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林木重栽轻管的调查报告
关于重栽轻管、执法局限的调研报告
特克斯县的人工造林国土绿化事业,经过几十年来全县各族人民群众坚持不懈的努力,建成了如今“林成网、树成行、绿树成阴、郁郁葱葱”的喜人景色，突出发展了以营造农田防护林、护渠林、护路林、护岸林。一般防护用材林为主的面积近10万亩另有5万余亩的林果业，大部分林地属于个体所有，或是半公半私，林地产权不明晰，经营主体不明确，管理不善，效益底下。由于面积大,且分散,生长周期长，经济效益显现慢，给抚育管理带来十分不便, 形成了“重栽轻管”成效不显著的状况，并且护林费用投入大，采伐更新造林难度更大，影响了林木经营管理和林果业的发展。
主要存在的问题：
一、仅为了完成任务而完成，没有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许多单位在植树中只为了完成上级分配的植树任务而去植树，至于为什么要植这个树，如何来将树植好、植活，在种植林果树木时应该注意的事项（起码得将嫁接的部分裸露出来以发挥砧木的优势），也不要求植树质量，只是将树“栽”到坑里、浇上水就万事大吉了。至于栽后能活多少、如何管理，就无人津了。造成了“重栽轻管”甚至“只栽不管”的现象时有发生；1
二、法律的局限造成执法力度不够，对毁坏林木行为打击力度不够，引起林木管理上的力量不足。森林法明确规定严禁在幼林地里放牧，对于牲畜啃坏树木的处林木价值的1—3倍罚款。对于幼林地的保护林业执法者只能以此为据，但该法没有对在幼林地放牧者的处罚，只有牲畜啃坏树木的处罚，而对啃坏树木的取证相当困难，没法认定谁的牲畜啃坏了林木或啃坏了多少，一般现场只有放牧者和护林人员二人，旁证基本没有，致使没法处理或处理偏轻，起不到保护林地的作用；
三、林木产权不明晰。从林业发展历史来看，长期以来，集体林带产权关系不明，农民并不能从村集体林业经营中得到收益，林业生产经营粗放，森林资源质量不高，林业经营效益低下。我县的一般防护用材林部分属于公有，没有承包到个人，这就给林木管护带来很大的不便，如果承包到个人，个人就会用心管护好，而属于公有，则不会用心去管护，一则管护费用到了不了位，护林员监守自盗（伐）或低价处理给他人任由他人采伐而不闻不问，二则村里的干部以帮扶的名义任意批给他人，张三给了那么李四能不给吗？造成滥伐现象随处发生，更使林木管护雪上加霜。对于新栽植防护林带，由于成本高经济效益慢，属于集体的更是空有管护之名而无管护之实。
四、森林资源没有得到有效保护。集体林木没有承包到个人，林农对林业的经营管理漠不关心，森林资源保护责任感不
强。村集体随意给农民批林木,农民不办理采伐证进行采伐,导致盗砍滥伐林木现象较多，森林资源被破坏。
五、我县为大力发展林果业制定了优惠政策，使农民能够得到实惠，可现实情况是农民种植果树，看重的是补助资金，而不是果树，果树栽植后不加以管护，导致成活率和保存率较低。
今后的措施:
一、切实转变各级领导及干部的观念，以科学发展观引领我县的林业大发展。各级领导干部都应该学习林果及林木的栽培和管理，自己不懂有如何指导他人呢？在部署植树造林工作时，不能局限于召开会议、分配指标这些基础工作，更要将植树造林纳入目标考核，建立检查验收和以奖代补的激励机制，真正调动干部群众的植树热情和管理的积极性。
二、能否出台地方性的法规政策，弥补法规的局限性。地方人大是否可以出台对幼林地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对于在幼林地放牧的处一定数量的罚款，而不以啃坏树木作为保护对象，只要在幼林地放牧者直接予以严肃处理，可以起到快速保护幼林地的直接作用。另外，大力宣传林业法律法规，使农民自发的参与到林业建设中来，树立森林资源保护思想，确保森林资源不被破坏；
三、深化林权改革制度，明晰林地产权。将林地承包到个人，使农民从林业经营中得到收益，让农民积极的投入到林业建设当中，加强林木管护，森林资源将会得到有力保护，要切实加快林权改革步伐，推行买断、租赁、个人承包、股份合作等多种经营形式，密切管理者与林木收益的联系，从根本上解决“重栽轻管”的问题，切实巩固造林成果。
四、让农民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种植果树能够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从而自发的种植果树，这样，他们就会加强管护和管理，使我县的林果业健康发展。
特克斯县公安局林业派出所
周远新
2009年3月23号
第二篇：“重·次轻”格式词表
【说明】：
1、下表所列的词语，一般的辞典没有标注轻声，但在普通话的口语中人们却大多读作“后轻”，实际是“重·次轻”的格式（双音节词语的轻重音格式大多是“中·重”。双音节轻声词语的轻重音格式是“重·最轻”）
2、下表中的词语，出自《普通话水平测试大纲》普通话常用词语的[表一]。
3、在普通话水平测试中，应试人在第二测试项“读双音节词语”的测试中，将下表中的词语读作“中·重”的格式，不会影响其得分；应试人在第三测试项“朗读短文”和第四测试项“说话”的测试中，将下表中的词语读作“中·重”的格式，将会影响其得分（将影响测试员对应试人语感的判定）。
【A】
阿门 爱护 爱惜 安顿 安排 安生 安慰 安稳 安置 暗下 傲气
【B】
巴望 把柄 把握 霸气 白菜 白露 摆弄 拜望 斑鸠 搬弄 办法 扮相 帮助 包庇 宝贝 报务 倍数 鼻涕 比喻 编辑 便利 表示 别是 病人 博士 布置
【C】
才气 材料 财神 参与 操持 岔口 差役 产物 产业 长度 敞亮 车钱 成绩 成全 承应 乘务 程度 程序 尺度 充裕 仇人 臭虫 处分 处置 春天 绰号 次数 次序 刺激 聪明 错误
【D】
答复 打开 待遇 担待 倒换 倒是 敌人 嫡系 地步 地势 地位 冬瓜 冬天 董事 动物 动作 斗笠 督促 读物 肚量 度量
【E】
恩人
【F】
翻译 反映 犯人 方便 方式 防备 分析 风气 凤凰 缝隙 伏天 服务 福利 富裕
【G】
干预 干部 根据 工程 购置 估计 观望
【H】
寒战（寒颤）行业 和睦 会务 贿赂 货物 豁亮
【J】
吉他 纪律 技术 季度 家务 家业 价目 建筑 将军 讲求 匠人 将士 交代 交待 交际 交涉 较量 教育 接济 节目 节日 解释 界线 界限 今天 进度 进士近视 经济 韭菜 救济 局势 剧目 觉悟 爵士 军人 军事
【K】
刊物 控制
【L】
老虎 礼数 里面 力度 利益 利用 联络 烈士 猎物 邻居 吝惜 灵气 零碎 伦巴
【M】
埋怨 面积 名分 命令 摩托 模样 目的 【N】
男士 男子 南瓜 南面 能手 女儿 女士 女子
【O】
偶尔
【P】
牌坊 喷嚏 批评 僻静 篇目 破费 菩萨
【Q】
蹊跷 气氛 气候 气量 气质 器物 器重 恰当 迁就 牵涉 牵制 前天 轻便 轻快 清静 请示 穷人 秋季 秋千 秋天 去处 趣味 权利 权力 劝慰
【R】
人物 荣誉 容易 若是
【S】
杀气 伤势 商议 设计 设置 射手 深度 甚至 生计 生物 声势 声音 省份 圣人 诗人 时务 实惠 食物 士气 世道 事故 事务 适应 嗜好 手气 手势 手艺 熟悉 树木 数目 耍弄 税务 顺序 硕士 私下 素质 速度 算是
【T】
太监 太阳 探戈 堂上 体会 天气 天上 添置 条理 调剂 统计 痛处 头目 腿脚 退伍 托福（～考试）
【W】
威风 围裙 维护 卫士 文凭 文书 文艺 武士 物质 误会 西瓜
【X】
习气 席位 媳妇 戏弄 系数 细致 下午 嫌弃 显示 羡慕 乡里 乡亲 香椿 项目 销路 孝敬 孝顺 效率 效益 效应 心计 信任 信用 信誉 刑具 刑事 形式 形势 兴致 性质 休克 序数 学问
【Y】
烟囱 延误 盐分 掩饰 样式 药材 药物 要不 业务 医务 仪器 仪式 贻误 遗弃 义务 艺术 意气 印台 印象 影壁 应承 勇士 犹豫 油性 右面 幼稚 于是 院士 愿望 月份 月季 乐器 运动（物质～、体育～）
【Z】
杂货 杂种 责任 债务 战士 账目 障碍 招待 这里 这样 珍惜 政治 职务 植物 制度 质量 秩序 智慧 智力 重量 重视 装饰 装置 壮士 姿势 滋味 字据 组织 左面 作物 作用
用儿化词表
A】
挨个儿 挨门儿
【B】
八成儿 八字儿 白面儿 百叶儿 半截儿 半路儿 背气儿 背心儿 笔调儿 笔架儿 鬓角儿 冰棍儿
【C】
擦黑儿 猜谜儿 茶馆儿 茶花儿 敞口儿 唱本儿 尺码儿 虫眼儿 橱柜儿 雏儿
矮凳儿 暗处儿 暗号儿 暗花儿 熬头儿 疤瘌眼儿
拔火罐儿
拔尖儿 白案儿 白班儿 白干儿 摆谱儿 摆设儿 败家子儿 班底儿 板擦儿 半边儿 半道儿 帮忙儿 绑票儿 傍晚儿 包干儿 宝贝儿 饱嗝儿 北边儿 背影儿 贝壳儿 被单儿 被窝儿 本家儿 本色儿 奔头儿 笔尖儿 笔套儿 边框儿 变法儿 便门儿 便条儿 标签儿 病根儿 病号儿 不大离儿 不得劲儿 不对荐儿 不是味儿 彩号儿 菜单儿 菜花儿 菜子儿 蚕子儿 藏猫儿 草底儿 茶几儿 茶盘儿 茶座儿 差不离儿 差点儿 岔道儿 长短儿 唱高调儿 唱片儿 抄道儿 趁早儿 成个儿 秤杆儿 吃喝儿 抽筋儿 抽空儿 抽签儿 筹码儿 出活儿 出门儿 出名儿 窗洞儿 窗花儿 窗口儿 窗帘儿 窗台儿 床单儿 吹风儿 白卷儿 半点儿 背面儿 鼻梁儿 别名儿 布头儿 草帽儿 长袍儿 吃劲儿 出数儿 槌儿 春卷儿 春联儿 戳儿
瓷瓦儿 词儿 葱花儿 从头儿 从小儿 凑热闹儿 凑数儿 粗活儿 醋劲儿 搓板儿
【D】
搭伴儿 答茬儿 搭脚儿 打蹦儿 打盹儿 打嗝儿 打滚儿 打晃儿 打价儿 打愣儿 打鸣儿 打谱儿 打挺儿 带儿
单调儿 单个儿 刀刃儿 道口儿 倒影儿 地盘儿 地皮儿 地摊儿 掉包儿 钓竿儿 碟儿
斗嘴儿 豆花儿 豆角儿 对劲儿 对联儿 对门儿
【E】
摁钉儿 摁扣儿 耳垂儿
【F】
发火儿 翻白眼儿 翻本儿 坟头儿 粉末儿 粉皮儿
【G】
旮旯儿 盖戳儿 盖儿
打眼儿 打杂儿 打转儿 单间儿 蛋黄儿 当面儿 得劲儿 灯泡儿 底儿
踮脚儿 点儿
点头儿 丁点儿 顶牛儿 顶事儿 豆芽儿 逗乐儿 逗笑儿 对面儿 对味儿 对眼儿 耳朵眼儿 耳根儿 反面儿 饭馆儿 饭盒儿 粉条儿 封口儿 风车儿 赶早儿 干劲儿 干活儿 大褂儿 大伙儿当票儿 刀把儿底稿儿 底座儿垫圈儿 电影儿顶针儿 定弦儿独院儿 对过儿多半儿 多会儿饭碗儿 房檐儿风儿
缝儿 高调儿 高招儿大婶儿 带劲儿 刀背儿 刀片儿 地方儿 地面儿 调号儿 调门儿 动画片儿 兜儿 对号儿 对口儿 朵儿
肥肠儿 费劲儿 稿儿
个儿
个头儿 各行儿 各样儿 跟班儿 跟前儿 工夫儿 工头儿 勾芡儿 钩针儿 够本儿 够劲儿 够数儿 够味儿 瓜子儿 挂名儿 乖乖儿 拐棍儿 拐角儿 拐弯儿 管儿
管事儿 罐儿
光板儿 光杆儿 光棍儿 鬼脸儿 蝈蝈儿 锅贴儿 过门儿
【H】
哈哈儿 行当儿 好好儿 好天儿 好玩儿 好性儿 好样儿 号码儿 号儿
河沿儿 合股儿 合伙儿 合身儿 盒儿
黑道儿 红人儿 猴儿
后边儿 后跟儿 后门儿 胡同儿 花边儿 花卷儿 花瓶儿 花儿
花纹儿 花样儿 花园儿 花招儿 滑竿儿 话茬儿 画稿儿 还价儿 环儿
慌神儿 黄花儿 回话儿 回信儿 魂儿
豁口儿 火锅儿 火候儿 火炉儿 火苗儿 火星儿
【J】
鸡杂儿 急性儿 记事儿 家底儿 夹缝儿 夹心儿 加油儿 价码儿 假条儿 肩膀儿 箭头儿 讲稿儿 讲价儿 讲究儿 胶卷儿 胶水儿 脚尖儿 较真儿 叫好儿 叫座儿 接班儿 接头儿 揭底儿 揭短儿 解闷儿 解手儿 借条儿 紧身儿 劲头儿 镜框儿 酒令儿 酒窝儿 就手儿 卷儿
诀窍儿 绝招儿
【K】
开春儿 开花儿 开火儿 开窍儿 开头儿 坎肩儿 开小差儿 靠边儿 磕碰儿 科班儿 科教片儿 壳儿
可口儿 吭气儿 吭声儿 空手儿 空地儿 空格儿 空心儿 抠门儿 抠字眼儿 口袋儿 口风儿 口哨儿 口味儿 口信儿 口罩儿 扣儿
苦头儿 裤衩儿 裤兜儿 裤脚儿 裤腿儿 挎包儿 块儿
快板儿 快手儿 筐儿 葵花子儿 7
【L】
拉呱儿 拉链儿 拉锁儿 腊八诳 腊肠儿 来回儿 来劲儿 来头儿 篮儿
滥调儿 捞本儿 老伴儿 老本儿 老底儿 老根儿 老话儿 老脸儿 老人儿 老样儿 泪花儿 泪人儿 泪珠儿 累活儿 冷门儿 冷盘儿 愣神儿 离谱儿 里边儿 理儿 力气活儿 连襟儿 脸蛋儿 凉粉儿 凉气儿 裂缝儿 裂口儿 零花儿 零活儿 留后路儿 柳条儿 遛弯儿 篓儿 罗锅儿 落脚儿 落款儿 落音儿
【M】
麻花儿 麻绳儿 麻线儿 马竿儿 忙活儿 毛驴儿 毛衫儿 冒火儿 没法儿 没劲儿 没门儿 没谱儿 媒婆儿 美人儿 美术片儿 谜儿 米粒儿 蜜枣儿 猕猴儿 面条儿 名单儿 名片儿 摸黑儿 模特儿 儿
【N】
哪会儿 哪儿
哪样儿 纳闷儿 脑门儿 闹病儿 闹气儿 泥人儿 两截儿 两口儿 两头儿 亮光儿 亮儿
聊天儿 零碎儿 零头儿 领儿
领头儿 溜边儿 刘海儿 露面儿 露馅儿 露相儿 炉门儿 路口儿 轮儿
马褂儿 买好儿 卖劲儿 满分儿 满座儿 慢性儿 冒尖儿 冒牌儿 帽儿
帽檐儿 没词儿 没地儿 没趣儿 没事儿 没头儿 没样儿 没影儿 煤球儿 门洞儿 门房儿 门槛儿 门口儿 门帘儿 猛劲儿 面团儿 苗儿
瞄准儿 明情理儿 明儿
名词儿 末了儿 墨盒儿 墨水儿 墨汁儿 模样儿 木头人奶名儿 奶皮儿 奶嘴儿 南边儿 南面儿 脑瓜儿 拟稿儿 年根儿 年头儿 念珠儿 鸟儿
牛劲儿
纽扣儿 农活儿 努嘴儿 挪窝儿
【O】
藕节儿
【P】
拍儿
牌号儿 牌儿
派头儿 盘儿
旁边儿 胖墩儿 刨根儿 跑堂儿 跑腿儿 配对儿 配件儿 配角儿 喷嘴儿 盆景儿 皮猴儿 皮夹儿 皮儿
偏方儿 偏旁儿 偏心眼儿 片儿 票友儿 拼盘儿 瓶塞儿平手儿 评分儿 坡儿
破烂儿 铺盖卷儿 蒲墩儿 蒲扇儿 谱儿
【Q】
漆皮儿 旗袍儿 棋子儿 起劲儿 起名儿 起头儿 起眼儿 气球儿 汽水儿 签儿 千层底儿 前边儿 前脚儿 前面儿 前儿
前身儿 钱串儿 钱票儿 枪杆儿 枪眼儿 枪子儿 腔儿 墙根儿 墙头儿 抢先儿 桥洞儿 瞧头儿 悄没声儿 巧劲儿 俏皮话儿 亲嘴儿 轻活儿 球儿 蛐蛐儿 取乐儿 曲儿
圈儿
缺口儿 缺嘴儿
【R】
瓤儿
让座儿 绕道儿 绕口令儿 绕圈儿 绕弯儿 绕远儿 热门儿 热闹儿 热天儿 热心肠儿 人家儿 人头儿 人味儿 人样儿 人影儿 人缘儿 日记本儿 日月儿 绒花儿 戎球儿 肉包儿 肉片儿 肉脯儿 肉丝儿 褥单儿 入门儿 入味儿
【S】
撒欢儿 撒娇儿 撒酒风儿 撒手儿 塞儿
三弦儿 嗓门儿 沙果儿 沙瓤儿 砂轮儿 傻劲儿 色儿
山根儿 闪身儿 扇面儿 上班儿 上辈儿 上边儿 上火儿 上劲儿 上款儿 上联儿 上面儿 上身儿 上座儿 捎脚儿 哨儿
伸腿儿 身板儿 身量儿 身子骨儿 神儿
婶儿
实心儿 石子儿 使劲儿 市面儿 手戳儿 手绢儿 手套儿 手头儿 熟道儿 熟人儿 树梢儿 树阴儿 水牛儿 水印儿 顺便儿 顺道儿 说情儿 说头儿 说闲话儿 撕票儿 松劲儿 松紧带儿 松仁儿 松子儿 算盘儿 算数儿 随大溜儿 随群儿
【T】
台阶儿 抬价儿 摊儿
痰盂儿 套间儿 套儿
蹄筋儿 提成儿 天天儿 甜头儿 挑刺儿 条儿
同伴儿 铜子儿 筒儿
偷空儿 偷偷儿 头儿
头头儿
【W】
娃儿
袜套儿 袜筒儿 外边儿 事儿
事由儿 是味儿 收口儿 收条儿 手边儿 手腕儿 手心儿 手印儿 书本儿 书签儿 书桌儿 数码儿 耍心眼儿 双料儿 双响儿 双眼皮儿 水饺儿 顺脚儿 顺口儿 顺路儿 顺手儿 顺嘴儿 说话儿 丝儿 死胡同儿 死心眼儿 死信儿 四边儿 四合院儿 送信儿 俗话儿 酸枣儿 蒜瓣儿 蒜黄儿 蒜泥儿 碎步儿 岁数儿 孙女儿 榫儿
锁链儿 谈天儿 糖葫芦儿 趟儿
挑儿
桃仁儿 讨好儿 提花儿 替班儿 替身儿 天边儿 天窗儿 天儿
跳高儿 跳绳儿 跳远儿 贴身儿 帖儿
听信儿 图钉儿 土豆儿 土方儿 腿儿
脱身儿 托儿 外号儿 外间儿 外面儿 外甥女儿 外套儿 弯儿 玩儿 玩意儿 腕儿
围脖儿 围嘴儿 卫生球儿 味儿
纹路儿 窝儿
物件儿
【X】
西边儿 稀罕儿 媳妇儿 戏班儿 戏本儿 戏词儿 戏法儿 细活儿 虾仁儿 下巴颏儿 下半天儿 下边儿 下联儿 下手儿 弦儿
闲话儿 闲空儿 闲篇儿 闲气儿 显形儿 现成儿 线头儿 馅儿
香肠儿 香瓜儿 香火儿 香水儿 箱底儿 响动儿 相片儿 像样儿 橡皮筋儿 消食儿 小白菜儿 小半儿 小辈儿 小辫儿 小不点儿 小菜儿 小抄儿 小车儿 小丑儿 小葱儿 小调儿 小工儿 小褂儿 小孩儿 小脚儿 小锣儿 小帽儿 小米儿 小名儿 小跑儿 小钱儿 小曲儿 小人儿 小嗓儿 小舌儿 小市儿 小说儿 小偷儿 小性儿 小灶儿 笑话儿 笑脸儿 笑窝儿 楔儿
歇腿儿 邪道儿 邪门儿 斜纹儿 斜眼儿 鞋帮儿 蟹黄儿 心肝儿 心坎儿 心路儿 心窝儿 心眼儿 信皮儿 信儿
杏儿
杏仁儿 胸脯儿 袖口
袖儿
袖筒儿 绣花儿 旋涡儿
【Y】
鸭子儿 牙口儿 牙签儿 牙刷儿 芽儿
雅座儿 压根儿 烟卷儿 烟头儿 烟嘴儿 言声儿 沿儿
眼角儿 眼镜儿 眼皮儿 眼圈儿 眼儿
眼神儿 眼窝儿 羊倌儿 腰板儿 腰花儿 咬舌儿 咬字儿 药方儿 药面儿 药片儿 药水儿 药丸儿 药味儿 要价儿 爷们儿 页码儿 衣料儿 一半儿 一边儿 一道儿 一点儿 一会儿 一块儿 一溜烟儿 一溜儿 一气儿 一身儿 一手儿 一顺儿 一下儿 一些儿 一早儿 一阵儿 一总儿 音儿
因由儿 阴凉儿 阴影儿 瘾头儿 印花儿 印儿
应声儿 营生儿 迎面儿 影片儿 影儿
应景儿 硬面儿 硬手儿 油饼儿 油花儿 油门儿 油皮儿 邮包儿 邮戳儿 有点儿 有门儿 有趣儿 有数儿 右边儿 榆钱儿 鱼虫儿 鱼漂儿
雨点儿 原封儿 原主儿 圆圈儿 院儿
约会儿 约数儿 月份儿 月牙儿
【Z】
咂嘴儿 杂牌儿 杂耍儿 杂院儿 脏字儿 枣儿
早早儿 渣儿
栅栏儿 宅门儿 沾边儿 掌勺儿 掌灶儿 长相儿 账本儿 账房儿 找茬儿 罩儿
照面儿 照片儿 照样儿 这会儿 正座儿 汁儿
指望儿 指印儿 猪倌儿 竹竿儿 转弯儿 装相儿 字眼儿 走板儿 左边儿 坐垫儿 这儿
这样儿 针鼻儿 针箍儿 针眼儿 枕席儿 阵儿
整个儿 支着儿 枝儿
直溜儿 直心眼儿 侄儿
侄女儿 纸钱儿 指名儿 中间儿 盅儿 钟点儿 种花儿 重活儿 轴儿
皱纹儿 珠儿
主角儿 主心骨儿 住家儿 抓阄儿 爪尖儿 爪儿
转角儿 转脸儿 坠儿
准儿
桌面儿 滋味儿 滋芽儿 字面儿 字儿
字帖儿 走道儿 走调儿 走神儿 走味儿 走样儿 嘴儿
昨儿
作料儿 坐儿
座位儿 做伴儿 做活儿 做声儿
第三篇：《哪个轻？哪个重？》教案
《哪个轻？哪个重？》教案
《哪个轻？哪个重？》教案1
活动目标：
通过操作试验活动，让幼儿初步感知物体的轻重。并尝试用感官及借助物体测量等方法，区分物体的轻重。
通过试验活动，进展幼儿观看、思索、动手解决问题的力量。
设计思路：
书包、玩具……轻重在孩子的生活中元处不在。“我的包比你的重”，“不对，我的包比你的重”
……不知谁说了一句：“称一称就知道了”。于是孩子们开头了“哪个轻、哪个重？”的探究与讨论。在试验角里，老师有意投放了天平秤、平衡器等称量工具，并为孩子供应了大量的材料，如：各种材料不同的小球、圆片，大小不同的砝码……，孩子们自己动手进行了一一比较，并对每一次的称量结果做了记录。在纸片与塑料片的比较中，孩子发觉：塑料片重纸片轻；在砝码的比较中，孩子发觉：大的重，小的轻；在各类小球的比较中，孩子发觉：铁球最重。当孩子们感知积累了有关轻重的阅历之后，老师设计了这个活动，让孩子尝试借助各种材料，运用多种方法，进行物体的轻重比较。
活动预备：
各类试验用品：橡皮筋、水缸、沙盘、绳子、塑料袋、天平秤、人体秤、弹簧秤、平衡器、箩筐、别针、一次性口杯、一次性纸盘、铁丝、夹子、钩子、积木、双面胶、玻璃胶、记录纸、水彩笔……
轻重不等的密封罐数个（内存沙、谷、大米、豆类等）
活动流程：
提出问题→幼儿争论，提出假设→动手试验→沟通验证
一、老师出示两只密封罐提出问题：两只罐子里都有东西，你能用什么方法比出哪只轻、哪只重？
二、幼儿争论，提出各类假设。
幼儿可能回答：掂一掂、称一称、放在水中、放入沙中，用平衡器……
老师介绍试验用具，提示幼儿做好试验的观看记录。
三、幼儿动手试验，老师观看指导。
当幼儿一次试验胜利后，准时引导幼儿运用其他方法连续尝试验证。
如发觉孩子不满意时，可在材料的供应上增加难度，让幼儿用同样的假设来验证轻重相关不多的罐子。
对于试验屡次失败的幼儿，鼓舞他们连续尝试，并用语言间接提示。
四、沟通验证
幼儿将自己的＇试验，用语言、观看记录或再现试验过程来验证自己的假设。
组织幼儿就试验过程中的问题，开展争论。
老师用“在水中比较物体轻重的试验”引发幼儿的思索：毕竟哪一种比较的方法最好？
《哪个轻？哪个重？》教案2
活动目标：
1、尝试用多种简便的方法区分和记录物体的轻重，初步了解轻重与大小、多少、材料等的辨证关系。
2、培育幼儿好探究、敢实践的科学精神，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力量。
活动预备：
1、幼儿人手两、三个小件物体、一张记录单、一张操作单、一支水彩笔。
2、分组材料：用裤架改制的“天平秤”、一次性透明水杯、牛皮筋若干。
3、音乐磁带“大桶与小桶”。
活动过程：
一、老师表演哑剧“举重”，引出课题：
1、我在干什么?举了几次?每一次的结果怎样?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2、说明：物体、人都有轻重之分，轻重是相对而言的，需要进行比较。你们知道平常都有哪些比较轻重的方法吗?假如没有秤，你会用别的方法代替吗?假如将“轻重”结果记录在纸上可以怎么表示?怎样表示最简洁、最清晰?
二、幼儿尝试用各种日常的材料比较物体的轻重并加以记录。
介绍操作方法和记录要领：
1、请大家先看一看、猜一猜自己盆子里两个物体的轻重，并把结果记在对应方法栏的下面;然后到后面的桌上选择一种或几种材料，试试：用它能不能比较物体的轻重?结果又是怎样的?请你也将结果记在相应的方法栏下面;最终我们再来看看：你几次比较的结果是否全都?
2、幼儿尝试用目测和其他各种简便的方法比较盆中物体的轻重并加以记录。
3、汇报并沟通：
你用了什么材料、怎样比较物体的轻重的?用不同的方法比较出的结果是否全都?你觉得问题在哪里?你喜爱用哪种方法?为什么?
4、操作练习：
印章宝宝也想玩跷跷板比轻重的嬉戏，请依据纸上跷跷板的平衡状况在两边敲上肯定数量的印章。
《哪个轻？哪个重？》教案3
活动目标：
1、初步学习在两个大小不一样的物体中辨别哪个大、哪个小。
2、在辨别大、小的基础上，学会按大、小分类。
3、学说“大的”、“小的”，让幼儿情愿说话。
4、培育幼儿比较和推断的力量。
5、引导幼儿主动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活动预备：
1、分别贴有大、小字卡的大房子、小房子。大、小红花若干。
2、老师演示用的玩具大白熊和小白熊、大棕熊和小棕熊、大娃娃和小娃娃、大超人和小超人、大汽车和小汽车。
活动过程：
一、创设故事情境，辨别大小。
1、讲解并描述故事：秋天来了，天气很凉快!玩具王国里的玩具宝宝们都出来玩了!我们来看看有哪些玩具宝宝呢?
2、分别出示大白熊和小白熊、大棕熊和小棕熊、大娃娃和小娃娃、大超人和小超人、大汽车和小汽车，引导幼儿辨别大、小，并说出大、小。
二、帮玩具宝宝找家，尝试将大、小分类。
1、连续讲解并描述故事：这么多玩具宝宝啊～!它们在一起唱歌、跳舞、做嬉戏，玩的可快乐了!不知不觉天就黑了，该回家了!玩具宝宝们找不到自己的家，它们难过的哭了!小伴侣们来帮帮它们吧!
2、请幼儿帮玩具宝宝找家，老师引导幼儿将大玩具放在写有大的大房子里，小玩具放在写有小的小房子里。!
三、活动结束，让幼儿说出“大的”“小的”。
师：小伴侣们把玩具们都送回了家，它们要感谢你们，给每个小伴侣送一朵红花。并要求孩子说出自己拿到的花是“大的”还是“小的”。
教学反思：
在此活动中，每个环节的思路清楚，连接顺畅，幼儿在嬉戏中学会了区分大小，课堂气氛活跃，幼儿主动参加。在嬉戏环节中，选择的大小玩具应是相同类型的，便于让幼儿进行区分，同时在给大大小小穿衣服的环节中，应让幼儿先对衣物等进行区分，什么地方是一样的，什么地方时不一样的，再说哪个给大大哪个给小小，让幼儿的思维以渐进式的进行。
《哪个轻？哪个重？》教案4
活动目标：
１、尝试用多种简便的方法区分和记录物体的轻重，初步了解轻重与大小、多少、材料等的辨证关系。
２、培育幼儿好探究、敢实践的科学精神，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力量。
３、培育幼儿比较和推断的力量。
４、引导幼儿主动与材料互动，体验数学活动的乐趣。
５、愿意参加活动，体验胜利后的乐趣。
活动预备：
１、幼儿人手两、三个小件物体、一张记录单、一张操作单、一支水彩笔。
２、分组材料：用裤架改制的“天平秤”、一次性透明水杯、牛皮筋若干。
３、音乐磁带“大桶与小桶”。
活动过程：
一、老师表演哑剧
“举重”，引出课题：
１、我在干什么？举了几次？每一次的结果怎样？你觉得为什么会这样？
２、说明：物体、人都有轻重之分，轻重是相对而言的，需要进行比较。你们知道平常都有哪些比较轻重的方法吗？假如没有秤，你会用别的方法代替吗？假如将“轻重”结果记录在纸上可以怎么表示？怎样表示最简洁、最清晰？
二、幼儿尝试用各种日常的材料比较物体的轻重并加以记录。
介绍操作方法和记录要领：
１、请大家先看一看、猜一猜自己盆子里两个物体的轻重，并把结果记在对应方法栏的下面；然后到后面的桌上选择一种或几种材料，试试：用它能不能比较物体的轻重？结果又是怎样的？请你也将结果记在相应的方法栏下面；最终我们再来看看：你几次比较的结果是否全都？
２、幼儿尝试用目测和其他各种简便的方法比较盆中物体的轻重并加以记录。
３、汇报并沟通：
你用了什么材料、怎样比较物体的轻重的？用不同的方法比较出的结果是否全都？你觉得问题在哪里？你喜爱用哪种方法？为什么？
４、操作练习：
印章宝宝也想玩跷跷板比轻重的嬉戏，请依据纸上跷跷板的平衡状况在两边敲上肯定数量的印章。
三、听音乐“大桶与小桶”想象搬很重或很轻的东西自然离开活动室。
活动反思：
幼儿对轻重已经有一点了解所以本次活动我把重点放在让幼儿自己动手操作、并在探究中发觉问题从而解决问题、验证问题。使幼儿在不断的探究中体验胜利的乐趣。体验采纳不同方法比较物体轻重的乐趣和胜利感。
第四篇：轻?重?
～-6-10 字数：831人，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个人以现在时存在着的，我不情愿任何人都可以互相替代，不管那替代可以多天衣无缝……
早已耳闻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一本十分出色的小说，于是我在寒假期间拜读了这本书。虽然不能说完全读懂了它，但我很喜欢，在此只能谈谈自己的浅陋之见。
米兰．昆德拉如是说：“生活是否是一次性的消失的，还是无限循坏的。倘若永劫回归是确然的，生命的每一秒都有无数次的重复，那么，人的每一次决断都连着永恒，成为生命中无法承受之沉重；反之，生命和历史都只是一次性的，无法休整和比较的，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图，是永远不会演出的排练，那么，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可以容忍的，因为一切选择只不过导向虚无，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在书中昆德拉反复强调说，生活是一张永远无法完成的草图，是一次永远无法证式上演的彩排，人们在面对抉择时完全没有判断的依据。我们既不能把它们与我们以前的生活相比较，也无法使其完美之后再来度过。那么面对生活，我们注定要陷入一一种茫然吗？书中的人物是根据“美的法则编织生活”的。
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时间不会为我们的欢笑或泪水停留。在这样一个瞬时性组构的世界里，一切选择都失去了充足的理由，一切结果都变得十分的合理。幸福何堪？苦难何重？或许生活早已注定了无所谓幸与不幸。我们只是被各自的宿命局限着，茫然地生活，苦乐自知。就象每一个繁花似锦的地方，总会有一些伤感的蝴蝶从那里飞过。
人，每个人，都是作为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个人以现在时存在着的，我不情愿任何人都可以互相替代，不管那替代可以多天衣无缝，当然也可能拙劣不堪。我们人的个体生命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是庸碌地活着，并陷于思考的痛苦中还是该坦然而淡然地活着？想到这里，不免又回到了思绪的开头，又一次回到了关于轻与重的问题上了。
有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也许，此刻，他也正在笑
第五篇：重实体轻程序
对“重实体、轻程序”陋习的认识和思考
[关键词] 实体法 程序法 执行
[摘 要 ] “重实体（法）、轻程序（法）”是司法活动中常见的一种行为。“轻程序”的本质是对国家法律制度的扭曲，同时也会直接影响到实现“实体”的公平正义。“重实体、轻程序”在依法治国的大政方针面前没有继续存在的法律依据，而且这种说法也不符合逻辑。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国情出发，应当通过强调程序正义的方法，维护法定执法程序的严肃性，并以此为推进实体法律正义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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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检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和公安机关执法活动中（以下将公检法机关统称为“执法机关”，将上述两种行为统称为“执法活动”），“重实体（法），轻程序（法）”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里所说的“重实体、轻程序”，是指执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只看重对问题的实质性处置没有偏差或者是没有大的偏差，而对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程序上的疏漏或者差错，是可以原谅的，可以不追究责任，直白地说就是“瑕不掩瑜”。因为“重实体、轻程序”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认识和思维，所以，一些执法单位和工作人员在案件发生问题后也经常以此为由推卸责任。
执法对象的实体性问题和执法程序之间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它们之间可否有孰重孰轻之分？“重实体”就可以“轻程序”吗？
这里，我们想结合在检察工作实践中遇到的实际情况，分析“重实体，轻程序”陋习的表现形式，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这种现象的危害性以及我们对强调维护执法程序严肃性的认识，以为抛砖引玉。
囿于工作实践的局限性，这里主要以我们接触到的公检法机关在刑事和治安管理执法活动中的表现为例。
所谓维护执法程序的严肃性，是指在刑事和治安管理执法活动中，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国家颁布的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的规定开展执法活动，行使国家权力；排除那些违反国家法律规定的行为和行为习惯。
这个观点的核心是：要贯彻落实党中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动国家法治建设的深入发展，就必须重新审视对程序正义问题的认识，从维护法律程序的严肃性入手，把它作为促进实体法律正义和真正达到依法执法目标的先导和促进剂，理直气壮地对所谓“重实体、轻程序”的陋习说“不”！
一
促使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动因，是我们遇到的两件事，两件没有联系但又确实引人深思的事情。
一个事情是宏观上的。这些年来，洛阳市总要在年初开展一次群众性的评议政府和政府部门工作的活动，群众意见大的部门要向人大报告整改措施，并通过新闻媒体向社会公开检讨自己的工作。相比较而言，洛阳市的社会治安形势是稳定的，公检法机关为洛阳市的社会治安稳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广大干警为了人民的生活安宁无私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但是，每年的评议之后，公检法等执法机关都无一例外的排在群众意见最多的部门之中，而且往往“名列前茅”。
另一件事情是微观上的。是我们铁路公安处的一个派出所，在办案过程中，因为开始时不重视执法程序的严肃性，将一个原本很普通的伤害案件，逐步办成了难以处理的疑难案件，虽然公检法机关后来又花很大的力量重新处理，仍然带来了很大后遗症的具体案件。案件的经过是：1994年3月的一天，该派出所民警张某在值勤时，被一个曾在所里当过联防队员的社会青年打伤。案发后派出所的办案人员简单询问了情况后，就在没有履行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肇事者放走。公安处领导对民警在工作中受伤非常重视，立即指派本处法医对受伤民警张某的伤情进行法医鉴定。但由于受伤民警张某当时的症状还不稳定，进行鉴定的条件不成熟，所以法医只作了有针对性的分析，提出了构成轻伤偏重、重伤偏轻的倾向性意见，没有给出明确的结论。一年以后，张某的症状稳定了，他们邀请洛阳市公安局技术处对张某的伤情再次进行鉴定时，又没有通过规范的程序。由于都是同行的缘故，洛阳市公安局技术处的法医也没有在意委托程序的规范性。但是进行鉴定时，公安局的法医认真审查了有关证据，并聘请专家参与诊断，最终作出了张某构成重伤的明确的鉴定结论。这个结论报送到领导那里以后，公安处按照有关政策的规定和程序，为张某办理了工伤证明等有关手续，并给予了相应的待遇。但是，张某知道自己是重伤后，强烈要求追究加害方的刑事责任并提出民事赔偿。经办案件单位的办案人员在审查案卷中的证据后，发现问题严重：本处的法医鉴定有合法的委托，但没有鉴定结论；洛阳市公安局技术处的法医鉴定有清晰的结论但缺乏合法的委托。事发6年后的2000年年底，公安机关正式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该伤害案中的加害人。面对这种有严重缺陷的案件，考虑到民警被伤害的事实，检察院还是批准了公安机关的逮捕请求。案件起诉后，法院面对证据上存在的重大缺陷，只得邀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专家重新进行文证鉴定。省高院的专家们在案发七年之后，非常谨慎地说受害的民警会构成轻微伤。法院按照最后的这个鉴定结论对案件判决后，不仅引起了受伤民警张某的不满，还引起了洛阳籍全国人大代表的不满，新华网也刊发了本社记者针对此案采写的批评性系列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还依据全国人大代表的提案要求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立案审查此案。
第一件事使我们看到的是：人民群众对执法机关执法活动的外在表现更加关注，程序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注重的焦点。从洛阳市这些年开展的群众评议活动中的结果上看到，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所关注的，或者说人民群众评判国家机关工作质量的依据，往往不是这些机关工作的实质，而是它的工作方式。执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不是他们破了多少案件，抓获了多少犯罪嫌疑人，判决了多少罪犯，更多的是人们在日常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的他们执法的文明与否，是程序性的问题，并从这些程序性的问题上得出褒贬的评价结论。执法机关“轻程序”的结果使人民群众轻视了他们。
第二个事例提醒我们注意到了两点：一是“轻程序”往往导致了实体上发生严重问题；二是“轻程序”现象往往发生在执法活动的开始阶段。现在许多或者说大量的存在程序违法或者有严重疏漏的执法行为，并不是出现在刑事诉讼的审查起诉或者审判阶段，而是在治安管理过程中，或者是刑事案件发生的初期阶段，即司法机关还没有正式启动刑事诉讼程序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在程序上发生的疏漏或者差错，会给以后的实质性工作造成很大的麻烦，有时还可能产生不良的社会效果。
二
汇总我们在检察工作实践中遇到的情况，现在公检法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轻程序”的突出表现，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随意执法
该作为时不作为和不该作为时乱作为；应当受理的案件不受理；该启动司法程序的不启动司法程序；该追究刑事责任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将刑事案件作为治安案件处理，以治安处罚了结；等等。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把法定程序置于脑后，随意行为，是当前执法活动中相当普遍的现象。公安处督察大队对下属单位执法活动进行调查后，归纳了带有典型性的几类表现：如先侦查后立案，不破案就不立案；传唤或者当场盘问、检查行政相对人或嫌疑人时不出示规定的证件；对给予治安处罚的当事人不履行告知义务；对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不告知其法定的诉讼权利，不在法定时间内进行讯问；法律文书制作和使用不规范；对与案件无关的物品随意扣押，扣押物品和财物时不按照规定出具法律手续；对查获的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作案工具不及时没收或者处理；等等。
调查中的不完全统计表明，仅近两年来，办案单位和办案人不出具任何手续截留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的物品的价值就超过了四万元，包括现金、银行卡、手机、服装和机动车等多种物品。
我们检察院所辖的豫西地区，既是国内重要的文物集散地，还是黄金产区。前些年国家没有开放金银市场的时候，基层公安所队收缴过不少黄金及其制品，查缉走私也多次受到上级的表彰和奖励。但是，从八十年代初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院没有受理过一起有关走私、倒卖文物以及与此有关的犯罪案件，也没有一名当事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其二，违法羁押
违法羁押情况表现形式比较多。大致分为以下五种：
一是留置盘查的手续不完备。特别是在传唤转留置盘查时，程序上的缺漏更加突出。
二是违法收押。一名在盗窃铁路运输物资的现场被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当时自报年龄是十五岁（事后查证属实），按照刑法规定为不负刑事责任的年龄，但是办案单位仍然呈报领导批准对其刑事拘留。
三是超期羁押。主要是对刑事拘留的对象不分情况，一律使用三十天这个最长期限。去年至今，公安机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只有两人在刑事拘留后的第三天向检察院提出了批准逮捕的意见。实际上，公安机关已经形成了刑事拘留期限就是三十天的习惯。其他形式的超期羁押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四是程序空缺。去年上半年，一个陈姓的盗窃犯罪分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判决后该罪犯留所服刑期间，公安机关发现该罪犯有遗漏的罪行，遂就新发现的犯罪事实向检察院重新移送审查起诉。检察院刚将案件起诉到法院，该陈姓罪犯原判决确定的刑期就执行完毕。此时，本应当由法院对该被告人重新作出一定的强制措施决定，但是法院认为该被告人已经被指控有新的犯罪，要处以刑罚，就没有先决定采取强制措施，而是口头通知看守所不要按期释放该被告人。直至该罪犯第一次判决的刑罚执行完毕十六天以后，法院才作出新的判决，并决定将该判决与原判决合并执行。至新判决生效时，该陈已经被无手续关押了二十多天。
五是有令不行。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发布的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人民法院对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案件，如果被宣告缓刑的罪犯在押，第一审法院应当先行作出变更强制措施的决定，改为监视居住或者取保候审，并立即通知公安机关。但是，这些年来，除去年有一起影响较大的案件中被一审法院宣告缓刑的几名罪犯，在上诉审期间由二审法院变更了强制措施以外，其余的被一审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案件中，没有一个罪犯在判决时或者判决宣告前被法院变更强制措施。
其三，刑讯逼供
刑事侦查过程中的刑讯逼供现象一直相当严重。有的时候，办案单位对刑讯逼供可能造成不良后果的案件还采取了撤消案件自我消化的处理方法，规避检察机关的监督。如我们辖区前年底发生过一起破坏铁路行车设备的案件，破案过程中，刑侦人员主观地认为发生这样的案件，一定是铁路职工和社会闲杂人员内外勾结的结果。于是对一个列为嫌疑对象的铁路职工严刑逼供。当时是取得了圆满的结果，上级机关也表扬了参战的干警。但是，后来采集到的合法证据证明这个铁路职工是无辜的。尽管案件最后得到了纠正，但已经造成了很坏的政治影响。
其四，乱用职权
去年，郑州铁路公安局直接侦办的社会盗窃犯罪集团伙同铁路乘警共同作案的案件中，一名在陕西作案的戴姓犯罪嫌疑人于6月份被异地关押到洛阳铁路看守所。该犯罪嫌疑人的办案单位是西安铁路公安处，收押的依据是该公安处签发的刑事拘留证。但送押没有提供异地羁押的规定文书。过了一段时间，郑州铁路公安局又通知洛阳铁路看守所将该犯罪嫌疑人移交西安铁路公安处，仍然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文书，仅凭上级领导和本公安处领导的电话通知。事后，郑州铁路公安局的领导解释说本案是公安局办理的案件，涉案犯罪嫌疑人关押在本局所属的哪个公安处的看守所都不需要什么文书，只要公安局指定地点就行。同样，移交其他看守所关押时也不需要再作出书面决定，口头通知就应当执行。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表现，不再一一列举。
三
在所谓“重实体”的幌子下，轻视执法程序的严肃性，给执法工作造成的危害是：
（一）纵容了野蛮执法
法定程序是为了保证实体法的正确实施，当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规避法定程序时，野蛮执法是不可避免的情况。如某派出所的便衣民警在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和法律手续的情况下，将一个公民抓到了派出所并进行了搜查。在确认是抓错了对象之后，民警们只给了对方一句话：你走吧！对该公民提出的赔礼道歉要求，派出所的领导解释说：我们这是正常执行公务。因为你和犯罪嫌疑人住得很近，长得也很象，我们怀疑你，就要先控制住你。
（二）助长了特权思想
程序法是对执法权的规范和限制，不把程序法当成一回事的时候，执法人员会自然地产生一种优越于执法对象的特权思想。由于只看到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所以在执法过程中为所欲为，并将其自然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去，形成了一种令社会其他成员反感的特权思想。诸如社会舆论多次声讨的警械乱用、警报乱拉、警车乱闯等现象，以及有关部门多次明令禁止的不准动用警察参与清理整顿计划生育、参与经济纠纷的问题。都是这种现象的佐证。
其实，其他一些执法机关的特权思想，从根本原因上讲，也是不把法定程序放在心里的外在表现。
（三）不利于打击犯罪
近年来，盗窃铁路运输物资的犯罪活动一直居高不下，不少犯罪分子已经多次“进宫”，甚至还发生过一个服刑期满的罪犯上午被释放，当天晚上就又因为上车掀盗铁路运输物资被重新送进了看守所的事情。我们在同罪犯谈话时，他们除了承认自己主观方面的犯罪动机以外，有的罪犯说：我们是给公安打工的，他们拿走的比我们得的还多呢。一个因勾结乘警在列车上盗窃旅客财物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十六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在总结教训时竟然说自己是因为和这里的警察关系不“铁”，才栽了进来。
（四）染坏了队伍风气
一个执法部门轻视程序法的做法，可以成为其他执法机关效法的榜样。“轻程序”陋习的形成，虽然有历史渊源、立法因素和执法习惯等诸多客观条件的外因，但这种效法不规范执法行为，或者说是非法执法习惯的恶性感染，是不可回避的现实。如果说公检法机关“重实体、轻程序”是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的，那么，一些近年来随着国家体制改革而设立的执法管理部门也屡屡发生“轻程序”的问题，就无法从历史渊源上推脱自己的责任了。现在社会反映最多的城管监察人员野蛮执法的问题就是典型。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两年中，《洛阳日报》、《洛阳晚报》等新闻媒体先后刊登过十多篇批评城管人员野蛮执法的报道和消息。从宏观上说，近五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查办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27416件，其中涉嫌充当黑恶势力后台和保护伞的554人，涉嫌徇私舞弊、刑讯逼供等职务犯罪的政法机关工作人员24886人。从我们系统讲，这些年来，除有十多名民警因构成刑事犯罪被依法惩处外，还有一些干警受到了党纪和行政处分。虽然执法人员中发生问题的绝对数不算很大，但在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影响不小，小小的污点染坏了执法队伍的风气，严重损害人民心目中政府的形象。
四
造成“重实体，轻程序”情况的原因，我们概括了一下，感到大致有以下六种：
第一，立法性因素
一是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主管机关对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贯彻执行不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对实体法的贯彻执行比较重视，在实质问题上发生差错时纠正得比较认真，责任追究比较严厉。在程序问题上则是得过且过，出现点差错但只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往往不了了之。国家权力机关在执法层面上将本应同等对待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客观上这种差别对待的态度，是“重实体、轻程序”的主要成因。同时，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的监督无法可依，监督流于形式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我国刑事诉讼法目前对毒树之果在证明中的作用和效果仍然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也是当前刑事诉讼活动中违法现象多发的一个关键诱因。《中国青年报》去年报道的过去发生在南阳市的一起刑事案件，可以用作说明这类问题的典型。这篇报道说：“河南省南阳市1992年发生的一起普通刑事案件，因为事涉公安机关是否刑讯逼供而久拖不决，死者家属不断上告。此案引起了全国人大代表的关注，从1994年起，全国人大代表张瑞璋、姚秀荣等近百名全国人大代表，年年为此事提出议案，督促有关部门尽快查处此案。这一届代表卸任了，又交代给下一届代表，历时8年，不屈不挠，终于使这起在当地家喻户晓的‘南阳第一命案’真相大白。”《中国青年报》报道尔后新华社又转载的这个案件中，案件承办单位出现了多处程序上的疏漏：先是当时的侦查案卷在没有结案的情况下被封存在档案室；后来甚至出现了省检察院的办案人员在查明案情后，建议当地检察院起诉犯罪嫌疑人时，当地检察院检察委员会能够以“没空开会”（报道的原文）为由，将案件长期搁置的情况。报道的最后说，“一起人命案件，由于人大代表的穷追不舍，九年后终得真相大白于天下。然而，此案侦破过程中的一些往事，却让人高兴之余，又有一些遗憾”。显然，遗憾的是对那些只“轻程序”的执法人员没有任何“说法”。全国人大和人大代表为监督一个刑事案件的查办，竟然要连续九年提出议案，展示的正是国家权力机关对司法机关监督的缺位，是立法上的疏漏。
二是立法监督程序和司法监督程序不完备。
主要是在如何保证执法程序得到公正实施，以及执法程序上存在瑕疵时如何寻求司法救济方面存在着比较大的疏漏。尤其是在执法机关违反法定程序处罚当事人后，当事人求援无门的情况特别突出。例如，河南省孟津县农民袁某某对公安机关的处罚不服，向辖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要求他提供公安机关处罚他的文书，这时他才想起来公安机关在处罚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书面决定，连个白条都没有打。由于他不能提供公安机关曾经处罚过他的证据，自然也无法就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而提起行政诉讼了。后来，还是在他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并经检察机关调查后作出了不立案决定时，才凭着检察机关的不立案决定书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的。这里，虽然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公安机关对袁某的处罚是无效的，但是，由于被处罚人的手里没有任何能够说明自己受到了处罚的依据，所以，使得法院无法接受他提起的行政诉讼，公安机关的法制监察部门也不会受理这种没有凭据的行政复议的申请。事实上，这种违法的处罚是一种终局处罚，并且不会受到监督。
第二，历史性因素
历史性因素，有两层含义：一是考虑具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古代封建法律制度，以及清朝末期发展起来的近现代资本主义法律制度，由于传统文化和思想习惯的继承性，对现在司法工作实际的影响。二是考虑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起步晚，进展慢，真正开展司法制度改革的时间短这些因素，准确把握当前推进程序正义的动力和阻力两个方面。
首先，中国古代封建法律思想的消极影响。
我国历史上几千年逐步形成的有中国特点的法律制度的内涵，如司法和行政一体、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规范相近、广泛采用刑讯手段、没有被告的口供不能定案，等等，并没有随着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建立自然地消亡。相反的是，由于社会文化思想具有强大的承继性和生命力，渗透到其中的一些封建法律意识也顽固地残存到现在。
其次，建国后法制建设进展迟缓的消极影响。
建国以后直到七十年代末，我国的法制建设进展迟缓，特别是诉讼法律方面的欠帐太多，对依法执法的消极影响巨大。建国后我们宣布废除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六法全书》之后，由于当时政治、经济和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法律规范建设进展缓慢。除颁布了宪法及其相关的组织法之外，基本法律制度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文化大革命中“砸烂公检法”，对刚刚步入状态的法制建设的破坏更加致命。法律制度的空白和对执法组织的破坏，使得依法执法纯粹是一种梦想。
第三，改革开放后加强法治建设遇到的主要阻力。
一是改革步伐加快后立法工作超前，和基层执法工作实际之间的差距在扩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立法机关加快了制定法律规范的步伐，司法机关抓紧了司法解释的工作，特别是我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国内立法与国际法律习惯接轨，一些有利于维护司法正义、强调人权的西方法律思想逐步引起了法学界的重视，并通过立法程序显现在国家新出台的法律中。但是，由于我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积淀和执法机关几十年执法工作中养成的习惯做法这两方面的影响，考虑到我国国民素质的客观情况，考虑到执法队伍工作水平的实际状况，一些新出台的法律规范在执行中遇到些阻力是正常的，有的时候这种阻力的能量还相当大。我们在工作中就感到，强调执法程序的严肃性，督促办案单位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案，往往会引起他们的不满，因为办案单位从干警素质的实际出发，在现有的水平上工作，会认为这些要求束缚了他们的手脚，是在帮助犯罪分子逃脱法律的惩罚。同时，也确实存在着个别犯罪嫌疑人和罪犯，利用我们强调执法程序的机会，为自己开脱罪责的情况。
二是有罪推定的思想根深蒂固，并且在司法工作实践中表现的尤其突出。比如，刑事诉讼法和刑法对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为构成犯罪的情况作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公检法机关往往自行增加了一些限制性的规定。比如我们检察系统对不批准逮捕、不予起诉的案件，就规定了严格的内部审查和上级备案制度，实际上是变相收缴了基层执法机关的权利。单从表面上讲，是为了确保案件质量，真正把好关；但从深层次上看，实际是有罪推定思想的表现。因为上级机关对已经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并且经过公安机关层层把关，进行了认真侦查取证，甚至已经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应该说可信度很高了，而下级检察机关给出了否定的结论，持的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三是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原则具体落实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困难。比如，法院系统长期存在“两审合一审”的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虽然我国法院实行的是上级指导下级的制度，但是下级法院在判决一些疑难、重大案件或者对公诉案件要作出无罪判决时，往往在履行正常的审判程序之外，首先同上级法院协调一致。从判决的程序上看是一审，可实质上是终审。检察机关即使对一审判决提出抗诉，但由于上下级法院之间已经统一了认识，抗诉肯定会遭到二审法院的驳回。在这个问题上甚至出现过这样的现象，某中级法院的院长明确指示下属：今后凡是检察院提出抗诉的，一律维持原判。此言一出，该院及其下级法院在两年中对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全部作出了驳回抗诉、维持原判的裁决。虽然这些被驳回的抗诉案件在审理程序上没有明显的毛病，但是它的前提就是违法的。
第三，社会性因素
社会性因素有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根据执法队伍素质和能力的实际，满足当前治理社会治安问题的客观需要；再一个是抵制违法执法遇到的客观困难，给人民群众思想上造成了消极影响的问题。
现在，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的社会转型期间，各种新的社会问题层出不穷，由此引发的社会治安问题和刑事犯罪问题也花样翻新。现有的司法资源在改革的浪潮中一是显得落后，二是难以适应，三是在困难的条件下还必须做好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执法机关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这样，在客观需要时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既是满足眼前治安整顿工作的需要，也能够得到群众的认可，有些也确实是一种探索和改革。这些情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现在执法过程中“轻程序”的种种表现。比如，今年双节期间沈阳发生“1.18”特大抢劫银行运钞车案件后，郑州市政府为保证银行等金融单位安全，在增派民警对重点部位加强防范的同时，发布了遇到发生抢劫银行案件时，在场值勤的民警可以开枪击毙犯罪人的命令，并在新闻媒体上公开发表。虽然有不少法学界人士对郑州市政府的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但它确实受到了群众的支持。
推动执法工作规范化，需要执法机关自己的约束、规范，需要社会成员的配合、监督。但是，当前这两个条件都不充分。关于执法机关自身约束规范的问题，我们放在后面论述。社会成员的配合和监督问题，也就是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参与执法活动规范化建设的问题，现状是无法进行。因为他们对违法执法行为的抵制，往往会当场给自己造成更大的麻烦，造成更加严重的损失。抵制违法执法行为代价太大，使得人们对违法的执法行为理智地采取了退让的做法。这种退避的做法，反过来又刺激了执法机关违法执法的热情。近日引起了中央和广东省委高度重视的“大学生命丧广州收容所案”，最具典型性。《北京青年报》4月26日报道：
被公安机关错误收容的武汉籍大学生孙志刚，今年3月17日晚上，仅仅因为没有携带任何证件上街，就被广州市黄村街派出所扣押审查，并且“不能保释”。孙志刚供职的公司老板成先生得知消息后，和“另一个同事立刻赶往黄村街派出所，„„但由于某种现在还不为人所知的原因，成先生被警方告知‘孙志刚有身份证也不能保释’。在那里，成先生亲眼看到许多人被陆续保了出来，他先后找了两名警察希望保人，但那两名警察在看到正在被讯问的孙志刚后，都说‘这个人不行’，而原因则没有解释。”“孙的老板很纳闷，于是打电话给广州本地的朋友。他的朋友告诉他，之所以警方不愿保释，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孙志刚‘犯了事’，二是‘顶了嘴’。”（报道的原文）
3月20日上午，孙志刚死在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孙志刚死后，“孙的家人有点后悔供孙志刚读大学了，‘如果没有读过书，不认死理，也许他也就不会死„„’”（报道的原文）
第四，素质性因素
素质性因素中，一是队伍素质的差距问题；同时，执法单位领导层的素质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二是注意执法机关对其工作人员能力表现的评价是否准确或者正确，它涉及到如何引导队伍真正提高素质的关键性问题。
关于执法队伍素质的差距问题，主要是执法队伍的素质不适应社会治安和当前刑事犯罪情况的发展和变化，而且这两者之间的差距短时间内还不能弥合或者说不可能得到弥合。我们提审在押罪犯和犯罪嫌疑人，调查他们的犯罪动机和行为规律时，他们中的不少人交代说，从很多警察破案的电视和录相中，真的学到了不少的东西。我们也接触到了不少在办案一线的民警，他们说得更多的是：现在工作太累了，哪有时间看书学习。公安处纪委在对刑讯逼供问题的调查中总结到：“不打不老实，不打不招，不打破不了案”的思想在部分民警身上还有一定的市场，除了社会历史的原因，有个别民警在具体讯问工作中“瞎猫碰上死耗子”，的确靠打，打出过口供，打出过被讯问人的“老实”，因此“破”过案。由于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加之讯问工作是在讯问人和被讯问人之间进行的，往往局外人员不易发现，特别是这种粗暴方式未造成伤亡时。于是这种做法在个别讯问人员中就长期保存下来，无论大会小会怎么强调也无济于事。同时，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调查中分析到：由于正确理论方法的指导不足，讯问人员往往凭借长期讯问实践的惯性来进行讯问，这样就连一些不好的讯问方式也被保留沿袭下来。
特别强调注重领导层依法执法的问题，是因为一些错误的执法程序或者执法程序方面的疏漏和差错，其起因就是领导者本身的行为。《法制日报》去年报道了发生在兰考县的一起“官告民”案件，典型说明了领导者的素质对依法执法影响巨大。这篇报道说，4年前，兰考县两个村的村民因为土地纠纷发生冲突，造成冲突一方2人死亡，10多人受伤。村民何保安认为是县长朱某不下令制止、玩忽职守造成的。于是多次到省城上访，要求追究县长朱某的责任。朱县长则认为，村民的上访贬低了自己的形象，侮辱了自己的人格，侵犯了自己的名誉。于是在2002年7月以诽谤罪将该村民何保安告上法庭。并且朱县长在告民之前，专门咨询过本县检察长和公安局长，二长都认为农民何保安构成了诽谤罪。有了专家的支持，朱县长理直气壮地将农民何保安告上了法庭。兰考县法院不仅对这本不该受理的“官告民”案件立即受理，而且非常重视，专门召开审判委员会会议，决定立即逮捕被告人。本来，村民何保安向上级机关控告的是朱县长没有认真履行职务的行为，根本没有涉及到攻击朱县长私人名誉的问题。这里，日理万机、事务缠身、法律知识不专业的朱县长把公权力所形成的法律关系用在他个人利益上，把公民对他职务行为的批评和控告上到侵害个人私权利的纲上，尚且可以原谅。但是，兰考县公检法三长的无视法律规定、无理执法的行为就值得深思了。
提出执法机关对其工作人员能力表现的评价是否准确或者正确的问题，是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例子。一名民庭的法官，在院里有很好的声誉，因为他能够把一些别人办不了、办不好的案件很快地处理完，办案效率高。比如，一次处理一起经济纠纷案件时，一个知道情况的证人始终不愿出具证言，而他的证言对案件又特别重要，使得案件处理不了。这个法官接手这个案件后，一天，他带着案件的原告找到这个证人后，见证人仍然不作证，就暗示同去的原告“修理修理”这个证人。原告将证人“修理”服帖后，证人出具了证言。事后查明，这个证人出具的证言是真实的，原告“修理”证人时也没有造成什么后果。原本办不下去的案件很快结了案。就这样，这个法官以办案多、效果好，经常受到表扬。
第五，经济性因素
强调了程序正义，使司法程序变得透明时，以案谋私、权钱交易等弊端就会暴露在阳光之下，这会使一些单位和个人的既得利益受到冲击，从而遇到他们的阻扰。如同我们在前面列举现象时提到的那样，如果在执法过程中能够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办事，扣押物品时开具清单和收据，罚没财物时出具裁决书和使用法定票据，平时工作中严格执行中央关于执法机关执罚过程中“收支两条线”和其他的相关规定，那就会使执法机关以权谋私成为泡影。而这对于急需额外收入补充经费不足和以此为财源的执法单位的打击是难以承受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多次看到，当上级机关给下面的执行单位下达了罚没收入指标和留成比例后，基层的工作积极性高涨，往往超额完成任务；当上级机关要求严格执法和取消了基层的留成比例后，原本治安不稳定的地区居然也会出现长期“平安无事、平安无案”的现象。我们在外出办案时还遇到过两名交警拦停车辆后同司机商量：“你去缴点罚款吧。不是你违章了，是我们俩这个月的任务没有完成，关照关照”的令人啼笑皆非的情况。
第六，体制性因素
体制性因素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职权主义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化。职权主义是我国法治的传统，它排斥了执法对象的主体地位，漠视执法对象的合法利益；同时，也为一些违法程序打开了方便之门。执法机关在长期工作实践中形成的这种习惯性做法，有时会成为一种比较顽固的思维惯势，因此引起的执法程序上的缺陷还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二是执法机关本位主义的具体表现。执法机关规定具体执法程序时往往只关注了本部门的独立性，而整体协调性不够，造成执法程序的冲突，使具体执法单位在工作中无所适从。三是执法机关在独立行使权利时，从本部门本单位的利益出发，规定的程序本身就是对他人合法权益的侵害。
第一类问题，可以用两个事例来说明。
第一个事例。洛阳市公安局下辖的伊川县鸣皋派出所前年春天对辖区居民某先生实施治安拘留五日的处罚时，同时将他的红色新的三菱轿车暂扣在派出所院内。第三天，该所副所长擅自动用该车参加亲戚的婚礼，途中发生车祸，轿车严重受损。车主接受治安处罚后发现了这种情况，随即向该派出所要求赔偿，在没有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又向伊川县公安局、县政法委等上级机关提出控告。事后，洛阳市公安局就该派出所违纪使用被扣押车辆并造成事故的情况发出了处分通报：给予所长警告，责任副所长记过处分；并由责任人承担轿车的修理费用。但是，这份事涉车主切身利益的决定，始终没有让车主本人看到。两年过去了，这辆轿车仍然趴在修理厂里无法使用，而肇事的副所长事发后象征性地向修理厂支付了一些修理费，不久就从鸣皋派出所调到另外一个派出所当指导员了。县公安局纪检委的同志就此事接受河南电视台的记者采访时，不以为然地回答说这个事早就处理完了。问及该处理决定为何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告诉车主的问题时，他们感到这个问题记者问得很奇怪，因为这个文件是公安局内部的处理决定，为什么和有什么必要要告诉“外人”呢？
第二个事例。报案程序上的漏洞，为警匪勾结提供了条件。前段时间，我们刚刚办理过的一起涉及很大范围的铁路乘警和盗窃犯罪分子勾结的案件，特别典型地暴露了这个问题。我国法律规定，公民、法人受到不法侵害后，可以向公检法机关报案。公检法机关在接受报案时必须先受理，再按照管辖的规定处理。但是，没有规定接受报案后受害人或者报案人还有什么权利。事实上，报案之后，报案人对受理单位如何处置、处理的结果如何是无权过问的。这是一个习惯性的做法，也是一个有着漏洞的程序性规定。案件的经过是：铁路运输企业为了保证旅客乘车时的安全，在客车上都派出了专职警察担当保卫旅客安全的任务，打击发生在旅客列车上的犯罪活动。习惯的做法是，在乘车中受到诸如盗窃、抢夺、抢劫等犯罪侵害的旅客，只能作为受害人向乘警报案。报案以后警察怎么处理、处理的结果如何，受害人就无权过问了。一些堕落的乘警利用了这个执法程序上的漏洞。他们和上车盗窃旅客财物的犯罪分子达成默契，一方盗窃旅客的钱财，另一方提供保护并从中分成。这些警察中的败类，向盗窃犯罪分子索要赃款时，不是盗窃犯罪分子给多少就要多少，而是按照失盗旅客的报案材料为依据向盗窃犯罪分子要自己的“分成”。同时，为了隐瞒犯罪行为，他们又会将旅客的报案材料私自销毁。这次破获的案件中，盗窃犯罪集团的首犯自己交代的盗窃数额近百万元，其中一次在列车上就洗劫旅客财物价值16万元。但是，由于和大盗们沆瀣一气的乘警毁掉了旅客报案的原始记录，使得公安机关侦查中搜集不到证据，检察机关无法起诉，法院也不能认定。一个自己交代了几十次作案经过，盗窃所得达60万元的犯罪分子，原本认为自己的末日到了，在公安侦查阶段就多次请求聘请律师。但是，当他看到检察院的起诉书上只认定了区区2万多元犯罪事实的时候，高兴的当场表示不要律师了。后来，这个罪行累累的犯罪分子只被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
第二类问题可以用中央电视台今年元月24日在《今日说法》栏目中播发的一个2002年3月发生在洛阳市的典型案例来注解。在这个以《一起交通肇事案的背后》为题的交通事故案例中，事故过程非常普通，但事故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典型反映出了体制性问题引发的执法程序的冲突，以及因此造成的麻烦和后果。去年3月13日傍晚，洛阳市的李先生正常驾驶摩托车和一辆强行抢道的出租车相撞，发生事故后，李先生因为伤势过重死亡，出租车司机侥幸平安。随后，洛阳市公安局交通事故科依据洛阳市公安局技术处的鉴定，认定李先生在事发前曾少量饮酒，因此该事故中当事双方负同等责任。李先生的家人对该裁定不服，提请交通事故科的上级单位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复议。交警支队复议后作出了和第一次不同的裁定，认定双方分别负主次责任。即出租车司机违章抢道，直接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负主要责任。随后，交警支队以出租车司机涉嫌交通肇事罪将此案移送检察机关。检察院审查后以同样的罪名向法院提起公诉。但是，没有等到法院开庭，检察院又撤回了自己的起诉。原来，出租车司机对公安机关后来的这份裁定不服，已经先向法院提出了行政诉讼，法院审理这个行政诉讼时，由于公安机关不出庭应诉，不答辩也不提交有关证据和执法依据，法院认为公安机关的这个复议决定没有法律效力，就依法撤消了后来的复议决定。这样，出租车司机不能构成刑事犯罪，检察院自然也不能再起诉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公安机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和公安部1992年下发的《关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认为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的，不属于行政诉讼的管辖范围，法院不应受理，所以，不仅是这个案件，而且是所有此类的案件，公安局一概持同样的不予理睬态度。法院则根据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行政诉讼法》的若干解释意见的规定办事，认为只要行政行为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影响的就可以提起诉讼，所以，此类案件自然是法院应当受理并有权管辖的案件。案件到此陷入了僵局。法院认为依法作出的判决，公安机关却认为违法而不执行。公安机关不重新作出事故责任认定，检察院的工作也就无法开展。执法机关由于遵照各自部门规定的程序引出的这种僵局，使得受害人一筹莫展，不知道该怎样去争得自己的权利。
第三类问题可以用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组建的机动车驾驶员协会为例。国家三令五申，不准国家机关利用职权组织赢利性的协会和其他社团组织。但是，洛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前几年仍然牵头成立了洛阳市机动车驾驶员协会，交警支队队长任协会会长。虽然协会章程上规定了若干服务项目，会员入会自愿，退会自由。但这些服务项目基本上没有兑现，并且交警支队利用国家赋予的管理权，对会员和非会员给予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会员每年交纳几十元会费后，在驾驶员审验和机动车年审中都有一定的优惠；自愿按国家规定的规章办事，不愿参加协会的驾驶员不仅没有这些权利，而且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审验时也会时不时的享受到一些为难人的“特殊待遇”。实际上，交警支队是利用手中的公权力，把洛阳市现在在册的机动车驾驶员十万余人作为自己的创收对象，成果是协会每年收取的数百万元“会费”。
五
从前面列举的事实和现象中可以看到，在许多情况下，“轻程序”的内在动因实质上是在追求一种违法的结果，或者说是为了达到实体上的非法目的。既然执法程序上存在的问题严重干扰了正常的实质性执法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整体形象，并且是一些司法腐败问题的渊源，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转换一下思路，从现在起就充分重视和强调规范和严肃执法程序的问题呢？基于这种认识，我们的考虑是：
一、树立新理念
就是要树立程序正义重要性的理念，把维护法定执法程序严肃性的问题，摆到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位置上来认识。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过程中，在某个特定的社会阶段和历史时期，强调执法程序的公正、公开和透明度，可能比强调执法内容还重要。因为强调了执法程序的严肃性，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执法权的滥用和误用，对引导依法执法和遏制司法腐败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养成了严格依照法定程序执法的良好习惯，可以推动执法工作规范化习惯的形成，从思想上对执法队伍建设起促进作用；维护了执法程序的严肃性，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公开、防止法治变成人治的问题。所以我们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来说，程序正义是实体正义的先导和促进剂。提出这个观点，有 四个理由：
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
社会主义法治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内容的统一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它的基本要求。这十六个字，四个方面，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四十多年来法制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规律，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愿望。有法可依，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的前提。有法必依，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中心环节。执法必严，是健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条件。违法必究，是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有力保障。因此，在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抓紧抓好有法必依这个中心环节。在有法必依的问题上，不能把国家的法律区分成三六九等，认为重要的就执行，认为不重要的就不认真执行。有法不依是对国家法律的蔑视。同时，要坚持执法必严的原则，执法机关和广大执法者必须以刚直不阿的精神，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明察秋毫，严格执法。
二是对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辨证关系的认识。
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是任务和方法的统一。要表现一定的内容，必须有相应的外在形式。马克思对程序法和实体法之间辨证统一的关系作过精辟的说明，他指出：“审判程序和法二者的关系如此密切，就象植物的外形和植物的联系，动物的外形和血肉的联系一样。审判程序和法律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因为审判程序只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内部生命的表现。”具体到刑事诉讼活动来说，就是既要有刑法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又要有刑事诉讼法来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刑法所规定的内容，只有通过刑事诉讼程序才能正确地实施。如果没有刑事诉讼法从司法程序上保证刑法的执行，刑法所规定的一切内容就是一纸空文。同样，没有刑法作为刑事诉讼的内容和标准，刑事诉讼法的一切规定，也失去了目的和意义。所以推而广之，对实体法和程序法不能从逻辑上划分出孰重孰轻，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
三是对执法队伍存在问题根源的理性思考。
执法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或者说差距，反映的实际上是依法执法观念的差距，这些问题已经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公检法司等执法机关这些年接连不断开展的各种教育整顿活动，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理性地反思这些年的教育整顿活动效果不明显的原因，我感到是因为没有从根本上触及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公检法等执法机关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执法权的施用程序上存在着很大的任意性，给具体执法单位和它的工作人员留下了太大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可以“自由”执法。“自由”执法的结果必然是无序执法，必然产生各种以权谋私的弊病和问题。发生这种“自由”的原因，有的是法定程序上的疏漏，有的是执法主体有法不依、明知故犯。
四是从推进现代企业管理中得到的启示。
我们看到，不少大型国有企业通过推进现代管理机制，在硬件没有变化或者很少变化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操作程序的规范化，就提高了劳动效率，使企业的经济效益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由此我们得到启发，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在还没有形成严格地依法办事的社会环境和执法习惯之时，应当把违反法定程序的危害性予以特别的强调。借鉴现代企业规范化管理的经验，把严肃执法程序问题放在突出的位置上，用程序的规范性促进执法机关公正执法和严肃执法。
二、配套抓立法
首先，理顺国家法律体系。
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应当根据当前贯彻党中央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总方针，健全和完善法律结构，及时对法律法规进行废立改，解决法律规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废止那些违反宪法原则、违反国家基本法律制度的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保证国家法制的统一，使得有法可依。现在这方面的问题很多。前面所举“大学生命丧广州收容所”案，虽然是一个违法执法的典型，但其中最关键的当是违反《立法法》的对公民收容审查的行政规章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没有被及时纠正，而公安机关又依据这个违法的行政规章继续违法行使了国家权力。
其次，完善法律监督机制。
我们在前面列举的原因时提到了社会成员抵制违法执法行为的代价问题，产生这种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法律监督机制不到位。由于法律监督地缺位，加上执法机关职权主义的作风，使得违法执法泛滥。所以，应当在完善法律监督机制上下功夫。就是立法时既要明确法律监督的内容和形式，又要赋予监督机关必要的权力。这种监督机制应当具有权责清晰、结构合理、赏罚分明、方便操作的特点。我国法律制度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缺陷。就以专司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来说，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监督权时，也大多是“提出纠正”，“有权提出纠正意见”，至于被监督单位是否采纳纠正意见，很少有相应的规定。作为专司国家法律监督职责的检察机关尚且如此，要求社会其他成员参与监督显然是勉为其难。
第三，健全司法救济程序。
违法执法行为屡禁不止，一方面是法律体系不完善，法律监督不到位；另一方面是司法救济程序不健全。特别是在执法机关只将执法对象看成是只有义务没有权利的客体的情况下，健全司法救济程序就显得愈发重要。要通过健全司法救济程序，使得作为弱者的执法对象在受到违法执法行为的侵害时，能够迅速、有效地得到法律援助，得到司法救济，以弥补执法机关和执法对象之间势力悬殊的差距。
第四，用立法的方式解决目前实体法和程序法贯彻执行中“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
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程序法一旦确定，执行机关就必须严格执行，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就是违法，其后果是执法行为无效或者责任单位或责任人受到相应的追究；被侵害方有得到国家赔偿或者相应的补偿的法定权利。同时，在立法上对违反程序法并因此造成严重后果的，规定容易操作的相应的制裁和处罚措施。比如，被违法羁押的对象，可以区分不同的情况，如果是构成了犯罪或者应当给予劳动教养处分的，可以分别得到加倍折抵刑期、折抵劳动教养时间的补偿。没有构成犯罪或者确属无辜的，可以获得更多的国家赔偿，并且可以向直接责任者提出民事补偿。
三、营造好氛围
营造依法执法的氛围，我们从工作实践的感受中考虑到，要关注舆论引导和机制建设两个方面。用舆论影响执法队伍和社会成员的思想，使大家形成一种共识，依法执法光荣，违法执法可耻。同时，用机制建设保证依法执法的落实，把人们思想观念上的理念转化成具体的执法工作实际。
舆论引导的重要性，在于“轻程序”是一种已经成为习惯的惯性问题，不仅在执法机关内部有市场，在群众的思想上也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因此，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只靠执法机关自身，应当在全社会营造一种积极配合的氛围。而且现在强调严肃执法程序的问题，有着很多有利条件：一是立法机关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最高执法机关十分重视这个问题。今年的全国人大会议上，“两高”在报告工作情况时都提到了严肃执法的问题，并列举了几年来的工作成绩。二是法学界对严肃执法程序的意义和途径进行的理论探讨有很大的进展，基本上形成了统一的意见。所以，我们可以借助当前开展“四五”普法活动的东风，就严肃执法程序的问题开展广泛的宣传，阐明在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规范执法程序的重要性，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同时要针砭时弊，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层面上，向群众解释不依法定程序执法的危害性，增强社会监督的自觉性。用这样内外结合的方法，营造出促进严肃执法程序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机制建设的重要性，在于“轻程序”已经根深蒂固，已经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纠正这种习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不能只是一般性的要求和强调，必须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本文中，列举公安机关的违法事例多，讲检法两院事例少的原因，在于公安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机会比较多，而行政权的行使目前尚无法可依。但是，检法两院在诉讼活动中所必须遵循的法律规范比较系统，虽然也会有程序违法的情况发生，但是缺乏典型性，并且违法的责任人往往会受到严厉的追究。这也提示我们在纠正“轻程序”的问题上，要把完善立法、健全制度放在特别突出的位置上。我们从工作实践中感受到，有了完备的法律制度，不仅可以使好人充分的办好事，也使得坏人在具有某些权力的时候也不得不办好事。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
四、重点抓落实
“轻程序”是一个空泛的概念。纠正“轻程序”的不良习惯，不同的执法机关和部门应当有自己的特点和特定的对象，要实事求是。这里所说的抓落实，就是说在纠正“轻程序”的过程中，公检法等执法机关，要归纳本系统本单位“轻程序”的表现形式，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进而有针对性的进行整改。
一是立法监督要有权威性。
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应当是最有权威性的监督。但是，现在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的权威性不足，使得立法监督的力度大打折扣。前面所述的南阳命案就是一例。一起并不复杂的案件，居然要百多位人大代表为之奔走八年，最后还是由省级检察院出面才有了结果。这个案例值得我们法律部门深思，更值得国家权力机关深思。从我国国体出发或者说按照我国宪法的有关规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立法层面上的监督，应当是最有权威性的监督；作为被监督对象，应当负责任地将工作情况向监督机关报告，出现问题时，责任人应当受到应有的追究，责任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或者行政（国家赔偿）责任。只有树立起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立法监督才能落实。
二是司法监督要有可操作性。
司法监督包括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两个方面，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照法律的授权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对违法行为进行监督和纠正，对受侵害对象给予保护。我国刑法、民法和行政法等法律法规，已经对大部分违反法定程序的执法行为规定了相应的处罚和处理办法。当前需要强调的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要依法履行职权，认真落实这些规定，对违反法定程序的执法行为，该撤消的依法撤消，该追究刑事、民事责任的依法追究责任，对责任人该建议给予行政处理的要向主管部门依法发送司法建议书或者检察建议书。现在的问题是审判权和检察权对程序违法的监督力度不足，这主要是思想认识上不够重视的缘故。应当纠正这种习惯性的思维方式，先从自身做起，再充分发挥法定的监督职责。
在落实司法监督的过程中，还需要立法机关从实际出发，扩展运用诉讼活动中回避的原则，适当调整案件管辖权方面的一些问题。目前最现实的是要适当调整一些渎职类犯罪的管辖权问题，克服由发生问题的执法单位自行调查处理本单位发生的问题或者涉及到本单位责任的问题的弊端。河南省检察院2000年下半年曾针对此类问题进行过一次专项调查，归纳了由于公安机关对涉及到自身问题的渎职案件采取不作为的手法，对涉及内部人员的案件该立不立、立而不查、查而不结，使得检察机关根本无法启动追究渎职犯罪的法律程序，最后放纵了犯罪的五种表现。检法两院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三是自我监督要有新思路。
自我监督是执法机关当前进行监督的主要手段，也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监督。但是，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自我监督在具体操作中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疏漏和弊端。主要是个别单位出于单位荣誉和小团体利益的考虑，对存在的执法程序方面的问题不重视，也不愿因此损害自己的利益和荣誉，于是采取隐瞒问题、推卸责任或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养痈遗患。从推进依法治国的高度考虑问题，并借鉴工商、税务等行政机关实行垂直管理的经验和做法，建议对执法机关自我监督机制进行改革，实行下管一级的方法，由上级机关直接或者授权下级特定部门代行上级机关的监督职能，化解自我监督时体制方面的矛盾，提高自我监督的质量。
四是严肃执法要有新举措。
从执法的层次上讲，凡是不依照法定程序执法的，其执法行为无效，责任人或者责任单位要承担因此造成的责任，发生损害后果的要予以赔偿或者补偿。在具体执法活动中，执法机关除必须认真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程序法之外，最高执法机关就具体执法活动所作的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基层执法单位和部门也必须严格遵照执行。这些解释或者规章之间发生冲突时，要按照《立法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中效力层次最高的那些解释和规章。如果平行效力的解释或者规章出现冲突时，下级执行机关要在法定时间内层报上级主管机关，请求答复；上级主管机关应迅即协商解决存在的问题并答复下级执行机关。层报不及时或者答复不及时导致发生损害后果的，由责任单位承担相应的国家赔偿或者民事责任。
五是程序合法要有新标准。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并按照我国加入WTO时的承诺，凡是没有向社会公开的执法程序不具有执法依据的效力。所以，一方面是执法机关执法时必须向执法对象出示合法的执法依据。另一方面是作为执法行为的对象，在接受执法行为时，有权要求执法者明示执法依据和获得法律援助，凡是违反法定程序的执法行为，执法活动的对象方可以拒绝，可以在受到侵害时要求赔偿或者补偿，可以寻求司法救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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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岳文华等，渎职罪原案立案管辖研究，《人民检察》2001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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