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检察院刑检部门深化改革的思考（五篇范文）

第一篇：对检察院刑检部门深化改革的思考

大力转变执法理念，深入进行检察体制改革，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检察院的刑事检察部门，作为检察院开展各项业务工作的基石，在检察院各职能部门的改革中始终处于前列。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确立、多媒体技术在庭审中的运用、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普通程序简易审的试行、侦查监督部门的成立，都打破了旧有的办案模式，体现了新的办案理念。与此同时，一些反映现行刑事诉讼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因此，转变执法理念，对检察体制进行宏观规划，加快改革的进程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从刑检部门的一些现象入手，对刑检部门的进一步改革作一些探讨。

一、现行刑检工作机制的不足之处

1、捕诉分设 办案效率低下目前刑检部门普遍分设为批捕和起诉二个业务职能机构，实践证明这种设置加大了司法成本，不符合效率原则。（1）、工作重复，人力资源浪费，司法成本增大。刑检部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案件提请逮捕时，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基本证据都已到位，到提请起诉时只不过将这些证据材料整理有序、装订成册。由起诉阶段的承办人重复批捕时的阅卷审查、提审复核等工作，延长了办案时间，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显而易见。（2）、捕后侦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脱节。捕诉分设后，在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到审查起诉之间形成一个空档，无人对这一阶段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证据的变化负责督察。（3）、捕诉分设后，在批捕部门和起诉部门之间为“捕后不能诉”产生矛盾。因批捕、起诉对证据的要求不同，有些符合批捕要求的案件，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导致“捕后不能诉”时，起诉部门往往责怪批捕部门对案件证据不够充分就批捕，而批捕部门则埋怨起诉部门过于谨小慎微，不会运用证据大胆起诉。

2、检警关系模糊 法律监督不能落到实处我国传统的诉讼结构将检警两家关系定位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种没有具体制度保障的设计导致现实中检警两家关系常处于尴尬境地，随着刑事政策的变化在配合与监督之间摇摆不定。（1）、在“强调打击、轻视人权”司法理念指导下，惩治犯罪，保护社会是首要任务，公安机关往往把惩治犯罪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手段，并把批捕人头数作为考核斗争成效的首要标准。检察机关承受着惩治犯罪专政职能的巨大压力，在办案中片面追求高批捕率，放松了对批捕标准的把握，结果许多轻微触犯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被送进看守所，社会治安则未见好转。（2）、法律监督阻碍重重。随着批捕部门向侦查监督部门职能的转变，法律监督工作成为考核刑检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而办案中法律监督则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渠道不畅，案件来源受到局限；程序不明，实际操作举步维艰；追责乏力，案件监督难以落实；关系不顺，掣肘行为时有发生等。刑检部门投入大量的精力四处挖掘线索，多方调查取证，上下协调关系，公安机关则指责检察机关抓着小错上纲上线，两家陷入监督越多，检警关系越紧张，监督越难开展的怪圈之中。（3）、各自为政，刑事案件诉讼质量下降。公安机关办案中注意力主要放在查清案件事实、捕获犯罪嫌疑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刑检部门则要求充分、全面和固定的证据。移送刑检部门的案件出现证据收集不够全面、充分甚至存在矛盾时，因检警两家互不隶属没有制度规范，刑检部门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不配合导致诉讼效益低下。案件勉强移送法院后，律师抓住这些证据上的问题展开辩护，案件质量无法提高。

3、公正、高效的主诉检察官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确立是刑检部门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刑检部门今后深化改革的方向，刑检部门无疑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改革，但现行制度与以公正、高效为标志的主诉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需要进一步完善。（1）、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权与以往差距不大。主诉检察官以独立的办案权为基本标志，而现阶段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权仅限于事实清楚的一般案件的起诉权，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增减罪名罪行的案件、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仍需向行政领导层层请示汇报，占用了大量办案时间，行政干预独立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2）、对主诉检察官的工作评估不科学。近年来对主诉检察官都是采用岗位目标管理考核法进行工作考评，它将主诉检察官的各项工作划分为办案数量、办案质量、法律监督、调研信息、综合治理等子项确定分值综合打分，作为年终评先的依据。这种参照公务员管理办法确定的打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办案实际，办案质量、难易程度等主要指标没有优劣区分标准，调研信息、综合治理反有明确的加减分项目。这一模式诱使主诉检察官对所办案件得过且过，出庭公诉成为走过场，主要精力则放在了写调研文章、上法制课、编工作经验上，一年到头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本末倒置。（3）、主诉检察官管理机制严重滞后。主诉检察官属于高度专业化的司法官员，现行的检察官管理仍沿用行政人事管理制度，其弊端日益明显。刑检工作要求主诉检察官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实践性和专业性，一个公诉人没有长达十年的出庭实践是无法成为专家型称职的主诉检察官的。现行体制根本没有为检察官提供一个终身从事刑检工作的激励机制，检察官的进步只有行政职务晋升一条路，行政职务晋升成为衡量检察官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优秀的检察官被提拔后都离开了主诉检察官的行列，专业化的主诉检察官队伍无从建立。

二、刑检部门转变执法理念的理论思考&nbs

此建立刑事检控制度，设置一种以庭审公诉为中心，以起诉制约侦查的合理系统，从而理顺侦诉关系，使之在庭审中与辩护对等。主诉检察官与检察事务官具有不同的分工：主诉检察官主要面对法庭，在庭审中形成与辩方的强有力对抗，检察事务官主要面对侦查，对侦查起到强有力的制约。近期，主诉检察官在程序方面享有下列权力：调查取证权、追回补充侦查权、要求公安机关提供证据材料权、建议延期审理权、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权、起诉权、追加起诉权、追诉漏犯权等，远期应当拥有：采取、变更强制措施权、补充侦查中的搜查、财产查封、扣押权、终止审查案件权、不起诉权、撤回起诉权、变更起诉权等。在实体方面的权力近期主要为：增加认定罪名、犯罪事实权、对公安机关或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口头纠正权、对庭审中影响实体的违法现象口头纠正权。远期上应有：减少认定罪名、犯罪事实权、撤回起诉权、向有关单位依法发出书面纠正违法权等。检察事务官接受主诉检察官的领导，在刑事诉讼中担负着以下职责：

1、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审查批捕权。

2、动态地监督批捕后的侦查取证工作，掌握捕后侦查案件的诉讼证据材料。

3、接受主诉检察官的指派具体处理办案过程中的有关事项，负责提讯犯罪嫌疑人，阅读预审卷宗并制作阅卷笔录、案件审结报告以及处理其它与审查起诉有关的辅助性工作。检察书记官在主诉检察官与检察事务官的具体要求下，做好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全部记录工作和有关事务性工作。包括做好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笔录和出庭笔录及各种工作记录，制作阅卷笔录、案件卷宗及时整理归档，做好介入侦查工作的各种文字记录等。

2、理顺检警关系是转变执法理念的重要环节为保证主诉检察官获得确实、充分的证据，在对抗制的庭审中取得成功，必须赋予主诉检察官和检察事务官引导、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权力。我国现行检警关系应予改进：一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的知悉权，要规定公安机关一经受理案件就须向刑检部门报送材料备案，无论是立案与否、提请逮捕与否、移送起诉与否、都应书面通知；二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的参与权，即规定刑检部门认为有必要，随时可以参与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三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证据的审查权，规定刑检部门可以对公安机关收集证据的过程和方法进行审查，可以制止公安机关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可以拒用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四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调卷、阅卷权，规定刑检部门可以随时调阅公安机关的侦查案卷，以审查侦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五是明确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建议意见权，规定刑检部门可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侦查手段、收集和固定证据方式提出建议和意见，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六是明确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处于刑检部门的辅助地位，规定公安机关收集证据是为刑检部门公诉做准备，刑检部门可以随时要求公安机关收集或固定新的证据，必要时，还可要求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接受询问和控辩双方的质证；七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处分权，即对执法犯法，采用非法手段、途径收集证据的刑事警察，可以提出批评、警告、停止侦查、建议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的权力。同时，要赋予人民检察院《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的法律强制力。规定公安机关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后，必须限期做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人民检察院。形成一种公安机关、刑检部门联合、协作，以刑检部门为主导地位的办案机制和检警关系。

3、规范主诉检察官选任考评制度是转变执法理念的保障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推行和发展，意味着强化检察官应有的司法属性，实现检察官的相对独立，因此应当在刑检部门重新进行检察官的定编工作。确定检察官的编制，通过严格筛选，将具有较高素质，真正符合检察官条件的主诉检察官确定为检察官，对不符合主诉检察官条件，只能做其他工作的人员，确定为检察事务官或检察书记官，免除其检察官的职务。针对辖区的情况，合理确定检察官的职数，最终树立主诉检察官的权威，从而演变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检察官，实现检察官的终身制。建立合理的案件质量考评标准，对每个办案人员的业绩进行评估和考核，奖励先进，促进后进。对案件质量好坏的评判，应从是否做到在法律范围内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的角度来评判。包括：一是实体标准。具体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的搜集审查，法律法规的适用等内容，介入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和抗诉等阶段应达到的标准。二是形式标准。具体包括办案过程中工作程序的遵守，工作方式的选择，工作纪律、作风如何等方面。如严格遵守办案周期，正确运用侦查手段，评定法律文书优良等级，追缴赃款赃物情况。规定检察官除办案外，不增加任何额外的职能，使他们集中精力把案件办好，最终形成以工作实绩为主要条件的检察官等级晋升制度。在刑检部门转变执法思想，深化改革意义重大，涉及到人事管理、工作方式、利益取舍、权力分配等多层次的问题。只要各级检察机关更新观念，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解决好主要矛盾，刑检部门必将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

第二篇：对检察院刑检部门深化改革的思考

对检察院刑检部门深化改革的思考

对检察院刑检部门深化改革的思考2007-12-12 16:34:37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对检察院刑检部门深化改革的思考对检察院刑检部门深化改革的思考(2)大力转变执法理念，深入进行检察体制改革，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检察院的刑事检察部门，作为检察院开展各项业务工作的基石，在检察院各职能部门的改革中始终处于前列。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确立、多媒体技术在庭审中的运用、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普通程序简易审的试行、侦查监督部门的成立，都打破了旧有的办案模式，体现了新的办案理念。与此同时，一些反映现行刑事诉讼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因此，转变执法理念，对检

察体制进行宏观规划，加快改革的进程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从刑检部门的一些现象入手，对刑检部门的进一步改革作一些探讨。

一、现行刑检工作机制的不足之处

1、捕诉分设办案效率低下目前刑检部门普遍分设为批捕和起诉二个业务职能机构，实践证明这种设置加大了司法成本，不符合效率原则。（1）、工作重复，人力资源浪费，司法成本增大。刑检部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案件提请逮捕时，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基本证据都已到位，到提请起诉时只不过将这些证据材料整理有序、装订成册。由起诉阶段的承办人重复批捕时的阅卷审查、提审复核等工作，延长了办案时间，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显而易见。（2）、捕后侦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脱节。捕诉分设后，在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到审查起诉之间形成一个空档，无人对这一阶段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证据的变化负责督察。（3）、捕诉分设后，在批捕部门和起诉

部门之间为“捕后不能诉”产生矛盾。因批捕、起诉对证据的要求不同，有些符合批捕要求的案件，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导致“捕后不能诉”时，起诉部门往往责怪批捕部门对案件证据不够充分就批捕，而批捕部门则埋怨起诉部门过于谨小慎微，不会运用证据大胆起诉。

2、检警关系模糊法律监督不能落到实处我国传统的诉讼结构将检警两家关系定位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种没有具体制度保障的设计导致现实中检警两家关系常处于尴尬境地，随着刑事政策的变化在配合与监督之间摇摆不定。（1）、在“强调打击、轻视人权”司法理念指导下，惩治犯罪，保护社会是首要任务，公安机关往往把惩治犯罪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手段，并把批捕人头数作为考核斗争成效的首要标准。检察机关承受着惩治犯罪专政职能的巨大压力，在办案中片面追求高批捕率，放松了对批捕标准的把握，结果许多轻微触犯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被送进看守所，社会治安则未

见好转。（2）、法律监督阻碍重重。随着批捕部门向侦查监督部门职能的转变，法律监督工作成为考核刑检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而办案中法律监督则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渠道不畅，案件来源受到局限；程序不明，实际操作举步维艰；追责乏力，案件监督难以落实；关系不顺，掣肘行为时有发生等。刑检部门投入大量的精力四处挖掘线索，多方调查取证，上下协调关系，公安机关则指责检察机关抓着小错上纲上线，两家陷入监督越多，检警关系越紧张，监督越难开展的怪圈之中。（3）、各自为政，刑事案件诉讼质量下降。公安机关办案中注意力主要放在查清案件事实、捕获犯罪嫌疑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刑检部门则要求充分、全面和固定的证据。移送刑检部门的案件出现证据收集不够全面、充分甚至存在矛盾时，因检警两家互不隶属没有制度规范，刑检部门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不配合导致诉讼效益低下。案件勉强移送

法院后，律师抓住这些证据上的问题展开辩护，案件质量无法提高。

3、公正、高效的主诉检察官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确立是刑检部门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刑检部门今后深化改革的方向，刑检部门无疑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改革，但现行制度与以公正、高效为标志的主诉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需要进一步完善。（1）、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权与以往差距不大。主诉检察官以独立的办案权为基本标志，而现阶段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权仅限于事实清楚的一般案件的起诉权，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增减罪名罪行的案件、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仍需向行政领导层层请示汇报，占用了大量办案时间，行政干预独立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2）、对主诉检察官的工作评估不科学。近年来对主诉检察官都是采用岗位目标管理考核法进行工作考评，它将主诉检察官的各项工作划分为办案数量、办案质量、法律监督、调研信息、综合治理等子项确定分

值综合打分，作为年终评先的依据。这种参照公务员管理办法确定的打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办案实际，办案质量、难易程度等主要指标没有优劣区分标准，调研信息、综合治理反有明确的加减分项目。这一模式诱使主诉检察官对所办案件得过且过，出庭公诉成为走过场，主要精力则放在了写调研文章、上法制课、编工作经验上，一年到头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本末倒置。（3）、主诉检察官管理机制严重滞后。主诉检察官属于高度专业化的司法官员，现行的检察官管理仍沿用行政人事管理制度，其弊端日益明显。刑检工作要求主诉检察官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实践性和专业性，对检察院刑检部门深化改革的思考

第三篇：对检察院刑检部门深化改革的思考

大力转变执法理念，深入进行检察体制改革，是面向二十一世纪、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对检察院刑检部门深化改革的思考。检察院的刑事检察部门，作为检察院开展各项业务工作的基石，在检察院各职能部门的改革中始终处于前列。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确立、多媒体技术在庭审中的运用、庭前证据开示制度、普通程序简易审的试行、侦查监督部门的成立，都打破了旧有的办案模式，体现了新的办案理念。与此同时，一些反映现行刑事诉讼体制深层次矛盾的问题仍然存在，影响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因此，转变执法理念，对检察体制进行宏观规划，加快改革的进程在当前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从刑检部门的一些现象入手，对刑检部门的进一步改革作一些探讨。

一、现行刑检工作机制的不足之处

1、捕诉分设 办案效率低下目前刑检部门普遍分设为批捕和起诉二个业务职能机构，实践证明这种设置加大了司法成本，不符合效率原则。（1）、工作重复，人力资源浪费，司法成本增大。刑检部门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刑事案件提请逮捕时，认定犯罪嫌疑人犯罪的基本证据都已到位，到提请起诉时只不过将这些证据材料整理有序、装订成册。由起诉阶段的承办人重复批捕时的阅卷审查、提审复核等工作，延长了办案时间，对司法资源的浪费显而易见。（2）、捕后侦查阶段，对公安机关的监督脱节。捕诉分设后，在对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到审查起诉之间形成一个空档，无人对这一阶段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对证据的变化负责督察。（3）、捕诉分设后，在批捕部门和起诉部门之间为“捕后不能诉”产生矛盾。因批捕、起诉对证据的要求不同，有些符合批捕要求的案件，因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导致“捕后不能诉”时，起诉部门往往责怪批捕部门对案件证据不够充分就批捕，而批捕部门则埋怨起诉部门过于谨小慎微，不会运用证据大胆起诉。

2、检警关系模糊 法律监督不能落到实处我国传统的诉讼结构将检警两家关系定位为“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种没有具体制度保障的设计导致现实中检警两家关系常处于尴尬境地，随着刑事政策的变化在配合与监督之间摇摆不定。（1）、在“强调打击、轻视人权”司法理念指导下，惩治犯罪，保护社会是首要任务，公安机关往往把惩治犯罪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主要手段，并把批捕人头数作为考核斗争成效的首要标准。检察机关承受着惩治犯罪专政职能的巨大压力，在办案中片面追求高批捕率，放松了对批捕标准的把握，结果许多轻微触犯法律的犯罪嫌疑人被送进看守所，社会治安则未见好转。（2）、法律监督阻碍重重。随着批捕部门向侦查监督部门职能的转变，法律监督工作成为考核刑检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而办案中法律监督则困难重重，主要表现在：渠道不畅，案件来源受到局限；程序不明，实际操作举步维艰；追责乏力，案件监督难以落实；关系不顺，掣肘行为时有发生等。刑检部门投入大量的精力四处挖掘线索，多方调查取证，上下协调关系，公安机关则指责检察机关抓着小错上纲上线，两家陷入监督越多，检警关系越紧张，监督越难开展的怪圈之中。（3）、各自为政，刑事案件诉讼质量下降。公安机关办案中注意力主要放在查清案件事实、捕获犯罪嫌疑人、突破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上，刑检部门则要求充分、全面和固定的证据。移送刑检部门的案件出现证据收集不够全面、充分甚至存在矛盾时，因检警两家互不隶属没有制度规范，刑检部门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不配合导致诉讼效益低下。案件勉强移送法院后，律师抓住这些证据上的问题展开辩护，案件质量无法提高。

3、公正、高效的主诉检察官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诉检察官制度的确立是刑检部门改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刑检部门今后深化改革的方向，刑检部门无疑在积极稳妥地推进这项改革，但现行制度与以公正、高效为标志的主诉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距离，需要进一步完善。（1）、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权与以往差距不大。主诉检察官以独立的办案权为基本标志，而现阶段主诉检察官的办案权仅限于事实清楚的一般案件的起诉权，对于重大疑难案件、增减罪名罪行的案件、拟作不起诉处理的案件仍需向行政领导层层请示汇报，占用了大量办案时间，行政干预独立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2）、对主诉检察官的工作评估不科学。近年来对主诉检察官都是采用岗位目标管理考核法进行工作考评，它将主诉检察官的各项工作划分为办案数量、办案质量、法律监督、调研信息、综合治理等子项确定分值综合打分，作为年终评先的依据。这种参照公务员管理办法确定的打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办案实际，办案质量、难易程度等主要指标没有优劣区分标准，调研信息、综合治理反有明确的加减分项目。这一模式诱使主诉检察官对所办案件得过且过，出庭公诉成为走过场，主要精力则放在了写调研文章、上法制课、编工作经验上，一年到头看似忙忙碌碌，实则本末倒置。（3）、主诉检察官管理机制严重滞后。主诉检察官属于高度专业化的司法官员，现行的检察官管理仍沿用行政人事管理制度，其弊端日益明显。刑检工作要求主诉检察官具有高度的理论性、实践性和专业性，一个公诉人没有长达十年的出庭实践是无法成为专家型称职的主诉检察官的。现行体制根本没有为检察官提供一个终身从事刑检工作的激励机制，检察官的进步只有行政职务晋升一条路，行政职务晋升成为衡量检察官进步与否的唯一标准。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优秀的检察官被提拔后都离开了主诉检察官的行列，专业化的主诉检察官队伍无从建立。

二、刑检部门转变执法理念的理论思考现阶段刑检部门工作机制上产生的种种问题，归根到底是刑检改革中种种理论困惑的反映。要找出解决办法，必须首先从理论上明确检察改革的方向。

1、刑检部门的准确定位刑事诉讼法赋予刑检部门法律监督职责，同时刑诉法确立了以法官为主导，控辩对抗的刑事诉讼模式，这一模式要求刑检部门的全部工作应围绕出庭公诉展开，一些人据此质疑刑检部门的法律监督权，认为监督权妨害了公诉权的独立行使。理论上的争论导致刑检部门的法律监督权缺乏制度保障，监督工作难以展开，因此刑检部门的深化改革，首先需要解决刑检部门的定位问题。（1）、公诉职能是刑检部门最基本的职能。公诉权作为一种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国家权力，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和专门性，只能通过享有国家追诉权的刑检部门行使。刑检部门代表国家对特定嫌疑人触犯刑律的行为进行控告，要求法院通过审判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罚处罚，是刑事诉讼中上承侦查、下启审判的重要环节。（2）、公诉职能与监督职能是一致的。公诉与监督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并不对立。刑检部门在尽最大力量实现公诉目标的同时负有监督侦查活动和审判活动的责任，监督责任保证了刑事诉讼活动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行使，对侦查权和审判权产生制约，从而在权力制衡的基础上形成公正的司法体系，防止权力滥用。（3）、监督职能只能在公诉活动中行使，调查报告《对检察院刑检部门深化改革的思考》。刑检部门的监督权并不能单独存在，它贯穿于公诉活动的始终。批捕权和起诉权是为了监督侦查活动与审判活动的合法性、适当性而设立的，具有程序性、参与性、及时性的特点，刑检部门的整个办案程序就是履行监督权的过程，不需要再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单独行使监督权。综上所述，可将刑检部门定位为执行公诉职能和监督职能的检察院内部职能机构，法律监督职能体现在公诉职能的良性运行上。

2、刑检部门的活动原则在解决了刑检部门的定位后，其次应明确其活动原则，保证公诉与监督职能的依法履行。在法律规定的共性原则下，应特别强调下列原则。（1）、独立行使公诉权的原则。这是确保刑检部门不受干扰地顺利完成公诉任务的重要保证。在法官主导的庭审模式下，要求刑检部门承担指控犯罪责任的同时，也应给予其独立调查取证、决定起诉与否的全部权力，不受案外因素的干扰，以保证全面履行职责。（2）、引导侦查的原则。刑检部门在法庭审判中处于控方地位，负有对犯罪的证明责任，要保证职能的发挥，前提条件就是公安机关取得符合公诉要求的全面的证据，因此应当确立刑检部门在侦诉关系中的主导作用。刑检部门与公安机关对案件中的犯罪事实、证据及适用法律等方面的认识不一致时，刑检部门的决定应具有优于公安机关决定的法律效力。规定侦查工作必须对刑检部门开放，刑检部门可以视情况对侦查工作提前介入以审查证据，提出对证据的意见和取证方向的建议，公安机关必须予以配合、支持，并采纳刑检部门的意见。（3）、依法监督的原则。由于刑检部门和公安机关工作重心不同，因此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引导并不是将刑事警察部门划归刑检部门管理，警检一体化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将带来一系列问题。刑检部门在对公安机关引导侦查时，对其违法侦查行为不仅有权事后监督，而且有权进行事前指导。在庭审活动中，刑检部门通过对违反诉讼程序的审理行为提出意见，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向上级法院提出抗诉，保障了庭审活动的合法性，刑事审判监督不会动摇法官的中立地位。

3、刑检部门检察官的性质解决刑检部门检察官的定位是深化刑检部门改革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检察官的定位从属于刑检职能的定位，应当属于司法官员。（1）、检察官的公诉活动集中反映了检察官的司法属性。其一，这种活动是为了维护法制，具有维护法制的目的这一特征。其二，公诉活动以直接性和亲历性为基础，要求检察官亲身经历程序，直接审查事实，从而建立内心确信。这一活动必然是个体化的，这种个体操作特征突出体现于法庭诉讼活动。检察官在法庭上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包括在庭上采取公诉权范围内的各种诉讼行为，都只能是一种个体性操作，其他人想帮忙也帮不上。其三，由于直接性和亲历性以及个体操作特性，检察官行使其职权应当独立，有权抵制不法干涉。（2）、应围绕公诉活动设立职能机构。捕诉分立的机构设置根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检察院组织法》，在当时权力缺乏外部制约的条件下有其积极意义。但权力是不可能通过内部监督实现公正运行的，在控辩对等的诉讼模式下，继续保留这种设置弊大于利，理应遵循公诉活动规律，在现阶段批捕权归于检察院的前提下，用主诉检察官制度加以替代。（3）、主诉检察官制度，是对检察权的重新配置，实施关键是“还权于检察官”。由于捕诉分设、三级办案的司法体制具有“审而不定，定而不审”的特点，因而与司法的一般规律不符，同时也难以充分调动检察官的积极性与责任感。在目前迫切要求加强公诉职能的形势下，这种办案制度已显得不适应。对此进行改革，就要求使检察官从缺乏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案件承办人员成为有职有权的检察权行使主体。如果使检察官完全成为听命于上司指令而没有独立权限因而在业务活动中谨小慎微的公务员，就违背了司法活动的规律。

三、刑检部门转变执法理念的具体措施通过对刑检部门转变执法理念的理论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刑检部门的改革必须遵循刑事诉讼的客观规律，走主诉检察官制度的必由之路。所有的改革措施都应围绕深化主诉检察官制度这一主题展开。

1、确立主诉检察官的基本办案模式是转变执法理念的出发点按照刑检部门的职责要求，应建立主诉检察官办案小组，分为主诉检察官、检察事务官和检察书记官，由此建立刑事检控制度，设置一种以庭审公诉为中心，以起诉制约侦查的合理系统，从而理顺侦诉关系，使之在庭审中与辩护对等。主诉检察官与检察事务官具有不同的分工：主诉检察官主要面对法庭，在庭审中形成与辩方的强有力对抗，检察事务官主要面对侦查，对侦查起到强有力的制约。近期，主诉检察官在程序方面享有下列权力：调查取证权、追回补充侦查权、要求公安机关提供证据材料权、建议延期审理权、建议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权、起诉权、追加起诉权、追诉漏犯权等，远期应当拥有：采取、变更强制措施权、补充侦查中的搜查、财产查封、扣押权、终止审查案件权、不起诉权、撤回起诉权、变更起诉权等。在实体方面的权力近期主要为：增加认定罪名、犯罪事实权、对公安机关或审判机关的违法行为口头纠正权、对庭审中影响实体的违法现象口头纠正权。远期上应有：减少认定罪名、犯罪事实权、撤回起诉权、向有关单位依法发出书面纠正违法权等。检察事务官接受主诉检察官的领导，在刑事诉讼中担负着以下职责：

1、提前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审查批捕权。

2、动态地监督批捕后的侦查取证工作，掌握捕后侦查案件的诉讼证据材料。

3、接受主诉检察官的指派具体处理办案过程中的有关事项，负责提讯犯罪嫌疑人，阅读预审卷宗并制作阅卷笔录、案件审结报告以及处理其它与审查起诉有关的辅助性工作。检察书记官在主诉检察官与检察事务官的具体要求下，做好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全部记录工作和有关事务性工作。包括做好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笔录和出庭笔录及各种工作记录，制作阅卷笔录、案件卷宗及时整理归档，做好介入侦查工作的各种文字记录等。

2、理顺检警关系是转变执法理念的重要环节为保证主诉检察官获得确实、充分的证据，在对抗制的庭审中取得成功，必须赋予主诉检察官和检察事务官引导、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权力。我国现行检警关系应予改进：一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的知悉权，要规定公安机关一经受理案件就须向刑检部门报送材料备案，无论是立案与否、提请逮捕与否、移送起诉与否、都应书面通知；二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的参与权，即规定刑检部门认为有必要，随时可以参与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三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侦查证据的审查权，规定刑检部门可以对公安机关收集证据的过程和方法进行审查，可以制止公安机关采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可以拒用非法方式收集的证据；四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调卷、阅卷权，规定刑检部门可以随时调阅公安机关的侦查案卷，以审查侦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五是明确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建议意见权，规定刑检部门可以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侦查手段、收集和固定证据方式提出建议和意见，公安机关应当采纳；六是明确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中处于刑检部门的辅助地位，规定公安机关收集证据是为刑检部门公诉做准备，刑检部门可以随时要求公安机关收集或固定新的证据，必要时，还可要求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接受询问和控辩双方的质证；七是确立刑检部门对公安机关的侦查监督处分权，即对执法犯法，采用非法手段、途径收集证据的刑事警察，可以提出批评、警告、停止侦查、建议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分的权力。同时，要赋予人民检察院《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的法律强制力。规定公安机关接到《纠正违法通知书》、《检察建议》后，必须限期做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人民检察院。形成一种公安机关、刑检部门联合、协作，以刑检部门为主导地位的办案机制和检警关系。

3、规范主诉检察官选任考评制度是转变执法理念的保障主诉检察官制度的推行和发展，意味着强化检察官应有的司法属性，实现检察官的相对独立，因此应当在刑检部门重新进行检察官的定编工作。确定检察官的编制，通过严格筛选，将具有较高素质，真正符合检察官条件的主诉检察官确定为检察官，对不符合主诉检察官条件，只能做其他工作的人员，确定为检察事务官或检察书记官，免除其检察官的职务。针对辖区的情况，合理确定检察官的职数，最终树立主诉检察官的权威，从而演变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检察官，实现检察官的终身制。建立合理的案件质量考评标准，对每个办案人员的业绩进行评估和考核，奖励先进，促进后进。对案件质量好坏的评判，应从是否做到在法律范围内实现了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统一的角度来评判。包括：一是实体标准。具体包括对案件事实的认定，证据的搜集审查，法律法规的适用等内容，介入侦查、批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和抗诉等阶段应达到的标准。二是形式标准。具体包括办案过程中工作程序的遵守，工作方式的选择，工作纪律、作风如何等方面。如严格遵守办案周期，正确运用侦查手段，评定法律文书优良等级，追缴赃款赃物情况。规定检察官除办案外，不增加任何额外的职能，使他们集中精力把案件办好，最终形成以工作实绩为主要条件的检察官等级晋升制度。在刑检部门转变执法思想，深化改革意义重大，涉及到人事管理、工作方式、利益取舍、权力分配等多层次的问题。只要各级检察机关更新观念，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解决好主要矛盾，刑检部门必将更好地发挥其职能作用。

第四篇：对醉驾入刑的思考

巴州广播电视大学实用法律基础课程论文

论文题目：对“醉驾入刑”的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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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醉驾入刑”的几点思考

摘要: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3月25日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将飙车、醉驾列入犯罪行为, “醉驾”首次入罪。修正案明确规定: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我国现行刑法规定了交通肇事罪，但必须是造成严重后果的才追究刑事责任。而“醉驾”入罪则是行为犯，无论后果如何，有“醉驾”行为即入罪。本文将对其应不应入刑及入刑的刑法分析进行思考。

关键字:醉驾；合理合法；宽严相济；刑罚构成；刑罚的作用

“一个十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机动车又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在迅猛增长，却因几例极端的恶性事故而罔顾必要性与可行性，在民意的挟持下草率修法，增设罪名，这就是我们今天面对的立法现实。假如这样的趋势得不到遏止，刑法分则的罪名就不是两三百个，而会是两三千个，甚至两三万个。到那个时候，社会上不必再区分好人坏人，全都是潜在的罪犯。” 张培鸿律师这样认为。

一、对“醉驾”入刑的合理性的思考

我认为：我国的饮酒习俗历来已久，在对“醉驾”入刑时应当加强禁酒，加强酒的危害宣传教育，比如出台法令禁止公务会餐禁止饮酒，只有这样才能为“醉驾”入刑做好舆论宣传；其次，我们不能仅凭人民所谓的“民意”进行决策，姑且不论这种“公意”是基于道德还是个人私利，必须保证司法的独立性。

二、对“醉驾”入刑的刑法思考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3月25日表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八)已经尽其纳入刑法并与2011年5月1日开始实行，我们讨论的焦点将是对“醉驾”入刑的刑法分析。

毫无疑问，醉驾是一种危险行为，因其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性而被刑法规定为犯罪。有专家将其罪名归纳为“危险驾驶罪”，我们姑且以此名展开讨论。

1、本罪属于故意犯

根据刑法立法及理论，主观心理态度有故意（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与过失（疏忽大意的过失与过于自信的过失）之分就醉驾行为而言，行为人在主观心理状态

上，不可能是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结果而希望该结果发生，也不会是预见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的结果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应只涉及在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恶性交通事故结果的情况下，是放任该结果的发生，还是轻信能够避免层面来讨论。在当前理论和实践中，许多人认为是前者，表现在醉驾者饮酒时明知自己的醉酒行为会导致恶性交通事故的结果，仍饮酒致醉以放任导致结果的发生。依罪刑法定原则关于“行为时”的要求，醉驾者在饮酒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不是罪犯主观方面的内容；醉驾行为的主观方面内容，应是醉驾者在醉酒驾驶机动车辆时，对自己的行为及其可能导致恶性交通事故的主观心理状态。间接故意与过于自信过失的区别，前者在意志因素上表现为“放任”，即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某种危险社会的结果，但对该结果的发生持“容忍”的、听之任之的、既不积极追求也不设法避免的心理态度；后者是轻信能够避免即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某种危害社会的结果，但根据相信自己能够避免该结果的发生，过高地估计了避免结果发生的根据的作用。据此，过于自信过失的成立，需以“根据”的客观存在为前提，若该赖以轻信的“根据”不是客观的，而是行为人臆想的，则此时行为人的主观意志因素就不是“轻信能够避免”，而是“放任”。

由此观之，“醉驾”既不是过于自信的过失，也不是疏忽大意的过失，而应定性为故意犯罪。

2、本罪属于危险犯、行为犯

本罪的客观方面是：醉驾行为对公共交通安全的危险性。如果醉驾行为不是发生在道路等公共场所上，则可以排除本罪。

本罪属于行为犯：只要酒后经检测身体酒精含量到达某一标准而驾车即构成既遂。驾驶车辆应当解释为控制车辆并使车辆发生空间移动的行为。根据我们的理解：在行为人已经启动车辆而未发生车辆移动情况下被人制止的不构成本罪，因此亦不成立本罪的未遂。

对于醉驾的判断应坚持客观标准：即经过检测，行为人身体酒精含量达到一定客观标准，即使行为人十分清醒，亦应成立“醉”驾。

3、“醉驾”与“情节显著轻微”的思考

我国刑法第十三条但书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犯罪”。

我国刑法总则还有其他排除犯罪的事由规定，如紧急避险、正当防卫等等。前述规定是刑法总则的规定，危险驾驶罪是刑法分则的规定。根据刑法理论和刑法本身的结构安排，总则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共通规定，分组原则上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具体或特别规定，总则指导分则。故，这些规定同样适用于醉驾的犯罪问题。

“醉驾”是否一律入刑？我们假设了如下可供讨论的情况：

如果一个人在空无一人的荒岛或者沙漠上的道路上醉驾是否构成本罪？某一警察假日饮酒后突遇犯罪行为，断然决定驾车阻止的，是否构成本罪？我认为：醉驾是否一律入刑（定罪）应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从具体案件的特殊情况出发作出分析认定，而非一刀切。

三、“醉驾入刑”引发的对现行刑事审判制度的思考

目前现行刑事制度解决执行醉驾入刑问题势必陷入窘境。

本罪属于公诉案件。按照现行刑事诉讼程序，公诉案件必经过公安机关侦查、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和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三道工序。我国采取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审前羁押的制度，如果醉驾者不具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条件的，必须对其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如果出现司法力量不足或者大量醉驾案件涌入法院的情况，导则判决可能会迟延，有可能出现到判决下达时行为人实际被羁押的期限早已超过判处的刑期的尴尬局面。况且，考虑到司法资源的稀缺，对一般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严重后果的醉驾，启动公诉程序，无疑是拿大炮打蚊子。

酒后驾车危险并做出法律上的否定评价已为现代文明社会公认，但醉驾入刑在我国有点滞后，且对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提出了挑战：现行刑事制度制度不经改革和重新构建，解决不了醉驾入刑的执行问题。

我们的担心也许没有必要，但即使不出现司法力量不足或者大量醉驾案件涌入法院的情形，依照现有简易程序审理醉驾犯罪仍有诸多不便：如果当事人已经认罪，按照现有法律规定，即使适用简易程序，公安机关仍然要向检察机关提出《起诉意见书》将案卷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仍然要撰写《起诉书》并向人民法院出具书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建议书》，在开庭前，人民法院仍然要按照„„如果需要拘留、逮捕行为人，还要有相关呈请、批准手续。所以，适用现有简易程序处理醉驾犯罪案件仍显繁琐。最好的做法是借鉴先进立法，进一步简化刑事

处理程序。

根据学者的介绍，刑事简易程序在世界各国呈现了多样化的趋势，在简易程序的种类的数量上，有的国家只有一种，有的国家有两种、三种，有的国家则多达七种。

四、应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醉驾”行为定罪处罚醉驾行为威胁到或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安全，完全符合该罪的犯罪客体要件的要求。醉驾者实施刑法禁止的危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重大财产全的行为，该行为若尚未造成恶性重大交通事故，则完全符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关于该罪危险犯的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要求；该行为若已造成恶性交通事故，则完全符合刑法第一百一十五条第一款关于该罪实害犯得犯罪客观方面要件的要求。醉驾者明知醉驾会造成恶性交通事故的危险而依然醉驾，从形式上看对危害结果持的是否定（轻信能够避免）的心理态度，因该“轻信”缺乏客观根据而实际上为“放任”，完全符合该罪的主观方面要件（间接故意）的要求。醉驾者在刑法上被拟制为有相应刑事责任能力的罪犯主体（醉酒人犯罪，应负刑事责任），完全符合该罪犯罪主体要件要求。既然醉驾行为完全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全部要件，并不符合其他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则在现有立法框架下，把醉驾行为认定为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完全合法的。把醉驾行为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因能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也是合理的。一是在犯罪客体方面，醉驾行为比一般交通肇事及饮酒驾车对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的威胁要大得多。二是在犯罪客观方面，醉驾行为比一般交通肇事及饮酒驾车可能或实际造成的损害往往要大得多。三是在主观方面，醉驾行为比一般交通肇事及饮酒驾车的主观恶性要大得多。四是在犯罪主体上，驾车者是具有高度注意义务的特殊身份者，醉驾并不能由此减小其刑事责任能力。综合以上醉驾行为各方面情况，应当说醉驾行为具有与投放危险物质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大体相当的罪责刑。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只能以以危险方法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才能实现对醉驾行为的罪责刑相适应。

参考文献：

[1]、刘宪权.处理高危驾车肇事案件的应然标注法学

[2]、高川.严刑峻法惩治酒后驾车[N]文汇报

[3]、于志刚.危险驾驶行为的刑罚评价——以“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行为为视角[J]法学

[4]、徐伟，林艳.酒后驾车行为严重之下仍时有发生专家热议是否增设危险驾驶罪[N].法制日报，2009—09—24

[5]、王清波、黄夏.“酒驾入刑”，时代的呼唤[N].人民公安报，2009—09—25

[6]、劳东燕：《刑事司法政治化的背后》，49~50页

第五篇：检察院对伪证罪问题思考认识

刑事司法活动的核心内容，就是准确地追诉、惩治犯罪，使刑事案件得到正确的认定和处理。其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收集并运用证据的过程：立案侦查、采取强制措施、提起公诉、审理判决等各项活动都离不开证据，并且要求其真实性得到确认。任何伪证都可能导致对案件的错误认定和处理，妨碍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从而使司法机关丧失威信，使法律丧失威力，其社会危害性是严重的。因此笔者认为，正确认识“伪证”并将伪证罪的主体及其目的进行适当扩大，完善刑法关于伪证罪的规定，对于司法实践是不无裨益的。

一、对“伪证”的界定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对所谓“虚伪”的认识。国内外刑法理论对此有三种观点：客观说、主观说和折衷说。客观说认为，只有陈述内容与客观事实不相符合的，才是虚伪的。具体地讲，客观说以陈述的内容是否符合客观真实性为标准，只要陈述内容与客观事实有出入，那么陈述就是虚伪的；而即使陈述人主观上故意作虚伪陈述，但只要不违反客观真实性，没有实际的危害结果，此陈述也被认为是真实的。主观说则认为判断陈述内容是否虚伪，并不决定于陈述内容是否符合客观事实，而决定于陈述者主观上是否将其所经历的事实作准确无误的陈述。如是，则陈述就是真实的，即使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不影响其真实性；反之，如果陈述是违反其经历事实的，即使陈述内容符合客观真实，也是虚伪的。而折衷说则认为，既有主观故意，又违背客观事实的陈述才是虚伪的陈述；主观上有故意，但陈述并未违背客观事实的，应视为真实；主观上没有故意，但陈述违背客观事实的，亦不在虚伪之列。

目前，国内较为通行的是折衷说。但此说的观点颇值得商榷。行为人作伪证必须通过积极作为的方式来进行，如果不作为就是拒不作证，既然并未提供证据，就无所谓“真”、“伪”之分，且陈述违反证人记忆但符合客观事实也只是巧合，而非其本意。所以只要其主观上欲故意作伪，客观上就必须积极地实施一定行为，那么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实施的就应该是“危害行为”。而依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之规定，只要行为人有故意行为，且意图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即可构成本罪。可见，法律强调的是行为人歪曲事实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行为，对是否造成实际危害则并不过问。因此，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伪证罪是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折衷说显然是以是否产生危害结果来认定伪证罪是否成立的，但实际上构成伪证罪的客观要件是危害行为而非危害结果。折衷说虽然顾及了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但在对客观因素的认定上发生了错误，从而偏离了刑法规定的本意，这正是折衷说的失误所在。

而客观说则有失偏颇。如果依其观点，那么无论行为人主观上是何种心理状态，只要其提供的证据与客观事实不符，即成立伪证罪。换言之，过失亦可构成伪证罪，这无异于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准确认定案件事实，较好地保障了司法活动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对证据提供者的约束过于严格，反而使其抵触情绪增加，给司法活动的正常开展带来诸多不便。权衡利弊，这种客观归罪的做法显然有矫枉过正之虞，并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

因此，相比较而言，主观说就显得更为合理了。只要行为人在刑事诉讼中为了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而对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提供不实证据的，即犯有伪证罪，而不论是否造成了他所希望的危害结果。若因客观条件限制而使证人的记忆发生错误，导致其所作证据与客观事实不符，由于其不具备犯罪故意，故不构成伪证罪；如果证人故意作与记忆不符的假证明，即使此证据与客观事实恰巧相符合，仍不能阻却伪证罪的成立。只是由于未造成危害后果，因而可以认为情节比较轻微而已。

二、对其他主体伪证行为的认识及策略

在我国，法定的证据包括如下七种：（1）物证、书证；（2）证人证言；（3）被害人陈述；（4）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供述和辩解；（5）鉴定结论；（6）勘验、检查笔录；（7）视听资料。因此证人、记录人、鉴定人、翻译人、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证据的重要来源，那么这些人就都有作伪证的可能。我国刑法已就前四种人的故意伪证行为规定了伪证罪及其处罚，而对于被害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这几个潜在的伪证行为主体，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凡是伪造证据、隐匿罪证或者毁灭证据的，无论属于何方都必须受法律追究，但刑法却并没有指出对被害人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伪证行为应当如何处理，这显然不利于刑事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

1、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伪证行为进行处治的必要性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而被害人也有如实向司法机关陈述案件事实的义务。同时，依据刑事诉讼证据理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自己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供述和被害人亲历犯罪行

为发生的证言或陈述都属于直接证据，具有较强的证明力，能够单独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是公安司法机关认定案件事实，对案件进行处理的重要依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受外因影响的）被害人为对抗司法机关，随时都有可能以各种手段来妨害正常的司法活动，故意作伪证就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因此，对其进行分析并寻求相应的司法对策是很有意义的。

2、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伪证行为的认识及策略

第一，从作用上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被公安司法机关立案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他对自己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以及如何实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为清楚。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交待、如实供认，就可以全面、详尽地反映出作案的动机、目的以及作案的手段和过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经查证属实，一般可以成为认定案件事实的直接证据；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辩解，则可以提供证实其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或证据线索。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真实口供对办案人员迅速了解案情，全面收集证据，正确认定事实和及时发现新情况等有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的证据所难以比拟的。

虽然在公诉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不承担证明责任，也就是没有义务提出证据证明自己无罪。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因此而享有沉默权，而且由于其供述和辩解的重要性，所以法律上不能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回答问题或故意作虚伪陈述。后者一旦产生影响，其危害性与真实陈述的正面作用同样重大，这正如物理学对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所作的描述：大小相等、方向相反。

第二，从内容上看。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一般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供述，即向公安司法机关承认自己犯有罪行和关于犯罪具体过程、情节的叙述；（2）辩解，即否认自己犯有罪行，或者虽然承认有罪，但对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或应从轻、减轻处罚等情况所作的申辩和解释；（3）对他人共同犯罪事实的检举和揭发。在司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检举揭发他人犯罪的情况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与其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一定的联系，可以作为本案的证据使用，因而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的组成部分；另一种与其本人犯罪的事实无关，则不属于口供而属于证人证言。

第三，从司法对策上看。

众所周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存在着很大的虚假可能性，并易有反复。在大多数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了逃避罪责，总是企图否认和抵赖罪行。所以，虚假的辩解是比较常见的。由于司法机关本来就要对有关案件事实展开调查工作，因此这种虚假辩解并不会对司法活动造成新的影响，故对其另行追究并无太大意义。

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有罪供述或检举揭发时故意作伪，情况就不一样了。我国刑法分别在第六十七条和第六十八条规定了对自首和立功的处理：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以自首论，并可从轻或减轻处罚；犯罪分子有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查证属实的，或者提供重要线索，从而得以侦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那么如果他们提供了虚假的新情况，又应如何处理呢？如前文所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的新情况应属于案件的证据，其有关供述就应该是作证行为。对属于证人证言性质的检举揭发，若有故意作伪，应当可以适用伪证罪进行处理；而对自证其罪的供述或不属证人证言性质的检举揭发，如有故意作伪，刑法则没有作出相应规定。而事实上对于新情况，司法机关总是宁信其有而不信其无的，并且还会据此展开调查，待发现情况不实，则已经使司法成本升高，司法资源遭到浪费。所以这种作伪行为对正常司法活动的妨害是相当大的。

例如，犯罪嫌疑人钱某(某国企负责人)因涉嫌受贿而被拘留，在羁押期间他为了逃避罪责、转移视线，给侦查活动设置障碍，向司法机关作了虚伪供述，言明自己除本案以外还曾收受私企老板李某贿赂十多万元。侦查人员以此为线索开始新一轮调查，在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之后，发现此情况纯属子虚乌有，而钱某则利用这段时间考虑对策，重新加固了思想防线。对此，司法机关一般只是在认定其罪责时，以认罪态度差进行评价，从而达到加重处罚的目的，这就是实践中所谓的“态度刑”。但这种处理方法其实并不合理。在此类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实际上侵害了两种不同的客体：一是案件本身涉及的社会关系，二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所以处理起来应当区分清楚，不能一概而论。

总之，笔者认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故意提供虚假新情况属于伪证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已足以构成犯罪，为维护法律尊严，保障正常的司法活动，应可以对其单独立罪。具体来说，可以在我国刑法第三百零五条之中增加一款内容，明确规定第二类伪证罪。本罪的主体方面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观罪过方面为直接故意；客观行为方面为作出了虚假的供述，即提供了虚假的新情况；而目的方面则可概括为妨碍司法公正，不必局限于陷害他人或隐匿罪证。

3、对被害人伪证行为的认识及策略

第一，对被害人虚伪陈述的认识

被害人陈述，是指被害人就自己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事实和所了解的犯罪分子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刑事诉讼开始之前的被害人陈述，是公安司法机关立案的根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之中的被害人陈述，则是重要的证据来源。由于被害人是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对象，因此一般对案件事实了解得比较详细、具体，特别是在强奸、流氓、伤害、诈骗等案件中，被害人与犯罪分子大都有过直接的接触。他们不仅了解犯罪的时间、地点、手段、过程、后果，而且还了解犯罪分子本人的许多具体情况，有时甚至可以明确告发或指认谁是犯罪人。因此，被害人陈述对于公安司法机关判断案件性质、确定侦查方向和重点，收集核实其他证据，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而要认清被害人虚假陈述的性质，首先应该明确伪证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1）侵害的客体不同。前者主要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后者主要是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2）犯罪时间不同。伪证行为发生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诬告陷害行为则发生在立案侦查前，是引起案件立案侦查的原因。（3）作伪内容不同。前者是在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上作伪；后者则捏造整个的犯罪事实。（4）犯罪主体不同。前者是特殊主体，后者则为一般主体。（5）行为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既可以是陷害他人，也可以是包庇罪犯；后者的目的则只能是陷害他人。如果被害人故意捏造事实、意图陷害他人，使他人受到刑事处分的，并且属于刑事诉讼前的陈述，一经查出，可依法追究其诬告陷害罪之责；如果是在刑事诉讼中，受外因的影响，或被威逼利诱、或出于与犯罪分子的特殊关系、抑或是为了报复、泄愤等等，而有意将案件事实缩小或夸大，将情节减轻或加重，由于此时刑事诉讼已经启动，所以此类行为应属于故意作伪证。被害人的这些虚伪陈述都有可能导致案件性质发生改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生错误等严重后果，这对于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有着相当大的妨害，而我国刑法对此也没有加以规制。

第二，具体认定及司法对策

笔者认为，被害人伪证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已足以构成犯罪，可以纳入第二类伪证罪的范畴：其主观罪过方面是直接故意；客观行为方面是作虚伪陈述；行为目的是意图妨碍司法公正（因为被害人也可能出于加重打击犯罪者的目的而故意夸大事实，并不一定是为包庇罪犯）。应该看到的是，被害人由于受犯罪分子侵害，其正常法律权益已遭到损失，如果不是出于外因的影响，一般不会有意作伪证。因此，认定这类行为的关键在于对导致行为产生的外因的分析。

（1）因受暴力胁迫或与犯罪嫌疑人有特殊关系而作伪证。例如在一起故意伤害案中的受害人王某（退休干部），在犯罪嫌疑人陈某（无业青年）被拘留期间，因事有凑巧，得悉陈某竟为自己一位老战友之独子。考虑到老战友年老体衰需人照顾，王某在法庭上改变证词，将被陈某殴打致肋骨骨折的情况说成是自己不小心摔伤，而只承认其他一些轻微外伤是由于陈某的伤害造成，后经重新鉴定发现王某作了伪证。虽然王某的行为妨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但他也已为此付出代价，牺牲了受损权益得到完全救济的机会。因此对于这种情况，可以考虑从轻处罚，受暴力胁迫而作伪证亦同此理。

（2）因被贿买而作伪证。如强奸案件中的受害者由于收受犯罪分子或其亲友的财物而与其串通，在接受司法机关再次询问时，将原先所作的被强奸的陈述改为是与其通奸，以致检察机关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最后因为种种原因而不了了之。属于这种情况的不应得到从轻处罚：一方面，其受损权益已经得到对方钱物的对价性补偿，从轻处罚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其行为侵害了正常的司法活动，从维护司法公正的角度出发，应予正常处治。

（3）为报复、泄愤而作伪证。例如，某公司采购员方某因在被欺骗的情况下与周某（自称某公司供销人员）签订了购销合同并同时支付了首期款。不久，周某携款潜逃，以致方某的公司损失数万元。后周某虽被抓获，但货款已无法追回，方某因工作失误而被解职。方某为报复周某，在向司法机关第二次陈述时，将涉案金额夸大为十万元，希望以此使周某被从重处罚。这种伪证行为在妨害司法机关正常活动的同时又侵害了周某的正当权益，故不宜从轻处罚。

三、国内外关于伪证罪规定的不同点

当今世界各国刑法几乎都有关于伪证罪的规定，与我国相比较，存在着诸多的不同点，并且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主体方面，泰国刑法、印度1953年刑法和法国1810年刑法对伪证罪的主体均不加限制，即为一般主体；在主观方面，有些国家的刑法没有写明罪过形式是故意还是过失，如法国、西班牙、日本、朝鲜等，保加利亚1915年刑法甚至明文规定了过失伪证罪；在客观方面，很多国家强调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在陈述之前或之后需要依法宣誓，保证真实陈述或保证所作陈述是真实的；关于伪证罪发生的诉讼阶段的规定也不仅仅局限于在刑事诉讼中；另外，许多国家的刑法都未规定伪证须是对案件的重要情节，更有甚者，瑞士刑法第307条第三款规定：“虚伪陈述与法官判决之事无关者，处三个月以下轻惩役”；在量刑方面，各国都相对较重：日本、美国为10年以下，泰国为7年以下并有罚金刑，法国为5年以上10年以下，加拿大则为14年以下。总之，外国刑法对伪证罪的规定在适用范围上、打击面上和处罚程度上都超过了我国。

综上所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都可以而且应当成为伪证罪的主体，而伪证罪的是否成立应以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作伪之故意并且是否意图妨碍司法公正为标准。随着经济和科技的发展，违法犯罪的形式、手段等具体情况也日趋复杂，立法机关也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进一步完善关于伪证罪的规定，将其内涵与外延均作适当扩大，以加强打击的广度和力度，从而更好地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保障司法活动的正常进行并促进国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和司法资源的优化使用，为加快经济发展的步伐发挥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