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检察机关应对案件取证质量问题的调研报告
检察机关应对案件取证质量问题的调研报告
近年来,花都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刑事案件也逐年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案件基数带来的对案件取证质量的挑战。2011年我院受理案件与2010年同期相比案件数量上升23.74%,涉案人数上升16.29%。审查起诉过程中,一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査案件641件/1123人,同比去年上升了15.3%:二次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案件203件/379人,同比上升了53.7%;退回公安机关改变强制措施76件/80人,作出不起诉案件20件/28人,起诉时改变定性、追加、删减犯罪事实的案件46件/58人,上述几类案件占移送案件的8.3%,同比增长22.4%。这些数据都反映了在案件数量不断提升的同时,侦査机关移送检察机关的案件质量却出现了下滑。
一、检察机关审査起诉案件的特点
1.从案件总量看,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均大幅上升,同比案件数量增幅达到丨6.29%,这就对对全科干警在保证案件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办案效率提出了新的要求。
2.从退査案件上看,一次退回补充侦査案件和二次退回补充侦査案件都出现大幅上升,其中一退案件占案件总数的1/3左右,二退案件同比大幅上升了53.7%,表明在案件数量上升的同事,案件质量要求明显提高。
3.从案件处理情况上看,而于此同时,做出不起诉决定、退回公安机关改变强制措施、起诉时改变定性、追加、删减犯罪事实的案件大幅上升了,表明整体案件质量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二、案件取证质量问题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证据的证明能力及存在的问题
1.取证主体不合法,取证主体不合法则证据不具有证明能力。在司法实践,存'在着部分案件,首先由行政部门或者纪检部门介入,部分笔录的制作主体不是侦查人员的情况。一旦侦查机关介入侦查后,无法及时重新制作笔录,则必然导致这类证据的证明力瑕疵,影响案件定性。同时,由于行政或者纪检部门工作的性质,其对案件证据的选取择与侦查机关存在区别。将这类证据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证据移送,必然不符合证据形式的要求。
2.取证手段不合法。“两个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草案都就取证合法性问题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对证据取得手段上的合法做出了要求。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大量存在着暴力取证,笔录与证人或者犯罪嫌疑人意思表述不一致等情况,直接导致了部分书面证据无法被采信。
3.证据形式不合法。不是所有形式的证据都能作为定案依据作为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定案依据,证据的形式要件同样至关重要。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已对《抓获经过》、《起赃笔录》一般由经办人员签名_但在《证明》、《情况说明》等证据材料中,仍存在大量只有加盖单位公章而没有自然人签名的情况。
(二)证据的证明力及存在的问题
刑事诉讼法草案第十二条将证据类型修改为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査实验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
1.被害人陈述。被害人一般以笔录形式加以固定,是侦破刑事案件和指认被告人的重要依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大量仅有被害人陈述的,或者被害人陈述无法与其他证据相吻合的案件。
2.证人证言。证人证言一般以询问笔录的形式加以固定:证人的“不可替代性”特征,决定了证人作证优先原则,单位不能作为证人存在。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着证人证言与其他证据相矛盾的情况。这一方面是因为证人证言的表达是通过语言进行的,亦受其主观感情的左右,部分证人与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害人之间存在利害关系,使其证言与事实存在偏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侦查人员取证方法存在不足,无法依据定罪的构成要件进行询问,导致了证人证言无法证实侦查机关移送审査起诉的犯罪事实。
3.被告人供述。被告人供述简称口供,口供作为“证据之王”,在司法实践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被告人供述中核心问题是被告人翻供问题,这也是司法实践中最常见的一类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部分被告人存在侥幸心理,在被侦查人员突破心理防线时进行了认罪,但随后为了逃避法律罪责,最终选择改变口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部分侦査人员无法如实记录被告人的供述,在记录之后不将笔录交由被告人阅读后再签字确认,导致被告人以此为理由翻供的情况大量存在。
4.鉴定结论。在司法实践中,鉴定结论存在问题的情况相对较少,但仍然存在着由于鉴定主体不合法、鉴定资质存疑,导致该•鉴定结论不能采信;和由于鉴定结论对鉴定对象的描述和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来源描述存在重大冲突,在该矛盾没有得到合理排除前,也是不能采信为定案依据的的情况。
5.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视听资料在司法时间中广泛运用于两抢一盗高发的银行、网吧等地。但受限于距离和角度,这类案件中视频往往清晰度缺乏,缺乏证明力。司法实践中,对于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侦查机关经常只是随案移送光盘一张或两张,没有对光盘出具任何的说明或指认。此外,个别侦查人员还存在消极取证的情况,以“査不清,找不到”为由,出具相关的说明应付了事.6.书证和物证。根据《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査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规定原物的照片、录像或者复制品,不能反映原物的外形和特征的,不能作为定案根据”:“书证有更改或者更改迹象不能作出合理解释的,书证的副本、复印件不能反映书证原件及其内容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侦查人员保管不善该物证已遗失无法补充,导致证据的真实性存在疑点的情况,亦存在着书证之间存在矛盾,导致无法采信的情况。
三、案件取证质量问题存在的原因
随着“两个证据规定”的实施和刑诉法草案的出台,以及2012年初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通过,侦查机关的侦查刑事案件的水平面临着新的要求和挑战。而与此同时,我院受理案件质量仍存在大量问题。笔者认为存在以下几点原因:
1.刑诉诉讼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对案件证据的要求不断提高。随着上一年“两院三部”联合颁布、施行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的继续推行,以及刑事诉讼法草案的公布和修正案的通过,我国在刑事诉讼领域,对于案件证据的要求不断提高,日益提高的证据要求与取证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
2.思想认识上存在偏差。一些侦查人员认为一些数额较小、情节较为轻微的案件对社会危害不大,只要被告人能够及时被抓获就行,对被告人的最终处理结果关心。一些侦査人员满足于抓获和处理现行犯,对于被告人之前的犯罪行为缺乏深挖意识,对被告人交代的之前的犯罪行为不予取证,导致取证时机的延误。还有一切侦査人员将案件质量归咎于举报线索量少,侦查手段和装备落后,办案经费不足等客观因素缺乏开拓意识,创新意识。
3.侦査方法陈旧。一是在部分案件中,主要依靠举报线索,在举报线索量少、质差的情况下,缺乏主动出击的意识。二是办案方法还停留在审讯突破上,在无法突破口供或者口供较难取得的案件中,往往收兵。更有一些侦查人员满足于突破口供,而忽略了立案前的证据收集,立案后因为缺乏行业相关的政策法律业务知识,把握不准,找不到切入点,导致案件证据不足。
四、检察机关提高侦查机关取证能力的对策
“压力既是挑战也是动力”,对案件证据要求的提高迫切需要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加强双方互动、配合,从案件的取证程序到证据链的形成过程更加严谨。同时,也希望侦査机关更加重视公诉机关经办人提出的补充侦查要求,切实按照要求补充完善证据体系。为进一步促进侦查机关提高侦查水平,提高我区刑事案件办理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完成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我院提出和进行了以下对策:
1.切实加强引导侦查能力,完善引导侦查行为。在案件审查起诉阶段,对侦査机关移送案件中存在的问题,实行口头补査和书面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出具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补充侦查提纲,同时提出有效解决补查问题的建议,案件退查后,建立退查案件质量跟踪反馈机制,及时主动地和经办人联系,督促其快速解决问题,并适时的将各经办单位、经办人补充情况以意见反馈的方式告知E公安分局。
2.积极建立案件协调会议和法律研讨会制度。对于疑难、复杂案件,特别是公诉机关与侦査机关存在分歧的案件,应当由侦查机关:公诉部门主要负责人和案件承办人共同参与协调,积极进行法律研讨,相互交流对案件证据的认识、观点,完善证据收集:对部分法律法规方面双方理解存在差别的地方,要积极进行必要的研讨和协调,统一认识和证据标准。
3.加快建立庭审旁听和案件反馈机制。一方面对于部分重大、疑难案件,邀请侦査机关在开庭时旁听,亲身体验庭审对案件证据的要求,提高侦查人员证据标准和取证意识:另一方面,对于改变定性、另案处理的案件,及时向本院侦监部门了解情况,进行反馈,从批捕阶段不断提高案件质量。
4.重视和完善对相关数据收集、分析,加强理论研究。在曰常办案中注意收集案件中存在的证据问题,包括侦査人员违法或不当取证行为的案件的类型、数量、导致的后果等数据,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为进一步改进案件办理质量提供数据和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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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析检察机关案件质量问题及解决对策
浅析检察机关案件质量问题及解决对策
办案是检察机关最基本的执法活动,是履行检察职能,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的最主要手段。而办案质量始终是检察机关的生命线,所以检察机关要抓好案件质量,必须不断端正执法思想、更新执法观念,牢固树立质量第一的观念。通过不断规范办案行为,提高案件质量,从而促进公正执法。可以说,目前在全国政法部门轰轰烈烈开展的“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动归根结底就是要解决办案质量问题。
一、检察机关案件质量主要问题及其成因
检察机关的案件质量不高,总体上来看,主要原因在于检察机关不能严格执法。但进行深层次地剖析,既有主观上存在执法不严的因素,也有内、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和客观上存在的“地方保护”等原因。但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执法过程中自身存在的原因是主要的,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的问题:
1、存在着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由于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都把检察业务作为中心工作来抓,因此办案也就自然成了检察业务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于是有些检察院便把“立案数量”作为工作标准之一,有的直接或变相地规定了“办案指标”,甚至对完不成指标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这样,无形中就给基层检察院和办案人员施加了压力,从而产生了“紧迫感”。在办案过程中,为了完成任务数就难免搞一些凑数案子。这就给以后案件质量问题埋下隐患,最后又不得不为处理这类案件而采取亡羊补牢的措施。
2、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问题。在全国司法界引起强烈轰动的“佘祥林杀妻冤案”中,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倾向带来的恶果体现的最为明显。办案人员先入为主的认为佘有罪,于是为了追求这种所谓的实体上的公正,不惜牺牲程序上的公正。但由于历史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司法体系中长期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如何处理两者的关系是摆在我们司法人员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程序公正是诉讼过程的公正,实体公正是诉讼结果的公正。事实上,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同等重要,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应当程序优先。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和保障,实体公正要通过程序公正来体现,实践证明,程序的不公正将导致实体的不公正。
3、存在着重口供,轻证据的问题。从基层检察机关近年来查办案件的实际情况上不难看出,一些办案人员在具体办案工作中还缺少证据意识,总是存在着重口供,轻证据的意识。认为只要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突破了,就意味着案件成功告破。但一些犯罪嫌疑人又把希望寄托于审查起诉或审判阶段,伺机准备翻供,在公诉或开庭质证时,往往会出现一些出人意料的“新情况”,使得办案人员始料不及。因此,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应当成为检察机关在办案中始终把握的一项原则,不要一有口供,就沾沾自喜,而是要十分注重和及时固定一些关键性的证据,注意对间接证据的收取,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真正把案件办成“铁案”。
4、存在着重分工,轻协作的问题。无论是公安机关查办的刑事案件,还是检察机关查办的涉嫌职务犯罪案件,由于实行的
是侦查、起诉分设制度,强化了内、外部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这无疑是一条成功的工作经验。但是,这种工作机制往往会使办案人员在查案中重视分工而轻视协作,从而为办案带来的一些问题:如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一旦经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后,有时公安机关侦查部门就认为能否诉得出去就是检察院的问题了,所以在补充证据上,往往有消极怠工的行为,从而给公诉部门的案件质量造成了诸多不利因素;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侦查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对案件的适用法律、证据固定的出发点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往往会出现工作分歧,从而为诉讼难埋下隐患。
二、提高检察机关案件质量的对策
如何提高检察机关案件质量,是关系到检察事业发展的大事,是正确履行法律职责,维护公平正义的保障。笔者认为,检察机关提高案件质量的关键是:不断提高检察干警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进一步强化质量意识和证据观念;不断完善工作机制和办案制度,注重每个环节,努力形成办“铁”案的浓厚氛围。
1、加强学习,提高检察干警的综合素质
案件质量的高低归根到底取决于办案人的素质,提高案件质量的前提与关键是选好人、用好人,要将政治素质好、道德素质高、业务素质强的人选派到办案第一线。从事检察工作要树立正确的利益观,要抵制利的诱惑,排除情的干扰,顶住势的压力,警惕丑的侵蚀,防止权力的滥用。为此,不断提升检察干警的整体素质,是一个长抓不懈的系统工程。提高干警素质的主要途径是学习与实践。年初以来开展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加强了对检察干警关于政治、纪律、道德等方面的教育,并取得了实效。在业务素质的提高上,必须对干警加强业务学习,不但要精通法律,还要掌握侦查技能、金融知识、市场知识和相关的科技知识,也要掌握计算机应用知识等。为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案件质量,我们积极学习应用了市院下发的《执法规范化操作细则》。《细则》下发后,除下发各科室外,我们还将各业务科室办案流程下发到每名干警手中,要求大家全部背记下来,能够熟练应用。为检验学习成果,我院里在7月底还进行了全员考试,有效促进了全院执法规范化进程。我们按照市院《争创拔尖人才,打造工作精品活动实施办法》的要求,积极开展“岗位培训和大练兵活动”,同时,通过组织干警参加国家司法考试,有效调动了干警的学习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为提高干警素质,提高办案质量,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2、严格执法,强化质量意识和证据观念
办理案件,要严字当头,严格执法是提高案件质量的内在要求。只有严格执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才能保证所办案件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检察干警一定要坚持“一要坚决,二要慎重,务必搞准”的方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办案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案件的基本特点,同时要具体分析每个案件各自的特殊性,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方法和措施。要强化证据观念,紧紧围绕收集和获取证据开展工作。办案过程就是收集和获取证据的过程,收集和获取证据是办案工作的灵魂,办案必须以证据为核心,要千方百计地收集证据。办案过程中的一切活动,各种手段和方法的使用,都必须围绕证据这个核心来进行,证据是定案的基础,它直接影响着案件的质量,保证了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就能保证案件的高质量。
3、完善制度、为案件质量提供保障
案件质量是检察工作的生命线,那么,制度建设就是检察工作高质、高效运转的保障线。要严格细化质量标准,建立和完善办案过程中的各项制度。我们在工作实践中,一是严格执行了市院下发的《执法规范化操作细则》,明确规范了各业务部门的办案流程操作;二是在上级院的指导下,我们基层检察院目前正推行主诉检察官、主办检察官等制度,已取得一些实效。三是建
立和完善一岗双责等制度。按照市院要求,层层签定办案安全责任状,各部门明确了办案过程中的责任、目标要求和奖惩条件,使之认真执行。在执行错案追究责任制等激励机制过程中,我们还由院纪检、政工部门适时进行考核跟踪,对自侦部门办理的案件,对每个案件的初查、立案、起诉进行全过程跟踪,不仅有效地防止了各种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而且保证了对干警的监督,促进了办案质量的提高。这些措施的建立和完善,能够确保案件立得住、诉得出、判得了,从而为提高案件质量提供了保障。
第三篇:经济案件取证途径
文章标题:经济案件取证途径
取证途径,即实施犯罪证据调查的路径和程式。也就是从什么角度着眼、从什么地方入手开始调查,沿什么路线、方向和按什么步骤、方法展开调查,以达到查明案件事实、获取犯罪证据的目的,完成证据调查的任务。在经济犯罪证据调查的过程中,虽然目的和任务明确,但实现的途径有远近之分、繁简之别。调查途径的选择,直接关系
到调查取证工作的速度和质量。如果选择正确,就可以很快打开调查局面,缩短调查过程,用较短时间、较少力量,迅速查明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等事实,及时、全面地发现、收集和保全证据,取得最佳的调查绩效。反之,则可能会使调查工作走上弯路,贻误战机,浪费力量,甚至造成久侦不破、久查无果。每起经济犯罪的案件事实是各不相同的,每个犯罪分子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但无论什么类型的经济犯罪,与人类的其他行为一样,都是由行为人和行为的时间、地点、动机、手段、结果等基本要素组成的活动过程。
根据经济犯罪在活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可以分为两类基本模式,一类是线型行为,另一类是非线型行为。所谓线型行为,是指这类经济犯罪行为的实施过程,往往较为固定和有序,与正当的经济业务行为的运作流程。这类犯罪通常必须按照一定的形式、程序、规则和经过一定的步骤、环节、阶段进行,才能达到其预期的犯罪目的,实现其预期的犯罪结果。这也是经济犯罪隐蔽性和智能性特点的具体表现。如经济犯罪中的欺诈发行、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犯罪,高利转贷犯罪,违法发放贷款犯罪,逃汇犯罪,洗钱犯罪,贷款诈骗犯罪,信用证诈骗犯罪,保险诈骗犯罪,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等。此外,还有的经济犯罪,表现为几种犯罪行为必须连续进行流水作业,才能最终牟取非法利益。如增值税发票犯罪中的伪造、出售、购买、虚开行为,如果无人购买或虚开,则伪造、出售没有犯罪市场;又如侵犯商标权犯罪,从非法制造注册商标标识到销售非法制造的注册商标标识,再到假冒注册商标、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等。所谓非线型行为,是指线型行为之外的其他经济犯罪行为。这类经济犯罪的具体行为一般来说过程相对较短、环节相对较少,规律性和阶段性表现不明显,没有或无需较为固定有序的作案流程。如虚报注册资本犯罪,妨害清算犯罪,隐匿、销毁会计资料犯罪,持有、使用假币犯罪,泄露内幕信息犯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犯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保证犯罪,抗税犯罪,强迫交易犯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犯罪,职务侵占犯罪,挪用资金犯罪,贿赂犯罪等。调查经济犯罪案件,应当针对经济犯罪行为的不同模式,采取不同的取证途径。对线型行为模式的经济犯罪,主要采用“流程顺沿法”调查取证;对非线型行为模式的经济犯罪,主要采用“要素联系法”调查取证。
(一)流程顺沿法,就是以正常的、合法的经济业务活动为参照系,沿着经济业务行为运作的一般流程,亦步亦趋、环环紧扣地开展调查,从而发现涉嫌经济犯罪行为的异常情况和疑点,查明犯罪嫌疑人是在哪一经济运作阶段和部分违反了法律规定、实施了犯罪行为,收集获取完整、系统的犯罪证据。以贷款诈骗犯罪的证据调查为例。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流程一般是:贷款申请———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评估———贷款调查———贷款审批———签订贷款合同———贷款发放———贷后检查———贷款归还。调查贷款诈骗犯罪时,应对以上流程中的每个环节,逐一进行调查取证。如在贷款申请环节中,一般情况下,借款人应填写包括借款金额、借款用途、偿还能力及还款方式等主要内容的借款申请书,并向主办银行或者其他银行的经办机构提供借款人及保证人基本情况,财政部门或会计(审计)事务所核准的上财务报告以及申请借款前一期的财务报告,抵押物、质押物清单和有处分权人的同意抵押、质押的证明及保证人拟同意保证的有关证明文件,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等。这些资料和银行贷款工作人员的证言等,是证明作为借款人的犯罪嫌疑人有无履行借款合同的诚意、实际能力或有效担保,是否采取了伪造项目等虚假理由或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等诈骗方法的直接证据。
(二)要素联系法,就是通过调查经济犯罪人,以及经济犯罪行为的时间、地点、条件、原因、手段、对象和结果等诸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查明案情、收集证据。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存在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每个事物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也有着必然的联系,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不同的要素、以及要素的不同组合,便构成了不同性质的事物。在开始调查每起具体的经济犯罪案件时,一般都是已初步掌握了案件要素中的一项或几项,因此,可以从已知要素的事实、证据出发,通过要素之间存在的特定关系,查明其他未知要素,从而拼出案件全貌,揭露事实真相。调查取证时,可以由人(即犯罪行为人)到案(即犯罪行为事实,含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对象和结果等要素),也可以由案到人。经济犯罪中的大部分案件与自然犯罪中的普通刑事案件不同,犯罪人往往比较明确,发案时有关部门、单位和个人就已经知道嫌疑人的基本情况,调查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有关犯罪行为的具体经过、情节等案件事实。因此,调查途径多为由人到案,从已知的犯罪嫌疑人人手,收集有关犯罪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方法、对象和结果等事实的证据。
也有部分经济犯罪案发时,具体犯罪嫌疑人不明确,需要从犯罪对象、手段、动机或作案条件等着手,进一步深入查明犯罪人以及其他犯罪行为要素事实,获取相关证据。
“流程顺沿法”和“要素联系法”是经济犯罪证据调查的两类基本途径,实际上也是取证的两类基本程式。在实际运用中,应根据每起经济犯罪案件的具体特点及已掌握的案件情况和证据材料,因案制宜,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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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浅谈如何进行税务稽查案件取证
文章标题:浅谈如何进行税务稽查案件取证
所谓收集证据,是指法定的机关和人员,依照法律程序,发现证据、提取证据,并将证据予以固定的诉讼活动。
税务稽查机构要正确查处涉税违法行为,首先必须查明纳税人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事实。在稽查工作中,大多涉税违法行为都是在税务稽查机构立案以前发生的,对于整个涉税违法行为的发
生和发展,在稽查初期,稽查人员并不是对整个案情十分了解。因此,要查清案件事实,一方面要对纳税人账务资料进行细致检查,并对案件所涉及人员依法询问,另一方面针对该纳税人生产、销售等环节认真分析,发现其疏漏,并展开细致的调查研究,广泛收集与案件有联系的,能够反映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证据。只有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并对其进行科学分析和综合研究,才能查明稽查案件的事实真相,对稽查案件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并依法做出处理。
一、取证的步骤
收集证据工作通常包括发现证据和取得证据两个方面。发现证据,是指利用合法手段和方法索取能够证明稽查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材料,是证据收集的首要任务,因为只有发现了证据,进而才能取得证据。发现证据在稽查案件查处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涉税违法案件的情况非常复杂,许多证据是不易发现的,因为涉税违法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惩罚,其在实施涉税违法行为时,大多采用隐蔽的形式和狡猾的手段进行。在实施违法行为后,往往又利用伪造或虚假的财务资料,千方百计地掩盖其罪行,力图迷惑、欺骗税务机关。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反映其实施涉税违法行为的证据也会发生变化,如第二套账的转移或残缺不全,甚至有被销毁的可能,需外调的与该纳税企业有业务往来的其他公司也存在注销、失控的可能。知情人也可能因时间久远而记忆不清,不能准确提供情况,或者因心存顾虑,不敢如实地反映案情。诸如这些情况,都给发现证据工作带来一定困难。但是,只要涉税违法犯罪分子实施了违法行为,不论他如何狡猾、诡秘、善于伪装,总会在作案过程中留下有关犯罪活动的痕迹、物品和线索。尽管发现证据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只要稽查人员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采取正确的方法,依靠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就一定能够发现证据。
取得证据,是在发现证据之后予以提取的活动,发现证据是一项重要任务,取得证据也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稽查人员在稽查中发现了证据,必须采取一定的方法把它提取出来,以便向当事人展示和审理部门的审核。同时,某个被发现的事实材料能否作为证据,还必须和其他证据相比较,进行综合分析与判断,提取证据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既包括运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如运用化学、物理学等方法,也包括使用传统的方法,如笔录、绘图、复印等。不论采取何种方法提取证据,都要保持其原状和真实性,防止因提取而发生变化。总之,要尽可能使取得的证据与被发现的证据保持一致。
对于收集的证据,应当妥善保管,使其不受损毁,以便分析研究,作为稽查案件处理的依据,如果对收集到的证据不加以妥善保管,随意使用,以致发生变化,影响对稽查案件做出正确判断与处理。因而,妥善保管证据也是收集证据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税务稽查取证的原则
税务稽查机构收集证据是从事稽查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保证其顺利进行和取得成效,为正确处理稽查案件提供可靠的依据,必须遵循以下两个方面原则:
(1)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稽查人员为了发现和取得证据所进行的检查活动,是否遵循一定的程序,不仅关系到能否收集到确凿充分的证据,而且关系到证据是否合法、有效以及纳税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为了保证一切与稽查案件有关或了解涉税案情的当事人、证人,有客观、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防止可能出现的偏差和错误,使收集证据工作能够有效地进行,我国《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就收集证据的具体行为规定了方式、方法。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而且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两人;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还应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以及有意作伪证、假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侦查人员执行勘验检查,必须持所在机关的证明文件,检查妇女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和医师进行;严禁司法人员刑讯逼供和使用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方法非法收集证据。《民事诉讼法》规定:勘验物证或现场,勘验人员必须出示证件,邀请当地基层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对勘验情况和结果应当制作笔录,并由勘验人、当事人、被邀请参加人签名或者盖章。
《行政诉讼法》对一些收集证据具体方式和方法也有规定。例如,该法第35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认为对专门性问题需要鉴定的,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
”因此,在税务稽查取证过程中,必须参照上述规定展开收集证据工作。
为了保证税务稽查人员能够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第22条至第25条也对税务稽查如何规范、合法地展开取证工作做出了明确规定,并对采取非法方式所收集到的证据,规定了不能作为定案依据。这对促进稽查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无疑具有重大的作用。
(2)依靠群众的原则。
无论稽查案件当事人如何狡猾,只要其实施了涉税违法行为,总会留下一些线索和证据,难免被周围群众直接或间接地察觉和了解,因此在收集证据过程中,必须贯彻群众路线,相信和依靠群众。稽查人员要深人群众调查访问,注意发现知情人,就能较容易地收集到确凿充分的证据。
依靠群众收集证据原则,也是法律所明确要求的,我国《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收集证据是税务机关行使职权的一项重要工作,自然应当严格遵守《宪法》的规定,坚持依靠群众。除《宪法》外,《刑事诉讼法》第43条还规定:“必须保证一切与案件有关或者了解案情的公民,有客观地充分地提供证据的条件,除特殊情况外,并且可吸收他们协助调查。”
稽查人员深入群众调查,收集证据,必须具有群众观点和虚心态度。只有尊重群众,虚心向群众求教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群众才能提供线索和有关证据,愿意讲出自己所知道的与案件有关的真实情况,积极协助稽查人员做好收集证据工作。实践中被调查人的情况很复杂。有的怕打击报复,不敢大胆提供情况,还有的大多数知情人是当事人的雇员,往往顾虑很多,不愿讲出真实情况。因此,稽查人员应善于根据不同对象,有的放矢地宣传法律和税收政策,讲究工作方法,以便使收集证据的工作取得成效。
三、稽查案件取证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
实践证明,在进行税务稽查时,首先要做好被查对象的企业基础资料的取证,包括:纳税人自然情况明细表,所检查的会计资料即企业年报、纳税申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全库存商品盘点表等。通过对企业基础资料的取证,可以对所查对象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及时调整稽查方向、重点,也可以通过对报表的勾稽关系的分析,发现问题及线索。其次,应重点围绕对所发现问题的具体账册、凭证、报表及相关资料的取证。与此同时,稽查人员在取得上述证据过程中还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取证工作必须及时。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证据,都是事实,要由一定的物品、痕迹或者人的语言文字表现出来。一般来讲,涉税违法案件的查处时间与当事人违法的时间间隔较长,不像刑事案件,一旦有案件发生,司法机关就能立即发现并展开调查。而且大多涉税违法案件当事人为了逃避承担法律责任,总想方设法隐匿或毁掉一些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企图利用虚假的账务资料迷惑稽查人员。因此要求稽查人员在检查过程中必须及时收集证据,以防能够证明稽查案件真实情况的物品和痕迹以及账务资料发生变化或者消失。
(2)取证必须客观、全面。为了查明稽查案件的真实情况,认识稽查案件的本来面目,稽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时,必须坚持唯物论的反映论,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客观存在的证据,不能加以夸大或缩小,也不能用主观想象代替客观事实,按照主观设想的思想去收集证据,更不能弄虚作假,歪曲事实,制造假证据。否则,收集到的证据不真实全面,不仅证明不了案件全貌,而且如果以这样的证据定案,极有可能造成错案,无法保证纳税人合法权益。
全面地收集证据,是查明稽查案件真实情况的基础工作和十分重要的要求。就涉税违法案件而言,只有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才能查明涉税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方法、过程、危害后果,谁是主要犯罪嫌疑人;才能据以正确认定是故意犯罪还是过失犯罪;是共同犯罪还是个人犯罪;以及稽在案件当事人是否应负刑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和《税务稽查工作规程》的有关规定,稽查人员在收集证据日寸必须防止先入为主的思想,不能只注意收集证明纳税人有罪和罪重的证据,而不注意收集其罪轻或无罪的证据;也不能因只注意收集加重被查对象罪责的证据,而不注意收集有关从轻或减轻纳税人处罚的证据。只有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取得正反两方面的证据材料,才能了解稽查案件真实的各个方面和全貌,为正确处理稽查案件奠定基础。
(3)取证工作必须深入、细致。纳税人实施涉税违法行为后,往往会利用虚假的财务资料,混淆是非,迷惑视听。而在对单位其他的财务、销售、库管人员询问时,由于出于某种考虑,常常只提供有利于本单位的证据,隐匿于己不利的证据。所以,稽查人员不能被表面现象迷惑,必须到企业生产经营一线,深人群众,收集那些不易发现或未被纳入正常财务核算的资料证据,以便查清纳税人是否严格按照税收法律、法规申报纳税。
收集证据必须细致,要注意从纳税人生产、销售等环节查找线索,不能放过疑点,决不能走马观花,马虎从事,实践经验证明,如果收集证据不深入、细致,往往会漏掉重要线索和证据,给稽查案件查处工作带来不必要的困难。
(4)取证必须利用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为了准确地查明稽查案件事实,现在应当特别强调运用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技术设备去发现和固定证据。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已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目前,利用科学技术手段从事涉税违法行为的案件时有发生,例如,利用激光照排技术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和私刻税务、海关、银行印章,利用科技手段篡改防伪税控设备等等。因此,为了破获涉税违法案件,查清纳税人涉税违法行为,必然要求运用先进的技术手段去发现和收集证据。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为稽查人员查明和杜绝涉税违法行为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四、稽查取证时应注意事项
(1)稽查人员在调查取证时,需要取得证据原件的应向当事人外具提取证据通知书及提取证据专用清单;不能取得原件的,可以复印、复制或照相,但必须注明原件的保存单位(个人)和出处,由原件保存单位和个人签注“与原件核对无误,原件存我单位”字样,并由其签字或押印。
(2)对原始凭证、单据、账簿进行取证时,应完整复印原件,注明什么账簿,并在复印件上由经办人写明“此复印件共计多少页,与原件一致,原件存我单位XX处”并签字,然后由单位加盖公章,并加盖骑缝章。重要证据需做专项询问以固定证据。对账册中的重要数据,应在账册前另附说明,特别是相关数据,应注明“此数据反映我单位某某问题,数字准确,属实”,由具体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主要取证人应签名在前。签字、盖章时要注意位置的合理性,以确保资料装订的完整性。对于摘抄、统计数据,应由被查单位注“此数据摘抄或统计于我单位某某账册,摘抄或统计数字属实”,由具体经办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3)在对“视听材料”取证时,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进行,并符合以下要求:①提供有关资料的原始载体,提供原始载体确有困难的,可以提供复制件;②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证明对象等;③声音资料应当附有该声音内容的文字记录。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中的规定:“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证的照片、录像以及对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两人。提供书证的副本、复制件及照片、音像制品应附有关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
(4)在对“证人证言”取证时,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进行:①写明证人的姓名、性别、年龄、职业、住址等基本情况;②有证人的签名,不能签名的,应当以盖章或押印等方式证明;③注明出具日期;④附有居民身份证复印件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
(5)对取证票据中已经证实为伪造、变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因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由实施稽查人员依据《鉴定结论》制作《提取证据通知书》及《提取证据专用清单》,同时将上述发票复印件一并送达原单位办理相关手续。若纳税人不慎将已抵扣的伪造、变造发票抵扣联丢失,可提取其记账联。
(6)对取证票据中已经证实为接受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抵扣联,因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由实施稽查人员制作《提取证据通知书》及《提取证据专用清单》,同时将上述发票复印件一并送达原单位办理相关手续。若纳税人不慎将已抵扣的伪造、变造发票抵扣联丢失,可提取其记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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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检察机关执法理念调研报告
宽严相济与检察机关执法理念的重塑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是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回应,对检察机关提出了重大课题。因此,创新检察机关执法理念,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执法理念在我国司法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普遍重视,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进行了广泛和充分的研究。在我国,不同主体
对于执法理念有一些共同的标准、原则、价值和要求,如公平、正义、效率、廉洁等,但具体内容又有不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构建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当前关键是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战略思想为指导。公平正义是衡量社会是否和谐的一个重要尺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对检察机关来说,维护公平正义是其天职,应当把维护公平正义作为促进社会和谐的生命线。
检察机关执法理念存在三个突出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治安总体形势比较严峻,我们在刑事司法领域,主要贯彻“严打”的刑事政策,控制犯罪的理念占主导地位,这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相契合。惩治犯罪、控制犯罪,这是任何国家、政府的职责所在,也是世界各国刑事法律立法的基本价值目标之一。但刑事法治实践表明,在现代多元社会,实现正义的方式需要多样性,过分偏重惩治、控制犯罪理念,不利于法律秩序的维护。多年来,我国司法人员理念中,始终充斥着“高压”、“严惩”的字眼,对于刑事犯罪的处理没有很好地体现“宽严相济”的政策思想。具体而言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偏重控制犯罪理念
多年来,人们习惯把检察机关当成枪杆子和追究犯罪的打手,形成检察机关浓重的控制犯罪执法理念。突出表现是重打击轻保护,重视刑事法律的惩治功能,忽视其保护人权,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功能。主要表现是:宁愿多捕不愿少捕;宁愿错抓不愿错放;宁愿多诉不愿少诉。
具体表现在:1.逮捕法定条件的严格控制与逮捕适用的普遍化的矛盾。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逮捕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即证据要件、刑罚要件和必要性要件。但从审查逮捕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逮捕的后两个条件,即刑罚要件和必要性要件被“淡化”、乃至“虚化”,逮捕的法定条件在实践中演变为“构罪即捕”,即在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能够作出有罪判决的情况下,检察机关一般都批准逮捕,无逮捕必要的适用率过低。
2.起诉裁量权的扩大与相对不起诉功能萎缩的矛盾。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以立法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理论上称之为相对不起诉。但由于受观念、体制、立法、政策等方面因素的影响,相对不起诉在实践中出现运行不畅、功能萎缩的状态。实践中,大量轻罪案件与重罪案件一样,遵循着基本相同的诉讼程序:侦查———起诉———审判,仅有很少的案件在审查起诉阶段被分流,相对不起诉的价值仅在极小范围内得以体现。
偏重程序控制理念
程序控制理念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工具式”刑事司法理念之一,对我国社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它的高成本使贫穷者望而却步,它的精细与复杂使审判日益笨重。司法实践中存在轻罪案件迅速审理的原则与简易程序受到限制的矛盾。对于轻罪案件广泛运用简易程序,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的主流,但在实践中由于审限的限制以及被告人不认罪的限制,通过设立简易程序达到减少积案,缩短诉讼周期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
程序控制理念的单调性使其无法回应多样性的争端,在解纷止争面前日显捉襟见肘。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辩诉交易制度,实践中却存在着类似于辩诉交易的司法操作。随着犯罪形势的变化,要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和正义,推行认罪协商实有必要。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中,只有自诉程序中才有“和解”的规定,在公诉程序中则无。但实践中,刑事和解已逐渐突破原来的轻微刑事案件领域,甚至适用到盗窃、伤害等,尤其是在部分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更为普遍。
偏重刑罚羁押理念
当前突出表现是社区矫正出狱的兴起与轻罪案件监禁率偏高的矛盾。目前西方国家刑罚适用的重点已由监禁矫正为主转入社区矫正为主的模式,社区矫正不仅在适用率方面大大高于监禁率,且还有取而代之之势。这表明社区矫正将是犯罪矫正的未来方向。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实刑)为主要模式的。大量适用监禁刑不仅加大行刑成本,降低行刑效益,而且容易树立社会对立面,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与检察机关执法理念的更新重塑
根据和谐的内在价值要求,和谐作为司法机关执法理念的价值取向,使两个前提发生变革。一是国家治理犯罪的理念变革,不再视所有的犯罪为不可饶恕的罪行,相反,对某些犯罪是可以原谅的。这必然促使执法机关
对犯罪本质作重新理解;二是刑事诉讼应该具有民事诉讼那样的解决纠纷的价值理念。“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的内容之一,应注重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重视权利与权力的平衡,重塑全新执法理念:
树立轻缓惩治理念
一是引进暂缓起诉措施,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
刑化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兼取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长处,使诉讼程序更为合理和科学,是体现我国刑事法律与时俱进思想的一项制度创新,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减少,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讼累,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也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二是在强制措施的适用上,改变目前以逮捕为主导的候审羁押制度,完善羁押的替代性措施,适度提高取保候审率。笔者以为,对轻微犯罪应坚持逮捕的“谦抑性”原则,慎用逮捕措施。在逮捕条件上,应全面把握,整体衡量,“行为已构成犯罪,可能判处徒刑以上、确有逮捕必要”二者缺一不可,实践中“构罪即捕”的做法应予以纠正。羁押决定引发了整个刑事诉讼程序中最尖锐的冲突,解决这一冲突的办法是在社会利益和被告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就轻微犯罪而言,完善羁押的替代性措施,适度提高取保候审率,是实现这种利益平衡的较为理想的方案。在这方面,国家最高司法机关已经表现出积极的姿态,表示对于轻刑犯要采取更为轻缓的刑事政策,充分体现“轻罪轻处,轻罪轻罚”,主张对于未成年犯、初犯、偶犯、过失犯,具有从轻、减轻情节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轻处理。
树立程序自治理念
应扩大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适用范围。公诉部门将案件起诉基于的标准就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刑诉法第46条明确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将被告人认罪与否作为能否适用简易程序的理由显然不符合立法本意,建议取消这一要件,以便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同时,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能够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
树立恢复性司法理念
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弥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对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乃至邻里纠纷给予关注,尽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通过化解人际关系,减少社区矛盾来预防犯罪。这种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的司法模式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对轻微犯罪案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允许当事人和解后由侦查机关撤案或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
树立刑事控制与行刑社会化并重理念
在刑种刑制的选择上,落实刑罚经济原则和行刑社会化思想,将轻罪案件刑罚适用的重点由监禁矫正为主调整为监禁矫正与社区矫正并重,广泛适用罚金刑和缓刑。罚金刑现已成为许多国家刑罚体系中的主刑,并且将其作为短期自由刑的一种替代措施,逐步扩大适用范围。与此同时,缓刑作为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端、有条件执行的心理强制作用和依靠社会力量帮助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一种措施,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