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创新农村合作银行支农机制的思考
“三农”贷款难,农村经济就难发展。商业银行贷款向大城市和大型企业过度集中,削弱了对农村经济的支持。由于农村金融疲软,农业和农村发展资金日益短缺,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影响了农业、农村发展的后劲。解决当前“三农”问题,单纯依靠财政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农村合作银行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如何创新支农机制,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是一个摆在眼前尚待解决的问题。
一、当前“三农”贷款难的症结所在1、紧缩政策限制了支农力度。当前,紧缩的信贷政策影响了信贷资金的投向,国家银行对农村信贷总规模和资金投入呈逐年减少的趋势。
2、金融机构“嫌贫爱富”。随着金融机构商业化运作,许多银行宁愿将资金投向非农产业,而不愿投向农业和农村,同时精简了农村基层机构,造成一些应该发放的农业贷款没有发放,并对基层机构贷款权实行“收”多而“放”得少。
3、农村信贷资金严重外流。农村金融市场“抽水机”多,“输血机”少,资金大量流出农村。
4、农村保险体系不健全。农业是弱质产业,受自然灾害和市场影响,风险较大,农民是弱势群体,其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差。但目前农业保险一直落后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三农”对风险控制的需求。而政府主导的风险补偿机制尚没有健全,由此产生的风险全部由金融机构承担,这无疑加剧了贷款风险,成为制约支农机制创新的因素。
二、创新支农机制的几个途径
1、创新风险控制方法。农村合作银行要改变其政策性银行形象的同时,要充分发挥其商业性金融功能,利用其灵活机动的优势和信息优势,创新农村基层风险控制。创新风险控制方法可以包涵如下:农户直接持股、团体贷款合同设计、物权流转的变通方法等。也可以尝试将小额贷款打包证券化,在转移分散风险的同时也可增加资金来源,减弱其在吸收存款上的劣势。
2、创新利率定价机制。实施支农优惠利率政策和灵活的浮动政策,采用灵活的利率定价策略,给予惠农措施,为“三农” 降低资金成本奠定基础。
3、创新信贷支持模式。在信贷项目的选择方面,不能完全以赢利的高低作为标准,要把政府最关心、新农村建设最需要的领域作为支持的优先方向。虽然农业特别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回收慢,农村合作银行要主动对接政府的支农意图,将信贷资金和财政投入有机结合,创新实施“政府立项、市场运作、企业承贷、财政补贴”的信贷支持模式,按照“有保有压、区别对待”的原则,建立信贷计划需求和调整跨部门协调机制,合理优化信贷结构,造当控制非农贷款,优先保证“三农”信贷计划,确保信贷资金有效满足“三农”发展的需求。
4、创新信贷培育机制。培育以公司化、规模化、市场化、产业化为特征,自主经营、自我完善、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各类规范的经营实体体系,结合农业经营的弱质性和长期性,引导企业要求政府辅以适当的利益和风险补偿机制,以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
5、建立财政资金与银行信贷资金有效结合的机制建设。积极探索财政性支农与银行信贷资金相结合的支农机制,通过财政的多渠道支持,帮助金融实现对弱势农业的扶植,如建立贷款项目的配套机制,申请中央和地方财政的专项资金扶持,降低单独由商业性贷款支持的项目风险;建立稳定的信贷扶持农业产业化企业的投入机制,设立龙头企业发展专项资金,优先安排涉农项目资金,形成多元化支农机制。
6、创新担保机构与方式。积极探索建立担保机构,创新担保方式,通过与担保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开展担保合作,与动产抵押、权利质押等方式,发掘符合农户和农村经济特点的抵押物,解决“三农”贷款抵押担保难的问题。
第二篇:创新农村低保工作机制的思考
创新农村低保工作机制的思考
——以三明市为例
内容摘要:自福建省开始实施农村低保制度以来,三明市的农村低保制度逐步健全完善,建立了规范的管理运行机制、稳定的低保增长机制、刚性的资金约束机制,农村低保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三明市的农村低保工作还存在农村贫困对象的识别困难,农村低保工作力量极为薄弱,补差和低保标准略显偏低等问题。创新农村低保工作机制,需要在加快最低生活保障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贫困识别系统,强化基层低保机构和队伍建设,根据经济差异确定补差和低保标准等方面着力,以发挥农村低保的作用。
关键词:三明 农村低保 工作机制 创新
2004 年1月,福建省开始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简称 ‚低保‛)制度,从而打破了我国社会保障城乡分割的状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政府对农村贫困人口按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进行差额救助的新型社会救济制度。分析农村低保工作中存在的缺陷,逐步完善农村低保制度,创新农村低保工作机制,才能使农村低保真正显示其效力。
一、现行农村低保工作现状
按照《福建省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试行规定》的要求,2004年1月起,三明市全面建立实施农村低保制度,并由量力施保到应保尽保,逐步走上平稳运行、规范管理的健康轨道,有力保障了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一)建立规范的管理运行机制。第一,评审程序化。每个低保对象的确定,须经过村委会初审评议,乡镇政府审核,县级民政审批的‚三审‛程序。第二,公示规范化。低保对象入保前,须经过两次公示,即村委会入户调查后及民政审批后,张榜公示。并对公示格式文本、内容和时间作了统一规定,公布咨询举报电话,确保公平公正,打造阳光低保。第三,监督多元化。通过行政监督、审计监督、纪检监督、群众民主评议、社会舆论监督等渠道多管齐下,有效防止了滥用职权、暗箱操作、截留挪用、弄虚作假等违法违纪违规行为。第四,管理动态化。实行低保对象有进有出、补差金额有升有降的动态管理机制,每年10月对所有农村低保对象进行年审,根据农村低保家庭人口或收入变化情况,办理续发、停发、减发或增发农村低保金的手续。第五、建档标准化。根据省里统一规定,各地实行县、乡(镇)、村三级档案管理模式,实行‚一镇一柜、一村一盒、一户一袋‛,按统一标准整理资料档案,装订成册,规范管理。
(二)建立稳定的低保标准增长机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财政承受能力、农民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变动等适时调整救助标准,逐步提高保障水平。先后三次提高低保标准,从2004年的每人每年1000元提高至1900元;2009年起,针对副食品价格上涨问题,先后两次按标准提高低保对象补助水平。同时于2011年3月在全市全面建立社会救助制度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根据物价水平的变化发放价格补贴。
(三)建立刚性的资金约束机制。在资金筹措上,对县(市、区)负担20%部分,列入各地政府财政预算,并实行县乡财政分级负担,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如大田县确定乡镇财政负担15%、10%、5%和不负担4个档次,明溪县实行县与乡镇6:4比例负担,并由县财政直接划拨,年底再与乡镇财政结算,确保资金及时到 2 位。在资金管理上,将低保资金全额进入县财政‚社会保障基金财政专户‛的“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分户‛,每月(季)直拨县民政局,专户专管、专款专用。在资金发放上,统一实行社会化发放,即由金融机构按城乡低保金发放程序进行操作,将保障金发放到低保户存折中,低保户凭存折领取,确保资金不被截留挪用。
二、现行农村低保工作存在的问题
城乡一体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为消除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消除城乡居民之间不同待遇走出了一条新路,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现实问题,成为农村低保工作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一)农村贫困对象的识别存在困难。家庭收入的核算是做好低保工作的基础,也是一个难题。福建省在家庭经营收入、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四类收入基础上,虽然对劳务收入和各种临时、隐性的收入再作细化规定,但在实际执行时把握和准确计算还有难度。有的外出务工人员因个人能力和就业机会不同,实际收入差异较大。另外,家庭成员界定难。我国婚姻法规定子女及(外)孙子女有赡养其父母、祖(外)父母的义务,但在现实的农村生活中,女儿出嫁以后,社会约定俗成不再承担赡养父母的义务,没儿子的老人,没有固定的赡养人。同时,有的村干部在执行低保政策时,计算收入未按户为单位,而是以家庭成员中的某一成员或两三个成员有无劳动能力,来确定是否可纳入低保对象,因此有的地方出现一户保部分成员的现象。另外,个别村干部把低保政策当困难照顾政策,对家庭成员 3 有残疾等无劳动能力对象,给予纳入低保照顾。
(二)农村低保工作力量极为薄弱。落实农村低保工作,最繁重任务在基层,特别是乡镇民政的审核把关工作。但乡镇机构改革后,原有的乡镇民政办并入乡镇社会事务办公室,没有专职干部承办民政事务,事务办的干部在遇中心任务时,还得服从其他工作安排,基层民政力量完全削弱。另外,大部分的乡镇社会事务办缺少必要办公条件和经费,进村入户的交通工具也难于保障。这样容易出现低保对象核查不到位,动态跟踪不及时等问题,有的应保不能尽保,有的应退不能及时尽退。
(三)补差和低保标准略显偏低。目前省定农村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158元,省定月人均补差为110元。三明市农村低保标准执行省定标准,人均补差在省定110元的基础上提高至119元,但与2012年三明市农村居民人均月食品支出257元相比,保障水平仍然偏低,没有达到最低生活保障的要求。主要因为:省定三明市低保资金筹措比例为省补助金80%,县、乡二级承担20%,且省级补助资金按核定数的月人均补差110元的80%给予补助,而新增人员和资金省里当年不补助,第二年按60%补助,且一年一核定,这种情况造成一些县、乡镇财政负担过重,在不同程度上制约了补差标准的提高;且低保标准动态调整的弹性小,增长速度落后于社会经济发展速度。
三、农村低保工作机制的创新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三明市广大农村中建立了‚一条重要的保障线‛,它保障了贫困农民最低生活,改善了农村干群关系,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因此,必须进一步创新农村低保工作机 4 制,解决农村低保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一)加快最低生活保障法制建设。目前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由于立法的滞后,不能适应其建设的需要,造成了工作上和管理上的许多不规范现象。因此,只有通过立法,统一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规范最低生活保障的各项工作程序,规定各部门的职责,实现最低生活保障的法制化、规范化管理。2005年以来,民政部联合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启动了社会救助法的立法程序,《社会救助法》的出台将从根本上保证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权威性和连续性,才能使最低生活保障工作步入有法可依的法制化轨道,从而确保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活权益不受侵害。
(二)建立有效的贫困识别系统。一是开展低保票决制试点工作。由乡镇工作人员、村两委成员、村民监督委员会成员、村民政助理员和熟悉村民情况的村民代表等组成评议小组,召开民主评议票决会,通过对低保申请人进行现场无记名投票,以提高低保对象界定的准确率。三明市已有20%的村进行低保票决制试点工作。二是建立低保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按照‚一个机构、一个办法、一个平台‛的目标,建立一个跨部门、多层次、信息共享的救助申请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通过与公安、工商、税务、住建、社保、金融等部门协作,对居民的户籍、车辆、房产、公积金、社保、就业、工商、国土、国税、地税、金融资产等信息全面审查,推进低保救助工作实现跨越式发展。三明市已在梅列区、明溪县、清流县、沙县、将乐县开展试点工作。三是要逐步完善个人财产、收入申报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个人资信体系,从根木上解决受保障对象难确定的问题。
(三)根据经济差异确定补差和低保标准。一是探索城乡低保‚并轨‛一体化。鼓励有条件的县按照‚城乡并轨、同城一体‛的原则,先行先试。梅列区自2010年起开展试点工作,目前农村低保‚门槛‛按年人均收入1900元标准进入,补助水平按照城市低保标准月人均350元执行,实现城乡一体补助水平,减少‚剪刀差‛。二是实施分类施保。在农村低保对象实行分档补助的基础上,应对不同类型的低保对象区别对待,如对危重病人、老年人、重度残疾人、单亲家庭成员、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根据实际按保障标准增发20%、25%、30%不等的低保金,并实行审核制;对有一定劳动能力,但由于个人能力原因贫困,每人每月可根据实际按保障标准下浮10%比例享受,着力从帮扶措施上增强脱贫能力。这样,既能够保证贫困人口受到低保的覆盖,又可以真正做到‚保障到位‛。
(四)强化基层低保机构和队伍建设。一是建立健全县级低保工作机构。目前一些县在机构改革中,对县级低保工作机构没有明确,应给予明文规定,并核定人员编制经费;二是建立健全乡镇民政机构。根据乡镇所承担的救灾、救济、低保等众多的民政职能和繁重的任务,设置乡镇社会救助办公室,核定具体的行政编制人员;三是设立村级民政协理员。2012年9月起,三明市实行‚县聘、乡管、村用‛管理办法,在村一级选聘民政协理员,做到有人做事、有人管事。同时,保证基层必要的工作经费,建议在下拨省级低保补助金的同时配套一定比例的工作经费。在此基础上,加大对基层特别是村一级干部的业务培训,加强低保对象的动态管理,更好地实现‚应保尽保、应退尽退‛的要求。
综上所述,农村低保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安全网,是政府直接对困难群众给予‘兜底’式定期救助,是快速、稳定地解决部分人口的温饱问题的重要渠道。明确职责,细化分工,相互配合,统一行动,积极探索和创新农村低保工作的长效机制,是民政部门在社会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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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财政支农资金项目管理创新机制
创新财政支农资金项目选择机制对财政支农资金项目的管理,包括项目选择,运行控制,矫正偏差,保障效益等内容,其中对项目的推荐选择环节最为关键,也是实际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市菜篮子工程办公、财政局农财科遵循支农项目管理原则,努力创新项目选择模式,在建立和完善支农项目库的基础上,召集和邀请项目申报单位和有关专家,到项目建设现场相互观摩,采取依据项目申报条件打分等公开透明办法,科学选择项目,其主要做法分为四个步骤:
1、建立本单位支农项目库动态管理系统,并设专人管理和维护。通过召开蔬菜专业协会负责人会议、生产技术培训班、菜办主任会议等形式,广泛宣传支农项目意义、条件和要求,在全市范围内公开征集菜篮子产业建设项目。每年七月底更新项目库一次。
2、认真学习领会中央、省、市级的支农政策精神,特别是省财政厅、省农委每年发布的项目指南。在省、市业务部门的指导下,结合阜阳实际,从建立的项目库中分类提取参选项目,按照项目要求条件及时通知各县市区申报。
3、邀请财政、菜办等部门业务人员和项目申报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专家等,到项目实施现场相互观摩核查,请参加人员给予客观公正打分评比。
4、征询各方面专家意见,原则依据打分情况确定项目。实施上述四项流程,让以申报项目公开透明,优化了上报项目质量,杜绝了人情关系、平均分配名额等不规现象。在客观上也减少了项目申报中的利益摩擦与冲突,减轻了项目后续管理工作的难度,降低了行政成本,提高了项目选择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第四篇:宿迁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支农的实践与思考
宿迁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支农的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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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0年8月江苏省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以来,位于苏北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宿迁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紧紧围绕改革与发展两大主题,更新理念,抢抓机遇,创新信贷管理运行机制,提升支农服务水平,在支农实践中,走出了一条强社、富民、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多赢之路。至2005年末,该市所辖的泗洪农合行及市区、泗阳、沐阳三家农联社各项存款余额达50.2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达43.19亿元,分别占全市金融市场份额21.91%和29.33%,存贷款规模分别是2000年的3.33倍和3.66倍,2005年全辖实现净利润0.89亿元,比2000年扭亏增盈1.11亿元,增幅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实现不良贷款余额净下降1.89亿元,占比下降33.66个百分点,全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综合实力、支农服务功能、风险管控能力、行业竞争能力均得到明显增强。本文拟对该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近年来信贷支农工作取得的成效、经验、存在的困难与问题等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并对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支农策略取向作几点粗浅的探讨。
一、支农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和经验。
宿迁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始终把立足社区、服务“三农”作为立社之本、发展之源,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创新服务手段,提升支农服务水平,全力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仅2005年就累计投放各类支农贷款37.6亿元,惠及全市28.3万个农户,农业贷款增量占比达80%以上。近年来,累计投放贷款100多亿元,重点支持了木材加工、苗木花卉、畜禽水产养殖、食用菌种植、丝绸棉纺、粮油加工、白酒酿造、玻璃灯具、塑料加工等特色产业,围绕区域产业结构调整部局和政策导向,拉动了农村优势产业集聚和规模化经营,重点扶持了外向农业、科技农业、订单农业、农副产品加工业的发展,积极为“公司+农户”、专业协会、中小民营企业提供信贷服务,推动了宿迁作为“中国杨树之乡”、“中国名酒之乡”、“中国螃蟹之乡”、“中国花木之乡”、“华东商品粮基地”等特色基地的建设,加快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此外,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积极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还积极推动“助学工程”和“扶贫工程”建设,把扶持边缘群体的发展作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协调发展的一
项重要任务,几年来,该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投放助学贷款15320万元,帮助6700多名贫困学生圆了大学梦。先后向101个省级重点扶贫乡镇、420个经济薄弱村投放扶贫小额贷款9796万元,受益贫困农户达7.5万户,通过小额贷款支持已脱贫致富的农户达3.97万户,为区域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主要取得以下“六项成效”和“五点经验”。
六项成效:一是存贷款规模扩张迅猛,支农实力进一步增强。至2005年末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分别达50.26亿元、43.19亿元,分别比2000年净增35.18亿元、31.43亿元,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证。二是支农服务机制得以创新,支农服务水平有进一步提升。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都对信贷支农机制进行了有效创新,如推行农户联保贷款和小额信用贷款、建立小企业贷款运行机制、实行信贷人员规范操作承诺制、信贷员等级管理、按业务量计酬等办法,充分调动了信贷人员放贷积极性,激活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对“三农”信贷的投入,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贷款难问题,也从机制上有效地规避了信贷风险。该市共有93万个农户,农户贷款受益面达51%,约有47万个农户从当地农村信用社获得过贷款支持,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注入生机与活力,支农贷款已成为城乡居民的“主心骨”和“定心丸”。三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效益明显提高。至2003年全市农村信用社已实现社社盈余,2005年盈利总额达0.89亿元,比2000年扭亏增盈1.11亿元。四是信用社自身综合实力、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通过农户贷款的发放,有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同时在发展中对多年形成的历史包袱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化解,5年来实现不良贷款占比下降33.66%,余额下降1.89亿元,资本充足率明显提高,有力增强了抗风险能力。五是信贷支农基础工作得到进一步夯实。通过支农小额贷款的投放,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客户信用档案和服务网络体系,密切了社群关系,有效改善了农村整体社会信用环境,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社会地位和形象得到提升,进一步夯实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六是农村合作金融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内控管理得到加强,法人治理架构初步形成,运行质量显著提高。泗洪联社抓住了有利时机,率先在全省成立农村合作银行,泗阳、沐阳两家联社正在积极进行合行组建。全市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信贷管理水平和风险管控能力均有进一步提升,法人治理运作渐趋规范。
五点经验:一是扎根农村,坚持“三农”服务定位,不断强化支农服务意识,转变经营管理理念,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改革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二是创新支农服务手段,改进贷款方式,建立符合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身特点的信贷运行管理机制,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展的方式和手段;三是在支农实践中,实现社、民、企、政多方共赢,创立了各具特色的支农服务品牌,提升了信合自身形象,并与广大城乡居民结下的鱼水深情,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展的不竭动力;四是建立起外部监管和内部控制并重的风险管控长效机制,实现风险可控,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稳健发展的保证;五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员工队伍整体素质,是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二、支农工作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1、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支农服务功能与新农村建设所要承担的支农重任不相匹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虽经过近几年的业务品种和服务功能创新,实现省级范围内的大多数区域联网,但整体上结算渠道、业务品种、服务手段落后的状况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支农服务功能与快速发展的新农村经济形势、市场化建设和消费升级的要求极不适应。
2、农村资金要素的稀缺性决定资金供求的结构性矛盾,组织资金能力与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信贷投入不相称。宿迁处于经济欠发达的苏北地区,农民总体上还不富裕,资金要素存在稀缺性,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资金供给不足成为跟进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几年来,四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存款增长慢于贷款增长,组织资金难以适应强劲的信贷投放需求,存贷款运行不够平衡,存贷比居高难下,资金处于高位运行状态。
3、支农理念不能与农村经济的发展形势和谐共振,支农的广度、深度、力度不够,风险管控能力亟待提高。随着农村经济结构调整进程的加快,宿迁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区域化、多元化、差异化的特点,带来农村信贷需求结构呈多元化格局,对农村金融服务的需求也出现新变化,这就需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在经营理念、信贷管理机制要进行创新,才能做到与地方经济发展和谐共振。而部分机构对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变化形势反映不快、研究不深,工作不能与时俱进,处于被动应付状态,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习惯于老方法、老路子抓经营
管理,被动跟着市场走,信贷支农的广度、深度、力度不够,已难以适应经济形势发展和对信贷风险的管控要求。
4、员工整体素质偏低、信贷队伍人才储备不足,已成为制约合作金融事业发展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农村合作金融机构队伍素质问题姓终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年龄趋于老化,高素质人才匮乏,尤其是缺乏精专人才和综合管理人才,难以适应金融产品创新、市场拓展、风险识别管控的素质要求,人才问题已成为制约农村合作金融事业发展的关键。
5、金融生态环境还有待进一步改善。近年来,经多方努力社会整体信用环境有所改善,但行政干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自主经营,企业和个人恶意拖欠和逃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债务现象还时有发生,甚至于个别地方政府肆意公开逃废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债务。
三、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支持新农村建设责无旁贷,但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能否抓住历史机遇,能否适应新农村建设要求,积极转变经营理念,加快机制和产品创新,完善服务功能,提升支农服务水平,主动迎接挑战承担起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重任,是摆在全体信合人面前的重要课题。
1、落实科学发展观,找准支农新定位,开辟服务“三农”的新境界。首先是围绕区域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部局,推动农村优势农产品产业带的建设。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围绕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和政策导向,积极推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优先支持产品适销对路市场前景广阔、产品竞争优势明显、生产基础好、科技含量高的农副产品,鼎力扶持优势产品,使其扩大规模,相对优势区域集中,形成格局,彰显特色。扩大服务“三农”的内涵,将支持“三农”赋于新意,从而拉动产业经济的发展和传统农业的升级。重点引导扶持公司+基地+农户、农作物新品种改良、新的生物技术在传统种养业的推广运用、农副产品的深度加工与开发、农产品市场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传统农业种养习惯的改变及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等等,从而延伸支农的广度和深度。其次是主动择优扶持一部分小企业、微小企业。新的经济形势为小企业发展注入了无限生机和活力,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以促进小企业、微小企业、个私民营企业为突破口,利用机制灵活的优势,优先选择一批信誉好、竞争力强、市场前景好的小企业进行扶持,坚持“小对小、小对优”的客户定位,重点解决企业的流动资金需。
三是适度解决城镇居民消费贷款需求。消费拉动需求,城镇居民的消费贷款是一个巨大的潜在的市场,如适时适度介入居民住房按揭贷款、汽车消费贷款、船泊运输贷款等;
四是加快农副产品市场的培育。重点围绕地方产业特色,拉动一批大中型特色产品市场的培育,做到“四小四大”(即小订单、大农业,小商品、大流通,小企业、大发展,小城镇、大市场),构建立体的“三农”服务新体系。
2、加快机制创新,完善服务功能,创造竞争优势,打造农村信合新品牌。一是明确目标客户市场,分类构建适应新农村市场特点的信贷运作平台。随着“三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产业格局都发生重大变化,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传统的小额农贷客户群体总量在逐步减少,农村新涌现出一大批小企业、微小企业、农村种养业大户、农副产品加工大户、商业运输流通大户、农已经济人,这些,正成为农村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助力器”,是农村经济的强劲增长点。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适应这些变化,明确目标客户市场,并建立相应的信贷管理平台,对目标客户实行分类运作。二是创新信贷款方式,简化贷款手续。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根据不同的信贷产品、不同行业的风险状况、不同机构的管理能力,建立高效的授信、授权、审批机制,简化贷款手续,方便客户借款。
三是创新金融产品,适应市场需求。当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产品创新已迫在眉睫,能否开发创新出适合形势发展要求的金融产品,能否建立有利于增加支农信贷投入的绿色通道对改善金融服务,促进新农村建设、增强自身竞争能力至关重要。比如开发农村经济协会贷款、小企业便利通贷款、黄金客户信用贷款、高端农商户贷款、农民经纪人贷款、循环经济贷款、科技农业贷款、林权质押贷款、金钥匙贷款、青年创业贷款、打工人员回乡创业贷款、下岗工人再就业贷款、大学生圆梦贷款、船舶运输贷款、仓单质押贷款、、汽车消费贷款、小企业整贷零还、零贷零还贷款等等。通过产品创新,整合信贷资源,完善服务功能。
同时,要从有效利用现有资源、节约成本、控制风险角度出发,切实改变
农信社网络建设滞后、电子化服务水平低、资金结算渠道不畅的现状,把加快电子化建设、发展中间业务作为提高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服务水平,增加行业竞争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不断增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的整体服务功能和盈利能力,使其成为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坚强后盾。
3、加强员工的教育与培训,开展企业文化建设,锤炼一支适应形势要求的信贷管理新队伍。
当前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在立足创造条件,加强对现有员工队伍教育培训的前提下,做好新员工的招收和专业化高素质人才的引进工作。同时,积极开展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是高于制度之上的一个企业的生命和灵魂,一个经过打造符合自身特色的成功企业文化能够推动企业的快速发展,这种文化内涵体现在信贷工作质量上就是“精细化、零缺陷”,体现在贷款营销上就是“先卖信誉、后卖贷款”,体现在市场开发上就是“客户的难题就是我们开发的课题”,体现在服务上就是“零距离、零抱怨、零投诉”。将这些精神、理念、价值进行宣传,让员工进行学习体会宣传,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培养员工认同感和归履感受,在支农实践中,锤炼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信贷队伍。
4、优化社会信用环境,加强金融生态建设,构建合作金融与“三农”经济共同发展的新平台。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把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作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长城”,积极配合人民银行和地方政府深入持久地开展信用建设,银行、政府、司法机关形成互动局面,坚决打击一切逃废债行为,通过建立“黑名单”、经济制裁、信贷“封杀”等办法,构建“守信受益、失信受损”的机制,净化社会信用环境,构建“三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土壤和平台。
第五篇:中俄银行合作机制论文
一、中俄银行业合作的现状
银行合作是中俄发展经贸关系的重点领域,2002年中俄总理会晤联合公报即明确指出,双方应扩大两国央行之间和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交流与合作,为双方对外经济各领域的合作开展金融服务。
(一)银行合作机制
1.中央银行:2000年,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建立了银行分委会制度。这是一个专业性合作机制,每年召开一次,其宗旨是通过相互交流,加强银行间的互信与合作,为经贸发展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中俄央行合作的主要内容,一是积极推动双边高层互访,增加央行间的信任度和决策程序的了解,解决各自国内的分歧意见;二是进一步调整相关外汇管理政策和与俄方签署了一系列金融和银行合作协定(见表1),为商业银行创造的合作的制度基础和政策环境,如《中俄关于在外汇监管领域的合作协议》、《中俄央行合作协议》、《中俄央行关于金融机构业务监管合作协议》、《中俄央行关于边境地区贸易的银行结算协定》、《反洗钱合作和人员培训协定》等。
表1中俄双方近期签定的合作协定与我国最新出台的相关外汇管理政策
2.政策性银行:在三大政策性银行中,参与同俄金融机构合作较多的是进出口银行,采取的主要方式是向俄金融机构提供授信额度和买方信贷的方式,以解决结算不畅和信贷不力等制约两国经贸发展的难题。
3.商业银行:近年来,根据市场和双边经贸发展的需要,各大商业银行注重与俄罗斯银行的合作,即通过建立代理行关系、开立美元直接结算账户、提高相互授信额度、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在结算、信贷及其它金融服务方面建立了双边合作机制(见表2(在各商业银行的代理行关系中,约50%是在2000年以后建立的),扩大了业务范围,信用证、保函、托收等多种国际结算工具开始使用,双方商业银行正在积极探讨贸易融资、项目融资、中长期信贷、银团贷款、联合代理发债等多领域合作。
表2主要商业银行和进出口银行与俄方银行合作的情况
资料来源:各相关银行提供。
4.民间交流:2001年,由“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倡议召开的“中俄金融合作论坛”第一次会议在莫斯科召开。该论坛由中国金融学会、俄罗斯银行协会和俄中央银行共同主办,每年一次,目的是为实现两国战略合作经济目标,协助银行分委会促进两国银行、外汇、证券和保险等金融机构间的沟通,在尊重共同利益和遵守市场经济规则基础上发展多方面的合作。
(二)银行合作的主要内容
除政府贷款等政府协议经贸项目下的合作交往外,中俄银行合作的具体内容主要是指商业银行之间的业务合作。
1.贸易结算。中俄双边贸易中,通过银行进行的结算方式主要有两种方式:通过第三国银行的间接结算和中俄银行间直接通汇结算。此外,还有现钞结算、早期贸易中较为普遍的易货结算和“对打结算”方式(即相互开展进出口业务的企业,通过协商,将对方进出口所需货币和资金打入对方银行账户)。各种结算方式发展不平衡,主要以第三国转汇方式为主,非银行渠道的现钞结算量增长较快。近两年随着双方银行建立代理行关系、设立直接结算的美元账户,直接通汇有所增加,但所占比重仍很小。
2.出口信贷:出口买方信贷(出口买方信贷是指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提供保险的前提下,银行向进口国(如俄罗斯)的银行提供外汇贷款,由进口国银行转贷给进口商,用来专门购买我国出口商的产品。)是国际金融市场通行的出口融资方式,较一般贷款相比,其信贷金额大、期限长、利率低,多为能源等大型项目和机电产品、成套设备和高新技术产品等出口融资。2002年建行、中行、工行、农行和进出口银行分别与俄外贸银行签订了“出口买方信贷协议”。对企业而言,由于有国内银行向进口商提供信贷支持,可以增加我国出口企业竞标成功的把握,还可以及时收汇、加速资金周转,为提升我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开拓俄罗斯市场提供有力支持。对银行来说,由于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保险,借款人又是俄罗斯第二大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国际融资风险,是一种风险相对低的业务品种,扩大了中俄银行合作的范围,有助于发挥各自在客户资源、业务领域的优势。
3.银团贷款(同业贷款):银团贷款是由多家银行或金融机构采用同一贷款协议,向一家企业或一个项目提供一笔融资额度的贷款方式。目前,我国与俄罗斯银行由于相互理解和信任不足,在贷款方面的同业协作发展较为缓慢。我国商业银行在支持对俄项目时,可多考虑参与国际银团的招标,使得我国商业银行在降低贷款风险的同时,能够涉足一些较大的项目。这也是俄方银行希望加强合作的领域。
4.融资服务:分为贸易融资和项目融资两大类。近年来中俄相互投资趋于活跃,两国经贸合作从单一贸易发展到共同开发大型投资项目,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和技术贸易不断加强。目前,双方融资方面的合作相对较少,正在探讨贸易融资和项目融资等问题(2002年,工商银行以买方信贷方式支持华为、中兴等国内企业出口设备和占领俄电信市场,开辟了利用融资促进贸易增长和项目发展的新途径),包括在边贸项下,提供人民币贷款等信贷便利。
5.互设机构(准入限制):中国入世刚刚两年,俄罗斯正在与各国进行入世的双边谈判,两国的金融市场开放尚处于初级阶段。俄罗斯共有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33家外资银行,中资银行只有“俄罗斯中国银行”,是中国银行在俄的全资附属机构(俄罗斯中国银行为股份制银行,股东包括中国银行、金城银行和新华银行。1993年获准在俄开展业务),业务范围相对较小,至今不能为贸易和投资活动全面提供所需的结算和融资服务。目前,还没有一家俄罗斯银行能够达到我国银行业的准入门槛,在华尚无正式的营业性金融机构,仅设立了四个代表处。因此,俄方希望中国能够放宽准入条件。中俄银行在两国互设机构,将大大提升两国金融合作的水平。
6.信息交流与人才培训:近几年,中俄双方加强了银行界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在加强银行高层互访和业务人员培训的同时,注重提供有关两国经济金融政策、监管环境、法律环境、以及商业银行信誉、资产财务和资金状况等,逐步增强中俄银行参与合作的信心。
总体来看,中俄双边银行合作处于起步阶段,仍需在结算、融资、担保等方面,不断提高银行合作的水平,为贸易秩序规范化奠定基础,以适应双边经贸加速发展的需要。
二、经贸发展的金融瓶颈与银行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俄双边贸易发展迅速,2002年达120亿美元,俄罗斯成为我国第八大贸易伙伴,中国为俄罗斯第五大贸易伙伴。但是,双边贸易在中俄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仅为2%和5%,这与中俄两国地理位置相近、经济规模较大、在资源和商品结构上互补性强等极不相称,双边贸易和投资的巨大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为消除制约双边经贸关系加速发展的障碍,亟待
解决银行合作领域中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的主要问题
1.银行结算渠道不畅是长期困扰双边经贸关系发展的问题
由于俄罗斯银行信用较低、双边结算渠道不畅,现汇结算多通过第三国银行转汇完成,直接通汇的实际规模及其在结算总额中的比重仍很低。且不同贸易形式所采用的结算方式和支付手段有所不同。一般贸易和正规边贸的经营较为正规,多通过银行进行现汇结算,支付手段以美元为主;旅游购物等边贸及包机贸易则较多使用现钞结算,以美元和人民币为主,卢布所占比重较小。
其结果是:(1)通过第三国转汇的结算周期长、时效低,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企业贸易收益;(2)现钞交易风险高,经常出现货主人身安全难以保障、资金难以收回等问题,加大了贸易的潜在风险,造成外汇和税收管理的漏洞,影响了双边贸易的快速健康发展;(3)多种方式的结算体系造成贸易秩序混乱、黑市交易活跃,导致银行体系外大量外币交易的存在和资金流的不平衡(大量外币现钞流入),为走私和洗钱创造了便利条件,大大增加了贸易统计和外汇监管的难度。
2.中俄银行结算工具单
一、服务范围和水平有待提高
首先,银行结算工具较为单一,信用证等业务虽具有风险低、成本小的特点,但在实际业务中没有得到应有发展,在结算中所占比例较小,保函、托收等其它多种方式更有待进一步开发。这种情况造成银行服务费用高、竞争力下降,“地下钱庄”和“地摊银行”在边贸中十分活跃。其次,俄罗斯银行业务水平低导致双方纠纷时有发生。再次,人民币结算没有纳入正常渠道。边贸以交易双方的本国货币进行结算(根据我国《边境贸易外汇管理暂行办法》第五条的规定:“边贸企业与毗邻国家的企业和其他贸易机构之间进行边境贸易时,可以以可兑换货币或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可降低企业汇兑风险和交易成本。人民币较为稳定,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基本属于硬通货,很多俄商业银行也愿意开展人民币兑换业务,但中俄两国长期没有明确双方货币在边贸结算中的合法地位,无法真正实现人民币进入正常贸易和银行结算系统。在2002年正式明确中俄本币在双方贸易结算中的合法地位后,2003年1月1日,本币结算正式实施,但有关人民币兑换卢布的牌价、现钞外运及银行头寸的风险控制等问题,需尽快探讨解决。
3.中小企业对金融服务的要求难以得到满足、出口积极性受到影响
在中俄双边贸易中,中方逆差一直呈不断扩大之势,过去10年已累计达270多亿美元。除贸易结构等因素外,长期逆差与中俄贸易主体中个体商人比重较大、边贸企业多为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有一定关系,一方面,民营和中小企业一般不是商业银行贷款融资的主要对象,贷款总规模较小、融资环境较差,严重影响企业抓住商机、拓展规模。另一方面,俄进口商存在支付困难时多以提供物资的形式付款,而对于化肥、钢材、羊毛等物资,中方企业无权自行进口,随着我国配额许可证制度的逐步强化,边贸企业没有配额申领资格,企业基本效益得不到保障。此外,从事边贸的私营和个体经营主体没有外贸经营权,难以进行外汇核销,更无法享受退税和出口鼓励政策,出口积极性受到影响。
4.信贷合作刚刚起步、经贸发展规模受限
中俄银行信贷合作刚刚开始,规模和水平亟待提高。第一,机电产品和高科技产品进出口,需要大额信贷,但俄罗斯央行不举债,不向商业银行提供担保,贸易规模受到限制。第二,我国银行无法直接向俄罗斯企业提供贷款,均是通过俄方银行进行转贷款,但俄罗斯银行对转贷款业务的风险意识高,转贷费用过高,增加了企业的成本、降低了我银行在俄融资市场的竞争力。第三,双方授信协议难以顺利实施,中方在实际操作中十分谨慎,俄罗斯签署协议则重在形象,缺乏实际业务或成熟项目。第四,中方外汇管理规定支付预付款的最高限额为3万美元(1997年以前限额为10万美元,1998年打击逃套汇后,将限额降至3万美元),超出限额的需由对方银行出具保函。由于俄方银行资信较差,无法提供保函,双方商务合同执行难度大,预付款限额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的经营和双边贸易规模的扩大,也致使部分贸易通过非银行渠道进行结算。
(二)原因分析
中俄两国均在进行经济改革,双方贸易方式不规范、金融体系不完善和银行间合作水平的相对落后,特别是在银行结算机制、仲裁机制和出口信用保险等领域合作的不足,影响了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
1.俄罗斯金融体系脆弱、银行资信状况差、金融风险相对较高
俄罗斯金融市场正处于改革阶段,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俄银行体制不成熟,商业银行数量多但规模较小(1998年金融危机后,俄罗斯央行提高了银行自有资本金的要求,并对大量资不抵债的银行进行清盘,截至2001年中,俄罗斯银行已从最多时的2700多家减至1300多家。俄罗斯最大的200家银行的资本总额低于世界排名前20名的任何一家银行的资本额),资本实力普遍较弱,许多银行的资本金严重不足。据俄央行统计,排名第一的俄罗斯储蓄银行的资本约35亿美元,第九位的银行资产不足3亿美元,60%的俄银行注册资本在30万美元以下,仅有12%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符合巴塞尔协议的最低要求。由于银行资本过于分散,俄银行体系抗风险能力较差。
第二,俄银行业整体水平和业务素质有待提高。俄银行信用等级普遍偏低(2001年标准普尔公司对俄罗斯外汇主权的评级仅为B-,对俄罗斯商业银行的最高评级为CCC+STABLE)、区域局限性强,熟悉金融管理和银行专业技术人员较为缺乏,业务品种单一,国际贸易结算中常用的信用证业务往往需要通过第三国银行转开或加保,托收、保函等结算工具更很少使用,效率低、收费高等导致俄银行盈利能力普遍较差,资信状况不容乐观。
第三,俄罗斯银行体系的风险较高。一是银行高度参与金融市场,将大量资金投向债市、股市以及衍生金融产品,银行资产与金融市场的波动具有极强的相关性;二是银行资产高度集中于少数几家大中型银行,这些银行大多隶属或受控于既是股东、又为主要客户的工业金融集团,在经营管理上缺乏独立性,政治利益往往影响银行按照商业化原则开展经营活动。
总之,俄罗斯脆弱的金融体系、商业银行的资信状况和两国银行业务取向上的差异,严重阻碍了中资银行与其全面开展直接通汇及信用证、托收等多种形式的银行业务合作。
2.俄经济社会环境不稳定,影响中方银行积极开展对俄业务
从我国商业银行看来,对俄开展业务的风险较大:(1)政局不稳、经济秩序和法律环境尚不完善,导致俄罗斯国家信用评级较低,卢布币值经常大幅波动。货物与资金流动的畅通是边贸往来的必要条件,苏联解体后中俄银行间的结算体系被迫中断,中国商人难以通过正规渠道及时将收入汇回国内。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后,其金融秩序和双边结算体系遭到很大破坏,中资商业银行普遍收缩了对俄业务;(2)俄罗斯对外贸易方式不规范、政策多变。民用消费品和轻纺产品进入俄罗斯,多通过非正规渠道、采用包机包税或边贸等方式,而从俄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等产品则往往通过第三国公司代理交易、第三国银行结算。贸易方式的不规范和特殊性,导致俄方在双边贸易中经常提出不平等要求,例如,中方出口时往往被要求货到付款甚至售后付款,进口则要中方支付100%的预付款(俄罗斯银行贷款利率过高,一般为18~30%左右,使俄方企业融资成本提高、难度加大,因而要求我方企业以预付款方式进口货物),债务拖欠、履约率低等问题时常发生;(3)我国商业银行对俄企业的财务和资信状况无从了解,大多采用俄方银行转贷方式,但转贷费用过高导致我方信贷的竞争力下降;(4)中俄之间尚无政府级的仲裁协议,在现有条件下许多贸易纠纷难以得到有效、合理、公正地解决;(5)俄社会治安较乱,在中方银行海外业务的战略布局上,不是建立分行或办事处的重点地区。
3.中方银行对从事对俄贸易和投资的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不够
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俄双边贸易(特别是边贸)的贸易方式不规范等因素,商业银行贷款出现大量呆坏账,银行损失较大,对向中小企业或从事边贸的主体贷款大幅减少。从事对俄贸易和投资的企业大多规模小、资金实力较弱,普遍缺少周转资金,特别是中方企业的对俄投资或从俄引进高新技术项目均需筹措启动资金,但外贸和民营企业因信用较低(外贸企业近年来经营状况不佳导致信用降低),往往遇到资金筹措困难等问题,但银行的资金支持力度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企业抓住市场机遇、扩大发展规模。而且,由于双边贸易和相互投资的总体规模较小、在中俄边境地区设立网点成本较高,商业银行对服务中俄经贸活动的重视程度和开拓市场的动力尚显不足,服务缺乏多样性和灵活性,有些商业银行甚至对中俄工商界合作状况及其金融需求不甚了解,业务远不如“地摊银行”活跃,将贸易结算纳入银行正常渠道、服务中小企业对俄经贸活动难以真正落实。而对于有盈利潜力和国家担保的项目,在融资贷款方面出现多家银行跟踪一个项目的情况。
4.中俄双方银行合作缺乏风险控制机制
双方金融合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双方央行和商业银行间信任度不够、信息交流不充分,双边经贸发展和银行合作缺少相应的制度支持。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缺乏风险控制机制。俄罗斯对国家债务和担保严格控制,央行不为商业银行提供担保。在俄银行风险普遍较高的情况下,我商业银行难以积极开展对俄金融服务,一般对贸易结算和有国家提供出口信贷保险的买方信贷等业务较为积极,对涉及资金交易的业务较为谨慎。俄方对中方银行的风险评估更是十分谨慎,中方得到俄授信额度较难,且从俄罗斯进口的业务多是客户在我方银行开立信用证,俄方又往往对中资银行的信用证要求加保,增加了企业成本。值得注意的是,为改善企业的贸易和融资环境,我国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通过签定协议,分别向俄商业银行提供上亿美元的授信额度。但各大银行的授信额度集中于俄罗斯外贸银行(Bank for Foreign Trade)(该银行99%的股份为俄中央银行持有,是俄三大综合性商业银行之一,按资产、资本均排名在第二位,其主要任务是为俄对外经贸活动提供服务。该行在建立之初,即与我国银行建立了代理行关系和业务往来,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在俄罗斯的重点代理行之一。)一家银行,有可能加大谈判难度和贷款风险、降低各商业银行风险防范能力,各商业银行也难以就此事进行相互协调。针对上述问题,亟待两国央行和商业银行共同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增强商业银行对合作的信心。
三、加强中俄银行合作的政策建议
地理位置相邻、经济互补性强,是中俄经贸发展的基础。近年来,为配合和推动双边经贸发展,中俄双边银行合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加强双边交流磋商、调整相关外汇管理政策和与俄方签定具体合作协议,为银行合作提供了制度保证,对解决结算渠道不畅、支持对俄贸易发展、规范外汇秩序等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双方在银行结算、仲裁和出口信用保险等领域的合作机制亟待加强与完善,以促进金融合作的加深和经贸关系的发展。
(一)加快建立合作框架和制度,改善总体金融环境
在合作框架和制度建立方面,在多边场合和俄罗斯入世的双边谈判中,敦促俄方规范贸易方式、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逐步改进银行服务中的不足,以降低银行合作风险;利用中俄现有的银行分委会机制,为金融和银行合作提供完善的法律、监管框架;两国开放金融市场将给银行合作带来更大的空间,逐步解决中俄之间金融机构准入问题,通过设立分支机构提供全方位、更便捷的金融服务。
改善政策环境,鼓励和促进商业银行参与对俄经贸合作。具体措施包括:(1)为两国商业银行间的信息收集与交流提供更多便利;(2)提高商业银行对俄罗斯发展潜力的认识和对俄市场的重视程度,鼓励其开展对俄贸易结算业务,为企业对俄贸易与投资提供融资支持;(3)改革制约银行和企业业务规模发展的政策法规,例如,适当提高银行预付款限额以促进对俄贸易,这在我国目前严厉打击逃套汇、外汇储备较多的条件下是可行的;中方应为进一步疏通和规范本币结算提供配套政策保证,如统一制定大额现钞出入境、卢布-人民币挂牌兑换的汇率等。
(二)建立风险控制机制
中俄金融合作刚刚起步,很多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解决,提高银行信用、建立风险控制机制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第一,双方应加强银行的信息披露,我方应加强对俄银行信用的动态评估,提高交易行为的规范性,以增加银行合作的安全性;第二,俄方曾提出建立“中俄地区合作银行”,但对该银行的机构属性尚无法统一认识。可考虑建立民间或半官方的信用担保机制,或借鉴美国、日本和德国等国的做法,专门建立针对向俄出口的保险基金,鼓励企业积极开拓俄罗斯市场;第三,充分发挥出口信用保险的作用。出口信用保险是为企业对外贸易、投资和工程承包等活动的合法权益提供风险保障的一项特殊政策措施,主要承保国外买方的商业信用风险和政治风险。俄罗斯是风险较高的国家,目前,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向对俄贸易提供短期保险,包括一年以内的信用证(L/C)和非信用证(付款交单、承兑交单)等方式的出口业务。应向企业积极宣传出口信用保险的风险管理、风险补偿和信用担保等职能,主动介绍新开展的业务,为企业出口提供服务。
(三)加强信息交流与人员培训合作
双方央行之间应建立定期会晤机制,交流与沟通有关金融、外汇、税收和双边贸易等方面的政策措施,以及金融市场形势和商业银行资信状况的变化,增加双方政策法规的透明度。同时,组织商业银行就中俄金融和银行体制、货币汇率政策、与各种业务相关法律法规和程序规范等,对双边银行人员进行培训,并就中俄双边已经开展的合作业务,加强针对企业的宣传和咨询。
(四)加强两国商业银行合作
为促进中俄经贸发展,两国商业银行应从多方面、多途径加强合作:通过建立全面代理行关系,拓展信用证、保函、托收等新的结算业务,改变中俄贸易结算工具单一的局面,为双边贸易提供更为便捷、全面的金融服务。短期内,可考虑建立客户信息系统,指定几家资信好、清偿能力强的银行,提供融资便利和集中清算,以帮助中方银行规避风险(俄方信用等级低的商业银行通过指定的俄方银行进行清算,风险将在俄内部解决)。此外,在项目融资方面与国际知名银行合作,开展财务顾问等投资银行业务,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并积极考虑参加国际银团招标,通过辛迪加贷款方式,降低风险,扩大贷款规模。
(五)促进商业银行与企业的沟通,满足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
商业银行应全面了解中俄企业的金融需求,提供贸易融资和贷款服务:积极寻找俄方银行合作伙伴进行授信,以方便进出口企业融资和资金周转;针对俄罗斯市场潜力大、资金短缺的情况,积极支持我国有实力和投资意向的企业,如机电和通讯设备、轻工、纺织服装和家电企业等,为其对俄出口、投资提供信贷服务;对有意对华投资的俄方企业,在有银行担保或抵押的条件下,可发放定向贷款,并利用银行的资讯网络,为俄企业对华投资开展咨询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