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改革政府》有感（定稿）

第一篇：读《改革政府》有感（定稿）

读《改革政府》有感

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曾对一本书做过这样的评价：“美国每一位当选官员应该阅读这本书。我们要使政府在这90年代充满新的活力，就必须对政府进行改革。该书给我们提供了改革的蓝图。”这本书就是美国著名的“进步政策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戴维·奥斯本（David Osbrne）与特德·盖布勒（Ted Gadbler）于1992年合作出版的《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政府“企业化”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流行于西方国家的一种政府组织思想。进入80年代以后，以政府“企业化”为背景的管理模式——商业模式越来越收到人们的重视，并被广泛应用于西方国家行政制度改革的实践之中。所谓“政府企业化”，是用企业家在经营中所追求的讲效率、重质量、善待消费者和力求完美服务的精神以及企业中广泛运用的科学管理方法，改革政府机构中的公共管理部门，重塑政府形象。建立企业化政府要求政府有新的理念、新的运作模式，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的《改革政府》一书，就是为美国治理政府痼疾，重塑政府功能与形象开出的一副良方。

奥斯本和盖布勒是在深切感受到现行政府机制存在的各种弊端的基础上提出他们的改革方案的。他们首先肯定政府的存在对于文明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遗憾的是政府的现状并不令人满意，它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有效地运作。现在的政府官僚机构既庞大又集权化，行动迟缓，效率低下，刻板而且无人情味，这既是政府的形象也是政府的本质。即使是最有企业家创新精神的人，在掌管公共服务机构尤其是政府机构半年以后，“其行为也会变得像最糟糕的混日子的官僚和争权夺利的政客一样”。这样的政府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只是密集的90年代已不能有效地运转。因而，留下的选择只有一个，这就是改造。奥斯本希望用他们所展示的新思维、新范例，来打开尚未打开的一扇扇大门——美国政府从上到下的各级官僚机构，以彻底发动一个范例的转变。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至关重要的是政府体制问题，他们批判的矛头所指并不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是现行的、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设计出的那种中央集权、层次繁多的政府官僚体制。在他们看来，“如果一个组织的结构就是鼓励企业家精神和行为的，那么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反之，如果一个组织的结构是鼓励官僚主义行为的，则几乎任何企业家都会成为官僚主义者。”他们的责任，就是通过对政府体制的改革，把那些有才能、立志献身的大多数政府公务员从他们所受制的陈旧体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释放他们身上的巨大能量，提高他们为公众服务的能力。

奥斯本和盖布勒对传统官僚体制的改革是通过十项原则进行的：一是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二是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三是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四是具有使命感的政府：改变照章办事的组织；五是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六是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政治官僚的需要；七是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是浪费；八是有预见力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九是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十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

虽然这本书在1992年就已经出版了，但在我看来，它仍然对当今我国政府的不断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现行政府的工作是由许多计划和方案组成的，政府官员也大都习惯于按计划行事。但计划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它受选民而不是顾客推动；它受政治而不是政策推动；它倾向于创造分裂的服务系统；它不是自我改正的；它难得寿终正寝；它很难达到为取得重大影响所必须的规模；它通常运用命令而不是奖励手段。因此，政府的公共管理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和依据，运用市场机制达到公共目的。但要明确的重要一点是，如同政府存在着缺陷一样，许多市场也是存在着严重缺陷的。这也就是说，企业家政府所建立的是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按计划行政的政府模式，也不同于完全放任的自由主义的政府模式，而是一种兼具二者优势又弥补二者缺陷的第三种政府公共管理模式。

在本书的第三章：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我认为，政府之所以没有商界那样富有效率，主要原因在于它是采取垄断方式而不是采用竞争方式进行管理活动。与垄断相比较，竞争具有许多好处：竞争提高效率，即投入少而产出多；竞争能提高组织成员的自尊心和士气。哪里有竞争，哪里就会取得较好的结果，增强成本意识，提供优质服务。由此看来，竞争是促进改革的永恒动力，但政府通常缺乏这种动力。因而政府必须通过各种形式引入竞争机制，改善行政管理。虽然“竞争不能解决我们的一切问题。但是在解开使许多”付机构陷于瘫痪的官僚主义死结方面，它也许比本书中的其他任何概念更加关键”。但同时，政府也需要对竞争进行必要而合理的管理。

这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很明显的，就是要打破政府的垄断，将公共服务行业公开化，市场化。竞争最明显的好处是提高效率、迫使公营或私营的垄断组织对顾客的需求做出反应、有效促进革新、提高雇员的自尊心和士气。对于中国而言我觉得一个很典型的现象就是现在教育的私营化。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现在大大小小的城市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私立小学与私立中学。他们的生源还很好，这是为什么？其实这就是因为在中国不断发展的道路上政府看到了，教育的提供如果全由政府来承担是非常没有效率的，是不适应市场化发展的，私立学校的建立其实是市场化竞争的必然结果。可以看到这样的变化给我们带来的很多好处，教育质量比起全部有政府办学校的时候有了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学校竞争使得当地整体教育水平有了提高，这是私营经济与公营经济博弈的结果。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这样的结果使得我们教育的成本有了提高，也就是说竞争机制的引入提高了教育的质量但是也抬高了教育的门槛，这便提醒了我们，引入竞争机制，将政府的事情交给私营经济办并不是万能的，还有有一些工作，有些产业不能由私营经济来完成的，比如典型的具有社会福利性质的一些事业像医疗和社会保障。原因是很简单，私营经济在经营过程中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利润的最大化，这就难免在提供一些公共产品的时候出现公平的缺失，使得居民在享受这种产品受到限制，这显然有悖于政府应有职能的。换言之，竞争是必须的，因为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私营

经济迅速地夺取了供应组织的市场份额，如果不竞争，我们的公营经济就会停滞，会萎缩，直到剩下那些别无选择的只有利用公共服务的顾客。但是我们的政府也要学会把握一个度，该自己做的事如果交与私营部门则会使自己的境地更尴尬，更会被时代多摒弃。总的来说，在整本书的阅读中我们还是能清楚感受的到作者的主旨就是向读者提供一个新的思维去思考，去探索政府改革之路，而这种思维是以企业家精神为主线的一系列改革创新与方向。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确实有着太多的问题和麻烦，但是他们在解决麻烦和问题的时候都有一个通病，就是缺乏一个新思维，一个新范例来引导改革向。

最后总结：不能拥有一个企业一样的政府，但是我们可以拥有一个企业家的精神，因为这样的新思维会引领我们打开政府改革的一扇又一扇大门。

姓名：黄方盈

学号：7101310049

班级：公共事业管理102班

第二篇：读《改革政府》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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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改革政府》有感

作者：朱静

来源：《新理财·政府理财》2013年第01期

美国人戴维·奥斯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写了《改革政府》，作者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例子，说明只要政府官员有事业和创新精神，是可以严格按照预算来投入公共服务与设施，为广大公众服务，提供优质公共产品的。无论是在学校、贫民窟，还是在环境卫生治理等等方面都大有可为，而且削减税收、提高服务机构效率也是可为可行的。

当时美国副总统戈尔受委托主持美国的政府改革，大部分思路来自此书。其实，政府官僚主义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书中这些改革途径都是很值得其他国家和地方参考借鉴的。

书中阐述了政府在以人民为重的指导思想下，注重自身的运转效率。其中收入获取方式多样化、支出合理化及支出效果化等问题，是保证政府有效运转的基础。其中提出这样的主张，“不论政府的大小而力求政府的效率，不强求政府做什么而着眼于政府怎么做，不纠缠征税多少花钱多少而讲究适当征税花钱得体，不辩论政府办事的动机而着重政府办事的后果。”书中也谈到了美国当年所遇到的“突击花钱”的问题，如果到了财政结束时，主管们还没有把钱用光，就会产生两种情况，即他们会失去结余下来的钱，还有，第二年他们得到的钱会减少，于是就产生了财政结束前，政府突击花钱的***惯。当时加利福尼亚州的维塞利亚市就进行了改革，允许各部门保留各自的结余，这样不仅消灭了突击花钱的现象，同时也鼓励了各主官节约开支，也是让各主官像所有者那样来考虑问题，“如果这是我自己的钱，我会这样花销吗？”

这本90年代的著作，来自于对美国政府改革的探索，也指导了美国政府的继续改革。如今10几年过去了，中国政府也到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时刻。对中国而言，哪种形式的政府将更高效呢？也许恰如戴维所说的，他们的结论具有全球意义：企业家精神。

从戴维的这本书里，我们多少会借鉴了一些改革思想。虽然本期讨论“突击花钱”，但各方也都在打圆场，认为“年底突击花钱不违规”。可是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年底突击花钱的问题，只是拿“不违规”进行辩解而已，既是不违规，也不能说没有问题、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年底突击花钱虽不违规，但与均衡预算执行进度相比较，违规的可能性要大一些，给产生违规提供了土壤。如果财政预算支出执行都集中到了年底，在年底很短时期内要花掉较大财政资金，就可能存在一些机构花掉不必要的资金，购买不必要的项目，甚至弄虚作假虚列支出项目套取财政资金，也可能想法设法套取财政资金用于职工年底福利支出等。最起码，年底突击花钱给违规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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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资金就应该花的高效，花的公开透明。不能拿“突击花钱不违规”这个低标准来要求，更不能拿日本等国也存在突击花钱作为样板示范，何不拿美国高效率、均衡预算支出来作为对照呢？

第三篇：读《自由选择》有感——自由选择离不开政府

读《自由选择》有感 ——自由选择离不开政府

弗里德曼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强烈抨击政府过度干预市场，这与当时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凯恩斯主义格格不入。“离经叛道”的弗里德曼凭借自己对美国经济的深刻体验，清醒地看到凯恩斯主义所面临的理论危机，他慷慨激昂地宣扬自己独到的经济见解，为维护真理而与他人争辩。

历史在经过数十年沉思之后，终于向弗里德曼折服了。他的货币主义理论与永久性收入理论得到了经济学界的广泛认可，并被美国政府当作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由于他在实际经济中的伟大成功，他与凯恩斯并驾齐驱成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自由选择》一书更是他理论的典型代表作，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自由开放。

弗里德曼探讨人们持有货币的原因采取了与凯恩斯不同的方法，他不再具体研究人们持有货币的动机，而是将货币作为构成财富资产的一种。通过影响人们选择资产的种类来保存财富的因素来研究货币需求，实际上是资产需求理论在货币需求理论上的应用。在弗里德曼看来，货币是债券、股票、商品的替代品，货币需求是个人拥有的财富及其他资产相对于货币预期回报率的函数。而凯恩斯则认为对商品总需求的减少是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宏观的经济趋向会制约个人的特定行为。由此出发，他认为维持整体经济活动数据平衡的措施可以在宏观上平衡供给和需求。因此凯恩斯的和他建立在凯恩斯理论基础上的经济理论被称为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主要结论是经济中不存在生产和就业向完全就业方向发展的强大的自动机制。这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谓的萨伊发展相对，认为价格和利息的自动调整会趋向于创造完全就业。试图将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联系起来的努力称为了凯恩斯《通论》以后经济学研究中最富有成果的领域，一方面微观经济学家试图找他们思想的宏观表达；另一方面，例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试图为凯恩斯理论找到扎实的微观基础。二战之后，这一趋势发展成为新古典主义综合学派，该学派的最典型代表人物正式弗里德曼。

严格来说，在经济思想史上，《自由选择》一书其实不是学术著作。他是在一个电视片的解说基础之上扩充而成，并与弗里德曼同期在美国《新闻周刊》上发表的一系列专栏文章一起，作为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夫妻向公众宣传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张的通俗读本。但这丝毫不意味着这本书因此而贬值。相反，因为它使得原本属于象牙塔内的高深货币主义理论升华成自由主义诉求走向美国民间，从而直接推动了70年代中期开始自由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复兴。

尽管书名及数的开头所宣传的“将平行地论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很容易让带有“主义”眼光的人想到意识形态问题，但明眼人都可以看出，此书的主题是探讨自由市场与政府干预之间的关系，其最核心主旨是新自由主义者所念念不能忘怀的“有限政府论”。

关于政府，历来有两个神话，：一个使人们相信政府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区别于经济人是为私人利益服务，因此政府官员应该有比常人更高的道德，用弗里德曼在书中的话说，这是对“好人政府”的迷信；另一个是人们认为自由市场具有与生俱来的缺陷，即“市场失灵”，而政府的功能正好可以弥补自由市场的缺陷，尤其在提供公共产品，解决外部性以及促进平等方面，用弗里德曼的话讲，就是对“有效政府”的迷信。“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会使“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让受到影响的人得到补偿或付出代价，因为这样做费用太大；第三者被加强了不自愿的交易。

我们做任何事情，几乎毫无例外地都会对第三者产生一些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多么微小或者受到影响得人距离我们多么遥远。结果咋看起来，似乎政府采取的任何措施都是正当的，都是亚当斯密的第三项义务所允许的。但这纯粹是误解，政府的措施也会对第三者产生影响。“外界的”或“邻居的”影响不仅可以使“市场失灵”，而且也可以使“政府失灵”。如果这种影响对市场交易是重要的话，那它对于政府采取的旨在纠正“市场失灵”的措施多半也是重要的。私人活动对于第三者的影响之所以意义重大，主要是因为难以弄清给外界带来的损失或好处。在不容易弄清谁受到损失，谁得到好处而且损失、好处各有多大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用自愿交易代替不自愿交易。

我们的社会是我们自己建立的。我们可以改变各种制度。物质的和人的特性限制了我们选择的余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这些都是阻止不了我们去建立这样的一个社会，它主要依靠自愿的合作来组织经济活动和其他活动，它维护并扩大了人类的自由，把政府活动限制在应有的范围内，使政府成为我们的仆人。

弗里德曼理论体系中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对待通货膨胀的态度及其处理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和德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物价一夜之间上涨一倍或一倍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在巴西，1954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00%；比上述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了1973年智利阿连德政府倒台和1976年阿根廷隆政府的倒台。回顾世界历史，每一个通货膨胀都是印刷机带来的现象。用弗里德曼理论来阐述：通货膨胀主要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量比产量增加得更快造成的。弗里德曼说：“历史上还没有这样的例子：没有一场严重而持久的通货膨胀，不伴随着大致相当的货币增长速度；也没有这样的例子，货币数量的急速增加，不伴随着大致相等的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引起的物价上涨意味着，人们原先持有的钱现在只能买到比原先少的东西。为了在手头积存足够的钱，能够购买从前那样多的东西，他们不能不节省开支，把一部分收入用来抵补这个差额。而政府增印纸币无异于对人们持有的货币征税。如果新增加的货币使物价上涨1%，那么每一个持有货币的人实际上缴纳了一笔税款，数额相对于他持有的货币总数的1%。他现在必须持有额外的纸币以达到同从前一样的购买力。这些额外的纸币同他口袋里或保险箱里的其他纸币都成为了税款的依据。因此通货膨胀自动提高了实际税率，从而间接地增加了政府收入。

医治通货膨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弗里德曼认为，因为货币量的过度增加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唯一重要原因，因而降低货币增长率是医治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政府必须有决心地采取必要的措施，控制货币量增长的速度。其次，因为高额的政府开支是造成货币过度增长的一个原因，所以减少政府开支是减少货币增长的另一个因素。否则当通货膨胀加速发展，对社会机体造成严重的损害，带来大量的不公平和痛苦，最终会导致真正的公众意志会发展起来，对通货膨胀采取强制措施。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较高的失业率和缓慢的经济增长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我们必须面对的选择是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或者较高的失业率；政府当局已安于或正在积极地促进较慢的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弗里德曼在结合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而平均失业率也上升的实际经济形势得出，缓慢的经济增长和较高的失业率并不是医治通货膨胀的方法，而是医治通货膨胀凑效时产生的副作用。

总结上述两部分经济现象，弗里德曼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政府发展的两个极端结果：“好人政府”的迷信和对“有效政府”的迷信，认为在平衡行为外部性的手段时反复强调了政府行为的积极作用；弗里德曼认为通货膨胀起因于货币量的急剧增加，而不是产量的急速增加；放慢货币增长率是治理通货膨胀最为有效地方法，而政府能够决定货币的数量，因此政府是通货膨胀的制造者，也是治理通货膨胀的直接责任人。读完《自由选择》一书之后，给本来的最深刻印象就是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是在有政府存在的市场里进行的一系列理性选择；理性人在市场中自由选择的同时政府设置的所谓的“选择障碍”也是有一定积极作用；将古典的经济学的无形手和凯恩斯主义治理经济的有形手同时运用到了实际的经济生产中。

第四篇：读政府片论有感

著名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杰里米·边沁是功利主义、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奠基人。他出身于律师家庭，一生主要从事著述和政治、法律改革活动。《政府片论》是边沁最早发表的一部著作，也是第一部比较系统地将功利原则运用于政治思想领域的著作，因而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该书在形式上是批判英国著名法学家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诠释》一书的。《诠释》出版于1765至1769年间，是对18世纪中叶英国法律的系统阐述，在英美两国曾被作为大学课本。边沁认为，布莱克斯通对法律的叙述，至多不过是说明法律的现状，实际上是在阐述的伪装下为现状辩护。而法理学的真正职能是对法律制度进行批判，目的在于求得改进。这种批判的标准只能由功利原则提供，即只能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标准去判断是非。功利主义是边沁学说的中心，而从该种理论出发，他提出了最好的立法是达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最好的立法就在于促进社会幸福的观点。

他通过对该书的批判，对17、18世纪启蒙学者所普遍主张的社会契约论、自然法学说提出异议，认为这些学说都是一些已经过时的“虚构”；进而从功利的原则出发，对主权者的权利的性质、来源及其可能采取的形式提出独到见解。他认为，主权者是具有确定性质的一个人或一群人，许多其他的人习惯与对他们表示服从；主权者的权威是无限的，不受法律的限制；主权并非产生于契约，而是产生于服从的习惯，当人们习惯于服从某个人或某个机关时，这个人或机关便具有了政治权威，即成为主权者；人们之所以服从主权者，是因为服从的利益大于不服从的利益。他否认有过什么自然法，认为法律不过是主权者的意志而已。

《政府片论》这本书包括七个部分，分别是：序言、导言、政府的形成、政府的形式、英国宪法、最高权利制定法律的权利、最高权利制定法律的义务。作者首先在序言里全面评论了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的《诠释》一书，而后在接下来的几章里有条理地阐述了对《诠释》一书导言中关于政府问题的一般理论。作者认为，“道德方面的改革”，应该“与自然界的发现和改进相呼应”，而在“认为道德界已经再没有任何可发现的东西”的时候，人们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那就是，大家普遍认同某一种看法，并且自然而然地认为这种存在于某个理论高度的看法就是正确的、而这种“正确”也是无庸置疑的。边沁就是从这个理论角度出发，去“写出在我看来”“最严重的缺点，尤其是这个重大而又基本的问题”。他甚至把

《诠释》的作者看成是一个“敌人”，因为“这个人”（布莱克斯通）通过《诠释》获得了许多重视和赞美，但是在他的作品里面，“充满全书”的却是“带普遍性的不准确和紊乱”。

通读全书以后感觉书中语言比较诙谐，并且呈现出某些方面的嘲讽性。作者擅长通过先阐述其认为错误的观点，并且描述这种观点的时候往往采用诙谐的、貌似推崇的反诘的语气，而后再与自己的看法相比较，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个过程当中，布莱克斯通的观点是被置于被批判、被推翻的立场上的。由于文章篇幅有限，在这里我着重介绍书中第二章的内容，即“政府的形式”问题，并提出我的一些看法。

一、边沁对对神学思想的否定

作者“惊讶”于《诠释》中神学思想的宣扬。他说，布莱克斯通“在神学中已经找到一种并不罕见的根源，即以其圣坛上的光辉去迷惑人，以其权威去吓唬人，以此阻止我们去探测他的学说的浅薄”。众所周知，18世纪启蒙运动在欧洲掀起了幡然大波，当时的进步思想家提倡用近代文化启迪人们的理性和智慧，照亮愚昧、落后、黑暗的封建社会，以消除教会和贵族统治所散布的迷信与偏见。而边沁的《政府片论》出版于1776年，在启蒙运动已经兴起了半个世纪后，新兴资产阶级逐渐强大了起来，因此对政治上的权力有了更迫切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边沁公然踏进统治者森严戒律的领地，并且毫不忌讳地说“最好是把它省去”，这是充满勇气和无畏精神。接下来他提出这种观点的错误就在于“用不可知的事物去解释不可知的事物”，这表明布莱克斯通在一开始就走进了一个死胡同，然后在这里面运用想象提炼出了一系列模糊的概念，而且这些概念都是围绕封建君主专制提出的。

二、尖锐地指出布莱克斯通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代言人

方面一：布莱克斯通在《诠释》中提到，作为领导政府的人，必须具有三种品质：智慧、善良和力量。在这里，智慧和善良是假定已经具有的，而剩下的“力量”，便是边沁要重点反驳的。“力量”在布莱克斯通那里所指是唯一的，即政治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政治领导人来说，是必须等待接受的一种品质。而产生矛

盾的地方在于，布莱克斯通在下文“谈到这种天资时，将其视为已经具备的，并且是那最高级的一个人即国王已经具备的”。从这里可以看出，神学已经把布莱克斯通带进了又一个误区，政治力量不是根据假设便可以具备的，也不是与生俱来的，相反，它恰恰必须在政府的建立中才能够被创造出来，由人们把它授予那些候选人。在提出了这个观点以后，作者巧妙地运用反诘的语气论述到，如果这“是自然的力量”，并且“这种自然的力量是一个人自身所具有的力量”，那么除了要相信作者外，还得“进一步相信：一个社会中单个成员所具有的自然的力量，要比这个单个成员和这个社会其余所有成员加在一起所具有的力量来得大”。很显然，这种力量的对比是不符合现实的，而对比的结果恰恰是颠倒后的事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高超的论述语言，不是直白地戳穿《诠释》的漏洞，而是从反面去论证其错误，使得他的观点更具有说服力。布莱克斯通稍后的叙述“君主政体是一切政体中最有力量的”、“政府的一切力量都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集中在君主手中”，我认为这两句话已经鲜明地表达了布莱克斯通的立场，边沁恰到好处地提出了他的这句话，揭露了其捍卫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统治阶级品质的真实目的。

方面二：布莱克斯通提出，“我们现在世界上”存在“几种政府形式”，而在它们之中“必然具有一种最高的、不可违抗的、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威”„„“这种权威掌握在一些人手中”„„“那些‘智慧、善良和力量的品质’，最有可能在那次恶人身上找到”。边沁认为，“他对历史提出一种离奇的看法”。因为在这里，他对所指的那些人用了“缔造者”一词，但是这个“缔造者”却没有具体的确指。这是其一。

其二，布莱克斯通提出了3种政府的形式。君主政体：制定法律的权力掌握在该国的一个人的手里；贵族政体：制定法律的权力掌握在某些成员手里；民主政体：制定法律的权力掌握在结合在一起的“全体”成员手里。从这个方面的分类来看，是具有某些现代意义，也是比较明确的，但是布莱克斯通却再次走进了其封建制度代表者的角色中。因为，在对这些政体形式的组成、优缺点等方面经过曲折的论证后他提出，当时社会的政体形式是“这三种形式造成的”，“具有这三种形式加在一起所具有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任何缺点；那些缺点都消失在“命令”一词上，或者甚至没有这个词，因为它们的存在，对作者的意图不适宜，所以缺点也就不存在了”。这种定义是让人迷惑难解的，布莱克斯通提不出什么具体的论据，也没有统计数据支撑，他后来进一步提出的三种限制条件在三种政府形式之间的分配以及对其的推论更是导致了这个过程中主题的丢失。然而作者却没有意识到这种破绽的存在。边沁在本章结尾明确提到“他”“随意地”“恭维贵族政体或君主政体”，这是很切中要点的，也是很大胆的。

综上是我对《政府片论》第二章“政府的形式”的一些总结和论述，通过发现布莱克斯通在论作中的一些错误，边沁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边沁在书中提出的理论观点，一方面表达了当时英国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力图从土地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权利，因而强烈要求改革政治、法律制度的呼声，另一方面反映出该阶级对人民革命的恐惧心理。它表明这一新兴阶级已不再需要早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学说。

作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边沁的一些理论（最重要的是《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年)）对19世纪30年代英国立法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塞缪尔罗米利爵士所提出的刑法刑法的改革和布鲁厄姆勋爵所主张的法律体系改革都是受到边沁的鼓舞；而激起对法律、法律术语的定义和编撰法典计划的关注，也有边沁的功劳。

第五篇：读中央“三资”改革有感

读中央“三资”改革有感

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以规范和制约权力运行为核心，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和党务公开，健全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以下简称“三资”）管理制度，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中办、国办《关于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指出要推行村级会计委托代理服务。

加强农村“三资”管理是促进农村和谐稳定发展的客观需要。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当前，农村出现的一些不稳定因素的主要原因，就是集体资金使用不规范、集体资产分配不公、集体资源流失严重、村务公开不到位等。推行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就是通过建立制度、健全机制，规范农村“三资”管理，杜绝“三资”运行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促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大局稳定。

加强农村“三资”管理是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举措。农村集体“三资”管理是农民群众十分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农村基层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的多发领域。抓住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就抓住了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关键。目前村干部出问题、犯错误，甚至违法犯罪，绝大部分与集体“三资”监管不到位有关。有的村干部不能认真执行村务公开的有关规定，在“三资”管理使用上给群众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个别村干部不能自觉遵守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以权谋私、独断专行，集体资产被无偿占用或低价承包租赁，有的集体资产被贪污挪用、挥霍浪费。这些情况，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严重影响了党群干群关系。推行农村“三资”委托代理服务，就是要从源头上铲除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从根本上减少和避免村干部犯错误的机会。

加强农村“三资”监督管理是乡镇现阶段对农村的一项中心工作，也是加强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

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长期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1、农村“三资”复杂性强，管理难度大。农村“三资”涉及面广、项目多，既有现金的，又有实物财产的，还有资源性质的；既有可移动的，又有不动的；既有国家支农资金、各项补偿补助款，又有集体收入，还有筹资、捐资等，具有较强的复杂性、多样性，带来管理难度较大。

2、民主管理和村务公开不规范。一些村存在着开发不按照民主程序，不民主公开，不招标投标；村务公开只强调财务公开，不注重“三资”管理的公开。个别村干部村在对集体山林、土地、果园、房屋设施建设搞暗箱操作。

3、承包合同不规范，集体利益得不到保证。实际工作中，存在不签订书面合同、口说为凭、合同要素不全、条款不清、权利义务不明等多项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现象，导致集体利益得不到保障。

农村集体资产、资源、资金是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关于农民利益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加强对农村集体 “三资”的有效监管，是加强新时期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从源头治理腐败的重大决策，是确保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和维护群众利益的重要举措。

通过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将提高了农村基层工作的透明度，增强了农民群众对村“两委”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取消违法无效合同，完善不规范合同，清收被拖欠的集体资金，纠正占用集体资产资源行为。通过规范农村“三资”管理，将全面清理整顿“三资”，打造“廉政阳光工程”，有力促进了乡镇经济社会和谐发展。

为切实做好农村“三资”管理工作，加强农村“三资”管理，还需要切实加强以下几个方面：

1、加强领导，齐抓共管。开展农村集体“三资”清理整顿是加强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维护集体和群众利益的一项重要举措。乡镇“两委”要高度重视，成立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把这项工作作为当前农村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采取有力措施，认真抓好落实。各有关人员要加强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从而形成上下协调、左右联动、共同参与的工作运行机制。

2、广泛宣传，提高认识。乡镇要充分利用会议、宣传栏、标语等宣传工具，广泛宣传“三资”清理整顿工作的重要意义，使干部、群众深入了解农村集体“三资”监督管理的概念、方法、步骤、重点，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为做好“三资”监管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3、积极稳妥，务求实效。“三资”清理整顿工作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在清理整顿工作中，乡镇既要积极，更要注意稳妥，注意把握政策界限，防止损害群众合法权益，防止引发不稳定因素。对工作不到位，清理不彻底的，责令其限期整改，补差补缺，确保“三资”清理整顿工作落到实处。

4、严明法纪，查办案件。在清理整顿工作中，不得以清理整顿为借口，任意处置和变卖集体资产。要畅通举报渠道，接受群众监督；注重发现深层次的问题，对清理整顿过程中发现的党员干部违法违纪问题，要依法依纪给予党纪处分；涉及违法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处理。

林 栋

左坊镇人民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