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台民俗文化感想

第一篇：闽台民俗文化感想

专业：09年秋会计本科姓名：杨利玉学员号： 0935001259436

通过学习《闽台民俗》章节，我对闽台民俗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使我受益匪浅。该章节将闽台民俗文化置于中华民俗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对闽台民俗文化作了多角度多层面的梳理和分析，坚持以正确的观点与科学的态度对丰富多彩的闽台民俗文化展开研究，紧密结合民众的生活实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闽台民俗文化现象展开论述与探究，内容蕴含丰富、新颖透辟，在民俗文化学研究方面，拓展了新的视野。从历史发展的时空俯瞰闽台民俗、民风，向读者揭示闽台民俗有着共同的母体“脐带”，全文贯穿这样一个主题：中华文化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台湾社会的发展始终沿袭着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

在教程的版面布局方面，感觉这一章节多以文字为主界面，动态辅助材料相对少些，学习起来容易产生视觉上的疲劳，建议设计些生动有趣的图片资料、相关音频或视频材料，增强听觉和视觉效果，以加深学员对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寓教于乐。

第二篇：关于民俗文化变迁的感想(春节)

春节，中国这个最隆重、最热闹的古老节日到来之时，深受传统影响而又接受着新观念的中国人在民俗的继承与扬弃间面临着抉择。自从2500多年前孔夫子“不语怪力乱神”开始，中国人就把精神超越的对象人格化的最高神转化为人文性和道德性的文化精神，形成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其中重视家庭就是这一文化传统的核心，梁漱溟先生就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家庭伦理本位”的文化，毋庸置疑，充满浓浓情味的春节正是中国“家庭伦理本位”文化的集中表现。

中国人过年讲究四个方面--团圆，欢庆，祥和，平安。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聚在一起包饺子、放鞭炮，享受着除夕过年欢庆、祥和的节日，向上苍感恩祈福，并提前预祝明年平平安安。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所说，“人们平常的生活愿望以及精神层面的生活理想在过年时集中体现出来。”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如何过庆贺这个节日，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过年有很多讲究，形成了一些较为固定的风俗习惯，有许多还相传至今，比如祭灶、扫尘，贴春联、年画，包饺子，吃年夜饭，守岁，祭祖等等，这些习俗在传统的过年形式中是必不可少的。而其中这些都有着深层的蕴义，例如，饺子（饺与交谐音），因饺子形如元宝，有“招财进宝”之意，“交”就意味着旧的一年与新的一年之交，而包饺子这意味着包住福运，吃饺子则是吃住福运，由此民间流传着“钱饺”；而扫尘（尘与陈谐音），则隐含着除陈、除旧的意愿；还有如倒贴“福”字，表达福到的含义；打碎了东西要说“岁岁（碎碎）平安”，桌上要摆放苹果取得是“平安”的谐音；大家见面要笑呵呵的，过年不能哭的，也不能打架，要放鞭炮和礼花来表达喜悦„„记得描述春节人们如何准备的忙碌的场景，都有着非常有趣味的口令，如幼时听我母亲诉说，家乡农村中就留传着有趣的过年俗语，“如二十一打算盘，二十二上大街，二十三拜灶神，二十四扫尘，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杀年猪，二十七杀阉鸡，二十八打粑粑，二十九样样有，三十坐到吃。”当然不同地域也许有着不同的口令，故而更准确地表述可以引用民间年节歌中写到的，“二十三祭灶天，二十四写联对，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割年肉，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蒸馒头，二十九去打酒，年三十儿包饺子。初一初二磕头儿，初三初四耍球儿，初一祭祖初二拜年，初三老鼠娶亲初四迎神接，初五破五初六送神，初七人日初八顺星，初九玉帝诞辰，十三到十五闹元宵，初七初八干活儿。”这些都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中国人民在春节这一既隆重又热闹的节日中忙碌的场景。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农耕时代的年俗在信息时代的中国终究有了变化，传统民俗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变化部分地逝去，又部分地继承下来，出现了一些新奇的现象。尽管有一些民俗学家反对，随着通讯设备的普及以及人们交往地域的扩大，电话、短信还是不可阻挡地成为春节里的重要活动--拜年的主要形式。相对于上门拜年，更多人选择了使用电话和短信拜年。传统的形式繁琐、有着封建意味的祭祀与守岁开始淡出了人们的春节生活。

当然有些人仍会认为，“春节是中国传统的节日，春节还是按照老法过才有年味，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延续。然也有不少人认为，”春节习俗太麻烦，而且与时代脱节，像正月不能理发这类要求多不合情理。“总之，不外乎两种意见，一方面认为繁琐的春节习俗难以适应现代快节奏的生活，一方面却还希望保持中国传统特色，保留传统的习俗。

而据北京青年报对北京、上海、广东六百多名居民进行的”春节习俗“话题调查显示，有81.2％的被访者认为春节习俗”太繁琐，难以适应现代化生活“，有些也已经”落伍“．但仍有高达71％的市民认为过春节还是要加入一些传统习俗，甚至有近半数的人表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愿意完全按照春节习俗过春节。

这些表现人们对生活美好的理想的年俗很多被继承了下来。在调查中，近80％的人表示会祭灶或扫尘；80％的人表示会贴春联、年画或者福字；同时，高达87％的人选择在家里迎春，50％以上的人表示要看灯会、逛庙会。有意思的是，一些传统的被视为过时的风俗却还保留下来，例如62％的女性会带着丈夫与儿女回娘家，53％的人表示遵守正月里不理发的习俗。

针对以上，笔者分析认为，人们对春节习俗的繁琐还是可以接受，虽然认为其难以适应现代化生活，可是这一传统仍被人们所认可和接纳。当然从以上资料分析，也不难看出，如看灯会、逛庙会、祭祖等许多习俗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这些变化缘何于此，笔者不禁打上一个问号？笔者分析认为有三种原因。第一，时代的变迁，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起来，人们的口袋也日益“鼓”起来了，而向古时自己动手做一顿丰盛大餐，逐渐就被不如上馆子打牙祭所取代了；而过年的作揖磕头也被高度发达的通讯工具所淘汰出局，转而用发短信、打电话所取代等等。第二，年味淡了，这也是说明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已经司空见惯。因此，过去过年时的惊喜反而减少了。第三，年的载体的缺失，因为古时的春节有着许许多多的风俗，由于现代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反差甚于强烈，故而的确有很多习俗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却丧失了赖以存在的载体。例如现在很多大城市都禁放鞭炮的做法，在中国传统习俗中，鞭炮不能仅仅看做是一个玩乐的形式，更应注意其普天同庆的民族精神的涵义。然而鞭炮的燃放又着实给城市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这之间就出现了许多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就导致人们缺乏了像鞭炮之类的载体，来充分表达浓浓的年味。对此，冯骥才先生就认为“民族情感很多是通过民俗体现出来，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春节民俗，认识其中的涵义，必须亲身体会到春节民俗。故此，年味的缺失，不在于没有年的情感，而是恰恰缺乏年的载体”。

那么至于春节习俗的时代变迁过程中，我们对其应该持以何种眼光抑或态度来看待呢？

笔者认为，一方面从民俗学角度来看，传统春节习俗的消失也有可能导致春节精神的变异。就过春节而言，如出现了超市里购买速冻水饺代替了家人围坐在一起包水饺，打电话和发短信拜年代替了磕头作揖拜年等现象，就会导致年味的变异，甚至年味的变淡，因为春节过年，主要是一种沟通和增进亲情和友情的载体，而包水饺不是在于包水饺的结果，而更注重是包水饺的过程，是人们在一年的忙碌中，难得有的空闲中“拉家常式”的闲谈，以此彼此加深了解，促进感情的升华的一个过程，毕竟从超市购买水饺没有家人围坐在一起包水饺来的自然和亲切。故而，这种“变异”形式的变化，笔者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的。另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正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的进步或进化是处于不断循环的过程，是从生长—分化—整合—重组循环的过程，也就是说“传统”也并不意味着一层不变，而是随着历史变迁而逐渐转换和不断生成的，关键在于“传统”背后的精神内涵保持稳定。更何况，咱们老祖宗马克思就说过，事物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事物的变化运动是绝对的，这也足能说明过年的民俗的确可以“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中国人通过春节沟通和增进亲情和友情的精神诉求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一些过节的习俗和形式而已。例如中国的春运无疑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潮，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或“车满为患”等现象与其说是验证了交通部门的不作为，毋宁说是验证了现代中国人回家过年的强烈渴望。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春节的实质及内涵精神仍在延续着，仍然是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节日。

过年这个最重要的民俗节日包含了诸多的精神涵义，春节民俗在时代变迁中需要合理地继承和扬弃，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更需要现代的人们精心呵护并挖掘、放大。总之，笔者认为，春节民俗的继承与扬弃与否，它是需要大家聚集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加以应对，我们既不能坐视传统习俗的消失和变异，也不能漠视新奇习俗的注入，阻碍春节民俗进一步发展的活力。而应象鲁迅先生描述“拿来主义”的态度般，予以面对，既要“吸其精华，又要去其糟粕。”

第三篇：关于民俗文化变迁的感想(春节)

实践感想

春节，中国这个最隆重、最热闹的古老节日到来之时，深受传统影响而又接受着新观念的中国人在民俗的继承与扬弃间面临着抉择。中国人过年讲究四个方面--团圆，欢庆，祥和，平安。一家人团团圆圆地聚在一起包饺子、放鞭炮，享受着除夕过年欢庆、祥和的节日，向上苍感恩祈福，并提前预祝明年平平安安。正如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先生所说，“人们平常的生活愿望以及精神层面的生活理想在过年时集中体现出来。” 春节是我国一个古老的节日，也是全年最重要的一个节日。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农耕时代的年俗在信息时代的中国终究有了变化，传统民俗随着传统生活方式的变化部分地逝去，又部分地继承下来，出现了一些新奇的现象。尽管有一些民俗学家反对，随着通讯设备的普及以及人们交往地域的扩大，电话、短信还是不可阻挡地成为春节里的重要活动--拜年的主要形式。相对于上门拜年，更多人选择了使用电话和短信拜年。传统的形式繁琐、有着封建意味的祭祀与守岁开始淡出了人们的春节生活。

而据北京青年报对北京、上海、广东六百多名居民进行的“春节习俗”话题调查显示，有81.2％的被访者认为春节习俗“太繁琐，难以适应现代化生活”，有些也已经“落伍”．但仍有高达71％的市民认为过春节还是要加入一些传统习俗，甚至有近半数的人表示，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愿意完全按照春节习俗过春节。这些表现人们对生活美好的理想的年俗很多被继承了下来。在调查中，近80％的人表示会祭灶或扫尘；80％的人表示会贴春联、年画或者福字；同时，高达87％的人选择在家里迎春，50％以上的人表示要看灯会、逛庙会。有意思的是，一些传统的被视为过时的风俗却还保留下来，例如62％的女性会带着丈夫与儿女回娘家，53％的人表示遵守正月里不理发的习俗。

针对以上，笔者分析认为，人们对春节习俗的繁琐还是可以接受，虽然认为其难以适应现代化生活，可是这一传统仍被人们所认可和接纳。当然从以上资料分析，也不难看出，如看灯会、逛庙会、祭祖等许多习俗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然而，这些变化缘何于此，笔者不禁打上一个问号？笔者分析认为有三种原因。第一，时代的变迁，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日益丰富起来，人们的口袋也日益“鼓”起来了，而向古时自己动手做一顿丰盛大餐，逐渐就被不如上馆子打牙祭所取代了；而过年的作揖磕头也被高度发达的通讯工具所淘汰出局，转而用发短信、打电话所取代等等。第二，年味淡了，这也是说明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有好东西吃、有新衣服穿，已经司空见惯。因此，过去过年时的惊喜反而减少了。第三，年的载体的缺失，因为古时的春节有着许许多多的风俗，由于现代与传统社会之间的反差甚于强烈，故而的确有很多习俗难以融入现代社会，却丧失了赖以存在的载体。例如现在很多大城市都禁放鞭炮的做法，在中国传统习俗中，鞭炮不能仅仅看做是一个玩乐的形式，更应注意其普天同庆的民族精神的涵义。然而鞭炮的燃放又着实给城市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在这之间就出现了许多似乎难以调和的矛盾。这就导致人们缺乏了像鞭炮之类的载体，来充分表达浓浓的年味。对此，冯骥才先生就认为“民族情感很多是通过民俗体现出来，要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春节民俗，认识其中的涵义，必须亲身体会到春节民俗。故此，年味的缺失，不在于没有年的情感，而是恰恰缺乏年的载体"。

那么至于春节习俗的时代变迁过程中，我们对其应该持以何种眼光抑或态度来看待呢？

笔者认为，一方面从民俗学角度来看，传统春节习俗的消失也有可能导致春节精神的变异。就过春节而言，如出现了超市里购买速冻水饺代替了家人围坐在一起包水饺，打电话和发短信拜年代替了磕头作揖拜年等现象，就会导致年味的变异，甚至年味的变淡，因为春节过年，主要是一种沟通和增进亲情和友情的载体，而包水饺不是在于包水饺的结果，而更注重是包水饺的过程，是人们在一年的忙碌中，难得有的空闲中“拉家常式”的闲谈，以此彼此加深了解，促进感情的升华的一个过程，毕竟从超市购买水饺没有家人围坐在一起包水饺来的自然和亲切。故而，这种“变异”形式的变化，笔者是对此持保留意见的。另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正如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社会的进步或进化是处于不断循环的过程，是从生长—分化—整合—重组循环的过程，也就是说“传统”也并不意味着一层不变，而是随着历史变迁而逐渐转换和不断生成的，关键在于“传统”背后的精神内涵保持稳定。更何况，咱们老祖宗马克思就说过，事物是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事物的变化运动是绝对的，这也足能说明过年的民俗的确可以“与时俱进”。更重要的是，中国人通过春节沟通和增进亲情和友情的精神诉求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变化的只是一些过节的习俗和形式而已。例如中国的春运无疑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潮，春运期间的“一票难求”，或“车满为患”等现象与其说是验证了交通部门的不作为，毋宁说是验证了现代中国人回家过年的强烈渴望。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春节的实质及内涵精神仍在延续着，仍然是中华民族最为隆重的节日。

过年这个最重要的民俗节日包含了诸多的精神涵义，春节民俗在时代变迁中需要合理地继承和扬弃，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更需要现代的人们精心呵护并挖掘、放大。总之，笔者认为，春节民俗的继承与扬弃与否，它是需要大家聚集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加以应对，我们既不能坐视传统习俗的消失和变异，也不能漠视新奇习俗的注入，阻碍春节民俗进一步发展的活力。而应象鲁迅先生描述“拿来主义”的态度般，予以面对，既要“吸其精华，又要去其糟粕。”

第四篇：民俗文化

山西文化与内蒙古文化中不同的展演

十年腾飞看深圳，百年发展看上海，千年古都看西安，五千年文化看山西，民族风情请看内蒙古。

（一）民间文化：

晋商文化。天下最富是山西，当然这是百年前的事情了，百年前的天下最富的山西，随着国之殇而落幕。但是晋商文化确成为山西的宝贵财富，也融进了现代山西人的血液里。

再次，为佛文化。

山西是个很讲佛性的省，这跟著名的佛教名山之首，文殊菩萨道场--五台山有很大的关系，对于信仰，我不好说什么，但是在当今物欲横流，信仰缺失的社会里，心存佛性，也算善莫大焉。

BM201310243866

品中国味道 诉民大情怀

第五篇：民俗文化

县域文化

社火

（一）社火

（二）灯阵 宝卷

老调 土门戏 山歌 曲艺

剌绣 剪纸

社火

（一）春节闹社火，是我国民间流传较为广泛的一种文化活动。每当新岁复始、春风沐浴大地之时，满脸堆笑的庄户人精心装扮的社火队，便伴随着欢快的锣鼓声和噼里啪啦的爆竹声，出现在四街八巷，观者如潮，热闹非凡，为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增添了浓郁而又祥和的节日气氛。

闹社火的风俗，由来已久。上可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远古时代，那时，“社”与“火”都是保佑人们安康幸福，主宰五谷丰登、风调雨顺的神。古人类在祭神活动中，集体化妆、祈祷、祭拜，然后燃放烟火，挥舞利剑，驱散妖魔，那便是社火最原始的一种形式。到了宋代，社火已在许多地方流传开来，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中说，宋代北方有街坊杂耍演出，称为“社伙”，后来改为社火。演变到今日，社火已成为过年时必不可少的一种民俗文化活动。在古浪，几乎各地都有村民自发组建的“元宵会”，专门负责社火活动。每年正月十二正式演出，正月十五元宵节达到高潮。其地方特色之明显，群众参与兴趣之浓厚，非其它娱乐活动所能相比。

流行于古浪的社火形式，主要有高跷、芯子、秧歌、腰鼓、舞龙、舞狮等，因其形式独特、阵容庞大、装扮古朴典雅而倍受广大群众喜爱。走在社火队最前面的，通常为锣鼓队，他们充当整个社火队的“领舞”，掌握社火行走的方向和快慢。两人抬一大鼓，1人司鼓，6—8人紧随其后打击腰鼓，另外3人各持钹、锣、铰子，锣鼓齐鸣，声震霄汉，气氛威严。锣鼓队中间，最显眼的当属秧歌手，他手中高旋一柄大伞，伴随着锣鼓紧密的鼓点节奏，不断引颈高唱一些具体生动，诙谐有趣，妙语连珠的秧歌，惹得围观者笑声如潮。秧歌歌词大都是恭贺新春、歌颂政策、祝愿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福寿安康的一些话语。秧歌一般由四句组成，两句为一节，相互押韵。唱完第一句，锣鼓轰然齐鸣，又嘎然而止，紧接着唱第二句，节与节中间稍停顿片刻，由锣鼓奏鸣(俗称砸家伙)，然后一口气唱完第二节。鼓乐与歌声之间巧妙配合，形成波澜壮阔、声震霄汉的气势，为整个社火队增添了不少氛围。秧歌一般随编随唱,因地因人而异,如社火队到政府机关拜年, 秧歌手即唱: “你教我唱（来），我就给你唱，唱的是英明的党中央。一号文件暖人的心（呀），农民脸上就笑盈盈”，唱完一首秧歌，锣鼓队便急忙往前涌动。秧歌手忽然看到前面有人燃放鞭炮，喜迎社火，便停下脚步，即兴为他编唱了一首：“张老三（吗）你真大（的）方，点的鞭炮就丈二长。我怎么知道是丈二长，斗大的元宝就往屋里淌”等等。兴之所至，秧歌手也不时调侃一下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姑娘、小媳妇：“正月十五（就）雪打灯，大人娃娃（嘛）游百病。大姑娘游得乐开了花，小伙儿夜里把床尿下”，惹得人们前俯后仰，捧腹大笑，那些姑娘媳妇们早已羞得满脸通红，溜得不见了踪影……

土门高跷社火

麻婆闹春

锣鼓队之后紧跟着“春官”老爷的仪仗队，他们手持五色彩旗和写着“回避，肃静”、“普天同庆”、“国泰民安”字样的招牌，走得非常端庄自然。“春官”老爷则头戴乌纱，身穿蟒袍，手持羽扇，前后左右由装束精干的道锣、探马、报子、门子、差役前呼后拥，显得仪态万方，威风凛凛，神情自得。“春官”是整个社火队的带头人，他代表着“春神”行驶司春的职权，在社火队中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按照当地习俗，春官行进过程中，文官见了要落轿，武官见了要下马。当然，春官必须由当地德高望众者方可担任，社火队每天出发前，必先到春官家请老爷，下午歇身子前，先必须将春官送到家，谓“送老爷”，可见春官有多么尊贵！

春官老爷之后才是整个社火队的核心和主体——“身子”。这些“身子”依照某一出戏的部分或全部角色进行化妆和穿戴，如《黄河阵》、《白蛇传》、《西游记》、《封神演义》、《回荆州》、《火焰驹》等，也有的社火身子是乱劈柴，将几个折子戏里的人物共同串起来,古浪将闹社火叫“出身子”。那么社火中为啥将这些角色叫“身子”呢？这里面还有一段不同寻常的来历：春秋战国时代，楚庄王外出打猎，返回途中，突遭敌军包围。为了安全突围，有臣子向他献了一计：以活享一品棒禄，死封庙祭灯官为筹码，雇请了一个与楚庄王面貌相似的放羊人作替身。羊倌穿王服，戴王冠，骑高头大马，前有探马报信，武士开道，后有男女歌舞班子随行，全似楚庄王銮驾在朦胧夜色中行走。楚庄王则扮作哑巴，脸上抹黑，翻穿放羊人的皮袄，旁边有武士暗中保护，混在逃难的百姓之中安全脱身。而替身则被敌人当成楚庄王，一路追杀。替身仓慌逃命，钻进了一家马棚里，爬在槽头上不敢动，纱帽也戴歪了。恰巧这家的主人来贴春联，误将“槽头兴旺”贴在纱帽上。后来，楚庄王当了七雄之霸，为纪念这段经历，每逢春节便组织大家装扮耍闹，形成今天的社火“身子”。

古浪最出名的社火当属土门的高跷社火和芯子社火，社火身子踩在高跷上，排成一队，气势威武壮观。那些手持兵刃的天兵天将，怀抱赛虎犬的二郎杨戬，火眼金睛的孙悟空，憨态可掬的猪八戒、俊俏飘逸的天仙女……凌空行走在人头之上，令观者心悬三尺，眼花缭乱。芯子社火则由一辆接一辆的彩车组成，彩车里面是钢筋焊制的铁芯子，社火身子被高高固定在上面，形成各种造型，人称芯子社火。按照当地的乡俗，两队社火如果迎了头，必定会产生空前绝后的热闹景象，两队鼓乐顿时喧天奏鸣，两班人马群情勃发，社火身子或扬袖蹦跳嬉戏，或挥舞兵刃相互“交锋”，形成社火表演的高潮。

舞龙表演

东洋车子

其他地方的社火，多为“跑社火”，以舞龙、舞狮、腰鼓、秧歌、蜡花、东洋车子、旱船、大头和尚为主。蜡花姐儿身着彩色女腰裙，在丑公婆的带领下，紧随鼓乐节奏，脚下踏着“十”字步，手中舞弄着彩扇或彩带，边走便唱民歌小调，活泼有趣，婀娜多姿。有时丑公丑婆还手拿扇子边扭边说唱，像说快板似的，社火中称为“打交儿“；腰鼓队则头戴英雄巾，身着紧身镶边衣，灯笼裤，步伐俊健，鼓声时而舒缓，时而紧密，铿锵有力，气势磅礴；舞龙队各个头上扎着白毛巾，身着黄色镶边衣，在手举“明珠”的领舞指引下，将一条彩龙舞弄的忽起忽伏，左右盘旋，上下翻腾，形象逼真、活灵活现；舞狮者不断展示自己的“拳脚”功夫，与满身系着铃铛的狮子相互挑逗，打斗嬉戏；大头和尚则手持降魔木，憨态可爱地表演各种姿态的舞蹈……最能活跃全局的人物，还要数翻穿皮袄，脸上抹黑，手持油污鸡毛的膏药匠。他们滑稽幽默，诙谐有趣，边走边扭，随时随地制止乱闯乱挤的观众，起到维持秩序的作用。膏药匠是古代医生的代称，出现在社火中，代表着万药之灵，又名“八面风”，具有驱散瘟疫，促进健康的良好祝愿。谁家的小孩若有幸被膏药匠涂抹了膏药，据说能驱除毛病，健康乖爽…… 过了元宵节，社火队还要挨门挨户“串门”，也有的地方在初十前进行。每至一家，主人必要早早候在门外迎接，燃放鞭炮，敬烟敬酒，送上瓜子糖果之类。春官老爷进到堂前，焚香化纸，祝福他们一家五谷丰登、健康平安。社火队敲锣打鼓，绕院数圈，秧歌手合着锣鼓唱几首吉祥的秧歌，然后再转到下一家。等社火串完门，举行卸“身子“仪式后，一年一度的社火表演才算正式结束。

社火

（二）古浪社火遍及城乡，且村里都组织有“元宵会”，专管闹社火事务。旧时，每年从正月初六到二十日为闹社火时间，各村又依具体情况，或七八天，或十多天不等。社火队奉庄王爷为祖师，开闹叫“出身子”，要全体敬拜庄王；闹毕，谓“卸身子”，亦要全体谢庄王。

社火队中最尊贵的是春官老爷，由合村公举德高望重的长者担任（清代，一般穿蟒袍，戴纱帽，戴假胡子，手摇羽扇，倒骑着驴马）。春官两侧各有一位陪官（有的地方也叫灯官老爷），穿戴袍褂，戴胡子，摇扇。春官前面是仪仗队，排列着若干旗手和打牌手，牌上写“普天同庆”、“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和“回?quot;、”肃静“等。仪仗队前南是两个门子，装束十分精干，身缀许多小铃铛，手执拂尘前呼后应。仪仗队后面是鼓乐队，其后才是社火队。到了民国以后，春官一般穿绸缎袍褂，戴礼帽，手摇羽扇，骑着马驴（也有步行的）。陪官亦穿戴袍褂礼帽，仪仗、回避之类多已减去。社火队各地不一，有的是高跷，有的是地奔；装扮内容也各异，有的是一出戏的全部人物，如《黄河阵》、《白蛇传》、《西游记》、《回荆州》等；有的是”乱劈柴“，把几上折子戏的主要人物串起来。不论哪种形式，都伴有鼓子手、”腊花姐儿“、”东洋车子“、竹马子、”妖婆子“、”瓜娃子“、棒槌娃、张公背张婆、大头和尚戏柳翠、旱船、狮子、龙、火流星等。”姐儿“多以男扮女。行走时，随着鼓乐节奏，扭摆起舞；到了家庭院落，则玩耍各种套路，并随民歌小调的唱和，翩翩起舞，叫”玩坐场“，这是社火队中最精彩热闹的场面。维持秩序的是滑稽导角”膏药匠“，抹黑脸，翻穿皮袄，头戴破草帽，身背串起来的小铜铃，一手拿牛角，内盛污油锅煤，一手拿鸡毛沾着油污，吆吆喝喝。他一声”膏药-“，人们便自觉让开，否则就会被鸡毛油污涂在脸上。

社火队每天早上出发前要到春官家”请老爷“，下午歇装前要把春官送回家，叫”送老爷“，天天如此。社火开始第一天，要到村上各寺庙庵观、峨博、泉头、井口以及数百年老树前上香、磕头，以祈神灵保佑。第二天起，挨家串户”上香“。每至一家，主人要燃放鞭炮，磕头相迎，春官进堂屋焚香化纸跪拜，祝福全家生财发福，五谷丰登，四季平安。社火队绕院数周，领唱秧歌的和着锣鼓几支预祝吉祥如意的秧歌，而后”腊花姐儿“等舞蹈歌唱，或玩坐场及其他套路。主人以烟、酒、糖、茶、肉菜等招待。一般活动并为停顿，食物塞在角色手里或者口里，并向龙口和狮子口里各献进几个馍头，挂上一匹彩红，递上一个红包（内装小钱，数量不等），叫”顺心“。而后离去另闹一家。

社火的道具和化妆

老爷：手拿芭蕉扇，头戴大礼帽，身穿长袍，戴髯口，老爷前面有两个人饰抱子。

抱子：手拿佛尘。

老爷后面的左排有头场子：头戴公子巾，身穿粉红袍，手拿扇子，也戴髯口。右排有二场子：穿紫红长袄，左手拿小竹蓝，右手拿小笤帚。头场子后面跟鼓子手若干名：每位背小鼓一个，头戴毡帽别纸花，身穿黄色衣裳。二场后面跟腊花子若干名：头带假发别纸花，身穿大巾妇女衣裳，穿裙子，手拿小锣或纸扇。再后面跟毛女子：头戴假发别纸花，手提红绿绸子。

鼓子手后面跟棒锤娃：头戴着别纸花的毡帽，手拿两根木制棒锤。最后面跟姜太公；头戴凉帽，手提鱼杆，戴髯口，身穿黄袍。中间还有头戴破草帽别纸花，身反穿皮袄，手提油瓶子的”寡娃子“，来回跑动维持秩序。

还有狮子、龙、旱船、”寡娃子拉驴“、”光棍“、”麻婆娘"等。

必要的道具：大鼓、钹、锣、唢呐等。

社火传说 很久以前，有一个皇帝叫苗庄王，他在琐阳城里过着安闲的生活。可是，有一天，敌人的千军万马包围了琐阳城，苗庄王并不着急。他慢慢的招集部队，商议对策。只见，敌人离城有二十里，安营打寨，营挨营，旗连旗。最前面有一个高士，骑着一匹骏马，后面有一字长蛇旗，二龙出水旗，三才混元旗，四门兜底旗，五处五方旗，六丁甲旗，七星北斗旗，八卦连环旗，九宫遮阳旗，十面埋伏旗……那场面真是旗幡招展，号带飘扬。

灯阵

元宵节举办“黄河灯会”，逛“黄河灯阵”，是生活在黄河两岸人民的古老传统年俗。这一风习，在我县黄羊川、土门等地较为盛行。当一轮明月款款升起时，365盏灯组成的绵延一里多长的灯阵便大放光明，与溶溶月光交相辉映；观灯、逛灯的人如潮涌动，锣鼓声、唢呐声此起彼伏；整个灯场一片欢腾，仿佛天上人间都沉浸在这喜庆而光明的气氛中了。

关于“黄河灯会”的起源已无从考究，但其美好传说在各地或同或异广泛流传。相传，很早很早以前，有一年旱魃作怪，天气持续干旱不见滴雨，泉水干涸了，庄稼枯焦了，老百姓的日子过得非常凄惶。有一位镇关大将。名叫李黑虎，看到这一情景，心里十分难受。为了拯救苦难的百姓，他翻山越岭，历经千难万险，找到了旱魃，凭着一腔正气和高超的武艺与旱魃进行了殊死搏斗，终于战胜了旱魃。然而，他的这一义举却触犯了天条，玉皇大帝非常生气，旨令姜子牙率365位正神，设下了“九曲黄河阵”，要斩灭李黑虎，黑虎有一个小妹，聪明伶俐，智勇双全，她为搭救哥哥的性命，穿阵斩将与姜子牙较量了七七四十九天，恰好在正月十五这天，破了阵，败了姜子牙，并把这险恶的“九曲黄河阵”也化作了浩浩荡荡的天河——这就是今天的黄河。自此以后，人们每年元宵节要以灯为神摆阵逛灯来纪念这对仗义的兄妹。

另一传说出自《封神演义》。赵公明的三个妹妹，即氏“三霄娘娘”，为报姜子牙杀兄之仇。摆下九曲黄河阵，要擒杀姜子牙。但姜子牙巧妙地走出了黄河阵，战胜了三霄娘娘。因此．在后来出现的“黄河灯阵”中，人们认为能走出黄河阵，便可逢凶化吉。

随着历史的演变，灯会不断地赋予了新的思想，新的内容。如今的灯会，人们应用现代科技成果，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除尽情寄托自己追求光明、善良、幸福、吉祥的美好愿望外，还用一盏灯代表一天，365盏灯代表一年，象征和预示国泰民安、民阜年丰、天天光明的盛世景象。

宝卷

宝卷源自敦煌变文。它集文学、音乐于一体，是一种流传久远的古老说唱艺术。念卷在古浪广泛流传，是一种具有浓郁地方特色和古老传统的文化活动。

在冬闲的长夜里，尤其在过年的日子里，左邻右舍、当家户族的男女老幼相聚在热炕头或火炉边，众星捧月般围坐在“念卷人”周围，倾听宝卷。“念卷人”往往嗓音很好，善于歌唱。如果条件允许，旁边还有二胡三弦伴奏。整个过程时念时唱，每唱至末句，在场众人要合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之类的唱词，称之为“喝佛”，气氛很是和谐。

卷本中吟唱曲调较多，有哭五更、降香调、过江调等数十种。通俗的说法，有“五音调”、“七音调”、“九音调”、“十一音调”等按唱词每句字数区别的音调。流传的卷本主要有《四姐卷》、《对指卷》、《红罗卷》、《紫荆卷》、《康熙爷私访山东》、《红灯卷》、《包公三下阴曹》、《白马卷》、《鹦哥卷》、《救劫卷》、《牧羊卷》、《白玉楼挂画》等四五十部。

“八一”厂演艺人员采访土门念卷风俗

念卷是一种富有教育性和娱乐性的寓教于乐的活动。所有卷本中，都贯穿了被传统道德所推崇的忠、孝、节、义，所有卷本的主人公都是心地善良、忠贞不渝的正面人物，他们往往要经受诸多非人的苦难，直至最后，苦尽甜来，善得善报。这种故事勉励人们忍辱负重，积德行善，尽忠尽孝，让人相信因果报应，对生活充满希望和憧憬。

当然，作为一种旧文化的遗传，“卷”不可避免地带有落后性，其中宣扬封建迷信、维护男尊女卑即是糟粕。

念卷有好多讲究。念卷前，念卷人要洗手、上香，是十分恭敬的。人们称卷本为“宝卷”。倘向人家借卷本，不能说“借”，否则人家不答应，要说“请宝卷”才行。卷本不能随便乱扔，一般都用一块红布包起来，保存得很好。过去，读过书的人要抄卷，每次动笔前都要洗手、上香，恭敬其事。尤其老人们，把卷本看得很神圣。

念卷作为一种旧时代的文化活动，给人们提供了大量的精神食粮，尤其通过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观念熏陶感染了一代代人的情操品质，对社会的安定和谐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现在，现代文明在农村中迅速普及，念卷这种活动不多见了，但这种独特风俗还在保留着。

老调

古浪地处边远僻地，在旧时代，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们的文化生活较少受外界影响。但古浪人民性格开朗，热爱艺术，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地方艺术，老调音乐就是其中之一。所谓“老调音乐”，就是古浪民间艺人借以表现本地特有的戏曲内容的一种流传久远的独特的音乐形式，它有固定的曲牌，固定的旋律。古浪老调音乐以半自创半借鉴的形式出现，估计源于明代。老调音乐在数百年的发展中，创作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剧目，一些音乐形式在长期传唱中固定下来，成为具有独特地方色彩的老调音乐曲牌。

古浪流传的老调剧较多，常见的有《赐福》、《百宝箱》、《下四川》、《阴功传》、《投朋交友》、《两亲家》、《彦贵卖水》等，流传地域主要在大靖、土门一带，剧中运用的曲牌主要有“月头调”、“慢诉”、“紧诉”、“西京”、“东京”、“京板”、“五更调”、“冈调”、“长城调”、“琵琶调”、“老龙哭海调”、“苦诉调”、“银纽丝调”、“月尾调”、“过江调”等。老调曲牌在具体剧目的运用中，由多种曲牌连缀而成，其中“月头调”(又叫上月调)起头较多。一剧中十几个到二、三十个曲牌不等，曲牌可以前后重用。

老调音乐在旋律上与现代眉户有相似之处，但它更质朴，更古奥，更具乡韵土味。在表现方面，尤其长于叙述悲酸凄婉的磨难故事。其音调高亢、昂扬，旋律曲折回还，乐句长短相间，节奏快慢相应，风格粗犷而不失细腻，格调通俗而不失幽雅。古浪老调与眉户存在一种亲缘关系，但究竟是源渊关系，还是变种关系，抑或是支系旁系，尚待深入考证。古浪老调的伴奏比较简单，也许为了适应农村的简易条件，一般由干鼓、响铃、三弦、二胡、板胡组成，演唱者往往也是乐师，操一种乐器。在表演上，无角色演员，实际是一种演唱叙述。农闲时节，艺人们凑在一起(一般一个村就可组班，小村庄则与邻村凑班)，夏日傍树荫，冬日围炕头，在村中男女老幼的环围中一折一本地用音乐和歌声讲述那些扬善疾恶的传统故事。一般场合，开场都要先来一段《赐福》，也叫《大赐福》，分唱八洞神仙，祈仙赐福之意。之后，才演唱其它剧目。剧中故事都富有强烈的正义感，正面人物具有高尚品德，也就是说，剧目内容十分健康，偶有鬼神故事，也喻含正义，也不能完全以迷信斥之。无疑，这种表演，既具娱乐性，又具教育性，寓教于乐，教在乐中，为群众喜闻乐道。

老调剧目的故事，有些取材于传统戏剧和古代小说，如《百宝箱》 就取材于“三言小说”中《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故事强烈谴责那种见利忘义的丑恶行径，同时，也反映出旧时代妇女的低下地位。《彦贵卖水》则取材于秦腔剧《李彦贵卖水》。也有一些是贴近农村生活的剧目，如《两亲家》，表现两亲家之间时好时恼的喜剧生活，告诫人们要多讲道理。老调剧目的歌词也很优美，文学性很强，如《阴功传》中商人冯老儿观察流浪女一段就不错：“头上的青丝如同墨染，两绺绺眉毛赛过弓弯，灯笼的个鼻子长得端了又端，粉白的脸蛋长得真正好看，两耳坠腮挂了银耳环，身穿石榴裙红得那么好看，八福罗裙扫脚面，裙下面露出个小小金莲。” 这段描写，重彩浓墨，绘声绘色，而且韵味和谐。于此，可以看出古浪老调音乐戏剧的优雅高尚了。

在现代文明冲击下，老调音乐日渐衰微，后继乏人，所存艺人寥寥无几了。幸《甘肃省戏曲音乐集成·武威分卷》设立了“古浪老调音乐”专目，使这一古老艺术的主要内容可得保存，也是爱好民间文艺的人们的一件欣慰事。

土门戏

来源：县志办 作者：杨先

土门的戏是有来由的。

有一年，据说土门来了位过路的风水先生，在城东一处茶馆里喝茶歇脚时，听到几位老人在谈喧土门的富庶，不由地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好地方固然是个好地方，只可惜七星楼倒了，马石河干了，笔架山挖了，成了个空架子了……”说完，就起身离去。那几位老人听得摸不着头脑，想想他的话里暗含玄机，便跟在他后面，想问个究竟。那风水先生见了，回过头来说：“别跟了，快唱戏去吧！”……

于是，土门的人就唱戏，而且终年不断。这儿的人们不仅有唱秦腔、唱眉户的，还演木偶戏和皮影戏。秦腔在陕山会馆，眉户在大庙，两个戏班各自粉墨登场，演绎着人间的悲欢离合。尤其是逢年过节、婚寿喜事，大户人家要献戏，方寸之地竟有六、七个戏台，台台都唱，相互竞技，谁的观众少了谁丢人，谁的看客多了谁耍人。如此一来，暗地里较上劲儿，学艺时就不得含糊，唱念做打得样样精通，每个戏班的水平都在竞争中得以提高。更多时候，则是爱好者三五成群，聚在村头树下自弹自唱，唱腔有板有眼，一点也不含糊，颇像行家里手，引来村里人及过往行人的啧啧赞叹。

其实，这儿的人爱戏、唱戏是有历史根源的。土门在明朝时叫哨马营，居民稀少。后来，从陕西西安府富平县土门移民迁入，这些先期移民带来先进的生产力，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移民成为当地的主流，其乡音不改，文化之根又在陕西秦地，因此土门人爱戏、唱戏就不奇怪了。

当然，土门的戏能在一年四季里有人听、有人唱，离不开当地繁荣的经济。土门地势广阔平坦，土质肥沃，极适合发展农业生产。而土门地处“丝绸之路”北路要道，交通便利，山西、陕西的商人纷至沓来，坐商、行商和小摊贩遍及城乡，“土邑商务甲全县”。在这种情况之下，市民队伍的扩大，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有了文化娱乐的需求，戏班的兴起便在情理之中。

当然，土门也出过不少有名的艺人，如晏

三、郭扁嘴、赵

七、郭旦儿等。晏三演秦腔《火焰驹》最有名气，可惜在**期间，一次在武威城隍庙唱戏，不料日本飞机来袭，遭遇不幸。郭旦儿（郭聚堂）为凉州“半台戏”班的创始人，演小旦最驰名，每当他挂牌，戏票就一售而空，每当他出台表演，全场就拍手喝彩。据说一家媳妇，看了他演的《柜中缘》，回家做饭时，婆婆吩咐打鸡蛋吃，可她仍然陷于剧情中，问：“妈，打几个郭旦儿？”……

“闻弦歌之声，呀，不知何处大班长；见羽毛之美，哟，才是本地丑大王!”这是集仙观上的一副对联。集仙观有一座四面出角带彩的戏台，台下前面有看戏广场。土门的戏台多是如此，上面的两层是敬神敬佛的场所，下面一层则是戏台。人们信仰与看戏两不误。而神与佛呢，则在人间的丝竹鼓吹中大隐清修，顺便真真切切感受人世的喜怒哀乐，以便更好地赐福人间。

山歌

古浪的山歌也叫“少年”，是一种野外唱的歌。在山上放牧牛羊，或田间劳动时，古浪人都爱唱山歌。山歌一般四句一首，每句七至十字不等，山歌按古浪方言的韵部押韵，韵律比普通话的一一八韵宽得多。也就是有许多在普通话里不能押韵的字，在古浪话里是押韵的。山歌的内容丰富多彩。歌唱爱情、歌唱生活、反抗压迫、渴望自由、向往美好生活、痛斥旧社会、传唱历史事件、赞颂历史人物、歌颂美好事物、揭露社会丑恶等内容无所不有。

曲艺

古浪曲艺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的小戏、小曲、贤孝等，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表现了古浪大地的民间生活，下面仅举几个例子来谈谈。

小戏是古浪民间文学的一种重要体裁。说它小是因为它角色少，仅二三个角色，情节简单，篇幅短小。说它是戏，因为它和戏剧一样有生、旦、净、丑等角色，有台词、道白、科介。又有戏剧性情节。小戏不设舞台，道具简单，可就地随便演出。没有专门的演员；没有底本。因为口头流传，台词各地稍有不同，常有演出者的个人加工润色。古浪流传的小戏约有二、三十种如：《张连卖布》，《花亭会》，《刘海打柴》，《闹书房》，《小姑贤》，《刘全进瓜》等等，小戏大多在正月里闹社伙期间演唱。也在庙会上演唱。

古浪流行的小曲非常多，有“十八杂腔”之说。但实际上十八只是个概数，古浪小曲不下百十种，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唱起来也很随便。可用三弦、二胡伴奏，也可不用伴奏。小曲在闹社伙玩作场时可以唱；在社伙队伍行进中也可一边扭动，一边唱：在作农活时也可边唱边做；走路也可边走边唱。古浪小曲有本地自古传下来的，也有从外地传进来的，和小戏一样，唱词在各地稍不有同，但调子大约还是统一的。小曲可以说是古浪最丰富、最普及的民间文学形式。

贤孝是从武威传入古浪的，是整个武威地区的一种民间文艺。之所以称为贤孝是因为它主要宣传贤良忠孝，扬善惩恶。贤孝或作“弦消”这是因它常在人闲暇时用来消闲娱乐，而又必须用三弦伴唱。它类似外省的大鼓，弹词之类的文艺形式。贤孝一般都是长篇巨制，有些篇目需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唱完。一些古代小说历史故事往往被改编成贤孝来唱。如《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双鞭记》，《说唐》，《兰桥会》，《薛刚反唐》等等，都由前人留下的书籍作蓝本，但它们改成贤孝时却大都无底本了，变成了口头文学。贤孝多由盲人说唱，人们把专唱贤孝的盲艺人称“瞎弦”。曲艺往往是师徒相承，口头传授。也有一些曲艺爱好者并不是盲人的也唱贤孝，但属个别现象。贤孝更多的是一些地方民间文学作品如：《打宁夏》，《打西北》，《中卫》，《度荒年》，《十劝世上人》，《十劝干部们》等等。地方性的贤孝一般篇幅较短，富有地方特色。

贤孝是韵文，是按照武威方言的韵部押韵的，即使古浪人唱也要按武威的韵部，最明显的如“|dn”和“ang”通押，古浪用天古音系的韵部，其它前后鼻音通押，而“an’’和“ang’’是不通押的。但唱贤孝就得用武威腔也能押了。

刺绣

刺绣，是古浪民间流传已久的传统工艺，自古就有“十岁学针线，十三进绣房”的古训，作女儿的从小跟随母亲学习针线，学不好一手过硬的刺绣手艺，到了婆婆家必然会遭到叱责。刺绣在清代至20世纪中叶较为盛行，姑娘出嫁前首先要坐绣房，集中时间准备自己的陪嫁品，那些陪嫁品中必须有自己精心制作的绣花鞋、绣花枕头、绣花笘单、绣花鞋垫以及绣花披肩等，出嫁后的第二天，将这些嫁妆摆于院内的八仙桌上，首先供宾客观看欣赏，以显示姑娘的刺绣技艺和针线水平，然后等磕完头，将这些刺绣品端给自己未来的公公婆婆和长辈。因而，刺绣技术是妇女的必修课，自古至今代代相传、针刺不辍。

古浪民间刺绣品具有构图简练朴实、色彩丰富、针法多变的特点，既鲜艳华丽，又素雅大方，从一幅简单的刺绣品中，一眼就能看出古浪人民民风纯朴、敦厚豪放的特点。刺绣内容非常广泛，大多取材于生活中常见的一些花草树木、鸟雀蜂蝶、山川河流、日月星辰，还有那些从没见过的凶猛野兽，如虎、豹、狮子等，以及象征着美好愿望的吉祥文字符号，如双喜、福、禄、寿、幸福美满、吉祥如意等等字样，根据刺绣品的大小，将各种图案和文字相互穿插，巧妙组合，最终形成一幅幅精美的作品。那些心灵手巧、别出心裁的俊俏女子，还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绣制出一些寓意深刻的作品，如百寿图、二十四孝、八仙过海、红楼梦人物、关公、孙悟空等。

刺绣作品

刺绣用的工具极为简单，主要为七彩花线、绣花针、绣花圈等，静坐闺房的淑女们，一听到门外响起货郎担拨浪鼓的响声，便纷纷跑出家门，反复挑选一些自己需用的材料。到了后来，姑娘们自行将注射用的针头，“开发”为刺绣工具，刺绣品也有先前的“绣”拓展到“裰”，用针头裰出的那些鞋垫、笘单图案，越发显得惟妙惟肖，精美好看。

每逢端阳节，古浪民间艺人纷纷大显自己的刺绣绝技，制作一些花样别致的荷包和饰品挂在小孩们的脖子上。荷包里面装上从高山上采回来的香草，外面绣上精美的梅花、荷花、蝴蝶等，精致好看，清香四溢。有的荷包分里外两层，作抽屉状，有的仿制三叶草的样子，样式繁多。据说，孩子们带上这些精美的荷包，能消灾辟邪，身体健康、活泼可爱。

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古浪手工刺绣品愈发显得针法细腻，层次鲜明，手感舒适，极富立体感。无论是一件普通电视罩子，还是一双手工布鞋，或是一双小小的鞋垫，人们都能凭借着一根小小的银针，揉进丝丝缕缕的情意，赋予它以全新的生命力，使其不仅实用，而且具有欣赏与收藏价值。

剪纸

剪纸艺术在古浪大地上流传较为广泛，旧时每逢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在窗户上贴上用红纸剪的“窗花”，门上贴上“门花”，结婚时必须在陪嫁的物品上贴上“双喜”，在新房的床户上贴上“龙凤呈祥”等剪纸图案，这些乡俗风气至今还在农村非常盛行。

古浪民间艺人的剪纸作品有一个明显特点，就是在造型上除了常用一些对称、均齐、平衡、组合、连续等技法，还惯用一些夸张变形的手法，力求“圆如秋月、尖如麦芒、方如青砖、缺如锯齿、线如胡须。” 从而产生了千刻不落，万剪不断的结构和形象逼真的效果。在选材和立意上采取自然主义的写实手法，突出主体，大胆舍去次要部分，使作品的内容一目了然，富有美感。

创作

剪纸作品大多出于乡村妇女和民间艺人之手，他们以现实生活中的所见所闻作题材，凭借纯朴的感情与直觉印象，用一副剪刀和他们巧妙的双手，铰出一幅幅精妙绝伦的作品。这些作品大都取材于常见的一些事物，如太阳、月亮、星星、飞鸟、云彩，猪、马、牛、羊、鸡、喜鹊、蝴蝶、蜜蜂；桃、李、杏、梅；以及麦穗、谷穗、柴房、粮跺等等，作者将这些事物，同地面上的人群、动物同时安排在一个画面上，并配一些代表吉祥富贵的字符，便形成一幅幅精妙绝伦的剪纸作品。有寓意良好祝愿的《招财进宝》、《年年有余》、《二龙戏珠》、《喜鹊登梅》、《天官赐福》等作品，也有反映爱情生活的《双喜临门》、《蝶恋花》、《鸳鸯戏水》、《龙凤呈祥》、《孔雀嬉牡丹》等，还有《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作品中的人物，戏剧脸谱，当地神话传说剪纸等等。民间艺人杨生花的剪纸作品《蝶恋花》、《双喜临门》倍受人们称赞；干部卫生选则是中国剪纸协会会员，他的剪纸作品因构图别致、风格独特曾多次发表在《解放军画报》、《半月谈》、《中国国防报》、《中国审计报》、《美术报》、《甘肃日报》等报纸上，为专家学者所称道，同时被业间称为“凉州第一剪”。许多剪纸作品线条明快简练、思想内容单纯、寓意浑厚深刻，充分反映了古浪人民那种朴实无华的情怀和美好纯真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