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定性

第一篇：程序对社会主义法制的决定性

实体上的正义是抽象的、不易把握的，程序是具体的、容易把握的，实体上的正义只有通过具体的程序才能得到实现和保障。作为许多程序的组合构成的制度，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正义，取决于构成这一制度运行基础的程序。因此，程序是检验正义的标准。

这里的程序概念是广义的，包括法律上的程序以及以其他形式确立起来的对社会运行具有约束力的程序。包括被法律规范的程序和各种规章制度规范的程序。包括被明确宣示的程序和在实际上起着作用的虽然没有明示但被大家所认可的程序。包括约束立法、司法、行政等国家权力运行的程序，约束舆论工具运行的程序。程序对实现正义的作用日益受到重视，以至于在法学上提出了程序正义的概念，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抽象的实体正义的概念。

法律分为实体法和程序法，实体法规定了立法者所宣扬的价值取向，也就是立法者宣扬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非正义，程序法则规定了实现正义的方法，是立法者制定的对实体正义的保障措施。实体法所宣扬的正义是否能实现取决于程序法是否对它提供了相应的保障，没有程序法保障的正义只能是镜花水月。判断一个法律制度正义性的标准是程序法而不是实体法，如果实体法赋予人们权利而程序法没有提供实现这一权利的途径，那么这是一个不能实现正义的法，它所宣扬的正义是虚假的。程序是正义的载体，没有程序就无法实现正义，正义只有通过程序才能得以实现，没有程序保障的正义不是真实的正义。

程序和实体何者更重要？有人认为，没有实体上的正义就无所谓保障实体正义的程序，毫无疑问实体是最重要的。还有人认为，二者就像鸡生蛋，蛋生鸡一样，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不能划分先后次序。应当说，后一种观点更有道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是在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同发展、共同完善的。但是在现实中，由于程序正义的发展水平往往滞后于实体正义，程序正义的发展水平往往决定了一个社会制度所能达到的民主程度，一个社会的民主程度往往表现为程序正义的发展程度。所以从实践来看，程序的重要性常常要大于实体。

中国的传统观念把实体的正义放在首位，而并不看重程序正义的价值。但由于人们心中通常都有自己对实体正义的标准，而人们对实体正义的看法在总体上往往没有大的差别，所以可以说建立正义的过程主要是建立实现正义的程序的过程，是建设程序正义的过程。因此，轻视程序就是轻视正义本身，所谓的“重实体，轻程序”的实质是对正义本身的轻视。在这个意义上，程序和实体上的正义是一体的。就如英美法国家，只是重视程序法的建设，很少关心实体法，在法律的很多方面都没有实体上的规定，但是对民众利益的保障却超越了偏重实体法建设的大陆法系国家，尽管大陆法系国家并不轻视程序法的建设。

程序不仅是保障正义实现的途径，它还是衡量正义的标准，通过对客观具体的程序的研究可以知道在一个社会能够实现多大程度上的正义。程序就像一杆秤，通过对程序的研究能够衡量正义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现，保障程序正义就像制造一杆精密准确的秤，确立起衡量实体正义的标准。没有程序正义，我们就无法衡量实体正义，也就无所谓实体正义。没有标准会造成人们对周围世界的怀疑，没有程序的衡量人们也无法确定身边表面上的正义是否是真正的正义。

在中国，最缺乏的是程序正义，最被忽视的是程序正义，最迫切需要的也是程序正义。我们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有人民民主专政的共产主义制度，但这一先进的实体上的正义思想和制度却缺乏必要的程序来保障。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许多缺陷，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知道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应当拥有高度的民主，但在现实社会中理想却离我们那样遥远。这是因为我们没有一套保障它得以实现的程序。应当说，我们在实体正义上超越了资本主义，但在程序正义上却还落后于资本主义，理想和现实在这里脱节。就像构成木桶的一块短木板一样，程序上的缺陷使社会主义的现实远远达不到理论上的发达程度。程序和实体的关系是表里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哪一方面的偏废都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已经为中国确立了高度的实体正义，我们接下来要着重发展的是程序正义的建设。“重实体，轻程序”是对我们工作判断上的失误，社会主义按照这种错误的思路畸形发展下去，最终会使人们对实体上的正义也失去信心，给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严重的阻碍。

在程序与实体关系角度上我们谈谈中国的宪法权利问题。中国的宪法在人民的权利方面规定的是比较全面和完善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普通民众的权利却常常难以得到保障。宪法所规定的权利在很多人眼里都没有被看作是真实的权利，比如说平等权，比如说受教育权，比如说人身自由，等等。从受教育权的宪法诉讼，到孙志刚案，或者乙肝歧视案，这些事件都是侵犯人民宪法权利的事例，但是由于在程序上没有建立宪法诉讼的制度，这类事件发生后，权利受侵害者无法通过一条正常、有效的途径去保护自己的权利。只是在其中的一些事件被媒体披露得到社会广泛重视后才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或者说在权力的干预下得到解决，而更多的被侵犯宪法权利的人依然无法保障自己的权利。缺乏程序保障的宪法无法成为人民保障自己利益的武器，依据宪法建立起来的人民的权利也就成为没有保障的权利。

在程序上要保障人们对任何侵犯自己利益的行为有提起诉讼的权利，而不应在不必要的方面限制人们的诉讼权，这是在法治社会保障正义得以实现的基本要求。对于任何法律上规定的权利，人们都可以通过诉讼要求得到保障，这才能够使法律所规定的权利成为真实的权利。我们知道，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一切法律的本源，一切违反宪

第二篇：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表述不仅明确了未来全面改革的关键所在，更对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重新定调。

全会明确，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同时，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与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相比，此次市场作用的表述调整为“决定性”。业内专家普遍认为，这一转变是此次全会的最大亮点。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表明党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又前进了一大步，是市场与政府关系的一次重大理论突破。明确了我国未来毫不动摇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同时打消了外界对未来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

回顾35年改革开放历程，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十二大提出，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四大明确提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逐步明晰。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共提到22次“市场”和59次“改革”，是历届三中全会中提到“改革”二字次数最多的一次。

同时，在改革顶层设计方面，此次中央决定增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两大机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主任王占阳认为，继上世纪80年代成立体改委之后，现在重新确立关于改革的专门机构，并建立在中央最高层，是一个信号，说明改革不止是说说而已，也是大家多年呼吁和期盼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公报中对新一轮改革还给出了时间表。全会要求，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的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在王军看来，这次提出明确的改革时间节点表明了政府改革的决心，未来市场、国企、财税、生态等方面改革都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而且2020年临近建党100周年，在那时完成改革任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目前只公告明确了一些领域的改革方向，下一步将逐渐公布改革具体内容，值得拭目以待。

第三篇：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党十七大报告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写入党的纲领性文件，是党的十五大在提出“依法治国”之后，民主法治建设领域的具有战略号召力的新概念。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和践行，意味着法治文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理念，将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和价值取向。同时也给新时期法治建设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新目标。

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就是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和现代法治思想内涵真正地深植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内化为个人的心理意识和言论行为，全面落实到立法、行政、司法、法律监督、公民行为和党对法治建设领导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上，从而协调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全面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和谐。

立法、执法、司法机关是法治建设的主要实践者，在法治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治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无论是法律权威的树立、法律情感的培养还是法律能力的提高，主要来自于法治实践。事实证明，如果一边进行普法宣传教育，要求学法守法，树立法律的权威，一边却在不断发生执法、司法人员执法违法，徇私枉法、假公济私，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必将会大大削弱公民对法律的尊重，助长蔑视法律情结的形成。当前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增多，一方面是因为执法中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现象的存在，另一方面是公民无法通过诉讼等正常途径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导致一部分公民选择了通过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来制造事端，扩大影响，以引起相关领导或部门的重视，从而得以解决。相反，如果执法、司法人员严格、公正地执行法律，切实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良好秩序，公民就会切身体验到法治的价值，从而激发公民对法治产生现实的渴望和需求，促使公民参与意识与主体意识不断增强。为此，必须加强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的教育和监督。通过教育，使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的人员牢固树立法治理念，真正做到立法为民、执法为民、司法为民，做到服务大局、服务全局，最大限度地保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立法机关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通过完善立法程序，增加立法透明度，给人民群众知情权，来提高立法质量。同时，随着形势发展，要及时对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进行清理，将法律法规中个别条款已经不适用或者与上位法冲突，法律法规本身仍需执行的，要及时进行修改；对与上位法完全冲突或者已经不适用的法律法规要及时废止，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国家和地方法律体系，使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政府要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在行政管理中，要明确政府职能、管理规则，保证行政管理权力运作是透明、高效、便民的。能够严格依法行政，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管理好社会事务。坚决杜绝执法违法，徇私枉法、假公济私，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情况发生。司法部门要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促进司法公正。要完善司法救助制度，让经济确有困难的群众打得起官司，确保有理有据的当事人能够赢得官司，让打赢官司且具备执行条件的当事人及时实现权益，从而维护司法权威、维护国家法律权威。总之，要加强对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的教育和监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通过示范公权力的依法运行，创造法治氛围，营造法治环境。民是法治建设最广泛的参与者和推进者，在法治建设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普法教育，培育公民积极的法治意识。法治精神作为一种法律观念体系，其形成必须依赖于系统的理论灌输。普法教育作为理论灌输的重要途径，对于培育、弘扬法治精神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在目前的普法教育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偏重法律条文的灌输，二是单纯的法制宣传。

现代法治国家、法律、法规越来越完备，数量也越来越多，总量非常之大，就算是专业的法律人员，也很难将所有的法律法规悉数记住，更别说是老百姓。因此，普“法”普的不仅仅是具体的法律、法规条文，而要更重视普及法治精神、法治观念和法治文化。其价值在于倡导法治精神，以确认法律的权威性和至上性，确认社会运行主要靠法律制度来规范与调节、培植法律信仰为核心，因此，要把法治精神作为现代民族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公民形成“法律至上”的态度和意识，自觉学法、知法、守法、用法，增强法治观念，以造就大批具有良好法律素质的公民。引导公民自觉学法、知法、守法相对如何引导公民用法来说难度要大得多，而市政法委自2006年起组织全市政法机关开展的“证据维权”宣传教育活动，无疑是一个良好的方法和途径。通过对社会公众宣传证据意识，宣传有关证据搜集、证据固定、证据形式、证据运用、证据证明等证据制度的有关法律知识，宣传程序公正与法律真实的重要意义，使当事人明白如何正确看待证据并运用证据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要加强和改进普法教育工作。一是普法教育要根据当前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人们思想观念等深刻变化的新情况，积极推进法律进机关、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单位。积极探索和创新普法教育的形式，构建新闻媒体、信息网络与声像、文字相结合的法律传播体系，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和网络等媒体在普法教育方面的辐射作用，加大覆盖面和渗透力。二是要从培育公民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理念为目标，促进公民意识的普遍树立，全体公民崇尚法治权威、依法办事习惯的真正形成，从而为培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提供良好的土壤。在教育中要更多地强调“权利”、“民主”等观念，最大程度地满足公民对秩序、安全、平等、正义、幸福等法治精神价值的需要，使普法教育贴近公民的生活，融入公民的内在性需要。使普通公民真正感到法律是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帮助与指南，进而塑造公民积极的法治精神。建设法治社会的资本

正如建设企业需要资本一样，建设法治社会也需要资本，这个资本就是社会成员素质的普遍提高，包括国家公务员法治意识的增强和市民社会公民意识的树立。缺少这个资本，要建成法治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

首先，有了这个社会资本，才能建立完善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众所周知，法治社会的前提之一，就是要有一整套规范重要社会关系的法的体系，尤其是调整国家机关执政行为关系的法律。没有这样的法律体系，法治社会也就无从谈起。没有法律体系的法治社会，就如同没有根的大树一样不可思议。而要制定出反映社会本质和发展逻辑的法律，就需要高素质的人。不仅立法者的素质必须是优秀的，他们能够高瞻远瞩、胸怀全局，顺应人民的呼声，满足人民的要求。这样才能避免狭隘的局部利益意识作祟，杜绝部门立法，导致法的规范蜕变成谋取少数人利益的工具的不良现象发生。而且，公民的素质也是良好的，他们不只是埋头于自己手头的工作，只会关心眼前的利益，而是能够从国家的整体利益和民族的未来出发，关心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提出自己的观点。唯有在这样的基础上，一切需要法律来加以调整的社会关系，才能在民众的一致努力下，较快地上升到国家的意志，集中在普遍的规范之中。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还能够及时地修正法律，有效的克服法律滞后性的弊端。缺少这样的社会资本，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能够有反映正义的良法体系出现。

其次，有了这样的社会资本，才能打造法治政府。这里的政府是从广义上说的，指的是一切接受人民的授权从事公共事务的国家机关。法治的关键并不在于老百姓遵守法律，而是政府严格依法执政。政府拥有多少权力，这些权力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的程序，都是由宪法和法律加以严格规定的。否则，政府想作什么就作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无论其出于何种动机，有的不乏相当善良，也就毫无法治可言了。而政府从来就不能抽象存在的，是由担任公务员的自然人组成的。因此，这些人员的素质如何，直接关系到政府的法治建设，从而关系到整个社会的法治构建。只有国家公务员都具有强烈的法治意识，信法为上，高度自觉地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无论在处理实体性问题的时候，还是在办理公务的过程中，都能始终遵守法律，讲好法律用好法律。从不缺位，也不越位，更不滥权，杜绝以权谋私，一切在法的规范内行事。唯有如此，才能促进法治政府的建设，达到推进法治社会构建的目的。相反，倘若在一个国家里，政府公务员特权意识严重，信奉权大于法的封建落后意识，以为法律是治民的，而非治权的，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以势欺民，就压根儿别想建设什么法治社会了。

第三，有了这样的社会资本，才能为法治社会建设打下扎实的群众基础。任何一项社会事业，都是人民大众的事业，而不是少数几个人奋斗就能够孤立完成的。尽管社会分工将人们相对固定在不同的岗位上，但是，正是有了这样的职责分担，才有力地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作为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质量的法治社会建设，则更是所有社会成员的伟大事业。唯有大众的积极主动地普遍参与，法治社会才能建设成功。人民群众的守法，是法律得以实现的主要表现。法律的生命，根植于大众对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高度自觉地维护。政府对民间违法的处理，毕竟只是个别现象。假如，当政府面对的是十分普遍的违法现象的时候，政府的职能也就难以履行了。同时，政府的执法行为也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的依法监督。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于民，必须用之于民。政府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不仅需要高素质的政府组成人员的自觉行为，更需要来自于外部的强有力的监督。作为国家的主人，要行使好这个权利，自然就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是一个现代的文明人。没有相关的管理社会的科学知识，有效的监督是不会很多的。可见，高素质的法治群众，是构建法治社会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

有鉴于此，中国很需要一次法治意识强化的思想教育运动，以积累法治社会建设的雄厚资本。不然的话，法治社会的构建必将步履维艰，理想的法治国家也不可能成为现实。有人会疑问，我们不是一直在进行普法教育吗？诚然，普法教育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但是，我们不能对之有过高的估计。事实证明，我们虽然已经开展了四次普法教育，现在正在进行第五次，但是，公民的尤其是国家公务员的法治意识的提高，却并不尽人意，离要求还有不小的差距。一些封建残余意识，比如官本位主义、清官需求以及等级讲究，等等，都还很严重。一些落后的人治观念，比如父母官意识、特权以及法律工具主义，等等，依然有着广泛的市场。所有这些，都是制约当前中国法治事业推进的阻力。不开展一次法治理念的大普及教育，法治社会建设的资本就无法积累到足够的程度，法治社会的理想也就难以顺利实现。总之，法治社会建设的资本，在于人的素质。具有法治素质的人，乃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必要条件。否则，即便制度再好再完美，法治的实践也是不可能成功进行的，法治社会也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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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近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迈出了重大步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然而，我国的法治建设植根于中国社会的实际，仅靠借鉴国外的有益经验，照搬别国的法制制度和政治体制是行不通的，我们只有立足中国国情，在邓小平理论旗帜的指引下，把握好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等各方面的关系，才能保证我国的法治建设稳步前进。

一、正确认识我国法治化程度

事实求是地评价我国目前的法治化程度是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我们应该明确:我国尚处于法治化进程的初级阶段，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少。

（一）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完善，为推进法治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做到基本有法可依，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经形成，为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发挥了并且继续发挥着稳定社会保障治安的巨大作用。这就是在党中央提出的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我国立法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二）我国的法治理念指导受到各种思想干扰，影响了法治化建设的进程。主要表现在：一是受西方法治思想的影响，一些人总认为我们党委、人大、政协和一府二院“多条腿”的体制不如西方议会、政府、司法“三条腿”的体制合理，自觉不自觉地以西方的法治模式来评价我们的法治状况，来设计我们的法治建设方向。二是受“左”的残余思想影响，一些执法者管理的意识、斗争的意识相对比较强，而人权保障的意识、和谐的意识相对比较弱。三是受市场经济利益法则的影响，有少数人往往把执法权力与自身利益挂钩，追求自身利益比追求公平正义更重要。四是受封建人治思想的影响，不少人仍把行政官与司法官混为一体，或者违法干预司法部门依法独立办案，或者特权思想严重，习惯以“父母官”、“管人者”自居。这些理念上的偏差，必然导致实践上的混乱。

二、法治化建设必须符合中国国情

当今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都有本国的法制，但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称为法治化国家的。法治化国家就是人民群众自觉依法办事，是各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方向。我国要想向法治化国家发展就必须要适合中国国情，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化道路，不能照搬国外的一套，更不要想一步到位。

（一）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是逐步发展和完善的，不能一蹴而就。任何国家的法律制度都是在其人民思想意识里扎下根来，进而形成整个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门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法法律制度是在一天里建立起来的。西方国家的发展路径基本上是自然进化。尽管也有革命和战争，但主流仍然是社会发展内生需求导致的结果而不是外来力量干预的结果。例如，民法的很多原则是从早期商业活动中慢慢产生出来的，经过漫长的实践得到社会的认可，成为人人遵守的行为准则。宪法和刑法的很多原则是从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和较量中形成的。英国从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开始经过了300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才逐步建成了今天这样的法治化国家。美国在18世纪建国的时候，起点比较高，而其开国领袖们却没有照搬英国的模式，而是参考当时最先进的权力制衡理论确立了其建国原则，从而在短时间里超过了英法等国家而成为先进的法治化国家，即便如此，也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困此，我国的法治化建设也不能急于求成，要按照我国的实际情况稳步推进。

（二）一个国家的法治建设是要适合其国情的，不能削足适履。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十年来，伴随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我们也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道路。回顾三十年法治建设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条道路不是照抄或者照搬西方哪一个国家的，而是由我国改革发展的实际需要所决定的，因为我们不能完全不顾历史文化传统在我国人民中的影响力，不能完全不顾几千年历史文明逐渐形成的民族心理特质，而去照搬国外，其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因此，要解决中国依法治国的问题，就要在邓小平理论旗帜的指引下，根据中国的国情，找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法治化建设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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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的建立是有代价的。法治社会并不是万能的。法律就是在不同的价值中进行理性的选择。法治社会的建立是有成本的，我们往往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最近看美国的法律电视剧《律政狂鲨》，STARK原本是个极其成功的刑事辩护律师，帮助很多的犯罪嫌疑人无罪开脱。一次他为一个故意伤害妻子的男人做了成功的无罪辩护，但是不知悔改的男人很快再一次伤害了他的妻子，这一次直接导致了妻子的死亡，在STARK赶赴现场的时候，不知悔改的犯罪嫌疑人还嚣张的对警察说，我的律师来了，你们不能那我怎样！STARK也感觉心里有愧，转行做了检察官（这样说绝没有指责辩护律师的意思）。还有美国著名的辛普森案，全美民众都相信辛普森杀妻的事实，但是就是因为控方证据的瑕疵，导致辛普森被无罪释放。

这就是法治社会的代价。法治社会并非一切都是完美的。我们强调“罪刑法定”，就意味这对一些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为犯罪但是确实很有危害性的行为，我们必须“放任”；我们强调“程序正义”，就意味这对于一些违反程序的行为，即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确实有犯罪行为，我们也得“放任”，从而在一定的程度上牺牲部分的实体正义；我们强调“平等保护”，就意味尽管是“富人权贵”侵权、犯罪，我们也必须将其看作平等主体进行保护，而不能因为他们的身份而对他们从重处罚（法律有特别规定的除外）；我们强调“公平正义”，就必然会使“效率”受到削弱，所以劳动合同法给用工单位造成负担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发展是不容回避的（这并不意味着我反对，相反我极力赞成，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发展必须的——经济发展必须考虑社会公平正义）。

而法律的功能就在于在这些社会价值之间进行平衡，让各类价值达到最优的组合。我们还是要坚持不懈的推动法治社会的进程。因为法治社会尽管不是尽善尽美的，但是却是所有的选择中最优最佳的选择。我们不妨想象，尽管强调“罪刑法定”“程序正义”我们可能放纵一小部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是同时保障了所有人的正当权利和合法利益。换句话说，我们宁可“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但是现在的社会观念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宁可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法治能够最大限度的消灭特权，平等的保护每一个人。法治能够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治能够让法律不再是某些人手中的工具，而真正成为保护每一个公民合法权益的手段，它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权。它在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公平正义和办事效率等价值上实现了最佳的组合。

第四篇：社会主义法制理念

(转贴)大学生应树立怎样的法治理念？如何加强法律修养

当代大学生的法律素养及法制教育改革探索

韩世强 陈秀君

（浙江 宁波 浙江纺织服装学院职业法制教育研究中心 315211）

摘要：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大学生立足社会的基本要件。然而，实践中源源不断的各类大学生犯罪现象，频频向我们告示：一年一度的“法制教育”课并未让学生们真正懂法，传统的法制教育模式走到了非改不可的尽头。鉴于此，本文拟将从教育学和法社会学视角对我国高校法制教育的合理性改革予以多维度探索。

关键词：大学生 法律素养 法制教育 改革

一

从社会学角度讲，我国正在融入法治社会。对置身于未来社会的任何一个人，是无法摆脱法律而生存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和加入WTO，所有市场主体都得遵循统一的规则或制度，在这种高度规则化的社会里，“法制手段”将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关系中。这意味着，从个体人的日常生活行为到丰功伟业之创造，均离不开一定的法律知识或法律技能。当我们以审思发展和关切生活的态度来判断实践视域时，自然会发现，必备的法律素养，已成为现代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们立足社会的不可或缺的基本要件。

何为法律素养，简言之，是指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或素质。一个人的法律素养如何，是通过其掌握、运用法律知识的技能及其法律意识表现出来的。法律知识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制定法中关于规则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条文体系；二是法律学问中关于原理的知识，即所谓的法律原理或法律理论。一般意义上的学法、懂法，就是要求既熟知一些基本的法律条文，同时又掌握一定的普遍适用的法律原理。而法律意识，它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的法律观点和法律情感的总和，其内容包括对法的本质、作用的看法，对现行法律的要求和态度，对法律的评价和解释，对自己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对某种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关于法律现象的知识以及法制观念等。” [1] 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积极守法。公民只有具有了良好的法律意识，才能使守法由国家力量的外在强制转化为公民对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所内含的价值要素的认同，从而就会严格依照法律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和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就会充分尊重他人合法、合理的权利和自由；就会积极寻求法律途径解决纠纷和争议，自觉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就会主动抵制破坏法律和秩序的行为。另外，良好的公民法律意识能驱动公民理性守法，实现法治目标。理性守法来自以法律理念为基础的理性法律情感和理性法律认知。法律意识，一般由法律心理、法律观念、法律理论、法律信仰等要素整合构建，其中，法律信仰是法律意识的最高层次，也是大学生法制教育的核心。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律的无限信服与崇拜，并以之为行为的最高准则。“一个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生成相当重要，它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的关键性要素。正因为如此，伯尔曼的至理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才会广为流传，成为所有崇尚法治的人们确信的一条真理性原则。[2]”法律信仰是人们对法律的一种认同和依归，其实质是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统治。只有信仰法律，才可能守法。法律作为公平、正义的象征，守法仅是法信仰的外在表现形式，守法精神才是法信仰的灵魂。守法精神要求的是主体不仅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把守法内化为道义上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变被迫守法为自愿守法，由强制守法到良心守法，由他律守法到自律守法。

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越是民主化和秩序化的社会，该社会场景下的市民对法律的崇尚和需

求就越强。这些市民之所以追求法律（规则）至上，首先是他们习惯于信赖法律规则；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条件通过法律规则来保障自身权利实现的最大化和对政府权力控制的具体化。这是因为“法律规则是一种普遍、稳定、明确的社会规范，是一种公共权威，而非人格权威、特权威严及亲情，在调整社会向高层次发展中，能自动地排除或抵制偶然性、任意性及特权的侵害，使社会在严密的规范化、制度化的良性运动中，形成一种高度稳定有序的秩序和状态；其次，法律规则对人们的生活安排方面，它要求个人之间、个人与政府及组织之间有一种默契，一种自我调节的机制，这种‘默契’和‘调节机制’经法律的确定性配置后，能促成人类生活的高度和谐，予以人的自由与尊严最大化保障，让人有绝对的权力，不依赖于阶级或国家，设计的是一幅自由自在的充满人性关怀的生活模型。”[3]因此，要提升一个国家公民整体的法律素养，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传授给公民法律知识和培育其法律意识乃至法律信仰；二是大力推进社会的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

二

勿容置疑，作为造化育人的高等学府，主导性培育和快速提升青年学生的法律素养，是其参与社会现代化进程和塑造“现代型人才”不可推卸的职责。然而，近年来一升再升的大学生犯罪数据，频频向我们告示：校园并不平静，大学生们的法律素养还十分贫瘠。广州市司法局的吴云南等同志对广东全省49所普通高校进行了调查，结果念人震撼，1981—1998年，这49所普通高校曾有违法和犯罪的学生626人，约占同期在校学生总数的干分之二。浙江嘉兴市秀洲区人事劳动保障局两名公务员2003年4月3日下午在办公室里遇刺。警方确认，犯罪嫌疑人周一超时年22岁，是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农学系应届毕业生。原来，他在该区公开招考公务员中，已通过笔试、面试，但健康检查不合格，未被录用。因情绪悲观，产生报复念头，遂迁怒于人事部门的招考人员，最终导致行凶杀人。2003年3月28日，在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挂牌成立了全国首家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南京10所高校成为首批中心成员。之所以要建立这个“大学生犯罪预防中心”，是因为该院通过调查分析发现，2001年该区在校大学生的犯罪率比上年上升300％，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并且还得出结论，大学生犯罪大多是因为不懂法。[4]

面对这些触目惊心的大学生犯罪数据，能够予之以较为恰当的解释是：现行的学校“法制教育”课，根本没有让学生真正懂法。正如“硫酸伤熊”案当事人刘海洋（清华大学学生）所言：“我们上大一就学了《法律基础》课，学了民法和刑法等，但我只知道猎杀野生动物违法，但用试剂烧伤动物园里的动物是不是违法就不清楚了„„”[5]从这段心语中，也许会让我们得到比“事件”本身更富有检讨意义的启示，我国高校的法制教育模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也正是基于诸类现实而重大问题的近忧和远虑，笔者将进一步谈谈几点近期形成的关于“法制教育”合理性改革的思想积淀。

第一、法制教育的认识定位要变革。

根据我国官方的有关文件精神及实践做法，学校的“法制教育”从属于“德育教育”，并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法制教育”次第于“道德教育”的认识及定位是不大合理的，把法制教育视同为道德教育，事实上按照道德教育的套路来开展法制教育课，不仅难以达到法制教育的教育性，由此还将至使“法制教育”遭受埋没。正是受这种不合理认识因素的影响，长期以来，大大小小的高等学府里，很难看到独立的法律教研室，取而代之的是千篇一律的德育教研室，其结果是法制教育工作很难得到切切实实的开展。

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均系属于社会价值教育范畴，它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从联系上讲，两者的目的同一的，都是为了培养适宜社会需求的“合格公民”；从区别上讲，道德教育重在净化人的内心世界，法制教育重在规范人的外在行为。我们说提升人的品质，应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塑造，益于采用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的结合，但不存在法制教育从属于道德教育或道德教育从属于法制教育的问题。所以，法制教育的教育性发挥，需要建构一个属于法制教育

本身的体系完整且地位独立的法制教育安排。

第二、法制教育的师资队伍要优化。

法制教育是一项政治性、理论性、知识性、实践性很强的综合性教育，不仅要有明确的目标、规范的内容和相对稳定的教育渠道，而且必须有受过正规培训、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的法律教师队伍。现行的所谓“法律教师”，不少为“半路出家”，甚至是从未接受过法律专业教育的政工干部，此番情景下“出炉”的“弟子”会有多少法律素养也就可想而知了。高等学校的法律教师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成长规律，而且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质。不同的学校应根据自身条件，通过专、兼、聘等多种形式，形成一支具有相当水平的精干的专职教师为主体，同时聘请部分长期从事司法实务或法学教育工作的兼职教师为补充，整合组建地道、高质的法制教育师资队伍。

第三、法制教育的内容设置要调整。

高等学校的“法制教育”是为了培养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法律信仰）和法律知识（法律技能），主要应包括法学基础理论、基本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教育。通过法学理论教育，让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在思想上树立起法律权威；要通过讲解和介绍宪法，使学生了解宪法是民主制度的产物，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义务观念，树立国家主人翁意识；结合不同专业，有选择地向学生介绍一些部门法，培养学生守法、护法、用法的知识技能和自觉意识。

目前，不同类别的所有高校，强行划一地以开设一门《法律基础》来应付“法制教育”，由于课时少，内容庞杂繁多，教授者，犹如蜻蜓点水，匆忙赶进度，只能是简单地进行一系列知识罗列和堆积；学习者，往往疲于应付，死记硬背，应付过关考试，师生都苦不堪言。这显然有悖于“法制教育”的真实目的。法制教育的内容选择上，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不同类别的学校开设不同层次的法制教育课。根据学生所在的学校类别、所学的专业及各校的侧重点需要，除进行宪法、刑法、民法等大法的一般性普及外，还开设一些与各校专业（行业）相关、与各类学生受体相通的法律课程，使“法制教育”贴近大学生的生活，融入大学生的内在性需要。

第四、法制教育的实施方式要要改进。

高校法制教育，首先要遵循法制教育的特有规律。法制教育是“认同”规范、“接受”规范和“消化”规范的教育，是培养自觉、自愿的守法精神和塑造体现民主、正义、效率、公平等现代法治理念的教育，依靠传统的枯燥无味的“课堂说教”事实上很难奏效，较适宜的是让学生在生动、直观的实践活动中感受为什么要遵守及如何遵守这些规范。法律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没有经过法律实践是无法真正学好法律的，适当沿用英美法系国家的“实践性法律教育模式”也无不可。比如：运用启发式教学，让学生成为课程的主体，鼓励学生通过自己的思考和分析得出最佳的答案，老师不断提出问题，引出各种可能性，引导学生发现有关的法律规范、事实材料、及其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引导学生自己开动脑筋思索，这样学生掌握的知识就会更为牢靠、更加深入；又比如运用角色扮演、模拟案件等多样化安排，对真实或模拟的案例进行课堂分析和讨论，让更多的同学通过观察、评论、角色转换和辩论等方式，从中学到有用的知识，其优点是能让更多的同学参与案件的分析，容易从群策群力的多种方案中，鉴别、筛选、产生最佳方案，这种方法不仅能够使课堂的案例分析深入、实用，而且使学生之间的关系以及学生和老师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老师不再是单纯教育者和大案提供者，而是平等的案件参与者和学生的帮助人；再如打破课上与课下的界限，书本与现实的分割，开辟第二课堂教学，经常性参观监狱，旁听有关刑事、民事、经济、行政案件的审判活动，让学生在面对面的亲临感受和事实分析中自觉获得价值判断，以此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形成待人的态度和处理有关问题的方法„„，等等。

另外，法律意识的自觉养成和法律技能的娴熟掌握，不是通过学一门《法律基础》课所能及的，也不是凭给某年级的某部分人上某门课程能做到的，对大学生的法制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学习期间，不能断线，并且在不同年级要有不同的任务和重点。当然，这要遵循一般的学校教育规律，不可能大学几年都开法律课，而要充分利用校园这一特定的文化传递空间，发挥各有关专业课程在进行法制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受到比较系统的法制教育。事实上，专业教育与法制教育的有机结合，更有利于学生“内在性”地消化与专业知识密切关联的、在学生的学习及今后的工作中真正用得上的法律知识，进而增加学生学法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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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对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认识

通过前一点时间的学习，本人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了新的认识。

理念是行动的指南。建设法治社会，必须牢固树立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法治社会建设，就要深刻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坚持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就是把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紧密结合起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从而保障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确立和实现以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的最具权威价值的取向，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确立法律是人们生活的基本行为准则的观念，严格依法办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依法治省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我省的具体实践。建设法治社会，必须不断推进依法治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体现在各个方面、贯穿于各个环节、落实到各项工作。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执法为民。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这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法治上的体现。要确立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来自于人民的理念，把实现、维护和发展广大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在立法、执法、司法的各个环节上体现尊重和保障人权，做到为人民执法、靠人民执法，保证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要求落到实处。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实践中，要把公平正义作为制定法律和进行制度安排的重要依据，从源头上防止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与扩大，并在执法、司法活动中坚持合理合法、及时高效、程序公正的原则，建立保障公平正义的防线；把公平正义作为协调社会各个阶层相互关系的基本准则，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把公平正义贯穿于权利与义务的辩证统一之中，坚持权利与义务的对称此文来源于，保证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所有权利的享有都建立在履行义务的基础之上，使遵纪守法成为公民的自觉行为，使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服务大局。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开展立法、执法、司法工作，不断强化服务大局的各项措施，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法治保障。我国是一个法制统一的国家，建设法治社会要在国家统一的法制框架下加以推进，保证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浙江的严格实施，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浙江的贯彻落实，确保我省的法治建设有利于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要从讲政治的角度来想大局、谋大局、服务大局，正确处理服务大局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关系，正确处理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关系，正确处理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追求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就要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法治建设绝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而是要从理念上更好地强化党的意识、执政意识、政权意识，通过改善党的领导来更有效地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领导，通过完善党的执政方式来更有效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建设法治社会，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把党依法执政的过程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实行依法治国的过程，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过程，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贯穿于法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标志着我们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规律、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把建设法治社会的过程作为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过程，使各方面都能够坚持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的正确方向。

今后，本人将进一步学习和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知道自己的工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贡献力量。

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浅思

理念是指“一种理想的、永恒的、精神性的普遍类型。”法治理念是人们对法治本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与整体把握而形成的一系列理性的基本观念，是对法律精神的理解和对法律价值的解读而形成的一种认知模式。在中国的历史上，居于指导思想的往往是一种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思想，很少在精神层面上思考问题。由于欠缺高远的理念指导，在制度建构和改革过程中，往往显得理念准备不足、甚至完全没有经过理念上的论证。纵观中国的法律，历代法律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局限于立法技巧、编纂体例、实施方法等经验实用性领域，而无法朝着法的价值的高层次发展。任何法律都包含着理念和制度两个层面，只有制度层面的法律，而没有精神理念层面上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必然是残缺的。改革开放后，我国建立起了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制度建设在量上有了惊人积累后，法律权威的缺失却构成了目前制约法治进展与水平的关键性问题。制度的构建必须要有理念支撑。推进现代法治，既要重视制度构建与制度创新，更要注意发掘、培植与发展法治理念。理念是推动法治进步的一种内在的、隐性的但非常巨大的动力。法治的实现与否，关键不在于法律制度表层的建构，而是依赖于人们的自然习性和逐步养成的法治理念。如今我国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实质上就是对司法理念进行变革。理念似乎是看不见的，但它却决定了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以及以后将要进行的司法工作的效果和成败，没有正确的理念指导或支配，司法改革就难以深化或推进。树立法治理念必将对我国法治建设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治理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局出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为指导，在认真总结我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借鉴世界法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作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这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检察干警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中的司法力量，必须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自觉运用这一理念指导执法行为。如何全面理解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要求和深刻内涵，并自觉坚持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检察实践呢？笔者认为：首先，牢固树立依法治国理念，准确把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树立和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基本内涵。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市场经济利益法则也影响着人们的人生观、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司法队伍难免受到影响。司法干警思想上的任何偏差和动摇，都可能使执法目标和方向发生错误，手中的执法权力都可能被错用和扭曲，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检察干警应该努力提高法律素养，坚持严格执法，模范遵守法律，自觉接受监督，把监督制约作为推动和改进工作的动力，保证和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其次，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工作中切实做到以人为本、执法公正、一心为民。检察干警要立足实际，扎实勤奋地工作，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利益，对人民群众最具体、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要求，要给予最及时、最方便、最大程度的实现和满足。作为人民的公仆，在工作中要树立和强化服务意识，妥善处理好管理与服务的关系，清正廉洁，确保权为民所用，做到文明执法。第三，树立公平正义理念，做到平等对待、及时高效、程序公正合法。检察干警在工作中要出于公心，态度公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把证据关、法律关，排除私利，坚持秉公执法，同时在执法中应努力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最佳结合，实现公正与效率并重。第四，树立服务大局理念，保障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是司法工作的重大政治责任，检察干警要把本职工作干好，把各自的职责履行好，把职能作用发挥好，自觉主动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大局，保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第五，牢固树立坚持党的领导的理念，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检察干警要切实增强党性观念，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始终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真正做到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祖国、忠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