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200人问题总结范文合集

第一篇：股东200人问题总结

股东200人问题

公司法要求股份公司发起人2-200人，证券法第10条规定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为公开发行，需报证监会批准。

所以首发前股份公司股东人数不可以超过200人。特批除外。

股东超过２００人的公司通常是历史原因形成的，对于其上市如不能获得特批就只能清理，证监会现在的态度是不支持清理，但是事实上清理是除获得特批外的唯一途径；通过组织持股公司的也不可行，因为要合并计算最终股东。丹甫股份即是通过清理过会的，相关股权转让均做了公正。

证监会培训：有合法审批依据的定向募集和2006年以前的城商行不影响，2006年以后的股东超过200人有影响，原则上不允许委托和信托持股。股东为上市公司而形成最终股东超过200人的无影响。不支持股东清理，容易产生纠纷，如果存在清理的，保荐机构要对清理是否合法，是否自愿，是否支付相关款项，有无纠纷或争议等问题出具意见；（要不存在风险隐患）；做完清理的公司不要马上上报，清理后关注一下外部的反映，把握好上市申报的时间。以公司或其他组织的方式来规避200人规定的，应合并计算。

有中介机构人士向本报记者透露，证监会拟就上市公司“200人股东”问题征求中介机构意见。其中除了直接持股股东超过200不可行这一“红线”外，某些拟上市公司存在职工持股会和工会持股、代持及委托持股和信托持股等情况，这些也都构成公司IPO的实质性障碍。

近日，某券商投行部门对2007年4月至2008年9月证监会网站预披露的拟上市公司招股说明书申报稿进行了统计。

“经整理，2007年4月至今，上报材料的公司中有23家存在职工持股、工会持股、持股会持股及通过委托持股或信托持股，导致实际股东人数超过200人等情况的案例。”

而如何妥善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拟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在实务操作过程中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构成实质性障碍的四种股东瑕疵

该投行根据持股形式的不同，将上述23家拟上市公司分为四种情形。一是1994年7月《公司法》生效前成立的定向募集公司，内部职工直接持股。

这样的公司一共有8家，包括全聚德（002186.SZ）、烟台氨纶（002254.SZ）、粤传媒（002181.SZ）、九鼎新材（002201.SZ）、恒邦冶炼（002237.SZ）、南京红宝丽(002165.SZ)、济宁如意（002193.SZ）和江特电机(002176.SZ)，均已成功上市。

二是工会、职工持股会直接或代为持股。

该投行内部人士称，“此类公司发生在1994年《公司法》生效以后，由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的限制，同时职工又有持股的意愿，所以通过工会和职工持股会的方式对公司进行间接持股。”

但2000年中国证监会法律部24号文规定，“中国证监会暂不受理工会作为股东或发起人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请”。

2002年法协115号文规定，“对拟上市公司而言受理其发行申请时，应要求发行人的股东不属于职工持股会及工会持股”。

据上述投行统计，这样的公司一共有10家。其中，塔牌集团（002233.SZ）、海亮股份(002203.SZ)、恩华药业(002262.SZ)、宏达经编(002144.SZ)、辰州矿业(002155.SZ)、云海金属(002182.SZ)和华昌化工（002274.SZ）等7家公司已经成功上市，而桂林三金药业虽已经获得发审委批准，但仍未在深交所上市，江苏江阴港和云变电器等3家公司的上市申请则被证监会否决。

三是委托个人持股。该投行认为，“通过委托持股形式来实现职工持股的案例与工会、持股会代持不同的只是受托人由一个团体变成了1个或数个自然人，实质上还是一种‘以一拖N’的代持方式。”

“由于是自然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在拟发行上市时，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上市后可能会产生纠纷，故须在发行前进行规范和清理。”该投行人士认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发行人的股权清晰、控股股东和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的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据该投行统计，共有3家公司存在上述情况，包括联合化工（002217.SZ）、金风科技(002202.SZ)和太阳纸业(002078.SZ)三家公司，并且都已经成功上市。四是信托持股。

这种类型的案例较少，只有准油股份（002207.SZ）和福建星网锐捷两家公司，其中后者已经过会但还未上市。

托管与转让成主要清障措施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23家拟上市公司所存在的情况都对其上市构成了实质性障碍。这些公司最后是如何过关的呢？

对于第一种情况，上述投行人士认为，如在上报前拟上市公司内部职工股一直处于托管状态，股份转让相关情况也予以了充分披露，且获得有关部门的确认批文，认为不存在潜在股权纠纷和法律纠纷的，内部职工股就不构成发行上市的实质性障碍。

以全聚德为例，公司的《招股说明书》显示，1993年，全聚德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为7000 万股，其中向内部职工募集175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5%。

1994 年4 月19 日，北京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与公司筹建处签订了《内部股权证登记管理协议书》，前者分别于1994 年4 月19 日和1996 年11 月8 日出具了《内部股权证登记托管证明书》。此后，为规范公司内部职工股的托管工作，公司于2001年6 月20 日与北京证券登记公司签署了《北京全聚德烤鸭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托管协议书》，对公司的全部股份（包括内部职工股）进行集中托管。对于第二种情况，该投行人士认为，“通过以合理的价格向外转让股权，或在股东人数的规定范围内以股权还原的方式进行了规范。”

比如宏达经编于1997年实行公司制改制时，公司员工持股会持股498.82万元。2001年7月，将所持有的公司股份498.82万元予以转让，其中33%股权转由11名工会持股会会员个人直接持有，16%分别转让给天通股份、钱江生化、宏源投资；持股会2002年完成清算，2004年予以注销。

但是，“对于拟上市公司的股权如何估值是个问题，如果处理不好，在转让过程中可能形成矛盾。”某证券公司的一位分析师表示。

对于第三种情况，该投行人士认为，“案例显示，委托持股的方式主要通过

股权转让（且这种股权转让主要在自然人之间进行），实现实际股东人数少于200人，审核关注点仍在于转让价格的合理性，以及转让行为的真实性方面。”对于第四种情况，该投行人士认为，“案例相对较少，同时解决方案也比较简单，通过解除信托协议，并转让相关股权，使股东人数降至合法范围。”比如准油股份，2001年公司成立时向职工借入经济补偿金；2004年，公司改制将债权转为股权，并与在册股东签署《资产信托合同书》，委托在册股东持有，2006年9月，公司解除全部的信托持股协议，同时将出资份额转让给不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

股份合作制企业

是否清理尚无法律规定

在上述四种情况之外，还存在着一些特殊案例。

如中国南车（601766.SH）在上市之前，共有11家三级企业和1家四级企业存在工会持股、职工持股会持股、委托持股以及信托持股问题，中国南车通过全部转让的方式进行解决。

而根据江苏通润（002150.SZ）的《招股说明书》，公司的控股股东常熟市千斤顶厂成立于1980年，经济性质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制），全部由职工持股，千斤顶厂目前有股东1326名，全部为自然人。而公司在上市之前，并未对此进行清理。

上述投行人士介绍，股份合作制企业是指以企业职工出资为主或者全部由企业职工出资构成企业法人财产，合作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和按股分红相结合的企业法人。从立法来讲，我国现在已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等，但尚无合作制企业法或合作社法。因此，对于股份合作制企业对外投资设立公司并上市的情况，是否需要对该股份合作制企业职工股东进行清理，尚无相关规定。

北京市金台律师事务所对记者表示，“‘法无禁止即可行’是法律的原则之一，在上述情况下，就需要看股东章程是否有过约定，再者这属于公司的重大事项，应由股东大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职工股东也是股东，和其他股东理论上应该是平等的。”

另一个特殊案例为通达果汁。该公司的股东东部投资存在企业经营者员工持

股，实际股东达1700多人。

根据公司的预披露文件，“公司于2007年7月协议将原1714名实际出资人权益转让给100名自然人，并且约定权益资产转让价格为1.302元/股，受让方于五年之后将该权益资产转让款一次性支付给转让方，受让方每年按10%的利率向转让方支付利息，并在未清偿权益资产转让款的期间内每年向转让方补偿按转让款10%计算的补偿款”。

不过，通达果汁的上市申请却被证监会否决。上述证券分析师认为，可能是由于上述股权转让款支付时间过长，被认定为解决不彻底而被否。同时，这一交易价格及相关条件与公司上市后相关股权变现所产生的收益可能相差太过于悬殊，因此这一交易价格不具合理性，因此，管理层可能认为这一股权转让并非真实交易。

第二篇：股东还款人承诺书

股东还款人承诺书要怎么写呢？下面随小编一起看看股东还款人承诺书范本，仅供参考~

承诺人：_______，证件号码：______________通讯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

担保方：______________

就承诺人____年____月_____日向_______借款100万人民币(壹佰万元)一事。向______________承诺如下：

一、本人尚欠 借款本金壹万元整，本人承诺自____年____月_____日至____年____月_____日，分期，每个月_______日之前向_______支付_______万，直至全部支付完毕。

二、以上借款利息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 4 倍，从____年____月_____日计算至实际付款之日，并在本金支付完毕后两个月内还清。

三、担保方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_______对以上债务偿还承担连带责任。

四、如果本人严格按照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期限支付欠款本金，希望xx放弃第二条的全部利息及第三条的连带责任，双方的权利义务清结;如果本人没有严格按照第一条约定的期限付款，则全部付款义务自动提前到期。

五、因本协议或本协议相关的一切纠纷由中国厦门市思明区法院管辖。

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_______

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代表人：______________

代表人：

签约日期：____年____月_____日

第三篇：浅析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

浅析股东资格的认定问题

浙江万盛律师事务所毛卓良

摘要：股东资格是股东享有股东权利和承担股东义务的基础，是其作为股东发生与公司有关的法律关系的前提。本文从认定股东资格的两种理论学说出发，对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缺乏的两种情况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股东资格；实质要件；形式要件

一、对认定股东资格的两种学说的看法

关于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存在两种学说，一为实质说，即以是否实际出资作为认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另一为形式说，即以是否存在形式上的证明来认定股东资格。

首先来分析实质出资与股东资格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自有公司制度以来，以出资或认购股权作为获取股东资格的方式，从来就是最主要、最为核心的法律方式。”实质说强调实质正义价值，以民法的意思主义为其理论基础，主张谁出资谁收益，实际出资人当然应成为公司股东。然而实际出资是否就能与股东资格之间完全无缝隙地画上等号，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诚然，股东出资是成立公司的基础性要素，也是投资人取得股东身份的最直接最主要的方式之一，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是一种根本违约行为，将导致其股东地位的丧失，当然不能取得股东资格。但是在实践中存在大量出资而未取得股东资格或者未出资而取得股东资格的情况。前者如隐名股东的存在，而后者在我国《公司法》采取缓和的法定资本制后更是常见。因此，如若固守股东因出资而取得股东资格的观念将无法跟上，当下实务中大量出现的出资与股东资格的取得相背离的情况，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当事人对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的自由安排。故笔者认为实际出资可以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重要标准之一，但不应当为唯一的标准，更不能作为具有确定性的不可推翻的标准。

其次分析形式说的观点。这种学说是指以股东是否被记载于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等形式要件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该说认为股东应该符合法律规范意义上的形式特征。股东制定章程、公司登记、签发出资证 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确认”，载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

明书等行为均属于要式法律行为。而要式法律行为是依据法定的形式要件判定其行为的效力，而不能依据其他的事实证明其效力。在实践中经常出现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的纠纷将变得很容易判断，即凡是在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公司章程或工商登记中记载的股东为公司股东，其他的实际出资人不予认可。这是因为认可实际出资人的法律地位会导致以名义出资人的名义形成的所有的法律关系的效力被全盘否定，从而使与公司有关的法律关系变得不稳定，损害善意股东和第三人的利益，这也不利于公司的登记管理，并可能为某些单位和个人采用隐名的方式暗中投资并操纵经营提供了法律保护，助长了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公司法是一种典型的团体法，应优先适用团体法的一般规则，注重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采取实质说将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这将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秩序。因此，形式说更加强调形式正义价值，以商法的表示主义为其理论基础，认为内心的效果意思不是意思表示的成立要件，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应该以表示行为来最终确定。相比较而言，形式说偏重于考量形式正义，旨在使法律行为易于识别，从而保障交易安全和维持法律关系的稳定。

二、股东资格认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

上述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都不全面。这两种观点实际上反映了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的价值冲突。相比较而言，实质说片面强调了实质正义而忽视了交易安全的的维护；形式说则相反，它片面强调了形式正义而忽视了对实际投资人的保护。对于股东资格的确认，应当着眼于适度平衡投资安全与交易安全的社会需求，寻求务实和灵活的解决方式，公正合理地处理实际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问题。笔者认为，一个完整的毫无争议的股东资格当然应该具备如下实质要件加上形式要件：1）完全正确地履行了出资义务并获得公司出具的出资证明书；

2）在公司章程中被记载为股东并且签署公司章程；3）在公司股东名册中被记载为公司股东；4）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公司股东。这样一个股东就具有了从推定为股东到有对抗效力的完整的股东身份。但实际上正是因为上述要件中欠缺了其中某个或某几个而导致在股东资格认定上产生了各种问题。现针对几种常见的欠缺上述要件的股东资格进行如下认定分析：

（一）欠缺实质要件的情况

1、出资瑕疵

若某股东出资不实或者不符合法律或出资合同的约定，此时可否因出资瑕疵而否认其股东资格呢？笔者认为，如果该股东的出资瑕疵严重到影响公司的设立，导致公司无法顺利成立，此时自然不应将该出资人视为公司的股东，而是让其承担公司设立失败的后果，并且应当对履行了出资义务的其他发起人承担违约责任；如果出资瑕疵尚未影响到公司的成立，而只是使公司在成立时资本不充足，此时应当承认该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否则将会导致公司股东缺位,不利于公司稳定运营、保护第三人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但对于瑕疵出资者未严格履行出资义务的行为,根据公司法和有关法律规定应该让有瑕疵出资行为的股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当然,由于瑕疵出资人的出资并未全部到位,其股东权也应当受到限制,其股东权利只能在出资范围内行使,未出资部分不得行使，例如在公司收益的分配方案方面可以相应地减少该股东的红利或者在股东会表决上降低其表决权比重。但是，是否应当对出资瑕疵的股东的知情权进行限制，理论界和实务界是有争议的，笔者认为不应该限制该类股东的知情权，因为知情权相比较股东收益权而言更具有共益的性质，且这也是公司治理的需要，否则公司将实际沦为某些或者某个别股东个人的工具。而且虽然不限制知情权，但是对于股东表决权的限制能起到相同的效果，甚至能起到督促瑕疵出资的股东补正其出资行为的效果。

2、隐名股东的问题

隐名股东是实务中认定股东资格方面最常见的一个类型的纠纷。由于名义上的股东并非实际出资人，一旦因为到底何人能真实地享有股东权利而发生争议时，确定认定股东资格标准就成为了解决该类争议的最关键之所在。在认定有关“隐名股东”的资格时，首先应该考虑的是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作出这种利益安排的原因是否是为了规避法律。由于法律对一些投资主体的资格进行了一定限制，故有一些不具备投资资格的主体为了规避法律而与他人协议由其出资但由他人成为挂名股东。例如，我国《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是被禁止从事或者参 我国《公司法》第28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不按照欠款规定缴纳出资的，除应当向公司足额缴纳外，还应当向已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此处隐名股东的说法实有不妥，因为股东资格尚未确定，仍不能肯定该不出名者是否为股东，实际只是出资人而已。但为了叙述的方便，故且称呼为“隐名股东”。

与赢利性活动的人，公务员不能成为股东，一部分党政干部为了牟取巨额利润，利用手中的职权以隐名股东的身份参股公司经营。于此情形，这种做法违背了法律中的禁止性规范，因此不应该认定该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对于该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就股东资格进行安排的协议，由于该协议的目的是规避法律，属于《合同法》第58条规定的“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的情形，因此该协议无效。此时，隐名股东当然不能取得公司股东的地位因此也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

如果并非为规避法律，而是由于其他原因双方自愿作出这种安排，此时不能简单地断定谁具有真正的股东资格。应该根据发生法律关系的主体具体牵涉到哪几方来判断。1）如果仅仅是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的关系，而无关其他，这就可以根据双方之间事先约定的协议来处理。因为公司法属于私法性质，尊重当事人对自身利益进行的自主安排，因此在不涉及双方以外他人利益时，应该按照双方之间的约定来处理二者之间的权利义务，此时依合同法来调整。2）如果涉及到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又分为两种情况。如果公司不知晓该隐名股东的存在，则不应当仅凭双方之间的约定而认定该隐名股东具有公司股东的身份。如果公司知晓该隐名股东，例如该隐名股东参与过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活动，于此应当视为公司认可该隐名股东是真正的股东，因此如果该隐名股东请求行使股东权利应当支持。同时该股东也应该遵守《公司法》为股东规定的义务，例如对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时的相关股东的表决回避，此外隐名股东也应该像其他股东一样承担出资不实的责任等。3）但是当法律关系主体涉及到公司以外的第三人时，判断的标准又有变化。不知情的第三人，如果其出于相信了工商部门的公示而将显名股东当成真正的股东与之进行了交易行为或其他法律行为，此时应严格遵守外观主义，认定该行为发生完全的确定的效力，法律后果由该显名股东承担。这是因为工商部门的登记具有对外的公信力，第三人因相信登记而产生的信赖理应受到法律保护。特别地，不管“隐名股东”的资格是否被承认，隐名股东均不得与名义股东约定隐名股东只享受利益不承担风险，这些将会被认定为“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保底条款，而非隐名投资合同关系。

（二）欠缺形式要件的情况

如前所述，能够确认股东资格的证明性材料有四种，分别为工商登记簿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当这四种材料记载的股东名字同一时，具有最完整的证明效力。但若记载不一致时，则又会产生依何者来认定股东资格的问题。

工商登记是指公司登记的主管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法定的公司登记事项进行审查、登记注册的一种法律行为。公司的登记包括公司的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分公司的登记。公司登记中关于股东资格的等级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证权性的登记，其本身不具创设股东资格的效力，只具有对善意第三人宣示股东资格的效力。在确定股东资格的四种证明材料中，工商登记的对外公示力是最强的，在设计第三人的公司外部法律关系争议中具有最强的证明效力。如果第三人与公司或公司的股东发生关于股东资格的纠纷，第三人完全可以直接依据工商登记要求登记记载的股东承担相应地责任。

出资证明书是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是一种要式证书，必须记载《公司法》规定的事项，并由公司盖章。但是出资证明书其本身并无创权性效力, 它仅是一种物权性凭证,其功能主要是证明股东已向公司真实出资。出资人出资后,只要公司一经核准登记成立,出资者就当然地转化为公司股东。因此出资证明书可以作为确认股东资格的最初证据，即在无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可凭出资证明书确认某一股东的身份。

而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具有对内效力，在处理公司与股东内部之间的关系时可以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依据。如果公司依照章程记载或者名册记载的股东名单为一定行为，可以认定公司履行了应尽的义务。但如果章程或名册的记载与工商部门登记簿不一致，例如在股权转让过程中，股权受让人在得到公司的确认并修改公司章程加以记载后，由于某种原因还未到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此种情况下的股东资格争议并不能单纯以公司章程记载的内容来解决。而股东名册不需要进行登记，故其对外的效力更不能与登记簿相比。因此在涉及到他方利益时，还是应该优先考虑登记簿的效力。

因此可见，确认股东资格应该结合实质说和形式说各自的合理之处，并且考量纠纷的各方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应当重视形式说的形式要件的公信公示力，将形式要件作为股东资格认定标准；另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实质说在调节公司和

股东之间的内部关系上的优势，涉及当事人之间的有关协议，如隐名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之间的内部关系的约定等，只要不违反法律的效力性禁止性规范，即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参考文献

1、吴晶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认定初探》，载于《经济师》2008年第9期

2、虞政平，《股东资格的法律确认》，载于《法律适用》2003年第8期

3、王成勇、陈广秀:“隐名股东资格认定若干问题探析”，载《法律适用》2004年第7期。

第四篇：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

股东资格的继承问题

1.股东资格是否可以继承的问题

《公司法》第76条：“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明确规定了只要公司章程没有相反规定，自然人股东的合法继承人即依法定而直接取得股东资格。这一规定并不是对有限责任公司“人合性”的破坏，因为法律允许股东基于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在公司章程上就股东资格继承问题作出排除性规定。

2.合法继承人股东资格的起算时间问题

根据我国继承法的相关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那么，自然人股东死亡的，其合法继承人对该自然人股东的股东资格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也就是说，继承人自继承开始以后，无须再征求其他股东的意见便可继承被继承人的地位，成为公司股东。只要公司的其他股东没有相反证据证明继承人为非法继承，死亡股东的合法继承人自该股东死亡之日起当然取得股东资格。

3.股东资格继承的继承人范围问题

公司法第76条规定可以继承资格的是死亡股东的合法继承人。依据我国继承法的有关规定，被继承人的法定继承人、遗嘱继承人，只要其未丧失继承权，均为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死亡股东的公司股东资格。合法继承人可以放弃对股权和股东资格的继承。多个合法继承人可同时主张股东资格的继承。

4.多个继承人继承股东资格的问题

实践中，公司股东死亡后其同一顺序的继承人很可能为两人以上，他们应如何继承股东资格？其继承股东资格后的表决权应当如何行使？首先应当明确的是，死亡股东的所有合法继承人均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对于股东资格是否可以分别继承，公司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继承是对遗产的分割，即继承人依照约定或者法定的继承份额分别取得继承的财产份额，对不宜分割的遗产，可以采取共有方法处理。但实践中股东资格包括股东自益权与共益权两部分，其中股份表决权通过共有方式来实现往往难以操作。因此，多个继承人在确定继承股东资格的同时，最好就股权的分割达成协议，以便于在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时确定继承人作为股东的出资额及股权比例。

5.司法处理的相关意见

虽然继承人因继承取得股东资格属于当然、继受取得，但对于继承人实现股东资格继承的程序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工商部门要求公司凭借法院确认股东资格的判决书才予以办理变更登记。由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往往有其中的某一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公司剩余几个股东，甚至仅剩一个股东，剩余股东掌握公司的公章等材料，死亡股东的继承人无法要求公司为其办理股东登记及工商变更登记的情况发生。实践中还有继承人之间对继承权、对股东资格继承存在争议的情形。上述情况，当事人都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继承股东资格。

首先，是否适用裁定驳回。在现有的工商变更登记制度条件下，法院在审理因继承引起的股东资格纠纷案件时，不宜以继承发生时股

东资格已当然继承，不需再行确认为由，裁定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因为，继承人只有获得了法院对其股东资格的确认后才获得了行使股权财产权利主张的通行途径。此时，法院只能承担起权利救济最后一道屏障的职责。

其次，合法继承人的审查。法院可以对原告是否是合法继承人这一事实进行审查，能够认定为合法继承人的，判决确认其股东资格；对于不是合法继承人的，驳回其诉讼请求。

再次，继承股权的处理。对于多个继承人提起的股东资格确认诉讼，如果多个继承人就继承的股权分配比例能够达成协议的，可以在判决确认多个继承人股东资格的同时，对其股权继承协议予以确认。如果多个继承人对继承的股权分配达不成一致意见，法院不再就遗产析产纠纷进行审理，直接判决多个继承人共同继承死亡的自然人股东在公司的出资份额，不对股权比例进行划分。

最后，继承人要求继承股权财产的问题。实践中，有的继承人起诉不要求确认股东资格，而要求行使股东权利。对于继承人有关行使股东权利的诉讼请求，法院应当对其进行释明，即股东权利的行使是以股东身份的取得为前提条件，继承人可与公司剩余股东就转让被继承人的公司股份进行协商。法院释明原告是否变更诉讼请求为确认之诉。原告坚持不变更的，驳回其诉讼请求。

第五篇：股东知情权及利润分配诉讼有关问题研究

股东知情权及利润分配诉讼有关问题研究

钟淑健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上传时间:2008-6-26 浏览次数:3267 字体大小：大 中 小

关键词: 知情权/利润分配/诉讼

内容提要: 股东知情权诉讼及利润分配诉讼是新《公司法》颁布后司法实践中遇到的重点、热点和难点问题。为了平衡公司与股东的利益,股东知情权及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都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以避免股东滥用权利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股东要求分配公司利润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司有可分配利润,二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在股权已经转让的情况下,原股东能否再要求公司分配利润则应当根据股权转让前公司是否决议分配利润来分别处理

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新《公司法》）施行后,出现了大量的涉新《公司法》纠纷案件,股东知情权诉讼和公司利润分配诉讼首当其冲。新《公司法》虽明确规定了股东享有查阅公司重要文件和资料、请求公司分配利润的权利,但新《公司法》毕竟属于实体法律规范,对目前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保护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尚存空白。本文从公司法理论和实务的角度出发,对股东知情权诉讼和公司利润分配诉讼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对审理涉新《公司法》案件有所裨益。

一、关于股东知情权诉讼问题

股东投资于公司,其目的是使其所有的有形的或无形的资产转变为能够产生收益的资本,通过分配公司利润使自己的财产增值。但是根据公司法规定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资产一旦投资作为公司财产进行运营,股东就只能享有出资者的权益,只有在法律或章程规定的情况下通过股东大会决议的方式干预公司经营,至于资本如何运作、能否产生收益,很多情况下是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难以控制的。实践中,公司股东人数众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数量更是惊人,由于股东之间投资数量的差距,其所享有的权益也大不相同。大股东通过享有的表决权控制公司股东会,利用董事身份操纵公司董事会,导致许多中小股东不能对公司的经营做出有实质性影响的举动,于是许多中小股东渐渐脱离于公司资本运营,其对公司的经营状况也渐渐陷入模糊不清的状态。[i]由于投入公司资本的安全性和投资收益与自己密切相关,股东迫切要求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而且股东基于对公司的出资,也应当享有了解公司经营状况的权利,因此,新《公司法》对股东的知情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权利本身是一把双刃剑,股东的知情权同样如此。法律要求权利主体合法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也要求权利人不得滥用权利。因此,必须对股东行使知情权的条件及知情权的范围做出限制。

（一）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条件

新《公司法》第34条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享有对公司重要文件的知情权,并规定了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条件,因此,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除了需满足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外,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还应当满足下列条件:1.原告是被诉公司的股东,因为公司法规定的知情权的主体是特定的,所以原告在提起知情权诉讼时须提供初步的证据证明其是被诉公司的股东。2.股东要求查阅会计帐簿的,股东作为原告还须提供能证明其曾向被诉公司书面申请查阅复制公司重要文件,并遭到拒绝的证据。对于股东来说,提供其是被诉公司的股东和要求查阅会计帐簿所提交书面申请的证据比较容易,但是要求其在起诉时提交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书面答复就有些难了。虽然新《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说明目的,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申请之日起15日内书面答复股东。但书面答复是否出具取决于公司,实践中多数情况下公司都不会给予书面答复。因此,股东只有在公司拒绝提供重要文件供其查阅和拒绝出具查阅公司会计帐簿的书面答复时,方可向人民法院提起知情权诉讼。

（二）股东知情权的限制

对股东知情权的限制,除了体现在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条件上,还体现在股东知情权的内容上,即应当对股东查阅公司重要文件的范围加以限制。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根据财务会计报告的分类和构成,股东有权查阅、半、季度和月度财务会计报告,有权查阅、半财务会计报告的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及相关附表）、会计报表附注、财务情况说明书。同时,为了确保公司在具体经营中相对独立于股东,充分利用公司治理结构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对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公司其他文件,经公司许可,股东也可以查阅,但如果公司拒绝其对公司其他文件进行查阅的要求,股东因此提起诉讼的,法院将不予支持。

对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还要求其具有正当的目的。首先,股东应当在向公司发出的书面申请中明确查阅的具体事项,并说明查阅的具体目的；其次,股东要求查阅的具体事项和查阅的目的之间应当有直接的联系；再次,股东查阅公司的会计账簿不能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如果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公司有权拒绝股东的查阅申请。

（三）股东知情权诉讼适用的程序及裁判形式

根据前述股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条件,法院须对以下事项进行审查:1.原告是否具备股东的资格；2.股东要求查阅会计账簿的,其是否向公司提交书面申请、公司是否拒绝股东的申请；3.股东查阅公司会计帐簿是否具有不正当目的。上述审查都属于实体审查,法院经过审理做出的判断也是对实体问题做出的评判,因此知情权诉讼案件应当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并以判决书作为载体。

判决的主文表述上,以往有的表述为“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将其某时期内的财务帐册给某股东查阅”；有的表述为“某公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某股东送交某时期的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纳税申报表”；有的表述为“某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将其某时期的财务会计报告（包括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利润分配表、财务状况变动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提交给某股东”。由于股东对公司重要文件仅享有查阅、复制权,而后两种表述方式易使人误认为股东有权占有公司重要文件,所以恰当的表述为:“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将⋯⋯（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提供给某股东查阅（复制）。”

二、股东要求公司分配利润的条件

获取收益是股东出资的基本目的,因此分取红利是股东各项权利的核心。[ii]笔者认为,股东要求分红应当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司有可分配利润,二是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

（一）公司有可分配利润

公司盈利是公司股东分取红利的前提和基础,在公司未盈利的情况下公司股东分取“红利”,实际上是分割公司财产,其性质相当于股东抽逃出资。当然,公司盈利也并非意味着公司股东就可以直接决议分红,依照新《公司法》第167条规定,公司在盈利后、分配利润之前还应当完成下列事项:1.缴纳税款；2.弥补亏损；3.提取利润的10%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如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提取任意公积金,还应当按决议提取任意公积金。“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第167条第5款）

关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违反新《公司法》第167条规定做出的分配利润的决议的效力问题,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因违反新《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而无效,股东不能据此分取红利。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因违反《公司法》强制性规定而部分无效,股东也不能据此分第5期钟淑健:股东知情权及利润分配诉讼有关问题研究71取红利。笔者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因为,既然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已经决议分红,那么说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意思及于决议中的公司利润的全部,由于公司利润中应当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部分依法不能分配,所以决议中关于该部分利润的分配是无效的,但对于决议中涉及的其他公司利润,依据股东会或股东大会的意思应当是有效的。

而对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已经做出决议分红,股东据此起诉要求按照决议分配红利的,公司或其他股东均未提出异议时,法院是否主动审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呢？目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审查股东会决议的效力,理由是股东会既然已经决议分红,并且对利润数额也无异议,法院没有必要介入太深,可以直接依据决议支持股东的诉讼请求；另一种观点认为,股东会决议如果违反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则股东会决议无效,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审查。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对股东会决议进行审查,但应当仅限于初步的证据审查,亦即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注意股东会决议分红的依据,即公司是否有利润,如果股东会决议中没有说明分红的依据,仅笼统地说有多少利润,则应当责令公司提交相关的财务会计报告以证明是否有这么多利润。另外,还应当注意股东会决议是否已经按照新《公司法》第167条的规定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若股东会决议中没有体现,也无证据证明公司实际已经扣除了上述费用,法院裁判时只能就已经扣除了上述费用后的利润部分进行分配。

（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

公司存在可分配利润的情况下,是否向股东分配利润则取决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目前存在争议的是,当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做出分红决议,或者决议不分配红利时,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能否得到支持。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新《公司法》第38条的规定,只要公司有可分配利润,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又不就是否分红做出决议,股东的分红权就受到了侵害,其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诉请求公司分配红利。第二种观点认为,根据新《公司法》第4条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权的规定,只要公司有实际利润可供分配而又较长时间（一年或两年）拒绝分红,则股东可以请求法院判令公司于一定时间内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利润分配决议,向股东分配红利。第三种观点认为,当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做出分红决议,或者决议不分配红利时,公司股东请求分配红利的请求就不能得到支持。如果公司连续5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5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新《公司法》第75条第1款第1项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对股东会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笔者倾向于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就是否分配利润问题做出决议,股东可依法请求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就该事项进行讨论表决；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不分配红利,股东只能在条件满足时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退出公司。

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分红,但股东对于股东会决议分配利润的比例提出异议,要求法院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进行调整时,应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较少存在,但由于对法律规定“全体股东约定”的理解存在歧义,所以有必要进行讨论。新《公司法》第35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的除外。所谓的“全体股东约定”,是公司设立时全体股东约定还是公司经营中公司股东约定,“全体股东约定”是否等同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对此,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也不甚明了。笔者认为,“全体股东约定”可以是全体股东在公司设立时约定,也可以是公司经营中全体股东约定,但不能理解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一是新《公司法》在用语上,该条未采用“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概念,且“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与“全体股东约定”的含义相去甚远；二是“全体股东约定”是全体股东的意思表示,而“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是多数股东的意思表示；三是分配利润对股东利益影响重大,其一般原则应当是按出资比例分配,特殊情况下才不按此比例分配,如果允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改变这一利润分配比例,将造成多数股东、大股东或控制股东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新《公司法》规定的根据出资比例分配利润的规则,可因股东全体意志或公司章程的规定而改变

[1]

[iii]。如果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做出决议分红,而分红比例不是出资比例时,股东有权对分红的比例提出异议,法院应当按照股东实缴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配的利润。

三、股东分红请求权的独立性问题 通常我们所说的股东分红请求权,实际包括两种权利,一是股东享有的利润分配权,一是股东红利分配给付请求权。前者是指股东在公司有利润时有权获得分配,主要体现在提请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以及公司连续5年不分红时要求公司收购其股权、退出公司,这是股东的专有权利,不能独立于股东身份而存在,当股份转让时,该权利也随之转让。后者属于一般债权,该权利一旦形成即存在于特定的当事人之间,并可以独立于股东身份而存在。也就是说,股东决议分红并确定了分红方案后,股东即享有请求公司按分配方案给付红利的权利,该权利是否随着股权转让而让渡给受让人则取决于股权转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因此,股东转让股权后,由于股权出让人不再拥有股东的身份,所以对于股权转让前尚未决议分配的利润,无权请求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配公司利润,但是对于股权转让前已经由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配的利润,在不违背股权转让合同的情况下,其有权请求公司按照利润分配方案给付红利。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股权转让前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但尚未给付股东红利,股权转让合同没有约定该红利的归属,原股东是否有权请求公司给付红利？对此,笔者认为,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一旦决议分红,无论利润分配方案是否公布,股东的红利给付请求权就成为独立于股东权利的一项普通债权,存在于特定的当事人（债权人原股东和债务人公司）之间,不必然随着股权的转让而转移。因此,股权转让前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但尚未给付股东红利时,如果无证据证明双方约定红利给付请求权转移给受让股东,则原股东仍享有请求公司给付红利的权利,其并不因股权转让而必然丧失该权利。

（二）股权转让前公司一直未分配红利,股权转让后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但股权转让合同未约定该红利的归属,原股东是否有权请求公司给付红利？股权转让前,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未决议分配红利或决议不分配红利,那么股东对公司享有的是一种潜在的利润分配权,该权利从属于股东身份。股权转让时,如果无证据证明出让股东保留将来公司分红中股权转让前相应部分的红利,则应推定出让股东知晓公司经营状况和盈利情况,其在与受让股东协商转让价格时已经充分考虑到将来可能会分红的情况,所以股权转让后公司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分红的,出让股东无权请求公司给付红利。但是,如果股权转让合同约定出让股东保留将来公司分红中股权转让前相应部分的红利,那么出让股东有权请求受让股东给付其已经取得的合同约定的红利。出让股东因股权转让已经丧失了股东身份,因此其无权直接请求公司给付股权转让合同约定的股权转让前相应部分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