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民政创新机制研究报告[范文模版]
我国民政体制机制创新研究报告
作者:湖南省民„ 文章来源:民政部 更新时间:2006-6-1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使民政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种变化对传统的民政体制机制形成了大的冲击和挑战。在新形势下如何通过民政体制机制创新,使民政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解决民生、维护民利、落实民权”的重要作用得到充分发挥,确保民政工作紧紧围绕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真正落到实处,急需在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因此,在第十二次全国民政会议召开之前,对我国民政体制机制创新问题进行专题调研,为大会的召开进行理论准备,是十分必要和十分及时的。
一、我国民政体制机制的历史沿革
民政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社会、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性质、职能、任务和不同的业务领域,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调整。民政体制机制作为民政事业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手段、方式、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1.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政事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前期,我国已有“民政”因素萌芽。以后各个朝代民政的内容与名称都不尽相同,但可以看出民政的形成和发展越来越趋向于集中、统一,并逐渐构成体系。到了清朝,已经设置了民政事务的专管机构——民政部。民国成立时,大总统下辖10个部,由内务部掌管全国民政事务。地方政府省设内务厅、道设主管民政的科员、县设内务科或第一科,管理所辖地方民政事务。
2.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的民政体制机制
1949年11月成立内务部(位列30个部、会、院、署、行之首),主管国家民政事务;地方的大区设民政局,省设民政厅,专署和县设民政科。内务部内设机构有办公厅、干部司、民政司、社会司、地政司和优抚司等6个单位,形成了新中国民政体制机制的基本架构。直至1966年,其业务虽有调整,但变化不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1969年1月内务部被撤销,内务部所主管的业务分别由公安部、财政部等多个部门机构承担。
3.改革开放以来的民政体制机制
1978年3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5月,民政部正式成立,内设办公厅、政治部、优抚局、农村社会救济司、城市社会福利司、民政司、政府机关人事局和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等机构。此后20多年来,民政业务逐渐增加,但体制机制一直变化不大。在国务院历次机构改革和机构调整中,民政部都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被保留,其基本职能一直没有改变。特别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民政部门通过对社会收入的再分配,在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解决生活困难,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表明民政部门行政管理职能呈进一步强化趋势。随着民政职能全面履行,一个“政府主导、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的民政工作综合协调运行机制正在全国逐渐形成。
二、我国民政体制机制的现状分析
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政事业得到迅速发展,各项工作成就瞩目,民政体制机制日趋完善。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业已形成的民政体制机制与面临的民政工作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不相适应的地方也日益凸现出来,主要表现为民政法制体系、管理国家民政事务的职能、民政管理机构、民政事务管理和服务的手段、财政对民政工作经费的投入与新形势下的民政工作不相适应。
民政事务管理与服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体制机制的僵化,即体制机制无活力,滞后于现实要求。体制机制的僵化、滞后,一方面是由于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对已经看准了的体制机制问题,我们没有积极主动地进行创新;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客观情况的制约,以致一些已经看准了的体制机制问题难以进行改革创新。在这两方面的原因中,主要的又是后者。表现在:一是民政工作直接面对特殊群体,工作的艰巨性易于使体制机制僵化。二是民政工作事多面广分散独立,工作的复杂性使体制机制难以创新。三是民政工作涉及部门多,部门保护主义制约民政体制机制创新。四是在政府体制机制转轨过程中,民政体制机制的转轨具有滞后性。此外,缺乏指导,也是导致民政体制机制僵化的重要原因。
三、我国民政体制机制创新的指导思想、目标与原则
(一)指导思想
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牢牢把握社会建设的基本规律和新形势下民政工作发
展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坚持以人为本、为民解困,统筹城乡、兼顾各方,着眼长远、立足当前,尊重规律、勇于开拓的原则,立足于“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通过对现行民政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完善,逐步建立起与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相衔接、体现社会建设基本规律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民政工作发展变化新趋势和新特点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管理体制机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服务军队和国防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和专项社会行政事务管理体制机制,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为全面建设小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奠定稳固的社会基础。
(二)民政体制机制创新的目标
总体目标是:立足于“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通过对现行民政体制机制的创新与完善,初步建立起与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相衔接、体现社会建设基本规律要求、适应新形势下民政工作发展变化新趋势和新特点的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管理体制机制、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管理体制机制、服务军队和国防建设管理体制机制和专项社会行政事务管理体制机制。
(三)民政体制机制创新的基本原则
1、以民为本,为民解困。
2、统筹城乡,兼顾各方。
3、着眼长远,立足当前。
4、尊重规律,勇于开拓。
四、我国民政体制机制创新的思路和构想
由于各项民政工作具有相对独立性,体制机制各具特点,我们按民政工作性质分别提出我国民政体制机制创新的具体构想。
(一)创新灾害救助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加强减灾救灾工作的法律法规建设,加紧出台《自然灾害救助法》和《灾民生活救助条例》。健全地方各级政府救灾经费的落实机制,建议由国家财政统一预算安排救灾经费。进一步完善救灾工作方针,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应坚持国家救济和扶持为主,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互济为辅。要建立灾害预防体
系。
(二)创新社会救济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当前,我国社会救济事务日渐紧迫和突出,社会救济制度亟待进一步规范和完善。制定国家《社会救济条例》或《社会救济法》。在全国建立起覆盖城乡、科学规范、运转协调、保障有效、城乡一体、以基本生活保障为基础、专项救助相配套、应急救助、社会互助为补充的综合性、多层次的社会救济体系,确实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建立最低生活保障人员的培训与就业救济机制。
(三)创新社会互助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建议全国人大加快制定和出台《社会捐助法》和《慈善事业促进法》。完善和理顺管理体制机制。政府部门应逐步退出劝募市场,慈善事业要构建一个由政府指导,企业支撑,公众参与,慈善组织运作“四位一体”的运行机制。同时强化慈善组织的内部管理,加强专门队伍和志愿者队伍的建设,大力发展各类慈善组织,完善捐赠税收政策,强化监督机制。
(四)创新社会福利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通过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实现社会福利服务投资主体多元化、服务对象公众化、运行机制市场化、服务方式多样化、服务队伍专业化和志愿者相结合的经营、管理体制,从根本上打破过去单纯依靠国家包办社会福利的旧体制,走出一条依靠社会力量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新路子。一是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应当对整个社会开放。二是逐步缩小国家福利和企业福利的规模。三是引导并扶持社区服务。四是制定社会福利服务岗位专业标准和操作规范。五是积极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
(五)创新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1.完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一是完善村级民主选举机制,把村委会和村监会的选任权完全交给村民。二是完善村级民主决策机制,把重大村务的决定权交给村民。三是完善村级民主管理机制,把日常村务的参与权交给村民。四是完善村级民主监督机制,把对村干部的评议权和村务的知情权交给村民。
2.创新城市社区建设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理顺社区内各组织之间的关系。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社区自治组织与街道办事处、政府职能部门、物业管理部门、驻区单位之间的关系,建立并形成街道(政府)——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社区民间组织(经济与社会服务组织)——社区成员(居民与驻区单位)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关系。全面贯彻国发〔2006〕14号文件精神,切实加强和改进社区服务工作,大力推进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财政支持为主、费随事转、彩票资助、联点扶建、有偿服务、社
会赞助”等多元化的社区经费筹集与保障机制,促进社区建设和服务事业的正常发展。
(六)创新服务军队和国防建设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1.创新优抚工作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对现行优抚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创新与完善的重点,应放在优抚保障经费的筹集、管理和发放上。在筹集上,地方各级政府负担的部分应改由省级政府一级负担,全额列入当年财政预算。在管理上,实行优抚保障经费省级统一专户管理,封闭运行。在发放上,建立优抚对象个人银行或信用社账户,实行社会化发放。
2.创新安置工作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必须从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统一复员退伍军人安置政策,让农村与城市的复员退伍军人在安置上享受同等待遇。工作安置应更多地运用市场经济的手段,由市场进行配置,变过去的就业型安置为经济补偿型安置,即军人在退出现役时由政府发给一次性安置补偿金。
3.创新双拥工作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重点构建五大体系,即构建军地一体、平战结合、立体拥军、权威高效的支前领导体系;构建集灾情预警、应急保障、合力抗击、善后处置于一体的军民抢险救灾体系;构建交通、运输、通信、气象、赔偿等服务保障体系;构建经济利益与拥军优属互相支撑、相互促进的“两新组织”拥军体系;构建双拥模范城(县)综合评估体系。
(七)创新专项社会行政事务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1.创新民间组织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建议改革现行登记制度,采取以登记制与备案制并存的登记管理制度。登记制又可区分为强制登记、免予登记和自愿登记。对于为政府服务并作为政府职能延伸的社团,可纳入政府的事业单位管理,再通过改革逐步向社会过渡。对于公益性政治性的社团,直接由民政部门管理。政府只对其进行合法登记、年度检查和监督管理。
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体制机制类似于社团,建议将“民办非企业单位”称谓改为“民办事业单位”,同时可通过建立“盈利”控制机制,建立民办非企业单位动态管理机制,加强民办非企业单位管理。
2.创新区划地名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精简市区管理层次。目前我国的市有四个级别:省级(直辖市)、副省级(计划
单列市)、地级和县级。精简市区管理层次可采取以下思路:省级、副省级市下设区级政府,每个区管辖的人口不少于50万,实行市—区—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两级政府四级管理;地级和县级市不设区级政府,撤销现有地级市的区;县级市政府驻地城区的镇改为办事处,实行市—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此外,国家应出台相应的管理条例,以便规范农场、管理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行政区划管理。
3.创新殡葬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从宏观管理体制看,我国进行殡葬改革主要目的是为了节约用地。因此,殡葬管理宜实行民政部门和国土部门分工协作、共同管理的体制。国土部门负责殡葬用地管理,民政部门负责殡葬社会事务管理。
4.创新婚姻登记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要健全婚姻登记机关运行保障机制,在机构、人员编制、经费来源等方面予以保障,同时加快建立婚姻登记信息网络体系。
民政体制机制的创新过程,是新形势下民政体制机制的逐步健全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要使我国民政体制机制创新的理论构想变成现实,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就我国现阶段而言,需要从以下七个方面为民政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创新创造必备条件。一是加快建立和健全民政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努力转变民政部门的职能,三是不断健全和完善民政管理机构,四是切实加强民政干部队伍建设,五是逐步增加财政对民政经费的投入,六是加大民政电子政务建设力度,七是加强社会建设理论研究。
民政体制机制创新,是建设创新型民政的根本措施,是民政事业发展的灵魂、动力和源泉,也是实现“十一五”发展目标的重要条件。对于民政工作的改革发展来说,体制、机制和法制建设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长远性的重大问题。民政实践证明,制度决定长效。只有体制、机制、法制的制度化,才能为民政部门正确履行职责提供保障,才能真正转变工作职能、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运行质量,促进各项民政工作沿着程序化、规范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
第二篇:慈善事业市场化运作机制创新研究报告
本文章于2010-3-19发布 累计浏览141次
慈善事业市场化运作机制创新研究报告
李刚
慈善事业市场化机制探索是建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基础上的,是顺应市场文化环境的必然产物,它为劝募市场的形成开辟了道路。在现实条件下,慈善事业市场化机制从理念到实践要为政府、社会和公民所接受注定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有时甚至会出现倒退,这就需要我们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去突破这些瓶颈,去争取发展的空间。那么,现在到底有哪些瓶颈需要我们去突破呢?
瓶颈一:慈善资源的行政性垄断
管理体制改革、行政职能转变和政策上的“公共空间”是慈善机构生存与发展的前提条件。处在“双重管理”下的慈善机构,本身就在“行政性”还是“相对独立性”之间左右摇摆,而控制这种摇摆的关键因素就是资源。当慈善机构有获取资源的足够的“公共空间”,它的成长性就强,反之,就会成为一种“摆设”。从一般意义上讲,慈善机构获取资源主要有三个渠道:劝募、政府拨款、实业创收。基于现状,实业创收对中国大陆的慈善机构来说尚属凤毛麟角,不成气候。而政府拨款也是蜻蜓点水,有的地方虽然有一点,大多属“行政经费”,与救助无关。那么,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劝募。目前慈善募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直接募捐,二是发行彩票。首先就直接募捐来说,按照现行法规,募捐主体除了慈善公益机构,还有设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的社会捐赠工作站。捐赠站的职能与慈善机构的职能事实上是交叉的,对于慈善资源来说,是一种分流。近年来,有的地方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对于资源的整合有一定好处,但在资源的使用上有着很强的“行政化”色彩,这种现象越到基层越明显,有的县把慈善捐款作为政府扶贫资金统筹调配,使慈善机构“无声无息”,既削弱了慈善机构的影响力,也模糊了政府公共财政本应承担的“扶贫”责任。其二,政府通过层层发动组织的募捐活动分流了相当数量的社会慈善资金。以杭州市为例,2007年12月市委、市政府发起的第8次“春风行动”,十天就募集个人捐款398.87万元,单位捐款2080.4万元,合计2479.27万元。十天两千多万元社会捐款,一方面说明杭州民间对慈善的热情高,另一方面由政府主导的直接募捐在劝募竞争中明显居于强势地位,从而挤压了民间慈善机构的“成长空间”。从本质上讲,政府是借助“慈善”的牌子做“行政”的事。而在资源的使用上自然也是党政领导说了算。二是彩票募捐。发行彩票是以博彩方式募集公益资金的一种主要做法。我国的彩票发行起步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目前发行品种有福利彩票和体育彩票。由于有50%的发行收入返还彩民,使得彩票发行具有强烈的激励作用,筹资效果明显。以福利彩票为例,从1987年7月开始发行,到2008年10月,累计发行福利彩票3254亿元,共筹集福利彩票公益金1096亿元。21年来,福利彩票公益金非设施类项目总体受益对象达到30万人,设施类资助总数已超过10万个,其整体效果较为明显。在我国,彩票发行由政府主导,募集的公益金入财政专户,公益金使用也由政府进行资源配置。这客观上形成了一种比较封闭的运行机制。资源分配的行政化倾向使筹款、使用和监督没有实行有效的分离和制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募捐的公信度和高效率。如果能提高彩票公益金使用的社会化程度,引入公益金使用的社会招标机制,这对培育劝募市场,提高慈善机构的竞争能力,推动慈善事业发展,无疑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瓶颈二:税收减免的不公平竞争
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是政府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导向性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国家的软实力。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公民的慈善公益意识逐步增强,十年来,我国的慈善公益捐赠税收优惠幅度也有了较大提高。
十多年来我国慈善公益捐赠税收优惠的部分法规政策条文,从中可以看出一些特点:①我国捐赠税收优惠政策是随着慈善公益事业发展而逐步提高的。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到“利润总额”,慈善公益捐赠的基数扩大了;从3%到12%,慈善公益捐赠的免税比例也大幅度提高。②税收优惠的政策仍然“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红十字会和部分全国性慈善公益机构仍然享受“税前全额抵扣”,此前有的地方慈善公益机构的低调“参照执行”的路被堵死;二是法律与规章出现矛盾,前期出台的对某些领域的捐赠“税前全额扣除”的政策如继续执行,那必然会出现“法律大”还是“政策大”的疑问。③在捐赠税收优惠的主体资格认定上出现困局。按规定,只有省级以上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非营利性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基金会才具备税前扣除资格。而按现行的属地管理体制,绝大部分慈善公益社团都在市县民政部门登记注册,它们反而不具备税前扣除的资格。2008年汶川“5•12”特大地震的救灾捐赠,使税收抵扣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在各地的强烈要求下,2008年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民政部发出《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对申报抵扣的范围作出调整,使县级慈善公益机构有资格申请享受税收优惠。问题虽然得到缓解,但政策的不稳定可见一斑。④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的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政策尚未统一,目前仍在实行不同的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一般来说,个人通过境内非营利社会团体、国家机关向公益事业的捐赠,只能在应纳税所得额30%限额内税前扣除。而定向用于青少年活动场所、教育事业、红十字事业的捐赠可全额在计算个人所得税前扣除。必须指出,捐赠税收税前扣除政策的不一致与市场规则相背离,应予以调整和完善。应该在三方面进行改进:①对享有捐赠税收税前扣除资格的受赠主体进行调整和规范,培育和扶持非营利机构的成长;②建立全国统一的公益性捐赠所得税政策,为公平竞争创造良好的环境;③逐步扩大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的比例,实行税前全额扣除。
瓶颈三:法律制度不完善
我国自1998年抗洪赈灾后出台的《公益事业捐赠法》已经颁布施行10年,1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慈善公益事业蓬勃兴起,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过于原则化的《公益事业捐赠法》与慈善公益事业的实际需要明显不相适应。为了改变这种状态,民政部十年前启动了《慈善法》的立法准备,目前已进入全国人大的“排队”名单。2004年6月颁布施行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对比此前的《基金会管理办法》有了明显的突破。这种突破最突出地表现在允许建立非公募基金会和境外基金会在中国内地设立代表机构,并对基金会的运营成本作出规定。应该说,这些规定对中国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是“利好”。但从实际效果看,作用不明显。以浙江省为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施行已经4年多,目前全省登记在册的基金会共151家,其中非公募基金会47家。这与原先预期相差甚远。从而也暴露出法律的“困局”。基于鼓励和推动慈善公益事业发展的考虑,从法律层面必须解决以下问题:①捐赠税收优惠措施法制化,强化捐赠税收政策严肃性,杜绝在慈善捐赠优惠政策上“政出多门”现象;②改变慈善法规过于粗放的状况,增强慈善法规可操作性;③加强执法监督,培育和规范劝募市场,改变慈善捐赠的无序现象;④检讨和修正现行法律,为慈善公益事业创造宽松的政策和舆论环境,实现政府行为从“管理性”向“服务性”转变。
瓶颈四:职业化程度比较低
我国慈善机构管理团队的构成是很富有“中国特色”的。以浙江为例,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慈善事业掀起之初,离退休党政领导和退休职工成为管理团体主体,那时“行政权”惯性形成的“人际效应”为筹募创始基金,完成慈善机构的原始积累发挥了重要的“杠杆作用”。上个世纪末,随着慈善意识的觉醒,大批富起来的企业家介入慈善事业,他们用经营管理的理念来诠释慈善,使“基金和项目”成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推力,为改善慈善机构的内部管理,提高竞争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暴露出慈善机构的“软肋”,管理队伍年龄大,文化程度低,缺乏创新能力。于是培育职业化团队成为重要任务而提上议事日程。经过近些年的努力,目前这种状况已经有所改善,到2008年底,浙江县以上慈善机构已聘用大专以上毕业生197人,平均每个机构2人。但这与慈善事业的发展要求相比差距依然很大,必须采取切实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着力解决当前在推动职业化进程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包括一要探索建立慈善公益机构的用工制度和人才培养机制,切实解决慈善公益机构的劳动分配和社会保障问题,吸引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投身非营利事业;二要推动慈善公益机构的专业化建设,减少行政依附,提高应对各种挑战的能力;三要优化团队结构,开展绩效考评,强化激励机制,培育具有社会工作专业能力的骨干队伍。
瓶颈五:筹款和救助“简单化”倾向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初创时期的慈善工作带有明显的“行政烙印”,筹款上表现为动员加摊派,在救助上表现为分钱加节日慰问。慈善工作缺乏“个性化色彩”,以至于受助人大多视慈善救助为“政府救济”。慈善救助的“社会功能”得不到彰显,影响到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建设。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随着中外慈善文化交流的推进,慈善事业的现代理念逐渐被中国的慈善机构所接受,慈善筹款和救助“项目化”被提上议事日程,以“项目”和“工程”为“标签”的慈善活动成为一种“时尚”,但就其本质来说,仍然没有离开以“钱”作为运作平台,只不过是发钱的形式归大类而已,并没有解决“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的问题。近年来,浙江省嘉兴市慈善总会在慈善救助“项目化”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他们与农业龙头企业合作,开发农业效益型项目,为农村困难户提供产销一条龙服务,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这只是“个案”,缺乏普遍性。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中包括:一要切实转变慈善工作的“行政化”观念,学习和借鉴国内外社会工作的成功经验,逐步提高慈善救助的“项目化”比重;二要尽量减少“发钱”救助,推广能力型救助模式,提高困难群众生存和发展能力;三要提高慈善救助的社会化程度,充分调动和利用市场资源为慈善救助提供服务平台,积极开展“项目招标”的实践和探索,提高慈善救助的效率和效能。
瓶颈六:慈善基金投资增殖进入盲区
慈善基金的投资增值是慈善救助资金的重要来源。随着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基金的本金规模逐步扩大,到2008年底浙江省全省慈善机构的创始基金、项目基金已达18.7亿元。建立基金的本意在于投资理财增值,收益用于慈善事业。由于缺乏经验和风险畏惧,各地慈善机构的基金投资处在无所适从的状态,在低利率和通胀的金融环境下,慈善基金实际上处在潜亏状态。解决慈善基金的投资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于2001年10月1日施行的《信托法》第六章专门为公共利益目的而设置“公益信托”,并强调“国家鼓励发展公益信托”。本来这对慈善基金的投资增值是一种“优化”选择,但《信托法》施行8年来,效果并不理想,由于信托机构对于开发“公益信托产品”的热情不高,政策措施不配套,“公益信托”实际上成为“纸上谈兵”。近十年来,浙江的慈善机构在“慈善基金”的投资增值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主要的投资不外乎以下几种渠道,一是投资政府主导的土地储备基金,由财政提供担保;二是由政府领导牵线,向规模大,效益好的民营企业提供借贷,由领导信誉担保;三是存银行买国债;四是通过信托投资公司投资理财。上述四种途径的投资收益一般在3%—10%之间。显而易见,这些投资理财要么隐性贬值,要么存在着巨大的投资风险。2003年11月,金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推出国债团购“金融产品”和其他理财产品,因“金信信托”由金华市政府控股,且投资的是“国债”,加上媒体的大幅广告,被认为“安全可靠”。全省有9家慈善机构投资“金信信托”,委托理财资金达7800万元。2005年12月底,“金信信托”违规操作被银监会查处。当时正值证券市场进入低谷,强制平仓使“金信信托”损失惨重,全省9家慈善机构中只有一家因理财到期,在“金信信托”被查处前一个星期撤出资金,全身而退,其它8家的5800万资金被套。慈善机构随后多次向各级政府、中国银监会报告,希望能够保证慈善基金本金的安全,但收效甚微。慈善资金遭遇前所未有的投资风险。也是不幸中的大幸,由“金信信托”持股48%的“博时基金”的股权拍卖,借着证券市场大行情获得巨大成功,使“归还本金”和利息得以实现。“遇难”的慈善机构渡过“一劫”。但省内某市慈善机构就不那么幸运,3000万元委托某证券机构理财,因该机构违规被招行兼并,使这笔投资的归还遥遥无期。回顾这一段经历,期间的教训极为深刻。事实上,对于慈善机构来说,投资理财必须解决三大问题:①要有安全性好收益比较高的“公益信托产品”;②要了解国家的金融政策法规,委托专家理财;③要加强慈善基金投资理财的规范化管理,避免“长官意志”,实现科学决策。
现阶段慈善机构运行机制的利弊辨析
中国现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历史不长,如果从“希望工程”算起,迄今不过二十年。这些年来,慈善事业在观念、政策和机制上都有很多突破和发展。2005年11月,民政部召开首届“中华慈善大会”颁发“中华慈善奖”,并发布《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2006——2010)》,这是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里程碑,从此,中国慈善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近三年来,从省到市、县,浙江各地纷纷召开慈善大会,制订发展规划,有的地方还把慈善工作纳入为民服务“十件大事”,对领导干部进行履责考核。凡此种种,充分说明发展慈善事业的宏观环境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慈善事业已经进入难得的加快发展的机遇期。但是,应该看到,在发展问题上,事实上存在两种不同观念和行为方式,一种观念认为,中国特色的慈善事业就是要靠政府,只要领导重视了,什么事都好办,如果“独立自主”了,那就是“死路一条”。另一种观念认为,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确实要考虑国情,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必不可少,因为这是政府的责任。但如果一味依赖政府,就会丧失慈善事业的社会性和生命力,慈善机构也形同虚设,那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两种观念和行为方式相交叉,它的结点就在于政府角色的“定位”。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对“行政力”的“利”和“弊”作进一步的辨析。
无论从历史还是现实的需要去进行剖析都可以得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在当前的文化和体制环境下,离开了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今天这样的成果。由“行政力”主导的慈善事业在前期发展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是慈善机构完成创始阶段的“利益杠杆”。这种“利益”关系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利用“行政力”完成原始积累。这种“原始积累”主要是指筹募“创始基金”,解决慈善机构基本的生存条件。政府通过营造舆论氛围,大会动员、发文件、分摊捐款任务和行政拨款等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机构的创建任务。二是利用“行政力”完成机构设置。中国的慈善事业从它出现的那一刻起就被“成本问题”所困扰,至今依然如此。为了回避这个问题,许多地方政府沿袭了“传统做法”,参照残联和红十字会的做法,设机构、给编制、解决管理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慈善机构的“身份问题”,缓解了慈善工作的“成本困境”。三是利用“行政力”拓展公共关系。慈善机构利用“行政力”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积极发展理事会成员,聘请会长、副会长,在社会各个层面拓展公共关系,尤其在新闻界和企业界建立人脉,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打造了有效的资源平台。在实践过程中,上述关系是交叉和互相影响的,其效果也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应该看到,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正在不断影响民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又促进了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增强。反映在慈善观念上,人们对“摊派式”捐赠越来越带有排斥和逆反的心理。对于政府和慈善公益机构来说,不能对这种趋向成熟的社会心理熟视无睹。而实际上事物的发展总是呈两面性的,我们不能被“行政力”主导下的慈善事业所得到的暂时的“利”蒙住视线,因为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些基本现实:“行政力”对慈善事业的直接影响正呈递减趋势,民间自发的慈善行为日趋活跃,“草根”组织的困境中发育成长;“行政力”对慈善机构的自主性形成障碍,机构“行政化”倾向严重,开拓创新精神不足;“行政力”对慈善工作的实务性干预过多,使慈善机构性质模糊,对慈善事业的长远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如果上述问题得不到解决,就会使慈善机构从“依赖性”转向“惰性”,从而使慈善工作扭曲成变相的“行政行为”,即所谓政府的“慈善科”,遏制了慈善机构的创造性和活力,与国家发展慈善事业的宗旨相背离,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
归根到底,对慈善事业现阶段运作机制“利”与“弊”的争议就是走“行政化”还是“市场化”之路。当前,在慈善事业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必须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行政化”运作向“市场化”运作转变;二是从“动员式”捐赠向“志愿式”捐赠转变;三是从“兼职化”为主向“专业化”为主转变,这是实现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性任务。
坚持现代慈善事业市场化运作的基本理念
事物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慈善事业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催生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又催生了慈善事业。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中的“阵痛”也必然反映到慈善事业上来。只有正视存在的困难和问题,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开拓创新,才能拓宽慈善事业发展视野,赢得发展的先机。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坚持以人为本,履行社会责任,倡导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已成为国家意志和全民共识。慈善事业要以此作为建设慈善文化的价值基础,推动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进一步建构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基本理念。
1.要从发展慈善文化的高度确定市场化理念。慈善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利他主义。弘扬慈善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慈善价值观融入社会生活,提高民众对慈善事业的认知和包容程度,激发企业与公民的参与积极性。坚持“市场化”的理念与工作方法,就是为了应对各种市场因素对慈善事业的挑战,适应捐赠者的不同需求,最大限度地满足捐赠者的“个性化需要”,以优质的服务赢得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主导权。“市场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它激励慈善机构在市场经济的大潮流中搏风击浪,捕捉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有利机会,在与各种文化的碰撞和磨合中实现自身的价值目标,使慈善事业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载体。“市场化”是对传统慈善观念的强有力冲击,它使人们从更为广阔的空间去理解和支持慈善事业,使慈善机构从更大的范围去开发和利用资源,使社会弱势群众能获得更多的物质帮助和精神抚慰。中外发展慈善事业的成功经验是对“市场化”的最好诠释。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和市场文化基础上的当代中国慈善文化,在学习和借鉴西方慈善文化的同时,坚持本土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的慈善文化,使之成为中国优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为建设和谐社会营造“慈善氛围”。
2.要坚持创业精神和创新理念。创业精神是一种行为,是一种需要知识积累作为后盾的实践。创新是基于创业精神视变化为机会的创造性劳动。创业精神和创新实践无论对于政府、企业还是非营利组织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生存法则。尤其处在大变革的时代,公共服务机构面对竞争与挑战,创业精神与创新更具有紧迫感和时效性。改革开放30年,慈善机构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其为时不长的发展历程中,无时无刻不在经历着“市场经济”的历练和考验。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化,对于慈善机构而言,同样面临着挑战和机遇,惟有把创业精神与创新植入自己的系统中,才能获得成功和繁荣的机会。关于公共服务事业的创业精神与创新,美国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德•德鲁克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公共服务机构必须学会创新,并用创业精神进行管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公共服务机构必须学会把社会、技术、经济、人口变动等领域的急剧变化,都看做是机会。否则,这些变化将成为障碍。”因此,在慈善机构中建立创业精神和推进创新实践,是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
3.要确立“经营慈善”理念。经营的本意是经度营造,引申为策划营谋。经营不是硬技术,而是软科学。经营主要不是靠物质的投入,而是靠智力进行开发,它需要高度的智慧和谋略。“经营慈善”就是要从“行业”的视角来策划和建构慈善事业,把慈善事业作为一项“系统工程”进行科学规划和运筹,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慈善资源,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实现永续发展。应该看到,企业与NGO最本质的区别在于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两者在管理上有许多共通性。管理NGO要同样面对竞争与挑战,需要讲资源开发与利用,需要讲团队精神与激励回报,需要讲成本和效率,需要讲投资和收益。有实体依托的慈善组织还要追求利润,为慈善事业提供更为直接的资源。市场经济的许多成功经验,同样适用于非营利事业。因此,“经营慈善”是慈善组织科学管理的“应有之义”,是加快慈善事业发展的现实要求和必然趋势。
4.要在慈善实践中强化“公益营销”理念。营销的基石是人类的需要。营销是对市场进行深入研究与策划的过程,营销的目标是在市场寻找机会。美国著名管理学大师菲利普•科特勒把营销定义为“生活标准的创造和传递”。当今时代,随着非营利事业的发展,慈善公益组织之间围绕资源开发的机会成本上升,竞争趋势明显。比较国内外慈善组织的行为特点,可以看出,许多国际性慈善机构把自己放在一个营销者或推广者的地位上,而大多数国内慈善机构更多的是把自己作为管理者角色,以政府的姿态出现。显然,这些慈善组织对“营销”的认知还是肤浅的甚至陌生的。要推动慈善组织学习“营销”的理念和手段,研究劝募市场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和自身特点,按照营销观念采取策略性的行动以争取更多公众的理解、支持与合作,使组织摆脱官僚惯性,对环境变化和客户需求及时作出反应,确保组织与战略的实现。慈善组织要重点营销“理念和服务”,严格“营销”的规范化运作,防止过度商业化操作,实现“公益”与“营销”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
5.要拓展视野倡导“大慈善”理念。慈善的特性是开放、多元和包容,慈善突破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和阶层概念,以人类的爱心凝聚力量,以超越政治和宗教意识形态的价值观去传播和践行人道伦理,维护人的基本权利。当代中国,市场经济打破了地域界限和行业垄断,推动了竞争和发展。同时也使慈善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有了广阔的空间。“大市场”是建构“大慈善”的必要前提,“大慈善”是顺应“大市场”的必然结果。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慈善机构,尤其是地方公募性慈善机构带有较强的“地方保护”色彩,在筹款和救助上也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封闭性”,这种狭隘的地域观念,背离了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观,不利于形成“大慈善”的工作格局,对于劝募市场形成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沿海发达地区的慈善机构要更多地关心和帮助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慈善事业,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益,配合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实施。要冲破地方保护主义形成的“慈善屏障”,倡导慈善机构之间的互助与协作,发挥联动效应,打造“慈善品牌”,用“慈善无界”去建构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大慈善”格局。
6.要在慈善工作中倡导“回报与激励”的理念。慈善的“回报与激励”是基于人类行为工具的理性判断,强化社会成员精神生活的价值追求,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的一种首肯与导向;慈善“回报”是对捐赠人和志愿者的“精神鼓励”,使他们充分感受到参与慈善事业的幸福与快乐。慈善“回报与激励”机制的完善对于促进慈善文化价值观的广泛传播,改善“人文环境”,推动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慈善“回报与激励”是慈善价值观的表现形式,是慈善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使捐赠人和志愿者的付出得到社会高尚、适时、雅致的认可。慈善回报的“高尚”主要体现在“精神鼓励”而不是“物质奖励”,但这种“精神鼓励”并不排斥载体设计的高雅和品位,这对受表彰者来说是恒久的“精神财富”,也是“精神艺术品”。慈善回报的“适时”,主要体现在慈善机构的“倾心服务”上,这种“倾心服务”讲求“创意”、“人性”和“时效”,在形式上追求多样性。一个胸贴、一张生日贺卡、一篇报道都是对捐赠者和志愿者的“鼓励”。慈善回报的“雅致”,其出发点在于呼应捐赠者或志愿者的多元性和“动机差异”。因此,要尽可能满足捐赠者或志愿者对“回报”的个性化需求,并根据这种需求策划和设计“回报与激励”的形式与内容,做到“皆大欢喜”。
7.要坚持慈善基金市场化运作理念。慈善基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慈善基金是一种泛指,通常是指慈善机构通过各种途径接收的社会捐款的集合;狭义的慈善基金是指各种基金会的本金、慈善机构设立的创始基金、用于指定用途的专项基金等。从特定意义上讲,慈善基金多指狭义的概念。慈善基金的共同特点是基金本金不动用,基金投资所得用于机构运作成本和定向援助。因此,对慈善基金而言,保值增值事关组织的生存发展大计,尤为重要。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中国慈善机构颇具“本土特色”的创新实践就是大范围发展创始会员筹募创始基金,使公募慈善机构在较短的时间掘得“第一桶金”,完成了原始积累。但是由于政策不配套、投资风险和缺乏专业理财的能力,基金的投资增值始终走不出困境。于是政府担保理财和领导指令借贷成为基金投资的主要方式,有的地方还因此造成基金本金投资亏损,影响了公信力。事实上,从社会保障资金进入资本市场的那一天开始,就应该把慈善基金的投资增值问题纳入视野,进行市场化运作的实践与探索。通过慈善基金的投资运作,既为金融市场增加流动性,又为慈善事业的资金来源探索新途径,积极发展慈善信托。当然,基于慈善基金的“特殊性”,人们对于“投资风险”的心理恐惧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能因此而谈虎色变裹足不前。当前,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在银行存款利息极低,导致基金本金隐性亏损的情况下,应该更为积极地倡导慈善基金市场运作的理念,同时,通过受托机构的专家理财来实现投资增值。这里包括三个要素:一是通过专家理财使收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尽最大可能保障基金本金的安全;二是金融信托机构要积极开发“公益信托”的产品,通过慈善基金的集合信托来实现双赢;三是政府要为慈善基金的投资增值开放公共空间,提供政策扶持,使慈善基金的投资增值有较为稳定的保障,从而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8.要广泛宣传慈善机构从业人员专业化服务理念。“专业化”是指形成和支持某一事物“专业”特质和状态的过程。慈善工作从属于社会服务职业范畴,它的“专业性”要素包括:慈善工作成为一种“专门业务”,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业务工作方法和技巧;慈善事业成为一种“专门的学术类别”,需要加强慈善工作教育并形成系统化的科学理论;慈善工作成为一种“专门职业”,有一定数量的以“助人”和“公益”作为职业生涯的从业者。慈善工作专业化意味着慈善工作的理论、方法、技巧的专业化,慈善教育正规化,慈善从业者的专业化。由此而论,慈善工作专业化要达到的目标一是慈善组织作为慈善从业者的专门性机构,要对从业人员进行行为约束,塑造以“利他”为先,为弱势群体和公益事业服务的公众形象。慈善机构要将有共同理想和价值观的慈善工作者及慈善事业参与者团结起来,形成一种共同的奋斗目标。二是使慈善工作具有一定的垄断力。慈善机构向社会提供的服务越好,就越具有公信力,从而汇聚更多的社会资源,并得到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团体的支持。因而,在这个领域就越具有垄断力,专业化程度也就越高。中国经济市场化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为加快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随着慈善文化的普及和民众慈善意识的提高,慈善工作正从“粗放式”向“精细化”转型,慈善机构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也愈显迫切。当前,在全面推动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中,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福利体制改革正在不断深化,一些原来由政府和企事业单位包揽的社会职能,逐步被剥离出来回归社会和社区。在这种背景下,慈善机构作为独立部门,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形成了由社会劝募、投资管理、项目实施和监督管理组成的工作体系,它的发展和完善顺应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趋势,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基层社会的自我治理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三篇:创新机制范文
创新机制,狠抓落实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县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调研报告
党风廉政建设作为落实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近年来,**县在贯彻落实中纪委、自治区、州纪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紧紧围绕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坚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的方针,量化责任目标,强化责任追究,按照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要求,在创新和落实上下功夫,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各项工作,全县呈现出政通人和、百业俱兴、蓬勃发展的和谐局面。
一、健全机制,狠抓落实,深入贯彻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我县把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纳入到县委工作的重要议程,建立了县委书记负总责,县委常委、纪委书记具体负责,其他班子成员分工负责的有效机制。每年针对人事变动,及时调整充实了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勤政建设领导小组等机构,进一步明确工作任务和职责,及时研究和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把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其他业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一)分解任务目标,健全责任体系。年初,我县在原有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的基础上进一步作了修改和完善,分成乡镇×××直部门两种,并新增加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干部作风建设及创新工作等相关内容,尽量细化和量化,更具操作性。经过县纪委全体干部三次讨论,反复修改,由县纪委常委会通过,在县政务网刊登广泛征求各乡镇×××直部门单位的意见。明确了奖惩办法和责任追究重点。在今年县纪委二次全会上,县委、政府“一把手”分别与全县xxxx党组、1xxxx乡镇和3xxxx部门签订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所签定责任书的乡镇和部门及时与下属基层科室村站所签订了责任书,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具体到单位和人。
(三)加强检查考核,严格奖惩制度。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检查考核工作方面,强化了监督检查和综合考核,全面掌握工作绩效,重点抓好年中检查和年底考核,并把考核结果作为确定表彰党风廉政建设先进集体的依据。同时,续聘了2xxxx县委、县人民政府特邀监督评议员,不定期进行明查暗访。开展重点评议、无记名评议和社会评议三个层面的评议活动,召开了面对面评议大会,将评议结果作为年终奖惩的重要依据,并在每年纪委全会上通报“两个责任书”考核情况和监督评议情况。
(四)严格责任追究,狠抓干部作风建设工作。建立健全机关作风考核、监督、评议、检查等工作机制。严格实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廉政诫勉谈话制度、干部廉政档案制度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全县各单位都推行了办事公开、首问责任、限时办结、效能追究、岗位责任、审批时限等制度,县纪委监察局向社会公布行政投诉电话和举报信箱,各部门、单位结合实际制定出服务承诺书,向社会公开承诺,自觉接受群众投诉和监督。对违反《**县关于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机关工作效能的通知》和《**县关于加强勤政建设创新发展环境的意见》的人和事。采取党纪处分、组织处理、诫勉谈话、通报批评等形式进行责任追究。并将干部作风建设纳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范围,作为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尤其是对领导班子和“一把手”进行重点监督考核,将监督扩展到“八小时”工作之外,使党员干部作风时时处于党组织的日常监管之下。同时,县纪委监察局不定期进行突击检查。2006年对1xxxx上班迟到、早退现象,不佩戴胸卡上岗或在上班时间玩电脑游戏等现象给予通报批评,并对其所在单位主要领导进行廉政谈话。对在参加全县工作会议中未参会和迟到的xxxx单位主要领导进行批评和廉政谈话。今年以来,我县已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干部工作作风进行了突击检查,对违反纪律的人员正在处理之中。
二、突出重点,集中精力,不断加大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力度
**县纪委监察局按照中央、自治区、自治州党委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要求和部署。统一思想,明确任务,迅速启动各项工作任务,稳步推进全县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协调机制,县纪委以[2007]01号文件成立了由纪检监察和组织、宣传、政法、发展改革、教育、民政、财政、劳动与社会保障、国土资源、建设、农业、卫生、审计等部门组成的联席会议制度,及时研究协调解决有关问题。把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纳入联系会议各成员单位的整体工作,做到分工具体、责任落实。
二是统一思想,全面部署,迅速召开全县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座谈会。xxxx单位就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创新、查办案件、公开工作、乡镇财政财务管理、村级财务管理、基层组织建设及开展“民主日”活动等方面进行了专题交流发言。同时,传达学习了中央和自治州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座谈会精神,会议明确工作重点,安排部署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县
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
三是开展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巡回宣讲活动。自今年2月以来,由纪委监察局组成宣讲组,利用农闲时机深入全县各乡镇和涉农单位,组织开展以贯彻中央关于《切实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为主题教育的巡回宣讲,各乡镇领导、各村党员干部、“三老人
员”及站所学校负责人等千余名基层党员分别进行集中听讲。同时,各乡镇结合宣讲活动,传达和学习全县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座谈会的有关精神。通过宣讲,增强了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做好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四是抓住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制定工作计划和目标任务。并建立信息综合反馈机制,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规定每季度召开一次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协调会议和纪委书记例会,总结和推广基层工作中好的做法和经验。同时,对纪检监察领导干部进行业务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目前,全县各级党委、政府×××直部门单位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上下联动,协调一致,全面推进我县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扎实有效的开展。
三、关口前移,防患未然,严把节日“廉洁关”。
为促进领导干部加强廉洁自律,过一个和谐、廉洁、文明、欢乐的节日,**县县委在去年底下发了加强节日期间廉洁自律相关规定的通知,县纪委在年初组织召开全县“迎新春、树新风”领导干部配偶座谈会,向县领导干部赠送了廉政台历和集中发送廉政提醒短信。同时,**县为贯彻落实自治区、自治州领导关于做好春节期间廉洁自律工作的指示和要求及州纪委《关于重申停止制售、购买和使用各种购物券卡的紧急通知》精神,2月16日,**县纪委按照县委要求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制定了突击检查春节期间购买使用代币购物券(卡)及公款预定“年夜饭”情况的方案和具体措施,将州纪委文件在全县范围内转发。2月17日,县纪委、纠风办、工商局xxxx部门联合对县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制售和购买各类代币购物券(卡)及用公款预定“年夜饭”情况进行了突击检查。通过对各商场、宾馆、饭店的检查情况看,我县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较好的执行了廉洁自律工作的有关规定,未发现制售和购买各类代币购物券(卡)及用公款预定“年夜饭”的现象。
针对领导干部驾驶公车和公车私用的问题,2005年4月,**县纪委以轮纪发[2005]9号文件下发了《关于重申严禁领导干部驾驶公车及公车私用的通知》,明确规定了公车使用的问题。在每年的“古尔邦节”、“春节”、“五一”和“十一”长假期间,都对全县所有党政机关(除各乡镇、政法系统、交通、农机、安检、煤管等部门以外)公务用车的钥匙由县纪委监察局收回保管。采取专项举报、专项检查、明查暗访等多种形式加大监督检查力度。春节前夕,我县发现一例领导干部驾驶公车的现象。目前,该问题正在调查之中。
今年以来,我县将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为切入点,坚持教育、制度、监督并重,在落实二字上狠下功夫,着重解决党员干部在思想、组织、作风和工作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构筑起领导干部“不愿腐败”的思想道德防线,有力带动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明显
好转,在全县上下形成廉洁高效、勤政务实的良好党风政风和诚信、团结、敬业、奉献的淳朴民风,进一步巩固政治安定、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的良好局面。通过不断提升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水平,与时俱进,务实创新,为我县全面推进各项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第四篇:创新机制
师德师风建设创新机制
曲家中学
2013年3月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要突出机制创新
落实《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精神,要把优化制度环境、突出机制创新作为着眼点。要根据制度体系的结构功能,高度重视制度结构的系统性、层次性和可操作性,找准制度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使林林总总的制度规定环环紧扣、相互配合,形成实用化、程序化的制度体系。
要加强教师师德培训制度建设,建立和健全师德培训机制,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道德水平。新教师除了参加县教育局的岗前培训之外,学校还应定期组织教师进行全员轮训。学校人事管理和师资管理部门要把师德培训纳入师资队伍建设之中,建立健全师德培训档案,将师德培训制度化、规范化。学习培训要适应形势的变化,紧紧围绕学校的中心工作和师德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对不同年龄、不同职称的教师群体,坚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原则,不断创新学习载体,积极开展时事政策、师德规范、现代教育理论、教育政策法规、教师心理健康、信息化教学技术等方面的学习培训。在学习管理上,要严格学习纪律,完善考核方法,建立激励机制,把教师参加学习培训的情况作为评聘晋升职称职务的必要条件,不断提高教师的职业素养和责任意识。
要加强师德评优表彰制度建设,建立和健全师德评优机制,积极开展典型示范教育。要准确界定评比标准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提高评比办法的操作性、可比性;要高度重视评比程序的民主性、广泛性,把评比过程作为宣传发动、典型示范、营造舆论、展示形象、进行教
育的过程。要充分利用校报、广播等宣传阵地,大力宣传教师身边发生的生动、鲜活、可信、可学的先进事迹和典型事例,坚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同时,还要有效地运用不同的激励手段,把评比结果与满足教师实际需求有机地结合起来,激发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增强责任心和荣誉感,形成学先进、争先进的良好氛围。
要加强师德考评制度建设,建立和健全师德考评机制,自觉遵循高校教育教学一般规律和教师劳动的规律,改革和创新传统的师德评价办法。要加强师德行为规范系统与识别规则的研究。在指标体系的建构中,必须把比较原则、抽象的师德规范,按指标评价范式要求对考评目标进行具体化的处理,增强师德考评的可行性与可操作性。在考评结果的处理上,坚持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原则,评价的结果要与一定的奖惩激励有机地联系起来。在考评模式的选择中,既要体现目标管理的要求,也要重视过程管理的要求,积极开展形成性评价方法的研究。
要加强师德工作评估制度建设,建立和健全师德监督机制,建构科学有效的师德建设监督评估体系。要建立师德督查巡视组,把学校各级组织开展师德建设的工作纳入规范管理,建立和健全师德工作领导问责制,把开展师德工作的情况作为领导干部述职、业绩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健全学校、教师、学生、督导共同参与的“四位一体”的师德建设监督网络,把组织监督与群众监督、自下而上监督和自上而下监督结合起来。与此同时,要鼓励
教师注重自我道德修养,自我反省自律,以达到慎独的崇高境界。要加强组织制度建设,建立和健全师德保障制度。要进一步加强党对师德建设工作的领导,把师德建设列入党委行政工作的议事日程。完善师德建设的管理体制,优化师德建设的工作机制,明确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职责,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相关部门各负其责,有关方面大力支持的领导体制和统一领导、分工负责、协调一致的工作格局”。要进一步加强师德建设工作队伍建设,设立师德建设的专项经费,为师德建设提供必要的设备和条件,努力使各项旨在强化师德建设的制度和措施落到实处
第五篇:Google创新机制
-------尽管再创造另一个谷歌是不可能的,但是细细解读谷歌的创新机制仍有很大益处。
发布于:2008-11-12
在强手如林的互联网公司里,谷歌(Google)因其骄人的业绩和杰出的创新能力而独树一帜。自微软(Microsoft)以来,还没有哪家公司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无论是在信息技术和业务架构方面,还是在探索试验、即兴创造、分析型决策、参与式产品开发以及其他种种鲜见的创新方法上,谷歌都表现卓著。人们总是习惯性地认为,创意的构思过程混乱无序,但谷歌却以一套非常严谨的以数据为驱动的创意评估流程,很好地平衡了这种无序性。谷歌的企业文化能够吸引最聪明的技术人才,尽管公司增员非常快,它所招聘的每个岗位都会吸引来一百名以上的应聘者。谷歌开发、购买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以增强其核心搜索产品的功能。公司的成长性、利润率和股东权益都达到了空前的水平。尽管这种让人高度满意的局面也许不会永远持续下去,但是毫无疑问,谷歌一定有一套值得称道的做法。
谷歌在业务和管理创新上都扮演着开创者或者主要倡导者的角色。谷歌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源于其享有盛名的IT架构,但是谷歌的技术和战略密不可分、相互渗透。因此,很难说到底是技术决定了战略,还是战略决定了技术。无论怎样,谷歌似乎能够让IT精英们实现一个怀有数十年之久的夙愿:技术不只是对业务的支持,它还应该创造出战略机会,在建构IT系统时应始终牢记这个目的。所以,谷歌完全有可能继承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或IBM这类企业的衣钵,成为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典范。
我们并没有在谷歌的总部Googleplex待很长时间,我们二人只在那里享用了一顿公司为所有员工提供的美味可口的免费自助餐。在Googleplex的院子里,我们当中的一个曾经一时冲动,想向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g)发问,吓得他匆忙后退,差点叫保安。不过,谷歌公司还是相当开放的(例如通过公司网站可以进入许多官方或者非官方的博客网页),即使是外人也能找到许多关于公司如何创新的线索。我们发掘出的线索,有很多就是无数次地通过谷歌搜索得到的。根据多年来对谷歌的研究,我们提炼出谷歌的一些关键创新举措,其他公司也能有效运用。当然,谷歌的某些特性,包括令对手望尘莫及的搜索引擎、可不断扩容的庞大IT架构这两项,对于其他公司而言则很难仿效,而且成本也太高。但是其他特性,比如为了创新而精心搭建技术平台,并配合周详的组织和文化战略,这些则可成功运用到不同行业的公司里。具备战略耐心
谷歌的使命是“整合全球信息,使人人皆可访问并从中受益”,这一目标很宏伟也很崇高,但谷歌显然是认真的。除了核心的搜索和广告产品,谷歌已经涉足在线应用软件、博客、广播电视广告、在线支付、社交网络、手机操作系统等诸多信息领域。
有些信息管理工具,谷歌没有自行开发,而是通过收购其他公司来获得,比如。Picasa的照片管理软件,YouTube的在线视频,DoubleClick的网络广告,Keyhole的卫星图像(现在叫谷歌地球,即Google Earth),Urchin的网络分析(现在叫谷歌分析,即 Google Analytics)。谷歌想要掌握的不仅是信息技术,还将触角伸向了能源领域:最近它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准备制造低成本绿色电能。虽然这些投入大部分尚未产生赢利,但它们都是在为谷歌的雄伟战略添砖加瓦,没有什么人会怀疑谷歌实现其最终目标的决心或能力。公司几乎每天都会发布一款新产品或者新功能,逐步实现对混乱信息的整合。
正是因为公司有如此远大的使命,它似乎不像其他企业那样特别在意某个新项目的短期赢利能力。谷歌的管理者具有战略上的耐心。公司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估计,完成整合全球信息的使命需要300年。这个时间跨度为1,200个季度的预测可能会招致人们的讥笑,但是它表明了谷歌致力于打造价值和能力的恒心。谷歌有一个其他公司不具备的优势:它的在线搜索广告业务利润极其丰厚,完全能弥补众多不赚钱的产品的成本,因此它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来实现这一宏伟使命,汇集各种创新产品。当然,公司也很关注用户群的不断壮大,但是高管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的商业模式自然会带来赢利。在投资银行贝尔斯登(Bear Steams)2007年主办的大会上,施密特这样说道:“市场普及率第一,收入其次„„如果你能建立一个持续吸引眼球的业务,你总能找到聪明的办法从中赚钱。”
换句话说,并非每件事都要花300年的时间来完成。如果说谷歌对外宜称的使命是整合全球信息,那它还有一项没有公开、听上去不是那么崇高,但同样重要的商业使命:从用户上网搜索及其他在线行为表现出的意图中获得商业收益。在线搜索广告业务就是谷歌实现这一使命的首个成功范例。
谷歌之所以具有战略上的耐心,应该归功于公司明晰的目标和对细节的关注。谷歌做的每件事都在向目标推进。它是信息世界的葛藤-二靠分析用户意图来组织信息,并根据这一默认原则不断布下新的根蔓。那些想学习谷歌的公司首先要认识到在谷歌庞大的基础架构和表面无序的状态背后,其实有着清晰、简单的战略导向,这一点我们会在下文详细论述。开发一个创造平台
谷歌花费数十亿美元打造了一个基于互联网的操作平台,并开发了自己的专有技 术。这些基础架构上的投资使公司能够保证一定的服务水准和低于1秒的反应时间,同时还使公司能够快速开发和推广自己或者合作伙伴设计的新服务。专有技术则使公司前所未有地获得了对其基础架构(以及相应战略)设计和演变的控制权。谷歌的基础架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性:
可扩容性(Scalability)虽然互联网能够为每家公司所用,但是谷歌对互联网做出了巨大投资,因而也获得了更多回报。它构建了一个专有平台,为新兴的在线服务提供支持。根据一些广泛报道的非正式统计数据,谷歌拥有一个由大约100万台联网计算机组成的网络基础架构,这些计算机运行的操作系统可以允许新的计算机群插入,并在全球范围内被接纳,从而立即投入使用。执行上述魔术般操作的是一版定制的开源Linux软件(Linux本身就是为了方便第三方增加具有竞争价值的新功能而设计的)。
这个基础架构的另一特征是其网络平台可按照实际需要扩容。比方说,如果谷歌需要建立更多数据中心,它的专有操作系统就可以很方便地添加这些中心。只要用户需要,谷歌还可以将数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无缝传输。要管理谷歌汇集的这些超大容量数据,需要特殊的数据库管理工具。由于现有的商业数据库管理系统不可能高效地处理如此海量的数据,谷歌开发了一款称为“大表”(Big table)的专有数据库,它能够配合谷歌的操作系统,迅速高效地处理日益庞大的数据。加快产品开发周期谷歌的基础架构有助于迅速高效地完成整个产品开发过程。谷歌的工程师们在平台上推出各种新应用软件的原型,如果得到了用户的关注,开发者就会推出β测试版(编者注:软件在发行之前往往需要经过验收测试,包括α测试和β测试。α测试指的是由用户、测试人员、开发人员等共同参与的内部测试,而β测试指的是内测后的公测,即完全交给最终用户测试。)看看被吸引的广大顾客群是否反应热烈。如果某种新产品反响极佳,谷歌庞大的运算能力就会为它辟出一部分空间。在从α版转向β版的过程中,谷歌既是在测试也是在向用户营销新产品。实际上,测试和营销两者很难区分。于是,谷歌与顾客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关系,顾客也成为产品开发团队必不可少的一员,为新产品的成型和改进做出贡献。谷歌不仅仅是在测试新的应用软件,它还将它们寄存在公司的网络基础架构上,接下来,谷歌的顾客群就会顺理成章地由测试者变为使用者,这与其他商业产品上市的过程是一样的。
支持第三方开发和混搭应用软件谷歌创造了专有的基础架构,为用户在互联网之外提供了一个更高效可靠的选择,也保证用户享有更好的体验和更高质量的服务。公司在硬件、操作系统、数据库管理上进行了目标明确的投资,这使得它从头到尾都能掌握主动,并能不断改进诸如电子邮箱(Gmail)、谷歌地图(Maps)、关键词广告(AdWords)以及广告投放系统(AdSense)等产品。每次谷歌开发出一款新的应用,它都很关注如何让产品适应公司的基础架构。比如谷歌地图产品的设计,就力求做到无论是公司内部还是外部第三方的工程师都能够把它作为一 个模块来运用,以便添加新的服务。
谷歌富有弹性的基础架构就是一个创新枢纽,第三方也可以借此开发出融合了谷歌功能元素的新型应用。这些外部人员可以轻易地测试和推出各种产品,并将它们寄存在拥有全球超过1.32亿目标顾客的谷歌网站上。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尽情与广大用户交流互动。这对双方都有利:谷歌的产品被广泛接受,而合作方则可以集中精力开发满足用户需求的产品。比如,房产交易网站Zillow.com可以一心关注如何获取房屋买卖的高质量数据,而将地图、展示等问题留给谷歌或者微软。
许多利用谷歌基础架构的第三方,正是以这种方式,开始创建我们称为“混搭”(mashups)的应用产品,从多个来源获取数据和程序功能,整合成一体化的客户体验。例如,Housingmaps.com网站将来自Craigslist.com网站和谷歌地图上的数据进行整合,将待出租的公寓或是待销售的房屋标绘在当地地图上供用户查看。这种超越组织边界、将各种有用的服务轻松糅合搭配在一起的新观念,对于我们思考竞争环境和组织效率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并由此产生了一个精益创新的“大胆尝试”族(“just try it”class)。XML之类的网络协议和Rosetta Net之类的行业标准,使得上述做法在技术上成为可行,实现了IT用户长期以来希望不同系统之间能够互通互用的愿望。
这种模式具有多方面的优点:互动交流提供了持续的反馈信息,使谷歌能不断提升产品性能或增加新功能。而且,谷歌可以根据顾客的搜索条目捕捉到他们的兴趣点,将广告商的信息放在相关的顾客面前,提高了广告商的广告效果。谷歌、第三方创新者、用户和广告商之间的积极互动形成了对各方都有利的良性循环——对谷歌尤其有利。
虽然很少有公司能够像谷歌一样在基础架构上做如此巨大的投资,但它们可以做类似的目标驱动型设计,从而快速地推出创新。以在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发起创设谷歌财经网(Google Finance)的工程师们为例,他们就是提取了谷歌基础架构中早巳存在的一些组件再进行组合,从而形成了自己的新产品。按照这样的模式,一家公司可以制作能反复使用的软件模块,把它们放在自己的基础平台上,让整个公司享用。联盟公司的人也可以访问,他们也许会受到启发,据此开发出自己的应用产品。管理你的生态系统
在我们刚描述的生态系统里,谷歌是一个拱心石的角色——它使其他各部分连在一起,各就各位。这种角色在马尔科·扬西蒂(Marco Iansiti)和罗伊·莱维恩(Roy Levien)合著的{拱心石优势》(The Keystone Advantage)一书中有详细描述。作为基础架构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谷歌能够控制其生态系统的发展,并且从系统内所创造的价值中获得超高比例的部分。由于每一笔交易都通过谷歌 的平台,谷歌能够不间断地获知有关副产品的全部信息,与此同时,它也是所有初期收入流的分配中心。谷歌不需要做市场调查或统计分析来预测生态系统今后的发展趋势,因为有关信息已经在它的数据库里了。
尽管谷歌平台的绝对规模和搜索技术的统治地位是其独有的竞争优势,但是它为了培育创新而建立盯架构的模式还是可以为其他公司所仿效的。其他公司也可以设置一个平台来推动价值链中各个合作伙伴的互动,而自己则成为它们之间交流的枢纽。1906年创立于广州的利丰公司(U&Fung)在服装业里就是这么做的。当利丰公司意识到自己的枢纽地位后,就不再将自己定位为贸易公司,而是成为一家提供高度定制化服务的全程供应链管理者。它现在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决策:从采购原材料到制造成衣,再到成品运输物流的管理。利丰的全球平台创造了标准化的途径,数千家合作伙伴都可以通过它进行即时的互动和协调。
在企业软件市场,Salesforce.com已经利用它的 App Exchange平台建造了一个包括个人开发者、独立软件供应商(1SV)和终端用户的平台。它的基础架构中存放、整合了众多应用产品,并支持用户数据库和数据中心的需求。由于Salesforce.com在其应用产品领域的所有活动中都处于枢纽位置,它就能够卖出更多的产品。而软件开发者也能通过这个枢纽接触到客户,从中获益。实施对基础架构的掌控
在合适的条件下,一个公司可以建立和实施对基础架构的掌控。如前所述,谷歌已经证明追踪混搭产品的性能是完全可行的,这也证实了谷歌基础架构的实力。但是,对于其他公司而言,即便没有这种架构,也有办法牢牢掌控自己的生态系统。
在执行生态系统战略时,企业必须认识到,站在一个强势的竞争位置上来协商双方的关系十分重要。当使用基于互联网的操作平台时,这种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以亚马逊公司(Amazon)为例,它允许第三方在其品牌服务中使用亚马逊的某些功能,因为它可以借此追踪消费者的网络行为并紧密监测这些服务的表现。例如,亚马逊允许一个第三方开发商Amazon Light4.0(以下简称AL4)用一个不同的用户界面来使用亚马逊的书籍数据库,AIA同时还将雅虎(Yahoo)的新闻、谷歌的博客、del.icio.us的标签以及电子港湾(eBay)的搜索整合到同一项服务里。当顾客决定买一本书时,该服务就会向亚马逊发出请求。本来AIA还提供了Netflix(影碟租赁网站)和iTunes(音乐网站)的链接,但是由于亚马逊提供的重要服务为AIA带来了交易和收入,所以亚马逊就能利用自己的地位让AIA把这些竞争对手的链接删除掉。
每一方都能得利的前景,可能会让那些四处寻找赚钱机会的合作伙伴兴头十足。但是在创新的初期,并不一定能保证收入。无论是谷歌,还是设计应用产品的第三方,都不知道顾客是否会认可该产品。在这种不确定性下,第三方可能希望在 吸引到足够多的用户、减少失败风险之前,能够安心设计和试验新产品,而不要过早地为复杂的合同和收入分配谈判所干扰。顾客、谷歌和第三方都能从中受益:顾客能更快地得到更加丰富的创新产品;谷歌由于提供了更多附加产品而增加网站流量;开发者的产品一旦创造了足够的价值,它就能够获得议价能力,跟谷歌协商订立收入分配协议。但是说到底,对基础架构的掌控权还是在谷歌手中,因为它能够追踪新产品的重要程度,能够决定是否提供某项服务,而且能够为实现某服务的功能价值做出关键贡献。
但是掌控和野心都不是你应该夸耀的东西。以生态系统为导向的创新者应当尽力避免给人以竞争者的印象,而是声称会帮助每一个人。;例如,谷歌的管理层总是抓住机会提醒大家,他们并不是媒体和内容供应商的竞争对手。他们宁愿称媒体公司是自己的合作伙伴。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确信他们的说法:广告巨头WPP集团(WPP Group)的CEO马丁·索瑞尔爵士(Sir Martin Sorrell),在2006年的公司年报中说谷歌是敌是友尚不清楚。谷歌现在做的一些业务显示它的雄心远远超出了在线广告的范畴。谷歌希望利用它的平台以及与广告购买相关的一些应用产品,帮助媒体公司追踪广告活动的效果,并帮助广告商将他们的营销费用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移动设备以及互联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在为生态系统各合作伙伴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谷歌会学到不同媒体的有关知识,因此它很可能成为一个竞争者,尽管它现在并不承认。
当然上述模式也有其弱点。作为基础架构的提供者,谷歌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以防止大量用户转投它的竞争对手。如果谷歌没有做到,很多用户都会走,而且谷歌所渴望的广告商也会随之而去。同样道理,如果谷歌辜负了顾客的信赖,没有保证他们的数据安全,或是谷歌的平台发生了严重故障,这些失职行为也会导致大量的顾客流失。创新和持续改进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在谷歌,对创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不仅仅是技术和基础架构,公司的组织文化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将创新融入组织设计
想要效仿谷歌的公司,还应当看看谷歌的组织设计。其中有许多方面值得借鉴,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几个关键之处。
在岗位描述中加入创新谷歌在创新方面大获成功,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谷歌做了其他很多公司没有做的:将创新列入员工的工作时间预算。在规定的时间分配制度下,新的创意常常从谷歌的基层员工当中产生,并自下而上传递。公司要求技术人员花80%的时间在核心的搜索和广告业务上,其余20%则用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技术项目上。就像谷歌—名新的工程师在博客里写的:“这可不是在空闲时间里你想做就做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设法腾出时间来做点事情。哎呀,我 至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20%时间’的项目,我必须找一个。如果找不到的话,我肯定就得不到好的评价。”
同样,公司对管理人员也规定了他们用于创新的时间比例:70%致力于核心业务,20%用于相关但又不同的项目上,10%则要花在全新的业务和产品上。公司最近设立了一个新职位叫“其他业务主管”(Director of Other),专门帮助管理这10%的时间。(那些既非技术人员也非管理者的员工,则没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疏漏)公司对于这些比例,尤其是对于工程师 20%的时间,有着很严格的管理,但是这种时间分配并不是按周,甚至不是按月来计算的。比如,某工程师可能会在核心业务上工作6个月,再在一个自主项目上千上一两个月。即使是公司CEO埃里克·施密特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拉里·佩奇(Larry Page)也努力遵守该制度。公司在创新上如此毫不含糊的投入,再加上管理战略的支持,使它能够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产品和新功能。谷歌负责搜索产品和用户体验的副总裁玛丽莎·梅耶(Marissa Mayer)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做演讲时解释说,在6个月的工作期里,有50种以上的新产品都是谷歌工程师们在20%的自主时间里的工作成果,占谷歌同期开发的新产品总量的一半(其中包括电子邮箱Gmail,广告投放系统AdSense和新闻服务Google News)。
在每个环节都消除摩擦
谷歌的每个创意在正式立项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审查程序:先做出模型,再试运行,接着在控制环境下由实际用户测试。但倘若就此断定谷歌的审查程序很慢、很官僚,那你就错了。正如谷歌另一位工程师在博客上所描述的,谷歌的流程仍然快速高效。
实施对基础架构的掌控
在合适的条件下,一个公司可以建立和实施对基础架构的掌控。如前所述,谷歌已经证明追踪混搭产品的性能是完全可行的,这也证实了谷歌基础架构的实力。但是,对于其他公司而言,即便没有这种架构,也有办法牢牢掌控自己的生态系统。
在执行生态系统战略时,企业必须认识到,站在一个强势的竞争位置上来协商双方的关系十分重要。当使用基于互联网的操作平台时,这种重要性就更加突出。以亚马逊公司(Amazon)为例,它允许第三方在其品牌服务中使用亚马逊的某些功能,因为它可以借此追踪消费者的网络行为并紧密监测这些服务的表现。例如,亚马逊允许一个第三方开发商Amazon Light4.0(以下简称AL4)用一个不同的用 户界面来使用亚马逊的书籍数据库,AL4同时还将雅虎(Yahoo)的新闻、谷歌的博客、del.icio.US的标签以及电子港湾(eBay)的搜索整合到同一项服务里。当顾客决定买一本书时,该服务就会向亚马逊发出请求。本来AL4还提供了Netfiix(影碟租赁网站)和iTunes(音乐网站)的链接,但是由于亚马逊提供的重要服务为AL4带来了交易和收入,所以亚马逊就能利用自己的地位让AL4把这些竞争对手的链接删除掉。
每一方都能得利的前景,可能会让那些四处寻找赚钱机会的合作伙伴兴头十足。但是在创新的初期,并不一定能保证收入。无论是谷歌,还是设计应用产品的第三方,都不知道顾客是否会认可该产品。在这种不确定性下,第三方可能希望在吸引到足够多的用户、减少失败风险之前,能够安心设计和试验新产品,而不要过早地为复杂的合同和收入分配谈判所干扰。顾客、谷歌和第三方都能从中受益:顾客能更快地得到更加丰富的创新产品;谷歌由于提供了更多附加产品而增加网站流量;开发者的产品一旦创造了足够的价值,它就能够获得议价能力,跟谷歌协商订立收入分配协议。但是说到底,对基础架构的掌控权还是在谷歌手中,因为它能够追踪新产品的重要程度,能够决定是否提供某项服务,而且能够为实现某服务的功能价值做出关键贡献。
但是掌控和野心都不是你应该夸耀的东西。以生态系统为导向的创新者应当尽力避免给人以竞争者的印象,而是声称会帮助每一个人。例如,谷歌的管理层总是抓住机会提醒大家,他们并不是媒体和内容供应商的竞争对手。他们宁愿称媒体公司是自己的合作伙伴。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确信他们的说法:广告巨头WPP集团(WPP Group)的CEO马丁•索瑞尔爵士(SirMartinSorrell),在2006年的公司年报中说谷歌是敌是友尚不清楚。谷歌现在做的一些业务显示它的雄心远远超出了在线广告的范畴。谷歌希望利用它的平台以及与广告购买相关的一些应用产品,帮助媒体公司追踪广告活动的效果,并帮助广告商将他们的营销费用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移动设备以及互联网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在为生态系统各合作伙伴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谷歌会学到不同媒体的有关知识,因此它很可能成为一个竞争者,尽管它现在并不承认。
当然上述模式也有其弱点。作为基础架构的提供者,谷歌必须不断证明自己的价值,以防止大量用户转投它的竞争对手。如果谷歌没有做到,很多用户都会走,而且谷歌所渴望的广告商也会随之而去。同样道理,如果谷歌辜负了顾客的信赖,没有保证他们的数据安全,或是谷歌的平台发生了严重故障,这些失职行为也会导致大量的顾客流失。创新和持续改进可以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而在谷歌,对创新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不仅仅是技术和基础架构,公司的组织文化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谁应该学习谷歌 如果贵公司想提高创新能力,可以效仿一下谷歌成功的关键做法。
想要效仿谷歌的公司,还应当看看谷歌的组织设计。其中有许多方面值得借鉴,我们下面就来看看几个关键之处。
在岗位描述中加入创新谷歌在创新方面大获成功,其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原因就是谷歌做了其他很多公司没有做的:将创新列入员工的工作时间预算。在规定的时间分配制度下,新的创意常常从谷歌的基层员工当中产生,并自下而上传递。公司要求技术人员花80%的时间在核心的搜索和广告业务上,其余20%则用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技术项目上。就像谷歌一名新的工程师在博客里写的:“这可不是在空闲时间里你想做就做的问题,而是你必须设法腾出时间来做点事情。哎呀,我至今还没有一个很好的‘20%时间’的项目,我必须找一个。如果找不到的话,我肯定就得不到好的评价。”
同样,公司对管理人员也规定了他们用于创新的时间比例:70%致力于核心业务,20%用于相关但又不同的项目上,10%则要花在全新的业务和产品上。公司最近设立了一个新职位叫“其他业务主管”(Director ofOther),专门帮助管理这10%的时间。(那些既非技术人员也非管理者的员工,则没有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疏漏)公司对于这些比例,尤其是对于工程师20%的时间,有着很严格的管理,但是这种时间分配并不是按周,甚至不是按月来计算的。比如,某工程师可能会在核心业务上工作6个月,再在一个自主项目上干上一两个月。即使是公司CEO埃里克•施密特和创始人谢尔盖•布林、拉里•佩奇(Larry Page)也努力遵守该制度。公司在创新上如此毫不含糊的投入,再加上管理战略的支持,使它能够源源不断地开发出新产品和新功能。谷歌负责搜索产品和用户体验的副总裁玛丽莎•梅耶(Marissa Mayer)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做演讲时解释说,在6个月的工作期里,有50种以上的新产品都是谷歌工程师们在20%的自主时间里的工作成果,占谷歌同期开发的新产品总量的一半(其中包括电子邮箱Gmail,广告投放系统AdSense和新闻服务Google News)。在每个环节都消除摩擦
谷歌的每个创意在正式立项之前,都要经过一个审查程序:先做出模型,再试运行,接着在控制环境下由实际用户测试。但倘若就此断定谷歌的审查程序很慢、很官僚,那你就错了。正如谷歌另一位工程师在博客上所描述的,谷歌的流程仍然快速高效:
“我在谷歌的第一个月里,就向Gmail项目组的一位朋友抱怨说,Gmail设计上有几个小地方让我不大满意。我以为他会让我把这些缺陷记录到专门的数据库里。但他让我自己来修改,并指给我看一个文件,上面介绍了如何将Gmail开发 环境调到我的工作站上。第二天Gmail项目组的工程师评估了一下我编写的程序,然后我就递交了上去。一周之后我所做的修改就生效了。我很惊讶,跨项目的工作能够如此自由,我们可以向其他项目组递交可运行的程序,他们对工程师如此信任,为用户做事情是如此神速、如此兴奋„„我做上述工作无须得到任何人的批准。”
在谷歌,创新常常是即兴而为。公司里每个工程师都有机会创造新产品或新功能。个人的作用如此之大,使得谷歌不但吸引了高素质的员工(包括全球最好的一些计算机科学家、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且创造出了众多的新创意和新产品。人们认为谷歌已经对微软在商务软件应用领域的霸主地位构成了冲击。最近《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载文分析了这一现象,其中引用了曾是微软工程师的维克‘贡多特拉(Vic Gundotra)关于他为什么投奔谷歌的一段话:“显然,谷歌才是我能发挥最大作用的地方。对我这种软件迷来说,几周内就能推出一款新产品,这种吸引力无法抗拒。”谷歌看来很善于删减不必要的手续,同时又保留对产品价值、质量和实用性这些重点事项的审核。
让市场来选择关于新产品如何组合,并没有一个总体设计方案。相反,谷歌管理层认为创新是否成功要由用户来决定。随着某些产品越来越受欢迎并相互组合(或者无人问津),公司战略会自然而然形成。实质上,谷歌等于是把制定产品战略的工作外包给了广大用户。
这个过程的重点不在于找到完美的产品,而在于提供多种可能有用的产品,让市场来决定哪个最好。谷歌的全球用户超过1.32亿,即使是其中一小部分也能组成庞大的测试平台和焦点小组,对新产品的潜力进行评估。公司的设计原则包括“普及第一,收入其次”和“有用第一,可用第二”。当谷歌自己不能设计出广泛普及的产品时,它就到外面去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花巨资收购了YouTube和DoubleClick,从而获得了那些业已普及的网络业务。
善于利用失败和混乱除了搜索和广告之外,谷歌正在搜寻第三个能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重要产品。它的办法就是推出许许多多的产品,然后期望其中某些产品能一炮走红。目前我们还不是很清楚谷歌到底支持多少种产品。(维基百科中查到的数据是截至2008年2月为123种)施密特在一次访谈中说,甚至他本人也不知道谷歌在市场上有多少种产品;在另一次讲话中,他承认“几乎没有人搞得清”新产品的数字。尽管宝洁公司(Procter & Gamble)的高管可能认为一百多种产品没什么大不了,但对于一个成立不满十年的企业来说,这种技术创新速度绝对是够快的了(实际上,布林希望谷歌推出的产品少一些而功能多一些,以免顾客不得不用谷歌的搜索引擎来寻找它自己的产品)。
实施百花齐放的战略意味着很多产品注定会失败,但是谷歌的管理者显然没有因 害怕失败而止步。实际上施密特鼓励员工尝试失败,他对《经济学人》杂志(Economist)这样表述他的观点:“快点失败吧——这样你才能重新尝试。”同样,佩奇也曾告诉《财富》杂志(Fortune),他表扬了一名犯下大错、给公司造成数百万美元损失的高管:“我很高兴你犯了这个错误。因为我希望公司能够行动迅速、做很多很多的事情,而不是谨小慎微、什么也不敢做。如果我们不犯任何错误,那就表明我们冒的险还不够。”尽管很多人都相信错误和创新是如影随形的,但像谷歌这样愿意冒这么大风险的公司不用说是相当罕见的。
当我们思索谷歌的创新方式时,头脑里常会浮现一个词——“无序”。肖纳•布朗(Shona Brown)在成为谷歌的业务运营高级副总裁之前,与人合著了一本书,其副标题就是“有序的无序战略”(Strategy as Structured Chaos)。布朗的下属、人事主管拉斯洛•博克(Laszlo Bock),告诉《经济学人》杂志说:“我们有点儿喜欢无序。创造力常常来自那些偶然相遇,又都不知道下一步该去往何方的人。”这意味着在谷歌土壤上产生的革命性新产品,可能会有一段时间默默无名——但别忘了谷歌志向高远,并不急于一时。
要创造出大量极其成功的产品,是否应该首选谷歌的这种创新方法,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但现在可以断定的是,谷歌的战略确实产生了数量可观的新产品和新功能。对于那些只是需要向市场提供更多新产品、新服务的公司而言,谷歌的一些做法,例如把创新纳入时间预算,产品开发流程速度快、摩擦少,已经值得它们去效仿了。以数据支持灵感
创新未必就是完全无序的,在谷歌也是这样。谷歌创新活动中很关键的一个部分就是广泛、积极地运用数据和测试来支持创意。谷歌负责搜索产品和用户体验的副总裁玛丽莎•梅耶2006年在斯坦福大学讲话时说,员工们在向高管层做新产品演示时,最好要有足够的数据支持。这并不让人奇怪,公司的创始人就是两位非常善于分析的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研究生。谷歌对于分析和数据的重视远远超过其他绝大多数公司。当然,大部分公司也完全能够采取这种分析型方法来评估创新。
谷歌拥有大量的数据。例如,它可以深入分析自己和合作伙伴网站的巨大点击量,以此来检验和支持任何一种新创意或新产品(像绿色能源计划这样的非在线项目除外)。因此,谷歌不仅是在其核心业务“网页排名算法”上,而且对于网页上所做的任何改动以及增添新服务的决策,它都采取一种注重分析、以事实为基础的做法。在网络上进行随机试验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提供多种版本的页面设计、广告或者备选词语就行了。每天谷歌都要为自己做数千次试验,同时它也为客户提供帮助分析的产品和服务。例如,为了帮助客户了解在谷歌上做广告的价值,它收购了一家网络分析公司,将其改名为“谷歌分析”,开始为客户提供评估在 线广告效果的免费工具。谷歌显然是将竞争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上。
在分析方面,谷歌做的另一件事情是:建立了将近300个不同的预测市场,由内部员工组成小组参与预测,用这些小组来估测新产品的顾客需求量(“2009年1月1日Gmail用户数将达到多少?”)、公司和产品的市场表现(“第一台Android手机何时惊艳问世?”)、竞争对手的情况(“苹果公司第一年能售出多少台iPhone手机?”)等,也有些问题纯粹是为了好玩(“谁会赢得世界巡回赛?”)。预测市场有着惊人的准确率,成为重要的决策支持工具。不过有一个忠告:使用这--2E具的高管,应该做好听实话而不是听好话的准备。
谷歌还建立了一个创意管理系统,让员工把有关新产品、流程和公司改进等方面的想法,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到全公司的意见箱里。每个员工都能对这些创意进行评论、打分。尽管没有金钱作为赌注(谷歌预测市场上的赌注也是虚拟货币),这同样也是预测市场的一种形式。谷歌的创始人和高管似乎在说:“我们很聪明,但还没有聪明到可以忽视数据的程度。我们也并不比公司数千名才华横溢、激情满怀的员工更聪明。”
从技术和数据的角度看,大部分公司要采用谷歌这种注重分析、民主评议的创新决策方法并没有多大困难。在这方面真正将谷歌和其他公司拉开差距的还是它的文化。
激发创意的公司文化
谷歌有着不同寻常的公司文化,其他互联网公司仅仅在其中几个方面与它类似。谷歌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主导型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谷歌,个人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们的创意质量和技术水手。谷歌将预测市场作为决策工具,表明它很看重员工的才智和意见。同样,把创新纳入时间预算说明它注重挖掘员工的创造力。谷歌还设法提供大量的机会激发员工的智慧和能力。对于一家以技术起家的公司来说,这意味着员工有很多机会向最优秀、最聪明的技术专家学习。一名员工对“谷歌工作”(Google Jobs)网站说,他最喜爱的活动就是公司定期举办的系列“科技演讲”(Tech Talks),这些演讲“由来自全世界的杰出科研人员主讲„„谷歌致力于为工程师们提供持续的学习和教育机会,对此我真的非常感激”。该员工为说明智能激发的内容十分广泛,还告诉网站说他在谷歌“最美妙的经历”是这样的一天:“先是大厨马里奥•巴塔利(Mario Batali)来分发他的一本新书,而餐厅供应的午餐就是他做的一道菜。接着在下午,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就‘世界是平的’发表了演讲,而那天快结束的时候,著名影星罗宾•威廉斯(Robin Williams)为我们即兴表演子—个喜剧小品。”
员工是公司最重要的资产,如果一个公司真的抱有这样的信念,而不仅仅是嘴上 说说而已,它就会像谷歌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员工。谷歌的创始人和高管在营造知识工作环境时,考虑到了方方面面的事情,包括办公间的设计和大小(拥挤一些,便于沟通)、全体会议召开的频率(每个周五,同时供应啤酒)、面词:和聘用新员工的办法(非常严格,很多次面试)。这些没有一样需要高深的学问,但是合起来却反映出谷歌对创新中的人性元素极为尊崇。布林、佩奇和施密特还曾考察了其他一些在善待知识型员工方面享有盛名的企业,如软件公司SAS等,从它们那里借鉴了一些好的做法。
谷歌希望给员工提供的优惠待遇,能换来他们勤奋乃至狂热地工作。所以不管是在聘用前还是聘用后,谷歌都会花不少精力来找出最优秀的人才。员工们要接受25项绩效指标的考评,包括他多长时间主持一次科技演讲,他在给应聘人员面试时打分的变动情况(一般认为分数经常变化比较好,因为应聘人员的素质肯定是参差不齐的)。管理层还系统化地建立高绩效员工的素质模型。他们一直在分析哪类员工表现最好、最能体现谷歌精神,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调整招聘方法。很少有公司能像谷歌这样在做绩效评估时,既有家长式作风,又高度重视分析研究。其他公司可能也想营造类似的文化,但这需要公司高管的高度自信。随着谷歌的壮大,它还会继续吸引那些才华横溢、激情满怀的人吗?它还能继续保持自己的光芒吗?如今新涌现的网络公司,如社交网站Facebook,也正在争抢同样一批人才,它们的技术可能更酷,产品可能更时尚。此外,谷歌的股票期权自公司上市以来增值迅速,但今后不太可能再保持这样的增速,因此它可能需要找到新的财务激励方案。
互联网时代的创新,需要具备预测市场变化、迅速提供新产品和新功能的动态能力。谷歌已经做了巨大的投入,培养自己在迅速多变的商业环境下成功创新的能力。它在建立不断吸引高素质员工的组织文化和创新流程方面,开创子历史先河。它如今已成为21世纪企业高生产率和高增长率的标杆。如果你的公司也使用知识型员工并需要创新,你能等到谷歌的方法被证明长期有效时才开始采取行动吗?对此我们深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