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及其对策

第一篇：浅谈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及其对策

浅谈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及其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现代交通工具也逐渐增多，交通事业日益发达，道路交通事频频出现，对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如何有效防止事故的发生及事故发生后合理转移损失、分散损失，给予受害人及时、合理、充分的救济，最大限度的保障受害人的利益，就需要法律从实体和程序上作出明确规定，保障受害者的利益得以实现得以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已于2004年5月1日实施，其立法思想体现了从维护道路交通秩序到保护行人的显着变化。2006年7月1日施行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对于交强险进行细化，在保护受害人利益、分担肇事者责任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鉴于立法上存在的缺陷及其相关配套措施的滞后，以及法官对于法条解释中出现的不同，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办案法官难以适从，举步维艰。本文现就一些常见的问题作以分析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问题

交通事故认定书实质上只是法院案件审理中的一个证据，人民法院可以依据事实和法律作采纳与不采纳的决定。

（一）交通事故认定书的事故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应当区别对待。

《交管法》中的“事故认定书”是从已废止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的“事故责任认定书”发展变化来的，区别在于前者掉了“责任”二字，事故认定与民事损害赔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侧重于对交通故的行行政评价，是交管部门依据行政规范及相关专业知识认定的交通事故成因，属于自然科学范畴内的因果关系评价；后者侧重的是民事赔偿，依照侵权行为法适用民事诉讼程序确定的损害赔偿责任，重心在于当事人有无侵权行为及其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会是多种法律关系导致的结果。两者在归责原则上、法律性质上均质上均有不同，交通事故主要功能体现在维护交通管理秩序及其交警部门的调解处理程序上，有很强的行政色彩；民法上责任的划分侧重于导致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和当事人过错责任的大小，考虑得更为周全功能在于衡平保护交通秩序、人身安全、社会财产、维护公序良俗的原则等多个方面，即国家公共职能与民间保障职能。此二者的选择有时虽然在处理案件上会出职能与民间保障职能。但二者并非绝对的一一对应的关系，不能仅凭处理结果的相同而认为交通事故责任，善意乘坐人没有事故责任，但善意相对人却因为过错得不到百分之百赔偿金。

（二）《道交法》明确了公安机关制定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由法院认定，不再受理过程中对于事故认定书由当事人进行质证，对于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审查，如果法院认为责任认定书的事实根据、法律适用、伤残认定等确属有误，就可以直接作出不予认定的决定，通过庭审认定的事实进行事故责任划分。司法实践中事故认定书与法院认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出现差别是很下常的现象，并不需要取得交警部门的同意。这一点上，很多当事人都很难理解，原因在于以前的“事故责任认定书”是具有预决力的，法院不能否定其效力；《道交法》出来以后，事故责任认定书只是案件之中的一个证据而以，应当解释清楚。

二、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问题

2006年7月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实施以后，基于机动车不参加交强险就不能上路的强制性规定，绝大多数车辆都已经参加了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并自愿买购第三者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在交通事故中参与诉讼的就成为一种很普遍的现象，明确保险公司的诉讼地位直接关系到受害人的损失赔偿通过何种方式实现。目前的司法实战中各地法院在操作上五花八门，有的法院将保险公司为被告，有的列为第三人、有的干脆不列为当事人在此有必要澄清。

（一）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与机运车所有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并在交强险赔偿范围内承担诉讼费用。

交强险的设置功能在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分解机动车肇事者的风险。《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人对于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该条明确了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可为不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限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限额范围内予赔偿”。进一步明确了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生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

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由此，确认保险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地位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仅仅在交强险的范围内直接承担责任。

（二）但若受害人同时起诉交强险与三责险，则保险公司应当作为被告身份参加诉讼。《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第二款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从实际情况看来受害人与机动车辆所有人之间的保险合同有着处理结果上的必然联系，即使机动车所赔偿责任，只有时间上先后顺序不同而已。基于此若同时起诉交强险与三责险，交强险部分作为被告出现前面已经明确，所以这种情况下机动车所有人可以直接作为被告直接予以列明。法院对于三责险部分应当按照责任比例及保险合同的约定处理，但是保险合约定不得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否则合同条款无效，法院采取这种诉讼程序是有因可循的：机动车所有人已经完成投保，保险公司也已收取保险费用而受益，对于保险公司一方，向谁履行都不损害自己的利益；直接缶受害人进行赔偿也能及时、安全、最大限度的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也防止机动车所有人怠于理赔或者获得赔偿金后挪你他用。因为现代第三者责任作保险的法律制度，体现的是风险的社会化，使得受害人得到保险金的赔偿。赋予受害人向保险公司的直接赔偿请求权，也是符合《道交法》的立法本意的。有人认为三责险是机动车所有人自愿与保险公司订立的，属于经济合同范畴，合同相对性并未不能被擅自突破，在这一部分保险公司不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但是结果上是徒增诉累，无法充分、安全、有效的保证受害人的利益，不符合立法本意，也无法达到相应的社会效果。

三、关于车主与挂靠的问题

司法实践中，挂靠经营目前是运输行业中一个普遍现象，个体的运输者购买车辆后，因为没有营运资格，挂靠于有营运资质的公司，挂靠公司收取管理费用，形成规模经营。那么实际车主与法定车主就出现不一致，真正的车主不是挂靠公司而是机动车辆所有人，但是旦挂靠成功，运输公司就是经营登记上的所有人，也是名义上的所有人，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强以看到许多机动车驾驶者持有的车辆行驶证上车辆所有人登记的是挂靠公司，其必然应当与机动车所有人作为共同被告参加到诉讼中来。因为我国实行机动车登记公示制度，按物权法理论登记车主就是车辆所有权人，因此当车辆违法时，登记的车主应依法承担责任，此时的登记车主就是挂靠公司，应当由挂靠公司承担责任，此时的登记车主就是挂靠公司，应当由挂靠公司承担责任。但是挂靠单位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各有其利弊。笔者认为：挂靠公司已经获取利益，对于机动车辆进行控制，应当承担车辆运行中的责任。另处，从规范机动车管理、保护受害者的角度，挂靠单位承担连带责任还是很必要的。挂靠公司车辆所有人的约定根据合同约定只能约束合同双方，内部有效，于受害人毫无关系。其在履行义务完毕之后，完全可以根据约定向车辆所有人追偿。有人认为挂靠公司应该在其所得利益范围内承担责任，作以限额赔偿，这样可能会使受害人求偿不能，生命权必须应当被优先考虑。另外，如果只是依照挂靠合同，可能会出现“黑白合同”的问题，挂靠公司隐藏真实合同，法院将难以查明。依照那么也容易引起挂靠单位疏于管理的弊病，也不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利益，再者挂靠公司与机动车辆所有人均不出庭，就无法查明挂靠公司收取的费用数额。

四、当事人达成的协议效力问题

交通事故发生后，很多肇事人会主动找受害者或其家属进行协商，达成赔偿协议。对于这种赔偿的效力，因为牵扯到人身性质的原因，不能等同于普通意义的合同效力，只能认定为案件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事实证明而已。因为很多时候，受害者并不懂得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或者为抢救生命仓促与受害人达成协议，显失公平，如果视为民事合同，显然不利于保护当事的利益，也违背立法宗旨，应当允许受害人可以另行起诉，当然赔偿一方也可起诉。但对于在交警部门或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协议，应当认为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当事人双方都应履行，否则视为违约。

上面谈到的仅仅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中的一些方面而已，交通事故的减少，最终要靠驾驶人充分的尽到注意义务，谨慎、安全驾驶，尽量一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交警部门的尽职尽责，做好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最重要的是行人遵守交通秩序，维护交通安全，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从而才能形成健康有序的交通秩序。

第二篇：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若干疑难问题之探讨

人身损害赔偿是指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受到不法侵害，从而造成伤残、死亡以及精神痛苦等后果，受害人或其近亲属有权要求加害人以财产赔偿之方式赔偿其损害的一种法律救济制度。但是，我国现行的人身损害赔偿制度无论在立法、司法上，还是在法学研究上都有许多问题未解决。因此，笔者就司法实践中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遇到的几个问题试作分析，以期抛砖引玉，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主体范围

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包括损害赔偿主体，包括赔偿权利主体和赔偿义务主体两类。人身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是受害人，包括直接受害人和间接受害人两类。直接受害人是侵权行为直接损害后果的承受者，就是被致伤、致残、致死的自然人；间接受害人是侵权行为间接损害后果的承受者，或者是为被致伤、致残、致死的自然人负担医疗费、丧葬费等费用而遭受财产损失的民事主体，或者是因自然人被致伤、致残、致死而遭受精神损害的自然人的近亲属和利害关系人，或者是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

人身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范围有：

（一）“被扶养人生活费”权利主体范围

对“被扶养人生活费”权利主体范围，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电力事故赔偿解释》）均规定“以死者生前或者残者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为限”。对此如何理解？如何确定“被扶养人生活费”的权利主体？笔者认为应把握以下几点：第一，权利主体包括三类被扶养的亲属，包括我国民法中的赡养、抚养、扶养三种法律关系，不能单纯理解为只有平等扶养关系的亲属。第二，权利主体限于与死者或伤残者有法定扶养关系的权利人，不包括有事实上的扶养关系的人。第三，权利主体不包括有扶养期待权的权利人。上述规定要求“实际扶养的、没有其他生活来源的人”才是权利主体，享有扶养期待权的人并非是实际扶养的人，因而不是权利人，但根据世界立法通例，胎儿应作为权利人。第四，“丧失劳动能力前实际抚养的”包括部分与全部丧失劳动能力，对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者的被扶养人，可赔偿相应的被扶养人生活费。

（二）“精神损害抚慰金”权利主体范围

人身损害会给受害人带来精神损害，从而引起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就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作了明确规定。如何确定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权利主体？笔者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自然人被致伤、致残时，当然是权利主体；同时，如果直接受害人被致伤、致残，其近亲属也遭受精神痛苦和精神创伤，甚至比直接受害人遭受的更大，如对幼儿或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进行人身伤害，直接受害人本人由于智力或其他原因无法对痛苦进行评价，而其近亲属遭受的精神痛苦可能更大，此时，间接受害人也应为共同权利主体。第二，自然人被致死时，根据上述司法解释，“死者的配偶、父母和子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列其配偶、父母和子女为原告；没有配偶、父母和子女的，可以由其他近亲属提起诉讼，列其他近亲属为原告”。第三，“近亲属”在我国不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规定的范围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近亲属”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是两种性质不同的诉讼，法律因此对近亲属限制程度不同，作了不同范围的规定是情理之中的事。“精神损害抚慰金”诉讼是民事诉讼，其权利主体的近亲属范围应与《民法通则》规定的近亲属范围一致。第四，即使是被致伤、致残、致死自然人的近亲属，也不一定必然成为权利主体。如果有证据证明没受或少受精神痛苦的近亲属，如分居多年、视为路人甚至仇人的夫或妻，多年不相往来的养父母子女、继父母子女、非同胞或者非完全同胞的兄弟姐妹等，则不能成为权利主体。第五，除了自然人的近亲属可以作为权利主体外，其利害关系人，如与被致伤、致残甚至致死的自然人的关系特别亲密的其他亲属或朋友，未婚妻或者未婚夫，如果有证据证明亦有严重精神痛苦，也可以作为权利主体。

（三）权利主体范围与诉讼主体范围

损害赔偿权利主体通常较多，司法实践中通常由一人或一部分人起诉而判决全部权利主体受偿。笔者认为这个做法不当：一是可能损害未起诉的其他权利主体的实体权利，也剥夺了其诉权；二是可能在权利人之间出现新的纠纷；三是有违民事诉讼法“不告不理”的基本原则。正确的做法是，除

明确表示放弃权利外，法院应追加全部权利主体作为诉讼当事人。

人身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是加害人，包括直接加害人和间接加害人两类。直接加害人是直接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人身损害的人。间接加害人是直接加害人的替代责任人，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其监护人，受雇人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其雇佣人

等；或者是致害物件的所有人或占有人。间接加害人作替代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时，直接加害人一般不作单独被告和共同被告，其责任在替代责任人对外承担法律责任后可对内部追偿。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仅将其列为被告，对其监护人只列为法定代理人。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民法通则》第133条的规定，也违背了替代责任的理论，结果判决被告不承担责任，反而判决法定代理人承担责任，该法定代理人难以行使上诉权等诉讼权利。笔者认为应只将致人损害的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列被告，并判决其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如果在审理中查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可与其监护人列为共同被告，判决其在所有财产额内承担责任，不足部分由监护人适当赔偿。

二、人身损害案件的赔偿客体范围

人身损害赔偿客体是人身损害赔偿主体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即补偿损害而给付的财产。目前我国的许多法律、法规对人身损害赔偿具体范围作了明确规定，特别是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发布了《电力事故赔偿解释》和《精神损害赔偿解释》，总结了以往有关人身损害立法、司法经验，全面地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标志着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制度基本建立。但我国人身损害赔偿客体范围的规定还存在以下问题：1.作为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内容过于简略，仅规定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死者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对赔偿客体范围规定不够周全。2.单行法相互之间不协调、不统一。3.精神损害赔偿规定不完善。《民法通则》没有关于对人身损害进行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等单行法规仅规定对死亡者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对伤残者则未规定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只规定对致残、致死者进行精神损害赔偿，对一般受伤的未规定给予精神损害赔偿。4.司法解释超出了对法律适用进行解说和释疑的职权，起到了“造法”作用。司法解释所作出的规定，很多超出了单行法的规定，甚至超出了《民法通则》的范围。

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额计算

对人身损害赔偿的客体范围，现行法律、法规对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和营养费、护理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交通费、住宿费等费用计算的规定，差别不大，司法实践中争议也不大，在此不再累述。但不同法律、法规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死亡补偿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等费用计算的标准、计算的期限、计算的方式规定得不同，有必要对这三种赔偿范围加以探讨。1.残疾人生活补助费。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第146条规定：“侵害他人身体致使其丧失全部或部分劳动能力的，赔偿的生活补助费，一般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和最高人民法院《电力事故赔偿解释》等规定，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日起，赔偿20年。但5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最低不少于10年；70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国家赔偿法》规定对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赔偿最高额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10倍，对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赔偿最高额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对上述规定，笔者认为：一是赔偿标准过低，“基本生活费”和“平均生活费”实为维持生存必需之最低保障费用，以此为标准难以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应采用《国家赔偿法》规定，以当地职工上平均工资为标准计算；二是赔偿期限过短，残疾者生活补助费最多赔偿20年，对未成年人和中青年时间太短，20年过后，将使其生活无来源，应适当延长；三是不同法律、法规对计算方法规定各异，亟待统一，保证同样的人身损害获得同样的赔偿额，以实现法律的安定性。2.死亡补偿费。《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10年。对不满16周岁的，年龄每小1岁减少1年；对70周岁以上的，年龄增加1岁减少1年，最低均不少于5年。最高人民法院《电力事故赔偿解释》规定，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20年，对7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少计1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于10年。《国家赔偿法》规定，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上述前两者的规定相差近1倍，有损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死亡补偿费比残疾者生活补助费还少，以至于形成了对加害人而言，“轧伤不如轧死”，对受害人而言，“健康权比生命权宝贵”的怪现象。《国家赔偿法》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比造成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赔偿金还少，也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类似问题。另外，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对致伤残者精神损害赔偿如何计算的规定，司法实践中，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由于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法官素质水平又参差不齐。3.被扶养人生活费。最高人民法院《适用〈民法通则〉的意见》、《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电力事故赔偿解释》、《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存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标准太低。按《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计算标准是居民生活困难补助标准，而按《国家赔偿法》的规定是民政部门的生活救济标准，按照这些标准，难以保障受害人基本生活。第二，期限太短。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对未成年人只计算至16周岁，按现在的社会情况，16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多在上学，就业的很少，而且，在特定情况下未成年可能只得到赔偿几年甚至几个月的生活费，他们的生活将无着落。第三，方法殊异。在期限上，对未成年人有计算到16周岁的，也有计算到18周岁的；对中老年，有计算5-20年的，也有给付至死亡时止的。这种现象有损法律的权威，给司法带来不便，也将损害受害人权益。笔者认为这种状况应尽快改变。

当前在司法实践中，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裁判文书中重视对谁是谁非、主次责任如何承担等的论理，而对赔偿额如何计算，标准、期限怎样则多不作说明，更谈不上论理。当事人对此不甚明白，增加了无谓的上诉、申诉。笔者认为，对赔偿额的计算也应在裁判文书中交代清楚，并加以论证说明，使当事人真正赢得清清楚楚，输得明明白白。

四、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赔偿方式

人身损害赔偿多是金钱赔偿。给付赔偿金通常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现在的一次性终身赔偿，即把将来的多次赔偿一并计算，在现在作一次性赔偿；另一种是将来的多次（终身）赔偿，在理论上称之为定期金赔偿，按照一定的期间计算，按照一定的期间赔偿，直至赔偿其期限届满或受害人死亡时止。长期以来，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差、民事主体的经济承受能力弱和立法不完善等原因，司法实践中的人身损害赔偿总额较小，多采用第一种赔偿方式，极少采用第二种方式。笔者认为第一种方式有利于裁判的及时执行，使受害人及时得到赔偿，保护其权益；有利于尽早结束损害赔偿关系，避免财产关系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有利于及时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安定团结。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仍要采用这种赔偿方式，并且主要在小额赔偿、非终身赔偿中采用。对于大额赔偿特别是终身赔偿应改变现行主要做法，采用第二种赔偿方式，这是因为：第一，近年来，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们收入增加，特别是随着法制建设的加强，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日臻完善，人们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普遍增强，人身损害赔偿出现高额化趋势。由于大额赔偿的出现，加害人一次性赔偿往往不大可能，这就要求我们改进执法方式，采用第二种赔偿方式。第二，第二种赔偿方式是按照受害人实际寿命进行赔偿，而不像第一种方式按照采用平均寿命计算赔偿额，造成有的受害人已经死亡却对死亡以后已经作了赔偿，有的受害人超过平均寿命而健在却得不到赔偿的不公正现象。第三，把将来的多次性终身赔偿改为现在的一次性终身赔偿，等于将加害人在若干年以后的赔偿义务，强令其现在履行，也会造成加害人在给付赔偿金上利息的损失。因此，我们在采用第二种赔偿方式时，一方面应当责令加害人提供财产担保；另一方面如有必要，也应把将来的多次性终身赔偿改为现在的一次性终身赔偿，只是在具体计算时应扣除加害人在将来赔偿部分的法定利息。

五、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伤残程度的鉴定标准

对人身损害伤残程度的鉴定，目前主要有两个标准：一个是公安部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一个是国家技术监督局发布的《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在司法实务中，对于这两个标准，除对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职工工伤和职业病分别适用各自标准评残外，对其他原因造成的人身伤残的评定，两个标准都有使用。笔者认为，这两个标准一个是解决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的伤残等级问题，解决侵权赔偿问题；一个是解决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问题，解决社会保险问题。侵权赔偿与社会保险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救济措施，它决定了两个评残标准在性质、出发点、具体评残标准上也不尽相同，有些甚至区别较大。使用这样两个标准，使当前的人身损害评残十分混乱。为此笔者建议，应立即组织制定统一的适用一般情况的人身损害伤残等级鉴定标准。在新的鉴定标准出台以前，对职工工伤和职业病致残评定时，使用《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对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时，使用《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对其他各类伤残鉴定特别是涉及人身损害赔偿的伤残鉴定，应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因为这类伤残与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同属于人身损害赔偿评残，两者更具可比性，其标准更具可采性。

第三篇：关于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思考建议（模版）

作为一名基层法院的执行干警，几年执行工作的实践，使我感受颇多。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起诉到人民法院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越来越多，且该类案件的自动履行率较低，多须法院强制执行。该类执行案件具有执结率低、社会反响强烈、工作难度大、极易转变为上访案件等特点，如不能及时执结，必将导致当事人对执法公正性与严肃性产生怀疑，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妥善处理该类执行案件。前几日执行了一起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从执行这起案件中我认为引起此类案件发生存在诸多社会原因。

随着我国汽车消费的不断普及，交通事故致人伤亡案件已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件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从交警的现场勘查到责任划分，再到法院的诉讼，其目的就是将事件的责任进行划分和确定，最终要解决的问题是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中的内容能否得以实现。往往这样的问题只有在进入执行程序才能得以解决，但这样的案件在执行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使受害人的赔偿得不到及时的落实。例如：某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中，肇事者陈某酒后驾驶自己的私车，造成受害人一死一伤，该案的赔偿金及医疗费用高达十几万，而肇事者刚买的车才价值3万元左右，该车还是通过贷款购买的，陈某家中的积蓄因买车已全部用完，该车也没有参加保险，陈某只有每月的1300元工资。这样的条件，被执行人陈某如何一下拿出高达十几万的赔偿金及医疗费用。实际生活中，酿成交通事故及赔偿无法到位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想解决这方面问题，主要应从以下社会问题入手：

一是提高国民保险意识，加大保险宣传。

在许多发达国家，保险已经进入成熟阶段，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美国，85%以上的家庭都参加寿险。据不久前的数据显示，他们在完善的社会保障基础上已经超过了150%的保单密度。在我国消费者熟悉的车辆保险投保率也仅达到30%，而在发达国家这些险种的投保率都在80%以上，尽管目前正推进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个人面对的风险正在不断增加，但是人们对风险的认识还不够，导致人们的风险和保险意识比较落后。

目前来看，在执行中保险是受害人的救命稻草，是维护受害人合法利益的最好途径和保障。我们应该努力支持全国的保险事业，让保险事业在车辆的保险上做的更规范、更合理、更人性化。这样对将来的交通事故的赔偿更有保障，使受害人的利益能及时得到一定的补偿，使公众把保险当作生产、生活保障的靠山。

二是交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驾驶证的管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许多人可以买的起私家车，也很容易拿到执照，有些人没有通过正规的驾校学习和专业的训练，即使去学也是走个过程，而有些人甚至是通过关系买的执照，这种现象普遍存在，造就了一个个的马路杀手。

例如在新西兰考取驾驶证，一般人从学车开始，要1年半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机动车驾驶执照，从学习开始，考完笔试，给你发一个学习驾驶证，有效期两年，你可以在路上开车，学车，但一定要有至少一个有两年驾驶经验的人坐在副驾驶座位，要出示有两年完整驾驶执照；有这个学习证半年后，你才可以考第二个证——实习证，简单通过路试就可以考取，实习证只可以搭载自己亲人、女朋友，再过半年，才可以考最后一个最终的驾驶执照，这个最难考。对比中国，一个月就可以有个驾驶证，笔试大家都知道如何的复杂，国外重视实际驾驶，并不要求纸上谈兵。在美国交通可比中国复杂多了，交通规则也非常严格。他们考的主要是安全意识，车技反倒其次了。因为车技提高很容易，一旦没有安全意识就后患无穷了。这和国内完全不一样。国内是练技术，漠视规则，漠视行人——送礼就行。中国以全球3%的机动车数量创造出25%的事故率就说明了一切。而一个合格的驾驶员的驾驶技术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实践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希望交管部门应进一步加强驾驶证的管理，减少我们的交通事故率，切实保障公众安全。

三是加大司法救助力度，使交通事故中的弱势群体在事故发生后能及时得到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人民法院的司法便民工作，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法院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努力解决司法为民中的具体问题，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司法便民工作的若干意见》。各地政府也在积极响应用不同的方式出台救助方案和地方法规，确保救助资金的到位，来解决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实际问题。我们希望上级领导、地方政府能让这些措施和法规、资金及时到位，解决受害人的燃眉之急。

四是加强法制宣传，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造成目前交通事故发生居高不下的原因主要是机动车驾驶员和行人法制观念淡薄。交通部门和法院可经常通过案例报道等形式做好道路安全法律宣传，努力提高人们的交通

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交通法制环境，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一起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不是仅用法律手段就能够解决的，化解这样的矛盾，法院只能做到一调再调（就是诉讼中调解完执行中再调解），起到的作用只能是暂时缓解问题却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矛盾始终存

在。此类案件的不良循环是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社会矛盾，足以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解决它需要行政主管部门的严格把关，需要老百姓意识觉悟的提高，需要保险事业的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

第四篇：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赔偿计算方法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赔偿计算方法

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赔偿计算方法

赔偿项目赔偿标准赔偿依据

1、医疗费用

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含康复费、整容费及今后治疗的费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民法通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该解释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

责任认定书、医疗费票据、交通费住宿费的正规票据、护理证明、工资证明、加强营养证明、法医鉴定书、被抚养人身份证明及与当事人的关系证明、财产损失的价 格鉴定等

根据交通部门的责任认定中所划分的责任比例确定赔偿比例。

2、误工费用根据误工时间和收入确定。误工时间根据医疗机构的证明或法医鉴定予以确定，因伤致残持续误工的，可以计算到定残前一日。有固定收入的，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其最近三年的平均收入计算，无法提供最近三年收入的，按照受诉法院相同或相近行业上一职工平均工资计算。

3、护理费用根据护理人员的收入和护理人数、护理期限确定。护理人员有收入的，参照误工规定计算；没有收入或者雇佣护工的，参照同等报酬计算，护理人员 原则为一人，但医疗机构或鉴定机构有明确意见的参照执行。护理期限至受害人恢复自理能力止，最长不超过20年。

4、交通费用受害人及其必要的陪护人员就医等费用。以正式票据为凭。

5、住院伙食补助费

参照当地国家机关一般工作人员的出差伙食补助标准。20年计算。但60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岁以上，按5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但是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影响就业的可以响应减少或者增加。需要残疾用具的还应当支付残疾用具费用。

8、丧葬费上一职工月平均工资，计算6个月总额

9、被抚养人生活费根据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按照受诉法院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或者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标准计算。被抚养人为未成年人的计算至18岁；无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的计算20年；60岁以上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按照5年计算。

10、死亡赔偿金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 准，计算20年。60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75岁以上的，按照5年计算。

11、精神损害

抚慰金 没有具体的数字化标准

12、其他费用 参加事故处理的3位亲属的交通、误工、住宿等。

6、营养费

第五篇：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问题几点思考

最近，笔者就**县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情况作了一次统计分析，提出如下结论：

一、我院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基本情况

自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9月1日我院共审结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132件，总诉讼标的达412.22万元，分别比同期增加115.62 %和22.55%（2005年

4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共审结此类案件114件，诉讼标的180.11万元），其中以判决结案的87件，调解结案的32件，撤诉结案的13件。

二、我院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特点：

（一）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从前，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进行调解是前置程序，未经公安机关调解，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很多这类纠纷经过公安机关的调解得以解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后，公安机关的调解不再是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且公安机关的调解工作受到一定的限制。首先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可以请求公安机关进行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次，必须是各方当事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进行调解，公安机关才进行调解，只要有一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公安机关不再组织调解。因此，经公安机关调解解决的纠纷相当少，大部分的事故受害人选择通过诉讼解决，这是案件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还有，随着现代公路事业的发达，交通工具的日益现代化也是交通事故增多的原因之一。

（二）诉讼标的增大。我县法院自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9月1日审结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总诉讼标的达412.22万元，比同期增加了227.55%，随着近几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物价、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受害人对其营养费、护理费、后治疗费及护理费、精神抚慰金的数额的主张也愈来愈高，诉讼标的普遍提高。如我院审理的王艳云、徐光怀诉被告胡明宽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原告主张的赔偿金达101.2万元，其中，主张定残后的护理费、康复费共计61.2万元，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

（三）诉讼主体复杂。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前，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由肇事司机所在单位或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垫付责任，赔偿义务主体比较明确。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车主不再承担垫付责任，车主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承担怎样的责任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存在不同理解和做法。尤其是在肇事司机与车辆所有人之间存在挂靠、借用、租用、车辆转让未过户、被盗等关系的情况下，车主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做法不一。其中，当事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要求其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也不断增多。

（四）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案件较多。在我院审结的这132件案件中，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要求重新认定或鉴定的案件有19件，占收案数的14.3%。

（五）案件调解率不高。从我院从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9月1日审理的132件案件中，调解结案的为32件，调解率为24.2%。此类案件中，被告不愿调解是调解率低的主要原因。保险公司对投保人进行理赔，是以法院判决认定的赔偿数额为准，但如果是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结案的，保险公司对于调解书确认的赔偿数额进行审查时，对某些赔偿数额不予认定，因此，被告不愿意参加调解，而请求法院以判决方式结案。

三、对策与建议

针对以上我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特点与难题，我们总结了如下的对策与建议：

（一）建议设立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专门法庭。目前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给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增加压力，在审判实务中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审判实践中进行总结和探索。因此，我认为我们基层法院可以考虑设立专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庭，专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这有利于及时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执法尺度，加强这方面信息的收集与调研。如设立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巡回法庭；建立法院与交通部门的联动机制，在交警办公地点设立交通事故立案服务窗口，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及时调解，化解矛盾。

（二）经常开展专题研究，交流经验，统一认识。尽管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已实施几年，但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依然存在很多实务性的问题；如车主责任、具体赔偿标准如在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方面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标准，在新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出台以前，需要我们广大审判人员在审判实践中进行探讨、总结

。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审判人员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和观点更不同，因此应提倡建立经常性的专题经验交流、研讨会，介绍审判实践中的经验、做法，共同讨论，以达到本辖区内统一尺度，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目的。

（三）加大调解力度。根据具体交通事故的情况，做好当事人的调解工作，加大调解力度，化解矛盾，提高解调结案率。随

着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的不断上升，诉讼标的增大，若均以判决结案，不仅增加法院的执行压力，也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应加大调解力度，尽量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可能的话，动员被告一次性履行义务，原告方适当让步，在互谅互让中化解矛盾。在实践中存在当事人不愿调解的心志，主要是担心调解后无法获得保险公司的足额赔付。根据保险法第五十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的规定，受害人（原告）对保险公司中被保险人所投的第三者责任保额内有直接请求的，有权依据该条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因此，在审理这类案件中，法院可考虑直接追加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追加其为共同被告进行调解，由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在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范围内支付保险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