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回顾与评价

第一篇：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回顾与评价

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回顾与评价

关键词：外贸 体制 改革 评价

摘要：我国外贸体制的内涵与改革，以及面对这些改革的评价及对策，以寻求一种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外贸体制

外贸体制是指对外贸易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管理权限、经营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国民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贸易规范的新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也陆续展开，从放权、让利、分散，到推行外贸承包制和放开经营，在层次上渐次推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突破。

1.外贸统制专营时期(1949 ～ 1978)与产品经济和单一的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当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使中国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有利于将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被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中的任何不确定因素隔离开来，有利于控制中国进出口水平和构成，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目的。但是，该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是：(1)独家经营，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统得过死，阻碍了企业与买方、卖方的接触，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3)统包盈亏，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而且未能体现地方、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关系，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2.放权过渡时期(1979 ～ 1987)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1984 年，经贸部实施简政放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以如下三项最为重要：(1)1984 年 1 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 1985 年 1 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 50 ％的留成外汇；(2)1984 年 1 月，明确28 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这些机构包括经贸部所属外贸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门所属的外贸公司，省政府经营的外贸公司。(3)1984 年 9 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然而，对于大多数生产企业来说，外贸公司仍然是它们通向国际市场的唯一选择。中国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导致四个问题的出现：一是出口效益低、不同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差异极大；二是出口格局不合理，国际价格信息没有通过正常途径及时传递给生产者，盈利的出口商品得不到鼓励，而不盈利或亏损的出口产品又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三是缺乏国际市场行情信息，企业不能面对国际市场寻找机会，或根据要求进行产品改良；四是缺乏来自进口的竞争，进口管理和高关税，使进口竞争不能起到促使国内生产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高竞争力的作用。

3.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 — 1990)外贸吃“大锅饭”的体制多年来一直制约着外贸事业的发展。经过调查研究，国务院决定从1988 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内容是：

(1)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以及全国性外贸(工贸)总公司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和相应的补贴额度，承包基数三年不变；

(2)取消原有使用外汇控制指标，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所取得的留成外汇，允许自由使用，并开放外汇调剂市场；

(3)进一步改革外贸计划体制，除统一经营、联合经营的 21 种出口商品保留双轨制外，其

他出口商品改为单轨制，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担计划，大部分商品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进出口。

(4)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进出口行业进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三年来的实践表明，承包制的推行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首先，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外贸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为解决责权利不统一的状况迈出了一大步，从而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外贸的发展。其次，它有利于解决中国经营体制上长期存在的政企不分问题，让企业逐步走向自主经营的道路。再者，它促进了工贸结合，有利于增强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此同时，承包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1)尚未建立外贸的自负盈亏机制。承包制仍然保留了中央财政对出口的补贴，财政补贴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行政性分配，带有主观随意性，也不符合国际贸易的通常做法。

(2)助长了局部利益的膨胀和不平等竞争的加剧。对不同地区的承包企业规定不同的出口补贴标准和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从而造成了地区间的不平等竞争，诱发了对内的各种抢购大战和对外的竞相削价销售，造成外贸经营秩序的混乱。

(3)企业行为短期化。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刺激下，缺乏中长期投资眼光和积极性，只重承包期内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往往忽略了外贸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企业宁可转产附加值低且易迅速出口、换汇成本低的产品，导致国家外向型企业产品结构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行。

(4)承包期一定三年不变，未能适应国内非经营环境的变化。遇有重大的环境变化，承包企业往往难以完成承包任务。

4.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时期(1991 ～ 1993)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放在微观管理层的变革，它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前一阶段简政放权道路的延续。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两项特别重要：

(1)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

(2)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国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5.近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新进展(1994 ～)1994 年，中国政府开始了以汇率并轨为核心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有：

(1)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对外贸的重要调控作用。国务院决定，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实现双重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的、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现行的各类外汇留成，取消出口企业外汇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实行银行售汇制，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外汇体制改革为各类出口企业创造了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有助于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大大加速外贸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更有效地发挥汇率作为经济杠杆调节对外贸易的功能；有助于中国外贸体制与国际规则接轨。

(2)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完善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加强和改善客观管理，即管方针、管政策、管规划、管监督，在 1994 年《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并实施各种配套法规，将对外贸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宏观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汇率、关税、税收、利率等调节对外贸易。对进出口总额出口收汇和进口用汇实行指导性计划。加快赋予具备条件的国有生产企业、商业物资企业和科研单位外贸经营权。

(3)加快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国有外贸企业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科学管理，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综合商社和设立监事会、内部职工持股等试点，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我国外贸企业普遍经营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差，政府鼓励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跨行

业、跨地区联合、兼并，向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一批以外贸公司为龙头，贸工技商结合的综合商社和以生产企业为核心，具有多种功能的产业跨国公司。对一些小的外贸企业则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采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进行改组，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通过组建企业集团或综合商社将分散的外贸经营权重新统一起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发展的新趋势。

(4)保持对外贸易政策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性，增加透明度。这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规范之一。按照国际规范及中国的承诺，只实施正式公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5)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进一步发挥进出口商会等中介机构的协调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贸行业的律师、会计和审计事务所及咨询服务机制；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处力度。1996 年 9 月经贸部成立了“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为实现我国对外经贸管理，经营和服务的国际化、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近20 年来，改革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体制，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中央集权，塑造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政企分开、权责分明，一直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

（1）外贸主体沿着“国家———地方———企业”的模式演进发展，即从 1978 年之前国家主办外贸活动，转变为 80 年代后地方主办外贸活动，直至 90 年代由企业充当外贸活动的主角，逐步承认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微观主体地位；

（2）专业外贸公司由原来的行政机构附属物转变为中介服务组织，它们在外贸活动中逐步获得独立经济实体的地位，伴随着这种地位的转变，专业外贸公司的经营模式也由单一的计划收购改变为进出口代理；

（3)外贸企业宏观结构由“合”到“分”，再由“分”走向“合”，以放权、分权为改革过渡措施，最终将外贸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并且通过各种措施使外贸企业选择走国际化集团经营之路。

第二篇：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回顾与评价

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回顾与评价

外贸体制是指对外贸易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管理权限、经营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国民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贸易规范的新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

代理制。自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也陆续展开，从放权、让利、分散，到推行外贸承包制和放开经营，在层次上渐次推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突破。好范文版权所有

外贸统制专营时期～与产品经济和单一的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当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使中国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有利于将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被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中的任何不确定因素隔离开来，有利于控制中国进出口水平和构成，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目的。但是，该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是：一独家经营，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二统得过死，阻碍了企业与买方、卖方的接触，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三统包盈亏，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而且未能体现地方、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关系，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放权过渡时期～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年，经贸部实施简政放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以如下三项最为重要：一年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年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的留成外汇；二年月，明确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这些机构包括经贸部所属外贸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门所属的外贸公司，省政府经营的外贸公司。三年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经过简政放权、扩大了省一级外贸自主权。外贸公司的数量显著增加。据统计，自年下半年至年，全国共批准设立各类外贸公司多家，比年增加了倍多。然而，对于大多数生产企业来说，外贸公司仍然是它们通向国际市场的唯一选择。中国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导致四个问题的出现：一是出口效益低、不同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差异极大；二是出口格局不合理，国际价格信息没有通过正常途径及时传递给生产者，盈利的出口商品得不到鼓励，而不盈利或亏损的出口产品又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三是缺乏国际市场行情信息，企业不能面对国际市场寻找机会，或根据要求进行产品改良；四是缺乏来自进口的竞争，进口管理和高关税，使进口竞争不能起到促使国内生产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高竞争力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取消这一隔层，可以大大提高中国企业的外贸操作效率。高效率的贸易体制需要消除竞争过程和经营机会中的贸易障碍，其中，最大的贸易障碍就是各种形式的垄断，这不仅包括行业产品垄断，而且包括地理疆界垄断。

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外贸吃“大锅饭”的体制多年来一直制约着外贸事业的发展。经过调查研究，国务院决定从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内容是：

一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以及全国性外贸工贸总公司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和相应的补贴额度，承包基数三年不变；

二取消原有使用外汇控制指标，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所取得的留成外汇，允许自由使用，并开放外汇调剂市场；

三进一步改革外贸计划体制，除统一经营、联合经营的种出口商品保留双轨制外，其他出口商品改为单轨制，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担计划，大部分商品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进出口。

四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进出口行业进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三年来的实践表明，承包制的推行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首先，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外贸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为解决责权利不统一的状况迈出了一大步，从而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外贸的发展。

其次，它有利于解决中国经营体制上长期存在的政企不分问题，让企业逐步走向自主经营的道路。再者，它促进了工贸结合，有利于增强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与此同时，承包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一尚未建立外贸的自负盈亏机制。承包制仍然保留了中央财政对出口的补贴，财政补贴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行政性分配，带有主观随意性，也不符合国

第三篇：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论文关键词：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转移支付制度

论文摘要：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目前仍存在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需要通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予以解决。

一、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历程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历经多次改革，大体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财政管理体制；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财政管理体制；1994年以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一)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79年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形成“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一框架下，财政管理体制也进行了多次调整。1950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51—1957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体制；1958年实行以收定支、几年不变的管理体制；1959—1970年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1971—1973年实行财政收支包干管理体制；1974—1975年实行收入固定比例留成、支出包干管理体制；1976—1979年，恢复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多次变动中，高度集权始终是这一时期财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

(二)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自1980年起，在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地方财权的同时，实行了“分灶吃饭”的财政包干管理体制。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分配体制。财政包干管理体制实施后，地方财政的地位逐年上升，中央财

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滑，到1993年已下降到22％。这一体制存在明显的弊端，一是中央财政所得比重较低，宏观调控能力有限，不利于宏观目标的实现。二是由于不同地区财政收入水平差异较大，拉大了地区间差距。

(三)1994至今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1994年，按照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精神，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之间实行了分税制的重大改革。基本内容是：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收入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征管机构；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硬化各级预算约束；科学核定地方收支数额，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与消费税和增值税的增长率挂钩，各地区“两税”(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每增长1％，中央财政对该地区的税收返还增长0.3％。此后，又调整了证券交易印花税在中央与地方分享的比例，调整了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比例。2002年进行了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及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分税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行调动了中央和地方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总体实力显着增强。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迈上万亿元台阶，2003年、2005年又相继突破2万亿和3万亿元大关，2007年达5.13万亿元。我国人均GDP也于2006年突破2000美元大关，正向标志着全面小康水平的人均3000美元目标迈进。二是中央进行转移支付、均衡地区发展差距的能力增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明显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2007年54％，中央财政从东部发达地区净集中21 390亿元，对中西部地区分别净补助10 249亿元和13 891亿元。初步估算，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的一半以上财政支出，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来源。中央财政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虽然分税制财政体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也出现不少问题，需要不断完善。

二、近几年完善财政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部门结合实际，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体制和机制创新，推进了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具体措施有：

(一)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管理体制。截止2007年11月，全国有24个省(区、市)推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省财政在税收返还、转移支付、财政结算、专项补助、资金调度等方面直接核定并监管到县，提高了县级财力。浙江等省份还扩充了县级经济管理权利和财权，将县纳入与市同等的管理级次，由省直接管理。浙江省除在“省直管县”中建立增收分成机制，对财政收入过亿元的县(市)和增收的贫困县进行奖励外，在事权改革方面，主动向县一级下放经济管理职权，从2002年8月起，该省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绍兴、温岭、慈溪等20个县(区)，扩大的管理权限涵盖计划、经贸、外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个大类、313个具体事项，几乎囊括省、市两级政府所有的经济管理权限，并包括部分社会管理权限，使地(市)和县(市)成为平行的预算单位，县财政和地(市)财政一样直接对省财政负责。

(二)理顺县乡财政关系，改革县乡财政管理体制。各地根据乡镇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入状况及财力增长能否满足自身支出需要的情况，因地制宜，区别对待，理顺县乡财政关系，大致形成三种县对乡财政管理体制类型：其一，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即县财政在合理界定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基础上，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对乡镇实行比较规范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实行这种体制的主要是经济较为发达、财政收支规模较大、财政保障能力较强的乡镇。目前，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城市郊区的乡镇(如广东省虎门镇)大多采用这种管理体制。其二，包干型财政体制。即县与乡镇按照税种划分收入，收支均由县财政核定，实行超收分成(或留用)、短收不补(或补助)的财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主要是原财政包干体制的延续。其三，统收统支加激励财政体制。在一些经济欠发达的乡镇，免征农业税、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上划县后，乡镇收入规模偏小，自身财力无法满足支出需要，为保障基 层机构正常运转，实行这种管理体制。从河北省试点情况看，其主要特点有：一是收入统缴。撤消乡镇国库，乡镇财政收入计划由县直接下达给收入征管部门，乡镇财政收支预算统一纳入全县财政预算编制范围。二是支出统管。乡镇人员经费、日常公用经费、专项经费、村级经费由县财政按县(市)统一标准安排。三是政策激励。对各乡镇实行“核定收支、收支挂钩、超收分成”的办法，形成激励机制，以一定年份为基期，核定各乡镇地方预算收入基数，从第二年起，乡镇级地方预算收入比上年增长部分，乡镇按照一定比例分成，从而调动乡镇发展经济、增加财源的积极性。

(三)推进“乡财县管乡用”的财政管理方式。截止2007年底，全国有28个省(市、区)推行“乡财县管乡用”的改革。主要内容是：在乡镇政府管理财政的法律主体地位不变、财政资金所有权和使用权不变、乡镇享有的债权及负担的债务不变的前提下，县级财政部门在预算编制、账户统设、集中收付、采购统办和票据统管等方面，对乡镇财政进行统一管理和监督。

(四)建立激励约束机制，缓解县乡财政困难。2005年，为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开始建立激励约束机制，通过“三奖一补”政策，引导省、市两级政府在财力分配上向财政困难的县乡倾斜，鼓励县乡增收节支、精简机构和人员，力争用几年的时间使县乡财政困难得到初步缓解。“三奖一补”政策调动了省、市、县政府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许多省份比照中央财政的做法，采取措施大力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福建省实行“六挂六奖”措施，对县级收入增长、削减赤字、精简机构、增产粮食、化解债务、向下转移财力等

方面进行奖励。重庆市筹集资金3.3亿元，对化解乡村债务的区、县实行奖励和补助，并要求各区、县将“三奖一补”资金的80％以上用于偿还债务。

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基本保障了县乡政权的基本运转，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成果，逐步缓解了县乡财政困难。但由于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财政保障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一是县乡财政保障水平偏低。尽管取消农业税后，中央及省级财政对地方的财力减收进行一定补助，中央财政也实行旨在缓解县乡财政困难的“三奖一补”政策，但与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新农村建设的需要相比，县乡财政仍有缺口，县乡财政保障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仍处在较低水平，农村一些必须由县乡财政承担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难以得到有效提供，县乡财政困难在短期内还难以彻底缓解，确保基层机构正常运转的长效保障机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二是基本公共服务不均衡。由于受长期二元经济结构的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不合理财政制度和财政资金分配方式很难彻底改变，财政资金在城乡间分配仍然不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还没有形成。三是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不健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付出巨大的生态环境代价。当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扩大趋势。如，2006年底，我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6％，但却消耗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我国万元GDP能耗比世界平均水平高2.4倍，是德国的5倍、日本的4倍、美国的2倍、印度的1.5倍。2006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为2 588.8万吨，仅次于美国。我国有13亿人口，人均资源拥有量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如果不能建立资源节约和生态补偿的财政约束机制，我国经济稳定发展将很难持续。四是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有待提高。目前，有的财政体制改革措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如，有的省实行“省直管县”，只是将转移支付资金和国库调度资金直接测算拨付到县，支农等专项资金还需层层申报、层层拨付，影响资金的使用效益。总体上看，目前，省以下政府间的事权、财权、责权没有完全理顺，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不高，浪费比较严重。

三、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政策思路

(一)合理界定收支范围，健全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管理体制。一是要根据支出受益范围等原则，依法规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范围。要按照公共性、市场化、引导性原则，进一步明确政府支出范围。要充分考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及各地的财政能力，合理确定中央与地方的负担比例，引导地方政府将公共资源配置到社会管理和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二是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保证各级政府有行使职责的财力。要进一步调整和规范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合理界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限，扩大政府间收入划分的覆盖面。结合政府间支出权限划分的调整及逐步将预算外收入纳入预算内管理等措施，合理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间收入划分。按照税收属性，将容易造成税源转移和跨地区间分配不公的税种改为中央固定收入，适当调整共享税分成比例，兼顾中央政府宏观调控需要及现阶段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组织收入方面的积极性，减少因市场等因素对地区间收入转移的影响，促进统一市场形成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合理确定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

(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实现地区间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彻底缓解县乡财政困难，中央财政要进一步完善“三奖一补”的激励约束机制，归并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建立县乡最低财政保障机制，要在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加大对基层政权建设的专项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中西部贫困地区基层政权建设。强化省级政府在调节省以下财力分配方面的责任，建立省以下财力差异调控机制，促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建立县乡政府支出安排绩效评价体系，加大资金使用监管力度，确保国家给予的转移支付资金主要用于基本公共服务领域。

(三)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建立民生财政。要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加大对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支持力度。整合各种财政资源，增加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重点向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倾斜，向社会事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倾斜，向困难地区和基层倾斜，支持构建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落实“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国家基本建设资金增量主要用于农村，政府土地收益用于农村的比例要有明显增加”的政策，建立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建立健全责任明确、保障有力的义务教育长效机制，实现教育公平。逐步在全国农村基本普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逐步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改善农民工待遇。按照“低水平、广覆盖”的原则，逐步在全国农村实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大力支持廉租房建设，增加住房供给。逐步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

(四)逐步建立生态型、效益型财政。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加大对禁止开发与限制开发区域的支持力度，鼓励这些地区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加大对资源枯竭型城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化解历史积累的社会问题。实行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税收制度。建立城市污水处理和排污收费机制，改变长期以来企业排污成本与治污成本倒挂的局面。

(五)创新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实行阳光财政。要改变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上而下决定的传统做法，引进民主机制，建立需求导向的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如，对农村公益事业，政府可给予奖励和补助，逐步建立农民筹资筹劳、社会广泛资助、政府财政奖励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新机制。在重大民生支出管理中要引入绩效评价机制，实行民主理财和透明财政。

(六)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要在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县乡财政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第一，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近年来，各级财政部门加大了对民生事业的支持力度，资金投入不断向农村倾斜、向基层倾斜。县乡财政部门作为集中管理财政资金的部门，要完善和加强县乡财政监管职能，对农村申报的项目要积极配合，掌握有关情况，加强信息沟通和交流，避免多头申报、重复申报现象。要充分发挥就地监管的优势，对资金的使用管理进行监督。第二，加大支农资金整合力度。近年来，各级政府对“三农”的投入不断增加，有力促进了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但支农资金使用管理分散现象比较突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和政策效应的发挥。因此，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契机，建立政府领导、部门配合的支农资金整合协调机制，以农业发展规划为依据，通过主导产业、优势区域和重点项目将各部门、各渠道安排的支农资金整合使用，突出重点，不断提高支农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三，积极推进县乡预算管理制度改革。要按照全面、科学、客观、细致的原则，整合财政资源，编制综合预算，将县乡政府所有政府性资金都纳入预算管理中，不断提高预算的完整性、透明性。

第四篇：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doc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经历了三十年的历程,改革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程度的加深, 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总结我国外汇管理体制三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程和取得的成果,分析外汇管理体制在新形势下所面临的挑战,对进一步推动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现资本账户可兑换的长远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由于外汇资源短缺,经济发展水平低,同时,为适应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和进口替代性贸易战略,我国对外汇实行了高度集中的分配管理体制,集中所有有限的外汇资源,实行统一管理,采用指令性行政分配方式投入到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地方。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的、高度集中的外汇管理体制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改革原有 的外汇管理体制势在必行。概括起来,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结束了由国家垄断的外汇管理体制,实行了以外汇上缴和外汇留成制度为基础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管理体制;第二阶段进行了进一步的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消了外汇上缴和外汇留成制度,实行了银行结售汇制度;第三阶段进一步完善了市场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改进并取消了强制结汇制度,开始实行意愿结售汇制度。

(一)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初级阶段(1978—1993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配合整体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以及外贸体制改革中的下放外贸经营权,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经营方式,我国外汇管理体制进行了以“减少行政干预,增加市场调节”为主线的改革。改革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一是不断放松直至取消经常项目的汇兑限制;二是逐步培育和发展外汇市场;三是逐步使人民币汇率形成市场化;四是不断完善和开放资 本项目的外汇管理。具体的改革措施包括: 1·实行外汇留成制度

出口企业将出口外汇收入卖给国家后,国家按规定比例给出口企业和地方外汇留成额度。用汇时,企业用人民币配以额度,按国家公布的外汇牌价购买现汇,对外进行支付。值得注意的是,外汇留成制度只适用于中资企业,主要是配合对中资企业贸易及非贸易外汇收入的强制结汇制度。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意愿结汇制度。

2·建立和发展外汇调剂市场外汇留成制度的实施,调动了企业和地方进出口贸易的积极性,但在具体实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外汇额度与实体需求相分离。为了满足企业相互之间外汇余缺调剂的客观需要, 1980年我国政府推出外汇调剂业务。

3·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 1979年8月我国国务院开始改革汇率制度,除继续保留公布牌价外,另外制定内部结算汇率。1981年正式实行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 1美元兑2·8元人民币,适用于进出口贸易外汇的结算。从1981—1984年,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格没有变动。同时继续公布牌价, 1美元兑1·5元人民币,主要适用于非贸易外汇的兑换和结算。1985年1月1日取消贸易外汇内部结算价,进出口贸易外汇按官方汇率1美元兑2·8元人民币结算。1985—1990年,我国多次大幅调整汇率,实行人民币逐渐贬值政策,由1985年1月1日的1美元兑2·8元人民币,逐步调整至1990年11月17日的1美元兑5·22元人民币。1990年11月17日到1993年年底,官方汇率调至1美元兑5·72元人民币。由于外汇留成制度和调剂市场的存在, 1985—1993年,我国实行的仍然是双重汇率,官方汇率与调剂市场汇率并存。1993年年底,外汇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8·72元人民币。

(二)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阶段(1994—2001年)199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我国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了进一步市场化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借鉴国际经验,确定了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为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为阶段性目标。

1·取消外汇上缴和外汇留成制度,取消外汇收支指令性计划,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1994年,作为实现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的重要步骤,我国取消了实行了15年的外汇留成制度,实行了银行结售汇制度。同时,为配合银行结售汇制度,对中资企业实行外汇账户限额管理,限额以内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实行意愿结汇,限额以外的实行强制结汇。1997—2001年,对中资企业的外汇账户限额按企业上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15%核定。1994年,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实行意愿结汇制度,但不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结售汇,外商投资企业要卖出外汇或者购汇都必须在外汇调剂中心进行。1996年7月1日,我国陆续推出了外商投资企业银行结售汇,实行限额结汇制度。1996年12月1日,我国不再对经常性国际交易支付和转移,包括所有无形贸易的支付和转移实行限制,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的完全可兑换。

2·加强对资本项目的外汇管理在经常项目实现可兑换的同时,我国对资本项目的交易和汇兑实行了严格控制,一是除国务院另有规定外,所有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均须调回境内;二是境内机构(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均应在银行开立外汇专用账户,经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后才能结汇;三是资本项目下的购汇和对外支付都须经过外汇管理部门的核准,持核准件方可在外汇指定银行办理购付汇。

3·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 中资银行及其授权分行、外资金融机构和少量经授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等会员能够参与外汇市场的交易。对外汇指定银行实行外汇周转余额限额管理,外汇指定银行持有的结售周转外汇余额超过其限额比例部分必须在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卖出。交易方式采取分别报价、撮合成交,由计算机系统按照价格优先和时间优先的原则对各种报价进行匹配。

4·进一步改革汇率制度

首先,实行汇率并轨。1993年12月31日的官方汇率是1美元兑5·8元人民币,而调剂市场汇率为1美元兑8·72元人民币左右。1994年1月1日实行汇率并轨,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1美元兑8·70元人民币。其次,利用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三)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完善阶段(2002年至今)2001年年底,我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推动了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这一阶段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做出了以下思路调整:一是转变长期以来形成的外汇流入越多越好的观念,加强对外汇流入的监测与管理;二是转变外汇流出越少越好的观念,逐步建立正常的、合理的、可控的流出机制;三是进一步树立市场机制观念,用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方法和手段实现外汇管理的目标。1·进一步改进经常项目外汇管理(1)进一步改革外汇账户限额管理。2002年,外汇账户限额从15%提高到20%。2003年,对国际承包工程、国际海运和国际招标等项下的经常项目外汇账户管理限额,从20%提高到100%。2004年,对上经常项目外汇支出占外汇收入的比例为80%(含80%)以上的,其限额提高到50%,对外汇支出占外汇收入的比例为 80%以下的,其限额提高到30%。2005年,扩大了按实际外汇收入100%核定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的企业范围,同时,外汇支出占外汇收入的比例在80%以下的,其限额由30%提高到50%,外汇支出占比在80%以上的,由50%提高到80%。2006年,外汇账户限额统一调整为按上经常项目外汇收入的80%与经常项目外汇支出的50%之和确定。2007年8月,取消了经常项目外汇账户限额管理,境内机构可根据自身经营需要,自行保留其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以此为标志,我国自1994年沿袭13年的强制结汇制度,淡出了历史舞台,被意愿结汇制度所取代。

(2)加强和改进了对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的管理。加强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进行真实性审核,严格监控多收汇企业的货物贸易外汇收支行为。

(3)进一步简化了进出口核销管理,加大了贸易便利化程度。2·完善并适度放松了资本项目外汇管制 首先,有选择、分步骤地开放证券投资,拓宽资金流出流入渠道,如2002年,我国推出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允许合格境外投资机构投资于境内证券市场上包括股票、债券和基金等人民币标价的金融工具。2007年6月,推出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制度(QDII)。其次,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放松资本流出的管制措施,如简化境内机构境外直接投资的各种手续、放宽购汇限制、放宽境内金融机构境外证券投资和代客理财等限制、实施“走出去”战略,成立国家投资公司、实行境内个人对外证券投资试点等。再次,对短期资本流动,尤其是“热钱”投机活动进行抑制,如加强外资对房地产业投资的审批和监管、大幅度核减中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短期外债余额指标等。

3·进一步完善外汇市场

在市场主体方面,银行间外汇市场会员扩大到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大型非金融企业。对外汇指定银行结售汇周转头寸的涵盖范围扩展为外汇指定银行持有的因人民币与外币间交易而形成的外汇头寸,并实行结售汇头寸综合管理。交易方式 由竞价方式增加到竞价方式和询价方式并用。此外,通过以下方面的改革,外汇市场效率得以提高:降低交易手续费、引入做市商制度、改变标准交割时间,与国际接轨,延长交易时间、采用远期交易/掉期交易主协议的做法、统一内外资银行远期结售汇业务准入标准和结售汇限额核定标准、远期结售汇定价由一价变为多价。

4·进一步改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不再单一钉住美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美元兑人民币汇率由1美元兑8·2765调整为1美元兑换8·11元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约2·01%。银行间一揽子货币兑人民币的每日收市价,作为翌日买卖中间价,上下波幅0·3%。

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以来,人民币经常项目分步骤实现了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日益市场化,外汇市场逐步建立并取得长足发展,外汇储备经营管理体制日益完善。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对于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一)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增长 1·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总量的增长

1978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为206·4亿美元, 1981年为440·22亿美元,三年来增长了113%, 1993年为1957·03亿美元,2001年为5096·51亿美元, 2006年为17603·97亿美元,是1978年的85倍, 2007年为21738·3亿美元,是1978年的105倍。

2·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总体上促进了我国贸易顺差的增长 1978年,我国对外贸易为逆差11·4亿美元, 1981年为逆差800万美元,三年来逆差减少了99%,1984年、1987年、1988年、1989年均为逆差年,分别为12·71亿、37·79亿、77·59亿和66·02亿美元, 1990—1992年每年均实现了顺差,分别为87·46亿、80·52亿和43·55亿美元, 1993年为逆差122·15亿美元, 1994年实现顺差53·92亿美元,此后每年持续顺差, 2006年和2007年分别为1774·75亿和2622亿美元。

(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了我国外汇储备的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汇储备总体保持稳定增长、近几年大幅增长的态势。从1979—1988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比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29年,外汇储备增长了113·3%, 1989—1998年第二个十年比第一个十年增长了258·3%, 1999—2007年第三个九年比第二个十年增长了877%,增长速度可谓惊人。2003年增长突破1000亿美元, 2004—2006年每年增长突破2000亿美元, 2007年增长突破4000亿美元,达到15282·49亿美元,具体见表1。

三、现行外汇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与经济均衡发展的不适应性

我国现行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主要包括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贸易外汇、服务贸易外汇、个人外汇、外币现钞和外币计价等方面的管理。对经常项目外汇管理的目的,一是配合整体经济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如为了改变外汇储备短缺状况,对企业外汇收入实行强制结汇;为了鼓励出口,对企业出口进行考核并奖励;为了扩大贸易便利化程度,不断提高企业外汇账户结汇限额等。二是引导资金有序流动,如对经常项目外汇账户和资本项目外汇账户实行分开管理、对经常项目贸易外汇收入进行真实性审核、对进出口实行核销管理等。现行经常项目外汇管理与经济均衡发展的不适应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强制结汇导致的负面影响短期内难以消化,不利于对经济失衡的调整

从1994—2007年沿袭了13年的经常项目外汇收入强制结汇制度,在解决了我国外汇短缺的同时,却未免矫枉过正,使外汇储备急剧增长,进而使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结构发生改变,外汇占款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主要渠道,成为我国近几年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增大的制度根源。

1994年,我国外汇储备从1993年年末的223·9亿美元增加到1994年年末的529·2亿美元,全年外汇储备增加300多亿美元,为此投放基础货币近3000多亿元人民币。1994年因外汇占款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是当年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 1994年,消费物价指数上涨24%。近年来,外汇占款存量占基础货币存量的比例不断提高,2006年达到108·49%,而外汇占款增量占基础货币增量的比例,在2001年、2003年就超出了100%,2004年、2005年超过200%。我国中央银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定位为3%, 2007年3—8月, CPI指数分别为3·3%、3%、3·4%、4·4%、5·6%、6·5%, 2008年一季度,CPI指数达到8%。

虽然从2005年开始外汇管理部门实质性转向意愿结汇制度的研究和试点,乃至2007年8月宣布境内机构可以自行保留经常项目外汇收入,但经济失衡的矛盾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对于缓解失衡,实行意愿结汇这一政策的效果还难以断定,因为对强制结汇制度下对冲外汇占款在货币增发总量中的比重有多大还难以判断。不过可以断定的是,在人民币兑美元升值预期不变的情况下,兑付压力还有一个逐渐减缓的过程。此外,诸如2007年取消出口收汇考核、调减出口退税等减弱出口刺激的做法,对于缓解经济失衡也似乎是杯水车薪。2·在引导资金有序流动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

目前,经常账户资金流动和资本账户资金流动管理的闸门只有真实性审核制度,而这一制度还存在许多漏洞,如对服务贸易、非贸易外汇资金流入的真实性审核制度缺失,资本项目资金容易混入经常项目结汇,为此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外汇管理效率降低。

(二)资本项目管制政策存在薄弱环节

1·资本流入管制趋松的态势不利于我国资本账户失衡的改善

近几年,我国外汇管理部门为了缓解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压力,对资本账户政策进行了调整,放松了对资本流出的限制,但同时对资本流入的管制也进一步放松,如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主体资格的范围和投资额度、简化外商投资项目资本金结汇管理、取消外商对部分开放行业境内企业的并购限制、允许外资对国内上市公司进行战略投资等。这种趋松的资本流入管制措施会抵消旨在减少资本项目顺差的资本流出措施的效果,不利于对热钱流入的抑制,从而不利于资本账户失衡的改善。

2·资本项目外汇账户管理存在漏洞,导致资本账户资金混入经常项目进行结汇

3·现行资本账户外汇管理基本采用行政审批、额度等手段,经济手段很少采用,管制的成本增大,管制的效率降低

4·统计信息不够透明,国内外对我国资本账户开放度的判断不一国内有代表性的判断认为我国有一半的资本项目交易已经基本不受限制或有较少限制,人民币资本项目实现了部分可兑换,而根据IMF2007年《汇兑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我国包括资本市场工具等13种资本账户交易都表现为管制状态。该年报所提供的成员国资本项目的管制信息是国外学者分析判断成员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的重要信息来源之一。如果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学者Miniane的计算方法,我国2006年的资本管制程度指数为0·929,比1998—2003年的0·857略有上升。(三)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还不够完善 目前,我国外汇市场是银行间外汇市场。从1994年建立至今接近15年,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还有很大限制,外汇市场只是作为中央银行实行外汇干预,稳定汇率的主要场所。由于我国的利率形成机制尚未完全市场化,资本账户尚未实行自由兑换,因此,外汇供求主要来自经营性的交易结售汇,资本流动的利率弹性很小,外汇市场不具备“利率—资本流动—汇率”的利率汇率联动机制。(四)巨额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发展已构成一定负面影响

对于最优国际储备规模,国际主流观点强调国际储备在缓解国际支付困难方面的功能,重视持有国际储备的机会成本。然而,这一主流观点与发展中国家实践存在巨大反差。资本高度流动所带来的货币危机隐患使发展中国家国际储备功 能发生了重大改变。国际储备对发展中国家稳定汇率具有重要作用。对我国而言,除了稳定汇率以外,经济发展需求不足的矛盾和脆弱的银行体系,都使得外汇储备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外汇储备主要以美元资产持有,随着美元贬值以及进一步的贬值预期,我国外汇储备资产缩水必须高度重视。

四、完善我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的思路

第一,要改革经常项目的外汇管理,鼓励民间自行保留外汇,加大真实性审核的力度,逐步实现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转变,减缓人民币升值压力,改善国际收支平衡。值得注意的是,改善国际收支平衡不能光靠外汇管理政策,而应当有其他经济政策的配合,如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税收政策等。

第二,要加强资本项目管制政策的调整,控制资本流入放松的步伐,合理把握资本流出放松的节奏,使之有利于国际收支的平衡;加强资本项目外汇账户管理,堵塞资本项目资金混入经常项目结汇的渠道;积极推进经济手段管理方式的使用,提高管制效率;加强统计信息的透明度,加强统计工作方面与国际组织的协调,尽量避免国内外对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判断的不一致性。第三,继续完善外汇市场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主要包括增强企业在外汇零售市场的主体作用,提高乃至取消外汇指定银行的外汇周转余额限制,进一步加大外汇指定银行在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主体作用,赋予外汇市场一级做市商更宽裕的定价空间,活跃人民币衍生产 品的交易,放松外汇实需原则,取消对零售市场汇价波动和交易额度的管制,活跃外汇零售市场的发展。

第四,进一步改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对外汇储备的持有和经营必须兼顾保障经济安全和减少机会成本。据悉, 2007年9月,中国投资公司正式成立,作为一种国有主权财富基金掌管经营我国的外汇储备。成立后,公司购买了美国私人股份公司黑石集团10%的股份。黑石集团在美国挂牌交易时股价震荡,中国投资公司投资损失达50亿美元。因此,谨慎经营外汇储备是当务之急。

总结以上思路,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将继续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方向。一方面,将继续有序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另一方面,外汇管理和资本管制政策将继续调整以缓解经济内外失衡,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在具体政策上,改变汇藏于国的外汇资产持有结构、保证外汇资金流动的合理性和有序性是改革的重点,而是否能够减轻货币政策压力、缓解经济失衡的结构性因素、促进经济结构的改善,将成为外汇资金合理有序流动的关键。责任编辑:王锦红)

肖凤娟副教授(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国际贸易 2008年 第7期

第五篇：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的回顾

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程的回顾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 人民日报 》（2008年12月18日07 版

经过30年持续不懈的努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明显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大局总体稳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人民生活实现总体小康，与我们不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自身建设，不断优化执政资源配置是分不开的。从政府建设角度看，改革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政府管理理念发生重大变化。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政府的角色定位和基本理念适应时代潮流取得显著进步。一是确立了责任政府的理念。各级政府及部门的责任逐步得到明确和强化，一切权力来自人民、必须对人民负责的意识逐步深入人心。二是确立了服务政府的理念。各级政府及部门逐步实现了从“管字当头”到“服务至上”的转变，能否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成为衡量政府工作成效的重要标准。三是确立了法治政府的理念。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尊重与维护法律权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意识逐步形成。

（二）政府职能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经过改革，政府职能逐步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逐步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相适应。一是政府、市场、企业三者的关系逐渐理顺。政企分开基本实现，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逐步形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得到发挥，以间接手段为主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逐步完善。二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不断加强。着力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矛盾疏导机制和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等逐步建立；着力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迈出重要步伐。三是社会组织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的作用逐步增强。在推动政府职能转变的同时，积极培育社会力量，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初步实现了由单纯依靠政府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协同治理的转型。

（三）政府组织机构得到调整优化。经过改革，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计划为龙头、综合部门管理专业部门、专业部门直接管企业的机构框架彻底改变。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宏观调控部门、行业管理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部门为主的机构框架初步建立。特别是十六大以来，适应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的需要，着重调整和加强了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应急管理、安全生产、能源规划、资源环境、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的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

（四）各级政府和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逐步理顺。中央和地方事权划分趋于合理，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得到更好发挥。不同层级政府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责权逐步得以合理界定，各级政府在职能配置上“上下一般粗”的状况得到改善。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关系进一步清晰，一些重要领域的部门职责交叉事项逐步划清，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逐步建立。特别是行政执法职责体系逐步理顺，多头执法、多层执法、执法扰民等突出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五）政府的制度建设和能力建设得到加强。政府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不断创新，制度化建设持续推进，行政效能明显提高。一是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建设迈出重要步伐，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逐步建立。二是政务公开不断推进，机制日趋健全，范围不断扩大，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三是政府应急管理体系初步建立，形成了分级响应、属地管理、信息共享、分工协作的应急体系。四是行政监督和问责力度不断加强，包括外部监督、层级监督和监察、审计等专门监督的行政监督体系初步形成，行政问责制在重大事故处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五是公务员制度进一步完善。人事管理和干部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目标逐步实现。

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累了一些重要经验和启示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丰富实践，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启示。认真总结这些经验和启示，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改革基本规律的认识，牢牢把握正确的改革方向。

（一）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历次机构改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改革的方向和各项重大措施都是按照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确定的，同时充分保证和发挥了党和政府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主导作用。同时，行政管理体制始终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始终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改革相协调，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体制机制保障。

（二）始终坚持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政府职能规定着政府管理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推动职能转变一直是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一条主线。从1982年机构改革开始，中央就提出要转变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1988年机构改革明确提出转变职能的要求，以后一直把转变职能作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核心。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突出强调政府要全面正确履行职能，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职能在新的发展阶段有了新的丰富内涵。

（三）始终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涉及方方面面利益格局的调整，必须综合考虑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和各种制约因素，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与各方面的承受程度统一起来，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改革进程中始终采取积极稳妥的方针，先易后难，由浅入深，梯次推进，逐步到位。改革方向明确和条件成熟的先行一步，不追求整体同步推进。特别是历次机构改革涉及机构精简和人员分流时，通过多种渠道和办法，妥善安置分流人员，避免引发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始终坚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分类指导，因地制宜。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差别很大，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改革既要树立中央的权威，加强领导，统一部署，又要照顾各地的特殊性，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允许各地在遵循统一的改革原则和方针的同时，在改革的内

容和方法上不拘一格，积极探索。对地方在改革创新中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及时总结，逐步推广。

（五）始终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同时注重学习和借鉴国外有益经验。一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体制，受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改革既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认识和把握我们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和面临的突出问题，制定切合我国实际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又要坚持走开放道路，充分吸收其他国家行政改革的新鲜经验，使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跟上世界发展趋势。

（六）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大胆创新。行政管理体制不仅是对现有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且是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和观念变革，创新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灵魂。回首以往的改革，都是在改革目标上不断明确，在改革方式上不断改进，在改革领域上不断拓宽，在改革程度上不断加深，从而不断取得新的突破。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日益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关键，对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现在改革已进入关键时期，越来越触及到各种深层次体制性障碍，越来越牵涉到各方面利益格局调整，继续深化改革的阻力和难度空前加大。同时，我们改革的动力是强大的，改革的思路是正确的，改革的外部条件是具备的，继续深化改革面临着难得的战略机遇。我们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向，无所畏惧地承担起继续深化改革的历史责任。加快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步伐，着力构建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更加开放、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