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文化的精神

第一篇：楚文化的精神

楚文化的精神体现为，“筚路蓝缕”的开拓创业精神，“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5]  开拓进取：不满足于已得和已知，努力开拓未知领域。楚人立国之初，偏僻狭小，但它们不满足于偏安一隅，通过“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历程扩大疆域。楚人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其根本原因也在于其开拓进取的精神。

开放融合：楚人建国后，民族政策为：“抚有蛮夷，„„以属华夏”，表现了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子“戎狄豺狼，„„诸夏亲昵”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的思想进步。在发展过程中，楚人兼采夷夏之长，并积极开展文化交流。

革新鼎故：楚人师夷夏之长的目的在于创新，建国初期，楚人发明了“楚式鬲”，后来还吸取扬越和华夏的青铜冶炼技术精华，使自己的矿冶水平居于领先水平，井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

至死不屈：楚人经过的历程既不服周、也不服秦。楚受封于周，理应为服务，在楚立足既稳后，楚人就开始“包茅之不贡”，就敢于使“昭王南征而不服”，到后来还有夺周鼎之意，使得周王室无可奈何。秦国强盛后，楚敢与之争斗，以致于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  

[编辑] 民族心理层面

崇火尚凤、亲鬼好巫、天人合一、浪漫主义，与中原文化尚土崇龙、敬鬼远神、天人相分、现实主义形成强烈对比。

尚赤，建筑服饰器物均以赤为贵；尚东，生之坐向、死之墓向均以东为荣；楚人尚左。

楚文化偏重于情感，而不是礼法，在念祖、忠君、爱国上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表现得要更为强烈 [6]。比如楚国的都城丹阳、郢迁移多次但名字不变，就是为了缅怀祖先。

第二篇：屈原与楚文化

屈原与楚文化

(根据讲座整理）

主题：2015年纪念屈原迎端午交流会 主办：永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

永州夜校 时间：6月15日晚上 地点：冷水滩区圆梦书城

主持人：东冬（永州市曲艺家协会）朗诵人：屈慧君（永州电视台播音员）讲座人：南蛮（诗人）

致屈原

你的眉头皱得太深了 深得像楚国泥泞里沉重的车辙 你的颧骨突得太高了 高得像楚国的崇山峻岭 悬崖峭壁

把你从国家机器上拆下来 我们看到的不是沾满油污的零配件 而是锃亮的《天问》和《离骚》 《九歌》和《哀郢》

有人说楚王好细腰 宫中多饿死

你斩钉截铁地为政府避谣 ——我们楚国的女孩子 天生爱好苗条 她们没有饿死

她们变成了彩虹与云霞 变成了芷兰与香草 ——看 为了顾全大局 你也讲违心的话

这个时候你的心特别绞痛

你不是跳水运动员 你纵身一跳

历史却为你打了满分

你获得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块跳水金牌 后来的跳水运动员 跳的是技巧 是美 你不是 你跳的是悲壮

你跳的是太阳入海的动作

两千多年后

又一个端午节即将来临 在中国 连三岁小孩都知道 这个节日 要吃粽子 划龙船 他们长大后

教科书一本正经地告诉他们 这是为什么

首先，感谢屈原后裔（五百年前是一家）、永州电视台播音员屈慧君老师怀着对先祖屈原的崇敬之情，深情地朗诵我的诗歌《致屈原》。她的朗诵很精彩。拙作《致屈原》表达了我对屈原的理解和景仰之情。

是啊，两千多年后，又一个端午节即将来临，我们要吃粽子、划龙船。大家知道为什么。为了纪念一个人——屈原。中国的节日很多，但为了纪念一个人而设立的节日，恐怕只有端午节了。

先说楚国。大家都知道战国七雄，秦、楚、齐、燕、赵、韩、魏，是当时最强大的七个国家。世界永远由强者主导。今天联合国有五个常任理事国，还有G七，20国联盟。战国时代也是这样。我们永州有一个著名企业家、奔腾集团董事长王中燕先生，他说他的父亲，给他取这个名字，就是纪念古代的燕国。王总的父亲很有文化。可怜天下父母心，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凝聚着父母的智慧和爱心。因此，请大家珍爱自己的名字，珍爱自己的名声。

楚国是当时的超级大国。从空间上看，它包括今天河南南部、湖北、湖南、安徽、江西、重庆、四川等。从时间上看，它存在了800年。历史上只有周朝存在了800年。

楚文化灿烂辉煌，博大精深。从物质层面上讲，它最大的成就是青铜技术。历史上有青铜时代，可见青铜的重要性。青铜是最重要的生产和战略物资。楚国当时在青铜冶炼技术上领先各国，就像美国今天在军事、科技上领先世界。

从非物质层面讲，首先，汉族是中国最大的民族，从字面上看，汉族是水边的民族，是汉水边的民族。楚国汉水是汉族的发祥地。其次，很多人喜欢下象棋，楚河、汉界是棋盘上的楚文化。

再次，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秦国不可一世，但最终灭秦的是楚人刘邦、项羽。楚湘是一家，所以杨度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打得最艰难的是湖南，常德会战、长沙会战、衡阳会战打出了中国人的威风，打出了湖南人的气慨。所以，日本受降书在湖南签订。湖南人会读书、会打仗。别忘了，今天，湖南人也会做生意，湘商正在崛起。

第四，唯楚有材，于斯为盛。楚国人才辈出。炎帝、蔡伦、怀素、周敦颐、魏源、王船山、曾国藩、毛泽东、刘少奇、齐白石，灿若群星，不胜枚举。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古往今来，历史上最大的坏蛋如商纣王、秦桧、汪精卫、林彪、四人帮、***等，没有一个是湖南人。湖南这块土地出伟人，出英烈，出好人。五千年来，中国最大的好人品牌当数雷锋，这小子就是我们湖南的种。为人民服务，向雷锋同志学习。毛主席这两句话很伟大，也很有价值，它应该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最核心的价值观。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国家工作人员都应铭记在心，并挂在嘴巴上，像念经一样每天念叨。

第五，楚国韶乐、扁钟，举世闻名。湖南出了贺绿汀、李谷

一、宋祖英、张也等众多音乐家、歌唱家，是有源渊的。

第六，楚王好细腰，湘女多情。湖南、湖北，鱼米之乡，自古出佳丽、出小蛮腰，上得厅堂，下得厨房，落落大方，拿得起，放得下。俗话说：“买田看塘，找女看娘”。意思是说，娘好女儿一定优秀。湖南的娘儿们，都是好样的。有人成语叫“楚楚动人”，说的就是楚国的女人、湖南的女子吧。

楚文化巫风色彩浓郁，鬼里鬼气，遍地鬼才，最著名的是老子、庄子和老庄哲学。中国最伟大的朝代唐代，主要用的是老子的无为而治。儒家思想只在科举考试时用一下。今天，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多研究老庄哲学，要多运用无为而治。“治大国若烹小鲜”，这就是治国之道，高明之道。目前美国治国，对内就是无为而治，对外是有为而治。中国的好东西，外国都在运用。我们自己把它丢在一边，想起来了就玩赏一下，目前的国学热就是这样。

屈原，楚国人。他是楚国的翘楚，楚国的栋梁。他官至左司徒、三闾大夫，是楚国的三号人物。起草法律是他的重要工作，今天讲依法治国，我们不要忘记屈原，要学习他的法律良知。外交是屈原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屈原的外交战略底线是：秦国有虎狼之心，绝对不可结好，必须联合六国以抗秦。后来楚怀王客死秦国，证明屈原的外交战略是对的。现在有个热词叫智库，屈原是楚国最杰出的智库，可惜未能被楚王采纳。楚国的命运可想而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尤未悔”，屈原被贬、被放，始终不改忠君、爱国、爱民之心,始终不搞非组织政治活动。他是伟大的政治家。史司迁评论屈原：其志洁，其行廉，可与日月比辉。

此前，诗人基本上是佚名的，比如《诗经》。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屈原创立一种全新的诗歌——楚辞。他的《离骚》开创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后世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寻根文学，屈原都是它们的源头和开端。有人说，论作品，屈原之后，只有《红楼梦》可与媲美。今天，在中国的各类文学院，那些教授们、作家们，把外国文学的各类流派谈得神乎其神，令文学青年们膜拜不已。其实，公元前，以屈原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的手法已是出神入化，炉火纯青。有多少学子深研过呢？

屈原诗歌的重要手法是赋比兴，他诗歌的重要意象是香草美人。以香草美人寄托追求。文怀沙有两句诗：“平生只流双行泪，半为苍生半美人”，这是文怀沙的自况，也是屈原的生动写照。屈原诗歌的高频词是潇湘。“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其实，他总想往南走，他总想到我们潇湘来寻找香草美人，寻找零陵香。零陵香在古代很有名气。“济沅湘以南征兮，就重华而陈词”，他总想向葬在南岭腹地的舜帝抒发内心的苦闷。他太苦了，他太闷了，他太沉重了，在出发的路上，他支撑不住，纵身汨罗江。他跳的是太阳入海的动作。

端午节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老百姓最认同的还是纪念屈原。早几年韩国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说端午节起源于韩国，中国急了，国人急了。所以，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节日，要自己珍重，不要等外国人重视了、抢注了，我们才想起有事要做。端午节要吃粽子。粽子也是大产业。浙江嘉兴很重视粽子产业包装和推广，还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嘉兴粽子名气远扬。据说，他们高速公路上一个生活服务区，一年卖粽子可卖一个亿。我们永州道县每年端午节划龙船，历史悠久，声势浩大。但基本上是自娱自乐。如果道县造龙船，把龙船造得世界最好，销往全国，销往世界。那是一个多么大的产业啊。现在李克强总理倡导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在座的老板可以思考一下，帮助道县人民创业致富。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距冷水滩四十公里、我的老家花桥，端午节的习俗是吃鸭子、打岩。我小时候过端午从来没有吃过粽子。印象最深刻的是吃鸭子、打岩。那是新养出来的土鸭子，两斤多。现杀现煮，放新出来的辣椒、山胡椒。我敢说，那是世界最吃好的鸭子。打岩就是钻山洞，习俗认为这一天蛇不咬人。花桥没河，不能划船。所以不要一想起端午就只有划船。那些没有河的地方呢？老百姓会因地制想出庆贺节日的办法。伟大的智慧在民间。同时，也不要小看花桥，湖南大学创始人、第一任校长雷铸寰就是花桥人。这里有两个花桥镇，同处一个镇，一镇两镇，两镇一镇，分属东安县、冷水滩区，这种建制，中国罕见。从花桥可以看出，楚文化的包容性、多样性。楚文化孕育了屈原，屈原光大了楚文化。

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这是我们为之自豪、也必须践行的湘楚精神。

让我们共同记住屈原的千古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第三篇：楚文化的现代化思考

楚文化的现代化思考

在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中，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楚”既是民族概念、国家概念，也是地域概念，还可引申至文化领域。楚文化的主要构成可概括为六大支柱：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及屈骚文学等。楚文化有800多年的历史，留给了我们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遗产、数不胜数的文学典故和瑰丽的精神文化，影响不可谓不深远。楚文化是在荆楚大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它吸取了周边文化之长，同时又保留了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特征。其中包括以下四种非常明显的精神特质。

一是荜路蓝缕即艰苦创业、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探寻楚人先辈艰苦创业的历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世纪。夏商更替之际，战火连年，楚人先祖辗转迁徙到了荆楚地区。到西周末年，楚人还是一个弱小的部落。熊绎成为部落首领后，率部族居江上楚蛮之地，“荜路蓝缕，以启山林”。正是这种荜路蓝缕的精神成为楚国强盛的立国之本，也成为中华民族史上艰苦创业的典范。周初，周成王盟会诸侯，熊绎出使受到冷遇。熊绎回来后告之群臣，立志发奋图强，发展生产，扩大疆土。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从熊绎到熊渠，疆域不断扩展，国力不断增强，由一个方圆不足百里的小国发展成泱泱大国。春秋时期，楚庄王饮马黄河，问鼎中原。楚国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当时楚国都城是“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曰朝衣鲜而暮衣敝”。正是凭着艰苦创业的精神，楚国才能在强国如林的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先秦发展史上的奇迹。

二是追新逐奇即锐意进取、不断开拓的创新精神。楚人的创新精神有很多记载：楚君熊通自行称王，首创县制。楚国灭了权国，便设县治之。秦国设县，在楚国之后。早于商鞅变法的吴起变法，是楚国历史上的一次悲壮的革新运动，也是一次大胆的改革运动。楚人在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学创作方面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以文学而言，庄周的散文奇诡莫测，变化无穷，气势浩荡，意象峥嵘。屈原是楚辞的宗师，后人对屈原作品的评价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道出了楚辞惊世骇俗的奇异之美。楚人大胆革新，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楚文化。

三是兼收并蓄即融汇南北、海纳百川的开放精神。在先秦的诸民族中，楚人的民族偏见最少，主张民族融合，强调兼收并蓄，能够融合其他民族、国家包括来自南洋、西方的文化。在这方面突出的事例不少，比如称作“蜻蜓眼”的玻璃珠源于地中海东部，其风格似乎凝聚了地中海绚丽的蓝天白云、青山白石、碧波白帆和绿窗白墙。这种玻璃珠和淡绿色的玻璃一起，由南亚传入楚地，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实例，这条中西文化交流的“玻璃之路”比丝绸之路大约早4个世纪。在初创时期，楚王没有与周王室的血缘姻亲关系可依，没有辽阔的疆域可恃，只有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学以致用，以独立强盛为目标，因而楚文化表现出极大的开放性、多元性和务实性。

四是崇武爱国即崇尚武装、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楚人尚武，荆州博物馆有一种叫“连发弩”的文物，李白诗中有“连弩射海鱼”的诗句。连弩可以连发十箭，可见楚人很早就在研究发明武器了。在丰富的楚文化中，有很多例子反映了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如申包胥为了求得秦国发兵救楚，在秦国朝廷中哭了7天7夜，终于感动了秦王；楚将屈瑕战败，感到对不起家乡父老，以死谢罪，开了楚国将帅以身殉职的先河；楚武王、楚文王、楚庄王、楚共王等都身先士卒，亲临战阵之中，体现了非常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更有代表性的是屈原，屈原有这样的诗句：“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屈原是爱国主义诗人，其精神千秋万代

为世人景仰，成为民族脊梁的象征。

楚文化的内涵丰富，影响深远，其中它的创新精神和能力极强，这既是弥足珍贵的历史积淀，又不乏时代价值和意义。这对如今湖北如何崛起、当代中国如何追赶发达国家具有现实意义。当今中国要想实现小康社会，走上富强之路，赶超发达国家，必须像楚国那样大力培养创新精神，敢为人先，开拓进取。

第四篇：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考1

楚文化研究的历史学考察

邵学海（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楚文化研究所 研究员）

摘要：所谓楚文化现代价值，是近年某地区文化理论界，包括政界人士关心的问题，为此召开了相关学术会议，出版了论文集。它是中国史学教化与资政传统，在先秦区域文化研究上的体现与追求。但是，纪史不实与不确所带来的失误以及“以论代史”的史学歧路影响了学术健康发展，简单、片面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附，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宣传上几成流行模式，它扭曲了学术风气，破坏了科学的严肃性。此类状况，皆因区域史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迎合“地方主义”需要而导致的实用主义风气所造成。

充斥农民意识的“地方主义”史学观，阻碍我们把区域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宽广道路，影响我们正确认识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至影响我们客观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与发展过程。

关键词：楚文化 历史学 考察 实用主义

所谓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即历史学的社会功能，是近年某地区文化理论界，包括政界人士关心的问题，为此召开了专门学术会议，出版了论文集，影响较大。它是中国史学的教化与资政传统，在先秦区域文化研究上的体现与追求。

史学不是故纸之学，先贤历来重视它的镜鉴作用，并且，其意义随时代进步不断深化、拓展。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贞观政要》的：“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到顾炎武的《日之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以及梁启超的《新史学》，历代史家都把周代以来初步形成，唐宋以来逐渐明确的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一步步推进到今天的境界，使其具有深刻意义。

关于楚文化现代价值，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学者以不同方式，不同角度加以研究与阐发，典型如“楚人有恢弘的开放气度，有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等等。恰逢中国现代化建设由封闭状态进入开放时期，这些区域的历史经验暗合时代节拍，故而引起政府的重视与民众的兴趣，从此“楚文化”一词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影响很大，以至“贩夫走卒引车买浆者流或许都知道楚人有‘凤图腾’一类的文化术语”。

比较先秦各区域文化研究，楚国历史文化研究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产方面，特别是试图为当今改革提供历史借鉴方面显得较为突出。但是，其中不当之处也因正面特征彰显而负面地表现出来，简单、片面地将现实与历史相比附，在学术研究上几成流行模式。它扭曲了学术风气，削弱了史学资鉴能力。为使先秦区域史的研究健康发展，促进史学的社会功能得到正常发挥，适时清理我们的学术，考察我们的学术方向并反思研究方法是很有必要的。本文不揣浅陋，以楚文化研究的现代运用问题为中心，试提几点意见，望能入方家法眼。

一、鉴古致今须纪史以实

为现实服务须建立在牢固的学术研究基础上，建立在客观、真实、有据可查的史实上。对史料不能臆造或猜想，更不能随意改动，否则我们为启发现代人心智，把优秀传统导向今天的工作，一如筑塔沙上。试分析一例：

有学者认为，已知楚国最早一件兵器“楚公jia”戈（原文误为钟）的形制，是从中原引进的，但三角形援上“奇妙”的纹饰和内上梭形穿（系绳处），体现了楚人“既善于模仿，又善于创造，始则模仿，继则创造”的成功经验，由此可以发见楚人“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己以独创一格”的精神。细检论者文章，其旨即以所谓先于蜀国，别于诸夏的“楚公jia”戈，证明楚人在文化上具“拿来主义”精神，并借鉴于今天。

根据考古发现，类似“楚公jia”戈的兵器，商晚期或西周早期出现在中原，但使用时间不长。另外，今川西平原也有发现，其上限与中原同时，且有一个从商晚期至战国的完整演变过程，因此有人认为此戈为蜀国样式。据李学勤先生1982年统计，这种编号为Ⅱd型兵器，成都地区已出土42件。可知在中原和古蜀国，它是一种使用较广泛的长兵器。

“楚公jia”戈于1959年在长沙废旧品中拣出，关于它的真伪及有关问题，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术界曾展开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戈是真品，其上铭文与器同时铸造，年代在西周晚期 ；

2、戈与其上铭文均为伪造 ；

3、戈是真品，系蜀式戈，铭是后世伪刻，年代在西周末到战国早期 ；

4、戈的铸造在西周中、末期，铭文加刻不早于西周末叶 ；

由于“楚公jia”戈尚存诸多不确定因素，上述观点都只停留在推测阶段，有很大商榷余地。

这场讨论后的四十多年中，学界就此没有新的突破，即使有所意见，也与上述四点大同小异。1995年出版的楚学文库之一种《楚系青铜器研究》，根据李学勤先生比较“曾侯养”戈铭与“楚公jia”戈铭的文例与结体相似的情况，赞同李氏“楚公jia”戈铭和器是同时铸造的观点。区别在于，李氏推定“楚公jia”戈的年代在两周之际，比第一种意见，即认为该器是原件，年代在西周末年的稍晚。至于“今鉴”论者所谓“与华夏有别”的梭形穿是否别于中原的同类戈，尚不得知，但先秦时期长江上游的蜀国并非少见。1961年冯汉骥先生指出：类似“楚公jia”戈的兵器在川西一带发现颇多，“内上的穿有者作梭形”。至于“奇妙”的“蚕茧形”纹饰，冯氏说：“蜀戈上往往有此种装饰„„例如重庆市博物馆所藏的一戈即是如此，最近发现的此类的戈，其上亦有圆斑的”。这一基本材料还见冯氏所撰《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一文里。可见，“楚公jia”戈与已知的蜀式戈实际无甚区别，并不“奇妙”。

需要指出，四十多年来，楚地再无发现抑或出土类似兵器，其上所谓“蚕茧形”纹饰，也不见装饰在楚国其他青铜器上，拣选的“楚公jia”戈，至今仍是一件与其他出土楚器在纹饰上没有任何联系的孤品。

以上是关于“楚公jia”戈大致的考古学背景及研究状况。假如“今鉴”论者的议论，仅仅涉及该兵器的真伪、年代，或者两地、三地同类兵器的比较，那么不论有无可靠根据，论证过程是否合理，“楚公jia”戈的器形与纹饰风格先于蜀国，别于华夏的观点，虽不允当，亦仍属学术的探讨。但是，把研究分析贸然推进到“今鉴”的层面，即将一件未必早于蜀国，也未必别于华夏，且存有诸多疑点的孤品，标榜为先秦时期中原及长江中上游广大地区内“超群绝伦之作”，继而推导出楚人既善于模仿，又善于创造的优良传统，总结出“值得当代的国人借鉴”的历史经验，是不严肃，不负责的。

诚然，不能片面强调史料考证，史料考证本身并不是历史学的全部，也不是历史学的主体，史学研究还应当重视历史学家作为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的作用。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布洛克说：“不冷不热的博学游戏无非是虚掷光阴，把手段当目的，为考据而考据简直是在浪费精力”。“文革”后，中国史学界在回归历史主义，继而回归马克思主义路途上，也曾批评“回到乾嘉去”的现象，批评不求融会贯通而畸重史料，摒弃理论指导的史学观。

这是20世纪欧洲新史学及中国“文革”后历史学家的观念。但他们反对片面强调史料考证，是要求把过去看成一个整体，避免因局部、个别问题的过当考证而陷入比较狭窄、琐碎的境地，以至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事实上无论新史学家，或者“文革”后中国史学的主流，从来就没有否定史料在历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反对把史料置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布洛克，为撰写《法国农村史》而发明“回归分析法”，在对过去的物质遗迹进行考古学分析的同时，还对20世纪初法国的田地类型、收获制度、耕作技术等加以详尽考察。可见，虽然新史学与实证的欧洲传统史学在史学观及方法论上完全不同，它们对史料的重视及考订的严格要求却是一致的。在中国，从“文革”前的翦伯赞，到“文革”后众多史学家，也都遵循了史学研究以史料为基础的基本原则。

同样，影响法国年鉴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求，历史研究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出发。列宁在批评以13至14世纪蒙古统治的事例来说明20世纪在欧洲发生的某些事件的政治欺骗行为时指出：“应该设法根据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来建立一个可靠的基础„„要这个基础成为真正的基础，就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事实的全部总和”。由“楚公jia”戈而提取的“今鉴”论，是否建立在一个如列宁所要求的“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事实”所构成的基础上呢？即是否掌握了详细的，能够再现楚地Ⅱd型兵器演变的资料，以及与蜀地兵器之关系的客观比较呢？是否已揭示出先秦时期关于镀银的“蚕茧形”纹饰之工艺的缘起与流布过程，从而获得符合当下研究水平，并与自己论题有关的知识准备呢？看来没有，四十多年来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状况可以证明其失误。这种形为“以论代史”，实为臆说的历史学“方法”，除了与晚明王学末流的空虚学风有相似色彩，在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世界各个史学流派里都是不相容的，更不用说用今天历史学的世界眼光，以及多学科综合研究方法，来衡量它的真实性与科学性了。

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类似随意发挥的现象较为突出。有些学者往往在一件有待考证的出土文物或一类尚需探讨的问题上，轻率地总结出所谓现实意义，将一个宏大的，关于先秦民族气质或素养的结论，植根于一个十分纤细的，或者缺乏史料，或者缺乏研究的命题上，然后将其“意义”贴向现代。如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东亚与南亚文化交流问题 ：有不知印度佛教史者，在没有充分材料证明的情况下，贸然将楚地出土的“羽人”雕像指称为印度的妙音鸟，武断地把楚地豆盘的莲花装饰当作佛教的金刚座，继而在错误判断的基础上导出佛教造像曾于战国中期传到楚国的结论，并作深具现代语义的发挥：“印度和楚国都有恢宏的开放气度，都对异域文明怀有浓厚的兴趣，都有取长补短、以有易无的热切愿望，都不是《庄子•秋水》所嘲讽的井蛙或河伯。楚人吸收异域文明的态度，寓变通于师法之中，即使对当代也还有启示意义”。这里，历史上的楚人不啻被描绘成当代改革开放的先锋。

这些文学性的描述，使我们意会到欧洲18至19世纪中叶的，浪漫主义史学中的一个理论特征：强调通过直觉和历史发生共鸣，否定理智的认识能力，用描绘具体历史情景和抒发作者的激情取代理性的分析。1848年后自然科学的成就即将浪漫主义史学定格为西方史学史上一个陈迹，尽管它强调的历史主义以及将语言学知识运用于历史学，对其后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主观唯心的史学方法则被抛弃。

揭示先民的心灵，歌颂民族的优良传统，是富于感召力的。故而，有些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的文本，常常使我们梦幻般地感到我们与先民十分接近，接近得仿佛失却了历史的距离而与我们共时地存在。但激动人心的辞藻不能代替谨严的研究，因为，“合格的历史学只可能是科学的历史学。„„我们若牺牲对科学的确定性的要求就不能不损伤我们对文明的良知。神话般地或虚构地描述过去或许具有文学价值„„但是，„„那决不是历史”。

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纪史以实是历史学的生命，也是史学工作者应该恪守的学术道德。只有掌握了客观、真实、完整的史实，我们才有可能复原历史的行程，获得“科学的确定性的”结论，历史研究才真正具有现代价值。

二、鉴古致今须戒实用主义倾向 “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显而易见，上节所举两例，均失误于史料“不具或不确”。而且，它所表现出的主观随意性与片面性，反映了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一件尚有争议的非科学发掘的楚国兵器，能否体现楚人“拿来主义”精神，已知考古材料事实上已有效传达了历史的暗示：近半个世纪的田野发掘材料，不能证明“楚公jia”戈的形制与纹饰先于蜀国、别于华夏。那么，所谓楚人“拿来主义”精神只是一种现代的虚拟。但“今鉴”论者为什么不顾及较为明晰的学术背景而任意发挥呢？

一件战国羽人雕像，一件以莲花为装饰的豆盘，被指认为公元前3世纪印度佛教造像传到楚国的证据。这一“重大发现”以及所具“现代价值”的阐释，为什么不尊重几乎是常识的，两件器物的造型特征在先秦考古学上的普遍性，以及佛教造像于大乘时期才在印度河流域产生的历史事实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论者站在实用主义立场上，为了某种非学术目的而彰显所谓学术的“重大发现”，臆说了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古代文化。

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的实用主义倾向不止如此，“楚文化是凤文化”之学术观点及其文化阐释，就是一个“以论代史”的，片面强调历史文化地方性的突出表现。由于学者的宣传，今天，“凤文化”几乎成为某地大众知识结构中的一部分。须知，它不适当地夸大了楚文化与先秦其他区域文化的差别，忽视了长江黄河作为农耕文明共同体的同一性。

凤是先秦的灵物，是先民对禽鸟的通称。有楚文化研究者认为，楚人崇凤，中原崇龙，分别是南北文化的象征。实际上，先秦灵物崇拜并非如论者所述，有充分材料证明，其时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灵物崇拜并不是单一的，即使在史前，地下遗物所反映的原始宗教状况已较为复杂，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墓葬内，不仅有龙的蚌壳摆塑，还有虎和鹿的形象。张光直先生认为，史前先民“绝地天通”有数种工具，即龙、虎、鹿三“蹻”，它是氏族部落向部族联盟进步的标志，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图腾相互认同的现象。进入东周，即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原始宗教经过整合，不同灵物已超越原有界限，开始大范围地华夏化了。这一背景下，若坚持一个民族一个灵物崇拜，抑或一个地区一个灵物崇拜，在历史学或者文化人类学的学理上都是说不通的。

孙作云先生认为，楚人先民来自黄河下游崇拜凤鸟的民族，故楚人崇拜凤鸟。半个多世纪以来，后人延续了这个说法。如果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图腾崇拜，必然会成为文明早期这个民族的灵物崇拜，那么崇拜凤鸟的不仅仅是楚人。如商民族的先民与楚人同一个来源，是史前少昊氏中崇拜玄鸟的一支，所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宋人和卫人是商朝的遗民，同样应该崇拜玄鸟；郯国是少昊氏后裔，且地望仍旧，当然崇拜凤鸟；凤鸟应该也是周人的崇拜对象之一，因为虽其始祖稷，受巨人足迹感孕而生，但姜原以为不祥，故将其弃于冰上，这时“飞鸟以其翼覆荐之”，遂以为神。显然，《史记》所载映现了图腾文化的孑遗。

不否认先秦时期某些民族宗教崇拜的牢固继承性，但同样也不能不考虑历史的变动性，不能不考虑先秦不同民族的宗教、艺术、习俗在迁徙、战争、贸易中的变化。这些变化会使民族灵物崇拜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一定数量上加以改变。把宗教与习俗放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加以认识和说明，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它，是唯物主义史学的一个原则。因为，历史“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

若不拘泥于灵物与民族在历史中具体的对应关系，还应该看到，凤鸟崇拜实际是先秦十分广泛的现象。《龙凤文化源流》的作者根据考古资料，把新石器时代的凤鸟形象分为东西南北四系，其中东西南三系有共同特点。这与史前龙崇拜分布的广泛性是一致的，即使将其证之于三代考古材料，也大体如此。据上所述，崇拜凤鸟是不是楚文化独有的特色，答案不言而喻。有人会说，古代中国的四象安排，南方是朱雀，朱雀既有太阳的色彩，又有凤鸟的形象，楚人居南方，可证楚人崇拜凤鸟。但民族的灵物崇拜与天象四方的安排不是一回事，如果套用，则殊难圆通。

可知，楚人崇拜凤鸟，但不是唯一的。首先，先秦其他民族也有崇拜凤鸟的；其次，楚人除了崇拜凤鸟，还崇拜龙、虎、鹿等灵物。

为了有别所谓中原的“龙文化”，势必将“凤文化”确定为南方的历史的地方性标识，因为龙凤是先秦灵物崇拜的主体，是中国文化构成的重要的阴阳两极。有“凤文化”的品牌，似乎就有了中国文化史的半边天下。为使南北文化分明而争得半边天下，有论者解释楚国遗物中龙与虎造型以及龙、虎、凤同构现象，不是从平面构成的艺术角度分析图象结构，不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探测先民的宗教信仰，而是不实际地掺入自己的敌忾，排斥龙、虎等宗教角色：“凤是楚人先民的图腾„„他们把一切美好的特性和特征都赋予凤了。„„楚人对龙就又爱又恨了„„（故而在刺绣纹样中）通常只能担当陪衬甚至反衬的角色”，而“虎在楚人心目中的地位比龙更低，以至我们可以说楚人是尊凤贬龙贱虎的”。在论者看来，楚国艺术中，龙是中原的代码，虎是巴人的象征，凤才是楚人伟岸的形象。古代一幅刺绣图案被论者如此随心所欲地阐释，既反映了其史学观的幼稚一面，同时给大众造成军事对垒是东周唯一主题的错觉，以至误导今人——在古代文化艺术领域，抑或织造艺术，包括漆木艺术上，都须象征性地显示这一军事的对抗性。历史研究的地方性表达，就这样通过作者弥漫着战争硝烟的阐释，卡通般地凸现出来。今天，楚人的凤文化、凤图腾、火凤凰等民俗学术语广泛流传，甚至凤凰涅槃的故事，在大众知识结构里也由印度神话一变为楚文化的典故。浮躁、简单、实用的学风造成大众的误读与误识，就像“文革”期间，由于“文革”论客占有舆论工具，革命群众都认为孔子诛少正卯是反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镇压了革命力量一样，“凤文化”以及其他等等，经以学术的名义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今天某地区认同地方历史文化特征的一个重要依据。

从历史学存史的角度看，这些关于先秦灵物崇拜的地方性观点，歪曲了历史，它所虚拟的历史情境导致我们错误认为，中华文明的初创时代，不同区域的文化如同政治、军事，也是格局分明地对峙着的。

地方史研究的先天缺陷，即某一历史时期，某类历史问题上，一个地区，或“民族国家并不是一个适当的历史研究单位” 之缺陷，影响了学术趋势，它必然倾向于把楚国历史同先秦东亚大陆总的历史割裂开来。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就此启示我们：“当我们把研究重点从政治事件和政治史转向科学史之类的领域时，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所具有的缺陷便会异常鲜明地暴露出来，因为以民族国家为研究单位时，民族国家„„都可以说是合理地为这样的研究提供了集中点”，但在艺术和文学以及思想和制度方面，“肯定会遇到一些从本质上说属于‘超民族’的活动„„即便这些活动也带有民族的生命，打上了极为明显的民族烙印”，例如封建主义、印象派、巴洛克建筑等等都是不受国家边界限制的。显然，对楚文化孤立的解释和理解，以及体现在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中的地方性趋向，对还原中华文明早期历史，全面认识先秦中华文化整体结构十分有害。

从历史学教化的功能看，鉴古致今亦隐含民族形象塑造问题。黑格尔认为，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形象及精神的总合。歪曲历史，即歪曲了自己的形象，不符合事实地戏说历史，则亵渎了民族的精神。二战时德国、日本的历史，是侵略、奴役、杀戮、掠夺的历史，这是不容修改也不可能修改的。所以，20世纪上半叶，日耳曼与大和民族在世界近代史上留下了侵略者的形象。至今这形象，尤其大和民族的形象，仍然象阴霾时常笼罩在我们心中。反省自身，“文革”是中华民族不堪回首的时期，十年历史所勾画的中华民族的形象，是扭曲人性的。其中，“文革”史学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例如，为批“周公”的政治需要，个别论客在历史里找出孔子诛少正卯一事，并习而转述，几成定论。实际上《论语》和《左传》里找不到一点哪怕有关线索。所能提供的历史证据，只是名为荀子著作，实系其弟子杂录的《宥坐》篇。尚待探讨的，孔子后两个多世纪的未必确实的记载，对“文革”恶劣的政治气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春秋战国是中华文化史上一个重要时期，先秦东亚大陆超越地区和民族的文化互融、互渗，折射出经过整合的中华民族的主体形象。“楚文化是凤文化”，抑或说“北龙南凤”的简单划分，虽有宣传的效用，但既不符合考古学所揭示的基本事实，也不符合中华文化演变的实际状况。并且，提供给大众的这些错误知识，势必在当代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造成隐性而持久的不良影响。

我国史学史上，曾记有实用主义的深刻教训。1963年9月，翦伯赞先生就当时反修防修大背景下的史学研究问题，给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一信，他说：“戚本禹同志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变节分子，另外一位同志又从中国史上抓出了一个议会路线者，像这类的文章还会出现，据田余庆同志说，已经有人把春秋时的向戎弭兵说成是和平主义，并且加以反对。这样下去，可能墨子非攻也要受到批判。不能说这些同志的动机不好，他们都想把历史用作战斗的工具，但是这样的历史类比是不伦不类的„„更重要的是必然会歪曲历史”。翦伯赞四十多年前的恳切话语，对楚文化现代价值研究，特别对“楚人有恢弘的开放气度，有兼收并蓄的包容胸怀”之类超越历史的现代话语，仍然具有警醒的作用。

三、余 论

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楚文化，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已引起海内外瞩目。检视基本概念，楚国之所以成为历史学一个合适的研究单元，楚文化大体可以归纳为中华文化的子系统，首先因它具备疆域辽阔，文化内涵丰富，与其他地区没有时代模式差别的基本条件。其次，20世纪历史科学的发展，为楚文化研究提供了两个契机。一是考古学的发展。据20世纪八十年代统计，全国所发掘的东周墓葬中，楚墓约占70%。地下遗物为全面、真实、深刻认识楚文化，提供了丰富材料。这些材料以及新石器时代的重大发现，突破了以往以黄河文化为本位，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片面认识；一是20世纪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民族史、国别史、地区史的研究作为一种新的途径，在跨学科的基础上开辟了通向新领域的道路。

回顾近百年学术史，楚文化研究在诸多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特别是考古学以及冶金、纺织、天文等其他专门史的突破，从一个个侧面，为我们认识中华文明核心的形成过程以及早期文明的结构模式，提供了重要材料。但是，我们对这个时期的文化面貌，包括整体的和局部的以及相互关系，认识还远远不够，拨开历史的雾障，还须做出艰苦的努力。

然而，学术并非沿着科学理性的方向塌实地前行，区域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为迎合“地方主义”的需要，在学术上势必阻碍我们把楚文化研究引向先秦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宽广道路，影响我们正确认识先秦各区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至影响我们客观看待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重蹈以黄河文化为本位，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覆辙。

为纠正区域文化研究中的主观随意性以及实用主义等等不良倾向，我们不妨参照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的教导：“最好是把‘地区研究’或‘区域研究’看作是通往规模较大的世界历史观念道路上的一个阶段，看作是一种把那些相互有关的研究单位中的历史知识组织起来的实际手段”。倘若如此，我们才能完成“在理论上全面地阐明我国古代文明发展的重大任务”，以及理解这个更加深刻的意义。

作者附注：该文发表在吉林《社会科学战线》（双月刊,逢单月25日刊出）2006年第6期。但是，由于校对失误，特别“余论”部分错行、掉字甚多，影响了观点的准确表述，故在此全文发表，以为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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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史记•太史公序》 王纪潮：《异彩纷呈——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张正明：《楚事今鉴零想两则——我们可以向楚人学习什么》，载《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论文集。崇文书局2005年版。张忠培：《关于‘蜀戈’的命名及其年代》，《吉林大学学报》1963年3期。冯汉骥：《关于“楚公jia”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期。6 李学勤：《论新都出土的蜀国青铜器》，《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7 高至喜：《“楚公jia”戈》，《文物》1959年12期。8 于省吾、姚孝遂：《楚公jia戈辩伪》，《文物》1960年3期。冯汉骥：《关于“楚公jia”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期。10 商承祚：《“楚公jia”戈真伪的我见》，《文物》1962年6期。11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88页。12 李学勤：《曾侯戈小考》，《江汉考古》1984年4期。冯汉骥：《关于“楚公jia”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期。14 《四川彭县出土的铜器》，载《文物》1980年第12期。15 《楚事今鉴零想两则——我们可以向楚人学习什么》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17 《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至280页。参见拙文：《孔雀王朝不曾塑佛，东周楚国何来造像》，载《江汉论坛》2002年6期及《历史不是橡皮泥》，载《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六集，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张正明等：《战国中期曾有佛教造像传入南楚》，载《江汉论坛》2001年8期。20 摘自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卷首语。21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濮阳三蹻与中国古代美术上的人兽母题》，载《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99年版。23 《说羽人》，载《国立沈阳博物院筹备委员会汇刊》1947年1期。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7页。25 王大有：《龙凤文化源流》，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参见拙文：《虎座飞鸟是楚巫蹻与巴巫蹻的重组》，载《江汉考古》1997年2期。27 张正明：《楚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至178页。该图见湖北省荆州地区博物馆编：《江陵马山一号楚墓》，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29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39页。30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39页。

徐庆全：《关于翦伯赞的一封未刊信》，载《历史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32 参见《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页。33 《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42页。

俞伟超：《关于楚文化发展的新探索》，载《楚文化新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第五篇：浅谈楚文化中丝织品纹样形式语言论文

湖北荆州市马山一号墓发现绚丽多彩的战国锦，在楚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为“战国丝绸的宝库”。距今2300 年左右，当时马山位于楚都纪南城西北约8 公里，据考古发掘，很有可能是当时某位妃子的墓葬，因而出土不少珍贵的丝织品。其编织手法既有刺绣，也有相当复杂的提花技术。(此技术已经失传)丝绸的品类有绢、纱、锦、罗、绸、绦等。颜色多达10 余种，并巧妙地运用了绦式、练染等工艺技术。

从图案上看，不仅有素洁大方的几何纹，也有结构复杂的人物花卉，更多的是以凤鸟、神兽、蟠龙、猎虎等崇拜物为元素的装饰主体，表现出楚人的浪漫主义色彩。楚人崇凤，天命玄鸟即是楚人的图腾，带有一种信仰。楚国是当时春秋五霸之一，问鼎中原极其富强的国家。因此在设计上出现的凤鸟常常是脚踏虎、口衔龙的场景。道家遵从恬然无为、顺从天道、天道自然的思想也笼罩着楚国风尚，所以大多数图案富有动感，线条流畅，色彩艳丽而变幻多端;特别是凤鸟作为主体纹样更加抽象和简化。楚庄王时期为鼎盛之时，楚庄王曾自喻大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故而在凤的神态上不是作腾飞状就是仰天鸣叫。不难看出，楚人对凤的喜爱是根深蒂固的，它不仅表现楚人浪漫主义情怀，也表达楚人不卑不亢、奋发图强的民族主义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楚丝织品刺绣纹样分类

楚人纹样的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这种通过高度提炼的艺术是与各诸侯在中原称霸，战乱频繁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楚地天造地设的山川逶迤之态和风物灵秀之气，形成了活泼奔放以致怪诞奇谲的浪漫主义风格。古人是以形(符号、图像、概念)为基点对事物(器物、工具)及其运行规律(道)的理论总结、归纳与阐释的图像思维模式理论化的产物。这种逻辑也不乏在纹样上体现出来，楚人偏重于对珍禽异兽、奇花佳草和自然物象其中以楚人崇尚的龙凤形象最丰富。楚丝织刺绣品的纹饰显示出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性。大体上可以分为这几类：

1.神灵动物给予崇拜思想

“辟在荆山，筚路蓝缕。”是形容当时楚人的落后，由于对自然认识缺乏理性客观的认识。楚人丝织品中动物纹样一般被神化或带有某种寓意的表现，主要有：以凤鸟、龙纹为主也有虎纹，这些纹样在当时被认为是具有通天地之灵气的作用，而有些织物将这几种纹样经过夸张、复合、简化等手法组合在一起的独具特色构图是借鉴了青铜器纹饰对称纠结的组织手法，又变化多样，充分体现了楚艺术奇丽瑰伟的独特风貌。如动物与动物复合，动物与植物结合，人兽结合等特殊变体形式。

(1)凤鸟纹

凤是四灵之一，它的形象是逐渐演变而完美起来的，它在远古时代就被视为神鸟而被人们崇拜，是百鸟之首。其头似锦鸡，身如鸳鸯，尾翼似孔雀，象征吉祥与富贵。从古籍中可以领略出凤的形态优美，如《尔雅》郭璞注：“凤，瑞应鸟。鸡头，蛇颈，燕颌，龟背，鱼尾，五彩色，其高六尺许。”

凤鸟纹是楚文化的标志象征，在楚文化中有固定的造型模式，如凤在构图中呈主体纹样，一般突出头、尾部、羽毛和翅膀，通常将头部饰有花冠尾部与叶茎相结合，彰显出其“雌皇”别致的神韵和气质。凤的形象屡屡出现，但绝不重复，从视角而言，有正面也有侧面;从动作而言，或飞翔奔跑，或追逐嬉戏，或凤昂首鸣叫，或顾盼生情，尽现凤鸟百态;在构图上为移动对称性和旋转对称性;或是凤鸟在上龙虎纹在下，这种模式不会随意变更;这区别于汉文化中龙在上，凤在下的礼制造型模式。凤纹深受楚人的喜爱，被大量运用到织物上，变得大众化、平民化。所以凤纹组合造型灵活多变，富丽多姿，纹饰繁缛，题材丰富，这与流行于民间传说密不可分。

(2)龙凤虎纹

此为龙凤虎纹绣罗，罗是一种轻薄透气的织物，用放大镜看可见六角像蜂窝状织孔，而现在只能用电脑复制四边状的绢，罗的技法已经失传。此图案来来自一件单衣，通过各元素的组合，重叠，出现了场景性的图案。头戴花冠的凤两脚各踏一只龙;另一翅膀压一头虎，凤口张开，似作鸣叫状，凤身侧转，极仅飞扬流动之态。像这种龙凤虎纹的场景似纹饰不仅在服饰刺绣造型中，在各个漆器、青铜器也频繁出现，一方面表现楚人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艺术性，另一方面鼎盛时期的楚文化遗存主要出现在江汉平原，楚人在进入江汉平原后，由于逐步向外扩张，文化面貌因而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凤鸟屹立群雄的图案就带有深刻寓意反映在日常生活中。

(3)人物行为纹

楚国由于政治变革，社会经济发展，人本主义思潮的高涨，对生命与自由的向往通过各种艺术形式表现出来，因而人物纹在楚国的丝织中有着特别的意义，其造型优美，人物形态多为动态，形态多变，一般是成组出现，呈二方连续纹，或用来装饰服饰的领缘处，马山一号墓出土的一件绦带上的畋猎纹是描绘贵族进行田猎活动的场面。织物用土黄、钴蓝、棕色相间织出两人御车追逐猎、奔鹿仓皇逃命，武士执剑与盾搏兽等戏剧性生活场景。另一方面楚国一直盛行巫舞或宫廷乐舞，它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和律动美。例如舞人动物纹锦，它反映贵族生活场景，画面有七组不同的人物构成，绣有长袖细腰舞女，翩翩起舞，长衣拽地，体态轻盈。

2.自然物象彰显生命活力

动物纹样伴有花卉、枝蔓，或为纹样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作为纹样的间隔、填充，表现了自然界的生机与和谐。自然界的花草树木作用于人的感觉，知觉和感情，在对自然物包含一定的理性内容，因此往往将奇花佳草抽象、简化，让观者遐想。这种设计充分体现楚人对自然之认知的把握与及此相关的内容，获得理性认识，楚人在表达“认识”是通过概念和情感同一的感性形象，花卉一般勾勒成凤冠，藤蔓交叉盘绕，将植物素材有机的合乎规律的使用，这种设计能强烈的唤醒了自身生命的活力。

3.抽象几何表达内涵

自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几何纹样就十分常见。它也成为楚绣中纹样的基本类型。几何纹样是富有楚文化特色的艺术形式，主要有：大菱形纹、小菱形纹、塔形纹、十字菱形纹等。各种几何纹样中，以大菱形套小菱形纹样最为变化多端，奇异如迷宫。几何纹饰线条均称规整，色彩层次清晰，立体感强，给人以平衡，对称的形式美感。

二、楚丝织品纹样的艺术形式规律

1.嫁接与复合的共生

在楚丝织品纹样中，以锁绣为主，间以平绣。花纹色彩艳丽，构图浪漫，特别对凤的理解，通过联系、解构等手法，将凤与凤之间进行相互重合、相互联结，从而形成一种新的物象。对物象进行解散、变形、重构，塑造出新的艺术范式，几个动物相交或两三个动物合体等。例如凤鸟花卉绣，凤一身三头，两旁翅膀上嫁接正侧面凤头，似作呼应相盼，似凤鸟又似翅膀，同形相生。凤的身子、翅膀可以用花卉、花瓣、藤蔓、树叶，运用复合共生的手法进行装饰，像中生像的嫁接效果。楚绣中嫁接与复合是共生形的异质同构的构成规律，不仅仅只理解为变形组合，其重点在于组合元素的设计，是楚绣纹样的一大特色所在。

2.自由与适形的构图

在楚绣中不难发现，纹样为矩形、菱形等几何纹样为骨架，龙凤、麒麟、人物线条贯穿其中，纹样中的珍禽异兽，一般都姿态优美舒展，而几何图案化的各种人和动物形象能巧妙抓住对象主要的特征以生动的表现。将这类充满激烈运动，扣人心弦的场景设计成编组纹样，自由与适形的构图是楚绣造型的另一构成规律，是利用不同的元素结合形成新的意象，或是感知物象的轮廓，在对轮廓所包围的空间进行纹样的构图，形成所谓的“形状制造”。在整体形象中形成活泼奔放，以致怪诞奇异的浪漫主义风格。如图5 对龙对凤纹楚人按照形式美法则或意愿的表达，龙凤纹样是自由创作，每组龙凤形态不一，绝无雷同，在轮廓内描绘具象的元素(龙和凤)形成整体造型明确，充满神秘色彩的物象综合造型。

3.对称与韵律美

这里主要讲的是纹样的“对称性”。它是相对所指的“概念”，可以说是纹样“镜像”，对称也可以说是纹样的重复、连续、或按一定比例关系变幻。这样，纹样利用这些对称构成整体的和谐。任何杂乱的视觉元素，一旦有规律地重复编排就会产生某种节奏美，对称方式就是产生节奏美的最便捷的途径。例如对龙对凤纹中龙凤采用反射对称，对龙对风用相同数量相同形状来达到对称的视觉效果，但仔细观察，每组图案的龙凤动作都不一样;大菱形纹锦面棉袍菱纹采用扩展对称，菱纹以一个中心点向四周扩散，只是细微处发现某环节与另一组复合龙，这样形式上庄严稳重，但却不失灵气。凤虎纹绣罗整体则为旋转对称，凤自身翻转，用两脚各压一虎一龙，构图紧密均衡;而凤冠用花卉点缀形成“轻”“重”得宜的平衡感使得整个画面饱满圆润，主次分明，疏密得当。但无论哪种对称，都是将元素进行重复，从而产生韵律感。

三、结语

楚绣是楚人对宇宙中产生的事物有一种感觉和较深的洞察力，祖先崇拜和图腾崇拜体现出一个民族的艺术意志在装饰中最纯正的表现。楚人在使用艺术素材的是有机结晶质的合规律性。这种有机合规律性即使是抽象的表现也是紧密的与其自身生命感相连的;同时极其强烈的唤起了生命感的活力。浪漫的楚绣让人认识到真正对艺术有意义的不是具体的，当观者去触摸具体的东西，就会感受其所蕴含的普遍的东西，即人的理念。楚绣纹样的设计实际是楚人掌握的永恒的理念，复制显现出本质和常有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