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富观”实为正义观!

第一篇：“共富观”实为正义观!

“共富观”实为正义观！

2011年08月08日凤凰网重庆站

7月20至21日举行的中共重庆市委召开三届九次全委会，***书记所作的主题报告，虽有18个要点，9千多字，但焦点是差距、分配、共富，目标是共同富裕。而在一个月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的“共同富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40余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就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重庆实践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会专家高度评价了重庆探 索共同富裕的实践，认为重庆“民生导向”、“国民共进”、“三进三同”等具体创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创新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区域化的典范，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的“共富观”及重庆实践，能够得到专家的认同，不仅说明该观点的可行，重庆实践也正在验证可行性。而且，这一理念剑指目前的社会问题，力图用分配的制度杠杆衡平贫富差距，目的在于 消除社会不公，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公平。因此，笔者站在一个普通百姓的基点认为，***的这一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正义观，力图构建一种公平合理的社会分配原则，让人与人之间始终处于一种和谐 共存，彼此尊重的社会状态。

自从有了社会，社会正义就一直是人类的坚持不懈的终极追求，而且，这一追求将永远伴随人类的前进步伐。然而，由于竞争的存在，可想而知，这种追求是何等的艰难。***深知其艰难性，但为 了社会正义，再难他也不会停下坚定的步伐。

市场经济滚滚车轮，势不可挡，推动者社会的发展。于是，惨烈的竞争自然开始了，于是，强者占有了更多的资源，更多的财富，而弱者只是稍有好转。尽管社会保障体系与民政救济的扶助，但仍有 一个庞大的群体，被不能接受高等教育、就业、疾病、无住房、低收入等问题所困。这些问题，若从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来看，是一件非常正常的结果，但是，若从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来看，这是一种并 不公平的结果。

之所以这样论断，罗尔斯一生唯一的主要著作《正义论》为我们奉献了有力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是一种更能让一个社会稳定和谐地延续发展的价值观。

笔者认为，每个人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无论你强大富裕，无论你弱小贫困，都是平等的。两个异性为了相互扶助，构建了一个个家庭；一定数量的人，组成一个单位，为的是精诚合作，实现共同的愿 望；众多的家庭构建了一个社会，那么，所有社会成员都要平等对待其他人，相互扶助，谋求幸福。罗尔斯认为，社会作为一个合作体系，若得不到弱势者的衷诚合作，强者亦不可能活得更好。这就是 每个人存在的理由之一。而缺乏合理而稳定的正义原则，社会迟早会解体。这种正义原则，就必须由公权来构建。***所主张的共富观，实际上就是想构建一种分配公平的制度。

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力图构建道德高地，笔者认为，其正义理论根据，就在于此，或曰殊途同归。因为从常理来看，每个人的天资 及社会地位的不均等，很自然，无道德对错可言。公权如何处理该问题，却是一个道德问题。

正因每个人的出身、背景、天资、社会地位等的差异，要实现社会正义，罗尔斯就主张实行差异原则，用收入的相对多寡或社会职位的高低，定出社会上最为弱势的群体的界线，然后规定一个社会最 低保障，透过财富再分配，资助这些弱势阶层。目前，重庆通过财政倾斜的手段帮助弱势群体改善生活质量，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保障手段，再加民政救济扶助，进一步提升弱势群体的生存质量。审视 税收杠杆调节的结果，财政收入又来自于强者（国企、民企、高薪阶层）之手，由此可见，虽然不是强者直接扶助弱者，实际上就是通过政府之手——一种正义的制度转交给弱者。重庆此举，实际上就 是在实践罗尔斯的社会分配原则。这种分配原则，实际上弥补了当前社会的缺陷。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但若没有市场经济的补充，其潜力如何挖掘发挥？因此，中国让二者结合，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笔者认为，重庆所探索的道路，实际上就是用 社会主义的公平在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因为出身、天资、地位的差异以及竞争，必然带来贫富差异，但是，通过差别原则将市场的不平等用于扩大市场外的平等，就是用非市场的再分配来调节市场内 的分配。从而实现了社会公平。

透过罗尔斯的理论，笔者看到康德的道德观：每个公民，享有道德自律、自我尊严和平等自由权，并为此而缔结相互合作的共同体。因此，每个公民，都应平等地幸福。在“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 观念下，虽然我们认同一些人富起来，但强者不能以自己的才能、拥有的财富、资源等优越性而自傲自居，还应帮助那些生来就弱势的群体，因这些人，生来就拥有平等对待的权利。今天，政府通过改 革分配制度的方式，来确保这些弱者的幸福，不仅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谐，更是为了人类永恒的最求——社会正义。而重庆正在做的：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实现200万农村空 巢老人老有所养、培养照顾130万留守儿童、发展“微型企业”、“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地票”交易制度、“国”“民”共进、“三进三同”结穷亲、建设公租房„„所有的举措，无一不是遵循 的社会正义观。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倾向平等，亚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义，休谟认为公共福利是正义的唯一源泉，穆勒视正义为人类基本福利的道德规则。无论如何，正义观的终极目标，无不指向全民的幸福，所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中国几代领导人，都坚持努力实现人民大众的幸福，这才是真正的幸福。正义即公平、公正。幸福即符合正义价值的一种状态。所以，***的共富观这一施政理念，实际上就是一种正义观。

第二篇：亚里斯多德的正义观——伦理学

亚里斯多德的正义观

绪论

正义是人类道德史上最古老的道德原则。在人类还不知道道德是什么的原始时代，人们就已经在氏族部落内外的交往中，已经遵守着正义的原则，世代传承着崇尚正义的道德观念，人类最早的正义观念，首先表现为报复正义，也叫报应正义。这种正义观认为，“如果人们杀了人，就必须赔偿自己的生命”。这种古老的观念早在《旧约》时代就产生了，也就是《圣经》中记载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正义观。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爱我们的仇人，亲近那些迫害我们的人。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关于正义的观念： 正义的性质和范围

对于亚里斯多德来说，正义是一个个人的德行，正义使人超越为个人利益而着想的欲望，让人从一个跟更客观的，把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比较的角度来看事物。

正义是一个具有歧义的名词，它具有广义和侠义的分别，就广义来说，正义就是指合法、守法而又行事公正。一个守法的人就是一个义人或正义的人，而一个不守法的人或者违法犯法的人自然也就不是一个正义的人。凡是一切合法的事情都是正义的，这种意义下的正义被称为“普遍正义”。亚里斯多德认为，法律与道德的目标其实是相同的，都是鼓励人行善而禁止恶行。当然只有好的法律才可以达成这种 赏善罚恶的目的，而坏的法律就达不到这个目的。1广义的正义就是“普遍的正义”，也就是“全德”的代称。正义被古希腊人认为是最崇高的德行，而且一切德行在正义之中得到成全。正由于义是全德的充分实践，因此它在所有的德行中也是最完美的。亚里斯多德解释正义所以被成为完美的德行是因为：拥有正义之德者，不仅把这项美德用于自身，而且也把它用于对待他人。

另一方面，狭义的正义又成为“特殊正义”，它指涉与公平概念相关的特殊原理，它不同于前面所说的“普遍正义”，正如“殊德”与“全德”的差异和对比一样。所谓的殊德是指各种特殊的德行或美德，或者各式各样的“德性”，譬如勇敢、节制、慷慨、诚实、友爱等德行都只是众多美德中的一种，它们都只是局部的善，而并不是全部的善。狭义的正义也是如此，它是与其它的德行并列的一个美德或德行，它是指行事公正或公平，一个正义的人也就是一个处事公正或公平的人。相反的，一个不义的人贪婪成性，凡是对他有好处的事情，他极力争取，而凡是对他没有好处的，他则避之唯恐不及，因此不义是个处事不公的人。由于对亚里斯多德而言，德行可以界定为一种遵循中庸之道的稳固品格状态，而且中庸既然是各种德行的主要特征，也是德行不同于恶行的差别，正义作为一种德行也必然是一种合乎中庸之道的品格状态。这也是为什么亚里斯多德在他的《尼科马克伦理学》开始谈正义时，就得面对的问题：“关于正义与不正义，我们首先要弄清楚它们是关于什么的，正义是何种适度的品质，以及它是哪两种 1辅仁哲学系所著，《哲学与伦理》，（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四年）第343页。极端之间的适度”。2

我们知道在亚里斯多德中庸说的理论体系中，每一种德行都可以在情绪上、行动上，和抉择上表现出中庸。譬如，勇敢作为一种德行，与它相关的情绪或行动范围是恐惧与信心；而节制作为一种德行，与它相关的情绪或行动范围是快乐与痛苦。可是，就正义作为一种殊德而言，亚里斯多德在此面临了两项重大的难题：其一是，他无法找到正义与不正义行为中所表现的特定情绪，其二是，他无法指出与正义这种中庸之德相对立的太过与不及两种缺陷，究竟是什么。亚里斯多德因此进一步将作为殊德的正义分为两种：即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分配正义是基于公平分配财务或资源的正义，而矫正正义则是根据某些原则，对于某种既成的不义结果或事实，进行矫正或重新分配的正义。分配正义

在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社群中，社会上的稀有资源如名誉、权利、财富的分配非常重要，这些东西要如何分配才能够做到公平公正，这些就是分配正义的问题。

亚里斯多德在《尼克马克伦理学》一书中给“分配正义”所做的描述是：“这一类的正义表现在一个政体当中，在共同体的成员人人有份的荣耀、财富，或是任何其他的东西的分配中。因为在这些事情上，每个成员彼此之间所分配到的一份，有可能均等，也有可能不均”。3由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分配正义并不见得与平等的原则相符合，2亚里斯多德著，《尼克马克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第126页。3同上，第134页。固然有些时候分配正义可以符合平等的原则，但这并不表示不平等的分配就一定违反分配的正义。

面对各种资源的分配问题，通常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采取“平等的原则”，即不管个人的能力、条件、需求、贡献、功绩和努力，一律给予平等的对待；另一种方式是“公平的原则”，即各种资源的分配应该根据个人的需求、能力、条件、贡献、功绩和努力来分配。前者是民主政体所采用的原则，这是一种算术的平等，即不管主客观条件是否平等，每个人都给予平等的分配。其实这种方式的平等分配所根据的是一项错误的原理。宁愿用一种几何上的平等或比例上的平等来代替算术的平等，因为唯有针对每一个人的个别需求、能力、努力、功劳或贡献加以考量的分配，才比较公正合理。换句话说，无论责任或利益，都应该和接受者的功劳或能力成正比。所以亚里斯多德分配正义的原理其实就是：“给予平等者平等的分配，给予不平等者不平等的分配”。

我们发现，分配正义真正的困难并不在于‘在不平等者之间做分配’。因为所谓平等者当然是指各方面条件的平等，比如需求、能力、努力、功劳或贡献等各个方面，都能平等的话，我们当然要给予平等的分配。一般人常误以为亚里斯多德的分配正义是依据几何比例的原则来进行分配，其实只对了一半，因为对于不平等者之间的分配，才依据几何的比例来分。对于各个方面都平等的，我们只需要一句简单的算术来分配即可。比如两个人各出同样的金钱、付出同样的努力，合作做一个蛋糕，做成之后，一家各分一半，这是所谓‘给予平等者平等的分配’，简单的算术即可解决分配的问题。可是，分配正义真正的困难却在于：我们通常面临的分配的情况，绝大部分都是在不平等者之间来做不平等的分配，只不过这不平等的分配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

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是：在不平等者之间作不平等的分配，要如何符合正义的原则？亚里斯多德曾经举了一个笛子分配的例子，来说明不平等者之间的分配：有一批上好的笛子有待分配，如果不管会不会吹笛子，每个人都分配一个，显然并不符合正义。如果我们只看当事人的身份，谁出身高贵，而不管他是否会吹笛子，就分配给他，这显然也不符合正义。唯有让那些真正会吹笛子的乐师获得上好的笛子，才能让这些笛子发挥应有的功能，并且符合正义的分配。这里的笛子代表社会上的稀有资源，我们不可能统统都给每一个人，我们必须依据相关的条件或能力来分配这些稀有资源。在这里，由于大家所拥有的相关条件（吹笛子的技能）并不平等，只讲笛子分配给那些会吹笛子的人，这毕竟是一种不平等的分配，也就是给予能力不平等者不平等的分配，但这反而符合所谓的“分配正义”。4

所谓的条件不平等的那些条件是指与事物分配相关的条件，因此分辨哪些条件与分配相关，哪些条件不相干，就成了分配正义的主要课题。以笛子的分配而言，个人的家事背景、身份、地位等都属于不相干的条件，并不可以作为不平等分配考量的依据，而唯一与分配相关的条件则是吹奏笛子的技能，因此也应该成为我们进行笛子分配的优 4辅仁哲学系所著，《哲学与伦理》，第348页。先考量。同样的，政府公职的分配也是一种不平等的分配，在此也应分辨什么才是与此职位相关的条件。比如在身材、长相和才德等诸项条件中，身材的高矮与长相的美丑就是与职位分配不相干的条件，而唯有才德是否出众这一项才是与此相关的条件。换句话说，让才德愈高者居高位，而非身材较高者居高位，才符合分配正义的原则。从古至今，正义与分配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当我们面对财富或利益的分配时，一个正义的分配者不会只把好东西分给自己多一点，却分给别人少一点；而对不好的东西，他也不会自己少分，却给别人多分。正义的分配者一定依据比例来作平等的分配。相反的，一个不义的人则会尽量独占好处，却把坏处推给别人。矫正正义

亚里斯多德指出，矫正正义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中，这种交往又可以分为自愿的和非自愿的两种。由于分配正义必须按照上述所提的平等比例来进行，人际之间交往的正义也必须遵循某种平等的方式来进行，不同于分配正义几何比例的平等，矫正正义的平等依据算术的比例来进行。5

在非自愿的交往中，与矫正正义相关的情况通常是涉及触犯刑法的案件，比如谋杀、盗窃、绑架、勒索、欺诈，背叛等行为。在这类案件中，通常是一个人做了不公道的事情，而让另一个人蒙受不公和损失，行动者和受害者之间就形成了不平等。法律的任务就是查明损害的程度，以及责任的归属，设法通过刑罚，剥夺那行动者的所有，来 5辅仁哲学系所著，《哲学与伦理》，第351页。恢复平等的状态。

在非自愿交往中的矫正正义可以归纳出下列几项特征：

1、矫正正义涉及了算术比例的平等；它要在一个人的‘得’和另一个人的‘失’之间，恢复得失平衡的状态，这是一种算术比例的平等。

2、矫正正义就是一种中庸；由于前述‘得’与‘失’是在‘太过’与‘不及’之间的对立，因此恢复得与失之间的平等，就是在过与不及之间的平庸。

3、矫正正义经由恢复数量平等而达成；由于原始的平等状态经由非自愿的交往，造成了两个人之间不平等的状态，矫正正义要设法取长补短，恢复以前数量上的平等。

与矫正正义相关的资源交往通常是指商业上的交易，比如一般的买卖、借贷、抵押、租凭等行为。这些交易既然出于自愿，本来是一种互惠互利的行为，可是有时候会有一方的不遵守双方的约定，多占了本来不属于他的不当利益，并造成对方的损失，往往就会形成争端。这时侯受损失的一方会寻求法律上的协助，请求法官来做裁决，使平等的状态恢复平等，还给受损失者公道。回报的正义

报不是正义，有时候回报和正义有区别，比如一个官员打了人，那么这个人就不应该反过来打这个官员，因为也许这个官员是为了社会的某种和谐而对此人做的惩罚；若一个人打了官员，那么这个人不但应该被打，而且应该被罚。商业交易中的回报不是基于平等，而是比例。这种基于比例的回报是联系人们的纽带。城邦就是由比例的回报联系起来的。“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也是回报的正义，但是我们一 般提倡的是以善报善的行为，因为正是此行为把人们联系起来。

比例的回报由交叉比例构成。比如A是建筑师，B是鞋匠，C是一座房子，D是一双鞋。现在建筑师必须得到鞋匠的鞋子，同时也必须把自己的房子给鞋匠。如果他们的产品之间有确切的比例关系，并且两人都互相回报，交易就达成。因为房子与鞋子的价值不一样，所以一个鞋子是不等换一座房子的，因此，他们在交易时就必须以某种方式达到平等。为此，人们发明了货币。货币是一个中介物，是一切事物的尺度，也是衡量多与少的尺度。政治的正义

政治的正义是自足的共同生活，通过比例达到平等或在数量上平等的人们之间的正义，换句话说，是被法律统治的公民之间的正义。政治正义只存在于相互关系可以由法律来调节的人们之间，即有平等的机会去治理或受治理的人们之间。政治的正义又可以分为自然的正义和约定的正义。自然的正义对任何人都有效力，不论人们承认与否。约定的正义是人的某种决定，一旦被定下来，就变得十分重要。有人认为只有约定的正义，而否认有自然的正义，因为凡是自然的都是不可以变更的和始终有效的，然而人们看到正义在变化。亚里斯多德回答说，自然的正义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以不同的方式被实现，但是他不会成为约定的正义。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中保护生命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要保护生命的原则是一样的。

结论

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亚里斯多德可以说是除了柏拉图以外，对正 义理念做系统探讨卓有贡献的奠基者。而他对正义理念所做的澄清和所完成的理论体系，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社会的伦理价值系统和法律体系。

参考书目：

1、亚里斯多德著，《尼克马克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2、辅仁大学哲学系所著，《哲学与伦理》，台北：辅仁大学出版社，中华民国八十四年。

3、吕康强神父《尼克马克伦理学》讲义。

哲二班：陈雪帅

第三篇：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正义观之比较

正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历程中始终探索着的主题，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越接近历史脉络的源头，我们对人类正义感的探究可能才会更加深刻。所以当我们回归到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时，去重新体味两大先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思想光芒中关于正义的认知，或许会有更多可供借鉴的感悟和启示。

对于柏拉图的《理想国》，仅是粗略阅读一番，并无深究，而对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曾在老师的推荐下较为详细地进行了翻阅，再结合后人对其二人思想的概括总结，大致能够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作简单的比较，并从专业课的角度简略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因此两人在正义问题上的认知多多少少有一定的关联性。比如强调正义的“和谐有序”，并且二人都对个人正义与城邦正义进行了区分和论证，并都注重理性的作用等等。但就从二人思想的价值体系高度来看，两个人在待正义的分歧还是非常明显的。

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个人正义观

对于柏拉图，其信奉理念论，因而其思想的架构体系是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的，对于正义的认知也是如此。在个人正义上，他认为，一个人的灵魂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要素。一个有德行的人应该使理性居于主导地位，统率激情，控制欲望，这也是个人灵魂的最佳状态。在他看来，灵魂包含有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它们又分别与智慧、勇敢、节制三种德性相对应。

柏拉图对于灵魂要素的分类有其合理性。因为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境况下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偏向，时而愤怒而难以自已，时而勇敢和满怀激情，有时人们也会极其冷静和理智。柏拉图认为理智决定着人的品德与智慧无疑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也是对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继承与发展。并且他同样强调公民个人的正义就是合理地安排自己灵魂中的理性、激情和欲望，真正做好自己的事情。

亚里士多德对正义进行了扩展性的论证,他认为人所具有的理智思考力,即按照理性的原则行动所具有的理性生活,既是功能善的表现,也是目的善的表现。人的生活离不开理性指导,所以一个有正义德行的人,就是主动的行使自己的理性能力,对激情和欲望给予合理的节制所求得的灵魂善。

理性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人类一旦丧失了理性思考的能力，无异于丧失了合理存在的基础。面对古希腊城邦的衰败之势，亚里士多德提倡每个人都应具备独立思索的能力，节制激情和欲望，发挥人类本身善的功能，这也就是个体的正义。因此亚里士多德是提倡教育，只有教育才能够发挥人的潜质，使得人类理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应该说，相较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个体正义观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更加清晰和务实。

个人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共同点还在于通过承认人类性格情感因素的多重性来认可人的可塑性。我们每个人能够合理安排理性与感性的搭配，道德和法律都能通过这种特质深刻地影响人的灵魂，调整人的行为。

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正义观

基于考察的方式和研究的角度差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城邦问题上的态度更是迥异。柏拉图沿袭并且发展了和谐秩序的正义思想，认为一个国家的正义就在于等级统属关系的确立,社会成员的恪尽职守。城邦统治者应具有知识，负责统治城邦;城邦的护卫者是统治者的辅助者,他们专门从事战争,保卫城邦的人；各种工匠从事自己的手艺工作,农夫种地,商人贸易。当社会各个成员都能够做到等级分明、职责清晰、分工有序，这个社会就处于一种和谐关系之中。

柏拉图这样的制度设计并非基于某一特定阶层的利益，而是从社会整体最优化的角度考虑的，每个阶层都不能够单独实现其自身发展，需要彼此的配合协作。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阶层是平等的，然而这三个阶层又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生产者和卫士要服从于统治者。这一观点的基本方向是很有启发性的，阐发了社会人分工配合才能构建出和谐有序高效的社会模式。

应该说柏拉图的这一观点是基于长期的实践观察与思考。不同的人在城邦中有着不同的性格表现形式，不同的技术与能力，对理性、激情和欲望的侧重有所不同，柏拉图据此对不同人进行了归纳和分类。但柏拉图将城邦的希望过多地赋予了统治者，即“哲学王”仍是有待探讨之处。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指人们在社会关系中所产生的一种美德。至于美德则是指人能够摆脱欲望的能力，即使一个人本身好，又使他把自己的工作做好的那种性格状况。这也就是说，美德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

柏拉图主张“贤政正义”,所以他的国家理论充满理想性,带有明显的人治色彩,而亚里士多德秉持“公益正义”,他的正义论则更多的强调法治的重要性。

亚里士多德把法定义为“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灵和理智的体现”，在他看来，法律是理性的体现，代表着正义，为世人所公认的公正无偏私的权衡。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依据”。而由正义派生出来的法律，是可以裁断人间的是非曲直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就是正义的体现，服从法律就是服从正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义是“只存在于那些相互关系受制于法律的人群之中，法律存在于有着不平等可能性的人群之中，因为司法意味着对正义和不正义的区分。”他对正义作了著名的分类，在他看来，正义有两种：即“分配正义”和“矫正正义”。

所谓“分配正义”即指每个人根据他的品德能力应当享有相应比值的份额。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人由于禀赋和能力的差异，在分配方面具有一定的不均等性，因而根据相应的份额，决定其分配。所谓的“矫正正义”也就是指对既定破坏正义状态的修复。比如对偷盗、抢劫者的惩罚。因而，可以说，分配正义是本原的正义，矫正正义是对分配正义的救济。而这样一种正义体系无疑是与现代法治领域的立法正义、司法正义相吻合的。

三、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正义观的认知

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今天得到了印证。因为一旦将正义定义为理性，则其必然要抛却过多情感的干扰，以法律的标尺对公正与否加以衡量。而柏拉图之所以寄希望于哲学王的统治，首先在于他对人性的过高推崇。理智可以培养并且达到较高的水准，但是人皆有七情六欲，终究无法避免人复杂感性是非的影响。即使人的理性占有了绝对的统治地位，但是人的预见性是有限的，人所获取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一个人的能力无法驾驭一个国家完美无瑕的运作。因而，我们也可以看到柏拉图晚年对其相应思想的一个修正，以至于对“哲学王”这一政治架构模式无比失望。但不可否认，柏拉图的观点对于一个统治者的要求时至今日仍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亚里士多德看到了人的这种局限性，因此强调法治对于社会的制约力，对于城邦整体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其思想更具理智和务实。纵观两人的正义体系，都贯穿了两个字，那就是理性，这不同于我们中国人，时常将正义理念与感性的道德相挂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这种理性基于特定的经济环境和时代环境，但无疑对西方文化和价值体系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今天的社会，所谓的社会正义亦即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去实现社会的良性发展。我们看到法律是理性通过民主化形式所形成的结晶，是衡量事物标尺的重要依据，也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有力保障。但光靠法律并不能解决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原因很简单，法律不调整人的主观思想，并且法律的执行决定于人们的尊重。因而我们的社会发展必须辅之与特定的理性道德。

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的作用将愈发明显，理性也将越来越凸显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人之所以为人，就因为其有造就理智与智慧、品德的可塑性，这种塑造无疑决定了一个人真正的内在品格，是自律的完美体现。先哲对人性与社会正义问题的拷问亦将推动着我们的社会不断地探索前行。

第四篇：观黄昌富有感

观《地下尖兵——黄昌富》 有感

延庆县第一小学 王建华

“理想依旧，信念未改，追求党旗下的誓言，用真情扬起奋斗的风帆，用坚定的脚步写下和谐的诗篇„„”伴随雄壮的乐曲，伴随火红的镰刀斧头的党旗，我走进《为你而歌》的十二位英雄。地下尖兵——黄昌富，就是其中的一位。

黄昌富是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中铁十六局集团北京地下直径线工程指挥长。他先后参与负责了北京地铁、广州地铁、深圳地铁、上海磁悬浮、北京地下直径线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为什么称他是地下尖兵呢？我带着思考，带着疑问走进了他。看完他事迹，我感觉：他就是詹天佑一样的爱国工程师。

钻进地下亲实践，技术革新领前沿。

他不怕困难，勇敢地向技术挑战，向外国领先技术挑战。2002年，黄昌富任深圳地铁一期华强路站--岗厦站区间工程常务副经理兼总工程师。这项工程是在上软下硬复杂混合地层中第一批由中国技术人员独立施工的盾构工程，采用汇集全球尖端机、电、液压科技于一体的德国进口复合式盾构机施工。为了工程顺利进行，黄昌富跑遍了国内的大型图书馆，翻阅资料，往返于厂家与工地，奔波于设计院和科研院所，研究盾构工作部件和工作原理；同时针对深圳软硬复合地层特点，经反复计算，日夜攻关，终于摸索出了一套合适的施工参数，全面掌握盾构机的结构部件、工作原理和施工参数，并总结出包括盾构机选型、前期筹划、人员组织、设备配套等盾构施工组织管理模式。该工程创造了日掘进28.8米、月成洞540米的全国企业新记录。为打破国外公司的技术垄断，降低工程造价，增强企业竞争力，黄昌富首次在深圳盾构施工过程中引进加泥式复合型盾构技术，成功解决了软硬混合地层盾构施工技术难题，引进的通用管片衬砌结构和惰性浆液同步注浆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看到他的盾构机国产化的技术革新荣获 “北京市技术创新成果奖” 节约成本5600多万元；“高精度自动陀螺经纬仪及快速定位系统研究”获湖南省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他对盾构核心技术的全面掌握，使工程造价从每米8万多元降至3万多元，国外公司从此退出中国施工市场。我内心充满了激动，当年詹天佑在外国人的嘲笑中勇敢担任了建设八达岭铁路的重任，给了外国人一个有力的回击，今天的黄昌富，不正是用自己的智慧打破了外国公司的技术垄断，这何尝不是告诉世人：我们中国人智慧无穷。

随着奥运的申办成功，北京奥运工程相继开工，黄昌富转战到北京地铁十号线。该工程是奥运重点工程，采用首台国产化盾构机施工，沿线经过四大特级风险点，穿越砂卵石地层。盾构法在砂卵石地层条件下施工是一个全新技术难题，先期开工的5号线某标段由德国公司采用德国生产的先进盾构机施工，因没有解决此项技术难题，而以失败告终，造成巨大损失。黄昌富迎难而上，发动土建、机械技术人员从各方面分析工程失败原因，从刀盘结构、刀具配置、运动轨迹、出土器强度、盾构机推进功率等方面提出制造修改方案。为了及时进行改进，他每天都坚守在隧道里，直到6月13日那天晕倒在了盾构机旁。同事们连忙把他往上抬，等送到医院，医生责备地说：这个人的身体这样虚弱，怎么还安排他下洞？再晚点送来，恐怕连命都保不住了。20日第一次试车，他拖着虚弱的身子依然坚持在地下，当看到机械运转正常时，他兴奋地喊到：“我们的数据完全正确！”。经过不懈努力，一直困扰国内外技术专家的砂卵石盾构施工难题迎刃而解，也创下盾构机在砂卵石地层一次性掘进1070米而不更换刀具记录，为盾构

机制造关键技术的国产化迈出了重大一步。看到他的成功，我心潮澎湃，中国不正是有了他们，我们中国才屹立于世界先进之林吗？

建设北京地下交通直径线，是上世纪50年代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提出的设想，历经半个世纪，夙愿终得实现。2005年12月24日，北京站至北京西站地下直径线工程举行开工典礼，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北京市市长王岐山等领导出席。该工程是我国第一条城市全线电气化铁路隧道，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直径(直径12.0米)铁路盾构隧道，更是一项完善北京地区铁路枢纽、缓解地面交通压力的北京奥运工程，途经前三门大街，东西横贯北京老城区，下穿崇文门、前门箭楼、宣武门等重要建筑物，责任重大，技术极其复杂，施工难度大、风险高，采用世界最先进的复合式泥水盾构法施工。具有丰富地下施工经验，尤其是盾构施工技术及盾构机国产化研究上有着丰富经验的黄昌富受命担任工程指挥长。

北京地铁工程采用的盾构机，是根据北京的整体地质情况从德国进口的，适合在砂层、粘土层地质条件下施工，而10号线6标段所处的地质情况比较特殊，属于砂卵石地质，对盾构机的刀盘和刀具容易造成磨损。根据原设计，盾构机每掘进600米更换一次刀具，但在这个标段，掘进200至300米就得换一次刀具。在换刀具之前，必须采取注浆、打搅拌桩和旋喷桩等措施对地基进行加固处理，加固一次地基要花上百万元，换一次刀具本身又要花上百万元，还要搭上1个月的时间。在德国专家的通力配合下，黄昌富组织盾构及刀具生产厂家的专家，对盾构机刀具进行革新，根据地质情况增加了滚刀数量，在刀盘背面增加一片背刃，大大改善了刀具的切削性能，有效地延长了刀具寿命。他们还将螺旋出土器扩大，确保能够运送更大的石块。

为了早日攻克技术难关，黄昌富有时在地铁隧道里一泡就是十几个小时，一次他昏倒在盾构机旁，职工们连忙将他送到医院。盾构机试车那天，黄昌富拖着虚弱的身子走进隧道，当看到“钻地龙”乖乖地按照他们的意志隆隆推进时，他两眼饱含热泪欢呼道:“我们胜利了！”那时那刻，我心中有一个强烈的声音，告诉我自己，黄昌富那种忘我的精神，那种钻研的精神，不正是我工作中所缺少的吗？黄工程师，从今天开始你将成为我心中永远的偶像！我要像你一样把全部的智慧，全部的热情都倾注在工作中。

3.5公里长的地铁隧道，如果采用原来的盾构机，需要更换10次刀具，经过革新后，只更换了2次刀具，比原来节省了8盘刀具，至少节约80天工期，施工风险也大大降低，整个掘进过程没有发生任何安全和质量事故。这一成就，荣获了北京市技术创新成果奖。

他在地下工程中捧出自己的青春，撒出自己的热血，献出了自己的智慧，这样的人不就是地下的尖兵吗？

携手建起突击队团结和谐创佳绩

他始终全力抓好青年突击队建设。项目施工在哪里，青年突击队就建在哪里。他所在的工程项目建立了20多支青年突击队，队员总数达700多人。黄昌富维护农民工利益，他在管理农民工中推行：同样生活条件，同样接受教育，同样建立党团组织，同样组建突击队，同样参加竞赛评比，同样授予荣誉称号。一位长期跟随黄昌富施工的盾构机操作手说：我们是跟着黄经理多年的“志愿兵”了，他一直把我们当成同一战壕的战友，我们愿意跟着他干。

他注重保护农民工利益。项目部与每一位农民工都签订用工合同。设有农民工工资预留帐户，确保按时足额发放工资，月末由项目部财务列出工资表，财务

人员直接发到每个民工手中，防止包工头拖欠民工工资。他所承担的项目共招用18支施工队，工人2358人，人人领到工资、没有一个拖欠。他注重逐年提高民工工资待遇，从最初的800多元到现在2000多元。同时还为每人购买了医疗和工伤等保险。

他努力关心农民工生活。民工进场后，免费组织体检，并统一配发棉被、工作服等生活用品，与正式工同吃同住。项目部建有职工之家、医务室、图书室，并经常举办文体活动。为解决家庭生活问题，他摸索出一套休假制度，让工人每年休4次假、一次7天、路费报销；还在工地特别安排夫妻探亲房，提倡家属来探亲，同时还请人开办心理、卫生保健讲座，让他们在生理上、心理上得到平衡、健康。几年来，有2人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外来进京务工青年，1人被团中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等八部委授予“2005年全国优秀进城务工青年”，项目部多次被评为“暖心工程”项目部。

看到他和工人一起就餐入寝，看到他和工人一起在机器旁勘测工作，我心里充满了感动，詹天佑就是和工作人员一起攀山越岭，背着标杆和经纬仪攀援在悬崖峭壁上，今天的他不也是吗？在地下，在泥水中工作，在砂泥中研究„„这样的工程师怎能不让人尊敬呢？

无情未必真豪杰，黄昌富对工人有浓浓的情，他的故事感动了天地；他对事业有执着的爱，他的事迹震撼了世界„„一颗对党的赤诚之心，让他的魅力四射。

“我怀着赤诚的向往走在你的身后，跟你涉过冰冷的河流，患难同牵手，千里万里不回头„„”黄昌富，用自己的青春智慧热情在党旗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他也成为了我心中永恒的星，我也会象片尾曲中所说的那样，迈出坚定的脚步跟你走，走在你身后，千里万里不回头不回头„„

第五篇：柏拉图的正义观——读《理想国》有感

柏拉图的正义观

——读《理想国》有感

柏拉图是古希腊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理想国》为柏拉图早期著作，与《法律篇》不同，它体现了柏拉图早期的思想。

《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理想国》一书是柏拉图的一篇重要对话录，对话录里柏拉图以苏格拉底之口通过与其他人对话的方式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在他的理想国里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他认为现存的政治都是坏的，人类的真正出路在于哲学家掌握政权，也只有真正的哲学家才能拯救当时城邦所处的危机。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成熟的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在他的眼里“哲学家”有着特殊的内涵。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而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是政体。所以，只有建立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存在于天上的模范国家。

在他看来，哲学家的本质是具有知识，具有智慧、正义、善的美德，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国家最高理念的认识，即对“善”的把握，而其他人也只能把握“意见”而已。治国作为一门知识，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它，进而有资格执政，也就是说只有哲学家才能达到对于

国家理念的认识，知道“理想国”应该怎样组织、怎样治理。这样，所谓哲学家执政，就被柏拉图理解为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完美的德行和绝对最高权力的结合。他坚信只有哲学家才可拯救城邦和人民，哲学家是理想国必然的统治者。

正义问题是贯穿全书的线索：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等人的谈话因正义问题而起，是否正义又成为双方对话过程中讨论的主题和价值标准。

色拉西马库斯说，“正义是强者的利益”，由于谁强谁统治，并且严格意义上的强者是不会犯错的，他认为对己有利的事情就一定在事实上对己有利，因而统治者制定的法律都是本着利己的原则的，所谓正义就是执政者的利益。色拉西马库斯从强者的视角出发，他眼中的正义无疑带有某种主观主义倾向，反应了个人对利益的诉求，而苏格拉底正是从一种相对客观主义的角度来对他进行批判。苏格拉底从技术的视角对正义进行考量，正义在于每一种技艺尽其本职，使受照管的对象得到利益；在于技术服务于它的对象，因而与人群差别无关。政策和法律同样作为一种技术，只有当它为全体人民提供最大的利益时，才能为广大人民所接受并服从，这个情况下的政策法律才是正义的。

然后，格劳孔提出“正义是弱者的妥协”，认为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衷，正义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人都是在法律的强迫下，才走到正义这条路上的，那些做正义事情的人是因为自己没有本事作恶，或者是因为正义行为带来的名声。虽然一切负有教育责任的人都谆谆告诫：为人必须正义，但是他们的谆谆告诫从来不颂扬正义本身，而只是颂扬正义带来的好名声。在阅读本书这一部分的时候，我也被格劳孔所说服了：现实中的情况好像真是如此，没有人心甘情愿实践正义，因为从不正义那里确实能够从正义那里得到更多的利益。人们在乎的是自己的行为“被看见”：的确有人甘愿冒天下之大不韪，他们的行为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未得到承认，但他们相信自己的行为一定会被后世所认可的，他们“内在”的“美”一定会被后人所“看见”；否则，谁还会正义凛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如果“看不见”，还有意义吗？正义和不正义都只是手段，重要的是名和利？人们通过不正义得到赤裸裸的现时的利益，通过正义得到名声，谁会选择一种既得不到名又得不到利的行为呢？

正义的本质成了一个待解决的问题。苏格拉底先从城邦入手，讨论城邦的正义问题，再通过人与城邦的类比来阐明个人正义的本质。接下来的几卷涉及了教育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文艺问题﹑男女平权﹑政治问题﹑共产问题等一系列城邦中出现的问题。由于个人无法单靠自己达到自足，人们为了各自不同的需要而集合在一起生活，因而建立了城邦。不同人禀赋的不同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出现，城邦的正义在于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者这三种团体各司其职，达到城邦整体的和谐和利益的最大化。相类似地，个人的正义在于他自身内的各种品质各起各的作用，当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一个人的心灵才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整体。不正义意味着在城邦或个人中，这三部分之间的争斗不和而导致三者的混淆与迷失。做正义的事在内部造成正义，做不正义的事在内部造成不正义。正义意味着心灵的健康，它美和坚强有力；不正义意味着心灵的疾病，它丑和软弱无力。于是，当一个人不正义时，他心灵的本质已坏，就算拥有再多的利益，财富和权力，也被认为是死的了。苏格拉底至此为我们阐明了正义的内在真正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