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再回母校----我所经历的教改

第一篇：难得再回母校----我所经历的教改

难得再回母校--我所经历的教改

（一）好像“再回母校”是很激动人心而又平常的事情。其实不然。首先讲小学吧。自1889年8月张之洞奉旨调任湖广总督，12月17日抵达武昌住所，到1907年进京佐命。他在湖北17年，就办学而言，1890年开办两湖书院，经心书院，算旧学；1893年又办自强学堂，算学方言学堂，算新学；再对书院改制，加入輿地﹑算学﹑兵法﹑格致﹑体操；此外，他还大办师范学校。1902年下半年起，湖北教育事业进入“新学制时期”。湖北两湖书院的地方，解放后归了武昌实验小学和武汉音乐学院。拜托张之洞，武昌一直可以春季入学。

1951年2月，我入读了湖北省立艺术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小学。该校在三佛阁靠后长街的一边，与三佛阁的庙隔壁，后门开在小码头街（大约1953年后长街过彭浏杨路延长到读书院，小码头街就没了），与乾福巷口相对。学校的大门南向读书院路，从读书院路到大门要上坡。大门口有四个大柱，门口有一米多宽的平台，十分气派。这的确是豪门大宅，每天落锁。一查同治年间江夏县志及湖北通志,果然,此地同治四年（1865年）间为武昌府清军同知署（五品衙门），光绪二十七（1901年）年改设警察总署，宣统二年（1910年）改设交涉司署。进门之后是很大的天井，纵深十多米。如果不上操场，走廊可到达所有教室。和两湖书院一样，四间教室是建在四角台上的大平房。站在平台的回廊上，夏天课间可以看雨，冬天可以看冰溜子。上下课铃声夹着庙宇的法事钟声与颂经声伴我度过清贫的童年。

武昌三佛阁，原址在武昌读书院路10号。宋代时由妙慧禅师开

基，元代重修，明代扩建。历代高僧辈出。更因为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武汉乃至整个中国的近代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１８８６年（光绪十二年）汉口、武昌间过江电缆线路竣工。武昌三佛阁隔壁设武昌电报局。是为武昌有线电报通讯之始。１８９３年（光绪十九年）９月 张之洞与湖北巡抚谭继洵联衔奏请在武昌铸造银元获准，利用武昌三佛阁东原宝武署旧址改建湖北银元局，蔡锡勇为总办。１９０３年（光绪二十九年）８月美商汇喇洋行的“精巧新奇影戏”在武昌三佛阁放映。是为武昌放电影之始。我在那认得了四大天王，还有如来佛。

中国佛教协会的首任名誉会长、近代禅门泰斗虚云老和尚于1952年进京主持“祈祷世界和平大法会”曾在三佛阁居住三月有余，并留下诗作： 业风吹送到武昌，老病驰驱累众忙。三月淹留三佛寺，一场灾难一惭惶。无心欲跨楼头鹤，有愿同登选佛场。尚想玉泉关壮缪，能于言下悟真常。

这些都是事后得之，当年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和一位女同学值日。那日下午，课后当别人都走了之后，我们得打扫卫生。打扫完后，整个校园已寂静无人。我们乾福巷17号有3人在那两年去世，死者就放在堂屋，与我家的房间一墙之隔，进出门都要从死者头上经过，所以我还算有点胆量的人。即便如此，那整个学校空无一人，庙里的钟声不时幽扬一下,真有点毛骨悚然。倒完垃圾，那位女孩去旁边的厕所方便，她坚持要求我必须站在她能看见我的地方，由此可见她那种心中的恐惧与害怕。55年后，我在查找资料时偶然发现了她。因此，我们找到四名小学的同学。

1952年，学生统一到秋季入学，这是我遇到的第一次教改,让我多受了半年小学教育。

那时，经常有年轻美貌的女教师来实习。四年级的时候，实习老师带我们去东湖春遊两天。从学校走到东湖还是很辛苦的哦。晚上住在东湖，实习老师就去与驻军（海军）跳舞。那年在阅马场，我参加了加入少年先锋队的仪式。也是那一年，湖北师范学院附属第二小学撤消了。当我初小毕业时，我的母校没有了。这大慨是我遭遇的第二次教育改革。1992年12月9日，我旧地重遊，那儿成了湖北省文化厅，现在那儿可能是住宅及商店。

好在我初小的老师和我们学生全部进入了武昌实验小学，我在那读高小。

1904年，张之洞筹建两湖师范，先在两湖书院后操场扩充房舍，设立两湖附属高、初两等小学堂(今武昌实验小学处)，是为武汉设立完全小学之始。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的原址在武昌东卷棚贡院内，前身是１９２０年创办的女子小学。１９２６年更名为湖北省立第二小学，１９２８年更名为湖北省立实验小学。１９３８年随湖北联中迁至恩施土桥坝，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武昌原址，解放后迁至武昌解放路２５９号原“两湖书院”内，正式定名为湖北省武昌实验小学。

我进了实验小学，班主任换人了。初小的班主任是殷尚玖（女）老师，后是该校的特级教师，她的弟弟是飞行员。那年头有个张积慧，打掉美国的戴维斯，所以我们对飞行员特有好感。2001年我还去看过她。2008年通过同学还了解到她的情况。现在不知如何了。我高小的班主任

叫纪舜诗（女），不知道她是不是纪晓岚的后人。她批评上课爱动的学生，总爱说“你的屁股是尖的，坐不住哦？”1968年12月初，在从南昌走上井冈山的路上，遇到那年武昌实验小学纪老师班的几个女学生，知道她也被斗了，只能感叹而已。2001年去看她时，她已不在了。不在的还有我的音乐老师，他在文革中被斗死了。我的音乐老师指挥棒极了。我在乐队里打三角铁。五年级时，他带我们过江到汉口大众剧场表演，所以我忘不了他。

现在的武昌实验小学不仅比我读书的时候小一点，而且还少了一点韵味。本可由北门从彭浏杨路进校门的，但现在靠北的教室与建筑被划给别人了，北门没了。不知是哪个官员所为。西南的菱湖被填平，夏天打不了水漂，冬天打不了冰块，了无童趣。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汉后，在武昌筹设政治训练班，准备招生500名。10月16日，由包惠僧负责的训练班筹备处正式成立。10月2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改政治训练班为中央军事学校政治科，以武昌两湖书院旧址为校址。现为武昌实验小学等单位的所在地

1926年11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此挂牌。挂名校长蒋介石，实为邓演达负责。几天后，蒋介石来校讲话，邓演达为校长，张治中任教务长。

1927年2月12日开学典礼，学校负责的有恽代英﹑周佛海﹑包惠僧﹑党国要人有宋庆龄﹑何香凝﹑孙科﹑谭平山﹑郭沫若﹑苏兆征﹑陈公博。那时的学生有罗瑞卿﹑赵一曼。宋庆龄的祝词由中共湖北省委妇委书记袁溥之（后为吴晗夫人）宣读。

所有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倒是我当年用过的一间教室现在挂牌为陈毅曾经的办公室。这些名人只有郭沫若与我有关，他是我大学的校长。陈毅有点关系，他儿子是我们系的校友，而1965年他到过我们系在颐和园的跳舞圈子。这郭沫若﹑陈毅两人和我有十米内共享时空的关系。

学校的老教室有六栋，每栋有两间教室。后来不知何时被撤了两栋。我在那两年用过4间教室。不知道是否与罗瑞卿﹑赵一曼共享过教室，即使共享过，也是分时共享。天安门东边的公安部我也进去过，那是去给我姑父的部下稍东西去。不过那公安部长早就不是罗瑞卿了。倒是因为罗的关系，我认得了一个清华的朋友。罗的副部长有个汪金祥。在瑞金时就是保卫局的局长。文革时被打倒，他的儿子汪瑞，清华大学1963年入学的无线电系学生。1968年12月，被发配黑龙江嫩江的23军69师军农三连，“再教育”，待分配。他和我在一个班，睡一铺炕。我永远记得他那无可奈何的笑容。从红五类到黑帮子弟，心中不服的那份无奈。心中万事明白却又要按别人的要求发言的苦衷。后来他去了加拿大，在那研究汽车电池。终因力不付出，客死他乡。清华的战友38人，2011年前去世10人，死亡率26.3%, 超过平均值的50%，是为可悲。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牺牲在黑龙江尚志县。九年后我才出生在广西资源县车田乡一位苗族人家里。1944年6月25日开始，中国人民得感谢方先觉与他的部队抵抗了日军48天，使东条英机下台，也使我的父母能从桂林走到资源。当年到武昌读书，好像小学时已读过赵一曼，绝没想到赵与我一地求学。更没想到32年后，我也尝尽白山黑水的艰辛，也经历了林海雪原的严寒。那零下48°C的大烟泡使人终生难忘。我在那北大荒的深处与那偏远的县城干了11年。才会到我的专业。2001年我回黑龙江招生，专程到各处去看白桦林，几乎没有找到。因为，那儿的原始森林几近毁灭，现在只有人工林。

再回到我住的乾福巷。巷子的名字在光绪时就有了，这在网上可搜到地图为证。50年代，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的门牌号是乾福巷2号。我住17号，与2号对门，中间一个空地，正好划个篮球场，50年代武昌机床附件厂的工人经常来乾福巷打篮球。20年代中共中央军委从上海迁到汉口后，中央军委专门在武昌乾福巷中和里设立了办事处，军委书记周恩来和参谋长聂荣臻、秘书长王一飞在此办公，尽管发动南昌起义的想法是在九江集体酝酿提出，但正式批准这次行动，却是在武昌乾福巷的中共中央军委办事处，它是南昌起义的重要策源地。在南昌的八一起义纪念馆曾记载了此事。现在乾福巷没有了，盖了大楼。只存乾福巷的中和里。而所谓中和里来源于武昌的中和门。该处名为市文物保护地，实则破烂不堪，风雨飘渺。

总之，武昌实验小学是唯一幸存的﹑没被摧毁的﹑没有移动的我的母校。

第二篇：再回母校

离开母校不多不少，满一年了。再回的时候很是感慨。用物是人非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店铺在的，人离开了;店铺不在的，人更是不在了。老师们都变了样，回来的学生也是变了样。虽然各地求学，到一提到回母校看看，再忙的人也愿意丢弃身边的事情，再回去看看。看看曾经与我们朝夕相处的人事物。一时间感觉自己真的就像步入社会的人了。告别了以前纯朴的装容，告别了正常的作息时间，告别了单纯幼稚气的男女喜欢，告别了那段求学生涯。回来，身心愉悦与满足。看看教学楼门前的荷塘又布满了荷叶，看看教师里蹿动的身影，好熟悉。又好陌生了。

第三篇：再回母校感触

再回母校感触

真的是时光荏苒、岁月逼人，将近三个月的工作时光在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自己成了实实在在的社会人，不再像上学时那般青涩、轻狂，甚至无知。偶尔在思考这一切的时候会庆幸的笑一笑，因为就我个人而言，这是一种进步，是在社会熔炉中锻造的成熟，我长大了。然而，社会又是现实的，面对很多的困难与问题时，我会时常回念起校园学习生活的清净无忧，尤其是在这个时候，独自一人在北京，远离了老师、同学和朋友，会时常孤单，会想念曾经给过我欢笑的一切。回忆是美好的，也是短暂的，我还要继续的忙碌着，无奈的在矛盾中徘徊。

最近，因为工作的原因，我返回了一次母校。淮南的十月，有了一层凉意，多半是阴雨天，独自漫步在校园，看着一花一树、一草一木，都还挺熟悉。纷纷落下的梧桐树叶，像是有了生命力，在空中自由的翩翩舞蹈，像是在招手，像是在微笑。我欣然，可是这儿已经没有了昔日的同学，没有了欢声笑语，想起几个月前，还曾在此谈人生，谈理想，而今已是人去楼空了，不禁想起朱自清笔下《荷塘月色》里的一句话：这几天心里颇不平静。是啊，自古逢秋悲寂寥，此情此景，不免触目伤怀，才会有这般思绪，真的是十月悲秋啊。

大约是在去年的这个时候，同学们都去参加校园招聘会，为自己的未来奔走，今年贴出的海报，来招聘的还是那些单位，只是此时已没有了去现场观望的心情，此时我只能会心的一笑，对于无法挽留的过去，只能尝试着淡然的相对。我来到了那棵大树下，几个月前，在去工作室做毕业设计的时候，在这里邂逅过一只雏鸟，带回去喂了一段时间又将其放生，不知它怎么样了，是否正在这凉意料峭的秋风中飞翔，向往天空的自由，有一天会疲惫吗？

罢了，何时我变得这般多愁了，曾经的豪情壮志在蹉跎岁月中卑躬屈膝了吗？我是在向忙碌而繁琐的现实低头吗？

不是的，这不是我。难道，这不是我吗？

归去吧，这里是梦开始的地方，相信也终有一天会在这里结束，只是现在的我，还在这梦的路上走着。

第四篇：我好想再回家乡

家乡之旅 “咱们回老家吧！”我问妈妈。“好啊！”妈妈对我说。我高兴地活泼乱跳，兴奋地说：“走吧！早就听说我的家乡变了，去看看变成什么样子了。”我激动地马上收拾东西，跟爸爸妈妈上了车。

一路上，绿油油的小草为我送行，到了家乡，我高兴地跳下下车。眼下这一切都令我惊呆了：原来坑坑洼洼的小路变成了平平坦坦的柏油路。原来了垃圾成堆的河水变成了清澈见底的小溪，小鱼小虾在水中嬉戏着。更不可思议的是，原来臭烘烘的垃圾场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森林，走进这片树林，仿佛置身于神话般的世界，绿油油的小草为我们开道，一阵微风拂过，风中含着茉莉花的气息，使我神清气爽。我看见有得小鸟在树上安家，有得小鸟在玩耍，有得在谈话。它们每天都成群结队地在树林里玩耍嬉戏，到处炫耀着它们五彩缤纷的羽毛和美妙的歌喉，它们宛转动听的歌声随着微风飘出树林，飘到很远，很远……这种境界让我如醉如痴。不知不觉，我已经在这里站了1个小时了。

“快来吃饭！”妈妈又喊起了。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片树林，回到了家，“我喊你几遍了，你听见了没有？”妈妈又开始唠叨了。等吃完饭，我又去四周转悠了。

我来到湖泊旁，看见了清清的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是那么透明，是那么翠绿！可爱的鱼儿在快乐地嬉戏，给五光十色的湖水增添了一份诗情画意。

我来到宽广的马路上，看见来来往往的车辆，络绎不绝。在我面前好像是一幅美丽的画卷。

转眼间，已经是黄昏了，我恋恋不舍告别美丽的家乡。此时，我感到人在变化，家乡也在变化。

希望家乡变得更美好。到时我再回家乡，盼望家乡更美好！

第五篇：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

我参加的“文化大革命”

我们是一九六三年考入大学的，学制是五年，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不要说主动与被动，在那个波涛汹涌的洪流中，我们当然不能幸免。

从一九**年开始，我们就开始了大批判。电影《武训传》、《清官秘史》是最先被批评的对象。接下来就是什么“覆舟之感”的《桃花扇》和《谢瑶环》。还有《李慧娘》，是个鬼戏。在课堂上老师先给讲一下，然后看电影或电影剧本，接着就是课外讨论。对于青年学生来说，是根据自己领会的加上自己的看法，大家有时争论个面红耳赤。那时的依据主要是用马列主义文艺的理论和辩证唯物史观，从这个角度出发去看待一切历史现象，古代文学作品和古代作家。具体说是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尺度去衡量。结果基本完全否定，得到肯定的极少。后来，就开始学习姚文之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由于结尾的几句诗“天寒地冻风萧萧，去思牵心千万条。海父南归留不住，万家生佛把烟烧”和毛泽东的“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的批语，我们真觉得《海瑞罢官》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到了一九六五年，刚过春节，我们就被指定到呼兰县康金井。说这次是面上社教，和点上社教不同。点上社教的指导文件是《前十条》，我们这次指导文件是《二十三条》，提出的口号是“三同四清”。我们先是坐大汽车到呼兰县集中，学文件，然后是分别下去。我被分到康金新农大队。全县算一个总团，每个公社是一个分团，总团是省里派干部担任，分团由总团确定领导，一般由县级干部和院校领导担任。分团下设工作队一般是20人左右。工作队的队长一般是从外市县抽调的公社干部担任。我们新农工作队长是阿城县巨源公社的社长杨学武，指导员是阿城县供销社主任赵国志。我是当了个工作组付组长。其它的工作队员有同学肖同舟，齐齐哈尔的“富拉尔基钢铁学院”教师蒋仁宾，还有另一名教师，两个学员，一个叫姜学武，一个姓张。还有阿城县的两个干部都姓赵，一个叫赵跃先，还有法院干部副院长王金凯，还有一个姓赵的。另外还有从社教中培养的积极分子，一个男的叫王金才，还有三个女孩子。有一个叫吴雅芹一个叫赵桂芹，还有一个。另外有黑大两个教工，一个是印刷厂的刘仁兴，另一个是俄语专家卢康华，他当时戴着“右派”帽子。

我们的社教到八月份就有点不热烈了。因为传说什么省委秘书长邹问轩自杀了，什么“二十三条”站不住脚了。当然我们也学习了《五·一六通知》等关于“文化大革命”文件。到了九月份，就接到了回校闹革命的通知。九月二十九日，我们就返回了学校。回学校之后，学校的领导告诉我们，不要急，要好好看一下，或者到外面再看一看，允许大串连，而且外出既不用出旅费，也不用花住宿费。同学们纷纷外出串连，我们也抱着对北京的向往，对毛主席的向往，匆匆地赶往北京。

到了北京，北京是“三多”，即红卫兵多，传单多，大字报多。但是北京的学生并不欢迎我们。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外地来京游山玩水的混蛋们滚回去”。后来周总理讲话了。说是外地来京的青年学生是毛主席的客人，到北京来看看也是应该的。说毛主席最近要接见红卫兵，外地学生也在接见之列。我们等待看看毛主席。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小学校住，那里专门有人给我们做饭。我们是参加第四次接见，那次接见是坐汽车接见，我们排在队伍中但不知队排了多长。反正旁边有搭起帐篷的救护站，怕谁一时激动出病来。当一列车队呼啸而过，我隐约看见了毛主席壮实的身影和满面红光。接见完了，我们又前往武汉，到那里去取经。在武汉住的是武汉大学，从《春满珞珈山》这本书上，我们知道了武汉大学很美。那时，我们正赶上武汉大学批判中文系教授苏者聪。听不清都说的是什么，只听见“打倒苏者聪！”的口号很响。第二天，我们便上长江大桥去观光，到桥头的龟山，蛇山绕了一圈，然后又去了黄鹤楼。才三天便从汉阳乘轮船“东方红三号”到了上海。轮船在长江上航行了三天三夜。同船的还有武汉外交学院的二十多位学生，还有零零散散的其它院校学生。当时成立了船上的红卫兵指挥部，船上给倒出来一个二等舱当办公室。主要是在船上讲演，发动群众“造反”。另外就是清查船上的“黑五类”，查出来集中在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到了上海，下船被安排在江湾五角场。除了外滩和虹口公园，觉得上海气氛不浓，于是乘车相继去了杭州和广州。到杭州，主要是逛西湖。断桥和锁澜桥印象最深。而广州印象最深的当属越秀和黄花岗。到底还是惦记学校，于十二月中旬赶回了哈尔滨。(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这回学校可变样了。两个派，一个是“造反派”，一个是“八八派”。造反派的派歌是“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背叛。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八八派”的派歌是“拿起笔杆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动手，文化革命当闯将。”两派虽然都拥护“造反有理”的口号，但造反派强调的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雅致……”，强调的是“爆烈行动”，“八八派”强调的是“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坚持主张强调什么都得注意政策。“造反派”的主要成员是敢冲敢闯的，敢斗敢干的，平时受压抑的，看问题执着的；“八八派”相反是一些比较冷静的，愿意多想想的，平时很要求积极上进的，做事很懂慎重的，“八八派”和校系领导一般关系都比较好，“造反派”对校系领导一般都有些意见；“造反派”主张揪一揪，烧一烧，斗一斗，没啥不好。“八八派“主张乱揪乱斗会伤害干部；这样就形成了明鲜的对立。我觉得两派都有理。可是，我看到党政干部被揪被斗心里不舒服。何况我认为”人非圣贤“，我爸爸当日本劳工被救回来没死是共产党救了他，并且我爸爸在一九四七年当过区上的武装部长。我看造反派那些人不顺眼，看那些人中平时调皮捣蛋，出身不好的人较多，所以我参加了八八派。但我没能成为八八团成员，只是一个外围。斗争到后来白热化，两派的对立情绪越来越激烈，最终学校的造反派头头张连科和八八派头头刘怀直接辩论，然后“八八派”垮了。他的垮台我明白了，“八八派”那一套不合时宜，不占优势，不符合党和毛主席的要求。“八八派”垮台后，被打入了“三军一团一队”，特别是“红旗军”被打入反动组织。被采取了极端手段。骨干成员被抓了一些人。紧接着全省夺权斗争开始。我校的张连科在全省造反派大会上宣布夺权，成立了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张连科指示第一任委员会主任范正美要定期向红卫兵汇报工作，范正美是当时哈师院的学生。黑龙江大学的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是于天放。那时的三军是“红旗军、光复军、战备军”，一团是“八八团”，一队是赤卫队。“红旗军”强调的是红旗，“荣复军”也叫“光复军”，是光荣复员退伍的意思，战备军是一些预备役的一些人，总之这“三军”跟军人有关。

“八八派”垮台后，在经过徘徊和思索后，开始向造反派靠拢。但是不久，因为炮轰省革委会副主任赵去非，黑龙江又陷入了“山上派”和“山下派”的斗争之中。

文化大革命在哈尔滨是闹的挺凶的，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高干子女云集的地方。像毛主席的侄子毛远新，林彪的女儿林小林，贺龙的孩子贺鹏飞，还有好多，像哈军工的原造反派头头严丽梅，杜美屏，据说都有一些背景。所以出了炮轰派开始，哈军工，哈工大，黑大都闹的挺凶。

炮轰是从黑大开始的。刚开始是原造反派的一个小头头张绍礼迠立了一个“炮轰赵去非联络站，简称炮联站，逐渐造成了全市之势。最后形成了以哈军工的边世军为总头头一派势力。而相对应的是以陈造反、刘俊业为头头的捍联总。张绍礼最初被抓进监狱，激起了炮派的反弹。这种对立马上演变成全省两大势力的斗争。捍联总打出的旗号是“捍卫革命委员会是反炮轰的，也称山下派。而炮轰派以“重上井冈山”而不怕艰险，继续揪斗，所以，成为炮派或山上派。最后演变成武斗。两派斗争含有一定的军事成份，各派都有专门的武斗队和情报部门。例如“过大江”是情报部门，“驱虎豹”是武力斗争部门。到毛主席发出“复课闹革命”的“指示”时，这种斗争仍未停止。激烈的时候甚至动用了坦克和枪支。最后，捍联总采用武力强攻哈建工和哈一机厂。攻哈一机时，是用炸药炸开楼的一角，炸之前喊话动员，并告诉炮派往哪边躲，炸开后人员冲入，占领全楼。这两派斗争最后由周总理主持谈判达成了协议。实际上炮派失败，捍联总胜利了。因为“革命委员会好”是毛主席明确指出来的，捍联总捍卫的是“三结合”，就是保卫革委会，所以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复课闹革命”其实也没复什么课。记得那时主要是研究毛主席诗词。原来全班分成两派，炮派那部分起名叫“鲁迅战斗队”，捍派则起名“莽昆仑”战斗队。复课也没复到一起，到了一九六八年底，中央下令，六二年级、六三年级、**年级三届毕业生不毕业离校。仅剩六五年级留了一段，到一九六九年也离校毕业了。

从大革命刚开始，有的人就自杀了。大约是在思想上受了刺激，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黑大最先自杀的是一个外语系女生曹凤芹跳楼，后来又有副校长王树本自杀。三结合之后，又有于天放自杀。有的人则是在武斗中死亡。例如农学院土地规划系学生赵汉明在两派斗争的冲突中被俘虏，被痛打之后被用棉被包着从四楼扔下摔死。他是捍联总的人，是被追为“烈士”，埋进了烈士陵园，后又被清理出来。

毕业时，两派在一起鉴定。办法是每方出一个头头主持，每个人自我鉴定，然后再大家提一下意见。再由校系填写评语。然后也发了毕业证书。证书第一页是林彪语录“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第二页写“学期满，准予毕业……，但还必须接受再教育……”。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便在“四个面向”的号召下，走上了一个新的地方。在学校的文化大革命活动就算结束了。首发散文网：http://www.sanwen.net/subject/448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