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民交叉案件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

第一篇：《刑民交叉案件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

刑民交叉案件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应如何认定

郭晶*

在检察机关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办理中，认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往往有必要析明案件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并将其作为认定案件刑事责任的前提或参考。在我国传统“先刑后民”诉讼顺序模式下，一般没有既存的已决民事裁判文书可作遵循。考虑到对后继民事审判的既判力影响，为了使刑事案件对民事法律关系的预断不过度限制后继民事审判的自由度,检察官如何才能较妥当地考量案件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并准确做出刑事定性呢?这是一个亟需探讨的问题。万某某诈骗案，既直观地反映了司法实践就此类问题的普遍处理方式，又表现出了既有诉讼顺序模式的局限，恰是此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典型。“先刑后民”的诉讼顺序，强行要求刑事诉讼发挥自身所不具备的民事法律关系认定功能，客观上扼杀了对较为复杂民事关系进行审慎考量与判断的可能性，难以避免武断的民事预断对后继民事审判的干扰，其科学性值得商榷。

[基本案情]万某某，原系北京市J超市H品牌电视机促销员。2009年2月，万某某擅自使用替H公司收取的电视机货款七万二千元在河北省某地为自己购买住房。由于H公司促销员向客户销售电视机时是采取先收款后发货的交易方式，但公司库存管理却允许促销员先提货，后向公司付款的。于是，为避免货款亏空被H公司发现，万某某利用H公司货款收付的时间差，循环使用后一名客户订购电视机的货款贴补前一笔货款亏空，并每次都采取预提再后一批货物的方式向后一名客户发货。如此持续至2009年4月下旬，万某某收取客户尚某的七万二千元货款贴补前一笔货款亏空，但因“五一”期间货源紧张，万某某无法预提相应货物及时向尚某交货。为拖延时间以避免事情败露，万某某再次联系另一客户席某，主动向席某推销H品牌电视机，并从席某处收取货款五万元退还给尚某。之后，因货源紧张，万某某迟迟不能从H公司处预提货物按时交给席某，且尚余两万余元货款未退还给尚某，故两客户报案，至此案发。在向两名客户销售电视机过程中, 万某某利用促销员的身份，向客户与H公司隐瞒货款流向，使客户误以为货款已交给H公司,但事实上却由万某某中途截留。此外,案发地点为J超市,H公司与J超市为合作关系，J超市收银台代收款，后期由J超市帐户向H公司帐户转账货款。

下述两点案件事实需要特别注意：（1）客户席某向万某某交款是在J超市当* 北京大学法学院2011级刑事诉讼法学硕士研究生[100871]

场进行，万某某在席某面前把收到的钱交给J超市收银台的出纳，并对席某说收银台已经收款。但对出纳所述的却是让其帮忙数钱。待席某离开后，万某某立即从收银台将货款取走。（2）万某某给尚某与席某开具的送货单实系J超市已废止使用的旧送货单，从而使两客户误以为自己的货款已经通过J超市交给了H公司。由于万某某出具的是废止的送货单，J超市没有相应记录，导致J超市与H公司长期无法发现万某某私收客户货款的情况。

一、问题的提出

本案的处理有两个核心问题：（1）客户通过万某某向J超市款台交款，并收取超市提货单的行为是否已致涉案货款的货币财产权向J超市（H公司）转移，如何定性被告人万某某所侵犯涉案财产的实际权属？（2）被害人是H公司还是尚、席两客户的问题，直接影响定性万某某的行为是诈骗行为、职务侵占行为、抑或挪用资金行为。

针对上述问题，主要有三种分歧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案发于2009年4月，被害人是客户尚某与席某。万某某利用H公司促销员身份，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采取虚构电视机交易事实、开具虚假提货单的方式，向客户尚某、席某骗取钱款，应认定为诈骗罪。第二种意见和第三种意见均认为本案实际案发于2009年2月，被害人是H公司。以此共识为基础，第二种意见认为，2009年2月之后，万某某采取的用新货款填补旧货款亏空的行为，仅是在掩饰之前的犯罪行为。万某某利用H公司促销员身份与客户尚某、席某协商，并在J超市款台佯装收款，且开具了过期J超市提货单，其行事方式已满足民事权利外观的构成要求，且H公司、J超市在人员管理、货款收付管理方面对客户存在过错。因此，应认定客户尚某、席某的货款交付行为具有转移货币财产权的民事效力，H公司与J超市应连带对尚、席两客户承担交付电视机或返还货款的债务。万某某本质上是利用职务之便侵吞H公司货款，应当认定为职务侵占罪。第三种意见认为，2009年2月之后，万某某利用私收货款方式填补在先货款亏空，仅是以后账补前帐的方式避免其私用公司货款的行为败露。虽有弄虚作假成分，但本质上属于循环挪用货款，其非法占有目的并不明显。既未对H公司的账目与相关单据进行涂改，也未在帐面上掩盖其自身退还公司货款的义务，难以构成其对货款的侵吞。因此，万某某的行为是挪用资金行为而非职务侵占行为。且本案行为实际发生时间为2009年2月，案发时间为2009年4月，未满挪用资金罪犯罪构成中“三个月不归还”的法定要件。因此，万某某不构成挪用资金罪、也不构成职务侵占罪，应作无罪处理。

二、案情分析

本案在事实认定层面并无分歧，分歧产生于对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的不同定性。本案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可归纳为三方:甲方万某某，乙方J超市和H公司，丙方客户尚某及席某。甲方在乙方不知情的前提下，代表乙方与丙方洽谈业务，并且超越自身职权收取了丙方的货款。而甲方与丙方之间所发生的交易行为，由于甲方的“后账补前帐”操作，亦难以为乙方所觉察。也就是说,万某某同时对乙方与丙方进行了欺诈，并且在欺诈过程中利用了自身作为H公司促销员的身份。

本案在刑事定性上的争议，根源于民事法律问题分歧。即,甲方代表乙方而与丙方进行的交易行为是否成立且具有民事效力？丙方交付货款的行为是否系对该合同的有效履行？乙方是否应当因甲方的缔约及丙方的付款而承担对丙方的合同义务？

(1)如果倾向于乙方对丙方不承担合同义务，那么甲方私收丙方货款的行为仅发生于甲方与丙方之间，甲方行为不会导致乙方因被丙方主张相应义务而造成经济损失。即，无法认定涉案钱款的权属已经转移给乙方，本案纯系发生于甲方与丙方之间的诈骗行为。

(2)反之，如果倾向于乙方对丙方承担合同义务，那么甲方私收丙方货款的行为将导致乙方与丙方之间合同关系的成立。即可认定丙方交予甲方的货款，其权属实际已转移于乙方。本案系甲方对乙方所实施的职务侵占行为或者挪用资金行为，丙方则为甲方与乙方之外的第三方，无论甲方与乙方的纠纷最终如何解决，乙方都应当对丙方承担合同义务。

三、处理意见

本案初看系因民事争议而导致的刑事定性分歧，但审慎观之，此疑难的根源在于如何协调案件的民事处理和刑事处理，实质上是刑民交叉问题表层下的诉讼裁处问题。如要妥当处理该案，必须贯通刑事定性、民事考量以及诉讼裁处等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一)在刑事定性层面，第三种意见认为万某某是挪用行为且不构成犯罪的主张不成立，可首先予以排除。

如前文分析，万某某所采取的行事方式，系采取虚开提货单的手段向乙方隐瞒其与丙方达成交易并收取货款的事实。因此，万某某的行为已使乙方丧失了依靠自身能力而获知万某某截留货款行为的可能性。即使事后万某某私人占有货款而不再交付公司，如无丙方举报，乙方也不会主动向万某某追索货款。由此可见，万某某对涉案货款的非法占有目的已非常明显,即使乙与丙之间交易行为的民事效力能够获得认可,也不可认定万某某是挪用行为，更不能据“三个月不归还”的要件而认定万某某无罪。因此,第三种意见不应采纳。

(二)就第一种意见和第二种意见之间的分歧，初看似存在于刑事定性层面，但其争议仅有深入到民事考量层面才能获得解决。

必须确定甲方代表乙方而与丙方形成的民事合同关系是否成立，借以判断丙方缴款行为是否为完备的合同履行行为，进一步才能辨明涉案钱款的货币财产权应归属于乙方或是丙方。针对该问题的民事评价，须考量一系列复杂因素，主要包括：

1、乙方的过错程度。乙方疏于对失效的提货单据进行销毁，导致甲方继续利用失效单据与丙方缔约。且在丙方交款过程中，乙方出纳的收款行为支持了甲方代表乙方缔约的权利外观，使丙方产生了合理信赖，促成了诈欺行为的成功；

2、万某某对乙方的隶属关系和乙方的内部情况。万某某隶属于H公司，H公司与J超市是合作关系。丙方信赖甲方而与甲方进行缔约，其缔约对象却是与甲方没有隶属关系的J超市。为此，需审慎分析H公司与J超市之间的合作关系，借以明悉双方的责任范围划分；

3、丙方的过错程度。甲方作为促销员，本没有收取货款的权利。丙方对于超市出货交易流程及促销员的职权范围没有最基本的了解，又或是为图折扣而降低对交易安全的防范意识，其既未与甲方签订正规的合同，也未审慎甄别甲方的缔约行为，而仅是据个人信赖就向甲方交钱，使自身陷入风险；

4、丙方两客户之间的交易情况不同，影响其民事评价。席某的货款是直接交付给J超市出纳人员的，并且出纳也当面“收款”了，因而席某的过错程度显然要比尚某轻。在民事考量层面，可能仅有席某的交易关系能获认可。在刑事定性层面则需考虑，针对席某的5万货款，万某某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而针对未曾退还尚某的2万2千元货款，万某某则可能构成诈骗罪。

(三)在诉讼裁处层面，刑事诉讼受制于其功能上的局限，无法承担准确认定

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的繁重任务。

1、刑事诉讼在诉讼规则、功能及结构上的限制，使其无法认定较为复杂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以检察官与法官为诉讼主导的刑事诉讼程序虽有权进行民事

[1]事实的认定，但因其既缺乏本案中丙方或乙方（民事诉讼中原告）的积极作用，又无法统和关注本案中的三方关系，故无法运作民事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证明标准与举证规则，无法承担较为复杂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认定任务；

2、在刑事定性层面的考量中，缺乏既存的已决民事裁判文书可作遵循或者参考。受制于我国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所遵循的“先刑后民”顺序模式，民事诉讼如遇相关刑事诉讼的同时进行，需要中止，等待刑事判决先行做出，或者在刑事判决审理过程中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民事纠纷[2]；

3、如果依靠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既存诉讼顺序模式过于高估刑事诉讼认定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能力，故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可提起范围划定得极为狭小，只有“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3]，如本案情况，纯粹的侵财型犯罪，且涉案财产系现金，被害人无法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仅能依靠后继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解决民事争端。

(四)刑事判决对后继民事审判的既判力影响，一方面使刑事案件的办理处处掣肘；另一方面，也难以消除对刑事判决后继民事审判的不当干扰。但若中止刑事诉讼而等待生效民事裁判作为支持，却又存在诉讼操作上的多重障碍。

刑事诉讼的功能局限使其无法准确认定较为复杂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但刑事判决的民事预断却对后继民事审判存在既判力约束。在后继的民事诉讼中，即使存在与在先刑事判决不同的民事基础法律关系意见，从维护司法的统一性角度

[4]出发，也很难在民事诉讼判决中进行更改。因为如若推翻刑事诉讼判决的基础

事实认定，将会造成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之间的矛盾，质疑既有刑事判决的权威性。就此问题，能否暂时中止刑事诉讼而等待生效民事裁判做出呢？民事诉讼的诉讼中止事由包括“本案必须以另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

[5]但是类似规定并不见于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刑事诉讼中止包括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中止侦查[6]、审查起诉阶段的中止审查[7]和法庭审理阶段的中止审理[8]三种情形。但是，刑事诉讼中止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不在案或者患有精神疾病为适用前提，无法针对本案情况中止诉讼。此外，由于我国刑事诉讼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比较粗糙，刑事诉讼中止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强制措施应当如何变更，中止事由消失后应依据何种程序恢复审理，都缺乏相应规定。如果对案件贸然实施中止，亦有可能存在超期羁押的风险。

上述就案件刑事定性、民事考量和诉讼裁处三个层面的四方面分析，已揭示出检察机关在本案办理中所遭遇的尴尬境地：由于没有既存的生效民事裁判文书作为参考，也无法中止诉讼而等待民事基础法律关系的先行厘定。因此，审查起诉阶段无论倾向于第一种意见、还是第二种意见，即使事后被刑事判决肯认了，其所附随的民事权利义务预断也均具有武断性，难言公正。然而，受“先刑后民”诉讼顺序模式之制约，无论该种预断存在多大程度的不准确性，此民事预断所衍生出的刑事定性如获判决之认可，那么该预断在后继民事诉讼中一般均将获得遵

[9]行。从检察机关的角度出发，检察官受制于公诉人地位，其起诉意见必须在刑事诉讼中寻求审判机关的支持。若认定乙、丙两方成立合同关系而追诉甲方职务侵占罪的话，如上所述，乙方与丙方之间的合同关系缺乏既存民事裁判的支持，审判机关受制于刑事诉讼功能上的局限也难以对较为复杂的民事诉讼关系做出认定[10]，故而检察机关的该种意见将面临巨大的证明困难与诉讼风险。受制于现

状，检察机关不得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将需要借助民事诉讼功能才能查清的问题一概摒除。就基础民事关系做出最为简单明了的认定结论，并据此选择适用罪名，以期最大程度规避诉讼风险。因此，在该种情况下，选择不认定乙、丙之间的民事合同关系，支持第一种处理意见而以诈骗罪起诉万某某，更具可行性。据此可得出如下结论：“先刑后民”顺序模式，试图借助刑事诉讼以实现民事诉讼效果，本质上是强行要求刑事诉讼发挥自身所不具备的功能。但这种理想化的预期，在司法实务中却是无法实现的。其所引发的诉讼裁处疑难，致使本案在民事考量和刑事定性层面的争议均难获解决。为规避刑事诉讼的功能缺失，检察机关不得不对民事基础法律关系做出消极的简单化评价，被迫采纳第一种处理意见而以诈骗罪起诉万某某。

四、后继情况

检察机关以诈骗罪对被告人万某某提起公诉。法院经初步审理，初始意见倾向于万某某构成挪用资金行为。经进一步审理以及对检察机关起诉意见的审慎探讨，法院最终采纳起诉意见，判决被告人万某某构成诈骗罪。被告人万某某未提起上诉。刑事判决做出后，因万某某唯一可执行财产系位于河北省的住房，跨省执行难度较大，被害人经济损失难以获得追缴。后被害人席某提起民事诉讼，状告J超市，诉请J超市履行合同义务。J超市提出万某某系H公司员工，其私人行为J超市不负责任。且案件刑事判决的财产追缴部分执行不力，相关民事主体财产责任范围亦难以确定。民事诉讼审理因之陷入胶着状态，后被害人席某撤诉，经济损失未能获偿。

五、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评价

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简单化评价并以诈骗罪起诉万某某的处理方式，扼杀了对较为复杂民事关系进行审慎考量和判断的可能性，系受制于“先刑后民”诉讼顺序模式而做出的次优选择。该种处理方式的合法性虽无可争议，但因其考量取向并不是实现刑民法律定性的衔接与协调，而是追求在最大程度上避免诉讼风险。故而，该种处理意见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均值得商榷。

第一、在法律效果方面，该种处理意见限制了后继民事审理的自由度，使民事法庭陷入要么放弃进一步举证而遵从该种民事预断，要么颠覆在先民事预断的两难境地。如果倾向于后一种方式而对刑事判决预断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变更的话，那么将意味着动摇在先刑事判决的基础事实关系认定，导致在先刑事判决陷入“事实认定不清”的窘境。

第二、在社会效果方面，该种处理方式使各方当事人失去了积极举证以厘清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机会，尤其是使被害人丧失了一个获得充分救济的途径。如上所述，万某某是经济实力单薄的个人，而无论H公司还是J超市都是具有雄厚经济实力的企业。如果能够认定被害人与J超市合同关系成立的话，被害人得以直接向企业主张合同义务，这将比依靠刑事追缴而向万某某追讨损失更有保障。

注释:

[1]参见《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知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查封或者扣钾被告人的财产”。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

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2]参见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该通知第3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时，一般应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全案移送，依照《刑事诉讼法》第53条和第54条(即1979年刑事诉讼法，现行刑事诉讼法则为第77条、第78条)的规定办理。如果经济纠纷与犯罪必须分案审理的，或者是经济纠纷案件经审理后又发现有经济犯罪的，可只移送经济犯罪部分。

[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1条。

[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9条:已为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

[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6条。

[6]参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41条。

[7]参见《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73条。

[8]参见《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1条。

[9]后审法院要冒着丧失司法统一性的风险，才会做出与刑事认定完全不同的事实认定，而这是极其少见的。

[10]否则有可能无法获得后继民事裁判的一致评价。

第二篇：浅谈民刑交叉案件应怎样加强法律监督（范文）

正确处理民刑交叉案件，是—个关系公民权利和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由于民刑交叉案件纷繁复杂，相关立法、司法解释尚不完善，以及受地方保护、利益驱动等因素影响，当前执法、司法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主要包括:—些公安机关“以刑代民”，插手经济纠纷，将不构成犯罪的民商事纠纷案件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侦查;或“以刑助民”，滥用侦查

权为民事诉讼收集、调取证据;—些人民法院“以民代刑”，将刑事犯罪作为民商事纠纷处理，不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或者“以民止刑”，故意纵容当事人恶意利用民事诉讼来阻止刑事案件立案，逃避刑事追究等。

这些问题，不仅严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侵犯相关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助长了执法、司法腐败，影响到法制的权威和执法、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需要完善有关立法及司法解释，针对不同类型的民刑交叉案件，明确规定相应的处理方式和程序要求;另—方面，必须加强对执法、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及时发现和纠正民刑交叉案件处理中的—些违法及不当问题。在监督方面，除强化执法、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外，当前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和作用，进—步强化对相关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这种监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对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

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检察机关有诉讼监督权。在立案活动中，对于公安机关接受控告、报案或人民法院移送案件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发出《通知立案书》，公安机关接到《通知立案书》后应在15日内立案。对于公安机关滥用立案权，“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虽然刑事诉讼法并未将其纳入立案监督范围，但根据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和职责，此时，检察机关仍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公安机关撤销不应当立案的案件。对于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职权，实施的其他“以刑止民”、“以刑助民”等违法活动，检察机关基于其法律监督职责，也有权发出口头或书面通知，要求予以纠正。

为保障上述监督活动有效实施，在制定和完善我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的立法、司法解释时，应明确以下要求:—是在人民法院发现相关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嫌刑事犯罪，而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同时通报给相关人民检察院，以便检察机关掌握情况、实施监督;二是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报案人、控告人或相关人民法院，都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实施立案监督;三是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中的其他违法行为，相关公民及人民法院均有权向检察机关反映，要求实施监督、依法纠正。

■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从目前立法及司法实践看，人民检察院监督民事审判活动的方式和途径十分有限，主要有二:—是对确有错误的生效民事裁判，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二是对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在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鉴于在民刑交叉案件处理中，存在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现象，而且又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实际情况，有必要进—步强化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的法律监督:除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裁判提起抗诉外，针对人民法院及其审判人员在审判活动中可能出现的“以民代刑”、应当移送案件而不移送，或纵容当事人恶意滥用诉权、实施“以民止刑”、“诉讼诈骗”等违法行为，人民检察院应及时发出“检察建议”或“纠正意见”，要求予以纠正。

第三篇：诈骗类案件中刑民交叉问题的调研报告

诈骗类案件中刑民交叉问题的调研报告

江伟 林辛建 孙燕

 2012-09-13 09:44:24

来源：《法律适用》2009年第2期

诈骗类犯罪[1]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犯罪，其与盗窃罪、抢劫罪一起，构成了最为普遍的侵犯财产型案件。尽管数量上诈骗犯罪要少于盗窃、抢劫犯罪，但是相对于盗窃罪、抢劫罪这两种手段简单的传统犯罪而言，诈骗犯罪具有手段隐蔽、犯罪对象多样化、犯罪数额大的特点。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二庭（以下简称“我庭”）处理的案件中，诈骗犯罪也是出现疑难问题频率最高的犯罪类型。

近年来，我庭在审理诈骗类案件时，相当一部分案件的处理涉及刑事、民事法律关系的交叉。这些刑民交叉的问题不仅存在于对行为性质的认定上，也存在于案件审理的诉讼程序中，还存在于赃款、赃物追缴、发还等具体问题的处理上。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我们虽然进行过个案的探讨和研究，但是尚未系统地进行过研究和总结，因此，本调研希望能够对诈骗类案件在审理过程中遇到的此类问题进行分析，并总结经验，进一步提高诈骗类案件的审理质量。

一、诈骗类案件的审理现状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诈骗类案件的审理现状

2005年至2007年我庭审理的所有刑事案件数分别为916、1017、1030件，其中诈骗类案件数量分别为138、148、174件，分别占当年案件总数的比例为15％、14．6％、16．9％。月年来，诈骗类案件数量增长了26％，而我庭所有刑事案件数量增长为14％，诈骗类案件数量的增幅远远高于所有刑事案件的增长幅度，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和日益复杂，可以预测这种趋势在未来几年内仍将持续。

另外，诈骗类案件的案值非常巨大，牵涉的受害人等社会因素众多，有着重要的社会影响。从我庭近3年的数据看，诈骗类案件案值的平均数都超过了5亿元。部分案件如集资诈骗、车贷诈骗等受害人、利益相关人动辄上千人，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大量的涉诉信访。如此重要的社会影响因素也是我们必须处理好这些诈骗类案件的客观原因。

（二）诈骗类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刑民交叉问题

近年来，在审判实践中，通过大量的诈骗类案件的审理工作，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诈骗类案件所涉及的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常常出现在民事和刑事上相互交叉或牵连、相互影响的现象。这些交叉和牵连使得刑事法官们在选择程序、认定犯罪甚至处理赃款、物时都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做法。对这种现实问题我们缺乏统一的认识和处理方法，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如何区分诈骗类犯罪行为和民事欺诈等非罪行为；二是在刑事、民事就同一事实进行处理时，如何在程序上避免刑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三是在案件的具体问题处理上，例如赃款、物的处理时面临的“善意取得”问题等，如何与民事法律规定协调一致，保护利益相关者的正当民事权利。第一个方面实属实体性的刑法适用问题，由于学界对此有较多的讨论，也限于篇幅，对此问题本文暂不涉及，而着重讨论后两个程序性问题。

二、诈骗类案件程序性刑民交叉的司法处理

在案件审理程序上就同一法律事实出现的刑民交叉现象实际上是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交错。而产生这种交错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立案标准不同；二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立案以后的处理方式也完全不同。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妥善处理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就是要协调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立案等一系列诉讼程序，进而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保护公民合法权利，同时避免刑民之间产生相矛盾的结果，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

（一）处理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依据及司法实践

处理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相关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以下几个司法解释。一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于1987年3月11日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三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3日颁布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四是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4月9日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五是2000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以上五个司法解释即是目前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主要法律依据，在处理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时当然也应予以遵循。但从实践的情况来看，以上几个司法解释明显无法为司法实践提供明确的指导。1．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司法处理方式。对于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究竟是应该“先刑后民”还是“刑民并行”，上述五个司法解释的态度并不一致。从前四个司法解释来看，在强调“先刑后民”的同时，也强调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刑民并行”，虽然“刑民并行”案件的判断标准并不明确。但在第五个司法解释中，则片面强调了“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与前四个司法解释的态度并不一致。2．部分条文界定不清，操作性不强。在“先刑后民”时民事案件的结案方式是驳回起诉、不予受理还是终结诉讼，司法解释都没有规定。这类案件法律文书的体例、格式也都没有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中的混乱。3．部分规定已被新的司法解释架空或否定。《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赋予了诈骗类案件受害人以选择权：或者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待刑事诉讼处理以后单独进行民事诉讼。[2]而在其之后颁布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害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诈骗等经济犯罪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不得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而只能由受害人在人民法院依法追缴或责令退赔之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实际上新的司法解释已改变了先前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将合同诈骗等经济犯罪给受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情形，排除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犯罪之外。

（二）诈骗类刑民交叉案件司法处理方式的构建

依据目前的司法解释还不能很好的解决诈骗类案件中刑民交叉的程序问题，所以在实践中应仔细分析，区别对待。

1．刑事立案与民事立案的关系

刑事立案不能成为民事不立案的借口，这种做法与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现代法治理念背道而驰的，侵犯了民事主体的民事诉权。民商事案件即使涉及诈骗类刑事案件，但只要它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关于民事案件受理条件的规定，法院就应立案并进行实体审理，不能仅因涉及刑事犯罪嫌疑就不予受理。反之，民事案件已经立案的，也不应当影响就同一事实的刑事案件的立案。原则上，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的相关规定，有诈骗的犯罪事实发生，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应当立案。《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1至13条的规定也间接认可了这样的观点：“公安机关发现经济犯罪嫌疑，与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当说明理由并附有关材料复印件，函告受理或做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时，通报相关的人民检察院。”

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果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1）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2）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

2．刑事案件审理与民事案件审理的关系

（1）“先刑后民”的适用标准

在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就同一事实立案以后，各自进行审理是否并行不悖呢？我们认为，刑事诉讼体现了对公共利益、秩序的维护，民事诉讼体现了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二者在地位上应当是平等的，只是各自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不同而已，不存在权利保护的优劣和先后。但是出于效率和实践的考虑，在部分民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依据刑事案件审理结果的情形时，民事案件就须等待刑事案件有了明确的处理结果后再进行审理，即先刑后民。根据《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先刑后民”原则的标准是刑事犯罪与民事责任是否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对此，应当理解为“先刑后民”取决于涉嫌刑事犯罪与民商事纠纷的关联性质和程度。只有在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对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足以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前提下，才应当优先处理刑事案件，然后再处理民事纠纷。[3]即应当以刑事案件的判决会影响到民事责任的承担为适用“先刑后民”的标准。[4]

（2）“先刑后民”处理方式的例外

有规则必有例外。绝对的“先刑后民”处理方式不可避免要遇到一些难题：其一，因《刑事诉讼法》未确立缺席审判制度，倘若犯罪嫌疑人一直不能被抓获，民事诉讼是否就无限期的中止？其二，在一些民事诉讼中，实际上并没有经济犯罪，但被告通过不正当手段人为地制造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假象，利用“先刑后民”的规定拖延民事案件的审理，从而逃避民事责任，原告的合法权益如何得到保障？[5]

我们认为，为了解决“先刑后民”处理方式面临的难题，应当确立“先刑后民”处理方式的若干例外。

例外一：在刑事案件不能短时间内结束，甚至长期停留于侦查阶段，无法破案的情况下，一味地中止民事案件，等待刑事结果，客观上将导致当事人的民事权利被无限期搁置。因此，应当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刑事案件侦查结果虽然可能会影响民事责任的最终承担，但刑事程序在一定期限内无法进行下去的案件，也可以根据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规则认定事实，做出判决。[6]

例外二：当民事案件的继续审理，有利于防止某些机关或企业恶意利用“先刑后民”、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时，不宜中止民事案件的继续审理。[7]有学者就认为，民事案件的审理基本结束，只剩下合议庭合议和民事判决的制作与宣判时，不宜中止民事诉讼程序，这样既可以防止某些机关或企业恶意利用“先刑后民”，也可以避免完全浪费业已进行的民事审判工作。[8]

（3）对“先刑后民”的制约、救济

确实需要“先刑后民”的案件可以大致分成两种情况：一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发现案件有犯罪嫌疑需要“先刑后民”而中止案件审理，向有关机关移送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立案以后发现刑事案件也已立案，案件需要“先刑后民”而中止案件审理。

不管是哪种情况，实际上都涉及到法官对案件是否属于“先刑后民”的裁量权问题，此时，法官实际上是根据其掌握的事实和证据作出的阶段性的判断，其实质上是一种主观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排除法官因为认识有偏差或掌握的事实不全面而导致的错误中止审理的情况。而且法官的裁量直接关系到案件是否能够继续审理，此时，法官的权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建立一定的制约法官自由裁量的机制，同时赋予因此权利受到影响的当事人一定的救济手段。

此外，特别是人民法院向有关机关移送案件时，可能会存在由于人民法院与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对是否涉嫌经济犯罪嫌疑认识不一致，可能会导致人民法院认为涉嫌经济犯罪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而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却认为不构成犯罪而不予立案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更应妥善处理，避免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

建议完善“先刑后民”原则的适用程序，加强对之的监督、制约：规定人民法院对案件是否属于“先刑后民”的审查期限；建立制约监督机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的审查结果享有申请复查权，增加审查的透明度，可以采用听证的方式，在经济纠纷双方当事人的参加下进行审查；当事人对法院的决定不服的，可以上诉。[9]

（4）刑民判决矛盾、冲突的处理

在处理刑民交叉的诈骗类案件时，常常会遇到就同一事实民事判决已经作出并生效而刑事案件仍在审理的情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可能是由于民事判决的执行不力，被害人希望借助刑事程序向被告人施压；也可能是侦查、起诉过程中没有查明就该事实已经有生效判决。但是不论是何种原因，我们面临的问题都是，此时，如果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对先前的民事判决应如何处理？

对此，目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主张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之规定，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在先的民事判决；二是主张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7项或第11项作出补正裁定，建立修正判决的裁定制度，以维护司法统一和判决的权威，使当事人免受讼累。

我们赞成第一种处理意见，因为民事裁定主要解决程序的问题。尽管对于财产保全、先予执行等问题也可适用裁定，但都不涉及实体问题的最终处理。《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7项规定的裁定，也仅仅是适用于“补正判决书中的笔误”；第11项规定的“其他需要裁定解决的事项”属于弹性规定，以适应民事诉讼中众多复杂程序问题的处理。这些规定主要适用于程序事项，而非像判决那样解决案件实体问题。在刑民判决冲突的情况下，需要撤销在先的生效民事判决，这显然涉及对案件实体问题的最终处理。因此，以裁定的方式撤销生效的民事判决，显然不妥。而且，生效的民事判决具有既判力，不能随意撤销，若需撤销，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进行，才有理有据。[10]

另外，如果是二审法院发现该情形也不宜发回重审，而应由二审法院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撤销民事判决，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判决。因为只要在一审时已经充分保障了当事人的法定诉讼权利，不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情形，也就不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发回重审的规定。同时，对于存在这种情况的案件，由二审法院进行处理而非发回重审，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避免将已进行的诉讼程序重新进行一遍，特别是诈骗类的刑民交叉案件的一审诉讼周期比较长，由二审法院对这种情况的案件直接进行处理还可以提高诉讼效率，避免案件久拖不决、被告人长期羁押。此外，从目前的司法体制来看，由上级法院来协调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也要比下级法院更容易些，这也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三、诈骗类案件刑民交叉的其他具体问题

（一）脏款、物的追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诈骗类案件直接侵犯财产权利，而涉案财产往往与第三人的利益等方面紧密相关。故刑法规定的对涉案财产的强制处理方法必然涉及相关的民事法律关系中对财、物的处分。民事立法与刑事立法上的对财物（财产）的认识并不相同，这也直接影响到具体诉讼问题的解决。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涉案款物一般采取的强制措施包括没收、追缴、责令退赔。实践中对这三项措施的性质有所疑问。有人认为是实体性处分，有人认为是程序性处分，也有人认为是准刑罚。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其性质的模糊性，难以受到罪刑法定原则的制约，司法机关的没收程序该如何规范，被害人财产权益如何得以充分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何抗辩、救济渠道等问题都需要予以规范。其中刑民法律关系交叉表现的最为集中的即为刑事赃款、赃物追缴制度与民事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11]

善意取得是我国的民法制度，对于赃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在立法上存在一定的混乱：如1992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对诈骗后抵债的赃物能否判决追缴问题的电话答复》规定：“赃款赃物的追缴并不限于犯罪分子本人，对犯罪分子转移、隐匿、抵债的，均应顺着赃款赃物的流向一追到底，即使享有债权的人善意取得的赃款，也应追缴”。1996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行为人将财物已用于归还个人欠款、货款或其他经济活动的，如果对方明知是诈骗财物而收取属恶意取得，应当一律予以追缴；如确属善意取得，则不再追缴”这就是对赃款物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规定。在随后的几个法律文件中，隐约能够体现出赃款、物的追缴可以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精神。[12]

赃款、赃物应当追缴，这是我国《刑法》第64条的明确规定。面对赃款、物已经流转的情况，对于第三人恶意占有赃款、物的，无论是有偿占有还是无偿占有，都应无条件的追缴。这是维护公共秩序、恢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必然要求。但是，善意取得人的民事权利也是需要保护的，因此，也不能一概否认赃款、物的追缴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

目前有观点认为针对赃款、赃物的不同特性，对赃物追缴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对赃款追缴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赃物不仅是当事人的权利客体，更是司法机关查实犯罪的证据，这种双重特性要求对赃物应当一追到底。同时，赃物流转的特殊性，即物权的追及性以及转让人对赃物不具有处分权、不能形成合法有效的债，因此，通常情况下，善意取得制度不能阻却司法机关的追回赃物的活动。由于赃款本身的非特定性，使第三人在交易时难以辨别处分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如果相对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赃款性质，那么赃款的流转就应当认定合法有效，司法机关不宜再对赃款予以追回。应当说，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刑事判决的赃款、物处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二）执行中的刑民交叉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一是民事诉讼争议的财物与刑事诉讼中被侵犯的对象相同，两个诉讼又都在进行之中。民事诉讼中有财产保全的问题，刑事诉讼中有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性措施，此时不能笼统说刑事优先。实际上只能奉行时间优先原则，即谁先执行财产保全或查封、扣押、冻结以后，另一诉讼专门机关不得重复进行，待案件终结以后再行处理。

二是一个诉讼已经终结，另一个诉讼尚未终结，此时应当先执行确定判决。如果民事判决已经生效，刑事诉讼尚在进行之中，则先执行民事判决。即使民事判决有问题，也可以通过执行回转来救济。特别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又涉及到作为民事判决执行标的的款、物时，应当继续执行民事判决，不能“先刑后民”。这一方面是因为，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在刑事有罪判决确定以前，被告人应被视为无罪。与此相适应，根据已生效的民事判决所应得到的财产也应被视为合法财产，而不能预断为赃款、赃物。另一方面，民事判决一经生效，具有执行力，除法律规定的特殊事由，不存在暂时停止的问题。在刑事判决生效以后，如果根据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在先作出的已生效民事判决确有错误，须经再审改判的。在此情形下，我认为，只要再审改判尚未确定，原民事判决仍应执行。但问题在于，有的案件执行以后，往往很难恢复原状，如拆除建筑物，从而使权利人遭受明显损失，这显然又不尽合理。在此情形下，可以考虑作出例外处理。此外，如果已经生效的刑事判决只影响到部分民事判决，如民事案件中包含数个事实，仅有一个构成犯罪，此时，法院即使决定暂停执行，只能暂停受刑事判决影响的部分，其他部分应继续执行。

三是两个诉讼都终结了，针对同一财物，民事判决优先于刑事判决中罚金、没收财产等财产刑的适用。[13]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1]诈骗类犯罪包括普通诈骗、合同作编和金融诈骗等犯罪。尽管后两者被规定在刑法第3章中，但是因为此类犯罪均侵犯了财产权利，同时具有相同的基本构造，且共同存在本报告中涉及的问题，因此，将此类案件统一为诈骗类犯罪进行调研。

[2]曹守晔：“从先刑后民到刑民并用的嬗变”，载《法制日报》2006年3月6日第6版。

[3]胡建生：“‘先刑后民’不宜作为一项原则来强调”，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4]朱平：“关于‘先刑后民’原则若干问题研究”，载《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5]江伟、范跃如：“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机制研究”，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4期。

[6]刘建功：“刑民交叉案件若干提问问题研究”，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4月12日第8版。宋晓明等：“民商事审判若干疑难问题——民刑交叉案件”，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8月30日第12版。

[7]张明楷：“程序上的民刑关系”，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5月24日第9版。

[8]何帆：《刑民交叉案件审理的基本思路》，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200页。

[9]同注[4]。

[10]同注[5]。

[11]民法上切断物权追及性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善意取得制度，如果受让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转让人无处分权，并且已经支付了对价，受让人可以取得该物的所有权，被害人只能要求转让人赔偿损失。善意取得制度侧重于保护善意受让人的权益，维护交易的安全性，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参见杨学耀、吴德伦：“善意取得制度与赃款赃物的追缴”，载《湖北高等教育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

[12]如《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机动车案件的规定》以及《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

[13]陈光中、陈桂明：“是否‘先刑后民’要酌情而定”，载《检察日报》2006年8月6日第18版。

第四篇：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刑民交叉处理程序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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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刑民交叉处理程序初探

由于合同诈骗犯罪侵犯的客体是正常市场经济管理秩序和公私财产所有权，刑事、民事法律的双重保护决定了合同相对方(受害人)有权选择民法救济，也可升级寻求刑法保护。因此，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交织在一起的案件性质的走向、所适用的程序和法律以及行为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常常是错综复杂的。司法实践中因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人民法院、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之间以及人民法院内部庭室(局)之间，对此类案件审理、诉讼程序适用、涉案财产处理及案件执行等方面做法各异，以至影响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因此，对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刑民交叉处理程序有必要加以探析。

一、各部门的分歧表现

从走访座谈和收集的数据情况看，各部门的分歧主要表现为：

1、在案件审理方面，有的认为应当分开同时审理，约占被访对象30%，有的认为应当先刑事后民事，约占被访对象70%.2、在民事诉讼程序方面，有的认为应当依民事诉讼程序另案处理，约占被访对象45%;有的认为应当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约占被访对象55%.3、在涉案财产方面，有的认为应当通过处理民商事纠纷返还财产，约占被访对象60%;有的则认为是赃物，应依法予以追缴后返还，约占被访对象40%.4、在刑事案件追赃执行方面，目前大多法院没有明确由刑庭还是执行庭(局)负责追缴执行。认为应由执行庭(局)执行约占被访对象75%，由刑庭负责直接追赃约占被访对象25%.5、在受害人司法救济方面，对于受害人应于何时向法院提起返还财产的民事诉讼，法院方予受理的问题，有的认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决追赃，应于刑事判决生效并经追赃后仍不足弥补损失时方能提起民事诉讼，约占被访对象的80%;有的认为如果刑事案件没有追赃，法院应于刑事判决生效后方能受理民事案件，约占被访对象90%.二、相关处理程序建议

为了更好地正确处理无效合同与合同诈骗刑民交叉案件，笔者提出了以下若干处理程序建议：

1、适用“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刑民交叉合同案件

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应遵循“先刑后民”原则处理合同纠纷与合同诈骗刑民交叉案件，有利及时准确地打击犯罪，避免犯罪分子逃脱刑罚制裁。目前相关的司法解释已为“先刑后民”原则提供了法律依据。1985年8月19日、1987年3月11日两高—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发现经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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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均明确规定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涉嫌经济犯罪时应及时移送侦查机关处理，1997年11月25日和1998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和《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又进一步加以具体和明确。

“先刑后民”的主要做法是：在合同相对方选择民事救济主张民事权利时，受诉法院应先按民事诉讼程序立案审理，审理中如果发现存在合同诈骗犯罪嫌疑时，应先裁定中止民事案件诉讼，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如果合同诈骗犯罪成立，民事案件的审理应视刑事案件追赃退赔情况或者当事人是否已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而定。若刑事案件已追赃退赔给受害人或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已判决返还财产或赔偿 受害人经济损失的，则民事诉讼程序应终结(由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裁定驳回起诉);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或者受害人没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则应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再行恢复原来的民事诉讼程序，并依法就民事争议作出判决结案。在合同相对方选择刑法保护时，则按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受害人也可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若刑事案件没有追赃、责令退赔或者受害人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2月19日施行的《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5条“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追缴或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的规定，则受害人可以在刑事案件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主张返还财产或赔偿误工费，受诉法院此时依法应予立案审理。被告人在承担刑事责任的同时，并不影响其承担民事责任。追缴或退赔只是通过人民法院的公权力对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所给予的一种法律救济，如果经过追缴或退赔，仍不能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被害人有权通过另行提起民事诉讼途径获得法律救济，只有这样才能更全面充分地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为了将“先刑后民”原则固定下来，有必要对《若干规定》作相应修改。建议将《若干规定》第十一条修改为：“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存在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应当裁定驳回民事起诉或裁定撤诉;如果经刑事审理认定不构成犯罪的，应恢复民事诉讼程序。”将《若干规定》第十二条修改为：“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或检察机关，并送达当事人;经刑事审理认定犯罪成立的，应当裁定驳回民事起诉或裁定撤诉;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2、允许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选择提起“刑附民”诉讼

当事人在合同诈骗中提起“刑附民”诉讼符合刑诉法和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所谓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由于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即经济损失的被害人，以及人民检察院对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因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出要求赔偿的诉讼活动。最高法院1980年7月16日批复规定：“关于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办理，但应限于附带赔偿物质损失的民事诉讼，不宜扩大附带其他民事诉讼。”最高法院《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被害人对本《规定》第二条因单位犯罪行为造成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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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损失的，对第四条、第五条第一款、第六条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被告人未能返还财物而遭受经济损失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受理刑事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一并审理。被害人因其遭受经济损失也有权对单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若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2000年12月4日最高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规定“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以上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因犯罪而遭受物质(经济)损失的，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合同诈骗中的受害方可以通过附带民事诉讼减少讼累，及时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减少犯罪分子所造成的损失。

3、合同诈骗中的受害人财产损失可通过多种渠道救济

合同诈骗中受害人的财产损失除了向法院提起“刑附民”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外，还有其他三种渠道：首先可申请公安、检察机关直接返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追缴的财物中，属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不需要在法庭上出示的，应当及时返还被害人¨¨¨”第三百三十九条(二)规定：“ 对扣押在人民检察院的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需要返还被害人的，直接决定返还被害人。”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试行)》第二百五十六条规定：“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被害人明确的，扣押、冻结机关应当及时返还。”从以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司法机关原则上应当直接返还。其次由法院刑事判决追赃。第三向法院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返还财产或赔偿损失。

3、明确合同诈骗判决后的涉案财产由法院执行庭(局)执行

笔者认为，如果刑事案件已判决追赃或责令退赔，可由刑庭依职权移送本院执行庭(局)执行，追赃后退赔返还受害人;如果受害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在判决生效后由当事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予以执行。理由：一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此类案件有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从性质上看，刑事追赃是一种对犯罪行为所生之债强制予以清偿的司法制裁措施，在本质上却属于民事范畴，因此刑事追赃判决与民事判决的执行并无不同;从目的意义上看，刑事追赃目的意义在于保障被害人财产权利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司法救济，与民事判决是相同的。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一条已明确规定执行机构的职责，是专门负责执行工作，而此类案件的执行又属于执行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由法院执行庭(局)负责执行此类案件有其法律依据。二是由执行庭(局)负责执行符合审执分离司法体制改革的精神。三是由执行庭(局)执行有利于执行资源的优先组合。执行工作是一项专门的工作，执行庭(局)作为人民法院专门的执行机构，有符合执行条件的专业执行人员和丰富的执行经验，所有这些都是刑庭所不具备的。为此建议修改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条、第19条的规定，增加规定执行刑事追赃判决属执行庭(局)职责和业务范围，并明确该类案件由刑庭依职权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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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李书民案件民事再审申请书

民事再审申请书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住所地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新兴街东侧。法定代表人：耿君彩，该公司总经理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李书民，男，1963年6月3日出生，汉族，住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高庙村28号。

再审申请人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李书民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豫01民终6644号民事判决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之规定，向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申请。再审请求：

1、请求贵院依法撤销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6）豫01民终6644号民事判决书第二项。

2、请求贵院依法改判或发回重审，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以及双方当事人的主观过错程度确定一个合理的赔偿数额。

3、请求贵院判决一审、二审、再审的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再审事实与理由：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当事人的申请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再审：

（六）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的规定，特申请再审。具体事实与理由：

第一、2015年9月28日申请人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委托第三方将欠款会员姚朋飞名下的车辆（车牌号：豫AV0755)扣回，停放在郑州市北四环停车场。扣车后加盟商郑州市红程运输有限公司（一审被告）多次与姚朋飞联系，要求姚朋飞赶快还清欠款并赎车，姚朋飞也承诺并且说车是他的，但一直未还。申请人扣车是根据与欠款客户姚朋飞签订的《垫付宝领用合约》系列合同来实施的，并且扣车时核对了车牌号，确定没有问题之后才实施的扣车行为。对于最终扣错车的行为申请人没有主观故意，并且尽到了一般的注意义务，因此对于这起侵权事件，申请人主观上没有过错，根据一般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原则，对于从扣车开始到与被申请人李书民沟通之前的部分不应该承担侵权责任。退一步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四条“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的规定，即使申请人承担赔偿责任，也是和被申请人分担损失，不应该全部由申请人承担。

第二、申请人之所以会错误扣押被申请人李书民的车辆，是欠款客户姚朋飞在签订合同时造假引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损害是因第三人造成的，第三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姚朋飞应当承担对于被申请人的赔偿责任。本案二审时申请人向法院申请追加姚朋飞为本案被告，但是二审法院没有同意该申请，申请人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合理地确定赔偿责任的，并且与《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相抵触。

第三、2015年10月初，被申请人李书民联系垫富宝公司员工张永红，主张他才是该车的实际所有权人，张永红要求李书民提供车辆权属证明，但李书民一直拒绝提供。由此可以看出申请人垫富宝公司在发现可能扣错车的情况下，及时地和被申请人沟通，以便确定事实真相，一旦确定扣错车，即会立即进行放车。但是由于被申请人在主张自己的所有权时不够坦诚，没有及时向垫富宝公司提供该车的所有权证明以便减少车辆的营运损失，造成扣车的时间过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二十六条“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的规定，对于垫富宝公司与李书民沟通之后因扣车造成的额外的营运损失，被申请人也存在较大的过错，导致申请人垫富宝公司无法确定被申请人李书民是否是被扣押车辆的真实所有权人。因此，即使申请人赔偿被申请人的营运损失，也只是应该承担其中的一部分，不应该像二审法院判决的那样承担全部的营运损失。

综上所述，由于案外人姚朋飞在该案中的特殊情况以及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双方在实施相关行为时的主观过错程度的影响，申请人不应该承担被申请人全部的营运损失，因此恳请贵院依法再审，纠正错误，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此致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垫富宝投资有限公司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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