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考试申论热点：如何看待“当经济作物不再“经济””问题(政公教育)

第一篇：2015年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考试申论热点：如何看待“当经济作物不再“经济””问题(政公教育)

时事评论背景：

下个月，新的棉花年度就要开始了。连续实施了3年的棉花临时收储政策今年不再继续，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正式启动。今年棉花市场情况会怎样，各方都在关注。这几天，跟山东的几个通讯员通电话，聊起棉花种植情况，他们都反映近几年他们那里的植棉面积在不断下降。这种情况似乎不是个案。资料显示，近年来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棉田面积的确呈缩减趋势。为啥会这样？农民的感受最真切。他们说，棉花虽然是经济作物，但已经不太“经济”了。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当经济作物不再“经济””问题

首先，劳动投入已不“经济”。现在种其他粮食作物，从播种到收割，基本已经可以实现全程机械化了。农民会算账，自己真正在田里劳作的时间，顶多不超过一个星期。但是种棉花不行，棉花生产周期长、环节多、机械化水平低。打棉杈，掐边心，杀棉虫，拾棉花，就连地都要耕上好几遍，里里外外至少要干一个月。就拿采摘环节为例，数据显示全世界大约有30%的棉花是由机器采摘的，而我国的机采率在2012年时只有8.2%左右。在农业生产机会成本不断升高的背景下，让农民把大量劳动投入到棉花生产中，显然不太合算。

其次，种植收益已不“经济”。同样一块地，种棉花只能种一季，种粮食可以种小麦和玉米两季，种蔬果可以种多季。虽然如今的棉花价格依然较粮食价格要高，但由于小麦最低收购价连年提高，农民对于粮棉比价已经很难像过去那样满意。来自山东的数据，去年该省皮棉单产为65公斤/亩。按照已经发布的2014年棉花目标价格19800元/吨计算，每亩地收入约为1200多元。这基本和种两季粮食收入相当，与种蔬果的收入差距很大，和外出打工收入相距更远。收益与预期不符，棉农的种植热情如何提高？

当投入和产出环节都不能令人满意时，这也就难怪为啥农民觉得种棉花“不经济”了。当经济作物不再“经济”，也就难怪种植面积会下降了。

棉花生产面临的难题警醒着我们，粮食生产要谨防这种“不经济”的情况出现。近年来，粮食生产高投入、高成本的趋势日益明显，种粮比较效益低的局面短期内很难改变。与此同时，农民从事非农劳动的收入大幅上升，来自非农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来自农业的收入增速，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厌农”“弃农”，即便选择务农，生产非粮化的倾向也较为严重。

保障粮食安全，离不开农民种粮务农的积极性。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核心在于让农民种粮有利可图。保证农民种粮收益，一要补，二要扶。今后，一方面要在继续扩大补贴总量的同时，探索形成农业补贴同粮食生产挂钩机制，保证多种粮者多得补贴，保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完善粮食价格形成机制，让粮价保持在合理水平，通过价格支持保证农民增产增收。眼下看，正如转变生产方式、提高机械化程度、降低生产成本是棉农的现实选择一样，种粮农民也应如此才能保证投入和产出更加经济划算。

第二篇：政公教育申论热点分析

时事评论背景：

8月15日，日本内阁部分成员再度参拜靖国神社，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

时事评论观点：如何看待“日本内阁参拜靖国神社”问题

靖国神社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重要象征。如何对待靖国神社问题，反映了日本政治人物对昔日侵略战争的认识。曲线拜鬼、纵容阁僚拜鬼，实质就是以错误的历史观影响视听，愚蠢地针对大是大非问题做些手脚。当然，这是根本不可能蒙混过关的，不可能躲过东亚邻国和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倒行逆施，小动作不断，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的意图昭然若揭。增加国防预算、扩充军备、松绑集体自卫权、架空和平宪法„„一系列重温军国主义旧梦的举动，把日本国内的政治环境搅得乌烟瘴气，对地区安全稳定形成了威胁。

错误行动，绝不会因为被顽固重复多次而改变错误的性质，日本也绝不会因安倍政府的顽固右倾化而真正强大起来。冲撞公理的挑衅，就是在丑化日本的国际形象，拿日本的前途命运冒险，从根本上损害日本的国家利益。

确实到了正义之声必须在日本强大起来的时候，否则日本自己只能陷入无尽的苦恼之中。在东京明治大学教授“东亚关系论”课程的学者近藤大介近来研究学生的习作而得出结论：“如今的日本年轻人，正在为日本与邻国关系恶化的现状，发自内心地苦恼不已。”安倍内阁强行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这位学者进一步观察到，“当发现原来只在历史教科书上看到过的‘战争’变得‘近在咫尺’时，班上的孩子们打心眼里慌了”。近来安倍政府民意支持率下降的事实，就说明了问题。

英国历史学家肯尼斯·韩歇尔曾警示，日本如果不能充分理解过去，不能诚恳承认过去的罪行，迈向未来的脚步将受阻碍，因为经济成就获得的尊敬将继续被负面的保留所抵消。日本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日本若想真正赢得亚洲邻国的信任，历史问题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关。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明确指出：“日本作为亚洲一员，不管从地缘政治上还是从历史上来看，都与亚洲各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日本必须要与亚洲各国构建可以信赖的牢固基础。”

浩大的和平声浪已在日本民众中激荡而起，右翼政客一系列“政治秀”也该收场了。否则，他们还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证明自己同昔日血债累累的军国主义存在界限？非常明确的是，日本政府如果执意选择与日本国内、亚洲乃至国际社会的正义力量对抗到底，那就等于锁定了失败的结局。

第三篇：2015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考试热点：“事业单位入社保”是一个好的开始(政公教育)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已经2014年2月26日国务院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4年7月1日起施行。其中，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参加社保、一年累计矿工超30工作日可解聘、面向社会公开招聘、需订阅聘用合同等内容引发社会广泛关注。(5月15日新华网)

单就人事管理制度层面，《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的出台，算是一种填空补白。但是，熟悉事业单位管理模式的人，都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些管理规范的地方，很多事业单位都已经这样做了多年。比如，签订聘用合同，再比如，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个人事管理条例中看到一些让人欣慰的“新料”。

最能够吸引人的“新料”，笔者认为，是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要参加社保。长期以来，事业单位与行政单位都在养老方面“独树一帜”，拥有一些特权，不参加社保，由公共财政买单，造成的结果是，公共财政的负担加重，事业单位退休人员比企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待遇高不少，这长期被社会所诟病。也是实实在在的社会不公。今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将参加社保的规定，是剔除特权、维护社会公平的表现。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加入社保，是一个好的开始。虽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事业单位人员从什么时候开始加入社保，一些地方的公共财政是不是能够支撑这样的改革，但这样的态度至少是公允的负责的。除此之外，事业单位人员建设绩效工资制度、公开招聘制度也都会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的用人习惯，对于“萝卜招聘”以及暗流涌动的“接班制度”，都可能会有一些约束。

但是，这一条例距离公众期待的事业单位用人规范，似乎还有一定差距，还有诸多问题需要解答。首先，事业单位现在适用人事管理制度，是向行政部门看齐，而并没有适用于《劳动合同法》，对于正在改革的事业单位而言，究竟是利是害，似乎很难说清。至少，这会形成一个矛盾：身份确立为“铁饭碗”的事业单位人员，却在社保问题与企业人员等同。再者，事业单位改革已然“在路上”，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精神，一些单位可能要改为行政部门，一些单位可能要改制为企业，那么，在改革过程中，工作人员的身份又当如何转换?

根本的问题，仍然是权力监督的问题。许多事业单位，拥有公共权力，这个公共权力得不到监督，也会出现贪污腐败;许多事业单位也拥有独立的招聘权力，即便面向社会公共招聘，也很难完全避免“因人设岗”的现象发生。可以肯定，如果事业单位的权力仍然无法得到有效的监督，政企不分、管办不分、行政化严重，则这个人事管理条例很可能会被现实架空。

第四篇：2015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考试热点：自由携号转网才能激活电信竞争(政公教育)

新京报社论

携号转网的实质，在于赋予消费者更大的选择权，使消费者可以低成本地“用脚投票”;这项改革不一定会改变当前的电信格局，但会倒逼各家运营商提升服务，让利于消费者。

近日，海南省正式向用户提供双向号码携转业务实验，除个别号段外，海南电信、海南移动、海南联通移动网用户均可自由携号转到海南省本地其他运营商网络。

今年以来，国家关于促进电信竞争的动作频频，先是发展一批民营的虚拟运营商，后来又宣布所有电信业务资费均实行市场调节价。不过，对于这两项措施能否促进电信竞争，降低资费，业内并不看好。

以虚拟运营商为例，不过是从三大运营商批发语音和上网流量，然后再转卖给消费者，所以虚拟运营商所能带来的竞争很有限，从目前各虚拟运营商公布的资费水平来看，与三大运营商相比并无多少优势。“电信资费市场调节”同样如此，由于三大运营商目前利益格局基本固化，谁都不会轻易发起价格战，带来两败俱伤的结局。

其实，从国际经验看，促进电信竞争，降低资费最有力武器，是放开携号转网。此前有调查表明，超过7成的用户表示即使不满意运营商的服务也不愿换。携号转网的实质，在于赋予消费者更大的选择权，使消费者可以低成本地“用脚投票”;这项改革不一定会改变当前的电信格局，但会倒逼各家运营商提升服务，让利于消费者。这一点，从国外经验就可得到佐证：英国实施携号转网后，每月签约电话资费指数下降3%，包括预付费业务在内的所有移动电话资费指数下降近5%;美国携号转网之后，运营商T-Mobile也下调了某业务套餐的价格，调整幅度高达33%。

正因为携号转网直接冲击现有的市场格局和利益格局，蚕食运营商的蛋糕。运营商对于携号转网的积极性并不高。此前，携号转网喊了很多年，但迟迟难以推开，即便个别试点携号转网的地区，均是单向转网，形式大于意义。而且即便如此，为了留住现有客户，运营商客观上会设置各种条件阻碍转网。比如享受优惠套餐的无法转网等等。

电信消费，是拉动内需的一大利器，从电信业实现市场决定的目标看，携号转网的改革步骤需要进一步加快。2010年天津已经启动了携号双向转网，直到2014年才开始海南携号双向转网;2010年两个地区试点，2014年才拓展到五个地区。这个速度明显偏慢。在总结天津和海南试点基础上，明年应在更多地方全面推开。

另一方面，携号双向转网也需要迈向全面自由。以这次海南放开携号双向转网为例，170、157和188号段的用户暂不参与号码携带业务。把特定号段排斥在携号转网之外，可能是出于对个别运营商的保护，但它伤害的却是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

携号转网不仅给消费者实惠，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运营商也是好事。因为只有在竞争的压力下，运营商才会不断去改善公司治理，压缩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如此将能大大提升各个运营商的竞争力。由此可见，无障碍的携号转网带来的，最终将是双赢格局。

第五篇：2015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考试热点：官员“记者”为何不能见容于当地官场(政公教育)

从为民请命写报道，到选择“缴械”沉默，再到在江永“违规进人案”中被逼着发声，熊国剑的遭际，折射出当地官场劣币文化之弊。

熊国剑在湖南江永曾以仗义执言闻名，作为官员的他，年轻时曾写过多篇为民请命的新闻报道。在那之后，但凡江永有负面新闻发生，民间和官方总认为是熊国剑干的。在2003年后，成为交通局副局长的熊国剑却一改往日刺头形象，再未写过一个字的批评报道。但他不久前因江永“违规进人案”被再次“逼上梁山”。当地许多人猜测，是熊国剑引爆此事。虽然自己并非那个举报人，但为“保护自己”，他选择了尽可能将此事公开。

如果像马丁·路德·金所说，“历史会记录在这个社会转型期，最大的悲剧不是坏人的嚣张，而是好人的过度沉默。”那历史也必将记录，一个不愿过度沉默者的遭际。不论是屡屡陷入“自证清白”的尴尬，还是因得罪官场而感到的害怕，熊国剑的经历，展示的正是他作为“体制内不良现象反对者”的艰辛与苦涩。

我们看到，再次被“逼上梁山”的结果，是熊国剑在江永的处境越发艰难。他受访时就说，“我真的压力很大，最痛苦的是精神上的孤独。”这发人深省：一种不愿意“沉默”的选择，为何只剩下旷野呐喊式的悲壮?

这样一个官员“记者”的艰涩经历，正是当地官场的现实镜像。它让我们看到，一些“庸常的恶”如何在无形间形成利益共同体，并使得“恶”成为可以接受的潜规则，而与之相对的善则成众矢之的。据了解，在江永官场，不少人对因“违规进人案”而被查处的官员充满同情;在此案最初被举报时，违规案件本身没成为焦点，江永官场却一致聚焦于“谁是举报者”这个问题上。这导致江永官场暗流涌动，也使得几个怀疑对象苦恼不已，纷纷借机表明清白。

仅从这场追查“内鬼”行动来看，不难发现这地方的官场文化有着怎样的价值错乱。熊国剑不可能成为这种官场文化当中的英雄，只能成为“异类”。如果说，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使得年轻的熊国剑一度仗义执言，那也同样是这样一种现实，使得他数年间选择“缴械”沉默，更是这样的一种现象，最终逼得他不再沉默。

作为官员“记者”的熊国剑的确是一个样本，让人可一窥某种劣币文化的积弊。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这种不良现象太普遍了、太严重了，好像不良现象就变成了体制。其实体制内还是有不少好人，只是好人都沉默了。”或许有人会说，熊国剑在当地官场感到的孤独，是一种局限，因为他还有舆论支持。但这不免失之矫情。要知道，使熊国剑沦为异类的畸形环境，恰恰是一种负能量的自我强化。

而要避免让不良现象嵌入一些地方官场规则内部，要让熊国剑们不复成异类，关键在于行政治理要重新找到与民众利益相同的共同体，找到法治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