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呈现新特点

第一篇：国企改革呈现新特点

国企改革呈现新特点

国有企业的改革已进行多年，目前已进入攻坚阶段，要使改革顺利进行下去，必须清楚看到当前的改革与以往相比已具有一些明显的不同特点。

出资人主导

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从进程来看，先后经过政府推动改革、企业自主改革到由出资人主导的改革。以中央企业为例，国资委针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一整套改革设计，如要求国有企业管理层级不得超过三级；要求企业联合重组与主辅分离；要求企业集聚核心业务，做强做大等。这些改革对于出资人所监管企业而言，都是不可逆的。

出资人机构的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是同步推进的。党的十六大以来，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了重大进展，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团国资委全部组建完毕；有关国有资产监管和经营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有效地推进了国有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的重组改制。但国资监管机构内含着监管和经营的双重职能，既要积极监管，又要有效经营，这才完整体现国有资产出资人角色。如果把国资委仅仅定位于监管，极易导致向旧体制复归，重新陷入过去“管”企业的怪圈。国资委不能只当国有资产的“看守者”还要成为“运营者”，应当是经营和监管相结合。但这一结合不是把监管与经营集中在同一机构，而是通过合理分开、分层运作，国资委通过营造新的经营主体来实现经营目的，并通过中间层传导实现监管目标。

“共担成本”

改革的初始阶段，国家不仅要为国有企业改革支付成本，而且国有企业提供了许多优惠条件。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化的推进，企业自主改革的意识明显增强，改革的内在动力增大。国家在继续支付国有企业改革成本的同时，企业也为改革投入一定的成本。现阶段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了最后攻坚阶段，既要改革的参与者在改革中获益，使改革的成果惠及到每一个人；也要使改革的参与者为改革支付一定的成本。因此，现阶段的改革不再是单纯的获利性改革，改革既是利益再分配，也是成本的再分配。

大规模重组

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面临国有资源整合，要从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出发，推动国有资本按市场经济要求流动重组，特别是在现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格局下，要着力推进同一出资人条件下的资产整合与合理配置问题。也就是说，对过去不同隶属关系条件下所进行的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现在，在国资委作为同一出资人的前提下，有一个进一步重组与优化的问题。尤其是对那些产业链一体、同业性强的企业，拆分后不仅不能有效竞争反而加大多重成本。对此，应当根据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要求和市场经济规律，特别是要根据产权关系变更的现实，由国资委作为同一出资人代表，进行新的更加符合竞争要求和出资人利益的调整。这既是出资人的权利，也是企业竞争发展的通行作法。

总体性

立足于从总体上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也就是要从企业、结构、体制的结合上整体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从内容上看，先后经过放权让利、两步利改税、承包制、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同阶段。但从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思路来认识，经历了四次大的思路上的转变：一是从搞活国有企业到搞好国有企业；二是从搞好每个国有企业到搞好整个国有经济；三是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到对国有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四是从国有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到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现阶段的改革，就是把国有企业改革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和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着眼于从总体上深化和推进改革。

规范性

当前，国有企业改革重点是规范改制，主要是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国有企业改革目标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公司治理构造体制平台。因此，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的完善是与公司制改革同步推进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落实在治理结构方面主要表现在：由产权单一化向产权多元化转变；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构建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监督与引进外部监督相结合。但是，也要看到从公司治理结构来看，既存在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也存在机制上的不足；既存在着机构不完善的问题，也存在行为不规范的问题。

第二篇：2014半年反腐呈现四大新特点

2014半年反腐呈现四大新特点

记者 申孟哲 刘少华

2014年07月18日08:02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原标题：中国反腐震慑官场

势头不减

徐骏摄（新华社发）

挪位

徐骏摄（新华社发）

组合拳

徐骏摄（新华社发）

刚刚过去的2014年上半年，是反腐风暴不断加速的半年。

从年初到6月30日，在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的“案件查处”栏目中，有375名官员被点名通报，包括接受组织调查、“双开”、移送司法机关等。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013年的全年反腐“战果”。

反腐风暴给官场带来强大震慑，还不仅仅体现在“提速”上。2014年上半年，中纪委反腐败的速度、力度、广度、深度，都达到了新的高度。反腐没有什么“差不多行了”的说法。“宜将剩勇追穷寇”，用反腐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才是这场风暴发展的方向。

一边高压反腐，一边各项工作有序推进，对“控制的力度”的有效把控，“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有自信、有能力、有信心的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副秘书长高波认为。速度创纪录，半年“战果”超去年

2014年上半年的反腐，关键词是“创纪录”。最直观的体现，是速度。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上半年通报查处375名官员。这一数字不仅超过了去年全年，而且实现了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

如果在上半年中选一个月作为代表，无疑，最能体现上半年反腐“提速”的，是6月。

在这个“风暴之月”中，6名省部级以上“老虎”落马，成为十八大以来打掉“老虎”数量最多的一个月。其中，杜善学与令政策两名原省部级官员，创纪录地在2分钟内连续被通报落马；6月30日，更是创纪录地在一天之内，有4名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被开除党籍。

除了速度快，落马官员的职级也比去年要高。6月落马的徐才厚与苏荣，是十八大后首次有“副国级”官员落马，而徐才厚更是首个被查出的中央政治局原委员。

16名——这是今年上半年落马的省部级以上官员的数量。这已经接近占到十八大以来落马“老虎”总数30余名的半数。换句话说，今年上半年的“打老虎”战果，已经接近去年全年。

“速度”给人的震撼还不止于此。

比如，江西省原副省长姚木根落马当天，他的名字还出现在当天出版的省报上。也就是说，前一天还在正常工作的姚，第二天就被纪委带走。

这种“毫无征兆”的落马，同样出现在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身上。前一天还在市内调研的他，根本不会想到第二天就会被宣布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而被组织调查。

被调查的速度使人震撼，被查处的速度也让人印象深刻。

十八大以来落马的省部级以上高官，从立案调查到“双开”，平均用时大约5个月时间。今年这一速度也在加快。比如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从2月18日被立案调查，到27日被免职，仅用时9天。而山西省原副省长杜善学、山西省原政协副主席令政策，从6月19日被调查，到6月23日被免职，中间更是只有4天。

到7月，这一速度就更快了。江西省委原常委赵智勇，从6月3日被通报违纪，到6月10日被免职，7月16日被开除党籍，一个半月时间内就走完了基本的流程；云南省委原常委、昆明原市委书记张田欣，更是在1天之内完成通报、免职过程，4天之内即被开除党籍。

据统计，十八大以来，国企系统落马高管已超过50人。这其中，今年落马的就有40人。涉及的领域，则包括石油、钢铁、电力、运输、航空、通信等行业。“新词”频现，隐形问题浮出水面

“通奸”、“小官巨腐”„„这些词在今年出现在了中纪委的案情通报和巡视组反馈意见中，有的开始频繁出现，并在网络中“火”了起来。

对于“通奸”一词的使用颇为典型。此前，“生活糜烂”、“乱搞两性关系”、“玩弄女性”等说法屡见于对涉事官员的通报中，但从今年6月开始，中纪委开始频繁使用“通奸”以代替之前的说法，这个词简洁有力，迅速成为网络热词。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中纪委官网至少10余次使用这个词，使得这个词的影响力日渐扩大。在6月第一次使用“通奸”二字后，中纪委网站专门刊文，引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称，尽管通奸在一般情况下不能定罪，但在党纪中属于有明确惩戒规定的行为。文章由此强调：“党纪严于国法，党员违法必先违纪。”

事实上，在过去两个月中被通报“通奸”的落马官员，无一例外被开除了党籍，而这，在《处分条例》中同样有据可依。

“中纪委并没有发明这个词，但是频繁用这个词，明显表示出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比以前更为严厉。对于领导干部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行为。” 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主任谢春涛表示。

在给北京市反馈的巡视意见中，中央巡视组用了“小官巨腐”一词，直指一些乡村干部的腐败。这个词甫一出现，就引起了舆论关注。在谢春涛看来，热词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这说明该问题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北京地区比较突出的现象。

针对具体问题具体指出，而不用大而化之的说法，也是中纪委半年来用词、用语的典型特征。例如，在给科技部的反馈中，直言“科技资源缺乏统筹协调”；在给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反馈中，指出干部中“有的利用宗教习俗敛财”；在给复旦大学的反馈中，认为校办企业管理中“一手办学、一手经商”现象突出。

在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杨伟东看来，这些新词、新说法的出现，凸显了这半年来“有腐必反”的特征。这些说法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都是之前很少为公众所注意到的，正是因为反腐力度加大，反腐覆盖面广，才让这些新问题浮出水面。

多方合力，宜将剩勇追“穷寇”

“反腐从来就不只是中纪委的事情，我们始终使用的是惩防并重体系，既要终端的惩治，也要注重关口的预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伟东认为，反腐应该是“组合拳”，是一种多部门综合的机制。

事实上，反腐的确已经形成了合力，除了来自官方的调查和来自民间活跃的举报之外，仅在中央层面，就有多个部委、机关参与其中。

以中组部为例，在对违纪官员的处理和干部管理上，起到了有效的遏制贪官作用。近日落马的张田欣，就是由中组部宣布其涉嫌违纪被免职的消息。

而在今年上半年，中组部下发的《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重新定义了“裸官”的概念，并首次明确了5类重点岗位“裸官”需要清理。据悉，这一办法与近期十多个省份启动对基层裸官数量的摸底息息相关。值得注意的是，7月14日，中央巡视组向福建省反馈巡视情况时，明确提到厅处级领导干部“裸官”较多的问题，中组部无疑与中央巡视组进行了很好的配合。

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也让一些违法违纪行为无处可逃。在6月25日公布的审计工作报告中透露，2013年审计人员发现并移送涉嫌重大违法违纪案件314起，这一数字远超往年；而在审计报告中，涉及“三公”经费的内容有1600多字，为历年来最为详尽的一次。

“中央反腐正在进入一个快车道，这是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必然会进入的加速过程。”杨伟东认为，当下的高压反腐符合十八大以来的安排。

在受访专家看来，“有腐必反”的局面正日渐形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的高压反腐之下，此前一些反腐的“伪规律”——如退休后就可“平安着陆”，纪委不会查自家人，反腐会“适可而止”等，都在事实面前被一一破解。尤其是反腐影响经济、反腐“适可而止”论以及允许“适度腐败”论等，都被业内人士广为批驳。

针对有观点认为反腐减缓了经济增速的说法，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近日特别强调，“所谓反腐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是个伪命题。”他表示，腐败常常和政府的过多管制结合在一起，管制会造成寻租，而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对经济增长有好处。

“中央反腐的强大震慑作用，使得有问题的人现在惶惶不可终日，我认为反腐就是要一反到底。”谢春涛表示，反腐完全不能“适可而止”，反而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当下反腐的良好势头。

“反腐要追求的是‘没有例外’，也没有什么‘适度’可言，就是要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要对腐败现象严厉查处。”杨伟东认为，接下来的反腐还应持续震慑，不以抓多少人为目标，而是以达到权力的有序运行为追求。

改革提速，营造良好从政生态

“从现在反腐的速度、力度、广度和深度来看，我们所说的反腐将用‘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的策略正在奏效。”杨伟东说。

杨伟东说的“治本”，是指中纪委从去年就已经开始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6月30日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方案》，以及之前中纪委的五年反腐规划，都为反腐做了长期性的制度设计。而其中的一些措施，效果已经开始显现。

比如，半年之内，中纪委已两次进行机构改革，“增效不增官”，增设了4个纪检监察室与1个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其中，“第五纪检监察室”，是新设立的专门监督国企的部门，今年国企的廉政风暴与其直接相关；“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则是为解决“灯下黑”而增设的部门。

同样收到良好效果的还有中央巡视制度。

7月16日，2014年的第二轮巡视即将启动。算上此次常规巡视的十个省区市，十八大以来，中央巡视就将实现31个省区市“全覆盖”。在以往，一般一轮“全覆盖”的巡视在一届任期即5年内完成，现有有望缩短到两年。同时，在常规巡视之外，中纪委还开创了“专项巡视”的新制度。

在专家看来，从治标走向治本的反腐，体现得最明显的，是反腐带来的对整个政治生态、从政环境的改善。

“在廉政建设中，除了制度的安排，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官环境和为官文化。过去，我们有一些为官文化的不良倾向，比如‘小圈子’、‘哥们儿义气’，下级对上级惟命是从，甚至‘攻守同盟’的关系网等。中央通过反腐，要营造的是一个良好的从政环境，让官员能专心致志地做事，而不是靠小圈子、靠关系。”杨伟东说。

谢春涛则表示，一般来看，腐败案件多发高发的地区，其从政环境或者说政治环境都算不上好。“比如，在有的地方，收红包可能会成为一种习惯，哪个人不收反而不行，这对干部的侵蚀是很可怕的。所以，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非常重要。”他说。

在谈到如何改善这种局面时，杨伟东表示，关键还在制度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纪检体制改革的论述中，首要的就是落实反腐和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党委和纪委都要负起这个责任。党委除了抓经济、抓生态、抓社会工作外，廉政建设也必须纳入主要工作。从前期部署，到主抓落实，再到责任追究，党委都要负责，这才是‘主体责任’。”杨伟东表示。

“从政环境改善的效果是长期的。一个地方政治生态清明，就会营造公平竞争的氛围，谁工作干得好，升迁就会比较快，溜须拍马、花钱买官就行不通了。如果政治生态差，情况就反过来，为了升迁，就有人跑官要官、甚至买官卖官。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对现在公务员队伍中的年轻人尤其是有好处的。”谢春涛说。

制图：潘旭涛

第三篇：90后大学生就业观呈现新特点

90后大学生就业观呈现新特点

历经了市场经济发展、就业模式转变、WTO加入、金融风暴洗礼等社会经济变迁，“90后”大学生的个性上印刻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思想解放、积极上进、求真务实、敢说敢干、独立负责，同时他们自我意识强，接受新事物能力强，功利心也强。这些独特的“90后”个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对就业的看法。

就业观是一个人对就业的认知和态度，它是一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在就业方面的具体体现，它指导着一个人的求职行为，对求职成功具有导向作用，指引大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那么，“90后”大学生的就业观呈现出哪些新特点呢？

职业兴趣多元化，择业方式多样化

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意识形态，在不断冲击着“90后”大学生的职业兴趣，从而出现“90后”大学生职业兴趣的多元化倾向。这种倾向主要体现在职业选择方式的多样化上。

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出生的“90后”大学生，他们处在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家庭成长环境使得他们有条件去培养各种兴趣爱好，从而成为多才多艺的“90后”新青年，所以，他们不一定根据自己的专业找工作，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职业，这种多元化的职业兴趣和多样化的择业方式体现了我国社会的进步。

工作性质趋党政，就业意向重稳定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低级需要得到满足后，才会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90后”大学生在衣食无忧的家庭中长大，生活水平的提高满足了他们的生理需求，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更能带来安全感、归属感、尊重感和自我实现感。因此，“90后”大学生更倾向于工作相对稳定、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企事业单位。

政府机关成为“90后”大学生比较看重的职业。特别是金融危机后，企业的容纳能力减弱，出现了人才过剩的情况，工作开始出现不稳定因素。而公务员职业具有的稳定性强、福利高、制度正规、社会地位高、退休后保障健全等优势促使许多“90后”大学生向政府部门靠拢。政府高薪、体面、舒适的工作，迎合了“90后”大学生的就业观。

求职渠道靠网络，社会网络首当先

“90后”大学生是网络时代的优先体验者，网络对他们的求职行为和就业

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90后”大学生更善于运用网络求职，获取就业信息，如微博、QQ群、飞信、博客、人人网、校园网、邮件等，通过人与人的信息传递及时了解就业信息，高效便捷。

还有一种网络称为“社会网络”，指社会成员之间因为互动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通过社会网络人们获得了使用关系的机会。在各种求职渠道中，“90后”大学生最看重社会关系网络，因为他们亲身感受了社会经济转型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和大学生就业竞争的激烈性，他们感到通过家人、朋友等社会关系网络寻求工作更易在激烈的竞争中求职成功。

就业理想更理性，就业目标更务实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90后”大学生的就业理想和就业目标越来越理性和务实。他们能够理性地看待社会现象，并根据自身实际客观地调整就业理想。他们注重薪酬福利，注重假期休闲，注重工作生活平衡，注重发展机会，趋向于给自己带来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工作，就业心态也更加务实。他们的理性就业观如一盏明灯，正确指引着他们的未来职业生涯，使他们在纷繁复杂，充满变幻，充满挑战的社会竞争中更加坚定、自信、从容和充实。

求职就业倾自主，勇于创业成趋势

伴随着网络的成长，“90后”大学生获取信息快捷，知识面广，知识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远远超越了“80后”。信息量的极大丰富和创造力的提高，使得他们思维灵活，敢于创新，对就业有想法有主见有创意。他们不愿平平淡淡工作，更愿意凭着自己的个性开辟一番新天地。

此外，国家和社会也提倡大学生创业，鼓励、支持和扶持大学生创业，一定程度上为大学生自主创业提供了良好的资源环境。再者，受市场经济的熏陶，“90后”大学生的经商观念和经商经历都比较早，这对他们后来的自主创业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者：上上兼职网

第四篇：疫情下全球经济呈现新特点新趋势

疫情下全球经济呈现新特点新趋势

经济稳步复苏是各国的共同期盼，但复苏之路并不平坦。无论是新冠疫苗产能不足、分配不均，还是不同人群、不同产业、国与国之间可能出现的重大分化风险，抑或是不少经济体正面临的货币政策捉襟见肘、财政政策“无米下炊”的局面，都会加剧复苏的不确定性。疫情的“危”能否真正转化为机遇的“机”，归根到底取决于各国自身的奋斗以及能否真正维护践行多边主义，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只会让世界经济的复苏之路变得更加坎坷。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是对各国危机应对能力、经济社会协调能力的一次集体“大考”。“成绩”如何？全球各经济体近期相继发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给出了答案。梳理各经济体2020年的“答卷”，可以直观感受到疫情下各国经济的不同表现，也可以一窥“洗牌”下的全球经济新格局。本就处于微弱复苏进程的全球经济因疫情冲击继续下探。世界银行、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分别发布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经济将萎缩，区别只在于测算数据从3.5%至4.3%不等。2019年，GDP总量超过1万亿美元的16个国家中，除了中国在2020年率先实现正增长之外，其余均为负增长。从全球最大经济体美国的增长情况看，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所称，疫情成为美国的“滑铁卢”。美国商务部1月28日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受疫情冲击，2020年美国实际GDP萎缩3.5％，这是美国经济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首次出现全年萎缩，同时也创下了1946年以来最大跌幅。欧洲成为经济下滑的“重灾区”。欧盟统计局初步数据显示，2020年欧元区经济下滑6.8％，欧盟经济下滑6.4％。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德国联邦统计局2月24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GDP下降4.9%。即便如此，德国经济在欧洲已算表现不俗，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家GDP降幅甚至接近10%。亚洲主要经济体表现普遍优于其他地区。虽然日本、印度、韩国等国家都出现负增长，但降幅小于其他地区国家。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2月15日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2020年日本GDP下降4.8％。再比如，虽然韩国经济萎缩1%，是22年来首次负增长，但相对较好的表现使得韩国有望首次进入全球GDP排名前十。充满活力的非洲经济也慢下了脚步。世界银行最新预测，202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下降3.7%。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2月18日发布数据显示，2020年GDP下滑1.92%。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则有望保持经济正增长。梳理这些数据不难发现，2020年全球经济呈现出一些新特点、新趋势。一是应对疫情是否得力成为影响经济表现的决定性因素。面对疫情“黑天鹅”，各经济体采取了不同策略，严阵以待者有之，寻求“群体免疫”者有之，左右摇摆者亦有之。时刻增长的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在令人揪心的同时，也成为检验抗疫的最严苛指标。同时，经济复苏的程度也与各国抗疫的成效呈现极大相关性，能够严格控制住疫情蔓延的国家经济复苏更为强劲。二是疫情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东移”进程。与欧美发达国家“集体熄火”不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和地区较为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为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中国经济表现一枝独秀，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率先实现正增长，也是唯一保持货物贸易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更跃升为当年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越南、泰国等中国周边国家在控制住疫情后，迅速复工复产，并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重组。IMF最新预测指出，2021年亚洲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GDP增长率将回升至8.3%，较全球平均水平高2.8个百分点。三是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首先，中美在全球GDP中所占比重继续增加。2019年，中美两国占全球经济的比重约为40%。鉴于中美两国经济增速均高于全球经济萎缩幅度，预计今年中美两国占全球经济比重将进一步增至42%左右。其次，中美与其他经济体差距进一步扩大。根据世界银行数据，除中美外，2019年GDP总量排在前十位的国家还有日本、德国、印度、英国、法国、意大利、巴西和加拿大，这8个国家2020年GDP增速均落后于中国和美国，这意味着在经济上，其他国家与中美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眼下，后疫情时代经济稳步复苏正成为各国的共同期盼，但复苏之路并不平坦，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经济复苏还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新冠疫苗接种成为重要变量。国际组织对今年经济的乐观预期都建立在疫苗大规模接种的前提下，但是，当前新冠疫苗存在产能不足、分配不均等诸多难题。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直言，目前全球新冠疫苗接种工作未能确保公平，已接种的疫苗有75%都集中在仅仅10个国家。这些都可能影响各国复苏前景。其次，“K形复苏”正成为全球担心的经济走势。不同于以往，本次全球经济复苏可能出现重大分化风险，这种分化不仅存在于不同人群、不同产业之间，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世界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2月初提醒，尽管IMF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增长5.5％，但有150个经济体今年或将无法恢复到疫情前水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再次，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效性值得考量。为应对疫情、刺激经济，各国先后出台了多轮货币和财政政策，目前不少经济体面临货币政策捉襟见肘、财政政策“无米下炊”的局面，且超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金融投机风险加剧、债务激增等隐患正逐步显现，值得警惕。古特雷斯说：“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的灾难，但也能够成为人类的新机遇。”危与机的辩证法颠扑不破，疫情的“危”能否真正转化为机遇的“机”，既取决于各国的奋斗与努力，也取决于能否真正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走和平共处、互利共赢之路。经历了一年多的风雨，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切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动不动就搞脱钩、断供、制裁，搞排他性的“小圈子”，只会让世界经济的复苏之路变得更加坎坷。

第五篇：国企改革

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有人问我，您认为中国大型国企改革中谁是比较成功的？

我说：中国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案例。

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

一、我们可以宏观的从铁路运输企业内部改革的情况讲一些主要原因：

1、在所有国家部属级大型国企中，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真正把改革成本消化在本企业内部的国有企业。主要表现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铁路运输价格一直按照国务院要求，保持着行业的最低运输价格。为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尤其是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行业性“牺牲”和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2、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是以减少行业行政管理组织机构为中心开展的。过去由10个分局管理的一个铁路局，现在变成了由一个路局直接管理，一下子减少行政管理组织机构十分之九。同时极大的适应了铁路运输生产发展高度集成性的现代化要求。

3、铁路运输改革没有按照原定的市场化三分改革方案运作。而是按照适应铁路运输行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实行了行业高度现代化、集成性、整体性的路局直管站段模式。通过最大限度的减少企业成本和调整企业内部生产关系方式进行的国企改革。

所以说，中国铁路运输企业改革，改革产生的社会效益最大。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也是最成功的国企改革。当然从各行业比较的角度讲，铁路运输行业职工吃了很多的“亏”。因为现在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电力行业少近一半左右。

二、为什么说铁路是大型国企改革中比较成功的。我们可以从各行业国企改革状况上讲一些主要的参考性原因：

例

1、电力行业。电力行业是在原有的区域管理模式基础上按照产供销分离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不但没有有效的相对的降低电力成本，反而使我国电价超前持续走高。同属垄断企业，他们的改革的成本却主要是通过全社会消化。电力企业的各种管理机构不是相对大幅度的减少，而是大幅度上升。电价市场化极高。导致他们的职工平均收入比铁路运输行业多近一半左右。

例

2、电信行业。这个行业也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三分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为了形成三分并把铁路电信系统拨离到电信行业。电信行业本来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集成性的整体性行业。现在我们教条的按照3分天下的模式，搞成了分立。（其实，欧美国家何尝不想搞统一啊，只是由于他们制度的原因现在还搞不了统一）。而我们有先天的统一条件却模仿分离。结果是造成我国电信机构重叠，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成本超高。一个简单的重复收费问题都不能实现。使电信改革的成本平摊到所有使用通信工具的用户。

例

3、金融行业。金融行业是在原有行业的基础上按照引入竞争的市场模式进行的改革。结果是同行交叉，严重制肘，各家银行都到一个地方开，导致各行成本超高。腐败严重。中小企业贷款难上加难。而这个行业却在市场经济中成了“天然”的白领行业。使本来这个我们国家最管用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管理手段，常常是尴尬的失去控制宏观微观经济的金融作用。导致股市、楼市异常发展。极大的影响和威胁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和安全。

所以我说，大型国企改革，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一个具有5千年文化的国家。说句笑话，如果让小布什到中国当总统可能一天都干不了。我们不要教条的学习西方制度。制度上的很多东西是没有可比性的。实践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具

体问题，具体分析。

事实上，什么东西搞市场，什么东西搞计划，是依据这个东西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我们的大型、特大型国企，是我国的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适应先进生产关系本来是正确科学合理的。现在美国人到处搞市场经济，是想把全世界成为他自己的市场。他们自己国家实质是很有计划性的经济。美国人为什么要搞军事那么大的军力，他要维护这个市场，所以他要养护一个巨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他们经营世界市场的成本，他要中东的石油，所以他需要中东的穆斯林人按照他们的制度建立国家。谁不听话他就用武力使你变成阿富汗、伊拉克。现在他们的国家成本太高啦，我们这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养活不起他们啦，他们的内部问题，开始暴露出来啦。注意这可能是世界更危险的时候。因此21世纪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失败案例：浅谈国企改革案例：北京橡胶厂的困惑

1990年，当时的北京橡胶6厂和橡胶7厂合并，注册为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以下简称橡塑厂）。由于生产有污染，1991年，根据北京市政府的指令，橡塑厂开始酝酿搬迁。新厂址在通县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搬迁于1994年基本完成。1995年，位于市内的北京橡胶5厂的三个车间并入橡胶塑料制品厂。1998年，北京乳胶厂也搬入现在的厂区。因此，目前在同一厂区内，有两个厂（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北京乳胶厂），还有两个合资企业。由于这些企业之间的重组工作尚未开始，因而这些企业仍都保留着独立法人地位，但法人代表则都由目前的北京橡胶塑料制品厂厂长担任，在行政上是一体。现任厂长和党委书记1995年底任职。

当时合资企业注册时，一香港人出资10万元，然后该厂给他发了两批货，算是还了钱，自己则保留了一个合资企业的壳。另一个中美合资企业是乳胶厂成立的，美方出资11万美元。当时美方100％包销产品。一年后由于某种特殊原因，产品销路在美受到极大影响。但目前这两个合资企业都不亏损，每年能向厂里返还部分收益。合资企业的人员和母体厂分开。

橡塑厂的总资产为2亿元，负债1．4亿元，负债率64％。1998年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

经过几次合并，1990年橡塑厂的职工总数达到2000多人。搬迁过来时有1600多人。现有在编职工1300人。共有离退休人员1564人，其中离休者19人。橡塑厂的主要产品有再生胶、工业胶板、橡胶滚轴、橡胶粘剂、汽车配件、乳胶手套以及雨鞋和钓鱼裤。

合并搬迁中出现失误

1994年的迁厂，成为了橡塑厂经济效益出现逆转的一个关键时点。没搬迁前，橡胶6厂和7厂的经济效益都还可以，没有一家亏损企业。

但是，在合并、特别是搬迁过程中，企业出现了很多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在企业合并搬迁的指导思想上还是计划经济的思想。表现为：

第一，停产搬迁，在整个过程中丢掉了相当部分的市场。从1992年起开始逐步停产，随建随停，随停随搬，最长停产3－4年。在此期间产品没有发展，设备、技术没有更新。

第二，在当时搬迁时，缺乏对搬迁过来的企业如何发展的整体规划。目前的厂址不是按照未来的产品进行规划，而是按照工厂厂房搬迁进行设计，搬过来一个厂，就建起了一部分厂房，结果造成厂里厂房和设施布局严重不合理，厂区布局和厂房设计完全是作坊式的。

第三，搬迁时机不合适。当时搬迁的经费主要来自卖地的钱。这些厂子过去都在市区，并且都处于较好的地段。新厂房的最初预算是7000万元，其中包括了部分设备的改造和引进。原设想通过土地置换，可获得相当一部分设备和技术改造资金。但是，由于整个搬迁过程中市场环境的变化，原有的计划受到很大影响。1990年卖地时，北京市的房地产还没有变热，卖地仅卖了1个亿。而等到1991年9月开始动工建新厂房后，随着房地产热的迅速升温，建材价格又直线上升，卖地的钱连盖新厂房还不够，到最后工程决算时，总费用已高达1．5亿元。原来准备进行技术设备改造的钱不仅大部分都用在了工程建设上，而且，至今5000多万元的工程建设款尚未与承建公司结清。同时，橡塑厂在搬迁过程中也挤出了部分资金和使用贷款，进行了部分设备的技术引进。但在引进设备中也出现了重大失误，有些引进设备原本就是国内生产的，出口后又以国外设备进口，结果设备安装后根本就不能用。

橡塑厂从1993年起开始出现亏损，目前已累积亏损4000多万元。尽管如此，随着企业生产能力的逐步恢复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初期亏损迅速增长的势头看来现在已得到遏止。自1996年后，企业逐年减亏：1995年亏损1400万元，1996亏损1000万元，1997年亏损500万元，到1998年实际亏损已下降至400多万元。橡塑厂1999年制定的指标是力争不亏损。

橡塑厂并没有向我们提供企业通常都准备好的一份正式的发展战略规划文本。这表现出企业领导人现在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处理现期的生产经营问题上，还难以顾及长远的发展问题。1995年新领导人上任后，连续3年未休息一个双休日，工作相当辛苦。目前生产经营上的主导思想，是“维持生存，再图发展”。工作的重点是在现有条件下加快产品结构的调整和高附加值新产品的开发。如再生胶过去只有一种，且年生产能力只有6000吨，现已有5种新产品投入生产，设计生产能力1万吨，并已逐步打开了市场。又如橡胶板过去只能生产窄板，不能适应用户的需要，现在正通过技术改造，提高多种规格和性能橡胶板的生产能力。

然而，即使是这些短期的努力和预期，似乎也因政策环境的变动而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由于橡胶板生产所需的部分原料需要进口，但国家现已将这类原料列为严格控制进口的商品，结果因原料缺乏造成目前生产的困难。再如，1999年中国开展的打击走私，使海关的管制越来越严厉。橡塑厂很多原料需进口，一些产品也要扩大出口，但由于海关管制力度的加强在一些技术环节缺乏明确的标准，具体业务人员的处理又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从而使本来较顺畅的进出口渠道变得障碍很多。

广开融资渠道希图摆脱困境

为了改变目前的这种情况，在得不到国家资金支持的情况下，橡塑厂除了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和扩大生产能力外，一直在想办法开辟多种融资摆脱困境。一个主要的办法是进行对外合作，现在正在与多家外商，主要是台湾和澳大利亚的公司进行接触。如果谈判成功，橡塑厂将用部分优良资产与国外公司，或者国内其他企业合资进行重组。用厂方的话说，“就是使一部分资产和人员先突围出去。如果搞得好，再回过头来解救剩下的那部分。即使最终解救不了，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另一个可能会带来转机的情况是，现在北京市化学工业总公司也正在筹划，将下属的国有企业组建为轮胎、建材和胶塑制品三个集团。这可能会在组建过程中给橡塑厂的重组带来新的变数。

尽管我们的调查总在试图引导橡塑厂领导人更深入地谈及企业改革的话题，但他们似乎更多倾诉的是企业当前所面临的重重困难和对现体制的怨气。部分原因是改革已说了不少，做了也很多，但企业背着如此沉重的包袱，几乎没有办法靠自身摆脱困境。例如，如果能够找到资金，或者由国家注入新的资本金，按所计划的方案进行设备和技术改造，不仅可以新的产品打开市场，而且，大约只需600名职工即可维持现有的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会有很大提高，人工成本大幅度下降。橡塑厂领导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国有企业制度方面的改革，国有企业不一定就搞不好。部分原因则是改革面临着各种实际困难和政策障碍，如重组改制难以引入外部资金，银行债务的清偿以及职工问题的处理都难以解决。又如，目前橡胶厂内部管理制度的改革已进行了多年，各个方面都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是，对于富余人员、包括下岗人员的处理，已经远远超出了企业能够解决的范围。几乎所有规则都由上面制定，但几乎所有的责任都由企业来承担。另如退休职工问题，如果厂里现在不能按期缴纳各项保险费，原属于厂里的1500多名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就会立刻受到影响。

成功案例

享誉中外的北京“王致和”3年前挺身南下，入资控股同样是中华老字号的“桂林花桥腐乳”。然而，收到麾下的在业内有着全国“白方腐乳”领头羊之称的桂林花桥腐乳厂，却是一个举步维艰的亏损企业。3年过去了，“王致和”在南方是水土不服，还是健康成长？日前，记者专程赶到桂林，实地探营有着“桂林三宝”之一美誉的桂林花桥腐乳的发展变化。

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北京王致和食品集团总经理、王致和桂林腐乳厂董事长王家槐(右二)多次亲临桂林，与干部职工研究对策。王致和还从北京先后派去白振国、张子平、宋丰江三位同志担任北京(桂林腐乳)食品公司高管，他们与当地干部一起不断推广先进的管理理念，推行绩效考核和多劳多得的薪酬管理制度，规范管理流程，使公司很快步入良性发展轨道。(领导班子正在研究企业发展战略)公司实行“向生产一线、向管理人员倾斜”的工资分配原则，根据不同岗位制订了三种工资分配形式，有效地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记者在厂里采访时恰巧是星期天，正赶上工人加班加点，厂内一片忙碌景象。

公司领导不仅重视产品的外包装，对公司内部的生活环境也同样十分关心，他们筹建了职工活动场所、职工书屋，开办职工之家。从北京来到桂林腐乳公司的总经理白振国坚信，实现桂林花桥腐乳的振兴，不仅靠历史悠久的品牌，更要靠现代人的人心。(图为花园式的厂区)

为确保有着300多年历史的桂林花桥腐乳“形、色、香、味”特色依然纯正，改制后的企业强化产品质量，严格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产品实行可追溯控制程序，批批产品实行检验，件件产品放心出厂。

改制3年来，企业不仅实现了扭亏为盈，向地方政府上缴的税费比改制前增加了100多万元，而且企业员工的工资也得到提升。今年公司的利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4.34％，销售收入增长4.99％。公司还申请了产品新包装的版权登记5件，新包装外观设计专利3件，对老包装进行了版权登记保护。如今北京二商集团王致和(桂林腐乳)食品有限公司已成为桂林市国资委引以为自豪的国企改制成功案例。该厂生产的“象山腐竹”，与桂林花桥腐乳齐名，在桂林市场占有率达70％以上，也是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驰名商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