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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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外贸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影响

外贸体制改革的历程及其影响

国贸081班 胡碧薇 6号

新中国成立60年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对外经济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为我国及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而这些成就都离不开我国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一、计划经济下的传统外贸体制时期(1949-1978年)

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近30年的时间里,形成了贸易形式比较单一, 以全民所有制的对外贸易占主导地位, 由多种经济成分共同经营, 进出口按照国家的计划进行, 出口实行收购制, 进口行拨交制, 由国家统一经营、统负盈亏, 对外贸易由国家高度垄断。

(一)这一时期的外贸体制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1)外贸统一管理体制的建立阶段(1949-1951)

该阶段处于国民经济恢复和重建时期, 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

(2)外贸统一管理体制的完善阶段(1952-1956)

成立对外贸易部, 全国对外贸易由对外贸易部统一管理。

(3)对外贸易体制的相对稳定阶段(1956-1978)

在对外贸易国家垄断范围内对外贸体制进行了系列微调。

(二)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造成的影响:

(1)有利影响:

它利于中国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 利于将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中的不确定因素隔离开, 利于控制中国进出口水平和构成, 达到保护民族幼稚产业的目的。

(2)不利影响:

统一经营、统负盈亏使国家承担了全部的外贸风险, 高额的进出口补贴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 企业没有自主经营权, 没有利润考核指标, 无法调动企业积极性;单纯采用国家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管理, 扼杀了竞争机制的形成,破坏了外贸经营活动的内在规律;阻断了工贸、农贸和技贸的结合。

二、改革开放后的放权过渡时期(1979-1987年)

(一)这一阶段改革包括的主要内容: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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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调整国家对外贸易的管理机构 实行政企分开 下放部分外贸经营权,增加外贸经营渠道 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扩大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的范围 举办经济特区,搞活对外贸易 外贸专业公司开展代理业务 举办贸、工、农、商、技结合的联合经营实体

(二)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造成的影响:

1、有利影响:

打破了外贸专业总公司独家经营的格局,允许国务院的其他部委成立各自领域的进出口公司,允许广东、福建、北京、天津、上海、辽宁等省市分别成立外贸总公司,开展进出口贸易活动。同时,对出口贸易的鼓励降低了传统贸易体制对出口的歧视,有利于我国发挥比较优势,打破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长期隔绝的状况。

2、不利影响:

由于只是探索性的, 许多改革措施不配套或执行不彻底, 仍然停留在统负盈亏的状态, 尚未对外贸企业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 出口鼓励也仅限于对某些特定地区和特定企业, 因而传统外贸体制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三、外贸承包责任制改革时期(1988-1993年)

(一)这一阶段改革包括的主要内容:

1、1988—1990年为第一轮承包制的主要内容:

(1)适度放宽外汇管制。

(2)建立外汇调剂市场。

(3)实行出口退税政策。

2、1991—1993年的第二轮外贸承包制的主要内容:

(1)取消出口补贴,实行全面自负盈亏新机制。

(2)改革了外汇留成制度。新一轮承包制改变了以前主要按地区实行不同比例外汇留成的办法,改为按大类商品统一比例外汇留成的办法。这种新办法消除了 因地区之间留成比例不同所造成的不平等竞争状况。

(3)实施产业倾斜政策,优化出口产品结构。

(二)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造成的影响:

1、有利影响:

(1)全面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有利于克服旧体制中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 把我国外贸从统负盈亏的体制逐步推向自负盈亏的体制, 使中央和地方的外贸在外汇收入、分配、使用及管理方面进一步合理化。

(2)这次改革使我国对外贸易体制更适应关贸总协定所要求的国际贸易规范, 有利于更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交流。

(3)它取消了出口补贴, 打破了 吃大锅饭!的体制, 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外贸企业按照国际通行做法, 实行全行业的自负盈亏改革, 既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 又促进了企业改善经营管理;改变了地区差别外汇留成比例, 有利于企业平等竞争, 改善外贸经营秩序;扩大了企业支配使用的外汇, 为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保持了鼓励出口的政策和外贸管理措施的相对稳定性和连续性, 使我国长期实行的贸易保护政策开始向自由贸易方向发展。

2、不利影响:

外贸企业经营上真正实行自负盈亏和以追求经济效益为核心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实行承包制后反而加剧了地域、市场的分割, 助长了地区封锁、各自为政,多头对外, 不利于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 也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四、市场经济下的外贸体制确立时期(1994-2001年)

(一)这一阶段改革包括的主要内容:

(1)建立单一的、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2)取消外汇留成,改批汇制为银行结售汇制。

(3)取消指令性计划,依靠指导性计划实现国家的进出口预定目标。

(4)保持对外经贸政策的统一性,提高透明度。

(5)建设法制化的外贸管理体制

(6)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加快外贸管理现代化

(二)这一阶段外贸体制改革的影响:

1、有利影响:

一方面, 企业获得了更大的外贸自主权, 外贸财政补贴的取消使外贸企业第一次被真正作为外贸经营主体和参与竞争的独立实体而受到重视, 使国内外贸企业能够在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前提下, 建立和完善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 改善经营管理, 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另一方面, 政府的行政干预大大弱化, 逐步向以经济、法律手段实行宏观间接调控为主的方向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各项主要指标改为指导性计划, 进出口商品的国内价格基本由市场调节;实行配额、许可证管理的进出口商品逐步减少;出口退税逐步走上规范化。同时, 全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与管理的统一性和透明性也明显增强。

2、不利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是我国对外贸易领域的基本法。作为开放型外贸体制的法律依据, 国内涉及对外经贸的规则、政策应与其保持一致。虽然它与WTO 主要的基本原则是一致的, 但是仍然存在着差距, 必须对其进行充实和修正, 否则在我国加入WTO 后将会引起一系列的争端和摩擦。

五、以WTO规则为基础的全面改革时期(2002年至今)

(一)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

(1)以法律形式规定外贸经营权完全放开

(2)进出口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登记制

(3)对进出口企业和进出口业务进行市场化管理

(4)大幅度削减贸易壁垒,朝自由贸易方向快步前进

(二)这一阶段外贸体制改革的影响:

1、有利影响

为了保证加入WTO 前后的对外经贸法规政策互相衔接, 我国先后修订并颁布实施了2002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和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使目前我国的进出口商品管理及调整、对外交涉磋商等职能都依据法律法规进行, 初步建立了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我国国情的进出口管理法律框架;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 外贸主体多元化格局初步形成;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大幅度消减进出口

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品种和范围。随着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日趋成熟, 我国的汇率、进出口商品价格、利率及税率等制度逐步走向市场化, 进一步促进了我国静态比较优势的发挥。

2、不利影响

我国的外贸立法仍处于不完全统一的状态。实行政策地区性倾斜的不同立法, 再加上各种地方保护主义, 人为地割裂了统一市场, 严重阻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发展和完善, 造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削弱了中央政府实施统一的外贸政策的能力, 无法履行世贸组织要求成员国立法及世贸组织各项协定义务相一致的要求。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尚未建立起来, 企业仍未建立切实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还未成为真正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者。外贸领域的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成, 外贸宏观调控体系尚未健全, 如严重影响我国外贸和经济发展的外贸经营审批现象仍然存在, 国家直接管理的进出口商品的范围仍然过大等。

参考文献:

1、潘宏, 陈戈,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60年历程 管理学刊,2009(12)

2、张生玲, 张丽平.我国外贸体制改革三十年理论回顾 [ J].国际贸易, 2008(7).

第二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方向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历程和方向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怎样评价这三十年我国行政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如何看待这三十年的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近几年的行政体制改革?这三十年行政体制改革积累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特别是怎样从部门之间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较为细致地分析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大的框架?以及向着一个怎样的政府转变?对这些都应当有一个较全面和系统的研究。而且,由于行政体制与经济关系十分密切,很多地方不能仅仅从政治和行政学的角度看问题,还需要从经济学视角进行探讨。

行政体制改革简单扫描

改革开放以来,如果顺着时间序列纵向地看,我们进行了这样一些重大的行政体制改革: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的终结和乡镇政权的完善;省级政府派出地区公署改地级市和市管县体制的兴起;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产业管理部门的逐步撤并和取消;各地行政体制改革的突破,如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体制的创新,海南的省直管县改革,以及浙江等省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另外,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机构也进行了几次大的调整和改革。需要指出的是,人民公社改革为一级政权的改革,省对地区派出机构变动为一级政府的改革,对当时政社合一体制的解体,发展城市经济,推进城市化等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政府的上下结构来看,中间多了两个层级,也导致了政府运作效率的降低。

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的学者提出了一些意见,特别是认为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国内外对我国的行政体制有这样和那样的评价,看法不一。但是,我国经济在过去以平均9.7%的速度持续高速增长了三十年,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一个奇迹。过去三十年中的行政体制,不能不说是形成这一奇迹的一个重要条件。一是这样一个高速的增长,来自于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从一个革命型的政府,转型成为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型的政府,而且这样一个发展型的政府有着强大的战略规划、集中资源、投资建设等方面的能力。二是我国地方政府间展开了经济发展的竞争和竞赛,虽然这种GDP位次、财政收入和城市建设水平等方面的竞赛,也带来了一些发展方面的问题,如资源消耗过大、生态环境有所恶化等。然而,这种地方政府间各有特点的竞争和比赛,不能不说是我国经济发展强有力的动力。三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烈愿望,对发展的建议和意志也体现在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中,体现在党选择和任命干部的行为中,使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从一个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的党,转向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执政的党,这样一种党对现代化的强烈渴望,在党对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中得到了贯彻。只有从这样三个方面深入观察,才能理解我国经济高速持续增长之谜。因此,简单地认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落后,对于经济发展不利,可能与事实不相符合。

三十年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方面和积累的问题

1、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些重大方面

一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即政资关系的改革。我国政府与企业之间关系的改革,先是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放权让利;后来又学习农村土地承包改革的经验,开展了利润等指标的承包制改革。其中可能最为重要的改革还有企业流动和建设资金从政府的拨款改革为贷款,将国有企业上交的利润改革为向国家交的税收,并且由政府向企业下达生产计划和调拨生产资

料,逐步转变为生产资料从市场上采购,产品向市场销售,价格开始实行双轨制,并逐步过渡到完全由市场供求来确定。

二是我国政府过去是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职能无所不包的政府,改革开放后,在国家的治理结构方面进行了改革。社会治理上,从过去国家——— 城镇单位,或者人民公社——— 家庭这样的结构,经过政社分开、政资分开、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等改革,形成了现代的国家——— 社会组织(如协会、社区自治等)——— 企业和自然人这样的社会治理结构,从而,逐步形成现代和谐的公民社会。当然,我国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既有行业协会从政府一些机构演变而来,行政化的色彩较浓的问题;也有各类社会组织刚开始发育,规模较小,体系不完善,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

三是政府与事业单位关系的改革。在我国政府的事务中,划分了行政事务和事业事务。从目前来看,政府的事业中,既包含了应当划给市场的经营活动,也包含了政府应当承担的行政事务,还有教育科技、卫生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政府应当承担的公共服务,还有为了精简政府行政机构,把本来应当属于行政事务的工商、银监等等,也划入了事业的范围。所以说,正在进行的事业体制改革,也是非常复杂和涉及人员机构规模较大的调整。

四是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简单地讲,计划经济就是政府有计划地直接管理企业投资、经营等经济行为,而市场经济则是政府准入和监管经济,政府各部门不具体和直接地管理企业的投资和经营等行为。我国在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审批取消了不少。比如,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后,国务院68个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部门和单位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占总数的50.1%,实现了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再比如,2008年国家发改委职能重新定位,要求减少微观管理事务和具体审批事项,以集中精力抓好宏观调控。发改委将及时修订调减投资核准目录,大幅度提高国家核准项目的规模(限额)标准,缩小投资审核范围,并下放投资审核权限。在新的审核方针下,国家规划内和计划规模内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除少数需报国务院或由国家发改委审批、核准外,绝大部分将区分不同情况由地方政府、行业管理部门审批、核准,或由企业自主决策。

五是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我国传统的干部人事制度,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和人民军队干部制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特点是,无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还是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与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学校教师、医院的大夫、剧团的演员都称为“国家干部”,都用统一的方式来进行管理。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是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适应的。历史证明,这一制度在其初创时期,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已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六是经济调节向综合部门演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随着计划经济部门的弱化和产业部门的逐步撤销,综合和宏观调控部门得到加强。比如从计划委员会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比如财政部过去从国家的出纳转变为财政政策的调控部门,比如人民银行从政府发行货币、管理金库的单位,转向实施货币政策的部门等,都意味着政府的管理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中央政府的管理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从分工太细的各部门林立的管理到大部门综合的协调管理转变。

2、行政体制改革存在和积累的问题

虽然前述的我国行政体制在推动和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虽然我们也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这些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客观地看,我国渐进式的行政体制改革,也积累了大量的问题。我们认为比较严重的,一是虽然审批在减少,但是政府的行政管制并未从根本上放松,特别是管制与利益相结合,形成了一些行政性部门、行政性事业单位和公务事务人员寻租的条件,许多腐败就产生于此。二是虽然机构改革了多次,但总是在精简与膨胀之间循环,财政供养的机构和人员规模越来越大,党政公务开支的比率占财政支出的比率越来越高,行政成本居高不下。向着现代国家行政治理框架的方向改革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从条条看,主要是解决部门分工定位和职能,并理顺上下级政府业务类同部门间的关系;从上下级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看,主要是设计层级和管理规模,划分和明确各自的事务,确定各自的机构,界定各自的收入、事务与支出责任联系,并形成合理、透明和公平的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

1、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央事务交由地方去办,可能导致的中央权威下降,甚至在一些领域还可能影响到国家的统一。而本来应该由地方人大、法律、新闻、公民诉讼、社会组织等来解决的假冒伪劣、食品安全、生产安全、生态环境、土地等问题,如果都由中央管起来,则会因不能发挥这些组织或机制的作用而发生问题。

要将中央与地方事务划分清楚:中央的诸如国防、外交、货币、安全等等,必须由中央政府管理,人和机构由中央派出,经费由中央财政来承担;而应由地方管理的事务中央政府不宜干涉。固定各自的收入,如改革现行的增值税和其他税种共享分成的体制,中央政府主要收个人和公司所得税、社会保障税、海关税等;省级政府主要收营业税;县市政府则收房产税、土地税、资源税、排污税等等,各自的比例在50∶15∶35为宜,并确定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比例和方式。在固定各自收入的前提下,谁的事务谁承担,不再实行一项事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几家负担的规则。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则要科学、公正和公开。

2、减少政府层级与划小行政区域

政府层级是指宏观纵向层级结构,即从中央到地方共有几级政府组成。至于政权到底分设几层合适,从经济学上讲,取决于较少投入成本和较佳管理结果时的最优分层。即这样一种状态:先设定某一种最优政权分层状态,当政权分层多于这一最优分层时,由于政权的成本加大,效率降低,管理的效果并没有相应提高,或者说管理效果的提高效应远远小于分层成本的加大,这是不划算的;而当政权分层少于这一最优分层时,由于管理不到位,导致经济社会秩序的混乱,虽然政权投入减少,但是社会混乱损失加大,也得不偿失。只有达到这一数量的政权分层时,政权的投入成本和管理效果能得到最优的投入产出,才是政权最优分层的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学选择。再则,从一级税收、一级政权的设置原则来看,目前我国政府的层级也过多,使不同层级政府争税收,争资源。

理论上讲,将目前的五级政府,逐步地划为三级政府,即中央、省和市县较为合适,一些原来的地级市,可保留地级行政级别待遇,可管辖区级政府。而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县级市,可升级为地级市,但以少设区为宜。县和一些经济实力较弱的市,可升格为副地级行政级别。一些经济实力较强和人口规模较大的镇,可以升格为县一级行政区域。

而从政府层级和管理范围看,我国目前的五级政府体制显然层级过多,需要逐步减少政府层级,对一些人口规模和面积过大的省区进行划分,确立适宜管理的规模和范围。

3、向着现代的政府治理结构转变

我国行政体制的结构纵向来看,存在着双重纵向,即不同级别政府间上下关系,不同级别政府的各部门上下级之间关系。由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一级政府要接受上一级政府的领导,同时一级政府的职能部门也要接受上一级政府相应职能部门的业务指导,因而在中央与地方宏观事务与微观事务、国家主权事务与地方管理事务划分清楚的基础上,需要理清机构的设置。

一是对地方的一些全局事务和主权事务,由中央派出机构来管理。派出机制使用范围是什么?即一级政权是整体设置,还是由上级政权部分派出?一级政府的办事机构,是在下一级政府中设立同样的机构,还是上级政府直接派出分支机构,与下一级政府无关?其选择决定于这样一些因素:一是效率高低,成本大小;二是中央事务交给地方政府办,是不是放心;三是事务是不是关系到国家主权,只有中央才能决定。涉及国家主权的和中央不放心的事务,不能交由地方办理,需要中央向地方派出机构来从事。如外交、货币、金融监管、安全、国防、海关、边防,包括社保等等,是涉及国家主权、稳定和统一的大事,不能在地方政权中有金融监管、安全、海关和边防等这样的机构,否则在制度设计上就会留有影响国家统一的隐患。而养老社保这样的事务,涉及到公民对国家的认同,也涉及到人口和劳动力的全国性迁移和流动,并且存在资金被地方挪用的可能,也有基层政府与领取人串通谋取中央资金的可能,这些事务如果委托给地方可能会发生严重的道德风险。对于这种中央不放心的事务,需要中央派出机构来集中统一进行管理。

二是不同层级政府按照各自的事务差异化设置机构。我国目前各级政府间事务上下一致分工,机构设置也同构化,其缺点是:(1)容易导致机构人员膨胀,事务上下一致分工往往要求上下对口设置机构。(2)会影响地方政府自主提供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上级政府垂直领导部门往往会成为制约地方发展的力量。(3)照顾不了地方事务的特殊性,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宗教文化、民俗风情各异,老百姓对公共事务需求不尽相同,各地发展重点也不同,为此要因地制宜地设置部门。

三是大部制和平衡部门间横向分工和协调的关系。所谓一级政府中职能的横向分工,主要是按照管理事务和提供公共产品的过程来分工和设置部门,把管理事务和提供公共产品的不同权力交给不同的部门负责。在欧美发达国家,重大决策权在议会,政府内部决策权主要集中在内阁会议,部长是内阁成员,行政首长拥有最终决定权。另外,社会咨询机构也为政府决策提供各种建议。有一些内阁外的政府部门行使执行权,但它们是少数内阁部门的代理机构。而类似审计这样的监督,世界上有三类,即司法审计监督、议会审计监督和政府行政审计监督三种,但是,效果较好的是司法审计监督,或者议会审计监督。

第三篇:英国电力体制改革历程与启示

英国电力体制改革历程与启示

北极星智能电网在线2014-1-24

●英国“破碎化”电改的国情背景是:撒切尔政府推崇私有制、市场化和自由化,迷信“市场万能”,这与我国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国情截然不同。

●“破碎化”改革后,英国电力市场主体从“各环节独立”演变为“一体化重组”:厂网分开时的12家供电企业整合为6家发输配售一体的集团公司,占据大部分市场。

●本土电力企业丧失市场主导地位,德、法企业成为英国电力市场上主力军,占据60%份额。

●电价持续上涨,工业和居民电价9年间分别上涨47.1%和31.6%,居民电价涨幅比法国高28.7个百分点,比欧洲平均水平高13.1个百分点。

●2014年英国将实施的新一轮电改方案不再以“促竞争、提效率”为目标,而以保障安全供电、促进低碳发展和用户负担最小为目标。

●电改没有统一成熟的模式,各国电改须立足国情、因地制宜地探索改革路径,决不能照抄照搬,还应根据形势变化和改革实施情况进行调整。

英国电力改革的背景及历程

上世纪90年代初,电力工业改革作为撒切尔政府推行的整体经济体制变革的一部分,伴随着这一阶段英国国有行业的私有化步伐拉开序幕。

改革前,英国由国有化的中央发电局统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发、输、配电业务,实行垄断经营,下属12个地方电力局,按照所划分的区域进行供电。另有一个协调组织——电气委员会负责电力政策和法规的制定以及相关事务的处理。在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也有类似的垄断机构,如苏格兰发电局。

1989年,英国对原有中央发电局资产实施厂网分开和私有化重组,同时建立了竞争市场,并在后续的20多年中不断总结和调整改革模式。市场模式经历了从集中竞价到双边交易的转变;市场主体经历了从各环节独立到发、配、售电环节一体化重组的过程。

改革第一阶段是行业结构重组、私有化和电力库模式建立。1989年,英国议会通过了《1989年电力法》,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原中央发电局拆分为3个发电公司(国家电力公司、电能公司和核电公司)和一个输电公司(国家电网公司),然后,将分拆后的公司和原有的12个地方电力局逐步实施私有化。在苏格兰,南苏格兰发电局和北苏格兰水电局在民营化后股份全部售出,成立了苏格兰电力公司和苏格兰水电公司,统一经营发、输、配、售电业务,各部门独立核算。北爱尔兰电气服务部在1992年私有化中将所属4个发电厂售出,同时成立了北爱尔兰电网公司,经营输电、配电和零售业务,并于1993年转变为股份制公司。

在进行电力重组的同时,英国电力工业开始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竞争性的电力库。在这种模式下,电力输出超过5万千瓦的电厂必须持有发电许可证,通过电力库进行公开交易(直供除外)。供电公司、批发商、零售商及用户(除直供用户之外)也必须通过电力库来购买电力。一个名为电力联合运营中心电力市场交易机构成立,由国家电网公司负责运营。

改革第二阶段是建立新电力交易制度。由于强制电力库存在定价机制不合理、市场操纵力等问题,英国议会于2000年7月28日批准了新的公用事业法案,对电力市场的框架和行业结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新的管理机构OFGEM和新的用户组织Energywatch。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以双边合同为主的新的电力交易机制完全取代了电力库模式,建立了新的经营执照标准,重新规定了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责任、权利和义务。

改革第三阶段:BETTA模式建立。1990年以来的改革,主要是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地区没有建立竞争性的电力市场。2005年4月开始,英国政府决定将NETA模式推广到苏格兰地区乃至全国,称BETTA计划。

其主要特点是: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竞争性电力市场,统一电力贸易、平衡和结算系统。第二,实现全国电力系统的统一运营,由英国国家电网公司负责全国电力系统的平衡,保障供电质量和系统安全。苏格兰原有两个电力公司保持输电资产所有权。

英国电力行业结构演变及现状

耐人寻味的是,在拆分中央发电局和私有化电企后,受市场利益驱动,英国电改初期“破碎化”的电力行业结构竟然重新出现了一体化并购趋势。

厂网彻底分开初期产生的12家供电企业逐渐整合为6家同时拥有发电、(输)配电、售电或发电、售电一体化集团公司,占据英国市场大部分份额。经过20多年的不断重组、并购和改革,目前英国电力行业呈现以下结构:

发(售)电环节:6家同时拥有发配售(或发售、发输配售)垂直一体化集团公司,占据英国发电市场65%和售电市场87%的市场份额,其余市场份额由独立发电或售电公司占有。

输电环节: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输电资产归属于英国国家电网公司;苏格兰地区输电资产归属发输配售垂直一体化的苏格兰电力公司以及苏格兰和南方能源集团公司。输电网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以及苏格兰地区实行全国统一调度,调度机构隶属于英国国家电网公司。

配电环节:英国有7个主要的配电网运营机构拥有并运营配电网资产。此外,英国特定地区还有一些独立配网运营机构,主要拥有和运营部分接入既有电力配送网络的电网扩展项目。

政府监管机构体系:英国的政府监管机构主要包括4个部门:一是能源气候部,是能源宏观政策的制定部门;二是天然气与电力市场监管办公室,是英国电力监管部门,独立于政府,受议会监督,同时监管天然气和电力两个市场,主要监管手段是价格监控;三是公平交易办公室,主要依据反垄断法、竞争法及公平交易法对操纵市场、企业并购等行为进行监管;四是竞争委员会,主要应前两者的要求对纠纷处理进行详细的调查、仲裁。

英国电改四大问题不容忽视

总体来看,英国电力改革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力市场的良性竞争,通过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发展了大量联合循环天然气机组来替代燃煤机组,促进了电力工业生产效率的提高,2009年天然气发电量占44.1%,而改革前不足2%。

但英国改革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值得关注和思考。

首先,改革后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吸引投资,造成系统备用裕度下降,2006年英国发电容量备用系数已经从改革之初的35%降到22%。

其次,改革导致英国本土电力企业失去了电力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德国E.ON、RWE,法国EDF、GDF-Suez等企业逐渐成为英国电力市场上的主力军,占据约60%的市场份额。

再次,受到电网监管方式的约束,电力企业的研发投入连续多年逐步降低,英国电网公司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从改革前的2%下降到2011年的0.1%。

最后,进入21世纪后,随着供应冗余度降低和一次能源价格的增长,英国电价持续上涨,2000~2008年,英国工业和居民电价分别上升了47.1%和31.6%,升幅高于同期法国(法国工业和居民电价涨幅为11.7%和2.9%)和大部分欧洲国家水平(欧盟15国工业和居民用户电价平均涨幅为37.7%和18.5%)。

值得关注的英国电改新趋势

近年来,随着北海油气资源的逐渐消耗,从2004年起,英国结束了能源自给自足的局面,开始成为能源净进口国(2011年能源对外依存度为36%),保持能源供应安全的压力开始显现。

此外,碳排放目标的压力使得英国需要在未来的20年中将其碳强度快速下降。《大型火电机组法令》和《工业排放法令》的实施,意味着大量燃煤和燃油机组都将关闭,取而代之的是可再生能源机组和其他运行灵活的低碳机组。这些低碳技术都将是高成本或者具有明显的出力间歇性(例如可再生能源),需要通过充足的电网备用、先进的需求侧管理机制、储能以及电网基础设施的升级改造支撑其发展。英国原有的市场机制不能满足未来发展需要,需要对市场模式或机制进行变革。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英国能源部制定了低碳减排路径,提出需要建立与低碳发展相适应的电力市场机制。2011年7月,英国能源部正式发布了《电力市场化改革白皮书(2011)》,开始酝酿以促进低碳电力发展为核心的新一轮电力市场化改革。英国新一轮改革将以保障供电安全、实现能源脱碳化以及电力用户负担成本最小为目标,改革主要内容包括针对低碳电源引入固定电价和差价合同相结合的机制、对新建机组建立碳排放性能标准、建立容量市场促进电源投资等。2013年10月10日,英国能源气候变化部发布了《电力体制改革实施草案》,针对差价合同和容量市场两项政策提出实施草案,计划将于2014年正式实施。

英国电改对我国电改的启示

电力改革没有统一成熟的模式,深化我国电力体制改革必须立足国情,因地制宜探索改革路径。

英国电改具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国情特点:撒切尔政府推崇私有制、市场化和自由化,迷信“市场万能”,对电力行业推行拆分式改革,走“破碎化”的道路,很大程度是为了私有化电力资产。此外,英国改革初期能源自给率高(90%以上)、天然气供应充足,还具有经济增长缓慢、电力工业发展成熟、生产力水平较高等特点。而且,英国本身在实施了最初的行业拆分后,在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也重新出现了整合趋势,形成了如今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格局,由6大同时拥有发配售(或发售、发输配售)的垂直一体化集团公司主导市场。

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能源资源与能源需求逆向分布的格局和电力工业处于较快发展期等基本国情,都决定了我国电力体制改革不能简单照搬西方模式,只能从我国能源电力工业的实际出发,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发展道路,促进电力工业的科学发展。

电力市场化改革是逐步推进的过程,需要根据形势变化和改革实施情况,动态调整和完善改革思路和目标。我国2002年提出的电力改革方案,较多借鉴了英国的改革模式。当前,我国电改发展形势已经与十年前有很大不同,清洁能源开发突飞猛进、智能电网技术快速发展、电力企业全球化竞争加剧等都是新的重大变化。从国际上看,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电力市场化改革在这十年间也出现许多新的情况,英国市场模式几经调整,近年来随着对改革认识的深化和应对气候变化任务的加重,英国电力改革已不再单纯以促进竞争、提高效率为目标,即将开启的新一轮改革进入了以促进绿色低碳发展、保障供应安全为核心的新阶段。因此,进一步深化电改,需要对前一阶段的改革进行系统总结和评估,立足新的形势和要求,对改革的取向、思路和重点任务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

第四篇: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历程

我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发展历程

一、中国电力管理体制改革30年

1979年2月,水利电力部撤销,电力工业部成立。

1982年3月,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再度合并为水利电力部。

1984年12月,中央、国务院领导就组建“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利用外资办电、加快电力建设作出批示。1985年5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委等部门《关于鼓励集资办电和实行多种电价的暂行规定》的通知,集资办电政策正式推出。

1987年9月,国务院提出“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电力改革与发展“二十字方针”。

1988年4月,煤炭工业部、石油工业部、核工业部、水利电力部撤销,组建能源部。1988年10月,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成立。

1991年,中国南方电力联营公司组建。1999年11月,该公司实行厂网分开,其电网部分资产重组后,改制为国家电力公司的分公司--国电南方公司。

1993年1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同月,东北、华北、华中、西北、华东五大跨省电网组建电力企业集团。

1993年3月,能源部等7个部委撤销,组建电力工业部等6个部委。

1994年1月,国务院批准山东华能发电、华能国际电力、山东国际电源和北京大唐4家电力企业作为首批到海外上市的预选企业。8月起,4家公司陆续在纽约和香港上市。1995年12月,八届人大十七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并自1996年4月1日正式施行。

1996年6月,国家电网建设有限公司成立。1997年1月16日,国家电力公司正式成立。

1998年3月,电力工业部撤销,电力行政管理职能移交国家经贸委。

1998年9月,国务院批转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关于停止执行买用电权等有关规定的意见》,这标志长达20年的电力短缺局面基本结束。

1998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计委“关于改造农村电网改革农电管理体制实现城乡同网同价请示”的通知,“两改一同价”正式启动。

1998年12月,浙江、山东、上海、辽宁、吉林、黑龙江等6省(直辖市)成为“厂网分开、竞价上网”的改革试点。

1999年5月,国家经贸委发布《关于做好电力工业政企分开改革工作的意见》,就改革省级电力行政管理体制、实现政企分开提出具体要求。

2001年6月,广东省电力体制政企分开厂网分开改革实施方案出台。

2002年2月10日,国务院印发《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有关电力体制改革的大方案确定,其主要内容包括:重组发电资产,建立若干个独立发电公司;重组电网资产,设立国家电网公司和南方电网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下辖几个区域性电网公司;设立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负责电力监管。

2002年3月1日,国务院下发由国务院副总理吴邦国主持召开的研究电力、电信、民航体制改革实施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成立,电力体制改革正式实施,并随后成立了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国家计委主任曾培炎任组长。

2002年3月15日,工作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进行了具体安排和部署。

2002年6月,工作小组通过了《重组划分电网发电和辅业、三产企业的初步方案框架》,并上报国务院。

2002年10月15日,电力体制改革工作小组召开第四次会议,电监会、电网公司和发电公

司筹备组主要负责人人选落定。柴松岳任国家电监会主席和党组书记。

2002年12月29日,国家电网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大唐集团公司、中国华电集团公司、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等5家发电公司,中国电力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公司、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中国葛洲坝水利水电工程集团公司等4家辅业集团公司同时挂牌。

二、中国电力工业分分合合50年

(一)、计划经济时期的管理体制(1949-1978年)

在这30年中,中国的电力工业经历了燃料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水利电力部三个时期,在燃料部和电力工业部时期,对全国电力工业实行集中管理的体制;进入水利电力部时期,经历了两次分散、两次集中管理,多年来始终未能摆脱“一分就乱,一收就危”的怪圈。

1、燃料工业部时间(1949-1955年)。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组建了燃料工业部,对全国煤炭工业,石油工业和电力工业实行统一管理。当时电力工业方面直接领导的仅有华北电业公司及其所属的北京、天津、唐山、察中分公司,以及石家庄电灯公司和太原电力公司,其他各地的电力工业均由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的管理。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自1949年至1952年逐步将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和管理的电力单位集中到燃料工业部管理。1950年燃料工业部为管理电力工业,专门成立了电业管理总局,负责火电厂和输变电工程建设,发电、输电、配电、售电的全部生产运营;为发展水电,成立了水力发电工程局。并先后组建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六个大区电业管理局,归电业管理总局统一领导,形成了垂直垄断、政企合一的电力工业管理体系。

2、电力工业部时期(1955年-1958年)。

1955年7月,第一届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撤销燃料工业部,设立煤炭工业部、电力工业部和石油工业部。电力工业部成立后,继承了燃料工业部对全国电力工业的管理职能,为加强专业管理,相续成立了电力设计局、基建工程管理局,并将水电发电工程局改为水力发电建设总局,分别管理火电和输变电工程设计、火电和输变电工程施工和水电勘测设计和施工。水活电厂的运行管理和输变电的运行统一由各电业局负责。与此同时,撤销了电业管理总局和六大区电业管理局,各省(市、自治区)的电力工业均由电力工业部直接领导和管理,这是由部直接领导省(市、自治区)电力工业惟一的一个时期。从1956年开始逐步调整和充实了省(市、自治区)电业工作的管理机构,从而形成中央和地方领导相结合、以中央领导为主的电力工业管理体制。

3、水利电力部时期(1958-1966年)。

1958年初党中央召开南宁会议,决定在电力工业建设中实行“水主火辅”的长期建设方针,为加快水电建设,决定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合并。1958年2月第二届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将水利部和电力工业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1958年3月水利电力部正式成立后,将电力工业企业全部下放给各省(市、自治区)独立的工业体系,各省(市、自治区)仍然实行垂直垄断的电力工业管理体制。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由集中走向分向,又回到集中管理,这时已经形成京津唐、东北、华东、中原和西北五大电网的管理体系。

4、“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年-1978年)。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1967年7月水利电力部实行军管,所有管理工作由军管会的生产、后勤、政工三大组管理,又一次把电力工业管理权下放给地方政府,当时将中原电业管理局下放河南省革委会管理:东北电网归渖阳军区领导;徐州电网归江苏省革委会领导;华东电网归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北京电力公司停止“托拉斯”试点,恢复北京电业管理局建制1970年4月水利电力部结束军管,由水利电力部革委会领导,革委会决定撤销西北电业管理局,将西北各省(区)的电力工业下放各省(区)领导,同时将广东省电业管理局和四川

省电业管理局下放给广东省和四川省革委会管理。1975年撤消水利电力部革委会,恢复了水利电力部的建制。

“文化大革命”期间机构下放远比水利电力部建部初期下放更为严重,不仅将电管局、电业局下放地方,连设计院和科研机构都全部下放地方,使电力工业勘测设计和科研机构遭受巨大破坏。结果使电力工业的设备遭受了巨大破坏,事故频发,出现了严重的缺电局面。1975年恢复水利电力部建制后,1975年7月25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加快发展电力工业的通知”,事实已经证明,大区电网的管理是不能肢解的,从此以后,我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又走上了中央管理为主,大区电业管理局分片管理的体制。

(二)、改革探索时期的电力管理体制(1979-1997年)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电力工业体制进入了改革探索时期。在此期间中央电力管理部门又经过四次变更,即第二次成立电力工业部,第二次成立水利电力部,成立能源部,最后第三次成立电力工业部。在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曾研究过全面包干经济责任制,简政放权、自负盈亏、以电养电等方案,最后成立了华能集团公司及各大区的电力集团公司,这一时期的电力改革朝著国务院提出的“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的电力体制改革原则进行。

1、第二次成立电力工业部(1979-1982年)

1979年2月,国务院决定撤消水利电力部,成立电力工业部和水利部,这是我国第二次成立电力工业部。

2、第二次成立水利电力部(1982-1988年)

1982年3月,五届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将水利、电力两部合并成立水利电力部。这次合并之后,接受以往的经验教训,继续沿著电力工业集中统一的方向发展。

在水利电力部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电力工业的改革和发展,1986年5月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电力工业体制改革问题,6月电力体制改革小组提出了《加快电力工业发展的改革方案(草案)》的报告,提出了五项改革措施和五项政策。1987年9月14日,李鹏副总理提出了电力工业体制改革的原则是:“ 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和因地制宜的方针。在此之前,水利电力部曾提出全面包干的经济责任制,简政放权以及自负盈亏、以电养电的建议。1988年7月1日起进行华东电网体制改革试点,分别成立华东电力联合公司和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电力公司,同时保留华东电业管理局和省(市)电力工业局名称,实行双轨制运行,以创造条件实现政企分开。电力工业体制改革和电力工业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电力投资体制改革相配套,在这段时间里,电力建设投资体制最大的变化是由拨款改为贷款;由于电价严重偏低,为了解决电力投资不足,主要采取了建立电力建设基金、卖用电权和集资办电等办法。为节约投资,在电力建设中普通开展了降低造价,缩短建设周期;基本建设项目投资包干责任制和招投标制度。为弥补投资不足,电力工业还率先利用外资,成立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发行电力建设债券和适当提高电力折旧。这些措施打破了独家办电的局面,出现了多渠道、多元化投资办电的局面,加快了电力工业的发展。

3、能源部时期(1988-1993年)

1988年5月,七届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撤消水利电力部,把电力工业管理工作并入新成立的能源部,能源部承担电力行政和企业管理职能。1988年5月22日,能源部正式成立,同年12月成立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在网省电力管理局、电力工业局的基础上成立电力集团公司和省电力公司。由此,实现了电力工业的行政管理、企业管理和行业自律性管理职能的初步分开,在电力管理体制改革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最早组建的集团公司是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是全民所有制的实业、金融、贸易、科技和服务相结合的多功能、综合性的企业集团。是由华能国际电

力开发公司、华能发电公司、华能精煤公司、华能原材料公司、中国(华能)工程技术开发公司、华能科技发展公司、华能金融公司、华能综合利用公司、华能实业开发服务公司等九个公司以及原水电部归口管理的华电技术开发公司、华电综合利用开发公司、华电工程建设公司、华电南方(集团)等四个公司的基础上联合组建的。这个公司由能源部与国家计委共同管理,以能源部为主,是我国电力工业1988年组建的第一个集团公司。

大区和省电力工业的公司化改组分两步进行。

第一步是从1988年开始到1990年止,将大区电业管理局改组为联合电力公司,将省电力工业局改组为省电力公司。国务院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方案明确规定:省电力公司和联合电力公司都是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实体,具有法人地位。电网内各发供电单位的资产关系不变。联合电力公司由能源部归口管理,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非跨省电网的省电力局,要逐步改建为省电力公司,独立经营,由能源部和省人民政府双重领导,并接受委托行使所在地区电力工业行业管理职能。改革方案要求各公司要落实,健全各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逐步实行股份制,采用售电量和物质消耗工资含量包干办法。独立电厂均可独立核算,与电网订立经济合同,接受电网统一调度,非独立电厂按现行规定执行。这项改革到1990年6月基本完成。

第二步是1991年底到1993年初,组建大型电力企业集团。1991年12月14日国务院批准的第一批试点的55个大型企业集团中,能源部有7个,其中电力占6个,即华能集团、华北电力集团、东北电力集团、华东电力集团、华中电力集团和西北电力集团,全部都是跨地区的电力企业集团公司。1992年10月10日,能源部向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国务院经贸办上报关于同意组建中国东北、华东、华北、华中电力集团的函,随后又报送了同意组建西北电力集团的函,经批准后,于1993 年1月11日华北、东北、华东、华中、西北五大电力集团宣告成立。

4、第三次成立电力工业部(1993-1997年)

1993年3月,八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撤消能源部,第三次成立电力工业部。国务院批准的组建电力部的指导思想是:“政企职责分开,大力简政放权,由部门管理转向行业管理,加强规划、协调、监督、服务职能;精简内设机构和编制,合理配置职能,提高宏观管理水平;实事求是,平稳过渡,合理分流富裕人员。”要求在坚持“政企分开,省为实体,联合电网,统一调度,集资办电”和“因地因网制宜”的方针指引下,下放和转移对企业人、财、物及经营管理的职能,加强宏观管理的职能,由于国务院批准的文件明确要求支持办好五大电力集团,各电管局和省电力局仍维持现行体制,所以在电力工业部时期,电力工业体制改革没有显著的变化。

电力工业部成立后,继续保留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作为全国电力企业、事业电位的联合组织,其性质不变,由电力部归口管理。华能集团实行以电力部为主与国家计委双重领导的体制。另外,在葛洲坝工程局的基础上,成立了葛洲坝集团公司。

为确保三峡工程建设的顺利进行,1993年1月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同时成立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全面负责三峡工程建设和经营。1994年12月14日,三峡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电力工业部成立后,根据国家体改委等部门有关股份制企业试点办法的规定,于1993年9月印发了《电力行业股份制企业试点暂行规定》,规定明确电网企业和发电企业都可以进行股份制改造,具备条件的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可以到国(境)外发行股票,债券;但电网公司(指发、供电一体的电力企业)实行股份制应以公有制为主体,保证电力集团公司、省(区、市)电力公司在企业中的控股地位。1994年8月4日,山东华能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成为中国首家直接去美国纽约上市的大型电力企业,随后中国有一大批发电企业在国内外上市。

中国电力工业在经过进20年的改革探索时期,终于走上了电力生产企业和电网经营企业并存的道路,由于多渠道、多模式、多元化的集资办电,全国拥有了大批大中小型的独立发电企业,中央电力企业与独立发电企业几乎达到平分秋色的程度;由于这段时期对发电企业给予征收电力建设基金和还本定价的优惠政策,而对输电、配电、售电缺乏相应的政策支持,输配电的发展受到投资的制约,不少省(市、自治区)将原来属于直属,直供的供电企业转变为趸售电企业,到1996年全国农村供电企业,中央电力企业只拥有1/3的县供电企业,2/3成为趸售县和自发自供县。在电源建设上出现了小型燃煤电厂和无调节小水电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上网电价高,发电能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在农电建设和管理上,出现了缺乏对农电的投资,农电管理体制不顺,农村电网技术装备水平落后、线损高,农村电价电费的管理、检查、监督不到位、乱加价、乱摊派、乱受费和权利电、人情电、关系电视象严重。

第五篇: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回顾与评价

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回顾与评价

关键词:外贸 体制 改革 评价

摘要:我国外贸体制的内涵与改革,以及面对这些改革的评价及对策,以寻求一种适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外贸体制

外贸体制是指对外贸易的组织形式、机构设置、管理权限、经营分工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制度。它是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国民经济的其他组成部分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际贸易规范的新体制,改革的方向是统一政策、放开经营、平等竞争、自负盈亏、工贸结合,推行代理制。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我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也陆续展开,从放权、让利、分散,到推行外贸承包制和放开经营,在层次上渐次推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突破。

1.外贸统制专营时期(1949 ~ 1978)与产品经济和单一的计划经济的国家经济体制相适应,当时我国建立了由外贸部统一领导、统一管理,外贸各专业公司统一经营,实行指令性计划和统负盈亏的高度集中的对外贸易体制。这种外贸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利于使中国在国际收支中避免出现逆差,有利于将中国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被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的)中的任何不确定因素隔离开来,有利于控制中国进出口水平和构成,达到保护民族幼稚工业,实现进口替代战略的目的。但是,该体制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主要是:(1)独家经营,难以调动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统得过死,阻碍了企业与买方、卖方的接触,不利于外贸企业发挥自主经营的能力。(3)统包盈亏,不利于外贸企业走上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企业经营之路。而且未能体现地方、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关系,影响他们积极性的发挥。

2.放权过渡时期(1979 ~ 1987)简政放权是这一时期外贸体制改革的主旋律。1984 年,经贸部实施简政放权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以如下三项最为重要:(1)1984 年 1 月起,多数省份有权保留一定比例的外汇收入; 1985 年 1 月起,允许企业自己决定使用 50 %的留成外汇;(2)1984 年 1 月,明确28 种限制进口商品,允许一批机构无须经过经贸部就可进口非限制类商品,这些机构包括经贸部所属外贸公司和分公司,其他部门所属的外贸公司,省政府经营的外贸公司。(3)1984 年 9 月,通过外贸体制改革报告,内容包括“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外贸代理制”、“改革外贸计划体制”和“改革外贸财务体制”等。至此,高度集权的外贸总公司垄断全国外贸的局面已被打破,各省及下属外贸组织开始成为外贸活动的主力军。然而,对于大多数生产企业来说,外贸公司仍然是它们通向国际市场的唯一选择。中国生产企业与国际市场之间的隔层导致四个问题的出现:一是出口效益低、不同出口商品的换汇成本差异极大;二是出口格局不合理,国际价格信息没有通过正常途径及时传递给生产者,盈利的出口商品得不到鼓励,而不盈利或亏损的出口产品又不能及时得到纠正;三是缺乏国际市场行情信息,企业不能面对国际市场寻找机会,或根据要求进行产品改良;四是缺乏来自进口的竞争,进口管理和高关税,使进口竞争不能起到促使国内生产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而提高竞争力的作用。

3.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1988 — 1990)外贸吃“大锅饭”的体制多年来一直制约着外贸事业的发展。经过调查研究,国务院决定从1988 年起全面推行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其主要内容是:

(1)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政府以及全国性外贸(工贸)总公司向国家承包出口收汇,上缴中央外汇和相应的补贴额度,承包基数三年不变;

(2)取消原有使用外汇控制指标,凡地方、部门和企业按规定所取得的留成外汇,允许自由使用,并开放外汇调剂市场;

(3)进一步改革外贸计划体制,除统一经营、联合经营的 21 种出口商品保留双轨制外,其

他出口商品改为单轨制,即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直接向中央承担计划,大部分商品均由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按国家有关规定自行进出口。

(4)在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进出口行业进行外贸企业自负盈亏的改革试点。

三年来的实践表明,承包制的推行基本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首先,它打破了长期以来外贸企业吃国家“大锅饭”的局面,为解决责权利不统一的状况迈出了一大步,从而大大调动了各方面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外贸的发展。其次,它有利于解决中国经营体制上长期存在的政企不分问题,让企业逐步走向自主经营的道路。再者,它促进了工贸结合,有利于增强外贸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与此同时,承包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1)尚未建立外贸的自负盈亏机制。承包制仍然保留了中央财政对出口的补贴,财政补贴是一种非规范化的行政性分配,带有主观随意性,也不符合国际贸易的通常做法。

(2)助长了局部利益的膨胀和不平等竞争的加剧。对不同地区的承包企业规定不同的出口补贴标准和不同的外汇留成比例,从而造成了地区间的不平等竞争,诱发了对内的各种抢购大战和对外的竞相削价销售,造成外贸经营秩序的混乱。

(3)企业行为短期化。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刺激下,缺乏中长期投资眼光和积极性,只重承包期内任务的完成和超额完成,往往忽略了外贸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措施,企业宁可转产附加值低且易迅速出口、换汇成本低的产品,导致国家外向型企业产品结构长期处于低水平运行。

(4)承包期一定三年不变,未能适应国内非经营环境的变化。遇有重大的环境变化,承包企业往往难以完成承包任务。

4.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变时期(1991 ~ 1993)这一轮外贸体制改革重点放在微观管理层的变革,它既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客观要求,也是前一阶段简政放权道路的延续。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有两项特别重要:

(1)取消国家财政对出口的补贴,按国际通行的做法由外贸企业综合运筹,自负盈亏;

(2)改变按地方实行不同外汇比例留成的做法,实行按不同商品大类统一比例留成制度。此后,中国外贸经营基本打破了“大锅饭”体制,外贸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5.近年来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新进展(1994 ~)1994 年,中国政府开始了以汇率并轨为核心的新一轮外贸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有:

(1)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发挥汇率对外贸的重要调控作用。国务院决定,从 1994 年 1 月 1 日起,实现双重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建立银行间外汇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保持合理的、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汇率;实行外汇收入结汇制,取消现行的各类外汇留成,取消出口企业外汇上缴和额度管理制度,实行银行售汇制,实行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外汇体制改革为各类出口企业创造了平等竞争的良好环境,有助于提高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大大加速外贸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更有效地发挥汇率作为经济杠杆调节对外贸易的功能;有助于中国外贸体制与国际规则接轨。

(2)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完善对外贸易的宏观管理。加强和改善客观管理,即管方针、管政策、管规划、管监督,在 1994 年《对外贸易法》颁布实施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并实施各种配套法规,将对外贸易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宏观上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如汇率、关税、税收、利率等调节对外贸易。对进出口总额出口收汇和进口用汇实行指导性计划。加快赋予具备条件的国有生产企业、商业物资企业和科研单位外贸经营权。

(3)加快外贸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国有外贸企业围绕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科学管理,积极推进现代企业制度、综合商社和设立监事会、内部职工持股等试点,实行资产经营责任制。我国外贸企业普遍经营规模小,抵御风险能力差,政府鼓励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跨行

业、跨地区联合、兼并,向实业化、集团化、国际化和综合化方向发展,逐步形成一批以外贸公司为龙头,贸工技商结合的综合商社和以生产企业为核心,具有多种功能的产业跨国公司。对一些小的外贸企业则根据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的原则,采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进行改组,实行贸工农一体化经营。通过组建企业集团或综合商社将分散的外贸经营权重新统一起来,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发展的新趋势。

(4)保持对外贸易政策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性,增加透明度。这是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宏观要求,也是国际贸易规范之一。按照国际规范及中国的承诺,只实施正式公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5)加强外贸经营的协调服务机制。进一步发挥进出口商会等中介机构的协调服务功能,逐步建立和完善外贸行业的律师、会计和审计事务所及咨询服务机制;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处力度。1996 年 9 月经贸部成立了“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为实现我国对外经贸管理,经营和服务的国际化、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近20 年来,改革自上而下、高度集中的经营管理体制,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政企不分、中央集权,塑造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政企分开、权责分明,一直是我国外贸体制改革的一条主线。

(1)外贸主体沿着“国家———地方———企业”的模式演进发展,即从 1978 年之前国家主办外贸活动,转变为 80 年代后地方主办外贸活动,直至 90 年代由企业充当外贸活动的主角,逐步承认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微观主体地位;

(2)专业外贸公司由原来的行政机构附属物转变为中介服务组织,它们在外贸活动中逐步获得独立经济实体的地位,伴随着这种地位的转变,专业外贸公司的经营模式也由单一的计划收购改变为进出口代理;

(3)外贸企业宏观结构由“合”到“分”,再由“分”走向“合”,以放权、分权为改革过渡措施,最终将外贸企业推向国际市场,并且通过各种措施使外贸企业选择走国际化集团经营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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