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理解

第一篇：民主理解

民主的原意是一种与个别人专制独裁统治不同的，实行“多数人统治”的国家形式。“多数人的统治”是指在统治阶级范围内的多数人。

民主的含义则是指一种国家制度。是指一定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有事物的国家制度。

教材上讲到的“民主”，首先是指它的本意，即作为国家制度的民主，通常又叫“民主制”。是一种与专制制度相对立的国家制度。

归纳上述内容,民主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国体意义上和政体意义上）；

第二，民主是同专制制度相对立的，实行平等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第三，民主总是一定阶级范围内的民主。

民主，是在特定的经济关系基础上保障公民的权利得到平等实现的政治形式。在阶级社会中，它表现为以特定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平等地实现统治阶级成员政治权利的国家形式民主价值

究竟什么是民主呢?我们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所提出的要求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包括投票以及尊重选举结果，但民主也要求保护各种自由权利、尊重立法机构、保障言论自由以及发布新闻和公正评论而不受政府检查。如果在选举中不同党派未能得到充份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的自由、也无法自由地考虑不同候选人的观点，那么即使有例行的选举，这样的选举也是弊端重重的。民主政治需要一整套机制，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机械的由多数人实行统治之类的原则。

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政治的优点以及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反映出人类社会中一些独到的德行，这在其充份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民主政治从三个方面丰富了民主社会公民的生活。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一般自由的组成部份，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幸福生活当中，关键的一个部份就是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政治和社会参与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里具有内在的价值。而阻挠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实际上是对人们的一大剥夺。其次，如上所言（我曾与那种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相互冲突的观点争论过），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能促使当政者倾听民众所表达出来的要求（包括经济方面的要求）。再次，民主的实践给公民们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从而有助于在社会中形成价值观、并明确各类问题的优先顺序，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即使是“需求”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包括对“经济方面的需求”的理解），也需要在公众中展开讨论，需要交换不同的信息、观点和判断。由此可见，民主除了是公民生活中的内在价值、在政治决策中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当我们讲到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民主在这三方面的贡献。

若要把“需求”（包括“经济需求”）所包含的内容加以概念化、甚至综合化，本身就需要行使政治和公民权利。欲恰当地了解经济需求的涵义（其内容及影响），就需要在社会成员之间展开讨论并彼此交换意见。在产生资讯充份、深思熟虑之选择的过程里，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言论、争辩、批评及持异议的自由有关的权利，是核心的条件。在社会的价值形成和决定各项需要的优先顺序时，上述过程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不能把大众的各种偏好视为既定的、与公众的讨论无关，不能无视在一个社会中当局是否允许有公开的意见交换和争论。

实际上，在评估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用常常被低估了。例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生育率过高的问题，在公众中组织相关讨论可以卓有成效

地降低生育率。在印度有大量证据证明，在识字率较高的邦，组织公众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的生命的不良影响，对这些地区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有明显作用。如果说，在印度的克拉拉邦或塔米尔.那都邦，现在出现了小型家庭是现代社会的幸福家庭这样的观念，这无疑要归功于一系列相关的公众讨论和争辩。克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是1.7（与英国和法国相同，比中国的1.9还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未使用任何强制性手段，而是主要依靠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和社会对话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克拉拉邦的高识字率（比中国的任何省份都高），特别是妇女识字率，则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对话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人类社会里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剥夺现象，其中有一些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社会手段而消除掉。当我们衡量人类自身的“需求”时，应该充份考虑到人类社会中仍然存在着的种种困苦境遇。例如，我们会觉得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值得追求，一旦可行的话我们也会把这些视为一种需求。我们甚至会想到“长生不老”，就象西天的佛那样用上三千年时间去探讨经书中的奥秘。但是，我们毕竟不会把“长生不老”看成是自己的“需求”，因为那很明显是不可能的。我们了解有些剥夺现象是可以预防的，也懂得如何这样做，而我们关于需求的概念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在关于哪些事是可行的（特别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否可行）这类问题上，我们要形成共识和信念，就需要借重公众讨论。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和讨论的自由，不仅在产生对需求的社会认知时是关键性的，而且在确定经济需求的含义时也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对的，那么，民主的诉求之所以有高度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基于它具有某一特殊的优点。民主的优长是多方面的:首先，自由和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具有内在的重要性；其次，民主是一种重要的工具，能产生激励而令政府面向其公民并对他们负责；再次，在形成价值观念以及形成民众对需求、权利和责任的理解的过程中，民主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根据这一判断，现在我们可以提出本文欲表达的核心问题，即为什么说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并非人人都认同民主的绝对重要性，若把民主与其他我们关心和忠于之事相比，尤其如此。这确实是事实，在此问题上人类并无完全的共识。而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缺乏共识的现象就充份证明，民主的价值观并不具普适性。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入手讨论下去:到底什么是具普适性的价值呢?若有一种价值被视为有普适性，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人都得对此价值表示赞同呢?如果确实必得如此，则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什么具普适性的价值了。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哪种价值未曾被人反对过，即便是对母爱大概也不例外。我认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适性意义，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所谓的价值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指任何地方的人都有理由视之为有价值的理念。

当甘地宣扬他的非暴力理念是普适价值时，他并不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按此理念行事，而是相信人们有充份的理由承认这一理念是有价值的。同样地，当泰戈尔提出“思想自由”是普适价值时，他并没有说人人都接受了这一观念，他的意思是，人人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这一理念，而泰戈尔毕生都在为探求、表述和传播这样的理由而努力。[6]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任何关于某理念具普适价值的主张都会涉及到一些反事实的分析（counterfactualanalysis）。特别是当人们对这样的主张尚未充份

思考之时，他们未必会从中发现其价值。不光是在民主的价值普适性问题上，所有关于普适性价值的主张都有这样的隐含性前提假设。

我想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里所发生的最大的对民主的态度之转变，正是与这个常见的隐含性前提假设相关的。当考虑到一个国家尚未实行民主政治、那里的民众也没有机会实践它时，现在通常会假定，一旦民主政治在那里变成现实时，人民就会认同它。而在十九世纪，典型的情况是不会采用这样的假设，而那时被视为很自然的看法（恰如我前面提到的那种预设式（default））在二十世纪里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观察二十世纪历史的基础之上的。随着民主的扩展，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就必然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民主制度从欧洲和美洲发源，伸展到世界上的许多遥远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积极地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去并接受了这一制度。不仅如此，一旦某一现存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即使抗议这一政治变化的活动常常遭到粗暴的镇压，广泛的抗议活动也仍然会此起彼伏地出现，许多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恢复民主而战。

有一些人质疑民主的价值普适性，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未得到所有人的赞同，而是各国的国情不同。他们所讲的不同国情有时是指一些国家的贫穷状态。他们的观点是，穷人感兴趣的和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时常听得到的说法有两大层面的错误。

首先，正如以上所言，对穷人来说，民主的保护性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当饥荒的受害者面临饥饿的威胁时，这是非常明显的；对那些被金融危机从经济阶梯上甩下来的贫民来说，也是如此。有经济方面需要的人民同样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民主并不是一种非得达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

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如果穷人有选择的话，他们宁可拒绝民主。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事例，七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政府曾试图用同样的观点为它宣布的“紧急状态”（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辩护，在随后的选举中选民们围绕着这一问题分成了两个阵营。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来说，这是一场命运攸关的选举，选举中主要的争议就是实施“紧急状态”的问题。结果，虽然印度也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印度选民们的多数坚定地拒绝了政府压制政治和公民权利的企图，他们挺身抗议政府忽视民众的自由和权利的做法，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经济剥夺方面。印度的现实完全驳斥了这种穷人不在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说法。若观察韩国、泰国、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结论也并无二致。同样地，虽然非洲的许多政府排拒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会出现反对政治压迫的各种运动和抗议活动。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法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统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确实，有一些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改革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于许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讲，李光耀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例如，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

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做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要做更系统的经验研究，以便从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驳“李氏假设”的证据。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确实，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结论。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比如由罗伯特.巴若（Robert Barro）或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Przeworski）所主持的研究）的结果从未真正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权利和经济表现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冲突。[2]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似乎取决于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某些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与上述研究相关的努力决不会遭到忽视。[3]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我们不仅应当从统计上看相关程度之大小，还应当考察和分析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果性过程。现在，学者们已经对导致东亚地区各国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因素有相当多的了解。虽然不同的经验性研究所关心的重点不一样，但目前学者们已经就一份对经济发展“有助的政策”清单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这个政策清单上有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对投资和出口提供激励、高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广泛参与经济扩张活动的社会条件等。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会与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象在韩国、新加坡或中国那样的威权体制来强力支撑。实际上，有一项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要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经济气氛，而不是一个更严酷的政治体制。

要完成这一研究，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观察，而应更宽泛地分析经济发展需要些什么，包括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一方面看政治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经济灾难的预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政治与公民权利能给予人民必要的机会，以要求政府注意社会上的需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满足这些需要。政府对其人民遭受苦难时的反应往往取决于人民施加的压力。而人民能否行使其政治权利（如投票、批评、抗议以及其他的类似权利），确实直接关系到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关心人民的苦难。

我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过一个明显的事实，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4]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在世界上此刻正发生的两场大饥馑中，一场在北朝鲜，另一场在苏丹，可以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饥馑经常看上去与自然灾害有关，而新闻记者也常常把饥馑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在失败了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出现了洪水灾害，在埃塞俄比亚有旱灾，而在北朝鲜则是谷物歉收。然而，许多同样遭受到类似自然灾害的国家，甚至其灾情更重，却能有效地避免饥馑的发生。因为，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必须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帮助人民、减轻饥饿的威胁。在一场饥馑中，主要的受害者是穷人，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创造收入（例如，通过就业计划等）、让潜在的受饥馑威胁的受害者获取食物，从而使穷人免于饿死。即使是在那些最穷的民主国家里，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如印度在1973年，或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让人民得到食物而从未出现过饥馑。

如果采取认真的努力，要避免饥馑其实是很容易的。而一个民主政府由于必须面对选举和反对党及独立的报纸的批评，所以除了积极努力地避免饥馑以外别无选择。处于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直到独立之时都饥馑不断（最后的一次饥馑发生在1943年，是印度独立前四年的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曾目睹了饥馑时期）；然而，自从印度建立了多党民主政治和实现了新闻自由之后，饥馑就突然消失了，这样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我在其他书着中，特别是在我与让.德热兹（Jean Dreze）合作研究的成果中，也谈到过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再赘述。[5]避免饥馑实际上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可以解决的诸多问题之一，当然举这个例子是最容易的。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积极作用表现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现经济和社会性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诸事顺利、一切都走上了轨道，人们或许不会特别注意到民主的这种工具性作用。但当形势因种种原因变坏时，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励机制就显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即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但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这时哪怕一个国家看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潜伏着这类危险。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问题就是实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这在两个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首先，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里，金融危机的发展与商业上缺乏透明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金融运作方面缺乏由公众参与的监督。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舆论监督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原因。其次，一旦这场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时，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民主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方面的真空就显得极为突出了，这与民主国家可避免饥馑是同样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被这场经济衰退剥夺而生机困难，当权者却根本不理睬他们的诉求。

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五至十，也许在金融危机中国民生产总值跌落百分之十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若经济收缩的负担不是由全社会分担，而是集中压在承受力最低的失业者或社会上的过剩劳工身上，那么，哪怕经济增长率只下降百分之十，也会使数百万人陷入悲惨境地，甚至夺去人们的生命。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势一帆风顺时，这些社会地位脆弱的人们或许不觉得没有民主会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但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住了，而危机来临时所带来的沉重代价就会轻易地压倒他们。在最需要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发挥作用时，他们才体会到了没有民主政治的悲哀。

第二篇：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如何理解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1945年，抗日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风尘仆仆地从国民党统治的重庆来到延安。面对革命圣地一派清明、团结、向上的新气象，他连连赞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感慨之余，他也提出，从历史上看，许多新兴力量和团

体往往创业时齐心协力、朝气蓬勃，而事业成功后却松懈涣散，终至“人亡政息”。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回答和解决好的一个难题。

4年后，随着全国的解放，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新的执政实践中，我们党一直在探索和破解着这个难题。面对新世纪以来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2004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新理念。这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黄炎培难题”的新求解。

科学执政是前提

“黄炎培难题”实质上提出了一个党如何执政才能保持长治久安的问题。它触及的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也就是党对国家政权、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进行领导的体制、机制、途径和方式。讲求科学，是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第一要求。

科学执政，强调的是执政要合乎规律性，用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来配置和运用权力、治国理政。党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过程中，要不断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立在更加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

执政为什么要讲科学？道理很清楚，事物发展都是有规律的，只有尊重科学即尊重规律，才能保证事物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执政也是有规律的，千百年来古今中外的执政者，有的执政好些、久些，有的差些、短些，无数次反复，这里自然有可循规律。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执政活动要遵循的规律更为复杂，既要尊重经济规律，又要尊重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在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新解中，“科学执政”被排在了最前面。这是新的时代条件下破解难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基本前提。

科学执政涉及许多方面，最重要的是要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制度保证和方法运用。

首先，要有科学的执政理论。一个执政党要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科学的执政理论的指导。

其次，要有科学的执政制度。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科学的执政制度，能够有效地防止执政活动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优化资源配置，减少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

第三，要有科学的执政方法。毛泽东同志说过，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过河，那么方法就是船和桥。这里强调了方法的极端重要性。如果船和桥建造得不科学，不仅不能帮我们渡河，还会把我们倾覆在河中。科学的执政方法是党的执政思想、执政制度在执政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有效途径。要在具体的执政活动中，积极探索有利于实现科学执政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

民主执政是本质

民主执政，就是党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强调的是把执政放到现代民主政治的大背景中来考察、来实施，通过民主的制度和程序来运用权力、管理国家。

民主执政体现了党执政的本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执政以后，一方面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更好条件，另一方面也增加了脱离群众的危险。因而，党成为执政党后最根本的问题，是能不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不能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一个关系到人心向背的大问题。只有坚持民主执政，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民主执政，既要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和保障，也要通过一系列的方法措施来体现和落实。

依法执政是保障

2003年8月，我国出台了一部法律，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这就是《行政许可法》。它的出台，标志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实质性推进。今后，政府无论干什么事，都要看看《行政许可法》是否许可，没有许可的就不能做。这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依法执政是时代的要求。现代民主政治是法治政治，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提出依法治国，就是要在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过程中，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绝不谋求宪法和法律之上或之外的特权。

依法执政也是实践的要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任何看似自由的竞争活动，其实都是在规则的约束下进行的，都是有法律规范的。党要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就必须适应经济活动这种市场化、法治化的发展趋

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任务，更需要我们提高依法执政的本领，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调整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善于在法制的框架内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

依法执政，就是要维护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强调的是执政要符合法治精神、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运用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和社会。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三者并举整体推进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科学执政是前提和基础，不论是民主执政还是依法执政，都要讲究科学、依靠科学，增强科学性和合理性。民主执政是核心和实质，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进行的，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民主执政。离开了民主执政，科学执政和依法执政就会失去根本意义。依法执政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基本途径和保障。无论是科学执政还是民主执政，都要严格依法办事。

要贯彻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一是要深化对执政规律的研究。紧紧围绕“为谁执政、靠谁执政、怎样执政”这个重大问题，总结执政经验，借鉴国外政党执政的有益成果，从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不断进行理论概括和提炼，完善党的执政理论体系。

二是要积极推进改革，加强制度建设。不断完善党的执政体制和机制，既要理顺党内权力的授受、运行和制约体制，也要构建党的权力在国家政权体系中的运行机制，提高党组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支持和保证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的工作。

三是要不断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既要着眼于发展党内民主，也要着眼于实现人民民主；既要保障党员参与党内事务管理的权利，也要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对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事项，要广泛征询意见，充分进行协商和协调；对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重大事项，要认真进行专家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对同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决策前要进行公示、听证，扩大群众的参与度。好范文版权所有

四是要树立法制观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要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协机关的关系，依法处理执政党与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依法组织和领导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

第三篇：理解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尊敬的党组织：

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和集中的辩证统一。民主和集中，二者既相互矛盾，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首先，民主是集中的基础。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只有充分发扬党内民主，让各种意见和方案都讲出来，才能进行比较和鉴别，把最好的意见和方案吸收到决策中，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从而实现党内的正确的集中。集中离开了民主这个前提和基础，就会变成独断专行，形成的决议和决定会带有许多主观主义的因素、给工作造成失误，挫伤党内外群众的积极性。

其次，集中是民主的指导和归宿。没有正确集中的指导，就没有真正的民主。因为没有集中的指导，民主不会有正确的方向，没有集中，党就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党的一切活动都无法进行;党章明确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就可能遭到破坏，行使民主权利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党的正确决策就不可能成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统一意志，更谈不上贯彻执行的问题。可见，集中是民主自身的要求，是实行民主的保证和指导。此外，发展党内民主，目的之一在于调动广大党员积极性，使党作出正确的决策并得到贯彻执行，以实现党的目标。从这一点上说，集中又是民主的归宿。

上述两个方面都表明，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可以这样说，民主的过程就是集中的过程，没有集中也就没有民主。当然，民主作为基础和前提，必须决定、制约集中，并通过集中来反映自己的存在;而集中作为结果，只能服从民主，接受民主的制约，并体现民主的要求。这是由民主和集中的不同功能决定的。

汇报人：xiexiebang

2014年6月16日

第四篇：如何理解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如何理解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项根本制度，它源自加入共产国际的二十一项条件。作为共产国际加入条件的民主集中制，是列宁提出来的。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列宁所说的党的民主集中制是什么》，《学习时报》第422、423期）。

中国共产党从“七大”开始，就在党章上对民主集中制的运行机制作了表述，说“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从“十四大”开始，党章又在这一表述的末尾加上了“相结合”的字样。党章上的这项表述，是对列宁民主集中制运行机制的科学概括。

列宁所说的民主集中制，是间接民主制度的产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成立之初，就把民主制确定为党的管理形式，只不过由于党员人数众多，地域辽阔，整个党不能只设一级组织，实行直接民主制，而必须设多级组织，实行间接民主制，即代表式民主制。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解决了。但是，实行间接民主制，就需要有一定的结构形式，党的权力才能运行。那么，党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结构形式呢？在这个问题上，党内出现了严重分歧，有人主张采用分权型的结构形式联邦制和自治制，列宁主张采用集权型的结构形式集中制，他认为，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无产阶级政党不应当是一个结构松散、任由每个组织各自为政的党，而应当是一个统一集中、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的党。经过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联邦制和自治制先后被否定，集中制被接受。列宁所主张的、民主制加集中制组成的民主集中制被载入了党章。

由于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制加集中制，整个党实行民主集中制，就要求党的各级组织既要实行民主制，又要实行集中制。但是在对待这两种制度的态度

上，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由于所处的地位不同而有着不同的倾向。一般说来，上级机关偏爱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嫌民主制“碍手碍脚”，它们不愿意受到制约。下级机关的倾向相反，它们偏爱能让自己“主事”的民主制，不太喜欢要求下级服从上级的集中制，它们不愿意受到管束。为了防止党的权力机关出现异化，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根据上级机关和下级机关地位的不同，对它们如何实行民主和集中分别规定了不同的要求，对上级机关的要求是，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对下级机关的要求相反，实行民主制要以实行集中制为前提。所谓实行集中制要以实行民主制为前提，是说，上级机关要求下级机关服从自己，首先自己必须实行民主制。列宁所说的民主制，是同君主制和贵族制相对而言的政体形式、政治制度。权力机关实行民主制，就要体现应当由权力机关体现的、使民主制区别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基本特征。这样的特征有三项。

第一，必须选举产生，选举制是代表式民主制的启动方式和必要条件。列宁把公开性和选举制视为民主制的两个标志（《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第131―132页。本文中的引文都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以下引文只注卷次页码），他把建立在选举制基础上的代表式民主制称为“理想的民主制度”（第16卷第95页）。列宁强调选举制对于民主制的意义，是因为，与君主制和贵族制不同，民主制的权力机关只能由选举产生。正因为如此，今天世界上所有实行代表式民主制的地方，选举制和代表式民主制总是相提并论，形影不离。

第二，必须集体决定重大问题，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这是民主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列宁说：“民主制是人民掌握权力”（第37卷第67页）。所谓“人民掌握权力”，在间接民主制度下，就是权力机关即代表机关集体决定重大问题。集体决定重大问题是民主制区别于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权力运作方式。在权力运作方式上，如果不是集体决定重大问题，而是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或者很少一部分人

决定重大问题，民主制就成了君主制或者贵族制，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君主集中制或者贵族集中制。

第三，权力的行使必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不得以权谋私，决定问题要符合实际，这是民主制的根本属性。列宁说：“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统治”（第30卷第383页）。他在这里说，民主（制）就是：行使权力、决定问题要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在直接民主制度下，这一点不成问题。因为在直接民主制度下，权力行使者和权力所有者是同一个主体，他们在行使权力即决定问题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始终在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这里不存在以权谋私的问题，因为谋私就是为大多数人自己。这里也不存在脱离实际的问题，因为人们决定问题都从实际需要出发，不会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糊弄自己，也不会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但是在间接民主制度下，情况就不同了。在间接民主制度下，由于权力行使者和权力所有者不再是同一个主体，而是两个主体，权力的行使既可能体现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也可能背离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当出现后一种情况的时候，它可能表现为以权谋私，而权力行使者一旦成为只为自己谋利益的特权阶层，民主集中制就成了特权阶层的集中制。权力的行使背离大多数人的意志和利益，除表现为以权谋私外，还表现为决定问题脱离实际，表现为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而权力行使者一旦成为彻底的官僚主义者，或彻底的主观主义者，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官僚主义者的集中制，或主观主义者的集中制。

第五篇：怎样正确的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 自由和人权

社会主义社会的民主 自由和人权

李萍

民主、自由、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这是一场艰难困苦的漫长征途。千百年来，人们为了实现民主、自由、人权前仆后继，为之献出最神圣的感情，最美好的青春,以至热血和生命。

民主、自由、人权，核心是民主。“民主”一词起源于古希腊文，由“人民”和“权力”两词合成，意为“人民的政权”，是 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民主”这样的定义：在统治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制度。可见，民主只属于统治阶级——资本主义民主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是人民，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属于广大人民。因此，民主不等于人民当家作主。人民当家作主只是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

世界上的民主，都是具体的、相对的，而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任何一种民主的本质、内容和形式，都是随着本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并不存在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和绝对的民主模式。

民主的形式是多样性的，没有统一的标准。民主的形式很重要，没有特定的形式，民主的实质性内容就体现不出来。社会主义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最高形态的民主，它的本质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民主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政治程序和政权性质相一致，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所享有的民主。它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最大不同在于广大人民群众翻身做了主人，获得了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民主。它公开承认自身的阶级性。社会主义的民主具有广泛性和真实性，它能使得人民共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

民主既是一种国家制度，又是一种民主意识，是制度和意识的统一。不管是资本主义民族还是社主义民主，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都不容许动摇它的现有制度，都不会给它以“颠覆力量”以民主。

自由”通常讲政治自由，主要是指公民在法律范围内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一种权利。“民主”是政权的一种构成形式，“自由”则是政权给予公民的政治权利。自由”有两个涵义：一个是政治上的自由，主要是指公民在政治上应该享有的自由权利；一个是哲学上的自由，主要是指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并用来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前者是权利，后者是素质和能力。

自由同样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有其实际的内容。西方标榜是自由世界，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人民只能说具有形式上的自由权利，实际上真正通行的是财富的自由，谁占有金钱、财富，谁就拥有权利和自由，愈是有钱就愈有自由。无钱无权无势的广大贫苦百姓总是被关在“自由”的大门之外。没有享受到他们应该享有的自由的权利.社会主义制度

下,社会主义自由解决了资本主义自由无法解决的最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实际行使自由权利的问题。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政权在人民手中,这是最大的政治自由;公有制为主体,从经济基础上铲除了金钱对自由的束缚。与此同时,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辟了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时代,使人们在思想上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自由,必须不断克服官僚主义、以权谋私和利用职权对人民自由的践踏.人民要珍惜自己的权利,不断提高行使宪法赋予的权利的觉悟和能力.一是政权建设，要处理好民主政权和公民自由的关系，不断克服官僚主义、以权谋私、打击报复和其他违法行为对于公民自由的践踏；一是公民要珍惜手中的权利，不断提高行使自由权利的能力和觉悟。我们国家生产力的发展比较落后，没有经历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洗礼，民主意识淡薄，小生产习惯势力、封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还有影响，致使不少人不能正确行使自由权利。我们必须正视这些问题，有的放矢地加强工作，加快建设,提高全民的民主、自由意识.很多人都知道这句来自西方人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为了自由，从古至今多少仁人志士位子牺牲。

说到民主、自由，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人权.自由以人权为载体，人权以自由为内容，“人权”泛指人身自由和其他民主权利，人权的基础是生命的生存和发展，没有生存权，其他人权均无从谈起.我们强调，人权不仅包括个人权利，还包括集体人权，不仅包括政治权利，而且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公民权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人权。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组织扶贫开发，解决了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它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对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高度重视。人权是具体的,相对的,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历史传统,文化结构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经济文化落后,即使有了先进的社会制度,人权的实现程度也会受到限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尊重和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制度同人权有着本质的一致性；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人权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人权是个人权利与集体权利的统一，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的基础，集体人权是个人人权的保障；人权的核心是平等；人权的根本保障是法治；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必须同各国国情相结合。

民主自由和人权都不是决对的都是相对的··相对于监狱里的人，我们都是自由民主的，我们都有人权···但是相对于有些人来说，我们这些平民是没有自由的，没有民主，没有人权···甚至连言论自由也是没有。公民权利的实现和发展，都要通过国家政权，依赖国家政权。只有人民掌握政权，巩固和发展政权，人民才会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民主、自由和权利。

总之，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本质上优于和高于资本主义，在实现民主、自由和

人权方面不受资本和金钱的束缚。

民主、自由、人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经济发展、历史传统、文化结构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水平有很大关系。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充分实现也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需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逐步创造条件，同时需要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具体实现形式，以保障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当家作主。由于我国经济文化的发展比较落后，我们现在建设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人权的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自由和人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成果和根本任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列主义民主观、自由观、人权观为指导,紧密集合中国国情,着眼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的,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新中国成立60周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历程雄辩地证明，坚定不移的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充分保障和发展人民权利，形成正确的社会价值、社会导向、社会竞争系统，是中国社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的根本原因。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之下,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取得卓越的成就，为早日实现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共产主义奉献出自己最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