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与革命赛跑

第一篇：改革与革命赛跑

改革与革命赛跑

原来说的改革共识破灭，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改革已经开始走样变形，造成社会中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甚至使改革成为“掠夺财富的战争”，由此，在一般民众中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对改革的质疑。而说今天改革共识正在形成，并不是因为人们开始重新认同过去那种造成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改革模式，而是基于近几年的现实形成的“不改也不行”，甚至“不改更不行”的认识。

换句话来说，是基于“如果继续下去不行了”的这种对现实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可能的危机的担忧。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再继续下去不行了”，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相当普遍性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现在开始被人们用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表达出来。有人说，改革在和危机赛跑；也有人说，改革在和革命赛跑。这些说法都表明了现在改革的迫切性。改革的迫切性不仅源于原来改革的进程并没有完成，更在于“转型陷阱”所酿成的新的危机。

在不久前的一个报告中，我们提出了“转型陷阱”的概念。如果仔细分析，促成这种转型陷阱形成的，实际上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在改革过程中发育和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要求停在这里，将体现权钱结合的所谓过渡性体制定型化。另一个因素则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滥用了改革，败坏了改革的名声，使得相当一部分民众质疑这种改革。转型陷阱的形成，就是这两个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发现，在这种转型陷阱中，利益关系进一步失衡，社会矛盾不断加剧，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弊端在进一步严重化，甚至可以说，整个社会的危机在不断加深。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变革的要求在重新孕育，新的改革共识在开始重新凝聚。其实，就目前的改革共识而言，尤其要强调下面的两层含义：第一，现在不仅不改革是不行的，而且可以说，改革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第二，现在所需要的改革，零打碎敲已经远远不够，要有整体上的推进，实质性的变革。

亦有海外观察人士认为，尽管深化改革已成为中国精英群体的共识，但对于如何改、改的快慢仍然存在各种看法，难于统一。事实上各种小范围的论争近年来不断暗流汹涌，而此次世行报告的发表在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大背景下和全国“两会”的舆论场形成前夕，瞬间的思想碰撞火花四溅，令日益白热化的改革交锋直白显现。“姓资姓社”论题的再次浮出，或可看做中国改革开放再次走到一

个关键抉择岔路口的标志。

同时，也应看到此次交锋并非简单的意识形态左右之争，3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成就扎扎实实地培养出中国官学界的自信，其中对问题的理性论争成份更多。这更突显了中国改革开放第二次浪潮的复杂和艰巨，而驾驭此次改革对执政党智慧的考验显然是空前的。此次世行报告的发布得到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的支持，从另一个角度看，发布时间点的选取也带有一种政治试探意味。李克强副总理近年来具体牵头了关于深化改革的多项调研论证工作，与温家宝总理在多个场合疾呼“改革”相呼应。其中传递出两个信息：一是中央高层深化改革共识已基本形成，正在逐步凝聚更广泛的共识；二是中央高层在十八大前致力于改革接力棒的传递，通过人事保证改革的稳妥和延续。

因此，从改革设计指导层而言，深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如何继续稳健地操作。佐利克说世行报告中提出的关键思路就是，应该能够允许公开讨论，允许公众参与讨论。透过此次尖锐交锋，不少观察家都看出了其背后的积极意义。20年前，面对社会大论争，有邓小平“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一锤定音，坚持改革开放先不争论。20年后，改革开放如何深化再次遇到思想瓶颈，却不能指望强势伟人一语定乾坤，时代进步也已不允许。因此，必须看到，在全民呼唤改革的大环境中，如何充分讨论并因势利导成为推动深化改革的重大命题。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将围绕如何深化改革展开更多的理性争论和利益集团的角力，而比较充分的社会辩争或会为中共十八大带来一个渐趋明朗的改革环境，也能为接班人激荡出新的政治智慧。

转摘：中国选举与治理网【国家政治发展简报第35期（上）】 作者：于勤；静之

改革系与危机赛跑不可贻误时机

需冲破四大阻力(2)

2013年01月06日来源：《瞭望》新闻周刊

一些领域改革行而难破，新一轮改革阻力重重，集中表现出四大阻力。

1、“负思潮”阻力，即一些极端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层面严重影响改革方向。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为本刊记者分析，许多国家的改革机遇都因被极端社会思潮左右而丢失，中国现在主要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新自由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四种社会思潮，“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我们党领导人民改革建设的历史；新自由主义要求对现有公共资源进行私有化改革；狭隘民族主义以爱国的名义，煽动民族仇恨；民粹主义以代表底层民众自居，仇官仇富。”

2、“伪改革”阻力，即一些政府部门借改革之名进行部门私利整合，或因消极执行改革政策导致一些领域的改革改而无效、改而效微。

“一些„伪改革‟表现在改革的不彻底性。”接受本刊记者采访中，不少人士认为，大部门制改革到了地方政府这一层面，不少部门只是简单合并，领导职位不减反增，人员都没减少。

一些“伪改革”以加强监管之名，审批不减反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说，一些部门在审查规模、价格等多个环节强化了审批权，中间多了不少“收钱”环节。

“伪改革”还表现在政府减少审批，行业协会增加审批。某太阳能企业董事长告诉本刊记者，“审批在工信部确实减少了，但在行业协会却增加了。例如，中国节能协会审批一个节能产品认证就要三四万元，而且每年都收，企业负担很重。”

3、“不改革”阻力，即与政府权力关系密切的既得利益群体，担心改革触动现有利益格局，不愿改革也不敢改革。

一些学者向本刊记者反映，既得利益群体不愿改革，因为在政府与市场之间有自由进出的“旋转门”，有权力寻租的市场，有高收入的保障。比如，某部委一位正局级领导退休后到一家企业当法律顾问，年薪100多万元；某部门一位处长辞职后到金融机构担任高管，年薪从六七万元变成了近千万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说，收入分配改革久久难以推进，主要是既得利益群体反对。

4、“怕改革”阻力，即一些领导干部担心改革风险大、难度大，因自身能力不足，怕失权、失稳，宁可消极观望，维持现状。采访中，四川巴中市巴州区白庙乡党委、政府 “中国第一个全裸乡政府”，认为是防止公款吃喝和基层腐败的有益探索。然而，有的“怕改革”者却视其为另类，不予支持。

第二篇：改革是深刻革命

改革是深刻革命

——我观《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

有人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全文》堪比商鞅的“徒木立信”。

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将由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把经济体制的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政治体制制度的改革作为前提，法律与人权制度的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后盾，三位一体，相辅相成。各级党委要督促落实，切实履行改革的领导责任，把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能够将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不断建立健全法律运行体制作为改革的主要任务，期冀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节环节取得决定性成果，实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

“让改革的旗帜在中国大地上飘扬”，这一句铿锵有力的话语传遍祖国各处，而当今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更是让我们看出以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

如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贡献来自当代大学生的力量呢？作为当今时代的大学生，我们将是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力军，这是在新时期，时代所赋予我们的理想与责任。在我看来，每日的“三省吾身”是我们迎合改革的思想准备，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将是我们面对新形势武装自己的力量。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机遇也好，挑战也罢，都将是我们为实现整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必须面临的，同样也是成就人生的“个人梦”所严格要求的。

改革是生存的秘籍和法宝，让我们共同期待明天，拥抱明天。

第三篇：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和联系

改革与革命的区别和联系

一：区别

1、改革与革命的目的不同。改革是统治者希望通过主动的调整政策、缓和矛盾来实现某种制度的自我完善，是在旧制度的基础上，对其中某些环节进行局部的改造，以使其获得更好的发展从而维护自己的统治。而革命则是对旧制度的根本改造，是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斗争。

2、改革所采用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和平的方式，是国家、政府的行为，是统治者主动实行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统治。而革命一般是由群众发动的，是自下而上的，在革命中充满了暴力、斗争与尖锐的矛盾冲突，其根本目的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

3、由于革命采取的是暴力、流血的手段，因此革命必然对国家机器，对社会生产力造成一定的破坏，一破一立之间社会动荡不可避免。而改革由于采用的是平缓的、主动的方式，是对现有制度的完善与改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二：联系

1、改革往往是迫于革命或者危机的威慑力，有些改革其成果也是根本性的如商鞅变法。

2、革命是改革失败后的最后杀手锏，同时革命后也往往需要进入到改革轨道，以缓冲和控制革命带来的冲击力，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改革。

第四篇：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新加坡郑永年先生“廉价革命”这篇文章有点意思，讲得在理，讲得靠谱。他的最后一句，不改革就会被革命。正好与我的表达相吻合。我在《清明上河图是见证古代市场经济的画卷》一文中就提到不改革，毛派就造反，也会将反毛派推向造反派。不过这里我要加一句：这时虽然在造反问题上造反是同流的，但目的是相反的。前者要恢复独裁专制政体，后者要建立民主法治政体。

举满清王朝为例，开始拼死抵制改革，一看招架不住造反大军，想改革也没戏了。孙中山要搞民主革命，结果被袁世凯恢复了帝制。今天要恢复帝制的势力仍然很大。

郑永年先生引证了打虎干将王岐山所推崇的法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一书中警示后人的观点。“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以本草民之拙见，这一条足够习李新政予以借鉴。

还有，郑永年先生对一度兴起的“颜色革命”做了中肯的分析，远比国内一些学者时髦论调分析的客观、到位。时髦论调将颜色革命兴起和不成功的责任完全推到帝国主义、尤其美帝国主义的颠覆伎俩，仅将内因看作是一种陪衬、一种卖国行为，这是一种简单的思维定势。“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这才说到了要害。

中国社会当前的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是什么？那就是改革、改革、改革。当权者如何掌控、引导和利用这个人心所向的改革大趋势，也是一门政治学问。精神绿洲(2013年12月22日）

附：

郑永年:中国会发生一场“廉价革命”吗？（2013-01-22）

最近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一切和发展趋向表明，如果执政党及其政府治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一场廉价革命。在社会层面，目前的情形是，知识阶层活跃，在对改革的期望值迅速提高的同时，也以各种方式对没有实质性改革表达不满。再者，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也在迅速增加。在中央层面，尽管提出要改革，但改革的路线尚未明了，更不用说具体的改革政策了。“十八大”之前的大规模的人事调动之后，很多领导干部需要很长一段时间适应新的岗位，还没有足够的时间看清楚地方社会所存在的问题，更不用说是准备有效的改革了。同时，正在推进的反腐败运动，也促使一些干部采取静观的态度，关注形势的发展。官员的这些态度，在很多场合促成了他们采取保守的态度，对社会问题不作为，甚至在处理社会问题时出现明显的错误。尽管总体上说，社会的各方都在期待改革，希望通过改革来应付和解决所面临的问题，但在这样一种总体情况下，官方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很容易导致从一个期待改革的情形，转变成为一场廉价革命的情形。

什么叫廉价革命？最明显的就是中国传统上一而再、再而三所发生的对社会极具破坏性，但又不能对社会造成任何有意义的改变的革命，尤其是农民造反，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数千年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换汤不换药。也就是说，所谓的“革命”从来没有跳出王朝更替的“周期律”。在当代社会，“廉价革命”除了这一层传统意义外，又被赋予了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发动这样一场革命的“低价格”。

在当今世界，“廉价革命”的现象在很多社会都存在着。这些年来，很多国家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廉价革命。人们观察到，颜色革命有“三件法宝”或者三个要素，包括知识阶层理想主义的激进化，社会与日俱增的不满因素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有效通信技术。只要这三种要素有效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造成一场势如破竹的廉价革命。

在任何社会，知识阶层是最具有理想的阶层。他们从理念上不满足于现实，或者说现实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理念，于是他们都在随时寻求变革，不管是通过改革的方式还是革命的方式。一般的情形是，现实和他们的理想越远，他们的行为就会越激进。

社会上的不满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从总体上看，如果知识阶层更多的是追求比较抽象的理念，那么社会上各种不满因素更多的是追求物质上的不满。经验地看，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除知识阶层外，大部分社会群体所追求的是物质利益。农业文明的农民起义和工业社会的工人阶级运动都是如此。只有到了后现代社会，在人们达到了充分的物质生活水平之后，才开始出现以追求理念为目标的“后现代革命”。（不过，历史上也有追求属于“理念”的社会不满者，最显然的就是宗教领域。）

第三个法宝就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通信技术。这种技术有几个主要特点，包括分散性、形式多样性和低价格。在所有通信技术中，互联网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众通信技术。正因为这样，互联网已经成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的生活方式。这一点对任何社会成员都是一样的，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这就表明，政府或者任何其他组织要对互联网进行完全的控制，已经成为一件代价极其高昂的事情，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损害到所有使用者的利益，包括社会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知识群体提供革命愿景

当这三种因素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内运作的时候，并不会造成革命的局面，但当它们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情况就会截然不同。在很多场合，社会不满往往存在于底层，尤其是贫穷阶层。他们也经常表达不满，甚至是暴力反抗，但经验地看，他们成功的机会并不是很大。也就是说，社会成员因为追求物质利益而对现状不满，这种情形本身不会导致革命。因为人们追求的往往是不同的利益，各社会群体之间很难达成革命的共识。这种要素如果要转变成为革命的要素，就要和知识群体结合起来。当追求物质利益的各社会群体，接受了由知识阶层提供的一个特定的“理想社会”时，他们就具有了革命的共识，因为这种“理想社会”给他们一个期望，那就是，在那个“理想社会”，他们不同的物质利益都能同时得到实现。的确，从历史上看，较之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知识群体在制造革命的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显著，甚至是关键作用。当知识群体只是局限于理念领域对社会表达不满的时候，或者说用他们的理念来对现实社会做批评的时候，也不会导致革命。因此，要引发革命，知识群体就要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走在一起。

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互联网更多的是一种社交工具，其本身也并不具有政治性。但如果知识群体把社会的不满和社交技术结合起来，把他们的“理念社会”推销给不满于现实的社会群体的时候，互联网的性质就会发生突变，可以演变成最有效的革命工具。

当代世界所发生的颜色革命，往往是这三种要素结合的产物。颜色革命的破坏力极强，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推翻一个旧的政权。较之传统上需要牺牲大量人命的革命来说，颜色革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革命方式。但必须指出的是，颜色革命很难建设一个新政权。这里有很多因素。首先，引发革命的知识群体，他们的理念过于理想，并没有多大的实际操作性。尽管他们往往是革命的主体，但没有足够的实践经验和政治手段来建设一个新政权。其次，追求物质利益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不满因素在革命期间得到散发，但因为新政权建立不起来，或者新政权非常微弱，难以有效地发展社会经济，他们的期望同样不能得到满足。在很多场合，革命之后，他们的物质生活反而恶化。在推翻旧政权过程中，互联网是一种有效的动员工具，但一旦涉及到建设，互联网往往失去了同样的功能，反而会走向反面。互联网使得社会上的各种利益都释放出来，表达出来，达成不了任何意义上的共识，往往成为社会群体间的冲突的工具。或者说，革命之后，互联网以“民主”的方式把社会利益碎片化。很显然，没有社会群体间的高度共识，要建设一个新社会和新政府是极其困难的。这也是那些发生颜色革命的社会今天所面临的局面。

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不可否认，在所有这三个领域，中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首先是知识阶层的激进化。在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纷纷出现，呈现出一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今知识群体所秉持的各种意识形态，不再仅仅具有学术意义，而是具有了深刻的政治含义。对知识阶层的很多人来说，他们缺乏以学术或者历史的角度，来关切他们所认同的理念的动机，例如民主、自由、人权、社会公正和正义等等，也并不关心在经验层面是否可以通过他们所认可的方式，来实现这些他们所认同的理念，他们所关心的是能否把这些理念当成一种有效的工具。只要一个理念对社会大众具有吸引力，它就会被知识阶层的一些人所利用。

社会层面的不满更是显然。中国的社会抗议运动从来就没有间断过。但社会抗议的影响仅仅是局部的。例如农民抗议，往往是一个村，或者几个村，构成不了全国性的抗议，并且农民抗议往往是物质利益所导向的，当局比较容易应付。更为重要的是，农民抗议往往是反应性的。也就是说，农民抗议往往是对官方错误政策的反应，例如很多抗议是由土地问题引发的。工人的罢工或者抗议，也往往是一个工厂，或者几个工厂，也具有地方性和物质性。

和知识群体有关的抗议，往往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任何国家，知识都具有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左派还是自由派，都具有全国性的知识网络，任何一个角落发生了知识抗议，都可以遍及到整个国家。宗教方面的运动也有类似的情况，也不可忽视的，各个知识群体已经不满足于他们理念层面的革命，而开始走向现实社会。知识群体的理念和社会不满因素的结合，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统治者的抉择是关键因素

不过，这些情形的存在并不表明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地看，并不存在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当代社会，人们所看到的颜色革命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动的结果，也就是说是统治者选择的结果。法国作家托克维尔（de Tocqueville）在《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一书中曾经提出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从英国和普鲁士没有发生革命的历史中，找到法国为什么发生革命的根源？托克维尔力图从法国的制度上找原因，但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则指向统治精英选择的重要性。英国和普鲁士的统治精英在正确的时间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即改革，但法国的统治者则没有这样做，或者在不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改革，从而导致了革命。

其实，要理解类似的革命，看看中国的近代历史就足够了。满清在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回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李鸿章当然在为自己辩护，想说的无非是朝廷改革的困难。但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朝廷没有选择改革。也就是说，满清王朝在应当改革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但后来，即使朝廷真的想改革了，但时机已经错过，因为革命因素已经积累起来，成熟了，革命成为不可避免。

这个道理现在仍然一样。中国的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变，政治也要跟着变化。如果政治不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或者执政者硬要迫使变化了的社会向政治权力“投降”，那么执政者和社会的矛盾必然会激化。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执政者也难以找到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不当的治理方式更会为廉价革命创造更多的机会。

革命可以“廉价”地发动，但中国社会的所有因素，包括低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高度分化、暴力泛滥等，决定了革命之后的中国社会会依然如故。并且，革命的代价也会是昂贵的。一旦革命来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必将成为受害者，不仅仅是生命的损失，而且更是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其中，改革的阻碍者，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既得利益者，更是会成为革命的对象。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执政者面临的是双重任务：一方面积聚和动员一切可以推进改革的力量，来克服体制内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挠，另一方面阻止一场可能的廉价革命。这就是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攻坚战。改革如果轻而易得，那么就不叫攻坚战了。这里，还是要强调一句人们常说的话：不改革就会被革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第五篇：《国家与革命》读后感

《国家与革命》读书心得

无产阶级领导人，列宁同志的著作。无法一次性消化其著作里的所有内容，只能凭借着读书过程中的感觉，慢慢渗透慢慢领悟，总结和思考，才能有所体会。下面是我对读书过程中的一点想法。

显然，本书的研究主体是社会革命。作者认为，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革命的认识存在着一种“过分的分析性简化”，没有严格区分开社会革命和政治冲突、集体性暴力等。作者对社会革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究。作者认为，“社会革命是一个社会的国家政权和阶级结构都发生快速而根本转变的过程；与革命相伴随，并部分地实施革命的自下而上的阶级反抗”。一方面，社会革命不同于一般造反行动，其原因在于，造反行动虽然有自下而上的反抗，但是其最终的结果并不是结构性变迁；另一方面，社会革命区别于政治革命，原因在于，政治革命所改造的仅仅是政权结构，并且并不必然由阶级冲突来实现；此外，社会革命也有别于一般的社会转型，比如工业化进程，其原因在于，工业化进程尽管改造了社会结构，但一则没有基本的政权结构的变化，最为关键的是工业化进程“并不必然带来突发的政治剧变”。

概而言之，作者所研究的社会革命至少要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第一，社会革命意味着社会结构变迁；第二，社会革命必然导致基本的政治结构的变化；第三，社会革命是一种“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用作者的话说，社会革命是两个同时的组合：“社会结构变迁与阶级突变同时进行；政治转型与社会转型同时展开。”“社会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以一种相互强化的方式同时发生。而且，这些变化的发生要通过剧烈的社会政治冲突来实现，而阶级斗争又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

作者认为无论是聚合-心理学派、系统-价值学派、政治-冲突学派，甚至马克思主义学派他们对社会革命的解释都采用的是一种唯意志论的方法。即坚持一种有目的的革命图景，从而认为革命的发展是一种劝诱的过程。这种认识未免过于

简单化。原因在于，“在历史上的革命中，有着不同处境并存在着各种动机的群体，是在错综复杂的展开的多元冲突中成为参与者的。”同时，一个国家内部的冲突还要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即要受到“现存的社会经济和国家条件的强有力的塑造和限制。”社会革命不可能严格按照任何单个的阶级和集团的控制所发展，即使这些集团和阶级在革命进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即，“革命冲突所造成的结果总是既不能充分预测到，也不是卷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群众所期望的，当然也不会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要理解一个国家的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必须采取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一方面，要关注革命进程中一个国家内部各个集团的相互互动模式和力量对比；另一方面，必须关注一个国家所处的国际环境，这种国际环境对一个国家是否产生了影响，并且对国内的各个集团的结构性的力量对比和互动模式如何产生影响、以及其影响的大小。

具体来说，纳入作者分析视野的结构性关系包括：阶级与阶级间的关系、阶级与国家间的关系、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结合作者对三个国家的考察，其关注的三种关系主要是：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政权与支配阶级之间的关系、旧制度下的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作者主要研究了两个问题，即三个国家发生社会革命的原因是什么？三个国家的特定的结构性因素是如何决定了这三个国家独具特点社会革命的路径选择？在此，以中国革命为例，分析作者如何运用结构主义方法来解析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过程。

关于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作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存在这一个独特的支配阶级——士绅。这个阶级一方面受制于皇权，即帝制国家；但另一方面，又和农业基层社会有着密切的联系，帝制中国从来没有试图永久的将官员们割裂与家庭之外，即官员和家庭始终保持着联系。具体来说，由于帝国的行政从来没有深入到每个村落和标准集镇，所以连接帝国国家和农业社会的纽带就落到了士绅的身上，即士绅是建立在帝制中国和农业社会的接合部。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并且日益强大的外来压力，感受到这种压力的首要主体是国家。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的增长道道农业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帝国当局的财政由于自1712年来各省的土地税额被永久的固定下来，以及随着经济和人口的增加，帝国的官僚机构并没有同步发展导致地方官员们不得不更多依靠地方的代理人和非正式的领导来实现对帝国的秩序维持。这种办法一方面加大了基层农民的负担，更为重要的是无法有效的应对外部压力，同时也加剧了内部农民对政权的矛盾，可谓内忧外患交织，且互相加剧和恶化。面对这种状况，改革势在必行。尤其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国失败之后尤其更加坚定了人们的认识，即只有通过由中央当局发动的结构性改革，才能拯救中国免予持久的国际屈辱地位或沦为殖民地。如果说在早期是帝国缺乏真正的机会来采取主动的措施改革的话，那么此时由帝国改革官员推动的“戊戌变法”的失败，则完全是由于慈禧太后领导的保守派的阻挠而告终，这加剧了支配阶级和帝国国家的矛盾和裂痕。

就革命的方式来说，中国早期的农民起义更为普遍、组织的更好的农村造反形式是反对帝国政权的官员，而不是齐心协力的反对本地地主。其原因在于，帝制中国的“会社、庇护网络，以及扩展开的半血缘关系跨越了传统中国的农民和士绅地主之间的阶级分野，乡村农民在很大程度上相互鼓励、彼此竞争。”即不具备以地方村社为基础的自治权，所以农民的反抗不具备潜在的革命性质。这种情势决定了，要一场彻底的社会革命必然意味着对农村社会的彻底改造，即要把农民发动起来，且同时能够有一种替代士绅整合农村社会的组织形式和力量。

辛亥革命后，中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结束军阀割据局面、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由于军阀控制地方基层的方式采用与乡绅合作的途径，把行政和军事控制渗透到地方基层。这就决定了必须彻底铲除乡绅对农民的控制，并取而代之；同时重新确立中央权威。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逐步改变了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开始逐渐依赖“新占的华中地区中国商人的财政支持，依靠来源于通商口岸的国际贸易税收以及西方列强的援助。”而中国共产党则“把知识分子后备军的民族主义诉求和农民的利益最终成功的协调起来”，成功的渗透到了广大农村社区，从而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由于中国革命的这一演进逻辑和路径，中国的国家建设也和此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逻辑惯性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中共的政权是一种“政治化的官僚机构，”而不是一种像法国那样的理性—法治行政国家；也不同于俄国的片面的偏重于城市和重工业的发展，而是“两条腿走路”战略，即更多的侧重于农业的发展，注重满足农民的消费需求；强调全国层面和地方、省份之间的协调与领导责任；多次尝试运用“群众路线”进行集体政治动员；平等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