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素材（共5则）

第一篇：论文素材

摘 要：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基石的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在当时西方各国政府管理失效，面临众多管理危机时西方学者所探寻的理论出路。本文探讨了我国处于治理转型时期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之路，以治理-善治理论指导政府转型，试图以治理理念揭示和分析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治理 善治 服务型政府。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08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内的新内容和新目标，也是针对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提出的新概念。与过去管制型政府相比较而言，服务型政府旨在建设一个民主、法治、高效的以“服务”为执政理念的现代政府。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这是政府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一、治理理论的内涵与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治理”一词于1989年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之后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理论，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Government, More gov-ernance）”已经成为新一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口号和目标。

学者们赋予“治理”的涵义众多。罗茨（R.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库伊曼（J.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 Vliet）认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报告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根据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治理”是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概念，一般指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私人企业、社团组织以及个体等等各种活动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治理就是一个既定的范围内，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等主体在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利用权威使各方利益与需求得到协

调和平衡，最终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它既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与规则，也包括公众普遍认同和遵守的非正式制度与规范，强调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多元的公共管理。

但是，任何理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和时效性，治理理论弥补了当时市场调节失灵、政府调控失效的空缺，它不是完美理论，也存在自身的限制。随着世界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善治”成为了治理在新时期发展的更高阶段，“goodgovernance”就成为学者热衷的研究热点和重点。俞可平教授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指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因而善治应该具有以下六个特点：

合法性（legitimacy），要求相关的管理者和管理机构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各主体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使公共管理活动得到国家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和支持；透明性（transparency），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策决策信息，有权了解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活动，从而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公共管理过程的实施，政府公开的范围和速度直接影响善治的程度；责任性（accountability），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公民个人的责任心越强，相应的职能和义务履行得就越好，善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法治（rule of law），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法治就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是实现善治的基础；回应（responsiveness），善治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管理部门对公民的利益诉求要做出及时、有效、负责的回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公民意见，社会公共管理的效率就越高；有效性（effectiveness），合理的机构设置是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的基础，而政府部门的效率程度最终决定了善治的程度。

从本质上讲，善治就是要还政于民，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实现良好的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求政府部门放权让利，增强公共管理部门的服务型功能，强化社会管理事务，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和程序，避免有的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与民争利。从治理的角度看，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社会管理事务，而是在政府之外，还有社会其他机构或者个人参与经济社会管理，负责部分社会事务，承担政府没有管起来的职能。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权力是分散的，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求克服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效和国家失效，缩小成本扩大收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所以说，治理是政府管理的基础，是有效管理的补充。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

从经济上看，我国已经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入世界经济组织，与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要求我国政府体制必须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体制、职责功能、行为方式的转变，以满足经济全球化、区域合作化发展的要求。同时，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需要政府的指挥，而更加需要政府的服务，政府已经基本完成了主导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使命，应该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为经济的建设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

从政治上看，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日益增强，要求行使合法政治权利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现行政府管理制度有些地方已不符合人民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因为部门利益而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导致政府与群众的矛盾激化，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直接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不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治理不同于统治，不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管理的工具，而是以尊重民意、维护民权、关心民生为前提，政府不再是决策的唯一决定者，而是多方意见的综合表达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服务型政府建设更是一个民意代表机构。

从社会来看，多种经济制度的实行、社会环境的开放、全球交流的加强，各种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公益性机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其作用与能力不可小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做有条件的“减负”政府，将一部分管理权力转移给社会，加强与社会组织、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的多方合作，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环境，只有在这种多方协调合作的运行环境中，公共管理目标才可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从而实现基层社会、整个国家的善治。

三、善治目标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治理-善治理论的兴起与研究，意味着我国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方式、手段发生了变化，治理理论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全新的政治画卷。治理理论的目标取向是实现善治，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府管理方式，理应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自身的特殊国情和民情，因此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实现以下转变：1·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性政府转变。

治理包括两方面涵义，即统治与管理，前者是国家的政治职能，后者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在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中，政府的统治职能大于管理职能，过于强调政治权力的统治范围与秩序，忽略了社会管理服务方面。政府作为一个公共管理机构，管辖的内容和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无限权力和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不能自主经营、社会不能自由选择，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生产效率低下、购买力低下，不利于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善治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多方合作，以期形成一个多元管理、和谐有序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直接影响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全能型政府的触角正在收缩，社会职能正在强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越来越明晰，政府角色定位和分工越来越合理，改变了过去政府对社会义务统包统揽的旧模式，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实现了政府成为掌舵人的转变，做一个有限的政府，一个将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相契合的政府。

2·从垄断型政府向参与型政府转变。

公共权力是凌驾于其他权力至上的特殊权力，极容易产生垄断行为，而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工作人员的执政态度和行使方式直接决定了公共权力实施的结果。在治理理

论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机关，其他各种社会机构也是社会管理的参与主体，包括社会服务组织、志愿组织、私人企业、群众自治组织等等，只要得到公民的认可，都可以管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事务，都有权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决议，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政府管理与决策必须获得这些社区主体的同意和认同，在这里团队的参与和协作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政府的治理模式应该从垄断型向参与型转变，改变“政府至上”的传统理念，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政府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按照有效的程序，疏通公民利益表达和需求反应渠道，及时有效的反应社会成员的意见与要求，由此形成上下互动的局面，保证公民政治参与、民主平等权利得以实现。同时，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参与机会增多，加之政府回应性增强，整个社会的公共管理秩序越发规范，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效用就更大，政府的服务性更加突出。3·从集权型政府向分权型政府转变。

传统集权体制下的政府官本位思想严重，带来的后果是政府权力过大，社会权力过小，结果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社会又无法参与其中，导致社会管理低效运行。善治目标下的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改变这种人多低效的局面，以政府、社会、企业为社会管理的主体，政府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机器，而是一个享有适度权威的公共服务组织，其权威不是来自强制性的权力，而是来自社会、企业、公众自觉的心理认同和支持。政府内部的合理分权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更具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政府外部分权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将部分权力和职责转移给企业、社会组织或自治组织等，与社会共同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责，政府应该突出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4·从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转变。

我国传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权力的行使大都体现出人治的味道，加之部分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偏离了原先的轨道，成为部分人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成为部分政府谋取部门利益的手段。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所在，建设法治政府不仅仅是要求公民守法，还要求政府依法守法。有法可依是法治政府的基础，有法必依是法治政府的内容，法律是凌驾于政府与公民至上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也是法治政府建设，只有法律才能减少和限制政府执法过程中腐败的滋生，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和执法程序的科学合理可以有效监督政府，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政府与民争利的可能性，减少执法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真正实现“执政为民”的政府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

[2]俞可平：《作为一种新政治分析框架的治理和善治理论》，《新视野》2001年5月。

[3]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潘秀珍，褚添有：《公共服务型政府：源起、特征及意义》，《贺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5]刘祖云：《论“服务型政府”的根据、内涵与宗旨》，《江汉论坛》2005年第9期。

[6]曹堂哲：《走向善治：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新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7]孙晓莉：《西方国家政府社会治理的理念及其启示》，《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

[8]谢庆奎：《服务型政府建设基本途径：政府创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第二篇：论文素材

摘 要：作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理论基石的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是在当时西方各国政府管理失效，面临众多管理危机时西方学者所探寻的理论出路。本文探讨了我国处于治理转型时期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之路，以治理-善治理论指导政府转型，试图以治理理念揭示和分析服务型政府的基本方向。

关键词：治理 善治 服务型政府。

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2008年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要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服务型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领域内的新内容和新目标，也是针对中国传统政府管理体制提出的新概念。与过去管制型政府相比较而言，服务型政府旨在建设一个民主、法治、高效的以“服务”为执政理念的现代政府。实现政府改革与创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从官本位到民本位转变，这是政府管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政府改革的基本内容和方向。

一、治理理论的内涵与发展。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governance）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government相去甚远。

“治理”一词于1989年首次出现在世界银行报告中，之后被广泛用于政治发展研究当中，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理论，成为各国政治、经济、社会改革的重要理论依据，“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LessGovernment, More gov-ernance）”已经成为新一轮国家改革和发展的口号和目标。

学者们赋予“治理”的涵义众多。罗茨（R.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库伊曼（J.Kooiman）和范·弗利埃特（M.Van Vliet）认为：“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对“治理”做出了明确的定义，极具代表性和权威性。该报告对治理作出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根据治理理论的研究现状来看，“治理”是内涵丰富、适用性强的概念，一般指政府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私人企业、社团组织以及个体等等各种活动的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

中央编译局俞可平教授认为：“治理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因此，治理就是一个既定的范围内，公共机构、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等主体在管理共同事务的过程中，通过利用权威使各方利益与需求得到协调和平衡，最终能够采取联合行动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它既包括具有强制性的正式制度与规则，也包括公众普遍认同和遵守的非正式制度与规范，强调一种民主的、合作的、多元的公共管理。

但是，任何理论都有自身的局限性和时效性，治理理论弥补了当时市场调节失灵、政府调控失效的空缺，它不是完美理论，也存在自身的限制。随着世界环境和时代背景的不断变化，“善治”成为了治理在新时期发展的更高阶段，“goodgovernance”就成为学者热衷的研究热点和重点。俞可平教授在《治理与善治》一书中指出，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因而善治应该具有以下六个特点：

合法性（legitimacy），要求相关的管理者和管理机构要最大限度地协调各主体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使公共管理活动得到国家公民最大限度的认同和支持；透明性（transparency），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知道与自己利益相关的政策决策信息，有权了解影响自身利益的政府活动，从而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监督政府公共管理过程的实施，政府公开的范围和速度直接影响善治的程度；责任性（accountability），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政府部门和公民个人的责任心越强，相应的职能和义务履行得就越好，善治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法治（rule of law），依法治国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法治就是用宪法和法律来规范公民的行为，管理社会事务，维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完善的法律体系、法律制度是实现善治的基础；回应（responsiveness），善治要求国家公职人员和政府管理部门对公民的利益诉求要做出及时、有效、负责的回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公民意见，社会公共管理的效率就越高；有效性（effectiveness），合理的机构设置是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的基础，而政府部门的效率程度最终决定了善治的程度。

从本质上讲，善治就是要还政于民，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在完善的民主制度和成熟的公民社会中实现良好的治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求政府部门放权让利，增强公共管理部门的服务型功能，强化社会管理事务，减少行政管理层级和程序，避免有的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与民争利。从治理的角度看，政府并不完全垄断一切社会管理事务，而是在政府之外，还有社会其他机构或者个人参与经济社会管理，负责部分社会事务，承担政府没有管起来的职能。治理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权力是分散的，是一个政府部门与公民社会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以求克服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失效和国家失效，缩小成本扩大收益，追求公共利益最大化。所以说，治理是政府管理的基础，是有效管理的补充。

二、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背景。

从经济上看，我国已经完成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加入世界经济组织，与其他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发生了广泛的联系，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要求我国政府体制必须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政府结构体制、职责功能、行为方式的转变，以满足经济全球化、区域合作化发展的要求。同时，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再需要政府的指挥，而更加需要政府的服务，政府已经基本完成了主导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使命，应该更好地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为经济的建设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和政策支持。

从政治上看，随着我国基层民主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日益增强，要求行使合法政治权利的欲望越来越强烈，现行政府管理制度有些地方已不符合人民大众的要求。特别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因为部门利益而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导致政府与群众的矛盾激化，人民对于政府的信任度下降，直接影响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不利于整体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治理不同于统治，不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管理的工具，而是以尊重民意、维护民权、关心民生为前提，政府不再是决策的唯一决定者，而是多方意见的综合表达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服务型政府建设更是一个民意代表机构。

从社会来看，多种经济制度的实行、社会环境的开放、全球交流的加强，各种社会团体、非政府组织、公益性机构快速成长，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其作用与能力不可小视。服务型政府建设就是要做有条件的“减负”政府，将一部分管理权力转移给社会，加强与社会组织、私人机构、社会个体的多方合作，为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和制度环境，只有在这种多方协调合作的运行环境中，公共管理目标才可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从而实现基层社会、整个国家的善治。

三、善治目标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

治理-善治理论的兴起与研究，意味着我国政府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方式、手段发生了变化，治理理论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全新的政治画卷。治理理论的目标取向是实现善治，作为一种比较理想的政府管理方式，理应成为我国政府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中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自身的特殊国情和民情，因此我国的服务型政府建设必须实现以下转变：

1·从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性政府转变。

治理包括两方面涵义，即统治与管理，前者是国家的政治职能，后者是国家的社会职能。在我国传统行政管理体制中，政府的统治职能大于管理职能，过于强调政治权力的统治范围与秩序，忽略了社会管理服务方面。政府作为一个公共管理机构，管辖的内容和权力的触角延伸到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其无限权力和大包大揽的管理模式，严重阻碍了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不能自主经营、社会不能自由选择，社会资源配置不合理，导致社会资源浪费、生产效率低下、购买力低下，不利于国家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善治强调政府与社会的多方合作，以期形成一个多元管理、和谐有序的管理模式。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直接影响政治体制的渐进改革，全能型政府的触角正在收缩，社会职能正在强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分工越来越明晰，政府角色定位和分工越来越合理，改变了过去政府对社会义务统包统揽的旧模式，变全能政府为有限政府，实现了政府成为掌舵人的转变，做一个有限的政府，一个将政府职能与政府能力相契合的政府。

2·从垄断型政府向参与型政府转变。

公共权力是凌驾于其他权力至上的特殊权力，极容易产生垄断行为，而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工作人员的执政态度和行使方式直接决定了公共权力实施的结果。在治理理论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机关，其他各种社会机构也是社会管理的参与主体，包括社会服务组织、志愿组织、私人企业、群众自治组织等等，只要得到公民的认可，都可以管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事务，都有权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决议，都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政府管理与决策必须获得这些社区主体的同意和认同，在这里团队的参与和协作才是最重要的，因此政府的治理模式应该从垄断型向参与型转变，改变“政府至上”的传统理念，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政府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按照有效的程序，疏通公民利益表达和需求反应渠道，及时有效的反应社会成员的意见与要求，由此形成上下互动的局面，保证公民政治参与、民主平等权利得以实现。同时，公民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参与机会增多，加之政府回应性增强，整个社会的公共管理秩序越发规范，社会管理的效率和效用就更大，政府的服务性更加突出。

3·从集权型政府向分权型政府转变。

传统集权体制下的政府官本位思想严重，带来的后果是政府权力过大，社会权力过小，结果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而社会又无法参与其中，导致社会管理低效运行。善治目标下的服务型政府就是要改变这种人多低效的局面，以政府、社会、企业为社会管理的主体，政府不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统治机器，而是一个享有适度权威的公共服务组织，其权威不是来自强制性的权力，而是来自社会、企业、公众自觉的心理认同和支持。政府内部的合理分权有利于提高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更具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政府办事效率；政府外部分权有利于减轻政府负担，将部分权力和职责转移给企业、社会组织或自治组织等，与社会共同承担社会管理的职责，政府应该突出自身的宏观调控职能，当好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

4·从人治型政府向法治型政府转变。

我国传统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政府权力的行使大都体现出人治的味道，加之部分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使得公共权力的行使偏离了原先的轨道，成为部分人谋取自己利益的工具，成为部分政府谋取部门利益的手段。法治是善治的基本要素，也是我国依法治国的目标和要求所在，建设法治政府不仅仅是要求公民守法，还要求政府依法守法。有法可依是法治政府的基础，有法必依是法治政府的内容，法律是凌驾于政府与公民至上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工程之一也是法治政府建设，只有法律才能减少和限制政府执法过程中腐败的滋生，才能真正维护社会公民的合法权益。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和执法程序的科学合理可以有效监督政府，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政府与民争利的可能性，减少执法过程中人为因素的影响，真正实现“执政为民”的政府建设目标。

参考文献：

[1]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版。

[2]俞可平：《作为一种新政治分析框架的治理和善治理论》，《新视野》2001年5月。

[3]徐勇：《乡村治理与中国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潘秀珍，褚添有：《公共服务型政府：源起、特征及意义》，《贺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

[5]刘祖云：《论“服务型政府”的根据、内涵与宗旨》，《江汉论坛》2005年第9期。

[6]曹堂哲：《走向善治：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新发展》，《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2期。

[7]孙晓莉：《西方国家政府社会治理的理念及其启示》，《社会科学研究》2005年第2期。

[8]谢庆奎：《服务型政府建设基本途径：政府创新》，《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第三篇：论文素材

○我们正处在媒体事件时代，所谓媒体事件，既包含突发事件，也包含常发事件。这些事件虽不一定因媒体而起，但都是因媒体而放大了事件影响力，使之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从2003年的非典开始，媒体事件从一年一、二起，逐渐变为一月一、二起，一周一、二起，现在增至一天一、二起，频率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无论我们是否愿意，一个全新的媒体事件时代已经到来。

○身处媒体事件时代，任何政府、企业、个人都有可能卷入其中，处置不当，都会受到影响和伤害。尤其媒体事件政府官员首当其冲。应对得当与否，直接关系事件处理，关系到政府、官员的形象。

（二）○现代社会，要重新认识媒体的功能：媒体是党、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媒体还是公共管理的资源和工具，公众民意的舆论反映，知识、文化、价值观的大学校，社会监督的哨兵，老百姓娱乐的场所，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桥梁。

○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社会问题的报道反映，眼前会让相关政府、官员难堪，但从长远来说，它能揭示问题、有助于解决问题，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

（三）○美国学者认为，美国已进入“媒体政治”时代。政府作出的无论大小决定，首先想到的是让媒体理解、接受并且愿意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向老百姓宣传。

○我们叫党管媒体，西方叫新闻执政，都说明执政党对新闻舆论的高度重视。9.11事件后，美国对新闻媒体的控制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我们注重硬管理，西方注重软控制，他们的方法比我们巧妙罢了。

○美国对内叫新闻执政，政府领导人总是首先影响媒体，让媒体影响百姓；对外叫国际话语权，全世界国际新闻70％都是来自于美国，由此来影响世界。

○西方政府和媒体是一对博弈关系。当媒体强、政府弱时，媒体成为老百姓的看门狗，对政府实施有力的监督；但当政府强、媒体弱时，媒体却成了政府的宠物狗，为政府所用。

○西方领导人都是通过竞选产生的，从参加竞选的第一天起，他们就知道赢得了媒体就赢得了选票，所以他们和媒体打交道的本领是天生具有的。

（四）○当今社会，媒体事件的处理、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已是政府管理社会的应有之义，也是政府执政能力的重中之重，更是政府官员的必备素养。

○在媒体事件的处置中，我们许多政府和官员抱着“做了再多的工作，经不住网络的炒作”，“防火防盗防小报”的心理，因而采取躲、吵、封、抓、告、怨等等下策，表现出极大的知识恐慌和本领危机。

○官员和记者既不是敌人，也不是朋友；聪明的官员不能够“操纵”记者，聪明的记者也不能够真的“打败”政府。两者应是竞争性的伙伴关系，既竞争又合作，力求双赢。

○媒体是躲不掉的，官员越躲，记者越认为你有问题，采访的劲头就越大。如果报道失实，他会说是政府不接受采访造成的，失实的责任和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官员的。

○和媒体吵架是不明智的。媒体只要把官员申斥的镜头公开，倒霉的是官员，因为受众是忌恨强者、同情弱者的。

○突发事件处置暴露了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本领危机和知识恐慌。以往，我们没有专门的领导干部新闻素养培训，也缺乏有针对性的学科。公共管理学科中没有这项内容，新闻学是培养编辑记者的，并不适用领导干部。政府新闻学正是公共管理与新闻学交叉的应用型学科，致力于研究在当今政府和媒体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政府如何善待媒体、善管媒体、善用媒体，勇于接受媒体监督，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机制，从而正确引导舆论，发挥媒体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五）○人的精力和经历是有限的，而世界和社会发展是无限的，有限的经历无法认知无限的世界，所以当今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大多是通过媒体。媒体怎样刻画世界，直接影响受众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社会关注的热点往往是媒体设置报道的，进而引起社会高度关注。政府要引导舆论，就应在媒体之前了解民意，把政府要说明的、媒体感兴趣的、公众关心的议题有机结合起来，设置新闻议程，达到引导舆论的目的。

○政府应该从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媒体的报道权出发，加大政府新闻发布的力度，实现政务公开化，才能有效地避免媒体对政府工作负面和失实报道。

○新闻和宣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宣传借助新闻，新闻脱胎于宣传；宣传重符号，新闻重信息；宣传重重复，新闻重新意；宣传重观点，新闻重事实；宣传重时宜，新闻重时效；宣传重操纵，新闻重沟通；宣传有重点，新闻讲平衡。

○我们现在的宣传立足点是站在政府而不是受众角度，语言是政治而不是群众语言，方式是讲道理而不是讲故事，结果事倍功半。当今我们各级政府要充分尊重新闻传播规律，从宣传走向传播，更加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更有效地引导社会舆论。

（六）○突发事件一发生，公众急于知情，既出于自我防范，又出于监督政府；媒体更是急于报道，既满足公众知情权的需求，也是对社会问题的预警。以往突发事件，由于政府担心信息公开会造成公众恐慌，影响稳定，因此要求控制媒体，不予报道。但是在当今媒体时代特别是网络时代，所有网民都是记者，他们随时随地都可以把自己得到的信息上网。因此封堵媒体和网络是做不到的。所有的突发事件，政府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及时发布真实信息。

○突发事件的新闻传播规律是：公众对信息的饥渴性、媒体报道的热衷性、政府发布信息的权威性、信息传播的先入为主性。以往我们全作出了错误选择：不想让公众知道，不愿让媒体报道，政府有权威也不要，结果让谣言先入为主。政府再事后去辟谣，结果事倍功半，影响事件的处理和政府形象。

○突发事件传播有个悖论效应：越是不说传播越广，越是说了越无人知道。因为政府不说，则给公众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给媒体留下了无限炒作的空间，给谣言留下无限传播的空间。如果你去追查，他们会说，那是因为你政府不说，我们听来的，责任还是政府的。而政府说了真相，媒体就不好炒作，谣言就无法流传。

○突发事件发生后，过去我们往往不愿公开，怕媒体添乱，引起公众恐慌，影响政府形象，但事实恰恰相反。突发事件只有不发布或者迟发布而造成被动局面的典型案例，没有因为及时发布而造成不良影响的典型案例。

灾害报道，因与人类生存密切相关而备受关注。在西方新闻界，一直有“不是好消息就是好消息”的说法，记者甚至将灾难发生视为重大节日，灾难报道是各家新闻报纸的重点。在我国，受传统新闻观念和体制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里，灾难报道被视为“禁区”，报道的时效性和深刻度都不尽如人意。当下，社会的发展和资讯的丰富对传统新闻报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应对挑战，各类新闻报道纷纷在报道模式、报道理念等方面进行变革，这种变化体现了一种报道思维的革新，值得思考。本文以灾难报道为切入点，分析这种新思维在具体报道中的具体体现。

在科学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信息时刻处于流动状态，所以灾难事件发生后即使主流媒体不进行报道，人们也能通过其他渠道获取信息。但灾难事件本身具有不确定性，而且灾难初期状况混乱，情况复杂，很多信息都不准确，如果传统主流媒体在相关报道中集体失语，任由一些没有经过核实又缺乏观念引导的信息肆意传播，极易导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的局面。这种情势促使新闻媒体必须做出调整，从新闻客观规律出发，在灾难报道的传播观念、传播模式、传播渠道等方面进行思考和革新，用新思维面对新情况，用新方法应对新挑战。

《灾难如何报道》是国内第一本专门以灾难报道为主题的新闻专业书籍，灾难报道，是中国传媒业一个新的领域。《灾难如何报道》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汶川大地震和南亚海啸的媒体亲历者谈其经历与经验。汶川大地震让中国媒体在灾难报道领域创造了许多之最，是中国灾难报道最成功的一次：南亚海啸，则开中国媒体第一次大规模走出国门报道灾难的先河。二是针对媒体报道不同类型的灾难的理论指导，包括记者现场应变技巧、心理调整方法、如何和受难者对话等，这些都是国内媒体同行迫切需要的报道知识和采访技巧。

三、中国：以人为本 人定胜天

2003年，中国爆发“非典”，面对这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人民日报》立足“以人为本”，从各个角度展现出“人”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体现出来的巨大精神和力量。

《人民日报》报道的第一大热点就是政府人员。中央高层从控制疫情的整体部署，到考察调研督导各地防治疫情情况；从慰问探视医护人员及普通民众，到积极参加国际合作交流；政府人员抗击疫情的态度在媒体上得到频繁展现。而在内容构成，关于政府的控制措施与各地的抗击情况占到了总量的一半以上，尤其是关于政府的行动措施报道，成为整个SARS报道的主体，自4月21日起，形成不可阻挡的传播强势。其中关于各职能部门的具体防治措施报道达到了115篇，在总体数量中所占比例最大，包括卫生部在内的国家各职能部门都就控制疫情制定了具体的措施和要求。比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针对不法商贩趁机哄抬84消毒液、口罩等防护用品的价格做出的罚款警告措施(《发非典横财者将受严厉制裁一批哄抬价格案件被曝光》，4月29日)；卫生部为阻止SARS病毒的传播途径，对SARS防治场所发出严禁使用中央空调的通知(《非典防治场所禁用中央空调》，5月1日)等。

医护人员则是《人民日报》报道的另一热点。在对医护人员的报道中，《人民日报》多采用典型报道的形式，对医护人员树立“英雄”、“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民族的脊梁”等高度赞誉。而这些“危难中挺起的民族脊梁”，“共同拥有一个闪亮的名字——共产党员”。比如在专栏《奋战在非典第一线》中，《人民日报》共刊发了29篇描写医护人员和党员公仆的报道，在渲染奉献精神的同时显示党的感召力：典型的篇章有《我是党员，让我上》(4月23日)、《十三份入党申请书昭显党的感召力》（4月25日）、以及“万一我倒下了，请追认我为共产党员”(《挺起不屈的脊梁》，5月5日)等[iv]。

群众对于“非典”的反映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报道，内容主要侧重在如何齐心协力配合国家打好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比如各界对疫区的大力捐赠以及对医护人员的慰问等，意在突出上下齐心的团结氛围。《人民日报》对于“非典”的报道是中国媒体对灾难新闻报道的一个典型代表。长期以来，中国灾难新闻报道往往都不是站在“事”的方位对灾情、抗灾、救灾进行反映，而是立足“人”的角度对事实进行总体审视，力求凸显人的精神，即站在“人”如何与灾难作斗争的角度来充分肯定人的精神与力量的，强调一种以人为本、人定胜天的英雄主义气概。

面对灾难，中华民族更多的表现出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和英雄主义情节。这样一种原型沉淀在炎黄子孙的记忆深处，并集体无意识的得到沿袭传承。每当灾难来临，这些隐藏着的“种族记忆”就会自动激活，并像一只“无形的手”指挥着整个民族将这一原型再次演绎。从远古神话中的后裔射箭、大禹治水到奴隶社会的商汤灭夏、武王伐纣；从封建社会的郑成功收复台湾、林则徐销毁鸦片到近年来的98年洪水大战、03年抗击“非典”……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这样一种人定胜天的思想原型得到反复验证。只不过，在新闻传播业诞生以前，原型的演绎主要依靠个人的魅力和人际传播的方式。而大众传媒的出现，则使得媒体成为将沉淀在民族意识深处的原型再次进行验证的民众代言人。

四、西方：以事为本 个人毁灭

与中国灾难报道不同的是，西方媒体在灾难报道中往往坚守“以事为本”的信息传播的价值取向，重视对灾难本身以及受害者的关注。

2001年9月11日发生针对美国纽约、华盛顿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及西方各大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内做出了迅速全面的反应。以9月12日的美国200余家报纸的头版标题为例进行统计分析，可以发现，美国媒体对这一灾难的报道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话题：一是指出新闻事实本身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件过程，这也是报道最多的一个方面，比如《纽约时报》的“USA.ATTACKED”，（美国遭袭）；二是表达对恐怖事件的恐惧、悲伤之情。比如《今日美国》的“USA under attack”（袭击之下的美国）、《波托马克新闻报》的“Terror Hit Home”（恐怖袭击家乡）等等；另外，也有一些媒体也强调一定会对恐怖主义者进行报复。

除了以灾难本身为报道重点外，美国媒体还侧重于展现受害者面临灾难时的绝望和毁灭感。在对“9.11”恐怖袭击的报道中，他们就用大量笔墨赤裸裸地表现出恐怖袭击对美国人民的摧残，强烈而直接地表现出受害者的痛苦、悲惨境地以及被毁灭的命运。在“9.11”事件的现场直播中，美国的FOX，CNN等电视台甚至播放了逃难者从高达110层的世贸中心高楼上跳下逃生的镜头，这给所有电视观众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是前所未有的。

由此可见，面对灾难造成的悲剧，西方的新闻报道一般并不避讳，而是立足于“以事为本”，十分注重极其仔细地描摹事实。同时，无论是采访还是写作，西方记者都将焦点对准灾难面前的个体形象，注重对受害者所面临的绝望、无助的渲染。

西方媒体灾难报道模式和特点，同样受到来自西方民族意识深处的原型的深刻影响。对于有着宗教信仰的西方民族而言，面对灾难，他们往往表现出一种上帝主宰一切和子民承担苦难的态度。这样的思想和应对方式，早在西方民族的真理标准——《圣经》中就得以体现。在《挪亚方舟》的故事中，当洪水来临，除了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挪亚及其一家人以外，其他的所有人类都在洪水毁灭殆尽。人类世界的破坏与重建都是在上帝一手操纵下进行的，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和拯救，而人类所承受的灾难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绘。在西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这样的原型沉淀在民族的意识深处，经过子孙万代的传承，在今天得到再次体现。

五、总 结

通过对中西方媒体在灾难报道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两者在灾难新闻报道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探寻这一差异形成的原因，追根溯源，我们发现两个民族在其形成、发展过程中面临灾难时就表现出来的不同的认知和反应，而且这些最初的认知和反应形成原型，在各自的民族意识中得到惊人的延续，从远古神话一直延续至今日的媒介话语。

由此可见，中西方媒体在灾难报道上呈现出来的差异，正是缘于沉淀于中西方民族意识深处的原型的不同。而且，由于原型具有稳定性和遗传性的特点，一旦形成便难以改变。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者的差异性不仅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而且还讲继续传承和延续。

第四篇：论文素材

1.1选题目的及意义1.1.1选题目的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城市化进程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大规模地向城市流动,这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由于我国城乡发展不均衡,城乡居民收入、公共服务、教育发展等差距对农民工外出产生了强大的“推拉合力”,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举家迁移。大量农民工随迁了女随父母流入城市,其中很大一部分农民工随迁了?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受教群体,由此可见,这个问题不单单足简单的教育问题,而足已经成为了我国转型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并且也已经成为了许多相关学科领域研究的焦点问题。因此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关注人口流动中第二代移民的发展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其价值都足不可低估的。而解决城市义务教育公平工作的难点和关键在于能否解决好农民工随迁了?女的入学、就学问题,如何让农民工随迁子女“上好学”,涉及民生问题,足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选题。1.1.2研究意义深入研究当前农民工随迁了女义务教育公平的现状、问题及成因,并从中探索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不仅在理论上可以丰富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理论研究,而且在实践上有助于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1.1.2.1理论意义农民工随迁了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足我国转型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如果这一个问题不能够得到很好的解决,不仅会影响一代人的健康成长,而且会严重地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城的加速发展。在人口流动非常频繁的这一重大的社会变迁的历史背景下,学校教育如何去应对这一挑战,政府如何去应对这一问题,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所以这个课题足一个全新的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课题。因此,它迫切地需要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和学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面去探究。本文主要就试着尝试从多个视角出发,利用公共管理理论的政府作用和公共产品以及结合教育学的教育公平理论来研究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这一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重点探究出了政府在解决这一严峻问题中所应履行的主要责任,还有接收农民工随迁了女的学校方面也应该改善其自身各个方面的管理机制,尽好学校应尽的责任。所以,本文在理论上是对研究有关农民工随迁了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的有益的帮助和补充。1.1.2.2实践意义本文采用调查问卷的研究方法,深入到实地当中去获得了解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的现状的第一手资料,比较客观的真实的反应了当前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存在的问题及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所以本文足在实践基础上的有针对性的研究,不仅对当地农民工随迁了女自身的成长和]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平问题研究一基于新乡市几所学校的实证分析促进当地教育公平的实现,而且对其它地区的农民工随迁了?女的义务教育相关问题的管理也足一种借鉴;从实证调研当中得到的对策和建议对我国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教育的发展,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实践意义。

第五篇：论文素材

分析绩效管理在医院的应用-体系建设-绩效管理

新医改背景下的公立医院战略管理分析

新医改背景下的公立医院战略管理与绩效管理在医院的应用分析

医院绩效管理作为医院发展战略服务，其具体内容必须随着医院战略的变化而调整,通常，随着医院计划的变化，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要进行调整,绩效管理是现代医院发展的管理思路和科学管理的工具，医院绩效管理是针对提升医院管理水平，配套实施绩效工资制，有效落实执行力，建立医院公平竞争的人才机制，充分发挥员工积极性的有效方法,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医院绩效管理系统对于提高医院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一、绩效管理是推动医院发展战略的有效工具 1.医院绩效管理有助于医院战略目标和工作计划的实现通过明确医院的发展战略及科学制定医院各阶段的绩效指标和激励方向，使医院职工得以明确奋斗目标，提高工作效率, 2.医院绩效管理能有效提高管理者的执行力在医院发展阶段中，医院需要通过制定有力的措施来保证资产的良性运行，绩效管理就是有效的管理机制，绩效管理能够优化医院人力资源结构和配置，提高管理者的执行力，解放管理者的时间，使医院的各项工作有序展开, 3.医院绩效管理有助于凝聚团队精神使个人奋斗目标和医院的战略目标一致 医院绩效管理为员工的职业生涯提供较为充分的依据和路径，发挥他们的潜能，促进医、护、技之间的积极互动，培育共同的价值观，有效的绩效管理能够引导医院各部门及员工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绩效，全面提高医院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二、当前医院绩效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将绩效考核和绩效管理相混淆无论在观念还是实践上，人们往往将医院的绩效考核与绩效管理混为一谈,许多医院在操作绩效管理时，断章取义地认为做了绩效考核表，量化了考核指标，年终实施了考核，就是做了绩效管理了，管理者对绩效管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考核的层面上，他们期望将考核作为控制和约束员工的工具，并没有从战略管理、改善组织绩效的高度来看待绩效管理,绩效考核是绩效管理的一个点，是管理过程中的局部环节和手段；绩效管理侧重于信息沟通与绩效提高，而绩效考核侧重于判断和评估；绩效管理贯穿于管理活动的全过程，而绩效考核则只出现在特定的时期；绩效管理强调的是一种事先的沟通，而绩效考核则着重于事后的评估, 2.医院绩效管理的考评内容不全面全面的绩效管理是由绩效计划、绩效实施与改进、绩效考核（评价）和绩效反馈四个环节所组成，只有这四个环节都能够有效实施和运行，形成持续、整体的工作链，才能真正体现绩效管理在建立以明确的发展战略、主动的沟通和激发员工内在积极性为特征的绩效文化方面的巨大作用,目前大部分医院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建立并运行以奖金分配、科室和人员考核为目的的各种测评体系，很少考虑医务人员做了多少事、产生多少社会效益、对患者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等等，医院的社会效益、医疗服务、病人满意度等的评价则不够，忽视了绩效管理循环中其他环节的作用，缺乏对医院战略和远景的考虑, 3.绩效管理过程中沟通缺乏离开了沟通，医院的绩效管理将流于形式，在整个管理过程中，沟通是贯穿始终的，考核者与被考核者持续不断的双向沟通是一个组织绩效考核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也是组织科学绩效管理的灵魂所在,医院、部门、科室及员工之间在制定与分解目标时缺乏有效沟通，沟通不利使员工对考评定位认识模糊并存在偏差，导致个体绩效与部门绩效相脱节，造成个人和部门业绩良好，医院业绩却并不理想的局面,而且沟通不到位，甚至不沟通，单靠行政命令强行让员工执行，这样的绩效管理对员工没有任何影响，谁也不会重视，考核就会流于形式，三、医院绩效管理改革的对策建议 1.正确理解绩效管理的含义 成功的绩效管理不仅仅取决于绩效考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考核相关的整个绩效管理过程,考核固然重要，考核指标的量化也很关键，但一定要明确,绩效管理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新的管理体系，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其内涵，所以要使全体员工理解绩效管理的含义，认识到绩效管理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树立管理出绩效，而非考核出绩效的观念，使医院在实施绩效管理方案时拥有良好的环境基础, 2.制定医院绩效考评的原则 在历史基础上，制定医院绩效管理方案的原则要简单实用，能调动员工积极性，激发创造性，兼顾公平，基本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体现有利于医院稳定，有利于医院整体利益，有利于医院长远利益, 3.以公益绩效为基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 事业单位的绩效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绩效与公益绩效,经济绩效予人印象深刻，特别容易操作，即付出了更多劳动、创造了更高价值的劳动者，理应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报酬,公益绩效注重的不是经济利益得失，而是具体行为是否更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促进社会公平, 4.实施立体考评，促进医院，患者，医保部门共赢 由于医院是具有非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特点的事业单位，在建立绩效管理体系时，更应注重社会效益、医疗服务品质、病人满意度、学习与成长等这类指标,也可以通过医保管理部门、物价管理部门及病人回访等对医院进行考评，促进绩效管理工作的持续改进, 5.加强绩效沟通反馈，促进工作绩效持续改进 绩效管理的过程也是沟通反馈的过程，有效的反馈可以提高职工重视程度和参与绩效考评的主动性，进而帮助职工改进工作绩效,医院绩效管理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供奖惩标准，更重要的是通过平时大量的、及时、有效地解决平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帮助职工个人、科室乃至整个医院提高绩效,因此，持续的绩效沟通制度是医院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绩效管理的保障，四、结语 综上所述，绩效管理在医院管理中至关重要，是一项应常抓不懈的管理工作，需要不断根据社会发展及医院实际情况动态完善和深入细化,虽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的探索，绩效管理在医院管理过程中的发展还刚刚起步，但是我们坚信它终究会成为现代医院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方法和工具，最终形成社会、医院、病人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 新医改背景下的公立医院战略管理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公立医院的运营基本上作业管理,到经营管理的发展脉络。这类管理模式已经严重制约了公立医院的发展。当前随着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渐深化以及当前医疗服务市场变化的特点,战略管理思想对于公立医院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借助SWOT分析法,以了解在新医改条件所具有的优势、劣势、所具有的外部机会以及存在威胁。目的是制定符合公立医院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与规划。

随着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不断的纵深发展阶段,以及公立医院改革的势在必行。制度条件的变革使公立医院既面临空前的竞争压力又是其发展的难得机遇。当前,中国战略管理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外理论引入与介绍层次。而相对公立医院而言,特别是在目前新医改条件下基于行业特色的战略管理研究基本还处于起步阶段。

从新医改方案可以看出,国家从医疗保障补偿机制,基本公共卫生的覆盖、药品购销体制若干方面将会面临重大改革。而公立医院在政府补偿、社会公益性、法人治理结构以及财会、人事等制度等方面也将面临重大改革。

一、战略管理概念之界定

战略管理本质上界定了组织整体发展方向与活动的主要领域。由于组织活动的内外部环境存在非常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战略管理对组织的发展愿景、目标实现,其作用至关重要。

当前战略管理理论在组织行为学研究上逐渐趋热,其学派纷呈。其理论发展脉络主要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形成的战略规划学派。其主要观点为:战略就是要努力使企业自身的条件与所遇到的机会相适应,最好的战略规划方法是权变的,是动态的,而非是单向的和静态的。其主要分析工具为SWOT分析和波士顿矩阵。

之后的环境适应学派,是由奎因和明茨伯格等学者在对战略规划学派批判的基础上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该学派不同于战略规划学派的主要分歧在于组织环境是不可测、不确定的,战略决策其实就是逐渐适应不确定的决策过程。因此,该学派就组织所处环境作为不确定变量加以重点考虑。其理论的不足主要在于未能具体提出不同类型的组织在面临不同的外部环境时如何有效应对。因此,其实践指导意义有限。另外,产业组织理论目前研究也较为成熟,其在业内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该理论主要观点是充分重视行业环境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认为企业的竞争战略必须将企业同它所处的行业环境相联系。贝恩(1959)研究了产业集中度、产品差异化、产业进入壁垒等因素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标志着该学派理论的成熟。舍勒(1970)在此基础上确定了结构—行为—绩效(SCP)的产业组织学派经典分析框架。波特(1980)进一步发展了产业组织理论,提出了“五力模型”。

二、国内医院战略管理研究历史和现状

目前公立医院的管理方式主要经历了作业管理、经营管理,将逐渐过渡到战略管理的发展历程。在作业管理阶段,医院主要是为满足群众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医院在财政、人事、内部各项管理上方面均受到了政府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全面干预,其“管办不分”的体制长期制约了医院的发展。医院几乎没有也不必有明确的长远发展规划与战略目标。到经营管理阶段,随着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让公立医院从政府或上级主管部门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各类公立医院也得到空前的大发展。

当前随着中国新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力度逐渐加深,已进入纵深阶段。而城镇基本医疗保障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面的扩大也导致中国城乡居民医疗服务需求急剧放大,从而促使公立医院加强服务有效供给。新医改政策表明各类性质的非营利医院以及营利性医院将逐渐成为中国医疗服务市场的有力补充,多元化的办医格局必将逐步形成。其也必将引起医疗服务市场的激烈竞争。

当前新医改已近攻坚阶段,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机制改革、财政补偿机制以及绩效改革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公立医院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存在大量的不确定性。为了生存发展、顺应改革,公立医院必须对制度环境、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环境中各类预期及不确定性有透彻分析与应对策略。因此,公立医院管理必须引入适合医疗卫生行业特点的战略管理思想。目前,很多公立医院积极提升医院文化内涵、拓展投融资渠道、强化组织胜任力、提升组织管理内涵、强化人力资源培养、完善医院内部各项管理等,虽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但当前公立医院对自身发展的优势与劣势、机遇与威胁认识不足。医院经营只注重医疗服务的产生过程,只关注自我服务评价,病人满意度差、内部管理体制僵化等问题。因此,目前中国公立医院及其高层管理团队必须建立完整的战略管理理念来应对新一轮医疗体制改革的发展方向。

三、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战略管理的SWOT 分析

波特提出了可使组织致胜的三大战略,即低成本竞争战略、差异化战略和集中型战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SWOT分析法,认为组织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有效树立组织核心竞争力。因此,这就需要组织高层管理者对组织的优势(Strong)、劣势(Weakeness)、外部机会(Opportunities)和存在威胁(Threats)进行逐一深入、全面的分析[2]。当前,公立医院已经在医疗质量、服务水平、医疗设施、公益性、技术水平等方面与各类其他性质的医院展开竞争。应该看到,在日趋激烈的医疗服务市场竞争中有相当部分公立医院的高层管理者无明确的战略目标与规划,医院发展上急功近利,对当前复杂的制度环境、医疗卫生服务需求等重大的战略问题缺乏长远思考和战略管理。因此,正确的战略管理是公立医院顺应新医改,迎接挑战与竞争的核心课题。

借鉴SWOT分析方法,公立医院应大致了解其组织使命和目标的最佳位置[1],从而有效的在组织内部实施有效的战略管理。并根据公立医院的市场定位和对医院内外部环境分析的结果,制定符合医院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与规划。

1.优势分析。当前中国公立医院是由各级政府通过财政补贴货转移支付的方式组织兴办的。它是中国基本卫生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在医疗服务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是社会公益性的主要承担者。也是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最主要的医疗服务供应方。因此,各类公立医院一般都是当地医疗、科研、预防和保健中心。其人力资源的数量及质量有绝对的优势,拥有较强的品牌效应与社会声誉,其无形资产具有很大的价值,其公众认知度较高。

2.劣势分析。目前公立医院最大的劣势表现在“管办合一”。其最主要的表现:各级卫生行政部门与公立医院呈现“父子关系”,公立医院成为卫生行政部门的直接辖属。在这种体制框架下卫生行政部门以及相关行政单位掌握了财政权、等级评定权、高层管理者任免权以及人事权等对医院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性资源。而“管办合一”的公立医院运营机制又极易产生“管制俘获”[1]。其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容易形成合谋,医院集体声誉普遍下降,最终导致医院发展的严重滞后。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展到今天,这种体制已经严重制约了各级公立医院的发展。在此机制下,公立医院的战略目标实施将会步履维艰,难以成功。

3.外部机会分析。新医改背景下公立医院可通过提升医疗质量、改善服务水平、提升医院管理的品质,积极促进医院文化建设与品牌建设,开拓现有的医疗服务市场,充分利用病源广泛以及历史积淀而来的良好的社会声誉等有利条件,积极开展适宜新技术和服务项目,提高了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家有关的政策也明确规定,公立医院可以在提供基本医疗服务,可辅之部分的特许服务。这为公立医院进一步拓展市场提供了机会。当前许多公立医院充分利用其人才优势、设备优势、预防与健康教育等方面经验为经济条件较好、或有特殊需求的病人提供相应的高端医疗服务或特需服务,受到了特定人群的欢迎。其次,新医改将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与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点。其 题中之义体现在公立医院会逐渐通过投资与融资等资本运营手段逐渐解决其自有资金短缺问题、提升医疗服务品质提供政策通道。因此,在此前提下也必将带来公立医院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4.存在威胁分析。新医改后,由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中国全面铺开。面对巨大的医疗保险市场、逐渐提升的医疗服务需求以及逐渐增多的民营医院,公立医院必须在坚持公益性为前提下,提升有效的市场需求意识与医疗服务营销理念,改变日益僵化的行政管理体制以面对日益激化的医疗服务市场间竞争。反之,则不足以保证公立医院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其所承担的社会公益性也将会得不到保障。当前整个社会已经全面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目前民营医院在和公立医院的竞争上呈白热化竞争趋势,其中人才流失是公立医院面临的最大威胁。民营医院由于具有灵活的人才选聘机制和绩效管理机制,在人才引进方面具有公立医院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因此,公立医院战略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建立适应新医改要求的人才培养战略。

医院绩效管理作为医院发展战略服务，其具体内容必须随着医院战略的变化而调整,通常，随着医院计划的变化，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要进行调整,绩效管理是现代医院发展的管理思路和科学管理的工具，医院绩效管理是针对提升医院管理水平，配套实施绩效工资制，有效落实执行力，建立医院公平竞争的人才机制，充分发挥员工积极性的有效方法,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医院绩效管理系统对于提高医院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医院核心竞争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绩效管理是推动医院发展战略的有效工具 1.医院绩效管理有助于医院战略目标和工作计划的实现通过明确医院的发展战略及科学制定医院各阶段的绩效指标和激励方向，使医院职工得以明确奋斗目标，提高工作效率。

2.医院绩效管理能有效提高管理者的执行力在医院发展阶段中，医院需要通过制定有力的措施来保证资产的良性运行，绩效管理就是有效的管理机制，绩效管理能够优化医院人力资源结构和配置，提高管理者的执行力，解放管理者的时间，使医院的各项工作有序展开。3.医院绩效管理有助于凝聚团队精神使个人奋斗目标和医院的战略目标一致 医院绩效管理为员工的职业生涯提供较为充分的依据和路径，发挥他们的潜能，促进医、护、技之间的积极互动，培育共同的价值观，有效的绩效管理能够引导医院各部门及员工不断地改进自己的工作，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工作绩效，全面提高医院的运行效率和服务水平。

二、当前医院绩效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将绩效考核和绩效管理相混淆无论在观念还是实践上，人们往往将医院的绩效考核与绩效管理混为一谈,许多医院在操作绩效管理时，断章取义地认为做了绩效考核表，量化了考核指标，年终实施了考核，就是做了绩效管理了，管理者对绩效管理的认识仅仅停留在考核的层面上，他们期望将考核作为控制和约束员工的工具，并没有从战略管理、改善组织绩效的高度来看待绩效管理,绩效考核是绩效管理的一个点，是管理过程中的局部环节和手段；绩效管理侧重于信息沟通与绩效提高，而绩效考核侧重于判断和评估；绩效管理贯穿于管理活动的全过程，而绩效考核则只出现在特定的时期；绩效管理强调的是一种事先的沟通，而绩效考核则着重于事后的评估。2.医院绩效管理的考评内容不全面，全面的绩效管理是由绩效计划、绩效实施与改进、绩效考核（评价）和绩效反馈四个环节所组成，只有这四个环节都能够有效实施和运行，形成持续、整体的工作链，才能真正体现绩效管理在建立以明确的发展战略、主动的沟通和激发员工内在积极性为特征的绩效文化方面的巨大作用,目前大部分医院开展的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建立并运行以奖金分配、科室和人员考核为目的的各种测评体系，很少考虑医务人员做了多少事、产生多少社会效益、对患者产生什么样的结果等等，医院的社会效益、医疗服务、病人满意度等的评价则不够，忽视了绩效管理循环中其他环节的作用，缺乏对医院战略和远景的考虑。

3.绩效管理过程中沟通缺乏离开了沟通，医院的绩效管理将流于形式，在整个管理过程中，沟通是贯穿始终的，考核者与被考核者持续不断的双向沟通是一个组织绩效考核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也是组织科学绩效管理的灵魂所在,医院、部门、科室及员工之间在制定与分解目标时缺乏有效沟通，沟通不利使员工对考评定位认识模糊并存在偏差，导致个体绩效与部门绩效相脱节，造成个人和部门业绩良好，医院业绩却并不理想的局面,而且沟通不到位，甚至不沟通，单靠行政命令强行让员工执行，这样的绩效管理对员工没有任何影响，谁也不会重视，考核就会流于形式。

三、医院绩效管理改革的对策建议 1.正确理解绩效管理的含义 成功的绩效管理不仅仅取决于绩效考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与考核相关的整个绩效管理过程,考核固然重要，考核指标的量化也很关键，但一定要明确,绩效管理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新的管理体系，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搞清楚其内涵，所以要使全体员工理解绩效管理的含义，认识到绩效管理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树立管理出绩效，而非考核出绩效的观念，使医院在实施绩效管理方案时拥有良好的环境基础。

2.制定医院绩效考评的原则 在历史基础上，制定医院绩效管理方案的原则要简单实用，能调动员工积极性，激发创造性，兼顾公平，基本符合国家有关政策规定，体现有利于医院稳定，有利于医院整体利益，有利于医院长远利益。

3.以公益绩效为基础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兼顾

事业单位的绩效大致可以分为经济绩效与公益绩效,经济绩效予人印象深刻，特别容易操作，即付出了更多劳动、创造了更高价值的劳动者，理应获得与之相匹配的报酬,公益绩效注重的不是经济利益得失，而是具体行为是否更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和促进社会公平。

4.实施立体考评，促进医院，患者，医保部门共赢 由于医院是具有非营利性和社会公益性特点的事业单位，在建立绩效管理体系时，更应注重社会效益、医疗服务品质、病人满意度、学习与成长等这类指标,也可以通过医保管理部门、物价管理部门及病人回访等对医院进行考评，促进绩效管理工作的持续改进。5.加强绩效沟通反馈，促进工作绩效持续改进 绩效管理的过程也是沟通反馈的过程，有效的反馈可以提高职工重视程度和参与绩效考评的主动性，进而帮助职工改进工作绩效,医院绩效管理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供奖惩标准，更重要的是通过平时大量的、及时、有效地解决平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而帮助职工个人、科室乃至整个医院提高绩效,因此，持续的绩效沟通制度是医院实施真正意义上的绩效管理的保障。

四、总之

战略管理最初是在企业管理中取得了成功并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与实践体系的,而医院在社会责任、运营体制以及医疗服务产品特殊性上与企业发展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目前从公立医院的实际来看,具体可以参照医疗服务收入、医疗事故发生率以及赔偿额度、科研水平、新技术开展、社会认知度、医院声誉以及医院的品牌效应等指标评价医院战略管理效果。如果未能取得战略目标所预期的效果,则应对从医院管理内部采取措施纠正,以保证医院战略目标的实现。最后,要获得公立医院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就必须顺应新医改思路,以“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为公立医院改革的主要目标[3],公立医院必须以此为核心构建合理的人力资源结构、完善医院内部规范管理制度、提高医院文化内涵及品牌意识等战略管理策略。唯有此,公立医院才能在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条件下获得持续发展的动力与条件。绩效管理在医院管理中至关重要，是一项应常抓不懈的管理工作，需要不断根据社会发展及医院实际情况动态完善和深入细化,虽然作为一种新生事物的探索，绩效管理在医院管理过程中的发展还刚刚起步，但是我们坚信它终究会成为现代医院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方法和工具，最终形成社会、医院、病人多方共赢的良好局面。参考文献:

[1]吕国营.中国公立医院改革的逻辑[J].湖北社会科学,2009,(7):56-71.[2]戴星,任彩娟.新形势下医院战略管理的探讨[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08,(4):71-75.[3]李建华.医改条件下的医院组织设计[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09,(12):800.[责任编辑 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