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俄等东欧国家改革路径异同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适用性

第一篇：从中、俄等东欧国家改革路径异同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适用性

从中、俄等东欧国家改革路径的异同

看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适用性

11级会计硕士201150010417柳建平俄国（前苏联）于1922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发展后期，其弊端逐渐凸显于1990年解体，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部分东欧国家也移植了苏联模式，同样造成了经济政治困境，进而体制改革。与此相对应，我国 在1949年建国后也仿照前苏联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满目苍夷、百废待兴的中国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1978年我国经济不得不进行改革，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欠缺。

一、中、俄等东欧国家改革起点相同

由于上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仿照俄国（前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因而中、俄（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改革有着相同的历史起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组织结构和功能方面存在严重的党政不分，党保持着绝对的控制，虽然各国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第二，权力结构过分集中，部分程度的个人独断，各国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个人崇拜。第三，监督和制约机制薄弱，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对领导的监督。第四，法制不健全、不完备，政策治国而非依法治国等。第五，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执政国家，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是单一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第六，改革前，各国的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政治困境，都期望通过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中、俄（前苏联）改革的背景看似相同，但也略有不同。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儒家文化积淀、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苏联模式在中国实行的时间要比俄国等东欧国家短等原因，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及俄国等东欧国家带来的政治问题和经济矛盾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从制度变革开始的，而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路径。

二、中俄改革路径的不同点

（一）俄国等东欧国家改革路径特点

1.政治发展特点

俄国等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依托原有体制外的力量，在原来政党和国家体制的解构中，由新兴政党推进的。剧变后俄国等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起点在于允许建立多种类型的政治组织，进而实行多党制，实行政治多元化。正是在这些政党的推动下，俄国等东欧国家通过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走上了从一党执政到多党竞争的政治发展道路。二是政治转轨和经济转轨同时并举，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在俄国等东欧国家，以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为核心内容的上层建筑所需要的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出现时，政治转轨就十分顺利地完成了，或者基本完成了，而且中东欧的政治转轨没有因为经济转轨的巨大痛苦而出现反复或曲折，虽然初始阶段有点乱，但整个过程还是比较快速和顺利的。一般来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政治转轨和政治发展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政治运行机制，可现实地看，这两个条件在中东欧国家都不同时具备，但是他们同时推进了这两个转轨和发展。主要的原因是同时得到了外力的支持，这个外力或者说外部条件非常难得，巨大的经济援助比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力度还大，平均到每个中东欧小国家，而且连续15年、还在继续的输血极大地支持了经济转轨；欧盟东扩这个历史性的机遇也是千载难逢，欧盟为了实现一体化，永葆和平，真正从政治上消化中东欧，给予他们的政治转轨以强有力的支持。在中东欧，以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为取向的政治转轨吸收和消化了经济转轨的负面影响，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转轨为政治转轨提供了日益广泛的社会基础。

2.俄国经济上的“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是指改革过程中的硬着陆，是经济体制由原来的计划经济突然转变为市场经济，试图一夜之间消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由于这种改革措施具有很强的冲击性，社会经济会受到极大的震荡，甚至处于“休克状态”，故将俄罗斯的尽快实现经济体制转的改革称之为“休克疗法”，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规模私有化，取消对私营活动的限制，通过私有化和对现有国有企业实行严厉的控制，约束国有企业。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形成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作为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二，自由化。一次性大范围地放开物价，而且力争一步到位，形成自由价格制度，为经济市场化创建必要条件。政府努力建立一种由市场因素决定价格的体制，停止价格控制，削减乃至取消国家补贴。实行外贸体制改革，进出口贸易自由化。第三，.稳定化。实施严厉的财政金融政策，紧缩银根，削减赤字，平衡预算，稳定价格。但是，俄罗斯在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却在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官僚垄断集团。这个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前苏联的党政官员，成为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和依托力量。同时，俄罗斯经济转轨既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基本上是少数人依靠政权强力推行的。这种改革严重脱离国情，既缺乏经济基础，又缺乏群众基础，只能导致矛盾加剧，破坏稳定环境，社会主义制度变更，走向资本主义经济。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特点

1.政治发展特点

中国的政治发展也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选择了积极的渐进战略，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同时，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两种形式相结合推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体制变革是在初始阶段付出较低社会成本，避免大的社会冲突和动荡，发挥政府和民间两个积极性，相互配合、相互促动，共同推进。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就是党和政府勇于和善于承担政治发展的责任，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政治发展。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就是广大微观政治主体和基层组织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大环境下的自发性政治实践活动对政治发展的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既依靠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领导，又依靠基层边实践边创造边转变观念和认识，共同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二是先经济后政治，政治发展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中国政治发展的限制太多，难度太大，很难做到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协调同步。一方面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受到西方的遏制和约束。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政治体制以及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转型增加了政治系统分化的因素；与政治发展所要求的政治文化的转变、政治人和政治组织的再造，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政治参与的过于直接和扩大也会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些都从主观和客观上反映出中国经济政治同步发展的难度。因此当代中国虽然感觉到了政治发展滞后的阻力，也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为了确保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以及控制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张力，还是现实地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发展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策略。当然，这种形态并不意味着政治不发展，只是与经济发展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反差效应。

2.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

渐进式改革强调改革保持平稳过渡，重视改革顺序选择，把改革的风险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释放出来，以避免或减少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和恶性通货膨胀，保持

经济平稳增长。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第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农村后城市的原则。中国的经济改革，先是在那些改革成本低、能够有明显收益的领域进行，首先是农村经济改革，然后逐步向城市经济改革推进。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大部分改革都经过了局部试点再总结推广的过程。通过改革的逐步推进，不断发展，新体制的要素得以逐步培育和发展起来，为最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创造了条件。经过渐进的局部改革，中国尽管还存在着诸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制度创新短缺等问题，但为下一步攻坚改革打下了坚经济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我们对改革中存在的深层问题有了更加明确和清醒的认识。第二，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的改革原则。“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是在原有计划体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以此来支撑整个经济的发展和逐步改革整个经济体制。既避免了生产能力急速降低，又使国有企业逐步熟悉并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一方式的突出优点是：先从增量部分进行改革，阻力小而收益大。增量改革又会产生连锁反应，为存量改革创造条件，推动改革深入，降低改革成本。②有利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率先改革的部分，市场机制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维持必要的增长速度。另一部分原有体制依然在较大的程度上起作用，在现实中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劲的适用性

从目前中国及俄国等东欧国家发展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无疑是成功的。但中国改革的成功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这也符合照辩证法的观点远离，事物总是以特殊的形式而存在，而这种特殊性中又总包含着某种普遍性或一般性。中国改革道路的成功首先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中国自己的创造和发明。特殊的经济结构、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以及特殊的改革路线，都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验没有任何普遍意义，中国道路成功的经验中，有可供其它转轨的国家借鉴的重要经验，如经济改革中应当重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应当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改革不能仅从理性和主观愿望出发，等等。同时，苏东国家激进式改革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这种改革方式同样具有许多长处，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如激进式改革的整体性，它对于存量问题的解决，它快速发育市场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在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特殊的矛盾和问题。如腐败加剧、国有经济改革滞后等，这些问题都是对渐进式改革的挑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第二篇：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

摘要：渐进式改革是计划经济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方式。其主要特征是分阶段、有序地推进改革,即循序渐进地改革。利用已有的组织资源推进市场取向的改革。不采用全部推倒重来的改革方法，而是完全保留原有金字塔等级结构，通过原先等级构架中的领导人组织市场取向的改革，并在市场机制逐渐扩大的基础上渐渐减小等级规则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因此，我国的改革一开始表现为放权让利的改革，逐渐过渡到价格和产权制度改革，进而导致政治体制变革。

关键词：中国特色，渐进式改革，市场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经验，问题

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

中国经济改革的特殊性在于：第一，它是与工业化和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工业化与市场化的双重转型。第二，它是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或基本制度为基础并与这种宪法制度的逐步改革结合在一起的，改革的指导思想是邓小平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在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中逐步确立的，新体制的建立是通过不断试验逐步形成的。第四，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过程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它是市场化和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简而言之，中国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

中国经济改革的这种特殊性质，决定了它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和渐进性，必然要在改革中寻求传统与现代、计划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稳定与变革、局部与整体、改革与发展、公有与非公有、国有与非国有的结合，归根结底，要在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之间寻求平衡和协调，在稳定与发展中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因此，在总结中国改革成功的经验和探索中国改革的内在逻辑时，市场化的方式和方法、成本和收益的计算并不是问题的实质，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能不能结合；如何结合以及这种结合的内在根据、具体形式、主要后果和一般前景。归根结底，我们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内，市场化改革能不能持续推进下去并获得最后的成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就是在不断解决这一难题的实践中形成的，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初步寻找到了一条把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具体途径。

二、对于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几个环节

（一）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所有制是经济体制的基础，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条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党认真总结了以往在所有制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制定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并在十五大上把这一方针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从而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奠定了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面临着这样一个前人所没有解决的世纪性难题，即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由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因而，能否实现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兼容从根本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前途。传统的观念认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是不可能兼容的，中国改革的实践否定了这种观点。中国的改革经验证明：

第一，商品关系是内生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不仅公有制经济中的乡镇经济、社团经济、合作经济和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可以直接与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即使是国有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财产关系、人力资本和经营权益上的明显差别，因而也还需要通过市场机制发 生联系，受市场机制的调节。经过20年的深入改革，我国绝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了独立的面向市场的经营主体，在多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在许多关键性部门中仍发挥着主导作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第二，在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并不存在某种固定、简单和机械式的对应关系，处理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应当从实际出发。例如，在公共产品中，国有企业基本上是非竞争性的；在垄断性企业中，国有企业是不完全竞争的；在一般性部门和企业中，国有企业是完全竞争的。从总体上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国有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既要考虑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又要体现市场机制的要求，把计划与市场、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发挥其主导作用。

第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立和排斥的，需要共同发展。各种所有制形式都是与特定的生产力相联系的，都具有相对的效率优势。所有制结构的多元化以及它们之间的需要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竞争，可以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对于推动公有制经济的改革，增强公有制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正是公有制与市场机制之间的这种兼容性，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多种所有制经济，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由于传统国有制存在的种种弊端，如企业难破产，工人难失业，政企难分离，历史包袱过重等，使得单纯从国有制改革入手推进市场化必然会面临很多困难。而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则可以绕过这些难题，创造出比较充分的市场关系和竞争的市场环境，大大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并会对国有企业改革产生积极推动作用。大力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是渐进式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但是，在强调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绝不应当忽视国有经济在改革和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完全否定国有经济改革的意义实际上等于完全否定了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应当看到，国有经济市场化的速度较慢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市场化的进程，但却可以使大量经济资源特别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部门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这不仅有利于维护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有利于控制转轨中的各种矛盾，而且能够在市场机制很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政府的调节弥补市场的不足，克服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导向作用，保证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而且，即使从制度创新的方面看国有经济也不是毫无作为的。国有经济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问题甚至还很严重，但是，与传统的国有体制相比，经过改革后的国有制经济在适应市场机制的要求方面取得的进展是十分明显的。在商品市场上，国有企业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在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有了相当的进展。由于国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因而，没有国有经济改革的这种配合而单纯依靠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任务，还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困难，有待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和努力。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承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统一性，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没有任何摩擦；同样，承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摩擦也不意味着否定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具有自己特殊的属性和功能，它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公平和在更大的程度和范围上实现社会自觉有计划发展的物质基础。否定公有制的这些特殊属性或者完全用市场机制的要求代替公有制的作用，实际上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基础。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结合的目的是要把公有制的优点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中国的经验证明，实现这一目的是完全可能的。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

与前苏联和东欧的激进式改革相比，中国的政治改革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它的目标不是实行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因而，在改革的过程中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保持了政治秩序的相对稳定，并在此 基础上逐步改革政治体制，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中国的这种政治结构和政治改革战略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第一，政治结构是否合理最终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检验标准。实践证明，在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随着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急剧变化，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矛盾和冲突不断加剧，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政治上的相对稳定和集中，可以减少改革中摩擦和冲突引起的损耗，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利益出发推进改革。

第二，在政治秩序相对集中和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有利于党和政府从全局的长远的利益出发，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统一的协调，可以有效地组织和动员社会的各种资源和各方面的力量，排除内部和外部各种不利因素的干扰，集中精力搞好经济建设。

第三，在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稳步推进民主化更符合社会发展内在要求。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自上而下的命令型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扩大了各级基层单位的自主权，形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和利益结构以及竞争、开放和平等的社会关系，从而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渐进式改革中不同社会阶层在生产力发展的条件下通过“做大蛋糕”进行的体制调整，得到了绝大多数社会阶层的拥护，为改革的持续推进创造了良好的政治条件。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经济与政治、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具有极为密切的联系，需要密切配合，协调推进。在渐进式改革过程中，由于货币化和市场化在迅猛发展，也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保留，就可能为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的普遍蔓延提供温床。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策的分散化和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又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有权威的政治结构，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保证改革与发展的顺利进行。所以，既要民主，又要权威；既要自由，又要集中；既要变革，又要稳定，这是中国渐进式改革面临的最深刻的矛盾。能否有效协调这些矛盾，是对渐进式改革的最大的挑战。对于这些矛盾，我们不能用限制市场化进程或牺牲党和政府的领导作用的途径来解决，而必须依赖于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协调和配合。必须在积极推进经济市场化的同时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强化人民群众对政府机关的监督和约束，从根本制度上抑制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的蔓延。这样才能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健康发展。

（三）改革的理论与改革的实践

中国的改革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进行的，执政党对于改革的看法，即关于改革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改革的方向和进程。在社会主义运动中长期以来存在着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即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在社会主义制度还没有成熟的条件下，人们如何能够形成一种科学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去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另一方面，没有社会主义的理论，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如果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实质和目标毫无了解，那么，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还有什么意义？这个矛盾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那天起就始终困扰着社会主义者们，社会主义运动中很多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是由这一矛盾引起的。教条主义把理论视为神圣不变的教义；经验主义把经验视为真理的源泉。这两种片面性都是由于不能正确处理这一矛盾造成的。特别是严重的教条主义，长期以来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阻碍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更新，造成了经济社会的日益停滞，成为推进改革的最大障碍。因此，如何处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正确的指导思想，也是决定渐进式改革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只能以实践为基础，因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成了推动改革的第一面旗帜。以“实事求是”为核心的党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政治路线，以“三个有利于”为原则的检验改革成败的标准，都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改革中的实践理性。由于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成功地解决了理论与实践、自发性与自觉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矛盾，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创造出了有效的实现形式。很多人都注意到，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具有明显的自下而上和演进主义的特点，个人、企业和其他基层单位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制度创新极大地影响着改革的进程。改革的发动虽然是自上而下的，但这不过是对社会生活中早已存在的改革要求的一种承认；改革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但各个具体部门、地区和单位的改革措施、内容和步骤却丰富多样；改革中提倡大胆创新，大胆试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自下而上的局部性试验往往引导着自上而下的全局性变革；完美的设计，精确的计算和全面的规划，往往还没有形成就被实践抛到了后面。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却具有更实际的意义。这种自下而上的改革不仅可以减少集中决策由于信息不足而导致的风险过大的危险，而且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传统体制下形成的集中的利益结构、信息结构和决策结构，反映市场机制和市场化改革的要求，调动基层单位的积极性，为改革的持续推进提供了强大动力，创造了广阔的空间，生动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的品格。

但是，在强调自发性变迁的积极作用的时候，我们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使保守主义观点开始流行起来，这种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由于人的知识是有局限的，而且是以分散的不完整的形式为许多个人所掌握，因而，社会的进化只能自发地进行，集体利益和集体理性只是一种虚幻，对社会进化的有意识设计和控制必然导致灾难性后果，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就是自发秩序的产物。这种观点是对中国渐进式改革经验的一种错误理解，是对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根本否定。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进行的有组织的制度变迁，党和政府的政策和法令主导着改革的方向和路径。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框架内，制度的进化过程显然要比其他任何社会都更多地要求社会理性干预，更多地受有组织力量的控制。自发性与自觉性、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关系会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发生变化，但是，政府的主导性作用始终不可缺少。抛开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要求不说，社会的进化也并不完全像保守主义认为的那样，是个人之间无意识作用的产物，只能自发演进，而不能人为建构。相反，任何合法的社会规则都是通过国家来制定和实施的，都具有公共产品的性质。人类社会既是演进的，又是建构的，既是自发的，又存在着选择性，这才是进化的实质。如果制度变迁只能演进，不能建构，那么就不可能有任何集体的行动和强制性的变迁，就不可能产生任何明确的改革目标、改革政策、改革的法律和方案以及有组织的活动。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统一的领导与自发的变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就是实现这种统一的具体实践。

（四）市场调节与政府调节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集权到分权、由管制到自由的转化过程，这是对传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否定。中国20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充分证明，市场经济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优越性。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尽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走向繁荣昌盛的必由之路。但是，在否定传统集权体制的时候，有不少人却走到另一个极端，把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完全归结为经济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对于经济生活中存在的政府调节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有不少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学者认为，政府的规模越小越好，职能越少越好。政府除了保护产权，制定竞争规则以外，不应当管更多的事情，改革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大市场，小政府”。这种看法虽然对于打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它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而且存在很大片面性。实际上，判断政府优劣的标准不在于规模的大小和职能的多少，而在于它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就市场经济而言，政府规模过大，权力过分集中，往往会导致严重的官僚主义，抑制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但政府规模也不是越小越好。从早期资本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所承担的社会职能是越来越多了而不是越来越少了，政府的规模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政府的强弱对于国家强盛和社会的发展来说，已经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意义。在发展中国家中，这一点更是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不可能打开现代化的大门。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一再证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保证国家的独 立、领土的完整、社会的稳定、法制的严明，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必然导致国家的孱弱、主权的丧失、法制的松弛、社会的混乱；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有效地代表公众的利益，抑制特殊集团和“诸侯利益”的过分膨胀，而一个软弱政府则会使特殊集团和“诸候利益”凌驾于社会普遍利益之上，从而成为腐败的俘虏；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有效地维护市场的秩序，克服市场的缺陷，引导市场经济向符合社会长远和全局的利益的方向发展，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既不能为市场机制的作用提供有效的规则和秩序，又无力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有效地领导和组织经济社会的转型与变迁，在稳定中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而一个软弱的政府则无力克服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使现代化的事业中途夭折。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的是能充分履行其经济和社会职能的强政府，而不是无所作为的弱政府和小政府；改革的目标不是“大市场，小政府”，而是“大市场，强政府”；改革的方向不是否定政府的积极作用，削弱政府的经济职能，而是提高政府的运行效率，改革政府的调节方式。近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既得益于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稳定的社会环境、有效的宏观调控、适当的行政干预、明智的战略和策略以及强有力的组织和协调。

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内在表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对立的。这种看法已经被实践所否定了，事实证明，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东西，它曾存在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级不相同的社会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交换和市场机制是中性的，它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能作简单化的理解，不能把市场机制理解成为一种可以脱离开特殊的经济和政治环境而独立存在并发挥作用的某种技术性工具，可以在不同的制度下随意搬来搬去。相反，市场机制的内容、形式和作用的范围是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特别是宪法制度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具体形式，它首先应当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关系特别是私人资本主义制度的特殊规定。对于这种特殊的规定性不管人们做如何的概括，是公有制、按劳分配、共同富裕还是更大程度的平等，它都不可能完全建立在自由市场和自发秩序的基础上，自由市场不可能自动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们必须在积极赞成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同时，去努力寻求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能够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与市场经济的优点结合起来的制度安排。这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和难点所在。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制度的基础之上，把社会理性与个人自由、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国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和根本优势。充分体现这一特点，发挥这个优势，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结论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是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迁的整体性过程，它的内涵之深刻，影响之广泛，意义之深远都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中国的经济转型的最重要的特征在于，它把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三重重大的社会变革浓缩在了同一个时代。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这样的历史巨变发生在具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悠久的文化并处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里，因而，中国的改革道路既显得无比复杂，又充满了与众不同的魅力。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次伟大的社会试验，完成这一试验绝非易事。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实质和基本经验是：必须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形成一种稳定、持续、动态的合理关系，避免在它们之间产生不可解决的严重冲突和无法化解的累积性矛盾，实现工业化、市场化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有机统一。中国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可行的，社会主义宪法制度在改革中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 张 宇.转型政治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5.[2] 陆静超.渐进式制度变迁与循环经济政策.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9,3.[3] 关海庭．渐进式的超越：中俄两国转型模式的调整与深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6.[4] 孙中亲．从计划到市场：中国经济转型探析．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5.[5] 周天勇．中国行政体制改革30年．格致出版社.2008,11.[6] 刘树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30年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11.[7] 张 军.承前启后—中国经济发展的见证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9.[8] 叶长茂.制度转轨的政治艺术：当代中国渐进式政治发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6.

第三篇：我看中国司法改革定稿

我看中国司法改革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明确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的任务。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自主、公正的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可见，推进司法改革是建立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的前提。而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是正确合理的解决各种纠纷矛盾、对受害公民提供充分补救、保障法律正确实施和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也是当前的法制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

一、司法改革的重要性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腾飞发展，祖国到处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本应和经济制度一起发展的政治制度和司法制度却明显发展滞后，很明显的阻碍了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不是我们没有改革，也不是我们的努力不够，而是由于很多客观和人为的原因使我们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本应和谐的发展有些许的脱节。经济的发展要由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驾护航，而法律制度的规范形成也要由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律来决定。经济在阔步前进，法律制度也要紧紧跟上并且要对经济的发展有实质的服务，只有如此，和谐的法律制度才会形成。

现在的中国，我们的司法制度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改革，我们要不断探索也要谨慎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法律制度，非常重要的是要以我们的基本国情为准！我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应该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量身定做，不要无边界无限度的引用外国制度超前发展，也不要固守中国旧的法律制度止步不前，我们需要的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和谐社会的法律制度。这种制度会让我们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让我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越走越明朗，越走越精神抖擞！好的法律制度也

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要不断变革与更新。所以，我们需要司法改革，司法改革是法律制度的新鲜的血液和强大的活力。因此我们得出，司

法改革由于在法律制度中的重要性，它已经成为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我看中国司法改革问题

1，巩固司法理念，增强法理知识。

要坚信通过是司法改革，我们的制度会更完善，我们的社会更有

条不紊！这背后的理论就是我们要有深厚的法理学知识，我们用“法

律”的视角审视观察这个社会，找出社会的弊端，然后理论联系实际，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固守自己的法律传统,就不可能实现

法制现代化；而且中国法制是否实现现代化,也不是我们能够选择的。

因为资本与文化的冲击并不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和方式来发生。当我们改变我们的法律制度和政治体制以适应世界模式时,我们能够吸收

多少西方制度的成分,如何在西方法律制度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保持

平衡,这些都不是通过学术研究可以解决的问题,它有待于社会的实

践。实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中国社会全面进步的必然选择。

和谐社会理念既融汇了中国传统中以和谐为特质的文化资源,又融汇

了现代社会以民主法治为特征的文明理念,更凸显了现代人类以公平

为最终尺度的正义价值观。将和谐社会的理念导入法哲学研究势必会

引发法本质、法价值、法功能和法作用理论的变迁,进而势必会导致

整个法律观的解构与重建。

法理学界对法治与和谐社会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侧重的仍然是

外部视角的关系分析,而在内部视角上,也就是在和谐社会背景中法

治内在关系的和谐方面,受到的关注尚不充分。法治的内在关系和谐

主要指的是在法治背景中如何实现权利与权力、权利与权利以及权力

与权力的和谐,这三者关系的和谐是决定社会和谐与否的关键所在。

如果离开这三者关系研究和谐,要么会不得要领,要么会游离到法理

学研究之外。这三者关系的和谐决定着法治的水准,而法治的水准又

决定着社会和谐的状态。权力与权利各自的边界何在、三者关系的互

动机制依照何种准则构建,将是法理学研究常新的命题。2，关于立法。

现在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我们的法律（除了宪法）都是由它制

定的。我在这里想要说的是：我们都在说人民民主，我想问的是，我们离民主到底有多远？中国选举制度上的农村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

口数四倍于城市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这只是表面上的近乎不平

等的民主。那么关系到我们每个公民切身利益的法律制定呢，我们是

不是都行使了我们的权利呢？是的，我们中国有自己的法律传统和文

化，有我们的特殊国情，可是我们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

里面必须包括公平、正义和民主。我们都期盼着一个更加民主的制度，我们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能够受到充分的重视。这就要求我们民主公

平的制定出民主公平的法律，作为衡量裁判我们行为的标准。也就是

说我们要的是良法，适合这个社会和时代的最公平正义民主的法。这

是我们司法改革的前提。司法改革从良法开始，才会到达法治状态。3，关于人权的问题。

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里面，第一个内容就是关于死刑方

面的规定。这体现了我国政府充分注重了这个问题，并且在逐步发

展我们的人权事业。国际上有些国家会拿人权的幌子来抨击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会给我们造成很多的负面影响和经济损失。听到了对

我们的不利言论，我们应该找出问题的所在。诚然，我们的人权事

业发展很缓慢，我们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我们正在朝着完善的方向努力前进。但是，我们需要解决得问题还有很多，需要走的路还有很长。最近国际酷刑禁止委员会批评我国酷刑太多，这又反映了一些实质问题。我们确实要通过一些改革比如司法改革来发展我们的人权事业。比如，对死刑的核准权加以限制，禁止变相刑讯逼供，等等。

4，法院的独立性。

在中国，我们有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法院体制。在欧美国家，法院独立于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他们就是而且仅仅是裁判者，不受行政部门的干预。法官的唯一的信仰就是：天塌下来我们也要主持正义。这体现了他们的一种法律精神，一种对公平正义的至上的追求，也体现了法院的独立性。而在我国，法院系统需要在党的领导下，法院的财政需要政府拨款，这就严重制约了法院的裁判的自主性。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也需要我们慢慢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法院不独立，法官没有按照法律的精神来裁判，这是严重制约我国法制建设的很严重的问题。我们要付出很大努力来解决。

当然，司法改革中还有很多问题，比如，法官遴选制度，国家赔偿问题，违宪审查制度，案例指导制度，陪审员制度等等。司法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需要付出很大努力和代价的过程。司法改革无所谓先进与否，只要适应我们社会的发展，符合我们的国情就是成功的。我们希望我们会坚定的走下去，一步一个脚印。我也坚信我们的社会会更加公正，更加民主，更加和谐。

我 看 中 国 司 法 改 革

院系：法学院

班级：08JM02

学号：082027190

姓名：夏姗姗

第四篇：从习近平的演讲看中国改革

从习近平的演讲看中国改革

2013.10.28 15:04

来源： 学习时报

作者： 范伟 字号：【 大 中 小 】

10月7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了题为《深化改革开放 共创美好亚太》的重要演讲（以下简称《演讲》），对世界经济出路和中国改革未来走向作了深入探讨和明确回答。《演讲》包含十分丰富的内容，可以看作是一篇新的改革论。

关于世界经济发展问题，《演讲》提出增长的动力在改革。回顾历史，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选择改革开放新道路时，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或经济体，都在试图通过“改革”和变革来摆脱经济困境，谋求发展动力，形成了一场世界范围的“改革”潮流。这轮改革和调整为全球经济注入了新活力，带来了长时间繁荣，由此逐渐形成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格局。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当前世界经济既有复苏迹象，也面临基础不稳、动力不足、速度不均的问题。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突出。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放缓，外部风险和挑战增加。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举步维艰，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新的表现。在新的挑战面前，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在致力于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演讲》鲜明指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从改革中来，从调整中来，从创新中来”。这一重要论断，是以“中国语言”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着眼世界经济全面复苏和健康成长而发出的“中国声音”。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问题，《演讲》以改革为主线作了系统的阐述。

改革没有完成时，经济发展有信心。针对一些质疑的声音，习近平专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信心问题。就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而言，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完善，通过重大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的深化，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新动力、注入新活力，由此推动社会全面繁荣进步，既是几十年中国发展道路的鲜明特征，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动力。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已经多次强调改革是中国发展的“最大红利”，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要以“最大的红利”，抓住“最大的机遇”，释放“最大的潜力”。因此，中国以改革促发展的未来空间巨大，增长效应也将十分明显，这是人们对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抱有坚定信心的根本原因。

改革要啃硬骨头，推进改革有勇气。关于改革的阶段性特征，习近平指出：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涉及重大利益关系调整，涉及各方面体制机制完善。新时期以来，经过30多年的改革探索，在取得快速发展的显著成就的同时，“中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当前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格外艰巨，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个时候就要一鼓作气，瞻前顾后、畏葸不前不仅不能前进，而且可能前功尽弃。”谈到这一问题时，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上，不能有丝毫动摇和含糊，不能出现颠覆性错误。

改革需要系统性，深化改革有智慧。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尤其需要顶层设计和总体协调，需要选择好主攻方向和优先顺序，创新改革推进方式，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有序有效地推进改革。对于改革的系统性，习近平指出：“中国正在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总的是要统筹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领域的改革，努力破解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难题，消除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通过改革为经济发展增添新动力。”

习近平还谈到当前改革的具体任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三中全会都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作出系统部署，新时期的快速发展也由此而呈现出阶段性特征。习近平主席的这篇演讲，坚持和发展了关于改革的理论，也使世人对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未来的改革发展更加充满期待。

第五篇：从五中全会公报看中国改革走向

从五中全会公报看中国改革走向

会议公报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外界普遍关注的改革集中体现在这段话里。由它可以看出今后五年，中国改革的总体走向和实施重点及策略。于中国改革的总体走向，可以用“一体、一核心、两翼、两配套”来概括。

所谓一体，是指中国改革的总目标是促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为科学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一核心，改革的核心仍然放在经济领域，即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进一步夯实经济基础；两翼，即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两配套，是指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

公报里提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这句话内涵比较丰富，关键词有两个：“更大决心和勇气”和“全面推进”。“更大决心和勇气”显示了中国发展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极大难关，必须寻找继续发展的改革突破口和着力点；“全面推进”则表明中国的改革已不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必须在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全面地进行配套改革，才能确保经济发展的成果，确保经济继续科学发展，确保民众享受更多发展的实惠。

关于中国未来五年改革的实施重点和策略，与此前公众对某些方面改革的热烈期待相比，尚有差距。

将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改革的重心和核心，不出预料。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已成为历届政府的共识，这一点在相当长时间里都无法撼动。关于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使用“加快”一词已经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对这两类改革的重视，事实上近些年来来，在社会文化领域，改革已经取得了大量成果，因此这样的表述具有常态意味，也不出乎公众的预料。

由此得出两个基本判断，经济体制改革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重点推进力度不仅不减，还要加强；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不仅不会放慢脚步，而且还要根据经济发展和民众需求，进一步加快节奏和步伐。

唯有政治体制改革，公报只一句话提及，且使用了“积极稳妥”这一具有很强的保守色彩的用语。这种表述与政治体制改革在当前中国改革乃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相称的。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中国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经济体制改革大刀阔斧，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整体经济水平已经跃居全球第二，经济体系已经相对成熟，但落后、僵化的政治体制越来越起到限制和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负面作用，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中国经济等各方面改革遭遇瓶颈难关，也与此具有密切关联，亟需取得突破性进展。

中国高层领导人在会前就政治体制改革多次表态，表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也体现了政治体制改革是时代的呼唤和民众的期待，迫在眉睫，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然而，此次中央全会并未如公众预期的那样，在政治领域的改革方面提出具有实质性的新观点、新措施。“积极”表明的是态度，相当于说，这件事很重要，我知道了，我会重视它的。“稳妥”则表现了内心活动，意思是说，这件事虽然重要，但有可能导致“不稳定”、“不妥”，因此在推进的时候必须考虑到这两方面因素。可见，在此次全会上，对于政治体制改革，内部分歧依然很大，未取得重大突破，维持现状及渐进改革主张占据了上风。

对“不稳定”的担忧有三个层次：一是担忧改革触及核心利益调整，引发执政党内部分裂和动荡；二是担忧改革失控，对现存体制带来毁灭性影响，恰如当年苏联的遭遇一样；三是担忧改革是否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改革的成果难以承受，或使目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遭遇“变质”威胁。这样就会造成“不妥”的结果：由此出现社会整体动荡，政权面临危机。对政治体制改革，观念和态度务须积极，但免于改革自身失控、防范党内分裂和社会动荡，确保执政党领导下的政权稳定，则是此次中央全会发出的更明确更重要的信息：它是底线，不容触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