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看法

第一篇：对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看法

从制度变迁角度看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在不同的社会时期含义是不同的。大致理一下：

1、古代的经济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包含在伦理学或政治学中，此时经济学研究的是一切与家庭管理有关的事物；

2、中世纪的经济学也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被视为道德哲学或道德神学的一部分。这个时候阿奎那有关于买卖欺诈与高利贷取息行为的论述，但是从神学伦理学法学的角度。

3、到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产生了。

（1）产生初期，政治经济学的含义着重于政治，即与国家政策相关的事。这种研究范围涉及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就与古代家庭管理意义上的经济学有了区分。而这时候，经济学已很少单独使用，除非用以表达它原始的家庭管理。

（2）19世纪初到19世纪70年代，政治经济学得到广泛使用，而经济学也在一些时候偶尔用到，但是已不再代表家庭管理这样的概念，而是成为了政治经济学的同义词使用。

（3）随后，源于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理论内容的发展，产生了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名称的问题。萨伊指出政治经济学应该只研究财富的产生、分配和消费；西尼尔认为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必须不考虑政策。等等，总之这个时候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与政治的含义相去甚远，这也就使其与政治学的界限逐步明确了。

4、到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由于政治经济学不是政治学，他的名称与内容就矛盾，所以，以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代表，经济学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而且有经济学家指出，这主要是由于经济学是研究人与物的关系的学科是超阶级的，而非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到底叫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其实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密不可分的。课本中有一句话说“19世纪70年代，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开始从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转变时，与此相巧合，原被广泛使用的政治经济学与很少使用的经济学开始了相互换位的转变”。说这是巧合，也许不准确。从制度变迁的角度看，经济学概念的变化是正式制度变化后，非正式制度形成的与之相配套的变迁，是种必然的变化。

比如，当社会处于原始状态，人类活动以家庭为单位时，需要的是与之相配套的研究家庭管理的经济学；当中世纪神学当道时，经济学思想成为道德神学的一部分；到了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虽然有不同的学派不同的经济学家阐述自己的理论，但是当时社会的主题应该是发展，统治者期望的是国家富强。于是在这种大的社会发展观的指导下，重商主义强调重视国家政策相关事宜，主张干预，所以有了强调政治的政治经济学；后期重农主义主张自由放任来实现为人民提供充裕收入的目的，不需要考虑政策，所以此时的政治经济学强调了与政治学的不同；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出于对垄断利益和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需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避免研究人与人的关系，所以走向了对人与物的研究，也就是最终由经济学代替了政治经济学。

所以，本质上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的概念演变反映的是社会层面的变迁和要求。

第二篇：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再思考

来源： 作者： 时间：2009-05-25 点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及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中国经济社会体制的改革以更快的速度向前推进。传统上我们一直将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邓小平的南巡讲话突破了我们思想上的诸多禁区，为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市场经济诞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西方经济学作为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建设的指导理论在我国大学的经济学、管理学等专业的教育中得到了快速的普及。随之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大学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却有所下降。同时，西方经济学中的很多专有名词在我们的大众传媒中也开始经常出现，大家似乎已不再区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针对这一现象，国内有学者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就开始就这一问题进行辩论，特别是在2005年左右，对这一问题的讨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今年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一个回顾和总结。

一、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由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矛盾，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规律，我们又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居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位置。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其政治经济学理论主要指的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并不包含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①。因为，在马克思所处的年代，社会主义尚处于萌芽状态，对于一种处于萌芽状态甚至是一种以前不曾存在过的事物，我们是不可能做出科学分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于前苏联斯大林时期，为了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进行一个总结，同时也为了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进一步的理论指导，前苏联组织专家学者曾先后编写了几个不同版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最初模式来源于前苏联，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同样来源于前苏联版本，因此具有浓厚的前苏联色彩。形式上，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般也由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部分组成。从根本上说，不管是前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源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来源于社会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对于一种新的社会实践活动，刚开始我们是不可能有一套系统成熟的理论的，事实也证明先于社会实践的理论预测往往是不准确和不完善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同于马克思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描述，也不同于前苏联模式，我们走的是一条不同于前人的道路，没有任何成熟的经验可供借鉴，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学也必然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成熟和完善。当我们回头看三十年前，甚至是十年前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我们会发现其对社会主义的描述与我们当前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这也是我们当前的政治经济学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何去何从的担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的指导下，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并成功实现了从计划

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加入了WTO，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对接。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产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一种处于探索阶段的社会主义模式来说，代写论文出现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在我们建立一个成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主义制度之前，我们也是不可能有一整套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设想，社会主义将脱胎于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但是，我们知道前苏联是由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农奴社会转化而来，而社会主义中国则是由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化而来，并且这两个国家在当时的生产力都极端落后。尽管如此，中苏两国都还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设想，实行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并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们先后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最终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理论的进步和认识的不断深化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生产关系上也做了许多改革，提出了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应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不再要求任何领域公有制都占主导地位，在分配制度上提出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模式。在这一时期，作为研究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也做了许多修订。从哲学上说，这也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我国的改革和建设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保证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向。同时，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一些理论上的争论，比如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是否创造价值的讨论等等。从根本上说，理论层面的争论主要还是和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处于探索阶段有关，也正是这些争论推动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前进。今天回过头去看我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可以说我们已经在理论上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也正是理论上的突破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体制方面的改革提供了指导。可以相信，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也会不断趋向成熟和完善。

二、关于西方经济学

当前，国内有许多学者已将西方经济学改称现代经济学③，或干脆就称其为经济学。我们不要小看这一称呼上细微的改变，这种称呼的改变与我国当前的改革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确切地说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一个副产品。现在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许多方面，我们正在走西方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已有二百多年历史的西方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有一个很好的描述和总结，许多理论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量现实问题也有较强的解释力，这也是最近这些年，西方经济学在我国大学教育中迅速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是当我们打开收音机或电视机，收听或收看新闻或经济类节目时，也可不时听到诸如通货膨胀率、贴现率、法定准备金率、CPI、PPI等词汇，即便是普通百姓对这些词汇也略知一二。十年前，这些词汇在我国的各类节目媒体中基本上是很少出现的，普通民众更不可能了解这些词汇的确切含义。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我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也早在1993年由前苏联建立的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MPS，System of MateralProduct Balance）转变为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普遍采用的国民帐户体系（SNA，System of NationalAccounts）④，这也充分反映了西方经济理论对我国经济社会的深刻影响。

我们现在所学习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来源于二百多年前的亚当·斯密，我们每一个学习过经济学的人都知道亚当·斯密于1776年完成的名著《国富论》(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其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及经济人假设奠定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基石。在此之前，即1759年，亚当·斯密还写了一本小册子———《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在这本小册子中，斯密描述了种种人类的利他行为以及人们普遍的风险厌恶现象。也是在这本小册子中，斯密还描述了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即人们普遍误认为财富可以给人带来持久的欢乐，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但是这种“幻觉”却构成了市场经济中人们创造财富的源动力⑤。可以说这些描述是其后来在《国富论》中一系列思想的早期体现。我们现在一说到经济人假设就想到亚当·斯密，其实应该说在斯密那里，人不仅是自利的，在很多时候人也是有利他动机的，人应该是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合一。但是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特别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家们抛弃了“道德人”，而仅将经济人作为惟一的分析出发点，而经济人追求利益(效用)最大化的分析思想也迎合了数学工具在经济学中的的广泛应用。随后，新古典经济学就走上了一条公理化、标准化、机械化的不归路。这种数理化的分析方式赋予了经济学家共同的分析语言和工具，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经济分析中的争议和不确定性。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机械的、高度抽象化的分析方法对现实的大量问题也失去了解释力，因为经济学首先是一门社会科学，与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还是有很大的不同⑥，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对社会经济现象做出解释，片面追求经济学的形式化，事实上是与经济学解释现实、指导社会实践的使命背道而驰的，这是西方经济学当前所受到的诸多批评之一。面对种种批评，西方经济学发展出了诸多新的分支学科，如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实验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等分支学科，以期对现实生活中的诸多问题给出更加合理的解释。但是，我们同时也应看到这些分支学科在西方经济中并没有占据主流地位，当前占主流地位的还是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经济学等以数理、计量分析为主要分析工具的宏观经济学派。当前，尽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已经较为成熟和完善，但其对现实经济政策的制定却没有太大的作用，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格列高利·曼昆(Gregory Mankiw)曾长期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委员，他在2006年6月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对于我们这些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来说，现实世界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过程是令人沮丧的。一个不幸的事实是，过去三十年的宏观经济研究成果对于实际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分析几乎没有影响，……，现代宏观经济研究并没有在实际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广泛作用表明，它（现代宏观经济研究）并不是为实际经济政策制定服务的。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可能是成功的，但它对宏观经济政策却没有太大的贡献”⑦。曼昆的话表明，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已经较为完善，但是对于实际经济生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影响却非常有限，这也表明了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

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一般地，我们认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物质利益关系或阶级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既然二者的研究对象不同，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冲突呢？根据西方经济学的解释，土地、劳动、资本是西方经济学中所说的几种基本资源或者说是基本生产要素⑧，按照西方经济学最大化的分析方法，各种资源根据各自的边际生产力获得报酬或者说是利润，那么利润从哪里来的呢？这必然又会涉及到生产关系，涉及到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这种边际分析方法最终还是回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畴之中，这也说明我们无法摆脱对生产关系的研究而单独研究资源配置问题。

任何一种成熟的经济理论或学派，都必须有三个组成部分，即硬核(hard core)、保护带(protectivebelt)和分析方法(analysis method)。硬核是其理论核心，是指不可证伪的理论或无法加以拒绝的公理，它一般由最能反映这种理论体系特征的核心概念组成。比如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都是其各自的理论硬核。保护带是其基本理论的延伸，是指一组附属性假说或假设，这些假说或假设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或试验加以检验、证伪或拒绝。保护带是保卫硬核不受经验事实的反驳或否定。保护带本身可以被修改、调整和替换。分析方法是其理论的主要研究手段和方法不同的理论或学派可以有不同的分析方法，也可以有类似的分析方法。相对而言，分析方法不如硬核或保护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或学派的典型特征那样浓厚。西方主流经济学经过两百多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方法，现在虽然有不少人，包括一些西方学者质疑西方经济学“硬核”———经济人假设，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经济人假设对人自利行为的假定大体上还是合理的。并且，随着数理和计量方法的发展，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也可以得到证实或证伪。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入手，根据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得出了资本主义必将被社会主义替代的结论。应该说马克思的分析是严密的，但是正如我们在第一部分所说的那样，马克思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到了列宁、特别是斯大林时期，前苏联和中国都编写了政治经济学教材，不管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材，还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不同的时期均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改，因此其理论体系不如西方经济那样连贯和一致，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没有形成西方经济学那样标准统一的分析方法，其体系也不太系统在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难以解释的问题，特别是在我们推进市场化的进程中，西方经济学反而能对许多问题给出合理的解释，这种情况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提出了重大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何去何从问题。

四、小结

对于任何一种经济理论，其存在的根本价值均在于能够解释现实和预测未来，如

果一种理论和现实出现了严重的脱节，就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了中国当前所走的市场化的道路既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道路。当前，中国所出现的许多问题，例如医疗改革、住房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贫富差距等，单纯地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西方经济学的角度进行解释，都难以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任何一门成熟的理论，都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社会映像。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较为系统和完善，是和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分不开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有在有一套成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模式之后才能成熟和完善。但是也应看到，一个社会要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没有正确的经济学理论做指导也是不行的。在引入了市场机制之后，中国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这就需要不断地提出新的理论去解决这些社会现实问题。今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点还应是生产关系，我们要坚持与时俱进的态度，认真研究现实问题，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至于对资源配置这样微观层次的问题，我们应更多地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处理和解决。总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二者应有不同的侧重点，相互补充，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第三篇：对旅游经济学的学习心得和看法

对旅游经济学的学习心得和看法

旅游经济学是旅游学中的一门分支学科，由于长时间以来，人们比较注重研究旅游业的经济效应所以旅游经济学是一门比较重要的学科。但纵观出版的旅游经济学可以发现，绝大多数的旅游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知识来诠释旅游现象，对旅游经济学的本质及解决的核心问题并未提及，这里针对旅游经济学发表一下自己的学习心得，重点对第三篇旅游经济的外部和谐中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安排提出自己的看法。

各地发展旅游业的宣传工作都是政府部门在做，费用也由政府部门负责，是对一个地区的整体宣传而不针对某个景区，所有的旅游经济的产生都固定在一个特定的范围，所以我认同旅游经济是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区域经济是在一定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生产综合体。每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都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反过来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对他们产生影响。区域经济的效果,并不单纯反映在经济指标上,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总体经济效益和地区性的生态效益。旅游经济也不例外，它的发展也受到旅游资源、人力资本、政府、社会经济、社区参与等因素的影响，同时它也对当地的社会、文化、经济等产生影响。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认识的深入，旅游的发展稍微淡化了对发展经济的追逐，更多的关注旅游的综合效益，同时随着旅游业发展的不断成熟各地也都认识到大旅游的概念，都比较注重区域合作。

我们第三篇是旅游经济的外部和谐，其整体思路是第一章是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与本地区的外部环境的协调，第二章是不同地区发展旅游经济，强调区域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第三章则是重点强调同一地区发展旅游经济与其他第三产业的匹配关系，以及它作为第三产业的一部分与第一、二产业的协调发展，第四章则上升到更宏观的层面，利用经济学的理论来阐述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与波动、发展战略与模式及区域旅游经济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区域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个人觉得区域旅游经济发展与外部环境和谐应分成两部分来写，第一部分是环境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协调，另一部分则反过来阐述旅游经济发展对外部环境的影响。

第一部分从影响经济发展的内生因素（包括旅游资源、人力资本、政府态度和制度变迁）和外生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基础、社区参与和环境）两个方面来说明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作用及其影响。旅游资源对旅游产业的作用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这里不再过多解释，可以对不同级别的旅游资源（如世界级、国家级和市区级）赋予不同的权重，通过对区域旅游资源的综合评价采用加权求和，计算各个地区的相对综合得分。计算各地旅游收入占全国的比重与旅游资源综合水平之间的相关系数，对不同的旅游资源对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予以分析。旅游资源是旅游发展的基础而对于以提供服务为主的旅游业而言，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主导因素之一便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为此要实现区域旅游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注重对服务人员的而培训和教育。纵观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我国旅游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府主导下的旅游管理体制的演变史，旅游业的产业属性和产业地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政府的态度起重大作用，包括各种政策法规的变化，许多制度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游经济的发展绩效和发展水平，我国制定“东部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等战略，则是政府部门通过促进制度变迁来引导区域旅游的发展。对于我国而言，政府部门在整个旅游经济发展过程中起主导的作用，其态度直接决定制度的变迁从而影响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情况。这里重点考虑的外生因素主要是社会经济基础、社区参与和环境，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他在旅游业上能有多大的投入，能进而有多大的接待能力，包括对基础设施、交通等的投入，这些都直接影响到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旅游是一种有钱有闲的另类生活，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反应了当地居民的收入及生活状况，是本地区居民参与旅游的重要决定因素。社区参与程度及他们从旅游中的获益程度直接决定了他们对待当地发展旅游及游客的态度，区域旅游发展来说如果得不到当地居民的支持，很难发展下去当地居民可能对旅游者坑蒙拐骗造成不好的影响严重者甚至把游客赶出去等。而环境的好坏则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吸引力的大小，从旅游经济发展的实质就是利用优美的自然坏境，根据人们的需求对旅游资源加以整修和提高，为游客塑造舒适的环境从而吸引游客来此休闲观光，促进其消费来带动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

第二方面则从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三个方面来阐述旅游经济发展对他们的影响。发展旅游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从积极消极两方面来说，另外重要的一方面是对收入分配与就业的影响，对于国内旅游收入及外汇收入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可以运用回归分析进行定量，而关于对就业程度可以运用投入产出表求劳动报酬系数进行量化，通过与其他产业系数的对比，从而更明确的说明旅游业对劳动里的吸收作用。我们写的下面章节的经济效益核算也表明了对经济的影响，对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影响则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分别予以阐述。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发展逐渐成熟的消费者已经不再满足于原有的供给。注目一下当前旅游者的需求，可以感到旅游市场需求已经有着这些明显的特点：旅游目的地，人们更加注目于新鲜与稀罕；近地旅游，人们更热衷与亲朋好友一块自驾旅游；观光，更讲究主题与深度；行程，开始试调与自主；游乐，更爱新潮与刺激、心跳；休闲，更趋向健身与轻松；高档，追求的是野趣与豪华等。各个地区的旅游资源各有禀赋，随着旅游者需求的多元化，小到各个景区大到各个国家也都意识到加强旅游合作的重要性。合作关系形成的前提是优势互补，推动合作关系发展的动力是合作主体能够在合作过程中实现利益共赢。区域旅游合作是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它是以区域优势互补为基础，解决旅游资源的不可移动性和旅游者选择性之间矛盾的一种区域旅游发展格局。

本章内容的安排主要分成四部分：区域旅游合作的理论依据；区域旅游合作机制和发展模式 ；区域旅游合作的主体、领域和存在的问题；推进区域旅游合作的方向。区域旅游合作的理论依据从两方面来说明：第一、区域旅游合作的必要性，包括劳动地域分工理论、要素禀赋理论、产业集群理论、规模经济理论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主要对这些基本理论进行解释并说明其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应用。第二、区域旅游合作的基础、驱动机制，主要是地域分异规律，对此理论进行解释并说明在区域旅游合作中的应用。

区域旅游的合作机制和发展模式：合作机制主要有行政推动机制、市场调节机制、协商解决机制、法律保障机制和人文融合机制。关于发展模式讨论的比较多，主要是由区位论、系统论、区域空间结构理论（包括增长极理论、点—轴理论、核心—边缘理论、中心地理论）、博弈论、组织冲突与沟通协调理论、梯度转移理论、网络开发理论等形成的相关发展模式。

区域旅游合作的主体主要包括：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近几年区域旅游合作的领域主要集中在一是旅游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领域；二是旅游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领域；三是相关制度、政策和行业规范领域。目前关于区域旅游合作对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研究的比较多，可以在本章节加入关于这些地区的例子。由于如果从理论上说，区域的合作应当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生产的集约等，应当促进旅游经济的整体发展。可是在实际运行中，结果却并不理想。原因在于，推行合作的区域，大多是因为相邻或相近形成的，每个地区都关注自己的利益，由于部分资源的同质化(相邻的小区域尤其如此)，往往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产品的同质化，加之部分目标市场的同一性，因此导致了竞争的不可避免。其实总的来说区域合作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避免同质竞争的合作分工，一是促销协同的合力效应。要合作，就必须有一个规划，有一个共同的行动纲领，来促进大家的共同协作，为此从促进区域旅游合作实现共赢规划比较重要，其中政府扮演重要的角色。在此基础上推进旅游区域合作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健全合作主体，形成合力推动区域合作；逐步实现由行政主导机制向市场主导机制的转换，通过“看不见的手来驱使旅游企业突破行政区划进而实现更广泛的分工与合作；拓宽合作领域，将其逐步向旅游基础设施、旅游连 锁经营、旅游行业标准、旅游信息平台、旅游专业人才、旅游生态环境和旅游结算、投诉体系等领域全方位地拓展；注重规划，优化空间结构，形成合理布局等。

对整个目录及内容的安排，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1、应该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而结合，而不能仅仅套用或者解说一些理论，很实际的做法就是在每章内容后面附上合适的案例，特别是经济效益核算、旅游经济与其他产业之间的匹配、旅游经济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投入产出法是可以在这里加以介绍）等不能只是简单的写出公式，要给出具体的例子便于读者加深理解和更好的运用，这一点可以借鉴罗明义教授的《旅游经济分析》的写法。

2、这个框架中我觉得缺少对旅游投资与决策的分析以及对旅游产业进行详细的介绍和优化分析。

3、关于旅游经济是区域旅游经济的一部分应当做详细的解说，否则仅仅在目录中每章节的前面加上区域二字而实质内容没有太大改变（如区域旅游市场、区域旅游收入分配及区域经济核算等）感觉有点牵强。

4、需求和供给不是旅游经济的重点，引入他们的目的是引出市场的概念来分析旅游产品，进而利用供求理论来说明价格的变化，再分析人们的购买行为。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影响人们购买行为的不单单是产品的价格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如明星效应、品牌效应和流行趋势等。我个人认为旅游经济学关于市场的研究应该适当加入心理学知识，对消费者的心理分析进而分析旅游消费行为。

第四篇：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关系

01-04 许道冉

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教学的关系* 原作者：郭广迪

中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摘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生产关系被认为是经济学唯一的研究对象，因而政治经济学[1]被认为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在当时高校经济学学科门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之一，而且也是最主要的专业基础理论课，我们现在称之为西方经济学的课程则是作为批判对象而开设的，其名称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批判”。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在高校经济学学科门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中，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地位也开始逐步发生变化：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由被批判对象而成为了经济学学科门类各专业的一门主要基础理论课程，其重要性表现在它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事实上是其它很多后续课程（如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等）不可缺少的基础；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虽然在名义上仍然是经济学学科门类各专业的一门主要基础理论课程，但在后续课程中实际上却很少运用到或涉及到其基本理论（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等）。与此同时，由于西方经济学由被批判对象转变为正面讲授的主要基础理论课程，这两门课程在教学内容上的矛盾或冲突也就产生了[3]。尽管在教学过程中很多教师都采取了回避矛盾或冲突的办法[4]，但无论这种冷处理办法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达到互不干扰的效果。目前高校经济学学科门类各专业的学生都要修这两门课，其他专业的学生在公共政治理论课中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而且也有可能会选修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当学生在修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时候必然会对这两课程之间的关系提出疑问，如，商品的价值到底是由劳动创造的还是由劳动、土地、资本和企业家才能共同创造的，工资到底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还是劳动的价格，失业到底是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现象等等。如果讲授这两门课程的教师对这些问题不作回答或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答复，学生就会感到我们的经济学教学是在“既卖茅又卖盾”，从而对两门课程的教学效果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两年前，一位准备报考经济学硕士研究生的非经济学类专业本科生，通过电子邮件向我讲述了他“关于经济学学习的困惑”：“我最开始接触经济学是从政治经济学开始的”，学完之后“感觉资本主义真可恶”；后来为了考研才开始看西方经济学教材，又觉得“西方经济学里面讲的都是很实际的知识”。于是，在考研复习时“如果看政经久了，就不想再看西经，反过来也是！而且每次都面临着内心困惑的折磨！”他的这种困惑恐怕是任何一位学习态度认真的学生在学习了这两门课程后的一种“正常”反应，这种反应暴露出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学教学中所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这两门主要基础理论课程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

怎样才能理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呢？这首先要求我们教师对这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以及开设这两门课程的目的或意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和深刻的理解，以便在总体上把握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基本关系。只有在总体上正确把握了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基本关系，明确了二者不同的教学目的，才能在教学以及教材编写过程中妥善处理好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以最终消除或避免二者之间相互否定或相互冲突的问题。

一、摆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要从总体上把握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基本关系，就必须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5]11，即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人们往往认为他的经济学说与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既定前提、研究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必然是“彼此相互对立，水火不容，不能并存”的[6]，或者说，二者之间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然而，这实际上是对二者关系的一种误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异或分歧，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往往被我们所忽视的共性，这些共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有着共同的起源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将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也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来源。在这一点上，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在其编写的教科书《经济学》中，将“通过新古典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发展成目前的后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比喻为由古典经济学“这棵大树”分出的“两个枝干”[7]294。马克思说：“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8]181现代西方经济学者认为，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就是“政治经济学”的“诞生之[7]289时”。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典经济学就是二者共同语言的源头。2．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着共性 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澄清以下两个历史事实：

（1）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我们总是强调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他本人所研究的仅仅只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虽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目的是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并向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但其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同义词[9]4-5）。正如他本人所说，他在《资本论》中所要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5]8。列宁也强调：“《资本论》这部叙述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的和主要的著作，对于未来只提出一些最一般的暗示，它只考察未来的制度所由以长成的那些现有的因素。”[10]50在这一点上，很多现代西方经济学家与列宁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他们认为，“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显然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不是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分析”，“他把他的任务看成是对资本主义及其内在条件的分析”[11]206；“尽管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紧密相连，实际上马克思有关社会主义的论著却很少。他研究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运作，并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问题”[12]86。

所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实际上是也资本主义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研究目的和角度不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都以资本主义经济及其运行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13]319。（2）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重要问题。我们往往简单地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因而二者的研究对象是完全不同的。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众所周知，《资本论》第1卷第1篇的标题是“商品和货币”，马克思在解释其原因时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5]47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因此要研究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就必须首先研究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者认为马克思实际上也是这么做的，美国经济学家埃克伦德和赫伯特在他们的经济思想史著作《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明确指出：“经济思想史充满了经济学家，他们有时提出前一组问题（即市场如何运行），有时又提出后一组问题（即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有时，但十分罕见，一位经济学家同时提出这两组问题。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学者。”[11]1-2

3．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着共性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结论就是以其唯物史观为基本出发点的。因此，我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对此必然持否定的态度。然而，事实也并非如此。作为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萨缪尔森就明确表示，“解释历史的经济学是马克思对西方学术界的不朽贡献之一”，而且，马克思的这一方法“对于主流经济学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所归纳的是亚当·斯密关于自我利益的分析”[14]485。英国经济学家米尔斯则十分肯定地指出,“马克思力图指出经济关系对现行思想观念的重大影响”“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特别重要的思想，它不仅完全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且已经构成了当前思想方式主流的一个部分”[15]163-165。

抽象演绎法一直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则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抽象演绎法。《资本论》第1卷第1版出版后，很多人对其进行了评论，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中正面引用了基辅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尼·季别尔的这样一句话：“就理论本身来说，马克思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其优点和缺点是一切最优秀的理论经济学家所共有的。”[5]19抽象演绎法的卓越运用，是马克思经济学长期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高度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西方经济学发展过程中，主流与非主流之间在方法论上一个重要分歧表现为于：是否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非主流的德国历史学派否认存在着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其先驱者李斯特曾批评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是一种“世界主义经济学”，而他试图建立的国民经济学也被称为“国家主义经济学”[16]150。马克思本人显然是一个典型的世界主义者，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规律不是也不可能是站在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角度上提出来的。可见，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普遍的经济规律，尽管他们在对经济规律本身的具体认识上存在着分歧。

4．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及其经济学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在我国，很多人可能会这样认为，既然马克思认定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那么，西方经济学者对他的经济学说一定会不屑一顾，对于他本人的评价也必然是否定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事实也出乎我们的意料。

英国经济学家罗尔在《经济思想史》一书中说,“在每本经济思想史里给马克思以一定的篇幅并另辟一章是很有道理的传统”[17]246。西方经济思想史著作中的这一传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还不得而知，但这个传统一直保持至今是可以肯定的[11][15][18][19][20][21][22][23][24][25][26][27][2]。普雷斯曼在《五十位经济学家》一书中，将马克思与斯密和凯恩斯并称为“经济学发展史中最重要的三位经济学家”、“经济史上的三位巨匠”和“三位泰斗”[12]44,93,180。萨缪尔森也将斯密、马克思、马歇尔和凯恩斯等称为“改造了经济学”的“经济学中的巨匠”，并将他们与“变革了物理学”的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等相提并论[7]309-310。美国最近出版的一部经济思想史著作，书名就是《三大经济学家: 亚当·斯密, 卡尔·马克思,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28]，就连台湾出版的《西方经济学简史——世界五大经济学家》也将马克思列为“世界五大经济学家”之一[29]。

现代西方经济学者为什么会给予马克思这么高的评价呢？另外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海尔布伦纳和瑟罗的回答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要想真正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去阅读三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梅纳德·凯恩斯。”[30]21 总之，虽然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与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和角度不同，但是它们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仍然存在着很多共同之处，因此二者之间并非“水火不容”或完全没有共同语言。

二、明确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都研究了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样一个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问题，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合二为一”呢？不是的，因为二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和角度是完全不同的。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揭示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因而他是从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的高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长期运动的规律及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而不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西方经济学者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则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下应当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所以他们是从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的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这就是他们在研究目的和角度上的根本区别。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研究市场经济如何运行的目的既不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服务，也不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服务。一方面，他“对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毫无兴趣”[30]39，既不会为资本家如何发财出谋划策，也不会为资产阶级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提出忠告；另一方面，他“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31]243，因而没有考虑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问题，当有人向他提出类似问题时，他明确表示“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32]421。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不同目的，决定着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不同的教学目的。在我国，政治经济学是作为一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设置的，因此，它的教学目的就是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在教学实践和教材编写过程中，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实际上被我们赋予了双重目的，即又增加了这样一个目的：使学生掌握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理解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这种双重目的必然导致顾此失彼的结果：“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围绕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最终目的建立起来的，如果将这一体系所涉及到的某些内容按照其它目的的要求展开或独立化，必然使这一体系所特有的系统性和逻辑性遭到破坏。这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与马克思的体系保持一致，即按照第一目的建立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第二目的就难以达到；反之，如果按照第二目的要求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第一目的又不可能达到。”[33]因此，赋予政治经济学教学双重目的，不仅不符合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设置的初衷，而且也与教学规律相违背。另外，我们的政治经济学两大部分——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之间在逻辑上也是不一致的：当我们在资本主义部分论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的时候，我们的思想进程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思想进程及其逻辑延伸，即以“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34]122的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逻辑起点，而在所谓社会主义部分被我们当作分析和说明对象的社会主义，则是以不完全成熟而不具有典范形式的资本主义为历史起点[35]。导致这种逻辑矛盾的关键原因在于：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即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上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36]225。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还不具备“建立一个完整的严谨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科学体系”的客观条件[37]6。所以，从我们开设政治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目的看，在现阶段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必要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大部分。在我国，西方经济学这个名称中的“西方”一词原本是一个政治概念，其含义就是“西方资产阶级”。改革开放后，“西方”一词的含义也逐渐发生了变化，现在所谓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呢？因为他们市场经济的发展历史比我们要长得多，而且早已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他们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相对而言比较成熟。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的总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改革开放后，我们开设西方经济学这门课程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使学生系统地掌握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理解市场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目前在我国有不少人主张用国际上通用的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替代西方经济学这样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名称，而且事实上不少高校在本科或研究生的课程设置中已经将西方经济学改为了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因此，所谓西方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实际上就是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建立和完善，这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也不再仅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者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还包括或将包括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者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人们往往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课程所讲授的内容之间，哪一个是正确的或哪一个更正确些、哪一个更有用些？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说明以下几点：

1．从一般意义上讲，对于同一对象以不同的目的或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并不存在谁正确或谁更正确的问题。例如，经济全球化问题，有人从世界的角度研究经济全球化长期发展的趋势及其对世界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的影响，有人则从本国的角度研究经济全球化对本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以便为发展或保护本国经济服务。显然，我们不能说这两种研究经济全球化的目的或角度中哪一种是正确的或哪一种更正确些。因为，严格地说，他们研究的并不是同一个问题。只有当二者对同一个问题的看法产生分歧时，才有可能在他们之间判断谁对谁错或者谁更正确一些。所以，既然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目的和角度不同，我们就不应当像当年鞠萍“姐姐”主持的少儿节目那样简单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之间判定“谁对谁不对”。

2．在经济分析中是否以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和是否认定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事实上是永恒的，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是永恒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说马克思的论断是正确的，而那些对这一问题持肯定态度的与马克思同时代以及比他更早和更晚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论断都是错误的。但是，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如何运行时，以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为既定前提，也就是假定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条件不变，因而这种假定是完全必要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和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等问题时，实际上也是以资本主义制度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既定前提。所以，只要不是把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看成是事实上不可能变化的，将其作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或市场经济的假设前提不仅不是错误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

3．从根本上讲，对于同一对象以不同的目的或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也不存在谁更有用的问题。例如，同样是物理学问题，爱迪生的包括电灯在内的各项发明显然比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要实用得多，但我们能够因此而说爱迪生的发明比爱因斯坦的理论更有用吗？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是否实用并不等于是否有用。不可否认，研究消费者如何获得最大效用、生产者如何获得最大利润以及政府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比研究资本主义为什么必然灭亡或共产主义为什么一定能实现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要更为实用，而这并不能说明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没有意义或意义不大。因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理论成果与研究自然界一般规律的基础理论成果一样，相对于实用型或应用型研究成果而言，其意义或作用往往更加深刻和长远。所以，爱因斯坦的影响比爱迪生更加深远，马克思则比所有西方经济学家的影响都更加深远，这也正是马克思和爱因斯坦被人们评为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主要原因[38]。

所以，从不同的教学目的看，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之间是不能相互替代的。

三、调整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内容

明确了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两门课程的教学目的后，就应当按照各自的教学目的对教学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仅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调整的基本思路。1．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应当围绕揭示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所替代的历史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历史发展趋势这一根本目的或主题而展开，将其目前所兼顾揭示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说明我国现阶段经济建设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任务，交由其他相关课程承担，以从根本摆脱双重目的顾此失彼的两难困境。同时，政治经济学课程本身不再分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部分，其主要内容应当主要是原资本主义部分的内容。当然，我们应当结合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讲授这些内容。具体说，我们应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说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出现“反差”以及当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出现“反差”的根本原因[39]。

2．在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中，对西方经济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性以及对资本主义剥削关系进行辩护的理论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在西方经济学教学内容中，由于教学目的不同，虽然没有必要进行这些方面的批判，但在教学过程中当学生问及这方面的问题时，教师也应当正面进行解答。但是，不管是在政治经济学还是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在对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批判时，都应注意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不要误将西方经济学者在分析市场经济运行时假定资本主义制度或市场经济体制不变当作批判对象，不管他们内心深处是否认为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事实上是永恒的。第二，不要轻易将西方经济学者与我们在关于市场经济如何运行以及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如何发挥作用等方面的分歧当作批判对象，因为这种分歧是完全正常的。现代西方经济学有很多流派，说明他们之间在这类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而且在我国理论界以及我们教师之间也同样存在着这种分歧。教材编写者和任课教师可以而且也有必要介绍西方经济学者之间以及我们与他们之间或我们内部的分歧，并可以表明和论证自己的观点，但不要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对他人进行所谓批判。第三，不要简单地将所谓不符合中国国情作为批判的依据。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是以完全成熟或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为既定前提，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现实为依据，所以，在一些具体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方面存在着不适合中国特别是中国现阶段国情的问题，这也是完全正常的。何况别人也没有要求我们将其作为教条来对待。当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是英国”，所以马克思的《资本论》“在理论阐述上主要用英国作为例证”[5]8，难道我们应当以不符合中国国情为由而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加以批判或拒绝吗？

3．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应增加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在西方正统经济思想史中的地位以及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马克思及其经济学说所作正面评价的内容；在西方经济学教学的相关部分也应介绍马克思所作的贡献和现代西方经济学者对其贡献所作出的评价。萨缪尔森在其教科书《经济学》中，在谈到规模经济问题时特别强调“规模的经济效果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购买的许多物品都是由大公司制造的，卡尔·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强调这一点”[40]42；在介绍马克思经济学时则分别指出“里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的很大部分已经为马克思在一个世纪以前所预见到”，“马克思很早就察觉到哈罗德在今天所证明的事情：如果一个模型增长得够快，那末，它自己可以形成一个有保证的自然增长率，如加速数—乘数的模型所示”[7]328-329。他在讲经济学原理（即我们所说的西方经济学）时尚且不忘指出马克思的贡献，我们就更有必要在西方经济学的相关内容中实事求是地介绍马克思的贡献。这样有助消除人们对这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误解或困惑。当然，要完全理顺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教学之间的关系，还必须具体处理好均衡价格论与劳动价值论、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论与剩余价值论以及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危机理论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等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理解并处理好这些关系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需要另文具体说明。这里仅指出，正确理解这些关系对于每一位西方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的任课教师来说都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尽管我们在教学过程中可能没有必要直接讲解这些关系，但却不能回避学生提出的相关问题，否则无论我们怎样调整教学内容也无法解除学生的困惑。“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我们这两门课的教师都应承担起解惑的职责。

第五篇：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卷序言中写道：“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里明确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研究物质生产一般的自然规律，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规律。

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既不是指生产力，也不是指生产关系或二者的统一。马克思对生产关系的解释有如下表述：“„„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而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大量使用“生产关系”这一词语,在研究对象的表述中同时使用“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可见,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不是指生产关系,但也不是指“生产力”。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我国理论界的看法比较一致，在各种版本和各种体系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都是这样定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这一定义实际上包含着两层意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是生产关系，研究的目的是揭示生产关系产生、变化、发展的规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国经济理论界普遍认为，社会生产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虽然有些论者也明确提出，“研究生产关系必须联系生产力”，但这也不过是一个联系问题，并不说明社会生产力也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很大的范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本身也属于西方经济学。但根据我国对西方经济学的传统理解，西方经济学仅指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以外的西方经济学说。在这里，我们只谈谈西方居于主流地位的经济学。

1、早期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历史上有这样几个阶段：古代思想家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增长财富的；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研究整个国家的经济管理和财富增长；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生产领域中研究财富及其增加的；19世纪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财富一般。

2、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政治经济学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微观经济行为，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经济学家以消费者、生产者和生产部门为对象，研究如何获得最大满足或利益。这样，微观经济行为或人类行为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经济行为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他通篇研究总量，他以 GNP、总就业、总供给、总需求等为研究对象，研究国家应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实际上他的研究对象就是宏观经济行为。这种研究对象的转变突破了古典经济学只研究微观经济行为的局限，为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行为的结合。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在他们有巨大影响的《经济学》教科书中指出：“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他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斯蒂格利茨试图打破萨缪尔森所创立的同一教科书中分为微观和宏观部分的做法，从而在其教科书中写道：“经济学研究的是:我们社会中的个人、厂商、政府和其他组织是如何进行选择的，这些选择又怎样决定社会资源如何被利用。”这都表明，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行为。

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考察，可以看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内容上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而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论是财富及财富增长还是微观经济行为、宏观经济行为及二者的结合 ,实际上都可归到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之中。具体说来:对财富增长的研究，不论是得自对外贸易，还是得自农业生产，都属于生产方式，因为贸易属交换行为包括在交换关系中，农业生产是当时劳动力和劳动资料及劳动对象的结合方式，属于生产力的一种利用形式。微观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行为的目的在于通过资源配置实现产值最大化，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机制。经济运行机制实际上就是生产力利用方式的不同机制。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内容上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比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表述更具有解释力。

四、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应持有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西方经济学是阶级属性不同的两种思想体系，它们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它们的研究对象也截然不同的结论，事实上，不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马克思的一贯思想中，我们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并无本质的区别。其区别只是表现在他们研究问题的角度和所使用的方法。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奉行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但如果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持怀疑态度，必然会批判多于借鉴，否定多于肯定。实际上，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实践证明，这种态度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也不利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当然，西方经济学抛开生产关系研究资源配置和利用问题，抽象地研究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以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永存与和谐，显然是片面的和有其阶级用心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的配置和资源的利用问题，而且研究在不同的经济制度和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条件下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不同社会结果。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对西方经济学都应该公正客观、实事求是。我们在批评西方经济学的片面性时，不能带有自己的片面性，实事求是地承认西

方经济学关于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正确观点，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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