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关系长期和谐的四个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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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政党关系长期和谐的四个基本要素

政党关系长期和谐的四个基本要素

作者:张献生 查看: 时间:2008/7/12 13:52:01】【大 中 小】

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政党关系的不同性质和特点主要是由不同国家实行的不同政党制度决定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竞争,决定了为取得执政权而激烈争斗是其政党关系的本质特征。我国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从而使和谐成为我国政党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内在要求。但这并不能保证我国政党关系始终处于和谐状态,也不是说我国政党关系能够自然而然地实现和谐。总结我国多党合作的历史经验,着眼现实要求,实现我国政党关系的长期和谐,有四个基本要素需要深刻把握。

一、政治方向的一致性

政党是现代社会中重要的政治行为主体,追求政治理想、表达政治愿望和实现政治目标,构成了政党活动的中心内容,并成为与其他政党建立党际关系的决定因素。因此,政党关系的实质是政治关系,政党关系和谐最根本的是政治方向、目标的一致。

从我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历史看,不同政党能否形成和谐的政党关系,最根本的就在于政治追求、奋斗目标和发展方向上是否具有一致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两次合作,都推动了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其最终破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实行合作时在政治目标和发展方向上具有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一旦丧失,两党关系便走向破裂。

世界上一些实行多党合作国家的政党关系也是这样,什么时候政治目标和方向一致,政党关系就和谐;什么时候政治目标和方向发生分歧,政党关系就出现裂痕,并随着分歧的扩大而走向破裂。二战中,东欧的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在共同反对法西斯统治、实现民族解放上达成一致,多党合作关系就普遍建立起来,战后在坚持共产党领导、实现国家工业化等问题上难以形成共识,从而导致了合作的破裂。

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性质、构成和作用不同的政党,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民主党派一成立,就建立了团结合作关系,原因就在于民主党派反帝爱国、追求民主的政治纲领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基本一致。在长达6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形成了生死相依、荣辱与共,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关系,其根本原因,就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政治发展目标和方向上形成了共识,保持了一致。所以,保持我国政党关系的长期和谐,最根本的就是要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始终保持政治目标和发展方向的一致。

二、根本利益的共同性

利益是人们各种追求和行为的基本动因,也是决定关系和谐与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说,“人们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政党作为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代表,归根到底也是为维护和实现一定的利益服务的。政党之间的利益关系有事关共同体生存与发展的根本利益,有相互联系的个体之间的共同利益,有不同个体自身的特殊利益或具体利益。这些利益关系的正确处理,构成了和谐政党关系的基本内涵。

我国的多党合作既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也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中国共产党与民主

党派的和谐关系,首先在于根本利益上具有一致性,能够随着共同政治目标的实现,最大限度促进共同利益和各自利益的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推翻三座大山,既是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同追求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双方的自身利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个根本利益上,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是完全一致的,也是共同的愿望和追求。这就要求政党关系和谐必须在共同利益上找到结合点。

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共同利益上具有一体性。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多党合作中,互相依存,互为条件,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彼此帮助、共同发展的极为紧密的利益关系。如中国共产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后,针对民主党派人员比较少的状况,积极支持和帮助民主党派发展组织,使其由新中国成立时的1万多人发展到现在的70万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明确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参加国家政权,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领导人选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地位,就没有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同样,民主党派参政党作用发挥越充分,就越有利于中共执政党地位的巩固,就越有利于维护和实现共同利益。

照顾同盟者利益也是利益共同性的重要体现。毛泽东同志曾深刻指出,你不给人家饭吃,人家就要另起炉灶。在多党合作中,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都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的政策,保障民主党派及所联系群众的政治、经济、精神利益的实现。特别是把培养选拔非中共干部纳入国家干部队伍建设和人才工作的总体规划,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加大民主党派成员在政府和司法机关中的选拔力度,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党外人士在政协中占有较大比例。政党的自身利益、相互之间的共同利益、决定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的关联程度和实现程度,决定着政党关系的和谐程度。

三、党际关系的平等性

平等是民主的一个主要的规定性,也是党际关系和谐的基石。我国多党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居于领导和执政地位,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共领导的参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建立、促进和实现政党关系和谐,平等的党际关系更为重要。

我国多党合作中党际关系平等,首先体现在对民主党派组织独立性的尊重。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都是独立的政党,都是以宪法作为活动的根本准则。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多党合作中,中国共产党虽然居于领导和执政地位,但民主党派享有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范围内的政治自由、组织独立和法律地位平等。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政治上有领导与接受领导之别,但在党际关系上则是平等的。特别是对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并寓领导于民主协商之中,不能命令和指挥他们,不能包办、干涉其内部事务。

充分为民主党派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也是党际关系平等的重要体现。在多党合作中,党和国家的重大方针政策、国家领导人选的变更、重要会议及通过的文件、重大决定和举措等,中共都要与民主党派协商、征求意见,并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执行过程中。支持和组织各民主党派围绕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考察调研,1990年以来,仅民主党派中央就提出重要建议200多项,许多重要建议被政府采纳。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参加重要内事和外事活动。

党际关系平等还体现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互相监督上。由于共产党处于领导和执政地位,互相监督主要是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要支持民主党派当诤友,敢于讲不同意见。中共各级领导干部要闻过则喜,从善如流,听得进逆耳之言,容得下尖锐批评。要从知情、沟通、反馈三个环节上予以加强,使民主监督的渠道更加畅通、程序更加规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四、基本理念的合理性

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外在的激烈对抗;不是要消灭不同和分歧,而在于对不同和分歧的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不是无原则地一团和气,而是在共谋发展中各得其所、融洽相处。我国政党关系是同和异的统一体,政治方向、根本利益上的同与思想认识和自身利益上的异,构成了政党关系的基本矛盾和运动方式。确立科学的思想理念,辩证地处理同和异的关系,是建立和谐政党关系的基本要求。

坚持和而不同。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和而不同揭示了社会多样存在、和谐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多党合作也建立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国民主党派的社会基础和性质、作用与中国共产党都有很大的不同,但在多党合作中,始终承认、尊重、包容和宽容这种不同。正如周恩来同志指出的,“每个党派都有自己的历史,都代表着各自方面的群众。有人要求各民主党派都和共产党一样,如果一样了,则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又何必联合呢?” 坚持求同存异。由于我国的多党合作建立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之上,求同是长期稳定合作的基本要求。由于不同是形成多党合作共同政治基础的前提,存异也是长期稳定合作的基本要求。求同存异,核心是正确认识、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体谅包容多党合作中的异。对民主党派在党的性质、功能和作用上存在的异,将长期存在和保留;对民主党派提出的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异,要欢迎和支持;对民主党派成员存在的不正确的思想政治观点,只要无碍大局、无关宏旨,就要包容和宽容;对背离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的错误观点,也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进行批评、教育和引导,在保持宽松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增进共识、一道前进。

坚持互利共赢。这是巩固和发展和谐政党关系的一个根本性理念和原则。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具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共同目标实现获得的利益是共同利益,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自身利益都取决于共同利益的实现。所以,我国多党合作关系,既不是生死争斗、你死我活,也不是势不两立、此消彼长,而是一种互利共赢关系。所以,在多党合作中,必须坚持互相提高,共同发展,一道前进,才能保持政党关系的长期和谐。(作者系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副主任、信息中心主任)

第二篇:加强多党合作 保持促进政党关系长期和谐

刘永瑞:加强多党合作 保持促进政党关系长期和谐_时政频道_新华网

来自:新华网2008年06月3日08时43分50秒点击:80回复:0

今年是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60年前,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新征程,掀开了中国政党制度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篇章。总结回顾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多党合作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既为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历史成就和经验欢欣鼓舞,又对多党合作发展的美好未来充满信心。

为了体现对党外人士思想上的关怀,我省充分利用西柏坡红色教育基地等有利条件,协助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不断加强思想建设。在去年各民主党派圆满完成换届后,我们协助民主党派省、市级组织开展了以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为主题的“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之际,组织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代表人士赴西柏坡参观学习并召开座谈会,举办河北统战系统纪念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6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进一步坚定了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与决心。

为了推进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我省采取协商会、通报会、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就河北改革发展大计和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主动征求民主党派成员的意见。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共河北省委、省政府先后召开民主协商会、座谈会、通报会就达60余次。同时,各级政府加强与民主党派的联系,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全体会议,积极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我省各民主党派与政府部门的对口联系单位共14个,不但政府有关部门可以就某些问题,邀请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座谈或共同调研,民主党派也可在充分调研后,就某些问题主动找有关部门进行协商。

为了照顾同盟者利益,我省着力做好党外人士的政治安排、实职安排等方面工作。在今年省人大、政协换届中,有711名政治素质较好、社会影响较大的党外代表人士成为新一届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6个民主党派省级组织主委全部进入省级领导班子;在11个设区市人大、政协换届中,有11名党外人大副主任,11名党外副市长,52名党外政协副主席,1614名党外人大代表,5186名政协委员;在全省172个县(市、区)政府领导班子中,全部配备了党外副县(市、区)长;省高级人民法院配备了1名党外副院长。

为了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作用,我省建立了“党委政府出题、统战部门协调、民主党派调研、政府部门落实”的有效机制,民主党派调研经费大幅增加,省财政每年为每个民主党派增拨调研经费20万元。省委、省政府每年都召开参政议政重点课题发布会,自2003年以来,省各民主党派承接省委、省政府重点调研课题46项,提交专题调研报告63篇,所提意见、建议大多被有关部门采纳。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省民主党派各级组织共撰写调研报告500余篇,提交提案、议案3000余项,向各级党委、政府提出意见建议数以万计。为了更好地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我省不断拓宽民主监督渠道。中共河北省委主动听取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对省委常委会加强和改进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支持和鼓励民主党派对各级党委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各级政府依法执政和党员领导干部履行职责等方面进行监督。目前,全省共聘请特约检察员、监察员、审计

员、教育督导员等特约人员620多名,明确了特约人员的责任和权利,有效地调动了他们参与监督的积极性。

回顾我省多党合作的光辉历程,我们深深感到:

———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关键。多年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每年到民主党派机关走访,对民主党派提出的问题认真研究解决。同时,省委立足于合作共事,切实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开展工作,解决实际困难,创造良好条件。正是由于省委的重视、支持,才使全省的多党合作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 切实加强制度建设,是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保证。多年来,我省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级党委政府与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合作共事制度;统战部门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工作联系制度;基层单位党委支持帮助民主党派开展工作的制度等,有力地保证了我省多党合作事业的发展。

——— 支持民主党派为改革发展做出贡献,是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内容。多年来,我省各民主党派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优势,探索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方式方法,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赢得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的广泛赞誉,同时也拓宽了民主党派参政议政渠道,充实了参政议政内容,提高了参政议政水平。

——— 广泛宣传多党合作理论、方针和政策,是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方法。我们连续几年深入调查研究,及时把握和研究新世纪新阶段多党合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完善政策,并加大宣传力度,在河北日报、河北电视台开展知识竞赛、专题征文、举办文艺晚会,使多党合作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有力地促进了民主党派工作的开展。——— 充分发挥统战部门的职能作用,不断开拓创新,是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途径。多年来,我省各级统战部门始终把加强多党合作作为工作的重点,积极争取党委的重视,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在工作实践中,积极转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坚持平等相待、民主协商的原则,加强与各民主党派的联系,充分尊重民主党派的意见和权益,进一步拓宽民主党派发挥作用的渠道。

60年团结奋斗,60年共铸辉煌。通过总结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多党合作的成就与经验,我省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优良传统必将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多党合作事业必将再谱新的篇章。(刘永瑞中共河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

第三篇:关于促进政党关系和谐的几点思考

关于促进政党关系和谐的几点思考

作者:贾小明

来源:《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时间:[2010-01-11]浏览次数:20

内容提要:促进政党关系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方面,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多层次加以研究。以理论创新引导和谐,以制度建设保障和谐,以推动发展检验和谐,以政党建设提高和谐是促进政党关系和谐的基本内容。

关键词:政党关系和谐理论创新制度建设推动发展政党建设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提出“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胡锦涛总书记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讲话中提出:“巩固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关系,实现我国政党关系长期和谐,根本在于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这个方向,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又要促进多党派团结合作;既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又要发挥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作用;既要重视做好民主党派的思想引导工作,又要真诚接受他们的民主监督;既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又要积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使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更好地统一于多党合作、共创伟业的历史进程中。”这“一个根本,一个关键,四个既要又要”,从理论上、宏观上指出了促进政党关系和谐的方向。促进政党关系和谐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多层次加以研究,目前直接研究政党关系和谐问题的尚不多,笔者就此提出以下四点思考,以供讨论。

一、以理论创新引导和谐

和谐是在发展创新中展现的关系状态。首先是理论的发展创新。政党关系和谐,首先要不断发展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理论。政党关系和谐需要和谐的政党制度理论和和谐的政党关系理论的指导。我国政党制度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政党合作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但是,正因为它是具有一定独创性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一种新型的政党制度,因而决定其理论成熟、制度完善、实践和谐要经历一个过程。在认识和处理“四个既要又要”关系方面,现在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在很多方面还只是开题。如果没有把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确立为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的理论,没有参政党概念和定位的理论,没有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理论,总之,没有1989年14号文件、2005年5号文件和2006年5号文件在理论上制度上的发展完善,政党关系和谐就不可能达到今天的局面和水平。

协商政治与民主竞争的关系,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党制度理论面临的理论课题。我们不搞西方竞争性的多党制,是不是就完全排斥竞争?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选举与竞争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县级以下实行的直接选举,就是民主竞争。随着社会的发展,直接选举的层次范围将会逐步提高。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以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要求发展党内民主,逐步扩大差额选举。差额选举就有竞争。在人大代表选举和政权机关领导人选举中,逐步体现竞争性是一个趋势。这里面,就包含政党之间的竞争。有学者已经预见到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民主竞争问题。政治领域中的任何民主竞争,都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即制度的条件、参与的要求与可分配的政治资源。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出现、也不应该出现西方式的多党竞争,但是,参与的要求与可分配的政治资源之间的关系,决定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民主竞争的问题必然会逐渐凸现出来。因此,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面对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以及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正视竞争民主的问题,但是也必须充分认识到竞争民主不可能搞西方式的竞争民主。在中国民主建设和发展中,竞争的民主必须与协商的民主有机结合,把竞争建立在协商的基础上。这种竞争以多元协商为基础,从而在实际竞争展开之前就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竞争导致多元分裂与多元对抗的可能;另一方面,基于协商基础上的竞争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萨托利难题”(“萨托利难题”的本质是:竞争虽然使选民获得了决定竞争结果的权力,但是,拥有这个权力的选民,不但无法监控竞争本身,而且无法监督竞争结果所可能给民主政治发展带来的实质性的作用和影响。)。因为,这种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不是不同政策和政见之间的竞争,而是能力与政治品格之间的竞争。政策与政见的差异和分歧在协商过程中获得协调,在此基础上,人们来选择实践政策的优秀领导者。政党关系和谐,并不排除协商基础上一定程度的民主竞争。保持和促进政党关系长期和谐,必须对此有理论的洞见和前瞻。

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政治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政党关系和谐,迫切需要创造和普及与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相适应的和谐的政治文化,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影响人们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不仅使人们知道我国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是什么,而且懂得为什么,实践上怎么办,不断培育、巩固和发展政党关系和谐的思想政治基础、文化环境。

二、以制度建设保障和谐

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展。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和要求。制度建设是建立在实践和认识基础上的,是认识客观规律的结果。制度化水平反映了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程度。没有对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客观规律的一定认识,对政党关系的认识存在盲目性,政治行为就进退失据,缺乏自觉性,就会出现不和谐。加强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的过程,是一个实践、认识、把握规律的过程,也是促进政党关系和谐的过程。

必须搞清楚制度化与法律化的关系问题。法律无疑是一种最有权威性和约束力的制度,但是制度化并不等于法律化。制度的范围比法律大得多,形式要丰富得多。民主要制度化,但是不能一概法律化。民主的内容丰富多彩,民主的制度和规范形式要与民主内容和具体目标相适应。比如,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由于国情不同,对法律的需求度就不同。有的国家宪法规定得

比较详细,有的比较原则,有的宪法里连政党两个字也找不到。少数国家制定专门政党法,而多数国家没有政党法。有的同志主张我国制定政党法,认为合作共事、参政议政特别是民主监督薄弱的解决之道就是法律化。要不要制定政党法,要从我国的国情,政党制度的性质、特点出发,绝不能照抄照搬国外制定政党法的模式。何况世界上即使法治比较完备的国家,也不是都有政党法。制定政党法,是不是适合我国政党制度的合作、协商、和谐的性质、特点,是不是有利于发挥我国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是值得研究的。我国82年宪法就有“各政党”等内容,后来宪法修正案又纳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规定。同时,法外制度规范也有相当发展,政协章程、政协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1989年14号文件、2005年5号文件和2006年5号文件等政策性制度性规定,逐步推进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法制包括法律,也包括法外制度。依法治国的“法”,既包括法律,也包括法外制度规范。

世界法的领域出现了硬法(hardlaw)与软法(softlaw)的区分。所谓硬法,通常是指经由国家严格的立法程序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所谓软法,则是指由多元主体协商和非经正式的国家立法程序制定或形成,并由各制定主体自身所隐涵的非强制性约束力予以保障实施的行为规范。不成文的惯例或传统,以“章程”、“条例”、“纲要”、“规划”、“指南”、“意见”、“决定”、“纪要”等方式命名的规范性文件,均属于软法之列。所谓“法治”,其精神实质是“依照一定原则和相应的规则进行治理”,就是要求各社会共同体和各社会成员都服从一定的原则和规则,其总体要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因此,不能狭隘地把法治理解为法律(硬法)之治。衡量政党关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不能以是否制定政党法为标准。以宪法为根本,以“软法”为主,可能是更适合我国国情和政党关系性质、特点的制度建设之路。无视国情和我国政党制度的性质、特点,盲目制定政党法,不仅不能保障政党关系和谐,反而损害政党关系和谐。

三、以推动发展检验和谐

胡锦涛总书记在第20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一个根本,一个关键,四个既要又要”,本质就是以政党关系和谐发展推动事业和谐发展,落实到政党关系和谐的要求上,就是做到“四个既要又要”,并使之更好地统一于多党合作、共创伟业的历史进程中。也就是说,不能就和谐论和谐,要落实到四个具体关系,着眼于多党合作、共创伟业的历史进程。

多党合作、共创伟业,是政党关系和谐的最高境界和根本目的。发展是和谐的首要条件和根本目的,是检验和推动和谐的根本标准和动力。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性,合作、协商、和谐的政党关系,最终要体现在发展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指出,“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是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第一要务。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要牢牢把握发展这个根本任务,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自觉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衡量我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以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能否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标准。”

无论是“第一要务”还是“衡量标准”,根本是发展。社会的和谐,政党关系的和谐,根本在发展。邓小平有句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发展。”按照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要求,就是要科学发展,又好又快地发展。一些人对我国政党制度和政党关系持怀疑态度,思想教育固然重要,但归根到底要靠发展,靠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人民共享,来展示我国政党制度的优越,政党关系的和谐。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促进政党关系和谐,政党关系和谐又保障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四、以政党建设提升和谐

政党是政党关系的主体,政党关系和谐归根到底要靠政党来推动。构建和谐社会关键在领导党和执政党,保持和促进政党关系和谐关键也在领导党和执政党。中国共产党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特别是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把领导多党合作,搞好合作共事的能力作为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民主党派和参政党来说,也要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和发展进步性和广泛性的性质和特点,不断提高政治把握能力、合作共事能力、参政议政能力、组织领导能力。政党素质和能力和谐匹配,才能共同担当起“多党合作、共创伟业”的历史使命和政治责任。

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四个既要又要”的最后一个就是“既要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又要积极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使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是政党关系和谐的重要内容,也是政党关系和谐的组织保证。1989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和200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都把“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作为《意见》的一部分,2005年的《意见》从政治责任的高度,要求中共“党委要把支持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政治责任。支持民主党派根据各自章程规定的参政党建设目标,按照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体现政治联盟特点、体现进步性和广泛性相统一的原则,以思想建设为核心,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为保障,把自身建设提高到新的水平。”政党制度建设、政党关系建设,要求把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提升到政党建设层面,形成执政党建设与参政党建设相互促进的政党建设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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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政治政党关系

政治关系之我见

政治文明是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其形成和发展受社会政治环境、历史传统、民族性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政治文明包括政治理念文 明、政治制度文明、政治行为文明、法治文明等内容,其中政治制度文明具有核心地位。在现代社会,政党制度作为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方面,与政治文明关系十分密切。本文 试图就中国政治文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相互关系作相应的理论探讨。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近代的转型孕育了中国近代政党的诞生

中国传统政治文明是华夏先民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是适应于传统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一种文明形态。中国传统政治文明在近代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冲击使之发 生了转型。一是强调儒家政治取向的经世思潮得到发展,二是现代化历程的被动开启严重挑战了传统秩序,三是以契约论和民主理念作为合法性理念和政治价值理念并与天命理念和民本理念基本对立或格格不入的西方政治文明的引入和传播。20世纪初知识分子的迅速发展,为政党的建立扩展了群众基础和领导骨干。1905年成 立的中国同盟会,提出了较为完整的革命纲领,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的中下层已经建立 起统一的政党。改良派和立宪派也加快建党步伐,积极谋求政党地位的合法化。流亡海 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也积极筹划建立正式的政党组织。1906年9月清廷宣布预备立 宪,促进了国内外立宪分子的建党活动,先后建立了帝国宪政会、政闻社、预备立宪公 会等,并组织发动了数次请愿运动,要求开放党禁、速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然而19 11年4月首届责任内阁成立,立宪派大为失望,遂成立宪友会与钦选议员在资政院中展 开斗争。随后,清政府颁发了所谓《实行宪政谕》和《准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政党谕 》,从而取消了对政党的限制。虽然政党的合法化过于迟缓,但毕竟突破了传统政治文 明对政党的敌视,树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推动了政党的发展,对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 党制度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是中国政治文明转型过程中的历史选择

中华民国时期上承传统封建君主专制,下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政党 组建、分化剧烈,活动异常频繁的时期,实践过多种政党制度形态。中华民国确立共和政体,初年出现了政党林立的局面,当时党人一致认为政治竞争的 理想模式是两党竞争,并开展了组建两大政党的活动,但未能如愿,最后有多党参加了国会竞选。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决心重新建立一个革命的党来重建民国。他倾向于用一党制 的新思路代替多党竞争,但并不排斥进步党派。后来他接受了苏俄和中共的帮助,改组了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使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进展。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蒋介石等以实行“训政”为名,强化一党专制,确立起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国民党虽然被迫在党禁方面有所松动,设立了国民参政会,推行所谓战时体制,但这些变化实际上包含着国民党“以党渗政”、为实行宪政后继

续维持事实上的一党制作准备。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 国民党一党独裁的反动面目迅速暴露,其法西斯统治,遭到中国共产党和绝大多数中间党派坚决反对,最终丧失了在大陆的政权。这表明排斥其它党派的一党制,在中国也缺乏合适的土壤,同样不适合中国国情。与上述情况完全不同,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国民党开展第二次合作,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中普遍建立起“三三制”政权,与其他党派开展合作,创造出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多党合作制的雏形。在随之而来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紧密合作,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发挥了直接的作用。这说明一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模式具有深刻的历史合理性,适合中国的国情。

在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政党承担了艰巨的任务,建立民族国家政权的过程与革 命的过程同社会淘汰性选择政党和政党制度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合而为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经过革命的洗礼而形成,它显示出不同于别国政党制度的自身特色,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是有助于避免多党竞争政权造成的无序状态和资源浪费,减少政治成本;二是有助于多个党派群策群力,共同进步;三是验证并强化了统一战线的思想和政策,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是在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标志着中国政党制度的初步形成,而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得以建构起来,则是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 确立为基础的,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探索。

在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过程中,中国发展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多党合作的体制 和运作机制。目前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在17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有9位;在29位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有14位;还有14位担任国务院部委或直属局的副部长、副局长。全国各 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担任县(处)以上的党外领导干部达9000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其运作主要包括政治协商、合作共事、互相监督等多种形式,而且这些形式已经 相当制度化。其中,政治协商不仅包括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全体会议、常务委员会会议、主席会议、常务委员专题座谈会和各专门委员会会议等,而且包括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 邀请各民主党派主要领导人和无党派的代表人士举行民主协商会、座谈会、谈心活动等;合作共事不仅体现为中国共产党吸收各民主党派的部分成员到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中担任领导职务,而且包括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召开全体会议和有关会议讨论工作时可视需要邀请有关民主党派人士列席、政府有关部门可就专业性问题同民主党派对口协商等多种形式;互相监督也体现了执政党与参政党之间的合作关系,民主党派可通过政协各种会议提出建议、向政协会议提出议案、政协委员视察或举报等形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监督。尤为值得指出的是,全国政协与全国人大同时召开会议(新闻媒体一般称为“两会”),已经成为全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1989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提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制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中国共产 党与八个民主党派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民主党派参政的基本内容和

发挥民主党派监督作用的总原则,规定了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进行政治协商和合作共事 的各种形式和具体安排。可以认为,这个《意见》包含了对十六字党际关系准则的确定、民主党派政治价值的肯定和多党合作运作机制的制度性规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多党合作制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1993年3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 会议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其中第四条宪法修正案增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 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内容,将政党制度纳入了宪法的框架体系。

四、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有效途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上的报告中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强调要“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同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但直接增强我国的政治实力,而且影响到经济实力、外交实力、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提高和发展。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任务,现在又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任务,这显然是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特征,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必将对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包括两方面的价值理念:一是在政治领域中表现为保证 和体现人民当家作主,二是在社会领域中表现为为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创造政治条件。

在多党间形成核心与合作模式而非竞争模式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点,长期坚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则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突出特色。无论是根据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要求来完善政党制度,还是通过完善政党制度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都必须从加强和改善执政党、参政党及其党际关系三个方面来进行努力。首先,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全面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第二,要更充分地发挥民主党派的参政功能。这主要应从两个方面来作出努力:一是民主党派自身要加强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要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对成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基本国情教育,增强党派成员的政党意识和参政意识,加强与所代表阶层的实际联系,提高利益代表、聚合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能力,并从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和机关建设、做好组织发展工作、积极发挥基层组织作用等方面着手,健全组织体系,提升参政议政的实力和水平;二是充分利用保障民主党派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规定,通过发挥民主党派成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的作用、加强民主党派成员在政协中的协商与监督功能、保证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政府及司法机关中有职有权、完善中国共产党所邀集的各种协商活动等,拓展民主 党派参政的空间,增强民主党派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力。第三,要进一步优化党际关系模式。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既强调共产党的领 导,同时又充分肯定各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这种党际关系既是中国政 党制度的特色,也

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优势。

众所周知,任何国家,任何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最终要从这些党的奋斗目标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中国各民主党派所高度认同并作为共同的目标,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党际关系在新世纪新阶段的进一步优化。因此,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采取切实措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 作制,这必将有效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社会主义政 治文明的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王邦佐等编著:《中国政党制度的社会生态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2]茅家琦著:《晚清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3]《论戊戌维新运动及康梁》,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4]宋春主编:《中国的政党》,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5]杨幼炯著:《中国政党史》,上海书店1984年版。[6]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一至四册,三联书店1979年版。[7]邱钱牧主编:《中国政党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8]窦爱芝编著:《中国民主党派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9]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中国革命与民主党派》,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10]殷啸虎著:《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11]王永祥著:《中国现代宪政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2]徐矛著:《中华民国政治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13]朱汉国著:《中国政党制度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14]宋春 刘志超主编:《民主党派与中共合作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15]萧超然主编:《中国政治发展与多党合作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16]王邦佐主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17]《多党合作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

学院:化生学院专业:08化学姓名:林温琪

学号:0810010052010年12月23日

第五篇:国外长期执政政党如何制度反腐

在当今民主政治时代,执政党要长期执政,必须获得强大的合法性基础。所谓合法性基础,即是指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和平时期,腐败是损害执政党合法性基础的最为要害的因素之

一。世界历史的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一些政党能够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根源就在于其政治的清廉和执政的绩效。当前,中国正处于腐败的高发期,总结国外一些大党老党在反腐败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我国如何更加科学有效地治理腐败,无疑具有非常现实的借鉴意义。治理腐败之根本是构建严密的制度体系,将权力的行使控制在制度规范内。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都非常重视制度反腐的重要作用。越南共产党对遏制党内腐败极其重视,先后制定了《反腐败法》《申诉控告法》等,为惩治腐败、加强群众监督提供了法律依据。越南共产党规定:因腐败问题、造成严重后果的地方和单位,不管领导者是否参与其中,都要追究党委主要领导人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为了加强对干部的监督,越南共产党在原有干部收入申报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和实行了干部、公务员财产申报制度,干部、公务员要申报个人房地产情况及其配偶和子女在国外自费留学的经费来源。新加坡在人民行动党主政下建立了完善的立法体系,为政府廉洁从政和预防腐败提供了有效的行为规范。新加坡相继出台了《防止贪污法》《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公务员纪律条例》《公务员惩戒规则》等法律法规。新加坡法律规定的“贿赂”的含义非常宽泛:不仅包括金钱、礼物、有价证券等任何形式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还包括无法用金钱计量的职位、就业、契约、义务的放弃、责任的免除以及各种服务、恩惠、好处等非财产性利益,以及任何对上述报酬的表示、着手和许诺。

瑞典是世界上公认的最廉洁的国家之一。在瑞典的执政舞台上,长期唱主角的政党是社民党,其成功做法之一就是较好执行了公务员的高薪养廉政策。此外,瑞典还形成了较为健全的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制约的良好机制,权力监督有议会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审计监督、监察专员监督、新闻媒体监督等主体和环节,为防止政府滥权提供了制度保证。政党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执政党掌控着巨大的行政资源和权力,加强对执政党的监督和约束是权力正确行使的根本保证。大多数国家的政党都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纪律监察制度,监督、检查、惩处违纪党员自我约束机制,一些国家还通过法律制度对执政党行为进行规制,除此之外,公共和媒体也会施以社会舆论的监督,从而形成内外结合的监督体系。

建立政策法规体系,加强法律的刚性监督。一些国家在政党政治问题上,日益重视立法,使政党组织及其活动日趋法律化和规范化,从而克服了随意性和不合理性。例如,《意大利共和国法》(1947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1947年)、《法兰西共和国宪法》(1958年)、希腊宪法(1975年)、葡萄牙宪法(1976年)、西班牙宪法(1978年),等等,对政党及其活动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法律使得政党和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和国家政治体系中具有了明确的、稳定的法律地位,受到法律的保障,政党的活动也就日趋规范化。

社会公共舆论的监督。许多政党还重视新闻舆论、社会公众的监督。古巴共产党设立了全国群众举报委员会,直接隶属古共主管党务工作的政治局委员领导,加大了监督力度。马来西亚巫统建立群众监督机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对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示,尽可能地增加透明度。在许多国家新闻舆论享有高度的自由权,他们可以在法律范围内对执政党的言行进行调查报道,使执政党时刻面临“第四项权利”监督的压力,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保持谨慎。(文/吴海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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