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的回顾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的回顾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 人民日报 》（2008年12月18日07 版
经过30年持续不懈的努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与我们不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设，不断优化执政资源配置是分不开的。从政府建设角度看，改革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府管理理念发生重大变化。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政府的角色定位和基本理念适应时代潮流取得显著进步。一是确立了责任政府的理念。各级政府及部门的责任逐步得到明确和强化，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必须对人民负责的意识逐步深入人心。二是确立了服务政府的理念。各级政府及部门逐步实现了从“管字当头”到“服务至上”的转变，能否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成为衡量政府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三是确立了法治政府的理念。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尊重与维护法律权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意识逐步形成。
（二）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经过改革，政府职能逐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逐步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相适应。一是政府、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逐渐理顺。政企分开基本实现，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逐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发挥，以间接手段为主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二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着力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疏导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等逐步建立；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迈出重要步伐。三是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积极培育社会力量，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初步实现了由单纯依靠政府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转型。
（三）政府组织机构得到调整优化。经过改革，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计划为龙头、综合部门管理专业部门、专业部门直接管企业的机构框架彻底改变。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宏观调控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的机构框架初步建立。特别是十六大以来，适应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的需要，着重调整和加强了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应急管理、安全生产、能源规划、资源环境、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
（四）各级政府和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趋于合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得到更好发挥。不同层级政府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逐步得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职能配置上“上下一般粗”的状况得到改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进一步清晰，一些重要领域的部门职责交叉事项逐步划清，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逐步建立。特别是行政执法职责体系逐步理顺，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执法扰民等突出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五）政府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得到加强。政府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不断创新，制度化建设持续推进，行政效能明显提高。一是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二是政务公开不断推进，机制日趋健全，范围不断扩大，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三是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形成了分级响应、属地管理、信息共享、分工协作的应急体系。四是行政监督和问责力度不断加强，包括外部监督、层级监督和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的行政监督体系初步形成，行政问责制在重大事故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公务员制度进一步完善。人事管理和干部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目标逐步实现。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累了一些重要经验和启示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丰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启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改革基本规律的认识，牢牢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历次机构改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改革的方向和各项重大措施都是按照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确定的，同时充分保证和发挥了党和政府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行政管理体制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始终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相协调，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二）始终坚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政府职能规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推动职能转变一直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一条主线。从1982年机构改革开始，中央就提出要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1988年机构改革明确提出转变职能的要求，以后一直把转变职能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核心。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突出强调政府要全面正确履行职能，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职能在新的发展阶段有了新的丰富内涵。
（三）始终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必须综合考虑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和各种制约因素，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各方面的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进程中始终采取积极稳妥的方针，先易后难，由浅入深，梯次推进，逐步到位。改革方向明确和条件成熟的先行一步，不追求整体同步推进。特别是历次机构改革涉及机构精简和人员分流时，通过多种渠道和办法，妥善安置分流人员，避免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始终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改革既要树立中央的权威，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又要照顾各地的特殊性，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允许各地在遵循统一的改革原则和方针的同时，在改革的内
容和方法上不拘一格，积极探索。对地方在改革创新中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及时总结，逐步推广。
（五）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同时注重学习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受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改革既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认识和把握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面临的突出问题，制定切合我国实际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又要坚持走开放道路，充分吸收其他国家行政改革的新鲜经验，使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跟上世界发展趋势。
（六）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行政管理体制不仅是对现有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且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和观念变革，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灵魂。回首以往的改革，都是在改革目标上不断明确，在改革方式上不断改进，在改革领域上不断拓宽，在改革程度上不断加深，从而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日益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现在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越来越触及到各种深层次体制性障碍，越来越牵涉到各方面利益格局调整，继续深化改革的阻力和难度空前加大。同时，我们改革的动力是强大的，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改革的外部条件是具备的，继续深化改革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我们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无所畏惧地承担起继续深化改革的历史责任。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
第二篇：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及其巨大成就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及其巨大成就
内容摘要：20年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就巨大，已经基本摆脱了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束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新行政管理体制正在形成。主要成就表现在四个方面：行政管理的民主化迈出重大步伐，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取得很大进步，行政管理的法制化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正在逐步推行。
关 键 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就
一、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
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概况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进行了四次政府机构的改革，不仅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机关本身的精简，还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了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了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背景、内在动因都有所不同，使其呈现出了极其鲜明的个性，表现在：⑴变革的深刻性。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进行的革命性变革，对政府职能的简化、政府组织结构的调整、政府行为方式的改革乃至政府工作人员观念的冲击都是史无前例的；⑵改革与发展相互依存度高；⑶内外部制约因素的相互交织。
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我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一直在深入持久地进行着，并取得了巨大成就。
二、当代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的必要性
行政管理体制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文化、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并且其改革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基点，以重塑政府形象和增强政府公信力为推动力，全面履行行政职责，提高政府的行政意识和能力。中国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1、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己经适应不了飞速发展的国民经济了，甚至成为其阻力和障 碍。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所以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行政管理体制成为了当务之急。
2、中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庞大，人员臃肿，政企不分，官僚主义严重，影响力改革的 深入和经济的发展,也影响党和群众的关系，这个问题亟待解决。
3、政府部门职能交叉、权责脱节、机构重叠、办事效率低、考核体系不健全。
4、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影响了党的群众基础。
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能够消除经济社会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是提高对外开放
水平的关键环节。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社会经济和谐的发展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的矛盾使得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势在必行啦。同时加上外因的作用，即世界经济的发展进步、世界环境的变化和WTO的基本原则也是促进其改革的原因。
三、针对行政管理体制的问题提出几点改革建议和看法 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正处于深刻变革和全面转型的关键时期，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错综复杂的矛盾，改革进程应稳中求进。必须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体部署，深刻分析行政管理体制自身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任务对行政管理体制提出的客观要求，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行政管理改革战略。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做到：进一步调整政府机构设置；是合理规范党政机构设置；理顺上下级政府机构设置；减少行政层级。大力培养选拔德才兼备的后备干部，建立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加大调整不称职干部力度；建立健全干部监督机制；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监督，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逐步完善激励机制。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使政府职能更明确，政府机构设置更科学，政府权力划分更细化，政府行为准则更规范，政府运行成本更合理，政府行政能力提高，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职能明晰的、管理科学的、廉洁高效的、依法运行的公共服务型政府。
1、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我国所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特殊发展阶段，并且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特定的要求，根据这一实际来决定“放松政府管制”和引入市场机制的幅度、力度和方式，力求稳中求进，同时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监管。
2、建立和健全政府行政机制和民主科学决策机制 对于关系到全局的重大决策要
进行科学的规划；对于涉及群众利益的决策，要进行专家论证、咨询以及社会公示，由社会组织、公民自主决策；要推行政务公开，建立透明的政务服务体系；要进一步推进行政立法进程，完善行政法律机制；要着力完善群众诉求和利益维护保障机制。
3、调整和精简行政组织，完善行政组织管理体系，明确各部门的职能 按职能设置综合管理机构，建立公共行政体制。在改革中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转变政府职能，二是优化政府结构，将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合理、科学、明确地配置到政府部门。
4、加强行政部门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确保行政权在依法的轨道内运行，解决好政府应当如何执法守法的问题。要保证法律真正得到普遍遵守和严格执行，政府必须首先受制于法，行政权必须受到全方位、全过程的严格监督和制约。因此，我们一定要真正把依法行政作为政府工作的基本准则，充分认识到它对行政行为的合法、公正和高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战略目标和任务，把以人为本作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出发点和归宿，健全、完善公共服务机制。服务型政府意味着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变，即从以统治人民为核心的政治模式转向以服务人民为核心的政治模式。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能够促进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因此，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应当落到实处。
5、落实基层工作，注重并切实加强社会管理 强化基层基础工作，关注基层民众，注重社会综合治理，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特别是要加快建立健全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提高政府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
6、加快行政管理职能转变、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关键是政企分开，规范政府权利。凡是应该由企业自主行使的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权，都要由企业自行决定，政府不得包办企业投资决策，干预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坚决禁止各级政府代替企业招商引资，层层分解并考核招商引资指标。政府要将抓经济的主
要精力放在为各类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真正做到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要提升政府管理经济的能力，由原来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方式向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方式转变。规范市场准入和退出、强化市场监管、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创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为国家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奠定坚实的基础。
7、借鉴国际行政管理体制的经验 世界上很多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为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普遍开展了公共行政改革运动。我们应积极吸取一些先进国家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我们要在立足中国国情基础上，在我国成功经验和创造精神的前提下，有分析、有鉴别的学习借鉴一些发达国家公共行政的理论、制度和方法，以有益于完善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但同时也要注意防止照抄照搬的倾向。
四.行政管理的民主化迈出重大步伐
实行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力地推进了我国行政管理的民主化进程。
4.1我国经济管理的民主化。
经济管理民主化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课题，业已取得重大成果。邓小平早在1980年8 月就指出：要“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他把经济管理民主化作为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
实行我国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是在对以往旧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深刻和痛苦的反思中得出的科学结论。新中国建立以来，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曾经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对新中国迅速恢复战争带来的严重创伤，建立起新中国独立自主的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体系，是功不可没的。但是，旧的行政管理体制管得过多、管得过死的严重弊端，以及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严重官僚主义作风，使企业事业乃至农村等基层组织很少有生产经营等方面的自主权，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智慧和创造精
神受到严重压抑，国民经济发展速度缓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困难；同时，官僚主义的日益严重也给政府的人民公仆形象带来严重的伤害。旧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必须实行经济管理的民主化。邓小平指出：“我想着重讲讲经济民主的问题。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我国放权的基本内容就是：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农村、企业事业、街道等基层放权，向人民群众放权，使地方、企业等基层和人民群众有必要和充分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这是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根本性措施。4.2我国行政管理重大决策的民主化。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行政管理重大决策的民主化业已取得可喜的成绩。首先，我国行政管理中的重大决策，不仅在国务院系统本身需要通过民主形式广泛征求意见，而且最重要的是，必须提交每年一次的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其中包括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等重大事项，此外，还包括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项目如长江三峡工程等。在各省、市、自治区，地方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财政预决算等重大事项的决策问题，同样需要提交本级人大讨论通过。其次，即使在国务院本身，各个部门需要起草一些新的行政管理制度，一般要有国务院几个部门牵头，同时还要有全国人大、中共中央以及人民团体的有关部门参加。这些重大管理制度的制定过程，就是广泛 发扬民主的过程，本身就是体现民主决策的精神。4.3人民群众广泛开展参政议政活动。
按照国家法律和政府法规的规定，由各级政府依法提供渠道，使我国人民群众的参加政府行政管理活动的渠道日益增多。一是，对于政府行政管理活动，包括对于行政管理中的决策、决策实施等，特别是关系自己和自己所在社区利益的管理问题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这些意见和建议有的是自己直接向政府机关反映，有的是通过人大代表或者
政协委员向政府机关反映；二是监督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管理工作，对于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进行批评斗争直至诉诸法律；利用宣传舆论工具，监督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政管理行为等。三是由于政府机关纷纷采取政务公开、服务承诺制等现代管理制度，使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渠道更宽广起来，也更有利于加强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
4.4基层民主管理制度的建立。
我国在农村扩大农村基层民主，村民大会直接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推进村民自治，实行村务公开。在城镇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中，根据国家《企业法》的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包括事业）单位普遍实行了企业和车间职工代表大会民主管理制度，组织职工参与改革和管理，维护职工合法权益。集体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实行职工民主管理，民主选举单位领导人，民主决策企业单位生产经营重大问题。在城镇，认真发挥居民民主选举产生的居民委员会作用。
总之，经过20年的改革，原先由政府机关代行的基层单位的人财物产供销等方面的管理权力，现在已经移交给基层单位自己行使。换言之，国家已经将基层的自主权交给基层单位及其职工群众行使。
4.5政府机构经过了四次改革。
邓小平把权力下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
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为了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四次机构改革促进了政府机构不断精简和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政府职能，特别是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把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切实交给企业，把社会资源的配置权力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机关包揽逐步转交给市场，把原来政府机关对企业直接行使的众多经济管理权力转交给市场，即使仍然需要政府对企业行使的权力，也主要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采取间接的、经济的手段为主，同时，辅助以必要的行政手段。现在已经大体形成“市场引导企业，政府调控市场”的总格局。
四次机构改革也有力地促进了政府机关本身的精简。据中央编办介绍，1982年机构改革，以精兵简政为原则，大幅度减少了政府部门的数量，以及政府部门内部司局、处、科的机构数量，减少了各级行政领导副职的数量和在编人员数量。
1988年机构改革，是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呼声日高的状况而开展的。这次改革着力于大力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部门要从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强化宏观管理职能，淡化微观管理职能
1993年机构改革，面临着经济体制改革加快的迫切要求，这次机构改革国务院部委和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由70个减为59个，机关人数由3.67万人减为2.92万人。
199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通过“拆庙搬神”，大幅度精简了政府机构及人员编制的数量，从而为政府机构转变职能创造了条件。改革进展顺利，实现了预定目标。国务院组成部门从40个减少到29个，部门内设机构精简1／4，移交给企业、社会中介和地方的职能200多项，人员编制总数被减少一半，机关建设和工作作风出现了新的气象。
我国各级政府按照党的十五大精神，正在根据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进行机构改
革，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水平；把综合经济部门改组为宏观调控部门，调整和减少专业经济部门，加强执法监管部门，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将要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严格控制机构膨胀，坚决裁减冗员；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完善公务员制度，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
五、行政管理的科学化取得很大进步
5.1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政府行政管理科学化的基础。
政府管理是否科学，首先看行政管理的目标是否对头，管理的方式是否正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国家重新确立起“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即坚持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正确方针。应当说，二十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工作一直坚持了这样一条正确的路线前进，这是一条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科学管理的正确路线。这是我国行政管理能够实现科学化的基础所在。
政府行政管理要实现科学化，就要围绕发展经济这个中心来进行，要切实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邓小平指出：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要“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随着对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的正确认识和定位，以及经济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实行了“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不再包揽企业事业单位具体事务，企业等基层单位拥有了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在管理国民经济方面，政府主要职能是在于通过市场引导企业，政府规范市场；搞好宏观调控，搞好社会保险、社会福利。
5.2正确处理改革与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这是行政管理科学化的重要任务。20年来，我国行政管理始终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经济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始终坚持正确处理三者关系，明确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关键，发展是基础。“发展是硬道理。”始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发展国民经济，搞好社会稳定，搞好改革开放，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20年来，我国各级政府机关沿着邓小平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化人事制度的改革，引入竞争激励机制，按照“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标准选拔公务员，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机关普遍建立、健全和正在逐步完善公务员 制度，以建设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行政管理干部队伍。
5.3行政管理的法制化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20年来，我国在加强行政管理的法制化上迈出了重大步伐。邓小平一再强调：“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政府也要依法行政，依法治国，把行政管理纳入法制的轨道。依法治国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任务和目标。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相继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健全国家机构组织制度、惩治腐败、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法律，如环境保护法、教育法、体育法、国籍法、统计法、科技进步法等行政管理法律，并且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实行，国务院颁发和施行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我国加快了行政管理立法，特别是经济管理方面的立法。截止到1996年9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先后审议通过了300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700多个行政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4200多件地方性法规。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还制定发布了一系列行政规章。到目前，我国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国家在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等法律的颁布和执行，使得广大企业事业等基层单位和人民群众，可以和政府机关“对簿公堂”，“民”可以告“官”。这体现在法律面前没有特殊公民，人
人平等。各级政府机关通过贯彻执行这些法律、法规，有效地提高了政府管理的科学性、民主性，保证了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和主人翁地位，保证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以人民公仆的身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我国将继续加快行政管理法制化的进程。一方面，我国将进一步完善行政管理的法律体系的建设，使每一方面的行政管理都能够有法可依；另一方面，我国各级人大将加大法律的执法监督检查，督促政府依法行政，使各级政府能够认真遵守已经建立的各项法律，做到依法行政、依法治国。
5.4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正在逐步推行
20年来，我国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也取得了重大进展。
首先，我国政府在进行国际经济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广泛采用现代国际经济管理惯例办事；同时，也采取现代国际通行的有关行政管理做法。当今世界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世界。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在日益迅速和广泛地融入世界大市场经济之中。邓小平指出：“至于经济管理、行政管理的效率，资本主义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好一些。”在我国经济走向世界、对外开放的情况下，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经验，学习外国有益经验，以提高我国经济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效率，尤其必要。这不仅在我国参加世界市场经济的活动中需要这样做，而且在进行国内市场经济活动中也需要这样做。唯此，我国经济才能够走向世界，才能够不断开拓世界经济大市场，才能够加速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
其次，近几年根据我国现实国情需要，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些政府机构，先后引入了一些当今世界不少国家正在实行的行政管理现代化新做法。比如，推行了政务公开制、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执法公示制、竞争行业项目招投标制，以及政府采购实行招投标制等新做法。政府部门通过推行这些新做法，把本部门行政管理的职责范围、工作内容、工作程序、工作标准、工作期限、违规处罚办法、监督办法等向社会公开明示，规范行政工作行为，接受社会监督；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的职能部门，积极推行社会服务承诺
制，把服务的内容、办事标准、办事程序、完成时限、违约责任公开向社会承诺，做到承诺必践，全面提高服务水平；政府的综合部门实行政务公开制，增强工作的透明度，取得基层、群众的信赖；竞争行业和有项目管理职能的部门以及政府采购自身需要的商品和服务，实行招投标制，真正体现公平竞争。对于那些社会和群众关注、容易引发腐败行为的政务工作，实行公开的原则，以群众的满意程度为标准，依法行政。这样做有利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造就一批优秀的、淘汰一批能力差的，使公务员队伍素质得到普遍提高；有利于各级政府机构高质量、高效率地为人民服务；从而提高和恢复各级人民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总结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且还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在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总体目标。我们坚信：行政体制的改革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将会和谐共生、共同进步，为未来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描绘一幅光辉绚烂的蓝图。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们清楚地看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任务依然十分艰巨。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既包括政府机构和人员的精简、机构设置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依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等重大关系。政府要保证市场能够充分地发挥对于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作用；政府要规范好市场规则和市场秩序，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竞争的市场环境；搞好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要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要搞好社会福利事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保障收入分配的合理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等。这些方面的改革依然任务艰巨，任重道远。
第三篇：浅论我国交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浅论我国交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现有交通行政管理体制的现状，及这种体制给交通业的发展带来的不便，并总结我国一些交通体制改革的内容，提出自己的几点看法。
[关键词]交通体制改革管理模式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和城市最多的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建设的不断加快，交通建设也越来越繁华，相应的交通系统也存在越来越多的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轿车大规模进入家庭后，中国城市交通问题日益严峻，已经成为许多城市所面临的难题之一[1]。然而，通过不断的实践证明，已经认识到要改变现有的交通问题，决不能把注意力集中于改善交通“硬件”—如道路、立交桥、交通附属设施及其用地等，而应同时给予交通“软件”—交通规划、交通需求管理、交通管理、交通决策及其机制等给以足够重视，只有“软硬”兼施，才有可能找到解决城市交通难题的途径。
1.中心城市交通行政管理体制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总体要求，中心城市不断推进交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部分中心城市还初步建立了“城乡道路运输一体化”或“一城一交”的综合交通行政管理体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交通管理部门交叉和职责关系不顺的问题，交通行政管理的职能转变迈出了重要步伐，交通运输的整体服务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目前总体上形成了三种管理模式[2]。
模式一：传统的多部门交叉管理模式，由交通、城建、市政、城管、公安等部门对交通运输实施“多部门交叉”管理，如南京、昆明、福州、南宁、杭州等，共有18个城市。模式二：城乡道路运输一体化管理模式，由交通部门对公路和水路客货运输、城市公交和市域范围内的道路客运进行统一管理，如沈阳、哈尔滨、乌鲁木齐、西宁等，共有8个城市。
模式三：“一城一交”综合管理模式，即由交通部门对交通运输规划、道路（城市道路和公路）和水路运输、城市公交、出租汽车的行业管理，及市域内的铁路、民航等其他交通方式的协调等进行统一管理，如北京、广州、重庆、成都、深圳、武汉等，共有10个城市。
2.我国现行交通体制的弊端
2.1 现有交通执法体制需要改进问题
现行交通行政执法体制中, 各地方交通主管部门的区域性“块”与各执法门类垂向的“条”相对独立, 在交通行政执法中,各行其是, 自我封闭, 存在着条块分割现象: 一是条与条分隔,“依法”直属设立于各级交通行政部门下的各执法机构, 相互间缺乏有效协调;二是条
于块分割, 尽管是在同一交通系统内, 但多数执法门类都“依法”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上下对应的“条”式机构, 结果是客观上强化了各执法门类的“条”, 加固了多头分散执法体制;三是“块”与“块”分割, 在全国, 交通行政法被各块“依法”分割而不统一, 以及存在地方法规超前于交通部规章的局面。这些情况是中央政府的政策能量与效力逐层耗散造成的。在现行的体制当中, 每一层级都有其产生正熵的机制, 这就造成中央权威和中央政策能量逐层递减。在这一过程, 管理熵会逐渐增加, 管理效率会递减。执法体制的膨胀、老化, 必然会使体制内部结构性磨擦系数加大, 从而产生内耗、能量衰退, 反应能力减弱[3]。
2.2我国现行公路养护管理体制的弊端
目前我国公路养护管理是集建、养、管、征为一体，公路管理部门既行使部分政府管理职能，又承担公路养护具体作业，同时还负责对养护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这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计划经济，它已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公路交通事业的迅速发展，它的弊端也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目前这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维持计划经济模式，事企不分，管养不分，不适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养护队伍机构臃肿，人员素质低，难以适应公路发展的新形势；管理方式陈旧，效益低下；养护机械化程度低，养护技术水平低；养护经费严重短缺，公路超期服役现象相当普遍[4]。
2.3道路交通管理体制的弊端
现行的运输管理政策不适应, 交通运输行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弱化。随着广大农民、个体加入道路交通运输业, 道路交通运输的组织形式发生根本变化。专业运输企业逐渐萎缩和转型, 实行承包经营使企业内部安全管理名存实亡个体运输已占据了运输主要市场, 但个体运输一直没有纳入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安全生产行业管理的范围, 缺乏有效的管理, 成为交通事故多发群体[5]。
2．4 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弊端
中国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状况不容乐观。1999年全国公安交通警察部门共受理道路交通事故 412860 起, 造成83529 人死亡, 286080 人受伤, 直接经济损失达212401 万元, 万车死亡率为1515。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列世界第一位, 万车死亡率接近于发达国家的10倍。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体制存在以下根本性的问题：道路交通安全概念不清，不能形成全国统一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体，在行使职能过程中存在部门利益驱动[6]。
3.交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3.1 港口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当今港口行政体制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解决港口面临诸多问题。一是从全国港口来看,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编制名称、机构设置、隶属关系、行政规格、编制员额、管理职权等不统一、不规范, 五花八门。二是《港口法》明确港口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和维护、工程质量监督、规费征收等属港口行政管理职能, 但由于《港口法》相关配套规章滞后,故港口行政部门执行《港口法》难以适从, 港口行政部门管理职责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政府政策支持。有许多港口在操作《港口法》过程中遇到港口规费征收难度大, 港口建设费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三是港口规划、岸线和陆域、水域使用审批时过长, 往往港口行政服务步在经济建设发展之后,造成一些港口工程项目未经审批就已开工, 竣工不经验收就先投产试生产运营。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看在眼里, 但又缺乏管理权限, 在港口管理上显得乏力, 根本问题在于港口管理体制。
港口体制改革完善, 应着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港口部门当今, 改革港口行政管理体制，有以下方式。一是要按照《港口法》理顺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称谓。统一称谓是一个行业规范化的要求, 也是管理规范的重要标志。二是要按照《港口法》尽快理顺港口行政管理部门编制统一。改革完善港口行政管理体制、管理机制不是为了赶时髦, 适合政治口味, 而是在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观引领下, 顺适市场化发展趋势。三是港口规费征收应为政府投资港口公共设施提供稳定资金。港口规费征收意义重大, 既解决政府口岸和港口公用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与管理的资金,而且维护港口经营秩序, 这是亟待解决的大事情。四是中央、省对各地重要港口建设项目的审批要加快要放宽[7]。
3.2 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改革
3.2.1 高速公路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高速公路建设运营体制存在的许多问题，由于运营管理滞后、投入不足, 有些路即将通车才开始研究管理问题, 使管理机构设置、人员配备、机构配备及管理制度不能及时到位, 增加了运营管理的调整时间, 造成了先进的管理设备与管理体制的不协调、与相关的政策不协调等诸多问题, 对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造成了十分不利的影响[8]。
高速公路养护体制也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据有关报告:“维修不足几乎是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提供者的普遍性且代价高昂的失误。例如, 维修良好的铺设道路路面在重新铺设之前应能使用10～15 年, 但缺少维护能使它在使用一半的时间后就严重损坏。世界银行援助的道路维护项目的收益率几乎比道路建设项目高出一倍。在过去10 年中, 用于及时维护的120 亿美元支出可能节省了非洲用于道路重建的450 亿美元支出。”然而, 在目前高速公路养护经费投入上, 各地都不同程度上表现投入不足。
高速公路投融资体制也存在着问题，一是项目审批把关不严, 在全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和管理方面出现了缺乏统一管理、缺乏统一标准和管理力度不到位等现象,使一些地方在高速公路融资的动机和机制上出了问题。二是产权事实上虚置, 高速公路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是目前我国各高速公路的主要管理模式, 而在各地的具体操作中大量的情况是融资主体和
建设经营主体也是分离的。三是缺乏退出机制。
3.2.2 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认真规范收费公路管理。一是按照《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的规定, 抓紧研究统贷统还制度的实施问题。二是要积极争取政府支持, 通过政府回购、统贷统还等措施,解决普通公路收费站点过多和收费标准过高的问题, 减轻社会和群众负担。三是要严格规范经营性收费公路的设立和管理。凡设立经营性收费公路, 都应当采用公开招标的方式, 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择投资者, 做好资产评估和审批, 不得违规转让收费权。在投资或转让协议中, 要明确规定经营者应当履行的养护义务、提供的通行服务和安全要求。四是要提高收费公路管理工作中的透明度。在设置收费公路、制订收费标准和年限时, 要采取听证、公开征集意见等方式, 广泛听取社会公众的意见, 使收费标准更科学, 更合理, 更有利于收费公路的健康发展。
完善特许经营管理。为了进一步完善高速公路特许经营管理, 需要尽早出台有关高速公路特许经营的管理办法, 在推行高速公路特许经营还要有创新性的新思路。可以借鉴意大利的模式[9]。
实现政企分离, 改革政府监管模式。李庆瑞[10] 结合国外发达国家高速公路政府监管模式的经验, 提出, 政企分离是我国实现高速公路监管关键性的一步;通过成立独立的高速公路政府监管机构实现对高速公路运营公司的总体指导和具体监管;采用招投标方式确定获得高速公路特许经营权的经营者;监管机构应注重发展新的监管体制并在监管过程中尽可能兼顾高速公路的网络性和社会公益性。
创立融资退出机制, 防范投融资风险要控制风险就要建立相关的政策法规体系, 制定相应的配套措施, 制定风险退出的标准, 退出的程序和退出的路径等。只有建立完善的健康的机制, 才能改善高速公路融资市场结构, 使高速公路融资市场的进入和退出机制发挥正常功能, 优化高速公路融资主体的总体素质, 提高高速公路公司的营运质量, 维护公平、高 效、透明的融资市场秩序, 建立高速公路融资退出机制是高速公路融资市场化发展的必然选择, 也是高速公路融资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11]。
3.3 水运管理体制改革
3.3.1船舶检验管理体制改
改革开放前, 我国船检业务线一直由国家船检局负责。1986年, 国家船检局下属的船检部门开始作为独立法人, 以中国船级社的名义开展业务, 1988年成为国际船级社协会的正式会员。1999年8月, 国家进一步明确中国船检局与中国船级社实行“ 局社、政事分开” , 船检局与中国港监局海监局合并组建国家海事局, 行使对船检业务的政府管理职能中国船级社则承担船舶及海上设施的具体检验和分工。从此中国船级社正式划出水运政府系列。
3.3.2 水上安全管理体制改革
针对我国水上安全管理体制层次不清、事权不明的现象,2000年6月, 国务院转发了水上交通安全监督管理体制改革施方案, 重新界定了中央与地方的水域管辖分工, 实行“ 一水一监、一港一监” 管理体制沿海包括岛屿海域和港口、对外开放水域、主要跨省区内河长江、珠江、黑龙江干线及港口, 由交通部统一领导和管理除上述水域之外的内河、湖泊和水库等其他水域的水上安全监督工作, 由省区直辖市政府负责。根据上述方案, 交通部在沿海和内河干线沿岸省区市陆续建立了长江海事局与省市地方海事局, 由国家海事局实施垂直统一领导和管理。
3.3.3水运行业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 交通部水运管理主管司局曾经过数次调整.20世纪90年代中期, 交通部撤销运输管理局, 分设水运司与公路司, 分别主管全国的水运与公路行业。2000年, 交通部下发文件, 进一步明确各司局的主要职责和分工。其中, 水运司作为我国水运行业主管司局, 其主要职责共计项, 涉及水运立法工作, 水运行业发展战略研究工作, 水运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工作, 水运市场准人、资质审核、经营行为、规费管理工作, 引航、理货的行业管理工作, 等等。在处理相关司局职责交叉或分工的意见中, 明确了引航的行业管理由水运司负责, 海事局实施对弓航员的管理水运口岸开放由水运司提出开放计划的审定意见, 海事局负责口岸审批管理工作[12]。
3.4 中国铁路管理体制改革
建立了铁路局直管站段体制。我国铁路设施的这次管理体制改革，撤销了所有41 个铁路分局，并根据铁路网布局和客流货流集散的实际情况，从优化运力资源配置，提高运输效率出发，新成立了太原、西安、武汉3 个铁路局。加上原有的15 个铁路局（公司），全国铁路共设立18 个铁路局（公司），所有铁路局（公司）实行直接管理站段的体制。
实施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早在1994 年，铁道部就开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试点工作，在运输、工业、施工系统选择了11 个试点企业，其中包括2 个铁路运输公司，将大连铁路分局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将广深铁路公司改造为股份有限公司。这次改革在建立法人治理结构、调整资产结构、加强内部管理、强化市场营销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一是铁道部实施了主辅分离、辅业改制改革，二是在投融资体制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13]。
3.5 民航体制改革
民航当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理顺政企关系，使政府的管理职能由微观管理、直接管理为主转向宏观管理、间接管理为主，也就是把属企业的生产经营权实实在在地、毫无保留地归还给企业，同时依法行政，强化宏观管理职能，并努力管住、管好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务，通过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相结合方法来规范企业行为，对企业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严格管理，促进整个行业朝着安全、高效和健康的方向发展[14]。
随着我国入世以来，原有的交通体制已不能和国际接轨，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原有的体制也存在着许多弊端。通过对交通体制的改革，可以促进交通体制和谐发展，利国利民，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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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李洪君,王杰,我国水运管理体制改革简论，中国水运.观察与思考，2003.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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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沙洪江,中国民航系统的改革与发展.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06.2，6（1）：24-26
第四篇：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进程
我国外汇体制改革的进程
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改革开放和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成就。这一时期，伴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我国外汇体制改革也迈出了重大步伐，取得了显著成效。其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89－1993年，重点是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宏观调控的总体部署，整顿外汇管理秩序，积极探索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思路。
第二阶段为1994－1996年，主要是按照党中央部署，对外汇管理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实现了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制，从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顺利过渡到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
第三阶段是1997年以来的5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加入世界贸易的挑战，适应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形势，外汇管理不断完善经常项目管理手段，调整资本项目管理政策。到目前，已建立起适合我国当前实际的外汇管理体制框架，形成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这对于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维护人民币汇率稳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十三年来外汇体制改革的主要方面： 第一，由与市场共同配置外汇资源的方式，转变为政府宏观
调控下市场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方式。1979－1993年期间，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在外汇由国家集中管理、统一平衡、保证重点的前提下，适当留给创汇企业、部门和地方一定比例的外汇，逐步由改革开放以前统收统支、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过渡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双轨制体制。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迈出重大步伐，取消了实行15年的外汇留成制度和40多年的外汇上缴制度，取消了用汇的指令性计划，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对中资企业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实行强制结汇。从1997年10月起，为方便企业经营，开始允许具备一定条件的中资企业开立外汇账户，保留一定限额外汇收入，由强制结售汇逐步过渡为部分强制结售汇。
第二，从人民币完全不可兑换过渡为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1994年以前，人民币完全不可兑换，所有用汇都必须经过行政部门审批。尽管当时存在外汇调剂市场，可满足部分计划外的用汇需求，但仍受调剂用汇指导序列的限制。1994年取消了经常项目对外付汇的大部分汇兑限制，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有条件可兑换；1996年又顺利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这是我国外汇体制改革进程中的一个重大突破。正如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康德苏先生所说的：“这是中国在历史性变革和果断融入世界经济进程中的又一个里程碑，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将进一步加强国内、国际对中国改革光明前景的信心”。
第三，从外汇调剂市场发展成为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1994年以前，各地均设有外汇调剂中心。这对于调剂外汇余缺、提高外汇资金使用，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市场分割，外汇资金横向流通不畅，汇率不一。1994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使外汇资金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大大优化了外汇资金的配置效率，而且奠定了人民币单一汇率的市场基础。
第四，人民币汇率由官方定价和市场调剂价并存的双重汇率制，转变为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88年外汇调剂中心公开市场业务开办以后，形成了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与官方汇率并存。由于官方汇率与调剂汇率差价较大，加剧了不公平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外汇秩序的稳定。1994年1月1日起，成功地实现了人民币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了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第五，与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相适应，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对外开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循序渐进地开放资本项目交易，在鼓励外商来华直接投资、规范外债管理制度、建立外债监测体系以及完善境外投资外汇管理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目前，我国已经实现了人民币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对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资本项下43个交易项目，我国完全可兑换和基本可兑换（经登记或核准）的有12项，占28%；有限制的16项，占37%；暂时禁止的有1
5项，占35%。
浮动汇率的类型
人浮动汇率是固定汇率的对称。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而自由涨跌，货币当局不进行干涉的汇率。在浮动汇率下，金平价已失去实际意义，官方汇率也只起某种参考作用。就浮动形式而言，如果政府对汇率波动不加干预，完全听任供求关系决定汇率，称为自由浮动或清洁浮动。但是，各国政府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或出于某种政治及经济目的，要使汇率上升或下降，都或多或少地对汇率的波动采取干预措施。这种浮动汇率在国际上通称为管理浮动或肮脏浮动。1973年固定汇率制瓦解后，西方国家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
1、按照政府对汇率是否干预，分为自由浮动汇率和管理浮动汇率
自由浮动汇率是指政府对外汇市场不加任何干预 , 完全听任外汇市场供求力量的对比自发地决定本国货币对外国货币的汇率。这种浮动也称清洁浮动。
管理浮动汇率是指政府对外汇市场进行公开或不公开的干预以影响外汇供求关系 , 使汇率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动。这种浮动也称肮脏浮动。
2、按照汇率的浮动方式，可分为单独浮动、联合浮动、钉住浮动和联系汇率制 单独浮动是指一国货币不与任何国家货币发生固定联系 , 其汇率根据外汇市场供求变化而自动调整。如美元、日元、加拿大元、澳大利亚元和少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采取单独浮动。
联合浮动又称共同浮动 , 是指国家集团在成员国之间实行固定汇率 , 同时对非成员国货币采取共同浮动的方法。如在欧元推出之前欧洲货币体系成员国实行联合浮动。
钉住浮动汇率制度是指一国货币与外币保持固定比价关系 , 随外币的浮动而浮动。依据钉住货币种类不同，分为钉住单一货币和钉住合成货币两种。钉住单一货币浮动是一些国家由于历史上的原因 , 对外经济往来主要集中于某一发达国家、或主要使用某种外币，这些国家使本币汇率钉住该国货币变动。钉住合成货币是指一些国家为了摆脱本币受某一种货币支配的状况 , 将本币与一篮子货币挂钩。一篮子货币或是复合货币单位、或是以贸易额为权数计算出来的货币篮子（篮子货币是由与该国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国家的货币组成的）。
联系汇率是特殊钉住汇率制 , 最典型的是港元联系汇率制。
第五篇：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论文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论文摘要：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目前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通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予以解决。
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财政管理体制；1994年以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一)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79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形成“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一框架下，财政管理体制也进行了多次调整。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51—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几年不变的管理体制；1959—1970年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1971—1973年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管理体制；1974—1975年实行收入固定比例留成、支出包干管理体制；1976—1979年，恢复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多次变动中，高度集权始终是这一时期财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
(二)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自1980年起，在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地方财权的同时，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管理体制。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分配体制。财政包干管理体制实施后，地方财政的地位逐年上升，中央财
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滑，到1993年已下降到22％。这一体制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是中央财政所得比重较低，宏观调控能力有限，不利于宏观目标的实现。二是由于不同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拉大了地区间差距。
(三)1994至今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1994年，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实行了分税制的重大改革。基本内容是：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收入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征管机构；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率挂钩，各地区“两税”(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该地区的税收返还增长0.3％。此后，又调整了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比例，调整了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比例。2002年进行了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及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分税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行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总体实力显着增强。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迈上万亿元台阶，2003年、2005年又相继突破2万亿和3万亿元大关，2007年达5.13万亿元。我国人均GDP也于2006年突破2000美元大关，正向标志着全面小康水平的人均3000美元目标迈进。二是中央进行转移支付、均衡地区发展差距的能力增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明显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2007年54％，中央财政从东部发达地区净集中21 390亿元，对中西部地区分别净补助10 249亿元和13 891亿元。初步估算，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的一半以上财政支出，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来源。中央财政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不少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二、近几年完善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部门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推进了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具体措施有：
(一)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截止2007年11月，全国有24个省(区、市)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省财政在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财政结算、专项补助、资金调度等方面直接核定并监管到县，提高了县级财力。浙江等省份还扩充了县级经济管理权利和财权，将县纳入与市同等的管理级次，由省直接管理。浙江省除在“省直管县”中建立增收分成机制，对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市)和增收的贫困县进行奖励外，在事权改革方面，主动向县一级下放经济管理职权，从2002年8月起，该省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绍兴、温岭、慈溪等20个县(区)，扩大的管理权限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个大类、313个具体事项，几乎囊括省、市两级政府所有的经济管理权限，并包括部分社会管理权限，使地(市)和县(市)成为平行的预算单位，县财政和地(市)财政一样直接对省财政负责。
(二)理顺县乡财政关系，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各地根据乡镇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状况及财力增长能否满足自身支出需要的情况，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理顺县乡财政关系，大致形成三种县对乡财政管理体制类型：其一，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即县财政在合理界定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基础上，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对乡镇实行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行这种体制的主要是经济较为发达、财政收支规模较大、财政保障能力较强的乡镇。目前，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郊区的乡镇(如广东省虎门镇)大多采用这种管理体制。其二，包干型财政体制。即县与乡镇按照税种划分收入，收支均由县财政核定，实行超收分成(或留用)、短收不补(或补助)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主要是原财政包干体制的延续。其三，统收统支加激励财政体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免征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上划县后，乡镇收入规模偏小，自身财力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为保障基 层机构正常运转，实行这种管理体制。从河北省试点情况看，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收入统缴。撤消乡镇国库，乡镇财政收入计划由县直接下达给收入征管部门，乡镇财政收支预算统一纳入全县财政预算编制范围。二是支出统管。乡镇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专项经费、村级经费由县财政按县(市)统一标准安排。三是政策激励。对各乡镇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形成激励机制，以一定年份为基期，核定各乡镇地方预算收入基数，从第二年起，乡镇级地方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乡镇按照一定比例分成，从而调动乡镇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积极性。
(三)推进“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方式。截止2007年底，全国有28个省(市、区)推行“乡财县管乡用”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在乡镇政府管理财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变、财政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乡镇享有的债权及负担的债务不变的前提下，县级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和票据统管等方面，对乡镇财政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
(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2005年，为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开始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通过“三奖一补”政策，引导省、市两级政府在财力分配上向财政困难的县乡倾斜，鼓励县乡增收节支、精简机构和人员，力争用几年的时间使县乡财政困难得到初步缓解。“三奖一补”政策调动了省、市、县政府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许多省份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采取措施大力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福建省实行“六挂六奖”措施，对县级收入增长、削减赤字、精简机构、增产粮食、化解债务、向下转移财力等
方面进行奖励。重庆市筹集资金3.3亿元，对化解乡村债务的区、县实行奖励和补助，并要求各区、县将“三奖一补”资金的80％以上用于偿还债务。
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基本保障了县乡政权的基本运转，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逐步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但由于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财政保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县乡财政保障水平偏低。尽管取消农业税后，中央及省级财政对地方的财力减收进行一定补助，中央财政也实行旨在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三奖一补”政策，但与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相比，县乡财政仍有缺口，县乡财政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仍处在较低水平，农村一些必须由县乡财政承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以得到有效提供，县乡财政困难在短期内还难以彻底缓解，确保基层机构正常运转的长效保障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由于受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不合理财政制度和财政资金分配方式很难彻底改变，财政资金在城乡间分配仍然不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三是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扩大趋势。如，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6％，但却消耗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我国万元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5倍、日本的4倍、美国的2倍、印度的1.5倍。2006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 588.8万吨，仅次于美国。我国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拥有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如果不能建立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将很难持续。四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待提高。目前，有的财政体制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如，有的省实行“省直管县”，只是将转移支付资金和国库调度资金直接测算拨付到县，支农等专项资金还需层层申报、层层拨付，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益。总体上看，目前，省以下政府间的事权、财权、责权没有完全理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浪费比较严重。
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思路
(一)合理界定收支范围，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管理体制。一是要根据支出受益范围等原则，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要按照公共性、市场化、引导性原则，进一步明确政府支出范围。要充分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及各地的财政能力，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负担比例，引导地方政府将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二是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保证各级政府有行使职责的财力。要进一步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扩大政府间收入划分的覆盖面。结合政府间支出权限划分的调整及逐步将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等措施，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收入划分。按照税收属性，将容易造成税源转移和跨地区间分配不公的税种改为中央固定收入，适当调整共享税分成比例，兼顾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需要及现阶段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组织收入方面的积极性，减少因市场等因素对地区间收入转移的影响，促进统一市场形成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彻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完善“三奖一补”的激励约束机制，归并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建立县乡最低财政保障机制，要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基层政权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强化省级政府在调节省以下财力分配方面的责任，建立省以下财力差异调控机制，促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建立县乡政府支出安排绩效评价体系，加大资金使用监管力度，确保国家给予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三)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建立民生财政。要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持力度。整合各种财政资源，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重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支持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落实“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土地收益用于农村的比例要有明显增加”的政策，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建立健全责任明确、保障有力的义务教育长效机制，实现教育公平。逐步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改善农民工待遇。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逐步在全国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支持廉租房建设，增加住房供给。逐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
(四)逐步建立生态型、效益型财政。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区域的支持力度，鼓励这些地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化解历史积累的社会问题。实行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税收制度。建立城市污水处理和排污收费机制，改变长期以来企业排污成本与治污成本倒挂的局面。
(五)创新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实行阳光财政。要改变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上而下决定的传统做法，引进民主机制，建立需求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如，对农村公益事业，政府可给予奖励和补助，逐步建立农民筹资筹劳、社会广泛资助、政府财政奖励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在重大民生支出管理中要引入绩效评价机制，实行民主理财和透明财政。
(六)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第一，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加大了对民生事业的支持力度，资金投入不断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斜。县乡财政部门作为集中管理财政资金的部门，要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对农村申报的项目要积极配合，掌握有关情况，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避免多头申报、重复申报现象。要充分发挥就地监管的优势，对资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第二，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力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分散现象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政策效应的发挥。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建立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的支农资金整合协调机制，以农业发展规划为依据，通过主导产业、优势区域和重点项目将各部门、各渠道安排的支农资金整合使用，突出重点，不断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三，积极推进县乡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按照全面、科学、客观、细致的原则，整合财政资源，编制综合预算，将县乡政府所有政府性资金都纳入预算管理中，不断提高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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