建立起完备的电子支付和资产管理系统，各部门根据预算购买物品时，很少使用现金，一般都通过财政部出支票，并在财政部报销，从而减少腐败机会。澳大利亚拥有较为健全的政府采购风险防控制度。针对政府采购拟定了指导方针，采购的每一步都有详细的法律指导和案例指导，要求所有公务员必须遵循。如果偏离了这个指导，就要把理由记录下来，同时要将采购全部过程都记录在文件上，比如多少人投标，投标人的情况，没有中标的为什么失败等。采购的细节要公开，如所有的商业机会、签署合同的细节、投标人失败的原因、核心采购政策和原则的执行等。根据需要，审计部门要介入采购过程，进行全过程审计。
第五篇：英国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英国如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2013-09-02 第02版：当代世界
作者：北顾 来源：学习时报 字数：3256
1993年，英国首相梅杰发起了一场“道德回归”运动。当时，街谈巷议盛传一些议员在收钱后代提议案和替商人获取情报。为了弄清事实真相，《泰晤士报》派出两个干练记者，在1994年秋打扮成药商，相继请10名议员在议会上替其药品生意说话，并且许诺每提一个问题将给1000英镑的报酬。意外的是，竟有 6名议员欣然赞同这种官商勾结的交易。过了几天，果真有 2名议员就药品问题向福利部长提问，但他们暗地里却收下了“药商”所开的两张 1000英镑的支票。在掌握了真凭实据后，报社毫不客气地在《泰晤士星期刊》上对此事全盘曝光，令全国哗然。在这种情况下，梅杰任命一个由诺兰主持的生活标准委员会开展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下院651名议员之中有245名议员在院外作兼职，其收入高出了法定年薪的3倍。于是，1995年，在梅杰政府的推动下，诺兰委员会提出了严格部长以及公务员的公职生活准则的意见，规定部长以及特别顾问应遵守和国家公务员相类似的规则，如果要加入公司，须有两年的隔离期；对公共咨询和管理组织的管理人员，提出了人事任免和公开性方面的建议，认为应由一名任免委员会的委员来调整任免程序，所有的任命都
须听取其职能小组或者独立委员会的意见。
实际上，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也是现代政治腐败的鼻祖。虽然英国不时会曝出大大小小的丑闻，却不至于扩展成大范围权钱交易和严重的政治腐败，这与其权力运行制度的构建密不可分。早在 1889年，英国就颁布了首部反腐败法，即《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其后，英国分别于1906年和1915年两次颁行《防止腐败法》。二战后，英国在1948年颁行的《人民代表法》、1962年通过的《北爱选举法案》、1964年颁行的《许可证法》、1972年制定的《北爱地方政府法》、1988年通过的《犯罪审判法》、1989年通过的《地方政府和住房法》、2001年制定的《反恐、犯罪和安全法》等等，都针对政府官员的行为制定或添加了新的法律条文。2003年3月，布莱尔政府又公布了新的《反腐败法》。长期以来，英国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中其廉洁指数均比较靠前，这是英国加强制度建设的结果。
防止权力滥用行为，英国主要依靠文官制度。英国有一套完整、具体、实用的行为法规，用以规范公务员的行为。英国的公务员制度始于 1854年，公务员约有 60万人，共分为 12级。与推行高薪养廉的国家不同，英国文官收入并不很高。低级和中级文官的薪水与非文官同等人员差不多。高级公务员待遇相对较高，但比起在私营公司任职的经理们仍差距甚远。英国公务员之所以比较廉洁，是因为英国有一套较完善的公务员招聘、培训、任用、管理和监督的制度，对公务员必须遵循的六条原则，即诚实、负
责、客观、政治中立、保密、公平，以及公务员的职业保障、权利保障、行为规则、活动意向、活动幅度和活动程序都做出了详尽规定。英国文官守则的总纲规定非常明确，文官必须效忠于国家，诚实正直，不能将个人利益置于职责之上，不能以权谋私。为此，守则作了许多具体规定。例如，公务员持有或者将获得可能和本人工作的部门利益不符的公司股份时，须报告或者请求上级；不能泄露经济情报；不能利用工作的便利而得到的信息用于投机；禁止接受与工作有关的个人或者单位的礼品、馈赠和酬金，以及他们频繁或者定期的宴请；不能从事第二职业。而文官出于外交礼节，不便谢绝礼品时，受礼前要请示，受礼后应交公处理。同时，英国政府还把道德建设作为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了政府工作“无私、正直、客观、责任感、公开、诚信、领导才能”七大原则，并对每条原则都做出了详细解释。与此同时，又相继制定了国会议员行为准则、特别顾问行为准则、部长行为准则、公务员行为准则等，从制度上保证了公职人员的廉洁从政行为。
建立财产申报制度。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财产申报的法律，即《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规定了议会中议员选举费用的限额和对选举舞弊的刑罚。法律规定，如果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存在差距，就必须作出解释和说明。如不能提供合法所得的证据，就会被认定为灰色收入，进而被治罪。此外，瑞德克里夫——莫德委员会于1973年提出了关
于财产申报等预防腐败措施的建议，对于议员的佣金、从公司获得的利益、从地方政府的土地获得的利益，实行强制登记。英国的官员分为议会议员和公务员两类。议会议员实行收入状况披露制度，要把各种收入、福利和形形色色的好处摆在明处。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免费旅游等福利，以及官员从事咨询、写作、讲学和协助他人经营等活动的所得收入，必须逐一申报。英国普通公务员申报财产和收入只限于本人，其子女、配偶、父母和其他亲属的收入和财产不需申报。
建立政务公开制度。社会监督是对政府运用职权的有效制约。如果权力的运行是公开透明的，权钱交易就变成了一种困难的行为。英国《信息公开法》规定，公共机关有义务向信息公开申请人提供信息。被申请提供信息的公共机关有义务以书面形式告知申请人是否拥有被申请的信息；如果拥有该信息，应当向信息申请人提供所申请的信息。公共机关拥有的信息除了例外信息都应当公开。如果信息公开的申请被公共机关拒绝，申请人可以通过一定程序获得帮助。这些程序包括信息专员的帮助、信息裁判所的帮助和法院的帮助。以公务用车制度为例，政府车辆处有各级负责人的名字、基本工资、加班费、车贴等等，透明度高，不仅列入报告交议会审核，而且全部在网上公布。英国首相及其政府大臣的公务活动和经济状况也同样高度透明。
通过制度建构，加强腐败预防工作。1889年，英国颁布了第一部专门反腐败法《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该法严格禁止公共
机构成员的主动或被动的贿赂行为。依据该法，任何行使公共职能或法定职能的机构均被认定为公共机构，公共机构的任何人员被严格禁止在与公共机构有关的任何交往过程中收受或者要求收受、同意收受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也严格禁止他们在此类事务中承诺或提供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此外，对上述公共机构成员的腐败行为，该法还规定了严厉的惩罚：对犯有此类行为的公务人员可处以6~7个月的监禁，还可加上不设上限的罚款，有的还可能获得像解除公职、从犯罪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公职，第二次再犯类似罪行永远不得担任任何公共职务，而且从犯罪之日起5年内剥夺其在议会和其他任何公共机构选举中的选举和投票权、剥夺获得养老金的权利等处罚。1906年，英国在修订《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的基础上，颁布了《防止腐败法》，将禁止公共机构成员贿赂的适用范围扩大，规定不仅适用于公共机构的工作人员，而且适用于公共机构本身。1916年，英国又对《防止腐败法》作修订，进一步将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机构。2003年3月，英国政府又颁布了新的《反腐败法》。按照新法的规定，“英国公民或根据英国任何一个地区的法律注册设立的机构在英国以外的国家或领土上发生的贿赂行为”都要受反腐败法的约束。
根据《防止腐败法》，英国政府内阁和文官部都制定了相应的规则。其中比较重要的规范有：关于公务员合同签订中的行为，如果有人在签订合同前获得优惠而给予或暗示给予礼物，公务员应当及时向上级报告这一情况；凡与正式合同有关的任何官员，均不得将自己的住址透露给合同对方。在应酬活动中，政府官员在接受礼品和宴请方面有一定的自主权，可以接受与本部门有日常工作联系的团体和个人的礼品和宴请，也可以接受重大节日（如圣诞节）的赠礼或宴请，但事后必须向主管部门或部门长官汇报，由其裁决是否有受贿因素，必要时予以纠正。对于与部门工作有关的招待会、午餐会、鸡尾酒会等邀请，明确规定只有部门首长或技术、业务主管可以代表本单位参加，其他人员须事先得到其主管官员的批准，否则不能接受；一时无法获得上级批准的，事后也要及时向上级汇报。为了防止假公济私，规定政府官员不得接受与行使公务有影响的、需要回礼和回请的大额礼品或宴请，如果官员因此于事后作出对给予好处的当事人有利的裁决，便构成轻罪。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