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官贪腐案凸显9大特点

第一篇：高官贪腐案凸显9大特点

高官贪腐案凸显9大特点：贪腐数额多以千万计数

十八大召开至今已近10个月，反腐力度空前。

这10个月中，因为严重违法违纪被调查的副部级以上官员(详见本报7月17日《权、钱、色击倒的人生：八名副部级高官落马样本》一文)，包括9月1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公布的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在内，已达9人；地方官员及国有企业工作人员中，广东省湛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湛岳登、安徽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陈良纲、中国移动广东公司董事长徐龙等人亦在接受司法或纪检调查。除了上述正在接受调查的官员外，对于贪官的审判也进入密集期。山东省原副省长黄胜、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重庆原市委书记***、吉林省原常务副省长田学仁等副部级以上高官，以及广州市民政局原局长李治臻、内蒙古政法委原副书记杨汉中等人，已经或即将接受审判。

综观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和已经宣判的官员贪腐案件，大致呈现了下述九个特点。

案件曝光达最大程度

十八大之后，对于贪腐官员尤其副部级以上高官公开审理，官方媒体的曝光达到了最大程度。

综合新华社及央视等官方媒体的报道，中央政治局原委员、重庆原市委书记***的案件，几乎所有细节都予以展现。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和“表哥”杨达才的案件，庭审过程也在最大程度上向社会做到了公开。

在***案的报道中，电视、官方微博、微信、互联网、纸媒，几乎进行了全媒体报道，即时消息、通讯、特写的写作方式，让整个案件从微观到宏观得到了全景展现。

据《学习时报》援引香港《大公报》报道称，这次庭审，公开程度前所未有、公开范围前所未有、公开时长前所未有。在重大贪腐案件的司法进程上，有关部门也进行了准确预告。

中纪委监察部在其网站上第一时间对有关案件进行了通报。司法机关也基本将案件侦查、公诉、审理、判决的时间、地点进行公告。舆论关注定格案件办理迅速

陕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原局长杨达才，2012年8月26日，在延安交通事故现场，因面含微笑被人拍照上网，引发网友强烈关注并被网友指出其有多块名表。

杨达才上述事件被曝光20多天后，其即被撤职和“双规”。今年2月22日，经纪检监察机构审查，陕西省纪委公布杨达才在任职期间严重违纪并涉嫌犯罪，同时将其移交司法机关。8月30日公开审理，间隔只有6个月。

2012年11月，雷政富在网络上被曝光不雅照。随后，其被免职。今年1月，雷政富被移交司法机关，5月，被公诉，6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该案件。6月28日，雷政富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全案走完所有司法程序用时5个月。近期，包括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在内，几乎所有贪腐案件均强化了审限，最大范围保障了诉讼程序的快速正常进行。贪腐数额多以千万元计数

据最高检察院公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处案值50万元以上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975件，同比上升31.6%。而从今年公诉和审理的几起重大贪腐案件观察：

***被指控受贿2000余万元、贪污500万元；刘志军受贿6400余万元；黄胜1200余万元；田学仁被指控受贿1900余万元；广东省茂名市原书记罗荫国5000余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受贿2000余万元；内蒙古政法委原副书记杨汉中被指控受贿4000余万元；佛山市原市委副书记吴志强受贿500余万元。

目前曝光出来的贪腐案件多以千万元计数。

罕见死刑适用

贪腐等经济犯罪，在近年来适用死刑的案件越来越少。

黄胜受贿1200余万元，被判处无期徒刑；刘志军数罪并罚后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罗荫国则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吴志强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雷政富受贿3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

窝案串案高发

据最高检察院公布，今年1~6月，全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采取上下勾结、内外联合、共同策划等方式作案，犯罪群体化特征明显。

今年7月，罗荫国被判处死缓。在此之前，2012年4月，广东省纪委对外表示，罗荫国系列腐败案涉案303名干部。据介绍，2009年以来，罗荫国窝案还包括常务副市长杨光亮严重受贿案，市委原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倪俊雄受贿案，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

任朱育英受贿案，原副市长陈亚春受贿案，电白县县委原书记李日添受贿案等系列腐败案。全案共涉及广东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其中立案查处61人，属省管干部19人、县处级以下干部42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20人。

刘志军案则表现出了串案的典型特征，约涉及铁路系统的中高级官员十数名。

生活作风问题严重

在上述部分案件中，官员包括高级官员的生活作风问题严重，但因为法律限制，此类问题并不能得到法律制裁。而性贿赂难以入罪，也成为争议最大的社会话题。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等专家指出，“权色交易”的现实危害并不亚于金钱贿赂。他建议，应该扩大传统意义上贿赂标的物的范围，将我国刑法对贿赂的标的用“不正当好处”来定义，以涵盖传统的贿赂行为和非物质贿赂。目前，可以通过司法解释明确“性贿赂”行为和标准。

以此，亦可防范和制约官员生活作风问题的泛滥。

高官多见异地审理

贪腐犯罪官员异地审理的模式渐成趋势。

***案被指定在济南中院审理；田学仁案被指定在北京审理；黄胜案被从山东指定在江苏南京中院审理。

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庭有关负责人曾指出，最高法和最高检正在对职务犯罪案件扩大异地管辖适用范围，推动异地审理向制度化方向发展。

上述负责人表示，很多职务犯罪被告人原来在地方和部门担任职务，手中握有一定权力，在人际关系上有影响，如果在当地审理，这种错综复杂关系的存在可能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这些年来审理的异地管辖案件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有效排除了案件查处中的各种干扰和阻力，也有效消除了一部分社会公众对审判工作的担忧和误解。

渎职贪腐并发

除了上述特点外，贪腐案件还呈现“渎职贪腐并发”的特征。

今年上半年，在侵犯民众经济权益、政治权益和人身权利三方面，全国各级检察机关反渎部门共受理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线索4713件，立案侦查4288件6007人。

纵观上述案件，包括***、刘志军等人的案件，除了受贿罪，都有一项关于滥用职权罪的指控或判决。

有专家表示，从法理和犯罪嫌疑心理的角度上讲，渎职侵权案件与贪腐案件并发的几率很高。

作案手段隐秘

此外，贪腐案件还呈现了“作案手段隐秘”的特征。最高检有关负责人近日在总结今年上半年贪腐犯罪特征时表示，贪污贿赂犯罪日趋隐蔽化，犯罪分子作案前往往经过精心策划，作案后千方百计掩盖罪责，更加难以发现和认定。

第二篇：皮黔生贪腐案观后感

《皮黔生贪腐案》观后感

4月15日，单位组织观看了中纪委专题片《暴风雨中的忏悔》一片，本片纪录了天津市滨海新区原管委会主任皮黔生的蜕变轨迹，影片深刻揭示了腐败给社会、国家和家庭带来的巨大危害，以反面教材警醒了干部职工要树立廉洁从政的意识。观看完此片，我的感受一是为国家丧失这样一个能力优秀但道德沦丧的人才惋惜，二是认为这样的例子离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太遥远！但仔细想想，却又很有可借鉴、可学习、可反思之处！

首先，我想谈谈为什么惋惜。通过观看影片，我们能了解到皮黔生是个工作能力很强、很有创业创新精神的人，他也是一步步从基层，通过自己的努力干上来的，可以说至少在蜕变前他还是头脑清醒、务实重干的，这一点我认为与焦裕禄、杨善洲等先进人物的先进精神相比还是做到比较到位的。若没有后来自我要求的放松，以及降低了对各种诱惑的防备和抵御，相信他虽不能像焦裕禄、杨善洲那样名垂青史，但也能问心无愧、平平安安的走完这一段为官的人生历程。他与先进人物相比，差就差在没有坚持对自己的一贯要求，没有在自己能力、官职提升的同时，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当然，我们在制度上也有漏洞，组织没有及时发现、警示也是一方面的原因。

可能有人会说，时代不同了，还想像焦裕禄、杨善洲的时期一样太难了，这话也对，也不对。焦裕禄时期，我们国家确实经济相对落后、物质相对匮乏、思想相对封闭，但通过观看影片《焦裕禄》，我们也能发现那个时代，腐败其实也是通过各种形式在诱惑着各级领导干部的，不能说那个时代就没有诱惑、没有腐败。只是，相对于现代我国经济空前繁荣来说，诱惑包装的没有那么奢华、没有那么力度空前。或者说，现代社会各种不良诱惑更隐敝，包装的更精美，对各级领导干部识别、判断各种不良诱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像《一周立波秀》里说的，你让一个饿的饥肠辘辘的人去看管一个堆满了肉包子的仓库，有且只有他一个人在看管，那得需要多高的道德修养，多大的自制力啊！

其次，再谈谈为什么看完后感觉距离遥远却又有可借鉴之处。一是认为皮黔生之类位高权重，我等基层工作人员位低权轻，从腐败是权力的洐生品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权力就意味着没有可利用的价值。二是认为地区与地区之间在行政体制上是有差别的，同为基层单位，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在行政体制上差别还是很大的，体现在权力上就是中小城市明显弱于大城市。但却又不能绝对地说基层单位就没有权力，只是相对于高层来说小点，所以看这种教育片还是有可借鉴、可学习、可反思之处的。第一，有权力的地方就有腐败，那么基层也必然不会是一片净土。只是基层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可能小点儿、少点儿，甚至可能更隐敝点儿。可能会有人说，这么点权力不值得去腐败，可是还有句话说的好，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老百姓中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那么形形色色的诱惑也就时时刻刻处处存在于我们的周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提醒基层工作人员，要时刻崩紧自觉抵御各种诱惑与腐败这根弦。另外，基层中还有一部分人甚至认为没有什么可腐败的，这种思想更可怕！认为没有什么可腐

败的人是最易被各种诱惑突破的，因为这部分人主观上已经放松了对各种诱惑的警剔，也就不自觉的降低了个人判断、识别诱惑的能力。这种思想更要不的，这部分人更是要加强教育的一部分。因为做为基层工作人员，不管是正式的还是临时的，不管是级别比较高的还是比较低的，代表的都是政府的形像。哪怕你有一小点的差池，老百姓都会看在眼里，将之等同于政府，等同于政府所有的工作人员。有名话说的好，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第二，积小腐成大腐，面对腐败要有忧患意识。观看教育片，其中有一句话印像深刻，那就是“皮黔生的蜕变，是积小腐成大腐的结果！”。说起来积少成多，积小成大，量变引起质变，大家都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但是当将这些道理与工作、生活融合起来时，很多人却是失去了判断力、执行力！我认为在基层很典型的表现就是出工不出力，拿着工资不干活，或着不踏踏实实的干活。且不说基层工作人员是什么身份，但是拿的都是公家的工资这点是一致的，且不说当前用人用工制度还存在很多不公正、不合理之处，但是要做到“不白吃公粮”这点是最其码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出工不出力就是白吃了公粮，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腐败！

第三篇：茂名副市长杨光亮 贪腐案

21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了被告人杨光亮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案。被告人杨光亮被捕前系中共茂名市委常委、茂名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

帮一次忙就收近千万元

1992年至2009年，杨光亮在担任广东省茂名市电白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县长、县委书记、茂名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常务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共计人民币1048.5658万元，港币200万元。具体分述如下：

2007年至2009年，杨光亮利用担任茂名市常务副市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茂名市博汇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某、茂名市伟恒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柯某庆、茂名市远航化工有限公司经理黄某就的请托，为解决上述公司受让的土地使用权的权属等问题提供支持和帮助，分别收受上述三人送给的人民币总计700万元、港币200万元。

1992年至1995年，杨光亮在担任电白县副县长、县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接受电白县建设发展总公司经理岑某忠、电白县天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冯某华的请托，为岑某忠的公司获取土地使用权提供支持和帮助，为冯某华承接电白县国道325线改造工程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帮助。接受岑某忠分十七次以送节日红包的名义送给的人民币共计22万元、冯某华送给的人民币35.7658万元。

2006年至2009年，杨光亮利用担任茂名市常务副市长的职务便利，接受茂名市东园大酒店总经理谭某容、茂名市国际大酒店有限公司负责人林某的请托，对上述酒店批示减免价格调节基金以及在生意上予以关照，分别收受上述两人送给的人民币总计60万元。

2007年，杨光亮以人民币50万元出资入股茂名幸福餐饮名店，在应占10%股份的情况下，该店负责人朱某飞另送给杨光亮10%的干股(价值人民币50万元)，杨光亮将部分公务接待安排在该店，并于2009年批示减免了该店应缴纳的价格调节基金。

2003年至2009年，茂名市一些单位为得到杨光亮在财政经费方面的关照，相关单位负责人分别分多次送给杨光亮合共人民币175.8万元。

1994年至1998年，电白县财政局为得到杨光亮对电白县财政局工作方面的关照，分五次送给杨光亮人民币共计5万元。

公诉机关建议数罪并罚

办案机关在查处本案过程中，查封、扣押、冻结被告人杨光亮拥有的家庭财产折合共计人民币4998.362327万元、港币27.2万元、欧元2.4万元，扣除合法收入人民币332.809081万元和受贿所得人民币1048.5658万元、港币200万元外，有折合人民币3464.752374万元、欧元2.4万元的财产，杨光亮不能说明来源。

公诉机关认为，杨光亮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依法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杨光亮的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特别巨大，不能说明来源，其行为依法应当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追究刑事责任。依法对杨光亮应当数罪并罚。

广州中院邀请了广州市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旁听了案件审理。案件审理完毕后另行择日宣判。(记者/赵琦玉 赵杨 通讯员/穗法宣)

第四篇：**贪腐案的主要原因和启示

**贪腐案的主要原因和启示

由于国家安危系于一身，所以人民群众把军队廉洁与否看得很重。即便这样，我们仍然认为，解剖分析**或其他贪腐案，只是关注犯罪事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 目前社会上出现的贪腐案件，已经不是偶发，而是有相当的普遍性，新揭发出来的案件，数额越来越大，性质和影响越来越恶劣。所以，我们在这里解剖分析** 贪腐案，重点还是挖掘导致贪腐的深层原因，找出症结、规律和克服问题的办法，为党和军队廉政建设找到突破口。

第一，信仰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力量之源，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弱化

**走上犯罪道路，最重要的原因是信仰信念动摇，精神发生蜕变，丧失了对各种腐朽思想的抵御能力。了解**的人都说他“一身病”，其中最致命的还是因 信仰信念缺失而来的“精神病”、“软骨病”。**不重视品德修养和世界观人生观的改造，排斥思想政治教育。他不信马列，笃信鬼神，把一些“大师”、“仙 姑”奉为上宾，经常请到家里算卦看命。为了乞求神灵保佑，在濮阳老家大兴土木，在所谓“风水”最旺的地段为其父亲建造豪华墓园。被免职后，仍对“年关一 过，立马复职”的算命先生的鬼话深信不疑。被“双规”时，还在裤兜里藏一块小桃木，妄图以“桃”代“逃”，躲过法律惩处。

**走上犯罪道路再一次说明，任何人不具有天然免疫力，失去了高尚的精神追求，很容易走向贪欲，甚至是自我毁灭。钱无罪，人有别。不同的金钱观会产生不 同的结果。如果价值观不正确，把“为官”的目的变成捞钱，那么为人民服务就变成了“为人民币服务”，人就不再是金钱的主人，而是金钱的奴隶。**长期搞 生产经营，加上文化层次不高，思想政治水平低，行为处事很庸俗。开会时**很少能讲出几句有见识有思想的话，但到了酒桌上，哥们义气、江湖气全出来了，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匪气霸气十足，缺少军队高级领导干部应有的人文素养和品德形象。

**因信仰信念缺失一步步走向犯罪，这对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都具有警示作用。结合一段时间来，上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下到基层党员领导干部，那么多人违法 犯罪，中央巡视组一般都会发现腐败问题，这就迫使我们思考该如何建设好全党的信仰信念大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面临着严峻挑战。一位思想家说过这样一 句富于哲理的话：一条鱼得了病是这条鱼的问题，所有的鱼都得了病是河水出了问题。失去信仰信念对于单个人的影响与政治集团的影响相似或相同，我们需要站到 治党治国治军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这方面苏共和国民党都给我们提供了反面教材。

苏共丧失执政权，根本在于失去人民的支持，但最后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是苏共最高层。在苏共执政后期，出现信仰信念蜕变的苏共高层，开始意识到自己借权力 寻租获得的巨额财富为制度所不容，只要制度不变，自己随时被清除，只有改变制度，才能将钱洗白。这就导致一个奇异现象的出现，苏共政治局讨论解散本党，放 弃执政权力，并且意见是那么一致。实际结果也是这样，俄罗斯新贵基本上脱胎于前红色贵族，新领袖身边的人也基本是前朝官员。由此可见，摧垮苏共的最主要力 量来自内部，来自失去信仰信念的领导层。

国民党失败原因大致如此。1939年1月，蒋介石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的讲话中说：“到了现在，本党差不多奄奄一息”，“一般民众不仅对党无信仰，而且表示 蔑视”，“由于党的腐朽，有能力有献身精神的党员离开了党，而党外有才华的人又不愿加入，这是绝大的危险”。“除非国民党现在自己重新振作起来，否则历史 不会给它第二次机会。”国民党的自我剖析充分说明一个基本道理，政治集团失去了政治信仰，必堕入功利主义，这时便没有了献身精神，只剩下利益权衡，当利益 大于代价，趋之若鹜，当代价大于利益，便化作鸟兽散。国民党垮在丧失了革命初期由三民主义信仰而来的精神力量，党不再是先进组织，而成乌合之众。反观自己，信仰信念一直是我党我军制胜的法宝，是获取精神力量之源。问题是我们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因环境条件变化而来的挑 战。革命战争年代有生命相搏的敌人，冷战时期有假想敌，只要有敌人就会有牺牲，而牺牲最能激发神圣感，执政状态下没有那种程度上牺牲，神圣感很难激发出 来。革命阶段党及其成员没有自己的利益，除了信仰信念的作用，也有环境条件的制约，执政阶段党仍然没有或不应有独立于人民之外的利益，但党的成员有利益，有利益就会影响到价值观和信仰信念。特别是市场经济大环境给所有人带来诱惑，随时随地都存在着利益予夺问题，这种情况下稍有精神松懈就会被腐蚀。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与老板要相敬如宾，而不能勾肩搭背，相信其中有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考量。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新闻访问团到延安，看到中共领导层简朴而富于活 力，回到南京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宋美龄跟了一句话：“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滋味”。从信仰信念角度分析问题，这是很能引发思考的。

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生态变化与中国共产党转型而来的挑战。这种变化直接间接对党员领导干部带来信仰信念上的冲击。信仰信念属于精神的范畴，对科学理论高度 依赖。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认识真理是一个无限的运动过程，因而真理是相对的，很大意义上解释真 理的能力带有绝对性，只要能够解释现实，理论就会发挥强大作用。看一下宗教信仰，为什么在科学发展如此迅猛的情况下，仍然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就是因为其理 论不断得到发展，能够解释现实，能够自圆其说。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是科学的，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更多的是满足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但未 解决或较少提供满足执政需要的理论。比如，《资本论》的最大价值在于弄清了阶级关系和阶级剥削，也就是资本家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价值。问题在于产业工人占 主体时期是这样，进入当代，在工厂里出现了机器人，尤其IT产业、金融业、律师行业大多采取合伙人制度的情况下，剥削和被剥削不再那么鲜明，我们该以什么 样的价值坐标和尺度评价事物，显然出现了困难。与此相一致，当世界处在两个阶级和两种制度对峙状态下，非此即彼的二元价值观可以解释世界，冷战结束，国家 博弈开始由政治制度向利益和核心价值观转移，尤其“意识形态终结”和文明的冲突理论开始主导世界，我们也提出了“命运共同体”，“中国不输出革命，也不输 出贫穷”，要求“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走通“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路径，是一个亟待破解的重大理论命 题。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一些成员精神迷失乃至蜕变。

所以，特别强调这个问题，是因为人在社会中存在于三种状态：政治信仰者、宗教信仰者、只追求功利而没有精神追求的人。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可能借助宗教 信仰支撑精神大厦，如果失去了共产主义信仰，那么就意味着追逐功利成为唯一的选择和全部的目标，到这时必然发生蜕变，突破底线，走向违纪违法。**之流 就是走了这样的不归路。延伸来看，这涉及的实际也是价值追求问题，人为什么活着和怎样活着，什么样的价值是人生价值，怎样实现人生价值，何为幸福，怎样赢 得幸福的问题。为什么习主席提出“学习雷锋的幸福感”，就是为了启发我们必须找到精神和物质的平衡点，进而实现精神和价值追求的升华。

到这里，也就意味着给我们提出了实现理论突破的命题和任务，保证理论能够解释变化了的世界，让每个人都清楚怎样才能走在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并且可见可 感可信。同时还要在重点人群上实现突破。目前党中央已经和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去年1月5号，总书记在中央党校新进中委委员、候补中委委员和中纪 委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开班仪式讲话中，突出强调了坚定共产主义信仰和社会主义信念的问题。虽然讲话面对的是全党，但突出的是高级领导干部。全党开展群众路 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总书记又一再强调信仰信念问题。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针对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再加上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教育方式，说明重心在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所以，突出强调高级领导干部坚定信仰信念，除了我党历来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及其该群体对党和国家的前途 命运影响更大，未必不是以苏共失去执政权力，逐步走向消亡的教训为鉴。

第二，权力是人民给的，必须坚持权力在制度范围内行使

从**违法犯罪事实中看出，导致其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是擅权、专权、越权。在以权谋私上**无所顾忌。了解熟悉**的人都说，他是个不受制度约束的“特殊人”，基本规矩都不讲，什么事都敢干，不顾形象、不计后果。

**贪腐案再次证明一个道理，党员领导干部能不能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始终是一个重大而现实的考验。权力是把“双刃剑”，如果心中有宗旨和责任意 识，有正确的权力观，就能把权力用在党和军队建设事业上，由此提升境界，实现人生价值，如果权力观扭曲，将权力私有化、商品化，注定走向堕落乃至毁灭。所 以有人就说，“你若想知道一个人的品德，就赋予其权力。”还有人说，“当权力是一种负担的时候一切稳如泰山，当权力成为一种享乐的时候一切都完了。”其中 阐明的是同一个道理。

**贪腐案除了证明权力不能滥用，不能私用，更引发我们思考，在自律失效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他律的问题，也就是如何通过科学制度把权力关到笼子里的问题。这一点更带有根本性，也更具有挑战性。我们经常讨论一个问题，中央反腐力度越来越大，仅十八大以来就有数十名省部领导被查处。不久前，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 了去年1-8月份查办案件的情况，其中厅局级以上官员129名，平均每两天有一名落马。如此大的治腐力度，为什么没有产生当年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社 会影响和震慑力？为什么象**这样的人能够边腐边升？为什么刘志军也动了买官的心思？这些透露出的是什么样的信息，说明着什么？是否属于社会上所说的打 老虎力度不够的原因？深入分析便会发现，如果只是从满足社会大众心理的角度去打大老虎，结果未必真正遏制腐败，搞不好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局。现在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打大老 虎的心理期待，每抓一个高官就形成一波网上狂欢。有专家甚至撰文，必须再打几只更大的老虎以取信于民。依照民众的情绪，抓贪官越多越好，职务越高越好。反 腐如果进入这样的循环，结果注定不是积极和有效的。以国民党为例，其统治大陆后期也考虑在反腐上动手术，其中最重要的行动是蒋介石派儿子蒋经国到上海打老 虎，结果老虎没有打成，反而加速其政权垮掉。

我国目前正处于腐败高发多发期，并且出现几个重要特征：一是由个体行为发展为群体行为，也就是窝案大幅增长；二是由规避法律发展到忽视法律甚至不惧法律； 三是封建落后的文化和价值观与制度漏洞，几乎把所有人以不同程度牵扯其中；四是复杂的利益链导致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等等。正是问题的 复杂性决定了，打老虎一定意义上只能是震慑行动，属于扬汤止沸，根本的还是釜底抽薪，也就是制度突破。只有彻底解决中央领导所指出的“牛栏关不住猫”的问 题，才能保证反腐不会出现“割韭菜现象”。这恰恰是最困难的事情。

很多年前有人就提出谁来监督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问题。湖南郴州被判死刑的市委书记李大伦就对办案人员讲：“我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搞了好多年，搞一件成 一件，我不点头就搞不成，大家都知道我有这样的分量，反对我的人很少很少，凤毛麟角，除非你不要乌纱帽了。无论是纪委、检察院，还是报社、电视台都不敢监 督我，也监督不了我。”李大伦所说的情况决非个别现象，而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规律性。由此说明，我们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尚未实现科学化。既然存在漏洞，就 很容易让人产生腐败分子被治裁，不是制度主动作为的结果，而是存在很大的偶然性，结果导致一部分人心存侥幸，导致腐败难以遏制，甚至继续蔓延开来。

如此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堵上一个最重要的缺口。这个缺口是“权力关到笼子里”，笼子的钥匙不是交予人，而是化作刚性的不能人为更易的制度。只有把这个问题 解决好了，才能真正实现权力运行和监督修正整个循环系统的封闭。从现实看，要封闭该系统，走西方反对党监督的道路不通，最具可操作性的是从权力运行机制和 程序设计上实现突破。根据十七大报告提出“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理念和原则，中央主导完成顶层设计，以此保证政治主导权在党，进而出台反腐“阳光法”，这 个法突出程序运行，使刚性规则达到不出结果无人能够叫停的程度，到这时便不再有人心存侥幸。

当然，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观念上的瓶颈需要突破。目前我们在处理贪官过程中不是没有忌讳，比如党的形象与反腐的平衡点在哪里？重视了前者，反腐必投鼠忌 器，为什么面对一些高级领导干部贪腐左右为难？为什么要等中央下决心，而不像世界上许多法治成熟的国家，包括总统在内，只要启动了司法程序，没有结果谁都 无法叫停。美国的水门事件、克林顿桃色案，台湾的陈水扁贪腐案，都具有这样的特征。所以，观念上能不能跨过这道坎，决定着科学反腐制度能不能建立起来，进 而决定着能否从根本上遏制腐败、消除腐败。

第三，处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必须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

**大搞庸俗关系，是其最终走向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拉一帮品味低下的人在身边，不可能产生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而很难走 在正确道路上。**搞庸俗关系，既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他在自己管辖领域和范围内拉帮结派，搞利益同盟。他热衷和地方老板打交道，与一些有来头、有背景 的人交朋友，经常一起吃喝玩乐，你给我好处，我给你办事，大搞权钱交易。以这种方式交的朋友，不可能是真朋友，更不会是诤友。

从这些现象和问题中，我们不难发现，**之所以腐败，前面分析的信仰信念缺失与体制制度漏洞都很关键，再往深处挖就涉及到文化环境和社会环境。马克思主 义认为，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之外，都要受到社会评价体系的影响和左右。我们经常讲，产生大批思想家的民族，一定 是伟大的民族，产生大批贪官的社会，一定有腐败的土壤和腐朽的文化。也就是说，评价一个社会和制度优越与否，很重要的尺度看其逼良为娼，还是逼娼改良。目 前中国存在着严重的腐朽文化沉渣泛起的问题，一定意义形成了“笑贫不笑娼，笑俭不笑奢，笑廉不笑贪”，“能贪是本事，清廉是傻瓜”。许多人骂贪腐，并不是 缘于价值观，而是心理失衡。厌恶贪官贪腐多不在过程中，而是贴上贪官标签，作出道德评价后。**在没有被惩治前，也是得到许多人赞美的，这在一定意义上 强化了其扭曲的道德价值观，助长了其贪腐。

一个社会没有了积极向上的精神和文化，很难产生拥有高尚情操和品格的领导干部。中国传统文化中围绕官和权，附加了大量腐朽的观念和文化，这种情况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有所改善，但改革开放后又出现了回潮，甚至有所发展。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大量腐朽的东西，也便营造出腐败的温床，让每一个踏入官场者被重塑，且很难洁身自好。这一点从中国封建史中已经看到问题所在。历代王朝治腐鲜有成功者，有的采取罚奉银，不行，就给养廉银，也不行，逼得朱元璋采取严刑峻法，对贪官采取扒皮抽筋点天灯，还是不行。对此，武则天早有解释：“这叫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人性的误区。”这里的人性应当是经过了社会和文化的改造。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的中国，可以说经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过程中也确实出现偏差或短板，用当年邓小平的话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在思想政治教 育。因为没有做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金钱拜物教，再加上对“文革”中“精神万能”的反动，又出现了“远离崇高”、恶搞英雄，人们的 价值观因此偏移甚至扭曲。这一点从中央要求文化艺术界扭转“三俗”倾向来看，问题确实不小。今天的电视屏幕已经为勾心斗角的宫廷戏、张扬财富的物欲戏所占 领。在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久了，很难不被庸俗化。

怎样才能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是关键。党风决定政风，政风影响着民风。同时，下大力气做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重点的文化繁荣工作，真正形成激励人、引导人、塑造人的良好社会环境，久而久之社会风气必会改善，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和价值观因此获得不竭的力量之源。这是一个浩大而又艰巨的 系统工程。

最后，回到主题上来。我们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惩处**具有宣誓意义和坚定反腐信心的作用

**不代表军队的主流，就如同刘志军、刘铁男不代表我党高级领导干部的主流。尽管这样，有些问题无法回避，比如“一身病”的**为什么还能升到总后勤 部副部长的高位？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其某些能力满足了军队在特定历史阶段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军队和全国都陷入经商热，**有赚钱的本事，这就为 他提供了发挥的空间，再者**胆子大，在整个社会价值评判标准不科学、不清晰的情况下，容易让人误以为有本事。比如网上言论中有许多仍挺刘志军，认为他 虽贪，但却干了些正事。如果将他们放在贪腐尚未揭发出来前，显然更能迷惑群众，同时迷惑领导和组织。

另一个是军队和全社会一样，制度建设处于完善过程，还存在监督检查和用人制度上的漏洞，这也是客观事实。反腐是个世界性难题，再完善的制度都无法彻底消除 腐败。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因为经济的飞速发展，曾经出现严重的腐败，用当时的话说“在纽约的臭水沟里捞金。”日本上个世纪70年代，也出现了严重的权 贵腐败。今天的中国尚未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也就是我们处在制度完善过程中，这就难免漏洞和制度滞后，所以出现较为严重 的贪腐问题，有其客观原因。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既要深刻检讨自己，找出问题的症结，尽快克服，同时也确应从惩处**中看到积极意义和价值。

一是处理**反映出党中央、中央军委坚定的反腐决心。总后领导第一次向胡主席汇报情况，讲了两个多小时，原来向胡主席建议把**调离总后，胡主席不同 意，认为这样的人调到什么地方都是祸害，是胡主席下决心惩处**，才将其绳之以法。习近平主席上任后，十分重视**贪腐案，先后10多次点到**，特别指示要一查到底。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有案必查、有腐必惩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表明不论什么人，不论其职务有多高，只要触犯了党纪国法，都 要受到严肃追究和严厉惩处。军队决不允许腐败分子有藏身之处。

二是处理**反映着我军有自净能力，可以清除发现的腐败分子。假如说一些贪腐案多因内讧、群众举报而清除，**案则是总后党委的组织行为，这反映出我 党我军有刮骨疗毒的强大勇气，同时也反映我党我军有一批高级领导干部敢于与腐败分子作斗争，这是至关重要和特别应予肯定的。同样重要的是，**的案子让 全军特别是决策层看到了问题及其症结，这恰恰诱发了改革的机会，提供了变革的动力。习主席和新一届军委领导上任以来，军队在治腐方面有一系列新举措，特别 是加强了制度建设。从去年初开始，连续出台了《厉行节约严格经费管理的规定》，最近又下发《军队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规定》，其中“将干部提升晋职与审计 结果挂钩”。去年 10月29日，中央军委印发《中央军委关于开展巡视工作的决定》和《中央军委巡视工作规定（试行）》，这就把此前已经开展的巡视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等 等。这些注定会对遏制进而消除腐败产生积极作用。11月5号，新华社发布消息，军队和武警整风清退房子8100套，车辆25000台，这应当说已见成效。

三是处理**得到了广泛支持，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并且反腐越彻底，赢得的支持度就会越高。有人担心**作为总部领导，因腐败问题被揭发出来，会影响着 军队的形象，短期和表面看有这个问题，如果以积极的姿态，辩证的思维看问题，完全可以确信，只要我们在反腐问题上动真格，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最终会赢得 人民群众的支持。总后纪检部门到**家乡查封其违法所得时，当地的老百姓鼓掌欢呼，谷家雇请的一个看家护院的人，悄悄把工作组的同志引到一处地下室，起 获没有审出的550箱茅台酒。其情其景，让许多同志感慨又回到革命战争年代的军民关系。

第五篇：揭密解放前美国士兵群奸国民党高官女眷案

揭密解放前美国士兵群奸国民党高官女眷案

武汉市鄱阳街上有一座六层的景明大楼，是武汉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外资建筑设计机构——英资景明洋行为自己设计建造的6层大楼，建于1917年。

抗战胜利以后，景明大楼成了一座“公寓”，住在里面的英国人、美国人、犹太人都有，而以美国人居多。美国空军有个临时招待所就设在这里。

那一年，是1948年，那一日，是8月7日。就在1946年末发生的沈崇案喧嚣尚未平息之时，在景明大楼的五层，一场以“祝寿舞会”为名的群奸大案悄无声息地进行着。

冷寂的夜色，流淌着的，是受害妇女的血泪；沸扬的社会，折射出的，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窝藏祸心

让我们把目光定格于悲剧发生前的半个月，这起悲剧的编剧——时任美孚公司汉口分公司副总经理的利富（英文名J.M.Lilleg）就是景明大楼住户中的一员，他即将回国，作为朋友的美军空军军官乔治·林肯自然要为其送行，两人商量了一下，准备搞一场别开生面的“舞会”，作为离别中国的“美好回忆”。

在这之前，汉口国民党政府已经宣布禁止举办舞会，只允许歌厅活动。在当时能够组织好一场舞会而不招来麻烦，组织者的关系、手段、胆量和经验缺一不可。为保证舞会的“质量”，利富和乔治找到此种能手，也是此次大案的导演——西南宾·克罗纳木。

利富和乔治找到西南宾后，明确提出了舞会的要求，由西南宾出面请乐队并要他邀请中国妇女参加舞会，这些中国妇女有两个任务：一是伴舞，二是伴宿，而且不许中国男人参加，为此利富和乔治提供了丰厚的报酬。

西南宾当时由于之前的一次舞会组织不善，欠了别人的钱，正好借利富提供的这次机会捞一笔外快，改善一下财务状况，于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了利富和乔治的要求。

组织“舞会”

去哪里“邀请”中国妇女来供利富等人淫乐呢？用一个方法：骗！西南宾当时先找到了自己的中国情人谭碧珍、菲律宾籍乐师克劳兹以及克劳兹的妻子、菲律宾籍华裔章月明商量，决定由西南宾、克劳兹二人组织乐队，由谭碧珍和章月明出面邀请中国妇女。

于是，谭碧珍和章月明二人打着为某中国富豪贺寿的旗号组织舞会，向其他中国女性发出邀请。章月明找到江汉歌厅茶房头佬杨玉麟，通过杨玉麟的关系，找江汉歌厅歌女莎莉等，并通过她们四出找人。后来章月明又找到江汉歌厅茶房刘宝山，要他找人伴舞。通过这条关系找到失业舞女曹秀英，用丰厚的酬劳让她动员中国妇女去参加舞会。曹秀英见有利可图，当然十分热心。她不仅邀约了同屋的张太太、杨太太等10余人，连曹秀英的女儿也参加了。

谭碧珍也动用自己的关系邀请了当地许多高官家属及名媛贵妇，包括当时武汉市参议会的议长市议长张弥川的二太太和某行政首长的如夫人，以及住在巴公房子的高太太、宋太太、张太太等。这些受邀前往的中国妇女压根不知道还有“伴宿”这回事，只是单纯赶时髦去舞场找找乐子。

兽性毕露

8月7日当天正好是星期六，利富和乔治等人先派车将受邀参与的中国妇女接至景明大楼。当时景明大楼五层的舞会现场，美军人员和在汉口旅游的外侨已有20多人在场，其中以美军最多，其余则是在汉口经商的美国人和英国人。

美国人有美孚公司汉口分公司副总经理利富，职员陆惠人、佛兰克、史塔司博，传教师何佛鲁，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狄尔顿，以及美国侨民李琪、卡尔顿、格鲁、卡来尔等；英国人有传教士袁光明，江汉关水上视察赫达生，汉口协和医院救护员汤普生等。

晚上七点左右，舞会准时开始，一时间觥筹交错，言笑晏晏，气氛十分活跃。时过不久，随着乐曲的急促，酒气的缭绕，烟雾的弥漫，这些外国人纷纷显露出丑态。

他们有的强吻舞伴，有的动手乱摸。此时电灯突然熄灭，有的洋人便趁机乱扯舞伴的衣裤，将其抱入房内，妇女们吓得纷纷寻路而逃，但她们发现作为正常出路的电梯已经上锁，便返身另寻出路，这样一来简直是羊入虎口。因此，只有部分妇女侥幸从后楼太平梯逃脱，而未及逃出的妇女竟遭洋人们的蹂躏。

漫长的黑夜掩藏着多少罪恶，震惊全国的景明大楼事件就此上演。媒体的神速反应

当晚十二点左右，好不容易逃出来的歌女巧巧找到未逃出来的歌女莎莉的母亲一起赶到汉口市警察局反映情况。汉口市保安警察总队分队长方向接到情况后，转报鄱阳街管段的汉口市警察六分局，分局巡官马步云带了警察前去侦察。

等到马步云等到达景明大楼时遭遇外国人阻拦不准上楼，又是几番请示联系侦查人员才准上到五楼。这时已是八日凌晨三时许了，现场上仅剩下利富和乔治林肯二人强作镇定始终不吐实情，坚决不承认刚才这里办过舞会，反而在问是谁在“诬陷”他们。

调查没有取得任何直接证据，马步云等只好灰溜溜地回到警局，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报上去给领导看。该分局局长陈尔昂一看顿时急了，这种涉外事情如此敏感，更何况涉及到美国军人，怎么能如此轻易就去调查呢？陈尔昂当即下令召集范砚秋、莎莉、熊杰诉述了受害经过，将约邀舞女的杨玉麒、章月明等人传讯并关押，具文(附口供五份)呈报汉口市警察局长任建鹏。

涉及到“友邦”问题，任建鹏决定低调处理此事，指示刑事科、外事科派两名女警察密询真相。结果，待“侦察报告”递上来时，将“受害”、“轮奸”等字样删去，这一切，都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

但《中国晚报》的反应极为迅速，8月8日下午，汉口《中国晚报》以《景明大楼“狂舞”案》为标题抢先揭露了景明楼事件。就像多米若骨牌一样，有关景明楼事件的报道几天之内向全国各大报刊蔓延。

敷衍了事

在媒体的强势报道之下，景明楼事件已经广为人知，捂都捂不住了。各大报纸不断公布案情的进展。

在警方取证过程中，再确认犯罪者身份时，相关的外籍人员多加阻挠，但是真正的主犯，美国人利富和菲籍乐师西南宾，早已在“事件”揭露后的8月10日逃往香港。

利富逃走后，在报刊和公众舆论的指责下，内政部警察总署曾代电汉口市警察局，堂而皇之地说:“美侨利富未遵照规定办理离境手续即行飞沪，其对外侨管理显属疏忽，应即查明议处。”任建鹏在回复时，借口说:“本局在各轮渡码头未设立外侨登记站，致使该外侨利富于八月十日晨未向本局申请登记，乘隙潜逃过江，由武昌搭机飞沪。”一唱一和之间，主谋就悄然地逍遥法外，再想去追捕，难上加难。

而涉及到的美军人员就更复杂了，中华民国之前与美国签订的《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中有规定：“对美国人员在中国境内所犯之刑事案件，归美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国防部也曾规定：“在华的美军顾问团官员如触犯刑法，也可以免于起诉”。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袁雍关于此事也曾告诫记者:“消息到此不必再去追究了，因为再追究下去便只有将美国空军指出来了。”

而受害者也都不愿意合作，毕竟被强暴一事事关清誉，虽然相互指证曾经受辱，却谁也不敢承认自己被奸污，只是忍耻含悲地哭泣，这使得刑侦工作难以展开。

再加上当时战局吃紧，国民政府还有赖于美国这位“友邦的”支持，不能“因小失大”，所以政府方面对此案的调查一直采取消极的态度。

最终的审判

事发三个多月后，汉口地方法院受理并审查此案，由检察官曹能元于12月28日提起公诉，西南宾、章月明、杨玉麒、刘宝山、高玉君、章继宾和刘忠泉七人被列为被告，控诉他们共同图利，引诱良家妇女与他人奸淫。就这样，轰动全国的景明大楼美侨与军人的集体强奸案，拖了近八个月，于1949年4月1日下午二时开庭宣判。奇怪的是，法官检察官端坐堂上，被告席上空无一人。这里既无主犯，从犯也“交保外出”。汉口地方法院检察官以“妨害风化案件”罪名提起公诉后，法庭判决如下：

章月明、杨玉麒、刘宝山、曹秀英、章继宾等共同意图营利，引诱良家妇女与他人奸淫，章月明、杨玉麟各处有期徒刑三年，褫夺公权三年；刘宝山、曹秀英、章继宾，各处有期徒刑一年，褫夺公权一年。被告赛拉芬、刘忠泉迭经拘缉未到，缉获归案后另予严办。

至此，景明大楼一案就这样步入尾声。但是，当“判决”一宣布，顿时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愤慨，主犯逍遥法外，从犯也只是坐几年牢就行，这如何平息民愤？

时值人民解放军大举挥戈南下，武汉即将解放，国民党官员作鸟兽散，人心惶惶，除了少数报纸如《新湖北日报》、《大刚报》、《正风报》、《正义报》作了尾声报道。作尾声报道外，这桩特大案件也就草草结束了。

景明大楼一案虽然远没有沈崇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也应当为历史所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