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探讨

第一篇：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探讨

解决“三农问题”的财政对策探讨

财经学院财务会计教育（对口）1102班 学号：0761110215

【摘要】：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民、农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三位一体的问题。我国“三农”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水平低，农业效益差、竞争力弱，其根本原因是农业生产过于分散化，无法获得良好的 专业化服务，因而导致农业产业链短、附加值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国家实施财政支农、惠农政策以来,我国“三农”问题加重、升级的趋势得到有效遏制,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明显减缓,但“三农”问题的运行趋势还没有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仍很突出。本文拟从国家实施的财政支农政策入手,对“三农”问题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字】：“三农”问题 财政支农政策 发展 治理

一、“三农”问题的概述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 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三农问题”独立地描述是指广大乡村区域，只能以种植、养殖生产业为主，身份为农民的大部分国民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与产业发展以及社会进步问题。系统的描述是指21世纪的中国，历史形成二元社会中，城市现代化，二、三产业发展，城市居民的殷实，受制于农村的进步、农业的发展、农民的小康相对滞后的问题。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农业、农民和农村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党中央在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但是，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仍然处于艰难的爬坡阶段，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明显。

二、财政对“三农”投入的特点

（一）、一般特点

财政对“三农”的投入是一个综合性项目，其中既含义经常性支出，也含有投资性支出，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我国的特殊性。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财政是履行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功能，提供那些市场不能满足的具有“外部效应”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对“三农”的投入也是如此，而且任何国家都是如此。这是财政对“三农”投入的一般特点。

对农业和农村来说，政府主要是提供以农田水利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和农民急需的生活设施建设、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环境保护、义务教育、技能培训、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可以说，凡是具有“外部效应”的牵涉面广、规模巨大的农业投入，原则上都应由政府承担。

（二）、特殊性

首先，我国当前农业生产率和收益率低下，自身难以产生满足自身发展的积累。因此，为了稳定农业，并进一步稳定整个国民经济，政府必须广泛介入农业部门的生产和销售活动，将农业部门的发展职业政府的高度关注之下。农业发展的根本途径是提高农业生产率，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增加u对农业的投入。从长远来看，农业投入的资金应当主要来自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国家投资只应发挥辅助作用。要使农业部门和农户自身的积累成为农业投入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农产品的销售收入必须高于农业生产的投入成本，否则，农业部门的积累就无从产生；二是农业投资的收益率必须高于、至少不低于全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否则，农业部门即便产生了利润也不会向农业投资转化，社会资本也不会转向农业投资。

三、从财政支农角度对“三农”问题现状与特征的原因的分析

毫无疑问题,十六大以来的财政支农政策是缓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政策保障。但是,当前的财政支农政策与“三农”解决问题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政策的实施所产生的积极效应还不能完会消化二元体制(制度)及其市场等因素对“三农”的侵蚀。

（一）、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国际经验表明,财政支农政策对促进农业增长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构成农业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对一些公共农业基础建设来说,甚至是唯一的来源。十六大以来,财政支农力度与以前相比,力度明显加大,但是财政支农规模偏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收入不高、私人农业投资有限的发展中国家,目前的财政支农规模是不足以担当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重任。

（二）、财政支农结构偏差降低了支农资金效率。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的发展、特别对未来农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尽管十六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对农业固定资产的投资力度,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农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均每年增长16.45%,但是农业固定资产的年增长率波动较大,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较低,这与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很不相称。另外,“直补”是财政支农政策的最重要工具之一,我国当前“直补”所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很低,“直补”对农民增收的作用并不显著。不仅如此,由于当前财政支农政策的运行、管理和监督机制不完善,大量支农资金、特别是间接补贴资金容易漏损,使支农资金难以起到支持农业、农民的作用。

（三）、财政支农的监管制度不健全。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纪检监察制度,有关部门也围绕工作需要制定出台相关监管措施,如财政部制定实施了 《财政农业专项资金管理规则》、农业部实施了 《农业部财政项目支出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为规范支农惠农政策监管有章可依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在具体政策层面上,对政策实施全程监管的制度不配套,尤其是对支农资金的监管,表现在立项拨付环节上,难以有效地监督计划或负责资金安排分配的权利部门,严格按照规定的投资方向、重点和内容进行立项和分配拨付资金。在支农资金使用环节,难以及时发现擅自改变项目计划和未按上级批准的要求执行,甚至挤占挪用、串用、虚列支农资金、套取骗取财政支农资金侵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在支农资金管理环节, 由于支农资金因立项不准、可行性研究不充分、设计不合理、管理不善等原因, 造成损失浪费、效益低下,甚至损害农民利益等问题和进行有效责任追究。缺乏健全监督制度的政策执行,难以保证政策的全面高效落实。据报道,国家审计署在对8省(区)2004年至2006年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资金审计中, 查出虚报冒领挪用滞留等违规问题资金1.3亿元等事例, 可以说政策执行不够公开、透明是重要的诱因。

四、我国财政支农出现的新问题

（一）、财政直接投入比例失调，投入结构不合理

近年来，尽管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大幅增长，但始终由于财力有限、使用效率不高、结构矛盾突出等原因，相对于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薄弱，效益低下的发展现实而言，投入仍严重不足。同时，财政支农资金结构失调、管理混乱，导致生产性支农资金到位率低下，而用于各项农业事业费的比重上升。用于农业科研和推广应用的比重更低，这就无法为土地规模经营提供良好的农业投资环境，也就很难提高农业投资者集中土地现代化、集约化生产经营的积极性，阻碍了新型农地经营方式的推广。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占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近年来一直没有超过1%。大大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科技投入水平。

（二）、财政农业税费改革滞后，不利于推动农业产业现代化经营

合理科学的农业税费制度也是财政支农的一个重要手段。近些年来，因为减轻农民负担所进行的农业税费改革取得了一下成效。但遗憾的是，这一改革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局角度出发而进行的统筹安排与思考不足，没有将减轻农民负担同促进农业现代化经营几农村地方政府支农的财权、事权改革紧密结合，其改革滞后性明显，着十分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经营方式的推广。

（三）、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资金使用效果不明显

现行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基本上是延续计划经济时期高度集中的模式，即投资、建设、管理、使用四位一体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的弊端就是缺乏有效的监督，保证不了工程的质量，造成极大的浪费。涉及部门多，条块分割较为严重，导致资金使用分散，难以形成合力，实施效益不理想。而且，支农资金挤占、挪用现象并存；财政支农资金预算执行缓慢，资金到位率低，且年度内支农资金支出不平衡；财政支农资金使用监督机制落后，资金使用效果差。

五、完善财政支农政策的对策

（一）、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近几年农村税费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大幅度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短期内，由于我国长期，由于我国长期扭曲的农村不合理分配关系，农村税费改革不可避免地会对乡镇财政收入造成重大冲击，加之各地区农村税费改革的执行情况和取得的成效参差不齐，基层财政收入不足造成支出的缺口会引发一系列严重后果。农村税费改革的实质是对农村公共物品筹资制度的重新安排，能够稳定农村公共物品的资金来源，同时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负担反弹等影响农民收入、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因此，必须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继续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同时加大农村财政的转

移支付力度，填补税费改革中发生的财政收支缺口，减少改革的阻力，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国家和农民的收入分配关系。

（二）、重视农业科技，加大农业科研投入和技术推广力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发达国家科技在农业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一般在60%左右，有的高达80%，而我国现阶段仅为39%，农业科技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差距很大。因此，我国要重点支持那些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地位的农业科技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包括提高科学种植和养殖技术的研究、杂交优势的利用等；要建立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和工程研究中心，积极发展农业生物工程、基因工程、光辐射技术等研究；加强重点的农业基础理论研究，有计划地使一批农业技术项目赶上世界先进水平；通过建立比较发达的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体系，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使利益驱动成为农民吸纳科技的动力。

（三）、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逐步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逐步实现财政支农投入“三个高于”的要求：即确保每一年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比重高于上年，保证国家财政对农业资金投入的法定增长，并切实加强预算执行。各级财政都要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同时在完善省以下财政体制的基础上，市县财政也要逐步增加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积极探索利用补助、贴息、保险、担保等方面手段。建立农业投入的激励机制，积极鼓励以县为主，制定规划，加强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通过打造项目或产业平台，整合支农资金；积极推进管理体制和管理机构改革，通过合理配置机构和职能，从根本上解决支农资金使用分散的问题。创新财政支农体制性措施，进一步推进支农资金整合。

（四）、调整粮食风险基金使用结构，实行“三补贴”政策

所谓的“三补贴”，即对种粮农民按种植面积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推广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

总之，各财政部门要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坚持把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切实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各项方针政策，扎实做好财政支持“三农”的各项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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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晓山，崔红志。“三农”问题根在扭曲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J].中国改革，2001，（8）。农村经济,2004(8).[5] 赵鸣骥.认真落实支农惠农政策创新农业财政工作机制[J].财政与发展,2007(5).

第二篇：财政解决三农问题

通过财政手段解决三农问题

[摘要] 政府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税收和国债是财政政策的主要工具。本文通过对长期以来财政政策工具运用中存在的弊端分析，重构了综合运用财政政策工具的新框架。

[关键词] 三农 财政 治理

中国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基本国情矛盾制约下的土地制度变迁，城乡二元结构的基本体制矛盾制约下的农业剩余分配制度，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在此，我们拟从财政政策入手，谈谈如何科学运用和管理财政工具来解决“三农”问题。

一、原有财政工具运作缺乏政策效果的表现及其成因

自从我国把“三农”问题置于国家经济社会全局战略开始考虑以来，中央到地方的社会各界从理论到实践都兴起了探索“三农”问题及其应对措施的热潮。但近几年来的政策目标和政策效果都不尽如人意。其中最值得各界关注的问题是：其内向效果和外向效果远远偏离政策目标。而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总是由于管理体制弊端的积重难返所致。

“九五”期间中央财政支持农村生产和各项农业事业费4077亿（比“八五”时增加1852亿），作为财政扶贫和以工代赈资金480亿，通过贴息方式安排的扶贫贷款770亿，共计7 179亿。依据帕累托最优原理，政府沿用的财政投入方式，严格讲来，是缺乏效率的，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管理成本消耗。国家财政一度采用补贴或转移支付方式作为“三农”问题的对策，不仅增大了行政管理的成本，在中央财政存在困难的情况下，反倒把一个原本难以填补的“汪洋大海”扩散得更大更深。就占据国土面积和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村来说，相对于财政补贴或转移支付的数额，本就难以为继，加上管理成本的消耗，更显紧张。

（二）严重的“断流”。从中央财政下拨到地方的资金，各级地方政府一层一层“扣留”，仿佛春雨下降到地面，形成一条小溪，小溪还没流到“大海”，中途业已“断流”。其结果，作为“三农”的地面更加枯裂，于是离我们要治理的目标越来越遥远，问题越积越多、越严重。其成因，主要是在各层级中，都有特殊需要。这就形成一个格局：款项先落到谁手里，谁有权力，谁就能够以某种名目把钱截留下来。

（三）久禁不止的“挪用”。中央和省市向区县的财政支出，到了目的地后，由于地方财政紧张，或为了稳定社会，或为了还贷，往往被挪用为工资发放，或放下旧工程兴办新工程等。其结果是“挖东墙补西脚”，延误了“三农”资金的用度和支付。

（四）“支付的支付”或制度性“诱饵”。中央和省市向区县的财政支出，到了目的地后，常常被基层用来数十趟地向上竞争跑项目。其结果是，即便争取到了，由于途中耗费（汽油、修理、食宿等），“勾兑”耗费等等，最终拿回到地方基层的，也已为数不多。造成此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上级职能部门的有关负责人把手中掌握的财权资源当作做人情、照顾关系、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而之所以有这种堪称腐败的现象根深蒂固地存在，关键原因还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惯性作祟，除了缺乏相应的职权运作规范，也缺乏应有的监督管理机制。比如，在旅游、畜牧、种植等领域存在一定的结构资金。对于一个省市来讲，往往有几十个区县，但资金数额非常有限，谁都需要，上级职能部门也可以给予任何一个区县。这样一来，何以获取这笔资金，全凭“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同样，对中央而言，也是这样：中央面对的是全国几十个省（市、区），要争取到相应项目资金，各省（市、区）自然也得学区县做法。在这种情形下，财政政策工具成了缺乏理性因素的感性化权力，成了操纵者滥用权力、渎职、以权谋私、建构裙带关系的诱饵，同时也具备了腐败的潜在因素。

（五）“参观考察”的巨额耗费。为了“学习”兄弟地区工商业发展的先进经验，基层中从

上至下常常要组织一批人马外出参观学习。其结果是作为“出差费”给“游”掉了。当然，必要的学习参观无可厚非，但实际情形并非完全这样。

（六）“形象工程”或“面子工程”。其他不论，仅就出发点是从为了给当地（主要是县城所在地）人民营造一个娱乐休闲或群众性活动的场所，被取名为“民心工程”之一的“形象工程”的广场，近几年来很时兴。一般情况下，一个广场的修建，往往也在几百上千万元左右。其结果，“形象”或“面子”有了，其他没了。这种现象，在区县城所在地较为普遍。

（七）项目决策的“失误”。基层以项目申请方式获取财政支持，或者项目决策失误，或者操作过程中失误，或者产品质量不合格，或者缺乏市场，其结果使得开发项目上的财源“水”了。这不仅造成了原有资本金的严重损失，反而还造成连带性损失，比如，生态环境污染、破坏，自筹配套资金损失，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等。

（八）“关系工程”或“感情工程”。除了行政区划管辖外的横纵向关系相互照顾外，较多的还是区划内。比如，作为下属，为了报恩于自己的首长或上司，往往会在首长或上司的家乡修一条路、搭一座桥、建一个电讯接收塔、拉一条电线等，首长或上司回家时就能乘车而不会受爬坡上坎之累，或可照明、收看电视，或能使用手机。自然，这些都会使家乡父老乡亲们感恩戴德，或者成为当地人教育后代的榜样。这样做，虽然地方也受了益，但比起其他更重要的领域来，这笔钱便不应该先花。当然，全中国的村村户户要都有这些东西，乃是我们奋斗的理想目标。

二、财政工具科学运用和科学管理的新框架

对财政政策工具的应用，应该深入研究其政策目标与政策效果的关系，不能老是一味停留在传统经典的政治感性情结上。同时，我们务求其科学性，做好科学的监督和管理。认识和处理好农民、农业和农村三者关系，有利于处理好工作的辩证关系，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三农”问题中，关于农民、农业和农村三者轻重主次关系问题的认识上，因各持观点不同而不同。我们认为，在三者关系中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在农业和农村的关系中，农村作为一个社区，相对于农业，它具有一定的主体地位，有什么样的农村就会决定有什么样的农业，起决定性因素。因为，环境中的人们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受客观条件制约；有什么样的思想观念，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既受制于国家制度，也受制于自身的传统格局（历史惯性）和个人、群体意识（包括社会心理），还受制于自身的开放度。而农业，其格局和质量对农村起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总的看来，农民有多大的开拓精神和进取心，与对自身现实状况的不满程度应该是成正比例的。这决定于自己的事业——作为生命源泉的农业和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载体——农村的质量水平状况。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可以加大作为主体的农民自身进化的程度，以及促成和推动国家对自身及其环境、事业的改善。对“三农”关系问题的认识，这不仅关涉到是否具有人本主义思想问题，也牵涉到“三农”问题解决的绩效，以及维护其成果的取得问题，有利于最终改善我们的行政管理。

对于政府财政支出、转移支付、税收和国债四大工具的应用，我们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应以政策目标为依据和出发点，以政策效果为归结点。这要求决策者摆脱事务主义的干扰，侧重宏观决策研究，加强有效的工作监督和管理。二是充分发挥其治标又治本的作用。这要求决策者对原有财政政策工具使用中的弊端加以改善，清理其危害，从根本上杜绝其“负效应”。三是充分架构发挥其关联带动的正效应结构功能。这要求研究相应的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不仅是定型的，更应该是定量的；同时，转变过去的情感性因素，建立起更加符合理性色彩的体制和相应机制。四是在一定法律法规框架内开展“三农”工作。是否可以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有利于节约成本的解决“三农”问题的法律法规，这是高层决策者们值得研究的课题。

有效地增加农民收入，除了减轻原有的巨大负担，改善和提升农业经济质量乃是关键，改善农村发展环境确系其前提。但是首先得解决好几个问题，这也是新框架的核心内容。一是发展的天然基础。包括自身脚下的土地质量及其资源状况。二是连接文明世界的渠道。包括交通流、通讯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等。三是宽松的制度环境。包括一系列用来确立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基本的政治、社会与法律规则。四是制度安排。包括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方式的规则。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科学运用和管理财政工具的如下新框架。

（一）财政政策工具中的税费征收制度创新。科学有效地减轻农民税费征收，减轻农民负担，这意味着不仅本身可以帮助农民增加收入（少取则多予），同时还可以维护农民的积极性。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除了实现农业经济结构调整外，还必须研究财政政策工具对农村税费征收制度的创新，提高行政管理绩效。

“费改税”的制度创新，有关方针政策已经颁布，但不少地方政府则费尽心机巧立若干名目，在“鹭鸶腿上刮精肉”，使得农民雪上加霜。结合中国实际，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税收乘数原理”，在有效解决减轻农民负担问题基础上，应充分考虑到尽可能调动农民创业（而非简单地从劳动角度看）的积极性。建议有关职能机构或组织，考虑以下几个最主要也是最重大的因素。一是有利于减负增收。公务员、教师等工资或其他各项支出，既然是财政型支出，理当由国家承担。“少取”，意味着“多予”。二是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农民自己不要一旦通过补贴，则形成“得过且过”、“小富即安”的格局；政府工作要形成激励、风险和约束机制。同时也要“放活”，不要管得太死。三是有利于“养鸡生蛋”。对于政府的财政支付，不要老是“救急不救穷”，力争考虑开发式投入或转移。通过政府财政帮助，给一只鸡，等鸡变多了，蛋也生多了，再收累进税或其他税，都不为过。侧重有利于农村产品和产业结构调整，转变当前单一的粮食生产格局，从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上多做文章。四是有利于集约化和交易成本最小化。农村开发，应该考虑到移民因素，因为中国农村居民住户相当分散。至于已成定论的小城镇建设，它远非一般人们所理解那样简单，甚至是有些粗暴化的情形。否则，只能是不断创造出一些原本没有的得不偿失的负效应。比如，因为不当的操作而使得城镇化也即农民失业化、生态恶化、社会混乱化，导致农民连原来仅有的小块土地都没有了，以致流离失所。五是有利于诱导都市大资本进入。当前城市资本很大程度上找不到投资项目，因为有效供给相对饱和，但又不愿意投到农村。而农村原本是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为什么不给大资本创设条件和设法大力鼓励，而偏要用拮据的财政去洒胡椒粉？关键是民营企业的准入制度创新和国企新通道的开设问题。给民营企业以国民待遇，鼓励国企到农村、农业中去发展。政府可以采取减税、免税方式让企业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和利润。六是统一城乡税制。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应尽快统一城乡税制，全面取消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享受同等的劳动权益和就业机会，给农民和国有土地拥有者以及城市其他土地拥有者同等的土地权利，使农村和城市居民同等享有义务教育的权利，以及城乡居民逐步享受同等的社会保障等。

（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构建对生产生活起关联带动的效应机制。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特征突出，城乡市场隔绝，农村消费呈原始状态，市场狭窄。作为公共品的供给，通过财政政策工具的施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以推动农村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促进农民生产生活水平的提升，形成关联带动的正效应。这是改善农村、农民生产生活一劳永逸的生产力因素，自然也会改变农村紧张的生产关系。

在占全国总人口63．8％的农村地区，与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十分落后。或无电网，或电网陈旧、电压不稳，电价高昂；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户没有自来水，大大限制了农村地区对现代消费品的需求。1999年12月，国家统计局农调队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对全国18796个农户所做的抽样调查和计量分析发现，农村电价每调低0 ．1元，对彩电需求的刺激作用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370元；对电冰箱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667元；对洗衣机的需求相当于农村人均纯收入提高909元。水、电等和生活有关的基础设施问

题解决后，将会在很大程度上扩大有效需求，把许多制造业现存的过剩生产能力消化掉，同时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质量，进而促进生产。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农村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离不开城乡的协调发展，城市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要向农村扩张，良好的农村基础设施正是城市文明向农村延伸的桥梁。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的建设和完善，便于在广大农村形成交通流、通讯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等。这对促进和推动农村和农业发展，方便农民生产、生活具有无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当然，由于资金有限，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的轻重缓急，择重而为。

（三）彻底改革土地配给制度，促进土地按照市场机制流动。“三农”问题的原因很多，根本性问题要从体制和制度上着手，彻底改善农业和农村发展的外部条件。由于长期沿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隔离、城乡分治政策，在经济迅速崛起时，人口的流动与集中，深受制度束缚，大量人口和工业生产力（主要是乡镇企业）离散分布在农村。这既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整体效益，又致使我国城市化进程远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据有关研究资料，中国城市化水平比同等工业化国家低10－15个百分点，等于农村土地多承载了1－2亿人口，也就是城市少负担了1－2亿人口。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农村就业极不充分的基本国情背景下，农村土地按人头承包，实行土地福利性配给的制度，农业经营规模狭小，加之农民被排斥在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导致土地的经济要素功能、产业功能弱化，生活保障功能增强，农民过度依赖于土地。农民家庭经营小块土地，可以实现温饱，但却不得小康，难得富足。大多数农民家庭的医疗、教育等开支需要依赖土地以外的非农收入补贴。即使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化达到同等工业化国家水平，仍难以根本解决农业经营规模狭小问题，改善农民状况的任务极其艰巨。彻底改革带有福利性的土地配给制度，明晰土地产权，促进土地按照市场机制流动，使之成为城市化的推动力量。

（四）处理好“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的关系，建构全国统一大市场。各地发展水平差距很大，而收入差距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应不断缩小，是我国在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所要克服的难点之一，建立全国的统一大市场是关键。它有利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政府将经济工作的重心由参与和直接干预生产经营转向培育市场，政府通过为农民保护产权，搞活市场，替农民创造一个能节约交易费用、开展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这样，不仅政府宏观调控经济运行的有效性将大大提高，调控的幅度也大大拓宽了。通过统一的产品市场，实现比较优势、比较利益。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活跃内贸，首先在国内实现交通运输流、通讯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流、物流纵横网络的形成。

（五）通过财政政策性支出解决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当前农村只能发展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以逐步实现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创造就业机会，实现非农化转变，加速其就业结构调整。

农村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调整的前提是非农产业大发展，能够不断将农业劳动力吸纳到非农就业岗位。农产业大发展，哪怕是较低水平的农场化经营，比起单打独斗的家庭单位组织生产都要好得多。通过不断创造出大量非农就业机会，不断降低农业就业比重和数量。务农农民的收入，随着宏观经济发展不断提高。随着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必然加速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

实行以农业产业化为主的产业政策，重点围绕农民增收，通过结构调整和科技增密、资本增密来替代稀缺的土地资源，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和整体经济效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我国整体就业水平。要增加农村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农民素质。

（六）充分运用财政政策工具培育和发展农村金融市场体系。金融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粘

合、润滑、嫁接的作用。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设，对解决“三农”问题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已主动参与到世界经济大循环中，金融业即将对外资开放，届时竞争将非常激烈，其改革刻不容缓。当前的要务除了解决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消除资本市场存在的问题外，最重要的是确立金融改革的方向。其功能主要在于动员和配置货币资本。配置效率取决于在经济中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和企业是否能够得到最好的金融服务。

（七）利用发行国债募集“三农”发展基金。国债信誉度高，利息也常比银行高，募集的数额也较大。所得款项专款专用。国家还可以与一些相关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农村、农业发展项目。这种方式有安全感、成效也较大。

通过财政工具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切实贯彻中央和国务院方针政策。2002年9月4日召开的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强调，要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维护农民利益。就任总理后的2003年3月18日，在答记者问时他进一步指出：农民减负，关键是要精简县乡机构，“农民不合理的负担要坚决地全部减下来”。地方政府、职能分管部门，应当在切实贯彻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实际，研究有效的对策措施。

第三篇：解决三农问题

解决三农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三农‛工作倍受重视。全党、全社会形成一个共识，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要养活农民、转移农民。从河南自身的实践看，传统的发展思路已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农‛字做文章，把数以千万计的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村人口走向城市，在这一过程中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转移农民，就必须注重对农民的培训，提高他们的基本素质，增强他们的转岗就业本领。而要培训农民，就必须依靠各级党委、政府来加强领导和组织。

一、认识要更明确

去年国家六部委启动实施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省里也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进行了安排部署。在去年工作的基础上，今年河南省又提出‚完成技能培训20万人，引导性培训40万人，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100万人以上，有组织输出比重40％以上‛的目标。各地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明确认识，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实施力度。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作为一项战略性措施来抓。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这是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好。要根据市场和企业的需求，按照不同行业、不同工种对从业人员基本技能的要求，安排培训内容，实行定向培训，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适应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竞争力的需要，进一步搞好农民转业转岗培训工作，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实施规模，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首次把实施阳光工程写进中央文件。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拓展农村劳动力就业空间，改善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创业环境，积极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回良玉副总理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引导和帮助农民就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进一步抓好农民工培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增强外出就业、稳定就业的能力。‛今年国家更加重视阳光工程的实施，培训规模不断扩大，由去年的250万人增加到今年的280万人；投资力度也在加大，中央财政的培训补助资金由去年的2.5亿元增加到4亿元；补助标准有所提高，由去年的每人每期补助100元提高到139元。

省委、省政府也高度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采取积极措施强力推进。河南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劳动力资源量居全国第一位。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发展劳务经济。2003年，在制定河南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规划纲要》时，就把加快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推进农业现代化作为基本途径，指出要跳出‚农‛字做文章，通过‚三化‛来‚化‛农业、‚化‛农村、‚化‛农民，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并且提出，到2020年全省非农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达60％以上，城镇人口达50％以上。徐光春同志到河南工作后，更加重视推进劳务经济发展。他多次强调指出:要大力发展劳务经济，着力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农民择业多元化，为农民增加收入拓宽渠道。他多次到基层就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发展劳务经济问题深入调研，并把劳务大县固始县作为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联系点，全国‚两会‛期间还专程看望河南省在京务工人员。今年5月10日，徐光春同志在《河南日报》发表了《充分认识发展劳务经济的战略意义》的署名文章，对河南省劳务经济的发展作了深入探讨和指导。今年的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将‚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作为全省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的九项重点工作之一。省委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的实施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和转岗就业能力，实现农民就业多元化。‛最近，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承诺办好‚十件实事‛，其中有两项承诺涉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发展劳务经济，一件是解决好提高农民致富本领问题，加强农民职业技能和农业科技培训，在3年内分期分批把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培训一遍；另一件是解决好外出务工人员中党组织建设问题，力争用4年时间使外出务工农民达2000万人左右，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0％以上。

河南省阳光工程实施一年来的实践表明，这项工作既有益又有效。去年，河南省开始启动实施阳光工程，全面开展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一年多来，全省筹集培训补助资金4000多万元用于对参加培训农民的补助，认定培训基地960所，重点开展了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三大类共41个专业的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学员20万人，转移就业18.7万人，圆满完成了国家下达的职业技能培训任务和转移就业目标，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良好的社会效果，被群众称为德政工程、民心工程。一是提高了农民外出务工的就业技能，经过培训的农民93.5％实现了转岗就业。二是降低了农民参加培训的成本，政府安排的财政培训补助资金直接补助给受训农民，农民参加培训的成本平均降低三分之一左右，有的甚至达一半以上。三是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提高了转移输出的组织化程度，河南省农民外出务工有组织输出比重由2003年的3.2％提高到36％。四是增加了农民收入，参训农民外出务工月收入平均达到724元，比未接受培训的人员普遍高出200多元。2004年河南省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101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总量达到1411万人，已有超过50％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了城镇和农村二、三产业；农民务工总收入613亿元，比上年增加85亿元，增长16％；农民务工收入比重首次超过30％，对农民增收的贡献率达到44％。正像一些农民工所说的那样，‚出来一人，全家脱贫‛。

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发展劳务经济，任务紧迫，机遇难得。所谓任务紧迫，就是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任务仍然十分繁重，不仅有近1400万人亟须转移，而且每年还在产生大量的新增劳动力。要实现2020年非农产业就业率60％以上和城镇化率50％的目标，每年需要转移100万以上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要实现4年时间使河南省外出务工农民达2000万人左右，每年需转移农民150万人左右。所谓机遇难得，就是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良好机遇和有利条件。河南省正处在工业化加快发展时期，工业化、城镇化的发展为劳务经济提供了广阔空间；近年来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力资源紧缺，很多地方出现了所谓‚民工荒‛，今年春节期间又出现‚保姆荒‛，这为河南省加快向沿海发达地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河南省近些年重视发展基础教育，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整体较高，外出务工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经过多年努力，河南省在转移农村劳动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了一大批省内外知名的劳务品牌，河南民工已经在外界树立了良好信誉和形象。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重大意义，抓住当前有利时机，更好地推动河南省劳务经济发展。

二、培训要更扎实

阳光工程实施以来，各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积累了不少经验，但是也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例如一些地方没有按要求及时足额落实配套资金，影响了工作任务的完成；培训规模小，享受阳光工程培训补贴的农民只占当年转移农民的20％左右，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没有享受培训补贴；培训针对性不强，培训质量不高；操作不规范、监管不力。总结以往经验，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今后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努力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办成劳务经济的样板工程、龙头工程。

一是抓好资金投入。资金投入是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的保证，各级要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今年河南省财政投入是556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支持河南省2500万元，比去年增加800万元，增幅和总量均居全国第一；省财政配套2500万元，比去年增加2040万元；省辖市财政配套560万元，不再要求县级财政配套。此外，省扶贫办今年还从扶贫资金中拿出4500万元，用于贫困乡村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各方面加在一起，预计全省用于农民转移培训的资金高达亿元以上，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各省辖市要采取有力措施，保证配套资金的足额到位，并管好、用好培训资金，切实提高使用效益。阳光工程培训是示范引导性的，仅靠项目资金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有条件的市、县要尽可能加大财政投入，扩大培训规模，同时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个人资金参加，形成以政府、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

二是抓好基地建设。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专业覆盖面广，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必须加强基地建设，广泛动员社会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积极参与。要通过分开竞争的办法，集中一批优质培训资源参与政府公益性培训项目的实施。要积极引导培训机构围绕市场需求，调整专业结构，更新教学内容，提高培训的针对性。要引导和鼓励各类培训机构在自愿的基础上进行联合，改善办学条件，扩大培训规模，努力建设一批能起示范和带动作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基地。要发展和改革农村教育，使农村职业学校、成人学校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重要基地。要加强农民工培训师资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师业务水平和培训质量。

三是抓好订单培训。订单培训是确保农民稳定转岗就业的最有效形式，也是最受欢迎的形式。要继续采取订单培训的形式，坚持培训就业一体化的运作方式。认定培训基地必须把职业介绍能力、有无用人订单作为首选条件。有用人订单，才能承担培训项目，有多少订单才能承担多少任务。不仅要看订单，还要看订单质量、看就业单位收入、就业稳定性和就业环境。在培训内容上，要以当前用工量大的制造、建筑、服务业等行业的相关岗位为重点，按照用人单位的需要和岗位技能要求开展培训，使学员获得从业资格，顺利进入有相关准入要求的行业和岗位；在培训模式上，要通过‚校企联合‛、‚校乡联合‛等形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现培训与输出的良性互动。许昌市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的优势，及时掌握本地企业用工信息并定期发布，使大量的农民实现了就地培训、就地转移。全市累计转移农村劳动力138万人，其中就地转移72万人，占一半以上。

四是抓好监管规范。阳光工程必须‚阳光操作‛。去年个别地方在实施阳光工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基层管理部门工作不认真、操作不规范、监管不到位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后要在阳光工程的规范运作、制度化管理上狠下功夫、多做文章。要严格执行国家六部委和河南省制定的项目管理办法、基地认定意见、资金管理办法、检查验收办法，落实好第一节课、培训券、公示、台账、培训月报、检查验收等六项制度，规范培训对象、培训时间、培训内容、资金使用、基地认定、项目单位评选、培训机构监管，确保阳光工程的顺利健康实施。

五是抓好宣传引导。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向广大农民宣传‚劳务致富‛、‚劳务光荣‛，宣传党和国家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的政策，动员他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积极参加培训，走出家门。要在加强技能培训的同时，注重行为规范教育，使外出务工农民尽快适应现代城市生活，遵守社会公德，诚实守信，同时强化自我保护意识，树立河南农民工的良好形象。要采取适当形式对农民工中的优秀代表进行表彰，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特别是突出宣传李学生等河南杰出外出务工人员的事迹，以此产生示范效应，让‚河南农民工是好样的‛这样的说法广为人知。各地要根据当地人文、历史和已经形成的就业特点，树立劳务输出商品意识，发展劳务输出产业，提高劳务输出水平，努力打造像‚林州建筑‛、‚长垣厨师‛、‚西华的哥‛、‚唐河保安‛、‚遂平家政‛、‚新县涉外‛等具有地方特色和竞争优势、享誉国内外的劳务经济品牌。

三、服务要更周全

农民工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民财富的重要创造者，我们必须正确看待农民工、公正对待农民工、关心善待农民工，满腔热情地向农民工伸出关爱之手，搞好服务，想方设法组织农民工、服务农民工、维护农民工。

一要组织农民工。河南省各地的实践证明，农民有组织输出比自由外出效果好。农民工因为有组织而有保障、有靠山、心里踏实，也便于管理。我们要在积极支持农民自由外出务工的同时，特别强调农民有组织的输出，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各级党委、政府要抓紧建立和完善劳务输出的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形成健全的工作体系。要大力发展从事劳务输出的社会中介机构，提高河南省农村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要加大规模劳务输出的宏观调控力度，重视联络和签订跨地区大规模的劳务协议。要加强外出务工人员的党组织、工会组织、团组织和维权组织的建设，使他们真正实现‚流动不流失，离乡不离党，转岗不转向‛。无论在什么地方、从事什么工作，都能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商丘市调动各级劳动就业服务机构和民间就业组织的积极性，统一联系用人单位，统一时间运送务工人员，变‚散兵游勇‛为‚正规部队‛，变无序流动为有序转移，去年输出142万人，其中政府部门指导性输出16万人，民间组织引导性输出81万人。

二要服务农民工。要适应劳务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积极探索和寻求服务农民工的新办法、新途径，向外出务工农民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公益服务。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搞好信息服务，通过驻外机构、各种用工信息平台搜集并定期向社会公布用工信息，通过举办农民工用工洽谈会、供需见面会等形式为外出务工人员转岗就业搭建平台，减少外出就业的盲目性，降低外出就业的成本。乡村基层组织要切实保障农民工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时便利地办理外出务工手续；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提供社会服务，通过组织‚农机跨区作业‛和帮工队，帮助外出务工人员家庭搞好农业生产；认真做好农村社会治安工作，免除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对外出务工人员家庭出现突发事件要给予积极帮助。城镇要进一步认真清理不利于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和法规，让进城务工农民在子女上学、户籍管理、订立劳动合同、社会保险、劳动权益和征收税费等方面享有平等待遇，逐步打破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城乡、地区和体制分割现象，为农民外出务工提供政策和法制保障。各地要借鉴信阳市‚金桥工程‛的做法，经常到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地方开展慰问活动，为他们送去家乡的关怀，鼓励他们在外地安心工作、创业致富。

三要维护农民工。近一个时期以来，为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这些政策涉及到农民工进城落户、工资兑付、子女上学、社会保障、权益维护等多方面。各级各部门要不折不扣把这些政策贯彻好、落实好。要加大劳动保障的监察执法力度，认真清理整顿用工市场，加强对民办中介机构的监管。要从源头上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完善农民工劳动合同管理，落实最低工资制度，严厉查处拖欠克扣工资、随意延长工时、使用童工和劳动环境恶劣等问题，尽可能为农民工创造一个安全宽松的务工环境。

四、领导要更有力

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必须加强领导、精心组织。

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发展劳务经济作为大事来抓。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劳务经济，各级要舍得拿出人力、物力、财力发展劳务经济。要把劳动力转移培训提到党委、政府的议事日程，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要建立由党委、政府牵头，农业、财政、劳动和社会保障、教育、科技、建设等相关部门参加的联席会议制度，研究解决农民工培训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编制培训计划，落实扶持政策。要把阳光工程实施纳入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责任目标，实行严格的目标考核。要加大对阳光工程实施的督导检查力度，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

各有关部门要协调配合、形成合力。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不是哪一个部门的事情，需要各部门密切配合、齐抓共管。阳光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结合自身行业特点、工作职责和系统资源，积极参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形成条块结合、部门联动、分工协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农业部门作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牵头单位，要在搞好协调管理工作的同时，重点做好培训机构的认定、招标、监管工作；财政部门要负责落实补助资金，加强对补助资金拨付前的审核把关，确保政府的补助资金真正用在农民身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认真做好农民工培训和就业信息服务工作，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建立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并搞好进城农民工权益维护等工作；教育部门要着力发挥现有资源优势，组织系统内职业院校和职业初高中学校开展培训工作，解决好外来务工农村劳动力子女的入学问题；建设部门要重点解决好建筑单位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问题；科技部门要充分发挥各类科技培训中心、星火培训学校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中的作用；扶贫部门要重点做好扶贫对象的转移培训工作；中小企业服务局、供销社、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相关部门、社会团体，也要结合本部门的实际，积极参与转移培训工作。

全社会要共同参与。实施阳光工程、培训转移农村劳动力，既是党委、政府的职责，也是社会各界一展身手、服务农民的舞台。要进一步调动农民个人、用人单位、教育培训机构的积极性，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开展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要以现有教育培训机构为主渠道，发挥多种教育培训资源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尤其是具有地方特色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要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立培训中心，承担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任务。

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一项实实在在的‚阳光工程‛，惠及亿万农民。我们一定把这项利国利民的好事办实办好，让党和政府的阳光普照更多农民群众。要在量的扩张和质的提高上下功夫，使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既有数量、更有质量，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原崛起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第四篇：浅谈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针灸康复临床医学院 2011级 针灸推拿学专业 何艳惠 2011021087

浅谈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摘 要：“三农”问题的实质在于农民处于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因此国家的“三农”政策的核心就是要通过金融、税收、社会保障等重要措施来逐步改善农民的不平等待遇。而“三农”政策在性质上属于农业宏观调控行为。由于农业宏观调控行为分为决策行为和执行行为，前者具有可诉性，后者则无，因此对“三农”政策的事后规制和救济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

关键词：“三农”政策；农业宏观调控；行为农业宏观调控决策行为

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当前，随着新旧体制的转换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的“三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虽然农民在思想观念、生产和生活方式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农民也迅速转变成为民营企业家，但多数农民仍肩负着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小康目标的重任。这充分说明，不管社会如何发展变化，“三农”的基础地位始终不会变，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也会愈加明显。因此，认真研究新时期的农民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在农村的工作，对于保持农村稳定，推进农村改革，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引领农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的农民问题，具有新的内容、新的特点和新的复杂性，因此，需要广大农村工作者积极探索和建立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领导体制、管理机制和工作方式，一切从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出发，营建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切实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2]。

一、把握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切入点

农民问题错综复杂，解决的切入点就是搞好权利和经济利益：在政治上，充分尊重民主权利；在经济上，充分尊重市场规律。为此，在工作中应着重把握和解决好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农业政策问题。一是土地政策。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土地问题是“三农”的核心，事关农民的根本利益。侵害农民土地权益，将直接损害农民的切身利益，直接影响农民的就业和生产生活保障，直接影响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发展。因此，必须认真贯彻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之规定[3]，依法保障农民在土地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决策权，切实维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解决失地农民的生存问题。二是集体财务管理政策。农村财务问题既是农民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引起农民集体上访的主要导火索。搞好农村集体财务管理，对于密切干群关系，保持农村稳定，促进农村经济稳步发展，将产生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三是扶农政策。农民是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主体，是农村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中央出台了I号文件，农民对此欢欣鼓舞，一致认为“1号文件”贴“三农”，政策性强，增收的措施比往年更积极、实在。各级政府要认真贯彻好文件精神，执行好相关政策，保证各种扶农政策和措施真正、直接落实到农民手中。

(二)农民负担问题。要提高农民的物质利益，就要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要加大扶持力度，调整投入结构，建立对农业产业的支持和保护体系，即是在政策上保护，物质上投入，生产上服务。清理和规范涉农事业性收费，取消不应由农民负担的税费项目[4]；要继续加大配套改革力度，切实精简机构，进一步减少财政供养人员，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

(三)农民自主权问题。对农民来说，自主权是最大、最切实的民主权利。从我国农村改革的成功实践来看，最基本的经验就是充分尊重了农民的自主权，放活了农民的生产经营权。我们要始终坚信，农民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应让农民自主决策。政府的责任是为农民提供政策指导、市场信息和技术服务，政府的引导和服务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生产经营自主权。

(四)农民民主权利问题。保障农民的民主权利，必须坚持和完善“村民自治”，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5]，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在管理社会事务、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的作用，依靠农民的力量形成良好的农村社会风气和社会秩序。同时，要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尊重农民的创造精神．中国的许多成功经验都是尊重农民创造精神的结果，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等．我们要允许和鼓励农民，大胆试验和探索新形势下的农业经营机制和农村管理办法，各级干部帮助加工、总结，逐步提高和规范。

二、解决好新时期农民问题的着力点

新时期解决“三农”问题必须站在统筹城乡发展的高度，跳出“三农”抓“三农”，同时要立足“三农”抓“三农”，其根本路径就是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

第一，要把农业产业化、乡村城镇化和工业园区化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有机整体置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予以通盘考虑、协同推进。

第二，要把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举措。

深入研究“三农”问题，便不能不触及农村土地制度这一根本性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土地产权关系界限模糊。二是土地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没能发挥其应有的经济功能。三是土地有偿流转受到诸多限制[6]。

总的来说，现有土地制度无论从产权界定还是从流转经营上都存在不容回避的问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却不能为农民增收提供更大的空间，解决不好农民进一步致富问题，从而制约了整个“三农”问题的解决，如何对现有土地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7]：首先，明确土地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实现形式，赋予农民作为产权主体的应有权利。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基本制度是与我国人多地少，农村人口比重大的基本国情相适应的一种现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实行土地私有化是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探讨集体所有权的产权实现形式，农民作为集体成员如何实现其相应的权益。近年来有些地方探讨实行的“土地股份制”不失为一种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的形式下实现农民土地权益分享的有益尝试[8]。

其次，进一步放宽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流转权，促进土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承认土地承包权带来的土地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和收益权，是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基础。因此，应完善有关法规和政策，确定承包期限内允许各种形式的土地流转，通过转包、转让、出租、抵押作价入股等方式，促进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动。特别鼓励农民把土地租给企业主，由企业主租赁土地实行规模化经营、产业化运作，提高劳动生产率[9]。而农民也由此变为“地主”，既可以继续留在土地上给企业主打工，成为企业员工，也可以进入城镇从事新的工作，变农

民为城镇居民，实现收入来源多元化。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创新，对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合理的土地使用价格，将改变乡镇企业低成本甚至无成本使用农村土地的状况，促进乡镇企业向城镇合理聚集。出让土地经营权获得综合收益如果大于农民的耕作收益，也将对农民出让承包地产生压力和动力，从而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集中和土地规模经营的形成。

然后，要把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建立农民生活保障机制结合起来。对我国广大农村而言，土地仍然是最大的生存保障。如果相应的生活保障机制没有建立起来，农村土地流转便很难得以顺利推进。因此，在推进土地制度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征地制度改革方面，应把农民的生活保障考虑进来，探索一种土地使用权流转与农民社会保障有机结合的机制，以消除农民后顾之忧，促进土地流转[10]。最后，要把政策创新和机制创新作为推进“三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措施。

“三农”问题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束缚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层次问题在新阶段的集中反映。解决“三农”问题要靠“三化”，而推进“三化”进程需要国家在政策上给予扶持，需要在发展实践中逐步探索一条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运作机制。当前重点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持久深入的分析三农内部的根本性矛盾，力求找出三农内部的政策发力点。

无论我们转移多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给予农村部门多少补贴，都不能代替农村自身的发展，因此我们应找出农村经济具有先天分散性的与城市经济发展条件不一样的这一现实，将一切政策效力的原点立足于人的保障和发展上。解除一切可以解除的农业和农民的经济负担，长期坚持以资金投入为主的政策性支持。

第二，加强政策的科学规划能力，推进政策效力的评价体系，建立起严密有效地政策推动机制。

从历史轨迹看，我们针对三农问题的对策往往是纲领性的，虽有提纲挈领的目标，却没有切实落实到具体方方面面的行为上，以小城镇为例，在宏观政策的指导下，千军万马各自为战，忽视了资源、环境、社会与人的发展之间的协调，一些城镇规划成了领导体现政绩的工具，不切实际盲目扩大城镇规模，不讲科学

地追求高标准等等，这都是政策规划制定、执行、评估、监控过程脱节的表现。因此，注重政策制定的同时还应加强政策的贯彻落实。

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解决三农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的重大任务，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证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因此，解决三农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又是一项长期、艰巨、复杂的重大历史任务。

参考文献

[1]屈砖，段晓梅．“三农”问题的法律思考[J]．特区经济，2006(3)

[2] 汪青松．“三农”问题背景下的中国农村经济法律关系重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3] 列瑛．控制失败的可诉性研究[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2)

[4] 陈乃新．宏观调控决策行为的可诉性研究[J]．企业家天地，2007(6)

[5] 刘剑文．扬君佐．关于宏观调控的经济法问题[J]．经济法学、劳动法学，2001(1)

[6] 中国财政年鉴[M]．北京：中国财政出版社，2001．

[7] 林教走．“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J]．农业经济问题，2003(1)．

[8] 潘盛洲．农业保护政策的比较研究[J]．农业技术经济，1998(5)．

[9] 孔样教．国外的农业保护政策考察茂其对中国的启示[J]．长自学刊，2000(6)．

[10] 陆学艺．“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第五篇：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如何解决三农问题

九五期间，农业占GDP总量是占18%多。但是到2002年已经降到14.5%，到未来五年有可能降到10%，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那么，如何保证农民收入增长？

一方面增加购买商品、农产品的城镇消费者，另外一方面，适当降低农业劳动力。我想这是相辅相成的过程。一方面，在结构调整中城市人群的比重提高，农业人种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农业通过自身的结构调整，提高质量，加工，通过这些途径，两个方面都努力，才能使得农业对农民来说重新是收购增长的来源。

税费改革的问题，首先应该看到税费改革必定会减轻农民负担，而且很重要的目标是减轻农民负担。怎么不让它反弹起来？要有一个更高的认识，农民税费改革不仅是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是对农村上层建筑领域里的改革。为什么农民负担会重？而且重的地方，有些地方苦不堪言，最突出的问题就是农村的上层建筑严重不适应农村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机构要精简，人员要精简，让农村的上层建筑和农村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这样才从根本上消除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可以想象，如果机构不减，人员不减，明年人家说干部工资发不了，电话打不了，会开不了，出差出不了，又会变别的方法收钱。当然也要增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去年全国搞了20个省的试点，今年准备基本全面铺开，34个省、市、自治区都要铺开，在总理报告里这部分预算是305亿。

农民有一句口头语，负担为的是教育。增加了转移支付，就等于政府的财政把农民的负担替代掉一块。

据我们了解，大概全国外出务工的劳动力在2002年大概达到9400万人，这9400万人中，大概有6200万是出县的，离开本县去打工。而出省的劳动力大概是4000多万，整个9000多万外出务工的劳动力，一年挣到的工资性收入是5500多亿。如果他们自己在外头还要生活，扣掉他们自己的生活之后，汇回家和带回家的，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判断，拿回农村的是3200亿。

可以想象，如果农村没有3200亿元的钱从城里拿，目前的农村收入和城市收入又会是什么样。所以这个事情对农村收入意义非常大。必须看到目前相当一部分地区农民，如果没有外出务工的机会，他已经不可能增加收入。回过头来我们很现实的看，如果没有外来工在城里，这个城市的经济建设、社会管理乃至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没办法正常进行，建筑工地谁在做，早点谁在弄，都没法弄，所以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是农民流动就业，进城就业。这次亮绿灯起到的作用是什么？这边增加农民的收入，那边刺激城市经济的发展，同时方便城市居民的生活。仔细想想这么多农民工到城市里是来就业的，创造的GDP在这个城里，创造的税收在这个城里，因此你对他的管理毫无疑问应该列入财政。

我跟城里有些熟人交谈，你说农民工抢你的饭碗，我非常不理解。一个离乡背井的农民进了城，人地生疏，举目无亲，信息不同，他主要找工作，还要安排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找房子，找生存，就这样的情况，他已经找到工作，有收入，你在城里这么熟悉，亲戚、朋友、领导一大堆，你怎么会找不到工作，他怎么会找到工作？一个城市的发展，各种层次的劳动

力都是需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城市的居民也应该比较公平去对待外来民工，因为他给你提供了很多方便。这么看好之后，怎么营造一种好的环境，尽量给农民的进城就业多提供方便;

在整个国家正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非常勇敢地面对最巨大的问题，就是最大群体的致富问题。解决这么大群体的致富问题，我想这是世界级的经济学难题。农民有了钱，这个市场就繁荣了，整个经济增长也就有了活力，7%、8%就有了可能。所以农民的致富问题不仅仅是农村问题，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的问题。有了这一切，还剩18年的时间实现全面小康，本世纪中叶基本现代化，才有真正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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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陈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