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至十一五期末外贸政策发展历程回顾

第一篇：改革开放至十一五期末外贸政策发展历程回顾

改革开放至十一五期末外贸政策发展历程回顾

编者按：对外贸易政策是指一国政府在其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总目标下，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对对外贸易活动进行有组织的管理和调节的行为。今年是中国十一五规划实施的最后一年，也是十二五规划的编制年。立足当前的国际环境与本国国情，如何把握新一轮国际分工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如何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产业安全，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开放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

本文对我国改革开放至十一五期末外贸政策进行梳理回顾，并在以后的文章中对十二五时期对外贸易面临的环境进行分析，以期为今后研究十二五时期对外贸易政策调整提供参考。

改革开放至十一五期末，中国的外贸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当前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后危机时代，中国更被视为推动全球经济走出危机阴霾，步入复苏轨道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外贸政策在经历了三十余年的发展演变以后，正处于政策战略性调整的关键时期。在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政策的发展轨迹，对于制定与实施我省开放型经济十二五规划，促进外贸政策的统一性、协调性、延续性、国际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对外贸易政策的理论概述与历史沿革

（一）对外贸易政策的理论概述

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凡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都非常重视发展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政策是各国在一定时期对进出口贸易进行管理的原则、方针和措施手段的总称，其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发展与稳定，在加强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稳定经济发展格局，促进内外部经济均衡，从而营造良好的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

从国际贸易的历史考察，以国家对外贸的干预与否为标准，可以把对外贸易政策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自由贸易政策、保护贸易政策和管理贸易政策。

1、自由贸易政策

自由贸易政策是指国家放宽或是取消对进出口贸易的限制，对本国进口商品不给予特权或优惠，使商品能自由进口和出口，在国内外市场上自由竞争。国家对进出口贸易不加干预，任其自由竞争。自由贸易政策有单边、双边、诸边和多边多种。自由贸易政策实施表现为关税的降低和应税商品的减少、非关税壁垒等的减少与取消。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以美国为主导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在1947年关贸总协定贸易框架下，进一步推动了世界贸易自由化，把单边的自由贸易政策演变为多边的自由贸易政策。随着资本国际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1995年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取代1948年生效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使多边的自由贸易政策得到加强。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为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政策的实施构建了组织基础和法律基础。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地区性的贸易自由化组织。如贸易优惠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成员内部通过关税削减和非关税壁垒等的减少，实现贸易逐步自由化，但其内部贸易自由化领域、层次

有所不同。其自由化程度可以高于对外自由化程度，但对外的自由化程度不能低于在世界贸易组织中承诺的自由化程度，并要接受世界贸易组织审查。

2、保护贸易政策

保护贸易政策是指国家采取各种限制进口的措施，以保护本国商品在本国市场上免受国外商品竞争，并对本国出口商品给予优惠和补贴，以鼓励商品出口，即奖出限入。

保护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取决于政府要保护的目的，其理论基础包括早期的重商主义、李斯特的幼稚产业保护、凯恩斯的超贸易保护观点，以及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的战略性贸易保护理论等。其次，根据政策目标选择适当的政策措施。由于全球贸易自由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框架下对各国实施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明显抑制作用，当前新的贸易政策措施层出不穷，并成为实现政府政策目标的工具。20世纪7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出现了新贸易保护主义和战略贸易政策，抑制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新贸易保护主义又被称为“超贸易保护主义”或“新重商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初才兴起的，以绿色壁垒、技术壁垒、反倾销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非关税壁垒措施为主要表现形式。目的是想规避多边贸易制度的约束，通过贸易保护，达到保护本国就业，维持在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的支配地位。它们在维护民族利益，保护资源与环境的旗帜下，行保护之目的，具有名义上的合理性，形式上的隐蔽性，手段上的欺骗性和战略上的进攻性等特点。

克鲁格曼等学者提出的战略贸易理论认为，不论在促进本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还是在维护本国企业免受国外竞争对手的冲击方面，都需要国家的贸易政策发挥作用，从而为国家通过干预贸易，提高和维护本国产业的战略地位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并由此形成了战略性贸易政策体系。这一政策体系强调了国际贸易中的国家利益，政府通过确立战略性产业（主要是高技术产业），并对这些产业实行适当的保护和促进，使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国际竞争力。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特别是发达国家在高技术领域的较量不断升级，战略性贸易政策被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政府所接受，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核心政策。

3、管理贸易政策

管理贸易政策，又称协调贸易政策，是指国家对内制定一系列的贸易政策、法规，加强对外贸易的管理，实现一国对外贸易的有秩序、健康的发展；对外通过谈判签订双边、区域及多边贸易条约或协定，协调与其他贸易伙伴在经济贸易方面的权利与义务。

管理贸易政策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而新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双重背景下逐步形成的。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既保护本国市场，又不伤害国际贸易秩序，保证世界经济的正常发展，各国政府纷纷加强了对外贸易的管理和协调，从而逐步形成了管理贸易政策或者说协调贸易政策。

管理贸易是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的一种对外贸易政策，是一种协调和管理兼顾的国际贸易体制，是各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的方向。

一个国家选择哪一种对外贸易政策，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在国际经济中所处的地位。不同的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实行的贸易政策会不同，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实行的贸易政策也不会相同。

（二）对外贸易政策的历史沿革

中国外贸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始自保护贸易政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存在不同的特点，理论依据也在不断地更新，具体的贸易措施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对外贸易的国别和区域政策开始逐渐得到重视。

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1992年至2001年，入世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行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2001年入世后至今，实行与WTO接轨的自由贸易制度，贸易开放程度和自由化程度不断深化。

二、改革开放至90年代初国家统制型的开放式保护贸易政策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对外贸易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指导思想。由于经济体制从严格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商品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开始变化。这一阶段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1982年1月党中央书记处会议，它为对外经济工作确定了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二是1986年“七五”计划的公开发表，为对外贸易战略设计了明确的蓝图。此外，中国在1986年7月正式向关贸总协定(GATT)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提请恢复中国在GATT的创始缔约国地位。

根据外贸体制改革的进程，可以把这一阶段区分为1978-1987年、1988-1992年两个时期。前一时期是改革初期，对外贸易体制改革主要体现在下放对外贸易经营权，开始工贸结合的试点，简化对外贸易计划的内容，并实行出口承包经营责任制度。后一时期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重点则体现在外汇管制制度的放宽、出口退税政策的实行、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的建立、开始鼓励发展加工贸易。

对外贸易政策着重体现在奖出限入的政策上：

一是采取出口导向战略，鼓励和扶持出口型的产业，并进口相应的技术设备，实施物资分配、税收和利率等优惠，组建出口生产体系；实行外汇留成和复汇率制度；限制外资企业商品的内销；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建立进出口协调服务机制等一系列措施。

二是实施较严格的传统进口限制措施，通过关税、进口许可证、外汇管制、进口商品分类经营管理、国营贸易等措施实施进口限制。

三是鼓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政策，鼓励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和引进先进技术。

该阶段采取了动态的、有条件的贸易保护措施，倡导的是国家统制下的开放型贸易保护政策，结果促进了国内民族工业的发展，鼓励和扶持了一批出口型企业，通过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和大批工业项目建立了我国的出口生产体系，形成了我国明显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商品进口的贸易结构，体现了比较优势行业和产品贸易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实施上的不平衡，我国东西部贸易发展差距较大，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不配套，冲击了一般贸易下的设备进口，甚至造就了一些假合资企业。同时设备的引进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导致较先进的设备闲置，浪费了宝贵的外汇。

三、90年代初至2001年有贸易自由化倾向的保护贸易政策

1992年10月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对外贸易政策开始进行广泛的改革。

中国在进口限制方面的改革包括：

一是对关税政策进行调整，1992年1月1日采用了按照《国际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调整的关税税则，并降低了225个税目的进口税率。其后进行多次的关税下调，到1996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已经下降到23%；

二是减少、规范非关税措施，包括进口外汇体制的改革，实行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大量取消配额许可证和进口控制措施，配额的分配也转向公开招标和规范化分配制度；

三是依据GATT/WTO的规则对中国的涉外法律体系进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术法规、反倾销条例等；

在出口促进方面的改革包括：

一是继续执行出口退税政策；二是成立中国进出口银行，扶持企业的对外出口；三是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四是成立各类商会和协会，并积极组织和参与国际性贸易博览会和展览会等；五是大力发展出口援助等。

该阶段由于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取向，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倾向于贸易自由化的过渡型贸易保护政策。尽管政府实施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与开放之初的政策目的有所不同，但仍然受古典重商主义观点的影响，重点鼓励出口创汇，甚至不遗余力地从事亏损出口创汇。

长期的、越来越大的贸易顺差在给中国带来发展经济、引进技术所需的雄厚外汇资金的同时，“中国制造”的优势也给中国“制造”了越来越多的贸易摩擦。

此外还存在出口贸易方式和结构的不平衡。加工贸易、代工贸易比重和出口中外资所有制比重上升的结构，实质上是经济全球化和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进行资源配置进行的全球生产链的转移，中国处于全球低端生产环节，固化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低端产品的比较优势；刚性的出口收汇任务与国家资源收购方法之间的矛盾，引发了外贸经营者之间对国内货源的争夺；优惠政策倾斜的目的与实施对象的矛盾。由于国家鼓励多创汇，原有专业外贸公司或国营外贸企业实力强，仍是受惠主力，与优惠政策扶植我国私营和民营等外贸新生力量的初衷相悖。

四、入世后至今与WTO接轨的自由贸易政策

中国加入WTO后，全面接受了多边贸易协定与协议，有计划地对与贸易有关的3000多件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进行了集中清理和调整，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与世界贸易组织相对应的对外贸易政策法律体系。

2004年修订和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第一章总则第四条规定：“国家实行统一的对外贸易制度，鼓励发展对外贸易，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政策转向自由贸易政策。取消了外贸经营权审批制，大大释放了内资企业和个人从事进出口贸易活动的活力。

国务院修订、制定了《反倾销条例》、《反补贴条例》、《保障措施条例》和《核两用品及相关技术出口管制条例》、《核出口管制条例》。商务部先后出台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贸易救济等方面的28件规章。一个系统的、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新时期对外贸易发展要求的外贸法律制度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我国实施与世界贸易组织接轨的自由贸易政策以来，通过贸易协定与协议中权力的享受，中国比较优势得到释放，促进中国外贸的高速发展；通过义务的履行，中国国内市场环境大大改善，成为世界上最受外资看重的国家之一。外贸的高速发展和巨大外资的进入，大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此外，它还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激励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

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思维方式与执政观念的转变，加速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企业逐步摆脱“关系”学，学会依法办企业；企业经营和贸易行为逐步法制化，为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逐步学会利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权益；市场经济文化、竞争、学习、法制等观念进入国民意识当中。

五、未来趋势：协调管理型的自由贸易政策

（一）未来趋势预测及原因分析

在当前金融危机后时代，中国在世界贸易组织主导的自由贸易政策基础上，确立协调管理型的自由贸易政策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趋势的必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作为世界贸易大国，中国更多涉及到与众多贸易对象的互动关系。中国作为贸易大国，既是优势，也面临挑战。优势是，贸易利益扩大，对世界贸易影响加重，参与全世界经济贸易规则权和话语权加大。挑战则是，中国的贸易发展要更多考虑与贸易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要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与义务。为此，需要从宏观上协调与贸易伙伴贸易的利益，磋商和确定相互的贸易政策，明确权利与义务，再加以管理落实，保证双赢的实现。

第二、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全球化的广泛参与，注定中国要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中国具有较多的比较利益和潜在的后发优势，具备坚定执行自由贸易政策的实力。自由贸易政策会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得到进一步发挥。反过来，它们又加速中国从贸易大国成为贸易强国的进程，为中国深化对外开放奠定可靠的基石，有助于“和谐世界”的构建。

第三、在中国对外贸易强势发展中，中国与世界各国在贸易上合作扩大的同时，竞争将会向全面和复杂化方向发展，中国遇到的贸易摩擦和争端将成为常态，并向纵深发展。协调管理型自由贸易政策有助于竞争和贸易摩擦的化解，阻止它们进一步激化和强化，寻求有效的应对措施。

第四、在激烈的竞争和贸易摩擦不断加多的情况下，中国不能以贸易摩擦对贸易摩擦，以贸易战对贸易战，相互报复和制裁；只能走协调、谈判、磋商和“平等互利、同舟共济”的道路。因为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存下，和则两利，战则两伤。协商自当成为获取、维护贸易利益，寻求相互贸易利益和妥善处理贸易摩擦的上策。

第五、为真正落实贸易协调谈判的成果，防止只重视权利的享受，忽视义务的履行，导致贸易规则的失衡；改正我国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轻视利益协调，重视协议签署，忽视落实管理的弊病。中国应该加强对贸易协定与协议规则执行的管理，使权利与义务落实，做到真正平衡，推动世界贸易健康地发展。

第六、克服世界贸易组织主导自由贸易政策在协调管理上的弊病。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中重要成员的中国应通过本身的协调管理，探索“自主治理”的改革途径，摆脱困境，帮助世界贸易组织强身。

（二）中国转向实施协调管理型自由贸易政策需要处理好四个问题

第一、提高和加强中国对外贸易产业部门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没有竞争优势的支撑，中国的协调管理型自由贸易政策将受制于人。要充分利用和发挥已有的比较优势，努力和加强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发展整体和综合竞争优势。

第二、建立协调管理的途径和机制。商务部门作为对外贸易的牵头部门处理好与相关部门、企业、社会中介组要织之间的关系，进行明确分工和相互配合。努力掌握并综合运用法规、谈判、斡旋、公关、“报复”和惩处的协调管理手段。

第三、提高协商管理的意识。各级政府、各种贸易主体、非政府组织，包括新闻媒体，要加强国际规则意识，市场规则意识，负责大国意识，以理服人意识，普及和利用规则意识；在处理贸易摩擦和争端中，克服“喜、怒、哀、乐”的情绪。

第四、认真履行参与的国际贸易规则。与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发生贸易摩擦和争端时，应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文件为准，不能寻求规避和绕开的途径，更不能随意曲解和非议。

第二篇：十一五乐亭农业发展回顾

十一五时期乐亭县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农业现代化水

平不断提升

“十一五”时期，我县农业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冲击、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等不利影响，继续保持了持续稳定发展的好势头，农林牧渔全面发展，农业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

“十一五”时期，我县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高。2010年，全县农业总产值达86.5亿元，比2005年增长24.5亿元，年平均递增6.8％；农业增加值达57亿元，比2005年增长16亿元，年平均递增6.8％；

种植业生产持续发展，粮食、果菜生产能力逐年提升。“十一五”时期，我县认真贯彻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大力实施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努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粮食、果菜产量全面增加。201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2.5万吨，比2005年增加2.7万吨，年均增长1.8%。蔬菜总产量达到247万吨，比2005年分别增加13万吨，年均增长1.1%。水果产量61万吨，比2005年增加2万吨，年均增长0.7%。

畜牧业生产健康发展，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水平明显提高。“十一五”时期，我县畜牧业经历了“三鹿奶粉事件”、畜产品价格大幅波动等众多不利因素的持续冲击，生产效益不稳定，养殖户经历了严峻的挑战。为全面提高畜牧业生产水平和效益，加快现代畜牧业的发展进程，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畜牧主管部门和养殖户积极应对，立足资源优势，面对市场需求，稳定传统养殖，大力发展特色养殖，推进养殖规模升级和养殖方式的转变。2010年，肉、蛋、奶产量分别为35563吨、20414吨、63096吨，比2005年分别下降25.5%、30.4%、8.5%。珍稀毛皮动物动物饲养量672.5万只，比2005年增长102.3%，毛皮动物养殖产值占畜牧业产值的比重超过51%。畜牧业生产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奶牛养殖由以散养为主全部转变为规模养殖，生猪养殖也逐步向规模大户过渡。2010年全县建成了各类规模养殖场420个，畜禽规模化养殖比重达到85%。

渔业生产平稳发展，主要水产品产量稳定增加。“十一五”期间，我县渔业克服了各种不利因素影响，保持了平稳发展。2010年全县水产品产量达141500吨，比2005年增长2.2%。水产养殖不断开拓新品种，突出发展精品养殖，养殖效益持续提高。2010年渔业产量中，人工养殖水产品产量所占比重为60%，比2005年提高8个百分点。海水养殖面积达到30.6万亩，海水养殖产值达到8.6亿元，占渔业总产值的65.8%。

二、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

“十一五”期间，我县在确保粮食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积极调整农业结构，种植业、畜牧业、林业、渔业的产值比例更加协调。种植业在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005年的54.1％上升到2010年的64.2％，提高10.1个百分点；牧业所占比重由23.2%下降到19.7%，下降了3.5个百分点；渔业所占比重由21.3%下降到15.1%。蔬菜、水果、畜牧、水产四大主导产业引领作用进一步显现，四大主导产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达87.9%。

种植业结构不断优化。“十一五”时期，我县按照“东果、西菜、北林、南粮”的规划要求，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基本稳定，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和其他作物协调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2010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76万亩，占全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56%，比2005年提高约1个百分点；蔬菜种植面积44.5万亩，占全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33%，与2005年基本持平。棉花油料合计种植面积6.2万亩，占全部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4.6%，比2005年下降约1.4个百分点。

科技创新能力进一步提高。“十一五”期间，全县紧紧围绕实现良种良法相配套的目标，加强技术指导与服务，着力抓好关键技术的推广普及。全县小麦、玉米、稻谷等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以良种补贴、高产创建、阳光工程培训、发放明白纸等为抓手，有效地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科学素质和种田水平，精量半精量播种、测土配方施肥

等关键技术推广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明显提高。

农业品牌建设提质升级。“十一五”期间，我县继续推行标准化生产的同时，强化农业品牌的宣传和保护，以品牌化经营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2010年农产品知名品牌达到40多个，“第一斗“牌大米入选世博会，欧意果品成功打入欧美市场，农产品知名度和规模外销量显著提升。全县农产品品牌化销售率达到80%，实现出口创汇1200万美元。

三、农业基础设施逐步改善

“十一五”时期，我县大力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机械、农田水利设施不断加强。2010年，全县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08万千瓦，比2005年增加1.3万千瓦，增长了

1.2%。耕种机械、收获机械数量增加较快，农作物机播、机收面积逐年增加，2010年分别达到58.3万亩和21.6万亩，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的比重分别为43%、15.9%，比2005年分别提高了6个和3.2个百分点。全县拥有机电井26250眼，比2005年增加628眼。高产稳产田面积达到81.1万亩，比2005年分别增加2.6万亩。机电排灌面积增加到106.8万亩，比2005年增加9.4万亩。设施果菜播种面积达到29.6万亩，比2005年增加7.4亩。农业基础设施的不断改善，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带来活力。

五、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发展

“十一五”期间，我县继续按照多元化发展、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的要求，大力发展以蔬菜、水果、畜牧、水产四大主导产业。全县主导产业规模不断扩大，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不断壮大，到“十一五”末，全县符合统计标准的农业龙头企业8家，专业市场2家，涉及蔬菜销售、净菜加工、气调保鲜、苗木繁育、水产品加工等10余个门类。全县订单生产面积5.5万亩，3万亩出口备案基地通过国家认定。“公司+基地+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等生产模式广泛普及，欧意金土公司“4+2”（龙企、基地、合作组织、农户+研发中心、培训中心）模式被省、市推广。2010年，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总额达到66.1亿元，产业化经营率达到73%。

回顾“十一五”，乐亭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取得了显著成就，这是乐亭各级各部门坚定不移地落实各项惠农支农政策、推进农村改革的结果，也是广大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团结奋斗、勇于拼搏、扎实苦干的结果。面临“十二五”，乐亭农业将继续坚持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进一步调优农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持续稳定。

第三篇：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6月30日 10:52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摘要：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方面，从毛泽东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到邓小平“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从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到胡锦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都是对文化建设所做的深刻论证。通过对新中国文化历程的回顾，可以总结文化建设60年来所发挥的解放思想、动员人民、引领时代风尚的作用，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文化建设 “双百”方针 “二为”方向 文代会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0；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5-011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今天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和回顾历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将其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大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后陆续成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组织。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会后，立即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主任的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会，毛泽东为该会题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1950年7月，文化部又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如何对待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的传统戏曲，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明确规定保留与发展旧戏曲的优良传统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反现实的落后部分，使其成为以新民主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戏曲艺术。提出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和戏曲艺人一道，对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进行整理和改革。此举使许多濒『J缶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绽放出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还是在培养青年演员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国家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和国有文艺团体组成国家、省、地区三级设置的国营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改革旧电影事业，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和《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等，规定旧片映演必须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放上映执照方能上演；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随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了适应形势确定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9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第二次文代会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在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第二，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三，对建国以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文艺领导上的行政命令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会对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很有生气的优秀作品。

李准1953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及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绍。1955年赵树理发表的《三里湾》以他惯常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风趣幽默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刘澍德的《桥》、康濯的小说集《春种秋收》、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都是展示农业合作化历程的作品。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们，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峻青1954年发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写了交通员小陈带领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最后连同母亲、弟弟壮烈牺牲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王愿坚1954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作品《党费》，主人公黄新那种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正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鹏程发表的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第一部大画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鸿篇，当时被评论界称为“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再现了保卫延安的几次著名战役，而且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彭德怀的领袖人物形象。高玉宝1955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受到普遍欢迎。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身份分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为进一步宣讲和阐述“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请中宣部长陆定一举行了报告会。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其中在1957年发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年主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剧目有5万多个，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剧目，昆曲《十五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年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由田华饰演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魏宁顿的高度赞扬。7月，首都文艺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生200周年、荷兰画家伦勃朗诞辰350周年、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诞生100周年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０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像搞政治运动一样发动文艺“大跃进”，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为了纠正精神生产领域内的种种偏差，调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阐述精神生产的规律，批评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作法，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此同时，先后制定了《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化部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工作十条”)、《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提出了加强文艺建设、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工作经过调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音乐创作中涌现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歌剧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蕴的厚重程度。中国歌剧曾经拥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唱腔家喻户晓，剧情耳熟能详，强烈吸引了几代观众。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其中《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经典华彩乐章。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于拨乱反正、走向历史转折的进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获新生。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漫画、相声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林彪、“四人帮”的“匕首”。诗歌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还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活动的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重新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还创办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大转折的关头召开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而且更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发展方针深入人心，文化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艺创作开始进入以揭露和反思极“左”危害为主题的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以战斗的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标志着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描写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品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生动描写，深刻揭示了“四人帮”的罪恶不仅在于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更在于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通过描写一个16岁的小姑娘王晓华与其“叛徒”身份的母亲彻底“划清界限”，8年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晓华明白了真相，但为时已晚，母亲已与世长辞的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这以后揭批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作品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类是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情操的热情颂扬。前者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永远是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等；后者有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刘绍棠的《峨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接下来发表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诉，作家开始把笔触伸向历史纵深，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梁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等。这一波创作浪潮后期的优秀作品，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

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如《于无声处》、《丹心谱》、《枫叶红了的时候》。1978年初，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帮”，昧着良心出卖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这出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陈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举了《于无声处》为例。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被称为“对恢复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诗歌的代表则有1977年发表的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中国的十月》是一首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它热情讴歌了中国史诗般的十月，放声歌唱粉碎了“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一月的哀思》抒写周恩来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全国人民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悲痛和怀念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的无比欢欣。涛人善于选择典型的细节和运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达昂扬奋发的激情。《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现代抒情诗，是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诗人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用54个“周总理，你在哪里”对周总理的英灵急切地反复呼唤，反复询问，反复倾诉，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怀念的深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文化艺术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推出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逐渐取代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而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上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正面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盛情赞扬，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载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乡场上》，像一阵潮润的清风卷起了乡间芬芳的泥土气息。它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在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权作风，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他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赵本夫的《卖驴》、路遥的《人生》、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这些作品已经不仅限于为改革鼓与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心态变化的深层写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深入发展，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门明确提出改革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1983年国务院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结构；确定编制，精简人员；改革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扩大自主权；加速培养艺术人才，繁荣艺术创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实行“双轨制”改革思路，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大体遵循了经济领域“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难于取得突破时，艺术院团改革转上了“双轨制”发展的道路，转轨并催生了一批民间职业剧团和社办院团，改变了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单一投资的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强调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91年，江泽民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方向，指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0年，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先进文化建设上升到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来认识，对于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体制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剧团体制，集中力量办好代表国家级艺术水平的剧团”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一是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办好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提倡和鼓励社会办团。二是搞活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颁布《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由此开始，文化部连续三年对中直院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学合理的布局结构、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三项基本内容的宏观思路。以建立完善的运转机制为重点，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对推进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发展文化产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投资对象，以现代管理机制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新型产业。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把文化艺术事业、旅游、教育、科技事业等一并列入第三产业。在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的90年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关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命题，文化系统由“以文补文”、“以文养文”逐步转入产业发展轨道。1998年政府机构体制改革逐步推开，文化部在机构大精简的背景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文化产业司，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产业”问题，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意见还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转到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尤其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为重点，在落实加大财政投入、合理布局结构、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和建立文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时，重点突出了院团内部运行机制的建设和调整，院团生产和演出的市场化导向得到明显加强，逐渐由机关化管理模式开始向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产业化经营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地位，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布局加以强调，进一步提出：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决定还要求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基本思路，有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发生深刻变化。

2006年3月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9个省市扩展至全国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单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地释放了文化生产力。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规划纲要，为我国文化建设描绘了一幅壮美蓝图。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将文化建设推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稳定明确，文艺创作环境宽松和谐，文艺队伍团结向上，广大文艺家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空前繁荣，规模、数量持续增长，内容、形式不断创新。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历史重任，发出“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号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总结60年文化建设，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辉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文化事业把握机遇，开拓进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亮丽的中国文化风景线。我们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引文献]

[1]《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文代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5]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

[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第四篇：改革开放30年电视剧发展回顾

改革开放30年电视剧发展回顾 改革开放30年电视剧发展回顾 30 京华时报 如果没有电视剧,中国人晚上该做些什么呢?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引进若干国外电视剧后,真正意义上的国产电视剧蹒跚起步.现在,电视剧已经成 为拥有最多受众的娱乐形式.而国产电视剧的强烈现实主义特色,也使得它们紧贴着时代.观看那一幕幕虚构的戏剧,人们就好像看 到了自己的生活.“买米下锅” 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播出27年后,坐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面对着窗外温暖的阳光, 导演王扶林回忆起那段被历史定义为“辉煌”的年代,娓娓道来,语气淡然.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完,国内百废待兴,电视剧面临“无米下锅”的尴尬处境.“电视剧也需要有个飞 跃”.1979年,当时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在第一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上建议,各地电视台凡有条件的,都可以 制作电视剧.并且,电视台想到引进国外影视剧.这一年,中国第一部译制剧《巧入敌后》在中央电视台播 出.1980年,两部从美国引进的系列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先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大西洋底来的人》迅速风靡全国,麦克哈里斯的“麦克镜”开始流行中国.在一个初开放的国家,每一件 事都做得小心谨慎.《加里森敢死队》一播出,便引起轩然大波,遭到停播的命运.后因观众热切追捧复播.正在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戏剧组做导演的王扶林,听着广播里的评书,想着如何将听众喜闻乐见的评书, 比如《三国演义》改成电视连续剧.看到《加里森敢死队》的高收视率后,电视台和王扶林都想到“也要搞 一部这样的戏”.一时间,从上到下,心气儿都很高,等待机会.1980年的某一天,戏剧组收到贵州作家唐佩琳的一个来稿,就是《敌营十八年》,看完情节很新鲜,王 扶林觉得可以拍,便找到电视台领导商量,领导竟然爽快地同意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王扶林决定拍9集戏.看完王扶林的计划,电视台史无前例地拨出10万元.“这在电 视台是罕见的.”王扶林说,电视台出了三个人,一个美工,一个制片,加上他本人,开始到处招兵买马, 凑成一个摄制班子.王扶林带着摄制班子到各地拍摄,去湖北,到庐山,九江等地,一共用了100天,拍了9集戏.王扶林说, 尽管无法与现在三天拍一集的速度比,不过在当时的制作水平和条件下,已经很了不得了.“因为换个景布 置灯光最快得半个小时,演员要等上半天”.条件简陋,甚至道具,服装都是临时凑来的,主角江波穿的国民党服装,之前没有试穿过,也不知道什 么体形,来了穿上就开拍.没有借到裤子,就将人物的全身镜头改为半身镜头.没有被子和枕头等道具,王 扶林就从自己家里抱来枕头.王扶林说,那时演员的报酬也很少.三个月下来,作为

导演,王扶林从剧组余下的伙食补助里分到了48 元钱.尽管挣钱不多,作为中国第一代电视剧导演的王扶林,思路却很明确:“我们拍电视就是要搞观众买 票看不到的东西.” 1981年2月5日,《敌营十八年》在中央电视台一播出,果然就像广播里播放的评书一样,引人入胜,令 人每天期待.万人空巷 电视剧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多了起来,这与电视机进入百姓家密不可分.1985年,北京平谷出现了全

国第一个“彩电村”,此后,每天晚上全家人坐在一起看电视成为一种最大众的休闲娱乐方式.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观众,大多都会记得播放港剧《霍元甲》,《射雕英雄传》,《上海滩》的夜 晚,想起当时内心燃起的一个个英雄梦想.至今,罗文演唱的《霍元甲》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如在耳畔:“昏睡百年,国人渐已醒,睁开 眼吧,小心看吧,哪个愿臣虏自认……”《霍元甲》更是一部励志爱国电视剧,激发着无数国人自强不息和 振兴祖国的信心.当年,由香港无线电视台拍摄,1983年播出的黄日华,翁美玲版《射雕英雄传》至今仍是经典之作.该 剧播出后,剧中的郭靖,黄蓉,一时成为无数年轻人心中的偶像.记者至今记得,当时一到晚上,一听到83版《射雕英雄传》的主题曲,就会不管不顾,放下手里的事情, 跑到有电视的人家里,看郭靖和黄蓉,母亲喊吃饭都听不见.放学后,又会围在校门口的小摊前,挑选印着 郭靖和黄蓉的贴画,贴满了文具盒.回到家,和小伙伴藏在屋里,假扮“靖哥哥”和“蓉儿”.当时,翁美 玲是无数观众心里最美的蓉儿.每天晚饭后,还期盼着播放《上海滩》,“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这首传唱至今的《上 海滩》主题曲,和电视剧一起成为一代人无法抹去的深刻记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香港偶像文化在国内 掀起热潮.一到晚上,因为电视剧的播放,常常是万人空巷.目睹着港剧在内地电视剧市场走热,藏在导演王扶林内心的一个梦也开始萌芽.王扶林的梦是,要将中 国古典小说拍成电视连续剧.这个梦想,萌生于1979年.当时,他随中央广播电视代表团赴英国进行了一次 考察.在英国, 王扶林了解到,英国电视台文艺部已经或正在把37部莎士比亚剧本搬上屏幕.其他的著名作家, 如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的作品也都搬上屏幕,全世界发行,效果很好.然而,中国的四大名著却无缘荧屏.这一点刺激并启发了王扶林拍古典名著的想法.决定拍《红楼梦》,王扶林说,是因为回来后对比四大名著发现,只有《红楼梦》能在室内完成,没有 打打杀杀的场面,觉得好拍.但结果却是,《红楼梦》成为四大名著中最难拍的一部戏.拍摄中,王扶林说:“不敢越雷池一步,尽量保留原著的韵味.”1987年5月2日,《红楼梦》在北京和 香

香港同时播出,引起轰动,舆论赞誉该片是一部“金碧辉煌的巨片”.观众中也一时流行起读《红楼梦》的 热潮.时隔多年,重新回头看这部片子,王扶林自我评价说:“只能算及格,或者说拍得非常不容易,终于拿 下来了.”在众多的评价中,王扶林最在意两个评价:一个是冯其庸先生说的“有史以来的最大普及”,另 一个是周汝昌先生说的“首尾全龙第一功”.王扶林认为,正是通过36集《红楼梦》,将《红楼梦》做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大范围的普及,并且从头讲 到尾,讲得比较完整.与《红楼梦》有着同样影响力,拍摄6年才完成的《西游记》,自1987年开始,每年暑假也开始在电视 台不断重播.目前,这两部电视连续剧已重播数遍.王扶林说,《红楼梦》和《西游记》的播出,标志着中 国电视连续剧进入了腾飞时期,一直影响到现在.原创剧兴盛 1987年,《红楼梦》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时,35岁的郑晓龙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主管生产的副主任.郑晓 龙与中心主任李牧正在考虑,拍电视剧如何发挥生产力的优势?怎么走光电技术的路线,降低成本,提高质 量? 郑晓龙他们想到了拍“室内剧”.然而,“拍什么”是个问题.1988年,郑晓龙和李牧,陈昌本,李晓 明住进蓟门饭店,开始策划讨论故事.

他们一边吃着饺子,一边琢磨:观众爱看什么?讲一个女人的故事,漂亮的,贤惠的,传统的美德在这 个女人身上都要有;再将各种磨难放到她身上……每个人发挥想象讨论故事,讨论完,由李晓明回去负责写 一个大纲.结果,李晓明写了个17万字的大纲.后来成为《渴望》的剧本.在准备拍《渴望》前一年,郑晓龙和中心领导做了两件事:一是租了一个篮球馆,并将其改造成摄影棚;二是中心将创作团队送到大学学习,提高文化素质.1989年,《渴望》剧组在北京西山搭景开拍,1990年播 出,引起全国的观剧热潮.看完电视剧,“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走在大街小巷,会听到千家万户的录音机,收音机里在播放着“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渴 望》这首主题曲,还有片尾曲《好人一生平安》,几乎人人都会哼唱两句.郑晓龙说:“《渴望》播出后,万人空巷,据说还降低了北京市当年的犯罪率.”因此,《渴望》剧组 得到公安部门的表彰.开创了第一部室内剧苦情戏题材的《渴望》,当年与北京三环路开通一起列入北京市 三件大事之一.《渴望》播出后,好像是立起一个很高的山头,同题材的苦情戏很难再超越,郑晓龙决定再在旁边立起 另外一个山头,改换题材.1990年, 1991年, 郑晓龙张罗了一帮人, 有王朔, 冯小刚等人, 在友谊宾馆策划组织了 《编辑部的故事》.开始打算写17集剧本,由五六个人分头去写.拿到初稿,觉得王朔那两集写得最好,语

言中暗含着珠玑,暗 含着思想,后来就统一由王朔来统稿.拍摄到一半,剧组内部出了问题,拍不下去.郑晓龙到剧组,换掉编辑部主任和一个不听话的摄像,把 之前在《渴望》里做导播的赵宝刚加上去.1992年,《编辑部的故事》播出后,成为中国电视剧系列室内剧 喜剧的开山之作.《编辑部的故事》成功后,郑晓龙并没有停歇,继续参与引领着中国内地电视剧的创新.上世纪90年代 初,中国兴起“出国热”.因为妻子出国,郑晓龙开始关注出国人员和留在国内家属的生活,他有感而写了 《大撒把》.1992年,在这种想法下,他筹划了《北京人在纽约》,准备到美国实地拍摄.不过,拍摄前手里没有钱.郑晓龙说,他找到父亲的战友赞助了50万元,才有了修改剧本的钱.后来, 在美国的拍摄全部通过贷款.《北京人在纽约》播出后,不仅还完了贷款,还为北视中心赢利七八十万元.这是北视中心第一次赢利.1993年, 《北京人在纽约》成功后,郑晓龙从美国回到北京,从北视中心副主任升为正主任.“千万里, 我追寻着你……”这首主题曲,也再次唱响全国.有人评价说,该剧给当年盲目的“出国热”降了温.在郑晓龙之后,1994年,英达开拍《我爱我家》,1994年拍了40集,1995年拍了80集.此后,同类题材 的喜剧层出不穷.上世纪90年代是电视剧创作的黄金时期,优秀电视连续剧不断出现,比如乡村剧《篱笆女人和狗》, 《十 六岁的花季》等.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大型历史剧《水浒传》,《三国演义》开始播出,此外,《宰相刘罗锅》创下古 装电视剧高不可攀的收视率.1998年,以宫廷荒诞剧《还珠格格》为代表的戏说剧兴起,大陆第一部真正意 义上的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播放.1999年,第一部正面描写第三者的电视剧《牵手》热播,引起 关注.电视剧市场呈现出一片繁荣昌盛的景象,与改革开放初期“找不到米下锅”的情形,形成鲜明对比.有媒体评论说,上世纪90年代,可以作为中国电视文艺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电视剧最具标榜价值的黄金 十年.这10年,中国电视剧开始在创造力方面全面突破, 涌现出一批优秀的电视人和一批优秀的电视剧作品, 也推动了观众欣赏习惯和观念的转变.如今的电视剧,某种程度不过是对那个年代的一种复制与翻版.百“剧”齐放

经历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辉煌的上世纪90年代,生产过大批经典电视剧的郑晓龙在21世纪突然沉寂下 来,专心做起了“领导工作”.眼看着昔日的“手下”冯小刚,赵宝刚一个个在各自领域走红,新生导演层 出不穷,电视剧市场发生着微妙的变化.冯小刚不做电视剧了,成了著名电影导演.赵宝刚从《过把瘾》一路拍过来,一直拍到时下仍在不断重播反映80后青年人爱情的《奋斗》,引领起 内地青

第五篇：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发展历程(初稿)

中国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发展历程

自 1978 年末改革开放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成为了我国在政治走向国际化的强大助力.如今,对外贸易与国内投资,消费一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得三大引擎.若将目光观至改革开放前的对外贸易,我们可以看到,在1950-1978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由11.35亿元上升至206亿美元,实现了从主要以初级产品为主到制成品为主的跨越,但是对外贸易的收支差额仍然表现出周期性的态势,且贸易对象单一的问题也使得我们不能全方位的发展我国的技术性,原创性产业.那么改革开放后呢,又是怎样的一种发展态势呢? 数据表明,在1978-1990年间,我国的对外贸易额由281.4亿美元上升到了1154.4亿美元;在1990-2000年间,由1154.4亿美元上升至4742.9亿美元;2000-2010年间,从4742.9亿美元上升到了29727.62亿美元.如果从1978-2007年计算,中国改革开放30年,对外贸易增长了104倍,即从206亿增长到21737亿美元,到2010年,中国对外贸易已位居全球第二位, 成为世界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附图一).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了10.4%和9.1%.而在刚刚过去的2012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386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204.87.8亿美元,增长7.9%,增速比上年回落12.4个百分点;进口18182.0亿美元,增长4.3%,回落20.6个百分点.单看这样一组数据可能会给人误导—金融危机虽然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但是对全球的贸易影响还是不容小觑的,的确如此,但是在全球货物贸易额仅增长0.2%的情况下,2012年中国货物贸易额仍居全球第二位,占全球份额进一步提升.其中,出口占全球比重为11.2%,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连续四年居全球首位;进口占全球比重为9.8%,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连续四年居全球第二.由此可见,在金融危机的风暴席卷全球的情况下,中国仍够能以稳定的态势发展,为全球贸易增长和经济复苏做出了积极贡献.而当我们细化的观察改革开放35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历程时,我们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7--以调动对外贸易部门经营积极性为目标的改革

1979 年到 1987 年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增加对外贸易口岸，下放外贸经营权，广开贸易管道，改革高度集中的贸易体制；

二、改革单一的指令性计划，实行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向结合；

三、建立和完善外贸宏观管理；

四、探索促进工贸结合的途径；

五、采取鼓励出口的政策措施。

在此期间,中国在广东和福建沿海开设了四个经济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并打开了两省的贸易通道,更是由点及面的在全国逐渐推行贸易自由化政策.而到1987 年止，中国大陆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促进贸易和投资的新体系(附图二)。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 1．初步建交建立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体系。

1978 年以后，中国政府开始有效地运用关税政策。一方面为避免因过快地实行贸易自由化而导致的进口激增、贸易赤字和通货债务，一方面也为了可以得到较高的关税收入.而重要的非关税壁垒是对交易权利的严重限制。国有外贸公司控制着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连通。贸易公司往往只能在规定区域从事规定产品的贸易，有时还会被政府限制贸易伙伴的类别。中央政府控制的一些比较大的外贸公司拥有某些敏感商品的垄断贸易权.此时的自由贸易,可以说是建立在一道无形的“安全门”中的贸易.2.启动汇率改革

改革开放之初，人民币被高估，1980 年 1 美元兑换 1.5 元人民币，这一汇率明显对出口不利。此后整个 80 年代，随着经 济发展与一轮又一轮的对外开放，人民币不断贬值。到了 1986 年，1 美元兑换 3.5 元人民 币，扣除通货膨胀影响后，人民币贬值约 60%。在 1988 年到 1993 年之间，中国实际上存

在着两个汇率体系，一个是官方的固定汇率体系，一个是市场决定汇率的外汇互换市场，在这个市场上进口商与出口商以及其他有外汇供给或需求的市场参与者按照市场决定的汇率进行交易，这就是“汇率双轨制”。汇率双轨制推动了人民币的进一步贬值。这也为中国在1997-98年间的东亚金融危机时保持人民币不贬值打下基础.此后,人民币曾于1994年一度贬值至8.6元,但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对外贸易顺差的不断加大,在此后的几年里不断升值,截止2013年9月28日,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至1:6.12.3.下放外贸经营权和进口定价

1978 年后，“对外开放”政策成为国家主要的大政方针。相应地，国家放宽外贸公司数目。同意各级工业部门设立外贸公司，原国有垄断外贸公司在各省的分公司变为独立公司，截至 1988 年底，全国有约 5000 家国有外贸企业，约 10000 家制造企业有直接出口权利。

政府也逐渐放开进口价格管制。进口商渐渐能够决定进口价格，并通常是以世界平均价格加进口商的佣金进行定价。

总的来说，在改革的第一阶段，中国的外贸体系是由完全的计划贸易体系转变为以高关税、多非关税壁垒的典型的实行“进口替代”的贸易体系。

自 1985 年起，中国开始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向东亚“四小龙”学习，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出口，并建立了完全独立的出口加工贸易制度，使得出口商得以摆脱原来中央对贸易的垄断。到了 1987 年，中国实际上存在着两个独立的贸易体系：改革后成长起来的出口加工贸易和传统的贸易体系。而且前者已经超过后者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

 第二阶段:1988-2001--以建立对外贸易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自负盈亏为中心的改革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在仍然保持国家垄断外贸的前提下，试图通过将外贸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来改善外贸部门的经营状况，包括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和转变企业经营机制，实行企业自负盈亏两个阶段。而中国在1986年正式申请重新加入 GATT，即所谓的“复关”（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议中的缔约国地位），但一直到 15 年后，200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才成为 WTO 的第 143 个成员，中国融入国际贸易的大家庭也从“复关”变成了“入世”。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毫无疑问，中国入世谈判是多边贸易史和世界谈判史上艰难的一次较量。在漫长的谈判中，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个过程之所以如此漫长，主要是受到政治经济各种因素的综合影响。1989 年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动荡大大加大了中国加入世贸的难度。在谈判进入第三阶段即复关/入世议定书内容的实质性谈判时，中国大大深化在外贸领域方面的改革。主要包括：一是实行人民币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实行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的可兑换；二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三是取消进出口指令性计划，中国还取消了近千种出口商品的配额和许可证；四是改进和完善出口退税制度；五是加强外贸政策的法制建设;六，更为重要的是，为了给入世扫清障碍，1992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产品竞争能力的日益提高，中国连续 9 次降低关税。

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出口稳步增长，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的一个贸易大国。同时，它所面临的反倾销也越来越多。自 1979 年 8 月，中国首次被欧共体控告倾销后，中国受到越 来越多的反倾销诉讼，中国成为受贸易保护主义伤害大的国家之一。从 1979年 8 月至 2001 年底，共有 30 多个国家对中国提起了反倾销诉讼，累计案件达 480 余起。针对中国的反倾 销案件占世界反倾销案件的比例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为 3.6%，在 2006 年下半年新发起的 103 件反倾销调查中，有 36 件是针对中国的，占全部案件数量的三分之一强，远远超出中国在 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2007 年上半年新提出的 57 项反倾销制裁中，有 22 项针对中国产品，中国是遭遇反倾销调查多的国家。反倾销案例的增加无疑也使得中国的入世之路更是举步维艰。

总之，15年的谈判过程，既是中国不断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向国际通行规则靠拢的 历程；也是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历程。 第三阶段:2001-2008

--以 WTO 规则为基础的对外经济贸易体制的全面改革

2001年 12月 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国外贸体制也进入了 一个以 WTO规则为基础进行全面改革的新阶段。WTO的基本规则是建立在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入世之后，中国至少在三个方面加快了改革。首先，中国在非歧视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争原则下，调整、修改了不符合 WTO规定的政策法规；其次，加快外贸主体多元化步伐，尤其是允许私营外贸企业的迅速发展；第三，转变外经贸主管部门的职能，从以行政领导为主转变为以服务为主，研究世界贸易发展趋势并向全社会提供相关信息，采用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来分配外贸资源。

为了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对其成员国的要求，中国在入世谈判中作出了一系列的承诺，主要包括降低贸易壁垒和开放服务业市场两个方面。这些承诺具体体现在中国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等法律档中。降低贸易壁垒是指：中国承诺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包括关税的大幅下降和非关税壁垒的逐渐取消，为外国商品和投资进入中国提供更多的机会。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作出的承诺，到 2008年中国的关税总水平将由 2000年的 15.6％降至 10 ％。其中，工业品的平均税率由 14.7%降低到 11.3%，农产品的平均税率相应地由 21.3%降 低到 15.1%。与 90年代初的 40%左右的关税率相比，中国关税的下降幅度很大，但是仍高 于世贸组织成员国 6%的平均关税。在降低关税的同时，中国已经并且还将取消许多非关税壁垒，主要包括进口配额、投标资格、贸易经营权、国产化要求、技术转让要求、政府采购等。入世后，民航、医疗器械和 IT产品的所有进口配额立即被取消，汽车等产品的进口配 额也将以每年 15%的速度递增直到全部被取消。自 2002年 1月 1日起，中国已取消了粮食、羊毛、棉花、晴纶、涤纶、聚酯切片、化肥、部分轮胎等产品的配额许可证管理。开放服务市场是指：入世后，中国的服务业将成为开放幅度大的领域。电信、金融、保险等服务业采取渐进式的开放，由管制较严的“试点”或部分禁入，到可预见的逐步准入，到完全开放。(附图三) 第四阶段:2008-现在

--金融危机下的贸易争夺战

2008年9月美国华尔街爆发的这场由美国房屋价格大跌,贷款和其他与房屋相关资产价值的损失引起的金融风暴,引发了投资者的担忧,全球主要股市因此大跌.逐渐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仍然偏于外向,进出口总值超过GDP的60%,在美国国民借钱消费模式终结的情况下,“中国制造”随之受到影响.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机开始蔓延至实体经济领域，我国出口11月开始负增长。2009年全年进出口总额比2008年下降13.9%，其中出口下降16.0%；进口下降11.2%；尽管从2008年11月开始，中国出口开始出现同比下降，但月度贸易顺差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到2009年2月，由于出口的持续下滑，月度贸易顺差开始减少，2009年全年贸易顺差1961亿美元，比上年减少994亿美元。

2009年第四季度以后，随着全球经济复苏迹象开始呈现，我国出口下滑的势头得到遏制.(附图四,五,六)在这样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面前,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许多贸易保护政策,而作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的中国,则是首当其冲的受到影响.WTO数据显示，2008年全球新发起反倾销调查208起、反补贴调查14起，其中中国分别遭遇73起和10起，占总数的35%和71%。2009年1至8月，共有17个国家（地区）对中国发起79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0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3起，特别保障措施7起，涉案总额约100.35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16.2%和121.2%。2009年9月，伦敦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2008年11月G20 峰会以后，全球56个国家和地区采取的99项措施中包括损害中国商业利益的内容。已实施的保护主义措施针对的重点目标名单中，中国位居榜首；134项尚未实施的措施中，77项影响中国利益，影响美国和德国的仅分别为19项和30项。对华采取保护主义措施最多的国家为俄罗斯（13项）、印度尼西亚（9项）、印度（8项）、德国（8项）和西班牙（7项）、美国（6项）、法国（6项）。

但是在多种不利因素的干扰下,中国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进行对外贸易的增长.2010年,中国国际贸易进出口总值为2972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4.7％，对外贸易总体向基本平衡的方向发展。目前欧盟、美国、日本仍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伙伴，２０１０年与中国贸易额分别增长31.8％、29.2％和30.2％。同期，与东盟、印度、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双边贸易快速增长，进出口额分别增长37.5%、42.4%、46.5%、47.5%和43.1%。去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386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2%。其中出口20487.8亿美元，增长7.9%，增速比上年回落12.4个百分点；进口18182.0亿美元，增长4.3%，回落20.6个百分点。(附图七)2012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呈现出了外贸全球份额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较快增长，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稳定增长,扩进口政策力度加大，顺差处于合理区间,加工贸易增速回落，民营企业表现活跃,国际市场布局优化，中西部地区外贸活力增强的特点.随着市场多元化战略深入推进，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势头，其中对东盟、俄罗斯、南非进出口分别增长为10.2%、11.2%和31.8%。对美国进出口增长8.5%，其中出口增长8.4%，美国超过欧盟成为中国第一大出口市场。对欧盟、日本进出口额分别下降3.7%和3.9%。(附图八,九)2013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一些积极迹象，国际市场需求有所回暖，加上稳定外贸增长政策措施成效继续显现，中国对外贸易延续了去年底以来的企稳回升态势。突出特点是：

（一）进出口增速有所回升。一季度，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9746.7亿美元，同比增长13.4%，增速比上年同期回升6.1个百分点。其中出口5088.7亿美元，增长18.4%；进口4658亿美元，增长8.4%。

（二）高新技术产品进出两旺。在出口企业不断提升产品技术含量、国内产业优化升级等因素带动下，一季度高新技术产品出口1633.3亿美元，增长28.4%，高出总体出口增速10个百分点；进口1364.8亿美元，增长27.0%，高出总体进口增速18.6个百分点。

（三）民营企业进出口活力进一步迸发。广大民营进出口企业抓住国际市场回暖的有利时机，积极拓展营销渠道，深度开拓国际市场，一季度进出口3613.9亿美元，同比增长50.7%，占总体进出口比重为37.1%，比上年同期提高9.2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长51%，占总体出口的比重达41.5%。国有企业进出口1752.5亿美元，下降4.9%。外资企业进出口4380.3亿美元，增长0.7%。

（五）中西部地区出口强劲增长。中西部地区承接外向型产业转移步伐加快，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一季度，中西部地区出口增长42.8%，高出总体出口增速24.4个百分点.（四）对新兴市场出口明显快于传统市场。由于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状况普遍好于传统市场，中国对多个新兴市场出口均呈快速增长之势，其中对东盟、俄罗斯、南非出口分别增长28%、19.6%和35.5%，合计拉动整体出口增长3.3个百分点。在美国经济复苏势头趋稳、零售上升的情况下，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长6.8%。随着欧元区金融稳定性增强、经济衰退程度放缓，中国对欧盟出口恢复性增长1.1%。受日本内需疲弱、日元贬值等因素影响，中国对日本出口下降3.6%。对美欧日出口合计占整体出口比重为37.4%，比去年同期下降5.8个百分点。受过境中转增多、跨国公司向香港转移全球物流配送和分拨中心等因素影响，中国内地对香港出口增长74.2%。

从这个角度上来讲,2013年中国的对外贸易仍然会在大环境不变的条件下保持一个平稳的态势发展.综观改革开放3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取得了长足性的进步,在国际上也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在这个风险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下,我们在发展的同时遇到的困难也是不可小觑的,入世是一个坎儿,如今的金融危机是机遇也是一个坎儿,只有在风险中稳定的求发展才能获得更大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