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5篇]

第一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再思考

来源： 作者： 时间：2009-05-25 点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传统上我们一直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突破了我们思想上的诸多禁区，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市场经济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西方经济学作为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在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大学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却有所下降。同时，西方经济学中的很多专有名词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中也开始经常出现，大家似乎已不再区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针对这一现象，国内有学者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特别是在2005年左右，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

一、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规律，我们又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居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位置。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指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并不包含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①。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社会主义尚处于萌芽状态，对于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甚至是一种以前不曾存在过的事物，我们是不可能做出科学分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于前苏联斯大林时期，为了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一个总结，同时也为了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指导，前苏联组织专家学者曾先后编写了几个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模式来源于前苏联，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同样来源于前苏联版本，因此具有浓厚的前苏联色彩。形式上，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般也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组成。从根本上说，不管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源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一种新的社会实践活动，刚开始我们是不可能有一套系统成熟的理论的，事实也证明先于社会实践的理论预测往往是不准确和不完善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同于马克思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描述，也不同于前苏联模式，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前人的道路，没有任何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学也必然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成熟和完善。当我们回头看三十年前，甚至是十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我们会发现其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与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我们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担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指导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成功实现了从计划

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入了WTO，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对接。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一种处于探索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说，代写论文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在我们建立一个成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前，我们也是不可能有一整套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将脱胎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我们知道前苏联是由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农奴社会转化而来，而社会主义中国则是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而来，并且这两个国家在当时的生产力都极端落后。尽管如此，中苏两国都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设想，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先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最终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进步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生产关系上也做了许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应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不再要求任何领域公有制都占主导地位，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这一时期，作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做了许多修订。从哲学上说，这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同时，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论，比如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的讨论等等。从根本上说，理论层面的争论主要还是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有关，也正是这些争论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前进。今天回过头去看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我们已经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论上的突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导。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不断趋向成熟和完善。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

当前，国内有许多学者已将西方经济学改称现代经济学③，或干脆就称其为经济学。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称呼上细微的改变，这种称呼的改变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确切地说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个副产品。现在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我们正在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和总结，许多理论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量现实问题也有较强的解释力，这也是最近这些年，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大学教育中迅速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当我们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收听或收看新闻或经济类节目时，也可不时听到诸如通货膨胀率、贴现率、法定准备金率、CPI、PPI等词汇，即便是普通百姓对这些词汇也略知一二。十年前，这些词汇在我国的各类节目媒体中基本上是很少出现的，普通民众更不可能了解这些词汇的确切含义。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早在1993年由前苏联建立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System of MateralProduct Balance）转变为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国民帐户体系（SNA，System of NationalAccounts）④，这也充分反映了西方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亚当·斯密，我们每一个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于1776年完成的名著《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及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在此之前，即1759年，亚当·斯密还写了一本小册子———《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这本小册子中，斯密描述了种种人类的利他行为以及人们普遍的风险厌恶现象。也是在这本小册子中，斯密还描述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即人们普遍误认为财富可以给人带来持久的欢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但是这种“幻觉”却构成了市场经济中人们创造财富的源动力⑤。可以说这些描述是其后来在《国富论》中一系列思想的早期体现。我们现在一说到经济人假设就想到亚当·斯密，其实应该说在斯密那里，人不仅是自利的，在很多时候人也是有利他动机的，人应该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合一。但是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特别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抛弃了“道德人”，而仅将经济人作为惟一的分析出发点，而经济人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的广泛应用。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就走上了一条公理化、标准化、机械化的不归路。这种数理化的分析方式赋予了经济学家共同的分析语言和工具，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分析中的争议和不确定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机械的、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对现实的大量问题也失去了解释力，因为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社会科学，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⑥，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解释，片面追求经济学的形式化，事实上是与经济学解释现实、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背道而驰的，这是西方经济学当前所受到的诸多批评之一。面对种种批评，西方经济学发展出了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等分支学科，以期对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给出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这些分支学科在西方经济中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当前占主流地位的还是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等以数理、计量分析为主要分析工具的宏观经济学派。当前，尽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但其对现实经济政策的制定却没有太大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格列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曾长期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在2006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现实世界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是令人沮丧的。一个不幸的事实是，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研究成果对于实际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分析几乎没有影响，……，现代宏观经济研究并没有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广泛作用表明，它（现代宏观经济研究）并不是为实际经济政策制定服务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可能是成功的，但它对宏观经济政策却没有太大的贡献”⑦。曼昆的话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较为完善，但是对于实际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却非常有限，这也表明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一般地，我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物质利益关系或阶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既然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冲突呢？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土地、劳动、资本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几种基本资源或者说是基本生产要素⑧，按照西方经济学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种资源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报酬或者说是利润，那么利润从哪里来的呢？这必然又会涉及到生产关系，涉及到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边际分析方法最终还是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这也说明我们无法摆脱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单独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任何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或学派，都必须有三个组成部分，即硬核(hard core)、保护带(protectivebelt)和分析方法(analysis method)。硬核是其理论核心，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加以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比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都是其各自的理论硬核。保护带是其基本理论的延伸，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试验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分析方法是其理论的主要研究手段和方法不同的理论或学派可以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也可以有类似的分析方法。相对而言，分析方法不如硬核或保护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或学派的典型特征那样浓厚。西方主流经济学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现在虽然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西方学者质疑西方经济学“硬核”———经济人假设，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经济人假设对人自利行为的假定大体上还是合理的。并且，随着数理和计量方法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也可以得到证实或证伪。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入手，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得出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替代的结论。应该说马克思的分析是严密的，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到了列宁、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前苏联和中国都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材，不管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不同的时期均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改，因此其理论体系不如西方经济那样连贯和一致，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形成西方经济学那样标准统一的分析方法，其体系也不太系统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难以解释的问题，特别是在我们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西方经济学反而能对许多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这种情况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何去何从问题。

四、小结

对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均在于能够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如

果一种理论和现实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就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了中国当前所走的市场化的道路既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道路。当前，中国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例如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贫富差距等，单纯地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都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门成熟的理论，都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社会映像。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较为系统和完善，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分不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有在有一套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之后才能成熟和完善。但是也应看到，一个社会要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没有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也是不行的。在引入了市场机制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这就需要不断地提出新的理论去解决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还应是生产关系，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认真研究现实问题，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至于对资源配置这样微观层次的问题，我们应更多地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处理和解决。总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二者应有不同的侧重点，相互补充，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第二篇：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关系

01-04 许道冉

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关系* 原作者：郭广迪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生产关系被认为是经济学唯一的研究对象，因而政治经济学[1]被认为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在当时高校经济学学科门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之一，而且也是最主要的专业基础理论课，我们现在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则是作为批判对象而开设的，其名称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在高校经济学学科门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也开始逐步发生变化：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由被批判对象而成为了经济学学科门类各专业的一门主要基础理论课程，其重要性表现在它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事实上是其它很多后续课程（如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不可缺少的基础；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经济学学科门类各专业的一门主要基础理论课程，但在后续课程中实际上却很少运用到或涉及到其基本理论（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经济学由被批判对象转变为正面讲授的主要基础理论课程，这两门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的矛盾或冲突也就产生了[3]。尽管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都采取了回避矛盾或冲突的办法[4]，但无论这种冷处理办法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互不干扰的效果。目前高校经济学学科门类各专业的学生都要修这两门课，其他专业的学生在公共政治理论课中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且也有可能会选修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当学生在修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时候必然会对这两课程之间的关系提出疑问，如，商品的价值到底是由劳动创造的还是由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共同创造的，工资到底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还是劳动的价格，失业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等等。如果讲授这两门课程的教师对这些问题不作回答或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答复，学生就会感到我们的经济学教学是在“既卖茅又卖盾”，从而对两门课程的教学效果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两年前，一位准备报考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的非经济学类专业本科生，通过电子邮件向我讲述了他“关于经济学学习的困惑”：“我最开始接触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学完之后“感觉资本主义真可恶”；后来为了考研才开始看西方经济学教材，又觉得“西方经济学里面讲的都是很实际的知识”。于是，在考研复习时“如果看政经久了，就不想再看西经，反过来也是！而且每次都面临着内心困惑的折磨！”他的这种困惑恐怕是任何一位学习态度认真的学生在学习了这两门课程后的一种“正常”反应，这种反应暴露出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学中所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门主要基础理论课程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

怎样才能理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呢？这首先要求我们教师对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及开设这两门课程的目的或意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和深刻的理解，以便在总体上把握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基本关系。只有在总体上正确把握了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基本关系，明确了二者不同的教学目的，才能在教学以及教材编写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以最终消除或避免二者之间相互否定或相互冲突的问题。

一、摆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要从总体上把握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基本关系，就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5]11，即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人们往往认为他的经济学说与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既定前提、研究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必然是“彼此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不能并存”的[6]，或者说，二者之间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然而，这实际上是对二者关系的一种误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或分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往往被我们所忽视的共性，这些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共同的起源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也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来源。在这一点上，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其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中，将“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比喻为由古典经济学“这棵大树”分出的“两个枝干”[7]294。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8]181现代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之[7]289时”。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经济学就是二者共同语言的源头。2．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着共性 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澄清以下两个历史事实：

（1）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我们总是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本人所研究的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但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义词[9]4-5）。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在《资本论》中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8。列宁也强调：“《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10]50在这一点上，很多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与列宁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显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不是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分析”，“他把他的任务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及其内在条件的分析”[11]206；“尽管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相连，实际上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却很少。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问题”[12]86。

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实际上是也资本主义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研究目的和角度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以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行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13]319。（2）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往往简单地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因而二者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众所周知，《资本论》第1卷第1篇的标题是“商品和货币”，马克思在解释其原因时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5]47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因此要研究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就必须首先研究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美国经济学家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在他们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明确指出：“经济思想史充满了经济学家，他们有时提出前一组问题（即市场如何运行），有时又提出后一组问题（即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有时，但十分罕见，一位经济学家同时提出这两组问题。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学者。”[11]1-2

3．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共性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就是以其唯物史观为基本出发点的。因此，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此必然持否定的态度。然而，事实也并非如此。作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萨缪尔森就明确表示，“解释历史的经济学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而且，马克思的这一方法“对于主流经济学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所归纳的是亚当·斯密关于自我利益的分析”[14]485。英国经济学家米尔斯则十分肯定地指出,“马克思力图指出经济关系对现行思想观念的重大影响”“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特别重要的思想，它不仅完全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且已经构成了当前思想方式主流的一个部分”[15]163-165。

抽象演绎法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则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资本论》第1卷第1版出版后，很多人对其进行了评论，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正面引用了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的这样一句话：“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5]19抽象演绎法的卓越运用，是马克思经济学长期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高度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主流与非主流之间在方法论上一个重要分歧表现为于：是否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非主流的德国历史学派否认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其先驱者李斯特曾批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而他试图建立的国民经济学也被称为“国家主义经济学”[16]150。马克思本人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不是也不可能是站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角度上提出来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尽管他们在对经济规律本身的具体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4．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在我国，很多人可能会这样认为，既然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那么，西方经济学者对他的经济学说一定会不屑一顾，对于他本人的评价也必然是否定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也出乎我们的意料。

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经济思想史》一书中说,“在每本经济思想史里给马克思以一定的篇幅并另辟一章是很有道理的传统”[17]246。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这一传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还不得而知，但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是可以肯定的[11][15][18][19][20][21][22][23][24][25][26][27][2]。普雷斯曼在《五十位经济学家》一书中，将马克思与斯密和凯恩斯并称为“经济学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三位经济学家”、“经济史上的三位巨匠”和“三位泰斗”[12]44,93,180。萨缪尔森也将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等称为“改造了经济学”的“经济学中的巨匠”，并将他们与“变革了物理学”的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相提并论[7]309-310。美国最近出版的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书名就是《三大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 卡尔·马克思,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8]，就连台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简史——世界五大经济学家》也将马克思列为“世界五大经济学家”之一[29]。

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为什么会给予马克思这么高的评价呢？另外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和瑟罗的回答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要想真正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阅读三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梅纳德·凯恩斯。”[30]21 总之，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但是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因此二者之间并非“水火不容”或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二、明确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研究了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样一个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合二为一”呢？不是的，因为二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和角度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他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长期运动的规律及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西方经济学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所以他们是从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就是他们在研究目的和角度上的根本区别。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研究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目的既不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服务，也不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服务。一方面，他“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毫无兴趣”[30]39，既不会为资本家如何发财出谋划策，也不会为资产阶级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提出忠告；另一方面，他“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31]243，因而没有考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问题，当有人向他提出类似问题时，他明确表示“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32]421。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不同目的，决定着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不同的教学目的。在我国，政治经济学是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设置的，因此，它的教学目的就是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在教学实践和教材编写过程中，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实际上被我们赋予了双重目的，即又增加了这样一个目的：使学生掌握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理解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这种双重目的必然导致顾此失彼的结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围绕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最终目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将这一体系所涉及到的某些内容按照其它目的的要求展开或独立化，必然使这一体系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遭到破坏。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马克思的体系保持一致，即按照第一目的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第二目的就难以达到；反之，如果按照第二目的要求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一目的又不可能达到。”[33]因此，赋予政治经济学教学双重目的，不仅不符合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设置的初衷，而且也与教学规律相违背。另外，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之间在逻辑上也是不一致的：当我们在资本主义部分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思想进程及其逻辑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34]122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而在所谓社会主义部分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不完全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为历史起点[35]。导致这种逻辑矛盾的关键原因在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即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36]225。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建立一个完整的严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科学体系”的客观条件[37]6。所以，从我们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目的看，在现阶段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必要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部分。在我国，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中的“西方”一词原本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含义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改革开放后，“西方”一词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现在所谓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呢？因为他们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比我们要长得多，而且早已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成熟。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的总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开设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在我国有不少人主张用国际上通用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替代西方经济学这样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名称，而且事实上不少高校在本科或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已经将西方经济学改为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因此，所谓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实际上就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和完善，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也不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者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还包括或将包括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者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人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课程所讲授的内容之间，哪一个是正确的或哪一个更正确些、哪一个更有用些？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说明以下几点：

1．从一般意义上讲，对于同一对象以不同的目的或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并不存在谁正确或谁更正确的问题。例如，经济全球化问题，有人从世界的角度研究经济全球化长期发展的趋势及其对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有人则从本国的角度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本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以便为发展或保护本国经济服务。显然，我们不能说这两种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或角度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或哪一种更正确些。因为，严格地说，他们研究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只有当二者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产生分歧时，才有可能在他们之间判断谁对谁错或者谁更正确一些。所以，既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和角度不同，我们就不应当像当年鞠萍“姐姐”主持的少儿节目那样简单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判定“谁对谁不对”。

2．在经济分析中是否以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和是否认定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是永恒的，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永恒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而那些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与马克思同时代以及比他更早和更晚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论断都是错误的。但是，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时，以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也就是假定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条件不变，因而这种假定是完全必要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等问题时，实际上也是以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既定前提。所以，只要不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看成是事实上不可能变化的，将其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假设前提不仅不是错误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

3．从根本上讲，对于同一对象以不同的目的或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也不存在谁更有用的问题。例如，同样是物理学问题，爱迪生的包括电灯在内的各项发明显然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要实用得多，但我们能够因此而说爱迪生的发明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有用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是否实用并不等于是否有用。不可否认，研究消费者如何获得最大效用、生产者如何获得最大利润以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比研究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或共产主义为什么一定能实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更为实用，而这并不能说明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因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成果与研究自然界一般规律的基础理论成果一样，相对于实用型或应用型研究成果而言，其意义或作用往往更加深刻和长远。所以，爱因斯坦的影响比爱迪生更加深远，马克思则比所有西方经济学家的影响都更加深远，这也正是马克思和爱因斯坦被人们评为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主要原因[38]。

所以，从不同的教学目的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三、调整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

明确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后，就应当按照各自的教学目的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调整的基本思路。1．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应当围绕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一根本目的或主题而展开，将其目前所兼顾揭示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说明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任务，交由其他相关课程承担，以从根本摆脱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同时，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其主要内容应当主要是原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当然，我们应当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讲授这些内容。具体说，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出现“反差”以及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出现“反差”的根本原因[39]。

2．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中，对西方经济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以及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进行辩护的理论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由于教学目的不同，虽然没有必要进行这些方面的批判，但在教学过程中当学生问及这方面的问题时，教师也应当正面进行解答。但是，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学还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在对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时，都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不要误将西方经济学者在分析市场经济运行时假定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不变当作批判对象，不管他们内心深处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事实上是永恒的。第二，不要轻易将西方经济学者与我们在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分歧当作批判对象，因为这种分歧是完全正常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说明他们之间在这类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而且在我国理论界以及我们教师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分歧。教材编写者和任课教师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介绍西方经济学者之间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或我们内部的分歧，并可以表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但不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对他人进行所谓批判。第三，不要简单地将所谓不符合中国国情作为批判的依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以完全成熟或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为既定前提，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为依据，所以，在一些具体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方面存在着不适合中国特别是中国现阶段国情的问题，这也是完全正常的。何况别人也没有要求我们将其作为教条来对待。当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5]8，难道我们应当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加以批判或拒绝吗？

3．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应增加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在西方正统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所作正面评价的内容；在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相关部分也应介绍马克思所作的贡献和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其贡献所作出的评价。萨缪尔森在其教科书《经济学》中，在谈到规模经济问题时特别强调“规模的经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购买的许多物品都是由大公司制造的，卡尔·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强调这一点”[40]42；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时则分别指出“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的很大部分已经为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所预见到”，“马克思很早就察觉到哈罗德在今天所证明的事情：如果一个模型增长得够快，那末，它自己可以形成一个有保证的自然增长率，如加速数—乘数的模型所示”[7]328-329。他在讲经济学原理（即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时尚且不忘指出马克思的贡献，我们就更有必要在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中实事求是地介绍马克思的贡献。这样有助消除人们对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误解或困惑。当然，要完全理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学之间的关系，还必须具体处理好均衡价格论与劳动价值论、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论与剩余价值论以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等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理解并处理好这些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另文具体说明。这里仅指出，正确理解这些关系对于每一位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任课教师来说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尽管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能没有必要直接讲解这些关系，但却不能回避学生提出的相关问题，否则无论我们怎样调整教学内容也无法解除学生的困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这两门课的教师都应承担起解惑的职责。

第三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姓名：周占杰

关键字：政治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 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两者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比较研究。

正文：

评价一个思想家是否伟大，要看他的学说是否能洞悉真理；评价一个学说是否经典，要看它阐述的理论是否能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一贯的指导实践、推动实践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我们今天依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它阐述的理论对实践具有一贯的指导意义，因为它的理论是实践的、科学的、与时俱进的，而不仅仅被局限在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某一范畴。

一，两者研究对象的比较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比西方经济学更彻底；

简单的说，西方经济学家只是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蹩脚的修补匠，而马克思则是精通建筑学的建筑师，他能看清建筑的整个结构，并且知道它的漏洞明白该怎么推导重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有宏观和微观角度的研究，只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不同的。西方经济学是以“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微观）和“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宏观）为研究对象的，而政治经济学则是以物质资料生产和经济的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

西方经济学使用了数学的科学外衣来掩饰其不科学性，它的作用最多也只是在现有的市场经济条件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固有矛盾下对市场经济体系进行的修补，不敢触及整个经济体系的本质。所以数以万计的经济学家和理论经济学模型也防止不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而马克思的经济学是触及了整个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本质，残酷的指出了它的固有矛盾，在数百年前就根据它的理论指出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的固有矛盾，且证明了经济危机是不可能在不改变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防止的，这在他死后的数百年里得到了实践的检验。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目的的不同；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特点，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的黑暗，弘扬社会主义。而西方经济学，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对于经济问题进行了阐述，着重于对于经济规律的概括，找到一种使企业和社会利润最大化的方式。也可以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资本在整个社会生产中以利润最大化为流通方向的整个流通过程，着重考虑的是资本的再分配问题。西方经济学是研究供求关系厂商营销策略等等之类的，也就是如何在市场经济中赚钱的问题。

二，两者方法论的比较研究

1，经济学方法论介绍

①在西方经济学中，英国古典经济学家采取演绎方法，即从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分析着手，推导出若干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们反对这种方法，主张从大量历史材料的占有出发，归纳出若干经验性的论点。后来，英国新古典学派代表人物

A.马歇尔采取折中的态度，以演绎方法为主，兼用归纳方法。

②宏观经济分析方法以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作为考察对象，研究各个有关的总量及其变动，特别是研究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变动及其与社会就业、经济周期波动、通货膨胀、经济增长等之间的关系。因此宏观经济分析又称总量分析或整体分析。J.M.凯恩斯是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创立者，他运用这种方法建立了凯恩斯经济理论体系。

③微观经济分析方法以单个市场、单个企业的经济活动、单个消费者的行为作为考察

对象，研究各个有关的个量及其变化，特别是研究生产成本、价格、利润和其他生产要素收入及其与市场类型（完全垄断、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之间的关系。因此微观经济分析又称个量分析或个体分析。新古典学派的分析以微观经济分析方法为主。此后，一些西方经济学家遵循新古典学派的传统,在微观经济分析方法上有新的发展,如在有关收入分配、资源配置、决策、企业目标的研究中对微观经济分析方法的发展等。宏观经济分析（总量分析）和微观经济分析（个量分析）都被认为是经济学中的数量分析。这些分析方法的共同特征是：只研究经济中的数量（总量或个量）的变动以及数量之间的关系。而以既定的制度结构作为分析的前提，与数量分析相对的是经济学中的制度结构分析。

④制度结构分析方法以制度的变化、社会各利益集团地位的变化，以及这些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作为考察对象。它强调经验材料的归纳，重视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并把社会心理、意识形态、历史事件等对经济的影响摆在较突出的地位。西方经济学中的制度学派、新制度学派，都是以制度结构分析方法作为基本的研究方法。

⑤总量分解方法是结构分析方法的一种，但并不是考察制度结构的变化，而是从数量分析的角度进行的结构分析。总量分解是指：把经济中的总量分解为若干个部分，如分解为若干个部门的量、若干个地区的量、若干个市场的量等。这种部分的量介于总量与个量之间,它对于总量而言，相当于个量，但对个量而言，则又相当于总量。总量分解所要研究的，是总量、部分的量、个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部分的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美国现代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1901～）、W.W.罗斯托（1916～）等人，都以应用总量分解方法著称。他们把经济总量分解为不同的产业部门的量，并根据产业部门之间比例关系的变化以及这些关系的演变趋势来阐释经济增长发展的特征。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1)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经济学是制度分析，侧重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人与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中关系的考察来解释经济的本质问题。西方经济学侧重于经济运行分析，研究资源配置、研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经济学是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创造性活动中，进行观察和感悟事物所形成的理性结论。

(2)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方法论基础。西方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相区别的标志，它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

(3)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实现马克思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和发展。西方经济学在其漫长的发展经历中，实现了研究方法的不断革新，这是我们在创新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过程中可以借鉴的。如，数学方法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运用，确实使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某些研究变得更加精确。从当前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情况来看，数理方式已被引用到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方法论的创新。但在应用中，既要克服以往忽视运用数学的缺陷，适当增添经济数量的成份，又要防止走西方过度数学化的另一个极端，防止数学方法的滥用，把科学的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又如，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不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靠传统经济理论所提供的办法难以解决，因而制度分析方法对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第四篇：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里明确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也不是指生产关系或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解释有如下表述：“„„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使用“生产关系”这一词语,在研究对象的表述中同时使用“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生产关系,但也不是指“生产力”。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国理论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在各种版本和各种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是这样定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一定义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生产关系，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经济理论界普遍认为，社会生产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虽然有些论者也明确提出，“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但这也不过是一个联系问题，并不说明社会生产力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很大的范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属于西方经济学。但根据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解，西方经济学仅指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外的西方经济学说。在这里，我们只谈谈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

1、早期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历史上有这样几个阶段：古代思想家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增长财富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研究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和财富增长；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生产领域中研究财富及其增加的；19世纪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一般。

2、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微观经济行为，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以消费者、生产者和生产部门为对象，研究如何获得最大满足或利益。这样，微观经济行为或人类行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经济行为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他通篇研究总量，他以 GNP、总就业、总供给、总需求等为研究对象，研究国家应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宏观经济行为。这种研究对象的转变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只研究微观经济行为的局限，为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行为的结合。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他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斯蒂格利茨试图打破萨缪尔森所创立的同一教科书中分为微观和宏观部分的做法，从而在其教科书中写道：“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这都表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行为。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内容上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论是财富及财富增长还是微观经济行为、宏观经济行为及二者的结合 ,实际上都可归到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之中。具体说来:对财富增长的研究，不论是得自对外贸易，还是得自农业生产，都属于生产方式，因为贸易属交换行为包括在交换关系中，农业生产是当时劳动力和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的结合方式，属于生产力的一种利用形式。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资源配置实现产值最大化，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运行机制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利用方式的不同机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内容上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比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更具有解释力。

四、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应持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是阶级属性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它们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它们的研究对象也截然不同的结论，事实上，不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马克思的一贯思想中，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区别只是表现在他们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所使用的方法。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如果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持怀疑态度，必然会批判多于借鉴，否定多于肯定。实际上，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实践证明，这种态度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也不利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当然，西方经济学抛开生产关系研究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抽象地研究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永存与和谐，显然是片面的和有其阶级用心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的配置和资源的利用问题，而且研究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不同社会结果。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对西方经济学都应该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我们在批评西方经济学的片面性时，不能带有自己的片面性，实事求是地承认西

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正确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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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学分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微观经济关系揭示宏观经济关系，遵循从现象到本质的分析路径；西方经济学从微观经济行为推演到宏观经济行为，揭示的是经济要素的逻辑关系而不是经济要素的社会本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经济角色的社会本质，经济行为由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决定，由制度和社会地位共同决定了个体的经济行为，如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西方经济学由统一的经济人假设出发，不区分个体经济行为的差别（至少在逻辑上不区分），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角色与社会角色加以统一处理的特点，而西方经济学不考虑社会角色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制度变迁的整体性和激进性，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虽可缓和但不能调和，矛盾的积累必须通过激进的社会变革加以解决，而西方经济学却强调制度变革的渐进性和局部性，个体选择与环境变量的相互作用会逐步推动制度变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大范围的组织、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西方经济学主要分析特定的组织中的个体与组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关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给各种利益关系定性，而西方经济学却只是定量分析利益关系，不引入公正观，不进行定性分析。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间的差异是明显的，然而，物的意义在于满足人的目的，分析物的联系与分析人的关系本质上仍然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资本扩张与周转、劳动力再生产、土地租赁等经济关系都有其人格化身，物的关系中体现了人的关系的本质，在规范分析中，并不简单地强调具体的分配关系而是注重整个物质生产和分配机制的合目的性与人道性即不能把人异化为物的附庸，适合于历史纵度的深入分析，适合于质的分析而不适合于量的分析，适合于解决发展方向问题而不适合于寻找发展手段问题，因此，在特殊的历史节点，需要选择发展方向时，它有强大的影响，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在每个具体的时点，具体的经济主体面临着具体的手段的稀缺性，必须作出具体的选择与决策，这种选择和决策是在既定的社会关系之中的，此时，对具体条件的分析、对物的逻辑关系的理解便显得十分必要，因此，西方经济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在稳定的社会关系中的一般情形下发挥着帮助人们理性决策的重要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