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筱萸受贿渎职案警示录

第一篇：郑筱萸受贿渎职案警示录

《郑筱萸受贿渎职案警示录》观后感

近日支部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难逃其咎》，该片讲述了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在权力扩大的同时，私欲膨胀从而堕落腐化的犯罪过程，剖析了郑筱萸从一名国家干部沦为阶下囚的蜕变轨迹，深刻揭露了其违纪违法行为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损害以及社会公众的危害。

作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一把手”，郑筱萸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保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方面，肩负着极其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本应恪尽职守、廉洁从政；本应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他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利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大肆收受贿赂；他玩忽职守，草率启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擅自降低审批标准，滥批药名，失职渎职，使无数滥竽充数的所谓新药以高昂的价格陆续粉墨登场，一方面掏空了老百姓腰包，另一方面让老百姓饱受假药、劣药之苦。郑筱萸受贿了600多万，在腐败之列中他不算第一，然而，郑筱萸案的致命之处不是金钱，而是“审批”之后造成人命的各种重大医疗事件。群众损失的何止千倍、万倍!由于假药、劣药和低质贵药，多少家庭倾家荡产，堕入困顿；多少家庭痛失亲人，阴阳两隔。郑筱萸难脱其咎，他的行为用草菅人命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一个国家的职能部门被如此肆意地猥亵，并成为 “造钱工厂”，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欲，置国家尊严和法律威信而不顾，可想而知，他早将“为人民服务”蜕变成“为金钱服务”，当成做官的宗旨，人生的最高追求。郑筱萸的所作所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严重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们曾记得，张子善和刘青山新中国第一个被反腐的枪声终结。但是，腐败这个我们听得发怵、看得心寒的词汇，一直像蛀虫一样不断侵蚀着共和国的根基。个别党员领导干部受金钱、利益驱使，不惜以身试法，比如郑筱萸之流。他们把党和人民的嘱托与期望抛在脑后，把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承诺抛在脑后，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抛在脑后，想方设法做自己想做的一切事情，为自己的晚年和子孙后代打下坚实基础，不惜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将生死置之度外。他们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贪赃枉法，严重不负责任。他们为尽早实现自己的愿望，情人、老婆、儿子和家人等举家上阵，各尽其能，目的就一个??捞钱！他们背弃了我党执政的基本原则和要求，走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反面。

对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加强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加强党风与党纪教育，使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按照党章的要求，时刻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恪尽职守，多办顺应民意、化解民忧、为民谋利的实事。要教育党员干部自觉遵守党纪国法，严格执行廉洁从政的规定，自觉抵制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还要切实加强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提醒、约束，防止别有用心的人从他们身上打开缺口。要加强反腐败制度建设，用完善的制度管权、管钱、管人和管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腐败分子失去生存的土壤。要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不受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反对和防止腐败，必须规范权力的运行，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和监控。要严厉惩治腐败，党内决不允许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殊党员，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谁敢无视国法、胡作非为，必将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

第二篇：郑筱萸受贿渎职案警示录1

《郑筱萸受贿渎职案警示录》观后感

近日院党委组织观看了警示教育片《郑筱萸受贿渎职案警示录》，该片讲述了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郑筱萸，在权力扩大的同时，私欲膨胀从而堕落腐化的犯罪过程，剖析了郑筱萸从一名国家干部沦为阶下囚的蜕变轨迹，深刻揭露了其违纪违法行为对党和政府形象的损害以及社会公众的危害。

作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的“一把手”，郑筱萸手中的权力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在保护人民群众用药安全方面，肩负着极其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本应恪尽职守、廉洁从政；本应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正确运用手中的权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他置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利用职权大搞权钱交易，大肆收受贿赂；他玩忽职守，草率启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擅自降低审批标准，滥批药名，失职渎职，使无数滥竽充数的所谓新药以高昂的价格陆续粉墨登场，一方面掏空了老百姓腰包，另一方面让老百姓饱受假药、劣药之苦。郑筱萸受贿了600多万，在腐败之列中他不算第一，然而，郑筱萸案的致命之处不是金钱，而是“审批”之后造成人命的各种重大医疗事件。群众损失的何止千倍、万倍!由于假药、劣药和低质贵药，多少家庭倾家荡产，堕入困顿；多少家庭痛失亲人，阴阳两隔。郑筱萸难脱其咎，他的行为用草菅人命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一个国家的职能部门被如此肆意地猥亵，并成为 “造钱工厂”，以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私欲，置国家尊严和法律威信而不顾，可想而知，他早将“为人民服务”蜕变成“为金钱服务”，当成做官的宗旨，人生的最高追求。郑筱萸的所作所为，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严重破坏了国家药品监管的正常工作秩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严重影响了国家机关的公信力，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

通过这件触目惊心、震撼人心、发人深醒的典型腐败案例，深刻地揭示了建党以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严峻形势和重要性。让每一位党员干部都接受了一次思想洗礼，深刻领悟到：要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仅靠党纪国法的约束是不够的，必须靠自觉、靠严格自律，保持严谨的生活态度和生活作风，要“慎微”，要“慎独”。同时，让我们从灵魂上受到震撼，从心灵深处得到净化,牢筑道德、纪律和法律防线，正确对待权力，正确把握人生。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自己手中的权力既可成为为人民服务、为企业服务的工具，也可成为毁伤自己的利刃。对于无权无势的人，在各种非分的诱惑面前即使有那个心，也往往没有那个胆；即使有那个胆，也往往缺少付诸行动的条件。而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由于权力在握，在一般人眼里困难重重的事情却可能易如反掌。这样，当他们把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捞取好处的时候，权力对他们的腐蚀也就开始了。但是，“法网恢恢，疏

而不漏”，“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多少人自以为手段高明，自以为手中的权力和强大的后台可以充当“保护神”，最终却都难逃被押上审判台的下场，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

在社会道德目标不断发生变化的今天，在腐化堕落、违法犯罪的道路上，一些人不断地步那些翻身落马者的后尘，重蹈覆辙，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自我警惕，思想上解除了武装。观看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展后，我再次深深认识到时刻自警，增强自律的重要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要时刻不忘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在权利与诱惑面前，要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在思想上、行动上、作风上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我们忙于事务，不注意学习，容易陷入庸俗的事务主义中去。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前人教诲语重心长，实实在在地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兢兢业业，如霆如雷。”这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句子。“ 兢兢”，是谨慎小心的样子；“业业”，是诚惶诚恐的样子。兢兢业业，就是一种极端负责、生怕有什么闪失的生活态度和工作态度。高度自觉的“自警” 精神，是全党同志和全体人民思想道德的修养上都不可缺少的品质，“自警” 精神是抵御诱惑的武器，“自警” 精神是保持廉洁清正的最后屏障，“自警” 精神是平衡权利与责任的天秤。天下事无不成于节俭而败于奢糜。我们要在工作中兢兢业业，时刻自警，增强自律，进一步开展好工作。

作为一名法院干部者，我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加强学习。思想上高度重视，重点学习《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试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深刻地认识到开展警示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深刻地认识到严重违法违纪案件的教训是深刻的，影响是深远的，后果是严重的。通过这次警示教育活动，通过对这一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反面典型教材的学习讨论，使我心灵受到极大震动，思想受到深刻洗涤，更是从中得到一些深层次启示和警醒。

二是坚定信念。始终坚定共产主义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是共产党员的立身之本。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下，只有自觉地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坚定自己的信念，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提高自我约束能力，提高自我警省能力，坚决抵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物欲横流的诱惑，过好权利关、金钱关、人情关，才能经受住各种考验，抵御住各种诱惑，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以案为鉴。在加强自身政治理论学习的同时，教育片在自己思想深处受到极大触动。不注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改造，就会私欲膨胀，背弃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宗旨，道德观念

失衡，政治上丧失信念、经济上贪得无厌、生活上腐化堕落，踏上了不归路。“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作为一名普通的公务员，虽然手中无特权，但也应该时刻提醒自己，时刻牢记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强化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奉献意识、服务意识、勤政意识。如果为人民谋利益之外的胆子大了，就会出事，轻则政治上的死亡、精神上的死亡，重则生命上的死亡。如果是这样，怎么能对得起党组织的精心培养教育，对得起上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和重托，对得起给予无限关爱的家人。通过学习对照，既提高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又从反面教材中汲取了教训，从点点滴滴处严格要求自己。

第三篇：受贿渎职案剖析

*，作为首任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肩上，本应挑着１３亿中国人的用药安全。

然而，这名共和国的原最高药监官眼中，不是重如泰山的责任，而是多了“寻租”本钱——近十年时间，他以权谋私，直接或通过其妻、子多次收受贿赂，款物合计６４９万余元。面对责任，他玩忽职守，擅自同意降低药品审批标准，滥发药品文号……

*年７月１０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以受贿罪、玩忽职守罪两罪并罚，被执行死刑。

肃贪·反腐风暴席卷药监

*年５月２９日上午９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社会广为关注的*受贿渎职案一审宣判。被告席上，*神情落寞。

“被告人*犯受贿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一天，从*出任国家药监局局长、党组书记算起，走过了９年；他从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局长、党组书记职务退休，不到３年。

事实上，中国药监界的腐败之风，早已引起了中央纪委、监察部及检察机关等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离职前后，一场反腐风暴在中国药监系统迅疾掀起——

２００２年，原浙江省药监局局长周航因受贿折合约４００万元被判死缓，成为中国首位落马的省级药监局长；

２００５年７月，*退休仅半月余，曾担任其秘书的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郝和平及妻子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中国药学会咨询服务部主任刘玉辉被捕；

２００６年１月，同样曾担任*秘书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曹文庄，和该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卢爱英、国家药典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王国荣被立案调查；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中国药学会副秘书长刘永久被捕；

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因涉嫌受贿，*及其妻儿被正式立案调查……

“对*的违纪违法问题，要彻底查清，依法严肃处理。”*年１月２４日，听取了监察部就郑案调查的情况汇报后，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求。

随着调查深入，*涉嫌受贿数百万、药监工作严重失职渎职的“权力黑幕”被层层撕开。此后，他受到行政开除处分，被撤销全国政协委员资格，被开除党籍，并被依法逮捕……

庄严的法庭上，一审法院认定：１９９７年６月至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利用职务便利，接受请托，为８家制药企业在药品、医疗器械的审批等方面谋取利益，多次直接或通过其妻刘耐雪、其子郑海榕，非法收受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６４９万余元。法院还认定，*在全国范围统一换发药品生产文号专项工作中，犯有玩忽职守罪。

*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年６月２２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驳回*的上诉，维持原判，依法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７月１０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核准死刑。

对*案件的查处，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严厉惩治腐败的坚定信心和决心，体现了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重视。

寻租·“权力家庭”受贿６４９万

在*高达６４９万元的受贿簿上，最多的一笔来自浙江某集团公司：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６年，*通过其妻刘耐雪、其子郑海榕，收受该公司负责人李某某以顾问费、股份收益等名义给予的财物共计２９２万余元。

９年间，从每月２０００元的顾问费，到一笔免去近２００万元住房首付款，随着*的权力扩展，其与家人的受贿行情“水涨船高”。

早在１９９７年６月，该集团就开始“聘请”刘耐雪为顾问，月薪２０００元。期间，适逢集团的中层干部投资成立针头车间，刘耐雪只凭一张“借款５．２万元”的借条，以儿子郑海榕的名义入了股，每月分红２８００元。对此，*心知肚明，称之为“干股”。

和母亲一样，其子郑海榕也很会利用父亲的权力“赚大钱”：

２００２年，他大方地收下了李某某赠送的一辆奥迪车，后将该车卖得１８．５万元“揣入腰包”；此后，他在上海购房，又收下了李某某赠送的首付款１７万元；２００３年５月，李某某把下属公司５％的股份送给他，２００４年底就有了２５万元分红；２００５年底，他要买上海该集团公司的房，李某某一下免去首付款１９９．２５万元……

官员手中的权力，是为人民服务的。*的权力，却成了他与家人共同获利的“摇钱树”。

药商投之以桃，*报之以李。

２００２年２月，全国药品监督管理工作会议在上海召开。*房间来了个不速之客——李某某。他想替下属企业申办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和一次性使用输液器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希望郑局长“帮帮忙”。

*当即安排其秘书，带李某某去找时任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司司长的郝和平。就这样，李某某企业的注册材料获得国家药监局的批准，出奇地快。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３年，该集团下属公司申报的２４种药品的注册，靠着*这棵“大树”，一路绿灯。

郑海榕有一张招商银行信用卡，２０００年至２００６年，每月都会收到广东某公司打来的１万元钱，共计７０余万元。而他却没在这个企业工作过一天。这位负责人还以为*家“报销”装修费为名，送给郑海榕２５万元。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广东这家公司负责人证实，１９９９年，公司需进口化学药品原料“盐酸纳洛酮”，找*帮忙后顺利进口；２０００年，公司向国家药监局申请成为药品零售跨省连锁试点企业，通过*向相关部门打招呼，最终获批；２００３年，公司药品物流配送中心申办《药品经营许可证》，也在*的帮忙下顺利通过……

２０００年夏，浙江一制药公司负责人得知国家鼓励生产某种新药，便找到了*。７月１８日，*对该公司直接送来的申报项目报告作出批示。不到一周，药监司就“飞速”地发文同意。为此，这家药厂的负责人特意将郑海榕约到香港，送给他一张１００万元港币的现金支票。

当检察官讯问*：“如果郑海榕不是你儿子，他们会送他１００万元港币吗？”*回答：“我想不会。因为他们是冲着我手中的权力送钱的。”

家人站台前，*居幕后，联手上演了一幕幕“前门办事，后门收钱”的好戏。随着私欲的膨胀，特别是独揽了药品注册大权后，*更加无所顾忌，赤膊上阵，从幕后跳到台前亲自受贿。

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５年逢年过节，海南某制药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某都会到北京给*“上供”，少则５０００元，多则上万。*前后笑纳了１１万余元。该公司申报药品注册时，*亲自给注册司和审评中心打电话催办。

企业送钱，真的都是朋友之谊？

这一点，药商们很清楚。某药商就承认：“之所以聘请刘耐雪为顾问，给郑海榕款物，主要因为他们是*的亲属。公司希望在业务上得到郑的关照和帮助。”

这一点，*也十分清楚：“送钱的人都是药企的老板，都是发生在１９９８年我任国家药监局局长以后……都是冲着我的权力来的。”

对金钱的贪欲，使*一步一步走向堕落、走向毁灭。

药监局系列腐败案查处期间，*先后４次转移其在办公室收受的美元、欧元、港币、人民币总计达３４０余万元；转移的珠宝和贵重手饰、书画等经鉴定达１００余万元。

错位·首任“掌门”玩忽职守

１９９８年——改写新中国药品监督管理历史的一年。

这年３月，伴随机构改革，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卫生部药政司等合并组成副部级机构——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医药管理局局长*出任首任局长。

国家设立这一新机构的初衷，是按国外成功经验将药品收归一个行政部门统一监管，更好地保证１３亿民众的用药安全。新机构的成立，也给了人民群众莫大的期待。

不幸的是，新机构首任“掌门”*却以权谋私、收受巨额贿赂，忽视了肩上的千钧重担——十几亿中国人的用药安全。

*的目中无“责”，在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３年一项被他称为“浩大工程”的专项工作中暴露无遗。这一名为“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涉及许多种药品，直接影响全体中国人用药安全。

当时，由于历史原因，存在国家以及地方多种批准文号，监管难度也较大。修订后将于２００１年１２月１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药品必须符合国家标准，取消地方标准。对于按地方标准生产的药品，经审查批准，可以上升为国家标准药品，即“地标升国标”；不符合的就必须淘汰。

无疑，对于新机构来说，这是一次加强监管的好机会。然而，“掌门”*一错再错，让这项工作背离初衷，反而给造假者又提供了一次机会，给用药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如此重大的全局性工作，没有调查研究，没有听取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没有局部试点，没有上报党中央、国务院，甚至没有经过局党组和局务会议集体讨论。２００１年４月１０日，*违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和民主决策程序，自己大笔一挥，签发１８７号文件，启动了换发批准文号的专项工作。

由于换发文号工作量太大，难以在规定时间内完成，１８７号文件出台９个月后，*又大笔一挥，签发了５８２号文件，从实质上降低了药品审核标准。

按照１８７号文件，“专项小组对上报材料进行汇总和复核”；而５８２号文件，则改为“企业申报时可以提供的有关材料可为复印件，由省级药监部门重点审核其原生产批件和原始档案，专项小组仅对上报的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并对原始档案进行抽查核对。”

一句“形式审核”，让国家药监局的法定审核职责流于形式。

专项工作小组有关人员说，药品地方文号本来就是由省药监局批的，国家药监局只有实质审核才能真正实现监管。让省药监局“自己审自己”，无疑大降监管力度。

在审核降低标准，仅进行形式审核和抽查的情况下，专项小组还是发现了一些不符合条件、不应换发的药品。这些药品的资料被工作人员放进红色夹子，称为“红夹”药品。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卫生部和国家药监局的有关文件规定，这些药品应该以假药论处或撤销批准文号。然而，*没有经过局里集体讨论决定，擅自同意注册司的请示，让审批底线被再次突破。

按照这份请示，对这些“红夹”药品，仅以企业是否取得《药品生产管理质量规范》（ＧＭＰ）认证证书为条件，换发批准文号；甚至对刚提出ＧＭＰ申请和准备ＧＭＰ改造的药品生产企业，也换发了批准文号。如此一来，１０６９种违规审批药品获得了“通行证”。

ＧＭＰ认证，仅代表药品生产过程合格，难道还能代表药品有疗效吗？法庭上，*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把违规的药品变成了合法的药品。

专项工作进行了两年。其间，*在干什么？ 据专项小组工作人员回忆，*从未听取过专项小组的汇报，也未对专项小组进行过检查和指导。同一时期，正是郑“掌门”受贿敛财的高峰期。

黑洞·“带病”审批留下隐患

统一换发药品批准文号，本是提高人民用药安全的“民心工程”。因为*的玩忽职守，变成了“带病”审批。

专项工作进行中，药品造假的举报不断，其中包括吉林某公司生产的注射药品。该药品被举报原始材料造假，一直未获得换发。２００４年６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派人到当地调查，没有找到原始档案。调查组由此建议：缓发批准文号。

然而，*亲自指示：注册司先给换发批准文号，再继续调查。

此后一个月，工作人员终于查清，该企业的确是通过造假方式取得的原始批件。虽然*批示要处理此事，但当有关部门提出尽快处理的请示，却在他手里没了下文。

一年后，*从“掌门”位置退休，这个造假获得的批准文号仍未被撤销。

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受贿渎职“示范”在前，药监系统内的一些人也把更多精力放在了为企业跑关系、帮企业办事情上，权力异化，出现了一批“蛀虫”。一些药监官员以各种名义投资、入股药品生产经营企业，从中获利；有的在药品注册中与中介、企业勾结，买卖资料，造假，倒卖批文等。

吉林省药监局原副局长于庆香，为企业违规办理药品批号，受贿上百万元；陕西省药监局原助理巡视员米养素，因涉嫌在２００２年药品换号工作中收受企业贿赂，被省纪委立案调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医疗器械司原司长郝和平，为多家医药公司申请的医疗器械产品获得批准生产提供帮助，受贿款物折合百万余元，一审被判有期徒刑１５年；*年７月６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曹文庄，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数罪并罚，一审被判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年１月２６日开始，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开展“整顿机关作风，整改监管工作，重塑队伍形象的集中教育活动”，重塑药监队伍形象。

失范的监管，让群众用药风险陡增。２００６年“齐二药”假药案和“欣弗事件”相继爆发，前者系原料造假，后者因药厂擅改生产工艺而发。未及半年，又爆出“佰易”事件，广东佰易公司违规生产静注人免疫球蛋白，部分产品导致患者出现丙肝抗体阳性……

警钟·腐败分子不容藏身

“*被判死刑！”

一审消息一经公布，便成为各大新闻媒体、网站的热点话题。公众纷纷留言表示支持：对于药监系统出现的问题，*难辞其咎。这个结果，是党和政府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的最好证明。

一位网友在人民网留言：领导干部、党政官员如果丧失了信念，任凭私欲、贪欲膨胀，其手中的公权力必将沦为“私利工具”，其本人也终将走上“不归路”。

“郑案的审理，寓国家反贪决心、坚持适用法律平等原则和遵循法治规则于一体。”中国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会长赵秉志教授认为，这显示了国

家以法治手段惩治与防范贪贿犯罪的决心和理念。“即使对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一样严惩不贷。”

*案的发生，再一次敲响了警钟。前车之鉴，警醒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一定要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从严律己。

*案，也令药监系统深刻反思。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郑案背后，暴露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药监工作“为谁监管、怎样监管”，不能跑偏，要把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放在第一位；比如，权力监督不到位，主要是行政审批权力配置不科学、制约不合理、运行不公开、监督不到位；再比如，重大决策不民主、不科学，队伍作风建设不得力等。要直面问题，加快改进。

２００６年以来，为消除*等人严重违法违纪造成的不良影响，药监部门开始大力整顿和规范药品市场秩序，维护群众切身利益。２００６年９月起，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对已换发的药品批准文号开始全面清理。截至目前，该局先后组织７２个工作组，现场核查药品品种，撤销不符合规定的注册申请和药品。

针对*等案暴露的行政审批漏洞，为期５个月的新一轮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取消和调整工作目前正在开展，以进一步规范行政行为，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源头防腐。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中央强调，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强劲势头，依照党纪国法，坚决查处各类违纪违法案件，坚决惩处腐败分子。

*案又一次向全党全社会警示：党内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地！

第四篇：头受贿受贿窝案 “一把手”带

受贿窝案 “一把手”带头受贿

岱山，浙江省最大的产盐县，古称“蓬莱仙岛”，岛上有盐场3.5万亩，自宋朝起这里的盐就以色白、粒细、味鲜而闻名，被列为“贡盐”。盐业历来是岱山县群众重要的就业谋生之道，然而，一些人打起了盐的主意，大搞权钱交易。去年以来，岱山县检察院在该县盐业局立案侦查了包括原局长在内的6人受贿窝案，涉案金额达50万余元。到今年4月底，这6人均已被判刑。今年5月26日，岱山县纪委专门就这起窝案向全县作了通报，并在全县党员干部中开展警示教育。日前，岱山县检察院又在该县盐业局召开案件剖析会，深入研究预防问题。

“一把手”带头受贿

在岱山县盐业局，虞天祥无疑是“第一权重股”，他一人身兼岱山县盐业局局长、党组书记及岱山县盐业公司经理、岱山县绿海制盐有限公司总经理等数职。这样的“权重”因此成了某些商人行贿的“第一目标”，而原本没有多少抵抗力的虞天祥一下子就“缴械”了。

王某是浙江临安一家塑料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主要生产经营盐用黑塑料薄膜，从1988年开始就和岱山县盐业局有业务往来，头些年业务量不大。自从1996年虞天祥当局长后，业务量激增，整个岱山盐场的黑塑料薄膜都从王某的公司采购，每年的业务量高达100吨，价值100多万元。自然，王某把虞天祥当做自己的“衣食父母”，每年春节前都要到虞天祥家拜年。第一次王某送了一些土特产和红包3000元，虞天祥客气地说了声“谢谢”就全部收下了，并当场交给妻子保管。见虞天祥夫妇这般“爽气”，王某心里有数了，第二年红包便加码到4000元，以后又加到5000元、7000元、1万元。“不知不觉，10年下来，光收王某的红包就有5万元，早知今日，当初只拿点土特产就算了。”案发后，虞天祥叹息道。

当然，给虞天祥送红包的远不止王某一人，还有林某、施某、郑某等6人。对这些人送来的红包，虞天祥也都是来者不拒。

盐袋子套牢四贪官

与浙江不少盐业局长被小小的盐袋子套牢相类似，虞天祥受贿的最大来源也是盐袋子，只不过，他是被装原盐用的大号编织袋套牢的。

施某是岱山当地的一个私营企业主，1997年，听说给盐业局供应盐用塑料编织袋有利可图，就专门办了一家塑料包装厂。但是，浙江省盐务管理局明文规定，向浙江省盐业系统供应包装编织袋的厂家必须由省盐务管理局指定，指定的厂家中没有施某的企业。为此，施某找虞天祥帮忙。经过虞天祥的一番活动，施某如愿拿到每年向岱山县盐业局供应100万只包装袋的订单。

施某于是对虞天祥“知恩图报”。1999年春节，施某提着一只大公鸡，带着3000元来到虞家登门感谢，虞天祥没有推辞就收下了;这年夏天虞天祥家装修，施某又送来一些装修材料，外加1万元现金;虞天祥的儿子考上大学，施某又送了2000元。2001年至2007年期间，施某以春节拜年等为由，送给虞天祥2.1万元。

郑某是江苏宿迁一家生产编织袋公司的老板。1997年开始，经过虞天祥的帮忙，岱山县盐业局和岱山县绿海盐业公司从郑某公司陆续采购了26万只计划外的编织袋。1998年、1999年春节前，郑某先后送给虞天祥现金1.2万元。2001年春节前，郑某又送给虞天祥2万元。2004年下半年，郑某又送上2万元现金。

同时被盐袋子套牢的还有岱山县盐业局原副局长、县盐业公司原副经理蒋伟和岱山县盐业局运销科原科长王信国、副科长王雁。三人在采购编织袋过程中分别得到老板们的“好处费”2.98万元、3.07万元和2600元。

船老大们公开的“潜规则”

在岱山县盐业局受贿窝案中，最早被立案侦查的是岱山县盐业局运销科原调度员曹善岱。曹善岱收受船老大们的“好处费”，不仅使船老大们默认了公开的“潜规则”――要想运盐，多少总要给县盐业局运销科管调度的“意思意思”，而且还带出了运销科科长王信国和副科长王雁。

别看曹善岱只是个调度员，但手中的权力还是蛮大的。岱山的原盐要运出去，船只的具体调派都是调度员说了算。“我可以决定由哪条船来运、运哪种类型的盐、运到什么地方，而这些都直接关系到船主的利益，所以船老大们都不敢小看我。”曹善岱对检察官坦承。

于是，从1994年下半年曹善岱当调度员的第一天起，船老大们就与他套近乎、拉关系。王某便是曹善岱印象较深的一个个体船主。为了装盐时能够得到照顾，王某一开始就请曹善岱吃饭，送点香烟等礼品。曹善岱当面告诉他自己不抽烟，也不喜欢喝酒，烟酒就不要再送了。王某心领神会，直接改送现金。刚开始，王某只送100元、200元，后来300元、400元，最多的时候也只有500元，曹善岱倒不嫌少，每次都笑呵呵地收下。有时，曹善岱在办公室或在路上也毫不避讳地收钱。当然，最多的是春节期间在家里收红包和购物卡。几年下来，仅王某一个船老大，曹善岱就收了5000元。而据曹善岱交代并经检察机关查实，他在担任调度员的十多年间，一共收受了16位运盐船老大的贿赂，总计3.81万元。

从2004年开始，岱山县盐业局调度工作都上交给运销科科长、副科长了。那些精明的船老大立马调转方向，集中火力转而向科长王信国和副科长王雁行贿。从2000年至2007年，王信国拿了9名船老大的好处费2.5万元。王雁则是从2002年至2007年，拿了11名船老大的好处费2.98万元。

相比之下，在这起受贿窝案中，曾经担任绿海制盐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岱山县盐业局生产经营科副科长的黄永明有些“独来独往”。但是，黄永明打的也是“靠盐吃盐”的牌。经检察机关 3

查明，2004年至2007年，黄永明在采购盐用机械设备和盐卤水处置过程中，收受多人的贿赂3.42万元。

发人深省 警钟长鸣

2008年2月至4月，经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岱山县法院对这起受贿窝案作出判决。虞天祥因受贿18.25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蒋伟因受贿2.98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王信国因受贿5.92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王雁因受贿3.48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曹善岱因受贿4.11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黄永明因受贿3.42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

办案检察官在剖析这起受贿窝案时认为，意识领域的权力错位是产生违纪违法行为的“思想根源”。虞天祥等人把手中的权力当做为个人谋私的工具，靠盐吃盐，最终走上犯罪道路。虽然受贿数额并不大，尤其是单笔数额多在千元以下，有的只有100元，但是，正因为数字不大更容易使受贿人员接受，并逐渐使受贿人员减弱对腐败的抵抗力，日积月累不仅数量上构成犯罪，而且思想上彻底腐败。

而领导班子的腐化堕落是导致整个系统风气不正的“催化剂”。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行为表现是整个单位的“风向标”。“一把手”一旦放弃原则，带头违法乱纪，极有可能带坏一个班子，还会“气短”于监督管理下属，造成上行下效，成为下属违法乱纪的“催化剂”。岱山盐业系统的案件就是一个典型，虞天祥事后就说：“自己有腐败行为，也就不好再去管别人。”

体制层面的监管缺位是助长违纪违法行为的“加温箱”。一方面，内部管理体制不顺，领导干部岗位调换滞后。如虞天祥担任盐业局局长一职已有11年，长期握持一项权力，使他对权力的支配欲与日俱增，导致他在违纪违法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另一方面，权力运行缺乏有效制约。由于盐

业局和盐业公司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经营和管理体制，内部监督很难落到实处;再加上盐业局和盐业公司实行垂直领导，干部由省局、省公司直接任命，而党组织关系却在当地，监督的脱节导致了内外监督乏力的局面。同时，制度执行不到位，给以权谋私留下了空间。虞天祥在反思中提到，盐业系统在物资采购、项目审批、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固定资产管理等方面也是按照规定实施的，但是在有些方面、有些具体环节，最后还是由“一把手”拍板决定。

文章来源：中顾法律网(免费法律咨询，就上中顾法律网）

第五篇：受贿且渎职行为的罪数形态与处断标准

我国刑法不仅专章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罪，而且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大量国有公司企业人员渎职犯罪。因此，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涉嫌渎职犯罪的罪数与处断标准问题，是牵涉众多受贿类犯罪与渎职类犯罪且极为复杂的罪数认定难题。刑法实务中存在较多税务人员收受财物利用职务便利为纳税人少征、不征应缴税款、海关人员收受贿赂放纵走私、环保监管人员收受财物严重不负监管责任造成环境污染、商检、检疫人员收受贿赂徇私舞弊伪造检验检疫结果等案例。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对于此类广泛存在的受贿且渎职行为的罪数认定问题远未形成一致意见，有必要进行深入阐释。

一、受贿且渎职行为罪数认定问题的分歧

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涉嫌渎职犯罪的，究竟是应当数罪并罚，还是择一重罪处断，刑法理论与实务长期以来一直是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共有以下五种意见：

1．法益包容一罪论。根据我国1979年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统归于渎职罪项下，不具有独立的罪质特征，立法在犯罪本质层面完全将受贿罪设置为滥用职权的渎职犯罪。这就证明受贿罪与渎职罪两罪在立法沿革上具有相同或者至少是极为相近的法益定位。从更为新近的法益理论进行深入分析，受贿犯罪与渎职犯罪同属职务犯罪，在社会危害性层面的同质性，两罪本质上均属于对信托权益的侵犯，实质上评价的是一个法益，出现犯罪行为竞合时，应当按照重罪定性。

2．牵连犯一罪论。受贿且渎职之间形成目的行为与手段行为的牵连关系，按照牵连犯从一重罪的处断原则，应当以重罪定性。从法律规范现实设置的角度分析，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贪赃枉法实施徇私枉法罪、枉法裁判罪，同时符合受贿罪构成要件的，应当按照重罪定罪处罚，这就从立法层面明确承认了受贿且渎职行为属于牵连犯并应当从一重罪论处的认定规则。

3．法条竞合一罪论。受贿犯罪主体范围包含渎职犯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包含渎职行为要件，受贿犯罪与渎职犯罪形成全部法包容部分法的法条竞合关系，应当从一重罪论处，否则有违禁止重复评价的刑法原理。

4．想象竞合一罪论。受贿犯罪构成要件相对复杂，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同时符合渎职犯罪客观要件，在观念上产生竞合，属于实质一罪，应当根据想象竞合原理从一重罪论处。例如，行为人受贿后又对依法应当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案件不予移交，同时符合了受贿罪与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的犯罪构成，符合“一行为数法”的想象竞合犯的罪数形态特征，应当从一重罪论处。

5．实质数罪论。受贿犯罪与渎职犯罪定罪标准不同，属于互为独立的犯罪。受贿与渎职即使存在交织重叠，也应根据犯罪构成的差异使用不同的刑法分则规范进行数罪并罚。此种观点实际上已经成为司法实践的绝对主导意见。例如，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从犯罪实质特征的角度分析，挪用公款行为本质上属于渎职罪的犯罪行为体系与罪质范围。受贿且挪用公款行为数罪并罚的定性规则实际上承认了受贿且渎职行为属于实质数罪的观点。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庭长会议关于被告人受贿后徇私舞弊为服刑罪犯减刑、假释的行为应定一罪还是数罪的研究意见》更是明确采纳该种观点，认为受贿后徇私舞弊为服刑犯减刑、假释的行为，同时符合受贿罪和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罪的犯罪构成，应当认定为受贿罪和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罪，实行两罪并罚。受贿罪与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罪的犯罪构成是明显不同的，两罪既非法条竞合关系，也非刑法意义上的牵连关系。受贿兼有徇私舞弊减刑、假释的，同时符合两个罪的构成，应当认定为两个罪。

二、受贿且渎职行为罪数形态观点纷争的评析

受贿且渎职行为不属于牵连犯。受贿行为与渎职行为的结合主要表现为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后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在逻辑上，确实可以认为渎职属于手段受贿属于目的，形成牵连关系。但是，成立刑法上牵连犯的前提是存在事实上的数罪，而且应当是能够单独成立

犯罪的独立数罪，基于数罪之间在犯罪构成上的支配与被支配、服务与被服务的牵连关系，从而形成牵连犯这一特殊的罪数形态。受贿且渎职行为在事实上仅充足一个犯罪构成（受贿犯罪或者渎职犯罪），在行为上没有数罪的事实特征，只是在罪名上牵涉了受贿罪与渎职罪之间的重合特征。并且，否定受贿且渎职行为属于牵连犯，不会造成职务便利要件的重复评价。

对于受贿且渎职行为不能根据法条竞合从一重罪论处。法条竞合犯是法条之间的包容与被包容关系，其前提在于普通法条能够在外延上包含特别法条。而受贿犯罪与渎职犯罪之间难以确定何者为普通法条，何者为特殊法条。实践中一直有观点认为，受贿犯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能够包容渎职犯罪的行为要件，故受贿犯罪构成要件包容渎职犯罪，两罪形成法条竞合。此种意见试图以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包括谋取合法利益和谋取非法利益说明受贿罪可以包容徇私舞弊类渎职犯罪，最后证明受贿罪与渎职罪之间属于法条竞合关系。其实，渎职犯罪中的徇私要件可以包括私利、私情、本单位本部门利益等多种形式，完全可以包容受贿犯罪收受他人财物要件。在受贿犯罪与渎职犯罪的部分构成要件能够互为包容的情况下，不能将受贿且渎职行为认定为法条竞合犯。

想象竞合犯是一行为触犯数个罪名。从形式上分析，行为人为请托人非法牟利行为既是受贿罪客观构成要件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又是渎职罪的客观行为，谋利行为事实上触犯了数个罪名发生竞合。受贿且渎职行为似乎是触犯了受贿犯罪与渎职犯罪两个犯罪。但是，该种行为模式实际上并不符合想象竞合犯的实质特征。想象竞合犯的犯罪构成表现为“一罪多余、两（数）罪不够”，即以一罪认定某一行为会导致部分构成要件剩余未评价而以两罪认定又会导致一行为重复评价。例如，行为人在公共道路上用汽车撞击特定仇人同时亦将周围无辜的不特定行人撞死、撞伤。这属于典型的想象竞合犯，以故意杀人罪认定的话，尚有以危险方式造成公共危害的结果与行为故意的构成要件评价遗漏，若以故意杀人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罪认定，又会造成单一化的不计后果撞车行为的重复评价。受贿且渎职行为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为结构。虽然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同时触犯受贿犯罪与渎职犯罪，但整个渎职且受贿行为体系同时且完全符合受贿犯罪与渎职犯罪的构成要件，明显不具备想象竞合犯的上述特征。

受贿犯罪与渎职犯罪的法益应是具有不同内涵的社会利益，而不能被统一归纳为信托权并基于一元化的实质违法性择一重罪论处。受英美刑法的影响，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受贿犯罪与渎职犯罪实质上是行为人滥用信托权益，背弃信义义务，滥用国有单位或者非国有单位委托其行使的权力。刑法设置受贿犯罪与渎职犯罪是要保护信托权益不受侵犯。从英美刑法对于受贿犯罪、渎职犯罪等职务犯罪保护法益的相关论述以及立法上采纳的意见来看，信托权益保护确实是职务犯罪的核心法益。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受贿犯罪的法益就是国有单位或者非国有公司、企业、其他单位等管理性权力廉洁的不可收买性，但亦不可过于突破我国刑法理论将其保护法益均解释完全等同化的信托权益。渎职犯罪绝大多数以发生“重大损失”为要件，在信托权益受到现实侵害的情况下才能追究刑事责任；受贿犯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决定了行为人为请托人谋取合法利益，其受财行为仍然对信托权益构成威胁，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所以，尽管两罪的保护法益在一定程度上均可解释为信托权益，但具有不同的实质违法性内容。

我国刑法相关立法规定的沿革能够证明，受贿且渎职行为经历了实质数罪到一罪论处的转变。在1997年新刑法实施之前，受贿且渎职行为被评价为实质数罪。例如，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5条第2款规定，因受贿而进行违法活动构成其他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然而，1997年新刑法实施以及相关修正案逐渐颁布之后，受贿且渎职行为实际上已经被立法评价为一罪。例如，刑法第399条第3款规定，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实施徇私枉法或者枉法裁判行为，同时构成受贿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当然，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主流观点认为该规定属于法律拟制而非注意规定，对于受贿且渎职行为的罪数认定一般问题没有原则性规范价值。立法单独规定对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枉法裁判同时又有受贿的只定一重罪，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兼有其他徇私舞弊渎职行为却没有

作这样的规定，这恰恰表明刑法第399条第4款是一种法律拟制而非注意规定，法律拟制只能适用于具体情形，不具有普遍意义。但是，我们认为，判断刑法第399条第4款究竟归属于注意规定还是法律拟制及其司法适用特定性或者普遍性的关键仍然在于辨别犯罪构成实质数量的单数或者复数属性。收受他人财物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行为从受贿罪与渎职罪两方面分析，本质上只存在一个犯罪构成的基础事实。对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而言，贪赃受贿后枉法的行为应当以重罪论处的规则应当是普适性罪数认定规则在特定罪行组合结构中的个别体现，折射出的显然是具有法定性的受贿且渎职行为的总体认定标准。另外应当强调的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肩负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大使命与责任，司法权的规范运行是实现正义的最后屏障，故司法机关贪赃枉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理应重于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贪赃渎职行为。依照罪刑均衡的立法原则，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受贿且渎职行为的刑罚应当更重。但是，按照实质数罪论的观点，如果一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且渎职以数罪并罚论处，势必导致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同类行为反而受到相对轻缓的处罚，这在罪刑关系均衡配置上是无法得到合理解释的。

同时，我们不应当忽略另一个极为重要的立法证据：刑法第168条第3款明确规定，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构成滥用职权或者失职犯罪的，依照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或者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从重处罚。根据刑法体系解释的规则，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且渎职行为应当从一重罪论处，完全可以推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类行为具有相同的罪数判定规则。由此可见，对于受贿且渎职行为的罪数认定问题，刑法规范已经从数罪论向一罪论转变，回归到了犯罪构成是认定罪数基础的刑法知识论前提。

三、受贿且渎职行为的罪数形态剖析与处断标准适用

受贿且渎职行为只具备一个犯罪构成，属于实质一罪。判断罪数问题归根到底建筑在判断犯罪构成数量的基础之上。应当看到，由于刑法分则关于受贿罪与渎职罪的犯罪构成系统具有内在的复杂性，以不同的犯罪构成规范视角审视受贿且渎职行为，可以发现这种行为同时符合受贿罪与渎职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但是，事实上受贿且渎职行为仅具有一个犯罪构成。

对于特定的犯罪行为而言，其行为整体虽然对应于单数犯罪构成，但往往可以内化为两个以上的部分行为。刑法不能基于此先把整体行为人为分割为部分行为，再通过分则罪名确定复数犯罪构成（例如，把严重暴力的抢劫财物行为分割伤害行为与抢劫行为，将之评价为故意伤害罪与抢劫罪两罪），而是应当将犯罪行为作为整体考量其对应的犯罪构成。受贿且渎职就是这种犯罪行为的典型情形。作为一个整体的犯罪流程，受贿且渎职实际上可以内化为利用职务便利行为、为他人谋利的渎职行为、收受财物行为等多个部分行为，但由于其具有“构成要件性行为单数”（tatbestandliche Handlungseinheit）的法理属性，只能被评价为在一个犯罪行为体系下符合一个犯罪构成——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或者充足渎职罪的构成要件——两者只可取其一。根据刑法原理，构成要件行为单数是指法定构成要件把复数性的自然意志行为联结成法律社会影响性上的一个评价单位，只成立一个刑法意义上的行为。受贿罪、徇私舞弊类渎职犯罪是典型的复行为犯，同时又完全具备组合型犯罪构成要件（zusammengesetzte Delikstatbestande）的特征，故受贿且渎职行为显然属于构成要件性行为单数。受贿且渎职行为体系中的部分行为直接地、内在地相互连接，以至于作为个体的利用职务便利行为、为他人谋利的渎职行为、收受财物行为不能被单独处理。如果将其人为地切割开来分别认定为受贿罪或者渎职罪，本质上是对这种社会行为流程的不自然的分裂，同时又存在重复评价的疑问。

德日刑法罪数论中通常主张充足一个构成要件的事实为一罪。我国刑法的罪数判断主流理论也始终坚持，不同的犯罪构成要件是区分一罪与数罪的根本标准。因此，犯罪构成要件上的单数与复数决定了受贿且渎职行为构成一罪还是数罪。

从受贿犯罪构成要件的视角分析，收受他人财物、实施具有倾向性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显然是受贿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应有内容。收受他人财物和为他人谋取利益行为表面上呈现为两种行为，甚至其中任何一种行为都可能单独构成犯罪。饲如，索取财物的受财行为可以独立构

成受贿罪，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可以独立构成枉法裁判罪、私放在押人员罪等渎职罪。但是，刑法分则规范的要件设置明确要求受贿罪包括受财行为、职务便利行为及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要件体系。刻意肢解受贿罪的部分行为并置于其他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刑法判断，显然存在重复评价的问题。

从渎职犯罪构成要件的视角分析，收受财物的徇私利、滥用职权、造成重大损失同样也是渎职犯罪构成要件的当然内容。徇私舞弊型渎职犯罪中的徇私要件包括谋求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私利，各类渎职犯罪中的实行行为包括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徇私与渎职是徇私舞弊类渎职犯罪不可缺少的两个组成部分。所以，对于渎职犯罪而言，收受他人财物并实施渎职行为为其谋利仍然是一个犯罪构成应当具有的全部内容。

由此可见，受贿且渎职行为虽然涉及两个罪名，但只符合一罪的犯罪构成，并没有出现犯罪构成数量上的复数性特征，应当认定为一罪，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在一罪的框架下进行准确的处断。由于我国刑法在处理形式数罪实质一罪时普遍采用从一重罪的处断原则，受贿且渎职行为符合重合一罪的罪数形态，受贿且渎职行为应当按照重罪定性成为首选的处断方案。但是，按照重罪定性实际上容易在实践中造成两种极端倾向：

其一，受贿罪整体覆盖渎职罪。由于受贿罪处罚依照贪污罪的数额标准进行法律适用，且多数受贿案件犯罪数额均在5万元以上，受贿案件的法定刑档次通常为5年至15年有期徒刑。而情节严重的渎职罪法定刑通常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渎职罪法定刑通常为3年至5年有期徒刑，至多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故在以一罪认定受贿且渎职行为的案件中，司法机关容易倾向于以受贿罪为重罪定性，对于渎职行为及其结果一笔带过，忽略渎职罪的法律评价，造成受贿罪整体覆盖渎职罪的定性结果成为司法实务的常态。

其二，单纯认定渎职罪而回避受贿罪的法律评价。对于收受5万元以下财物的受贿且渎职案件，由于行为人具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情节，如果以受贿罪的法定刑进行法律适用，显然应当在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档次进行量刑，即使考虑自首、立功等从轻、减轻因素，仍然较难适用缓刑。但是，如果以渎职罪的法定刑考量此类案件，即使具有受贿徇私的加重情节，其法定刑通常停留在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档次，至多为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考虑到退赔赃款、弥补重大损失、自首、立功的因素，通常可以适用缓刑。故司法机关容易倾向于仅在判决书说理部分简要提及受贿事实但不进行构成受贿罪的法律评价，直接将全案认定为渎职罪一罪，并适用缓刑。

造成上述极端倾向的法律原因主要在于：（1）我国刑法渎职罪整体法定刑配置低于受贿罪；

（2）虽然2006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渎职罪案件设定了起刑点标准，但实践中对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加重情节没有司法解释规范标准，造成渎职罪加重法定刑档次在实践中很少适用，基本处于虚置状态。

实际上，从一重罪的定性规则并不绝对地成为所有实质一罪的处断标准。根据何种标准选取罪名认定实质一罪，还是应当基于各种实质一罪的自身特点予以判断。受贿且渎职行为这一重合一罪形态的特点集中表现为通过受贿罪与渎职罪的犯罪构成审视整体犯罪行为，能够得出同时符合受贿罪与渎职罪的结论。既然如此，就应当选取法律评价更为精确的罪名适用受贿且渎职行为，而非择一重罪的简单化处理。判断何种罪名法律评价更为精确的标准应当是罪质特征——涉案受贿且渎职行为更符合渎职罪的罪质特征，就以渎职罪定性，反之，则以受贿罪定性。根据罪质特征判断受贿且渎职行为构成受贿罪还是渎职罪，应当是当前受贿罪与渎职罪法定刑配置架构下的最优选择方案。

罪质是犯罪质的规定性，代表犯罪构成主客观要件统一表现的犯罪性质。罪质不仅能够具体化地解释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利益，而且可以在揭示各种犯罪行为侵害法益方向的基础上为司法机关有针对性地适用个罪罪名惩治犯罪行为明确思路。罪质特征不能抽象地从静止的犯罪构成规范层面进行归纳，而有必要以具体犯罪最为典型的社会危害性表现形式出发予以梳理。受贿罪的罪

质特征表现为权钱关系之间的腐败交易，这就决定了司法机关应当从权力受金钱腐蚀程度的角度剖析受贿犯罪案件。渎职罪的罪质特征表现为由于放弃权力的正当行使而导致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从上述罪质分析来看，受贿罪集中打击基于权力腐败谋取巨额私利行为，渎职罪集中惩治基于权力滥用导致巨额损失行为。由于受贿且渎职行为融合了受贿罪与渎职罪的双重罪质，有必要根据具体案情确定特定涉案行为的罪质特征。

对于收受十万元以下财物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损失的受贿且渎职案件，其罪质特征在于以国家社会人民的重大损失为代价换取蝇头小利，以徇私舞弊型渎职罪认定罪名更为符合犯罪行为所展现出的社会危害本质，更能精确地定位受贿且渎职行为侵害的核心法益。受贿事实显然弱化为徇私舞弊渎职罪的构成要件而没有必要放大独立的受贿罪进行独立评价。应当注意的是，司法机关不仅应当将受贿行为作为徇私情节作为加重法定刑档次的要素予以评价，而且应当进一步考虑将收受贿赂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因素作为渎职罪情节特别严重予以评价，保证能够适用渎职罪各类罪名的最高量刑档次，实现罪刑均衡。

对于收受10万元以上财物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造成重大损失的受贿且渎职案件，罪质特征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罪质特征的质变是由受贿数额这一罪量特征量变引起的。如果罪量特征超越一定范围，罪质特征同样发生质的变化。收受贿赂10万元以上属于重度受贿，表明行为人权钱交易造成的社会危害严重撼动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徇私舞弊型渎职罪的构成要件无法精准予以包容并形成完整的法律评价，受贿罪量已经超越了渎职罪否定性评价与刑法谴责的能力边界。受贿10万元以上的事实在犯罪数额的层面直接决定，司法机关从腐败交易的角度进行刑法谴责的必要性大于从权力运作失控角度进行否定评价。并且，从罪刑关系的角度分析，受贿10万元以上的法定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再将受贿事实作为徇私情节置于渎职罪的框架内进行罪名确定，显然导致重罪轻判。此时，以量化后的渎职行为造成重大损失作为受贿罪从重或者加重情节是一种恰当的司法认定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