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回顾

第一篇：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回顾

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回顾

心理学院 胡竹菁执笔

一 心理学在1998年以前学科发展的简要回顾

我校心理学办学历史可追溯到1940年的国立中正大学。1978年后杨鑫辉、漆书青等老一辈学者在心理学科重建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杨鑫辉教授于1987年开始招收和培养普通心理学硕士研究生，由他领衔与漆书青教授等学者一起于1990年申报并获批普通心理学（后更名为基础心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他们还曾于1993年联合上海师范大学燕国材教授、南开大学乐国安教授等国内著名心理学专家一起申报普通心理学博士点，主要因江西师范大学当时仅有七个硕士学位授予权，未达到申报单位至少要有八个硕士学位授予权的最低要求等原因而未获批准。

1994年，学校宣布组建由漆书青任院长，戴海琦任院党委书记的教育科学学院。在他们的领导下，心理学在以下几方面的工作成就为1998年以后的发展典定了坚实的基础：

1“普通心理学”于1996年获批省级“重点学科”； 1997年成立心理学系并开始招收和培养心理学本科专业学生； 以漆书青、戴海琦和丁树良三位教授为主要骨干的“教育与统计测量”科研队伍逐渐得到包括张厚粲先生、车宏生教授、张华华教授、侯杰泰教授等国（境）内外心理测量学家的广泛认可；

4当原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科学术带头人杨鑫辉教授于1997年2月正式调到南京师范大学工作后，及时地决定将心理学学科发展的重任交由胡竹菁博士担任（经教育科学学院推荐，学校和江西省教育委员会批准，胡竹菁博士于1998年5月起正式被确定为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 1998年6月邀请时任国务院学位办心理学科评议组组长、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沈徳立先生来访，让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邹道文教授与沈先生建立起良好的工作互动关系。沈徳立先生在来访期间，一方面对学校邹道文副校长和学院漆书青教授两级领导指出了心理学应如何发展的具体意见，另一方面也对邹道文副校长作出了帮助江西师范大学大学进行心理学学科建设的允诺；

6协助杨鑫辉教授将我国著名心理学学术期刊《心理学探新》杂志于1994年重新以江西师范大学为主办单位向江西省新闻出版局申请内刊号并成功获批，在主编杨鑫辉教授于1997年调离我校、1997年8月第一次申请正式刊号未被批准、江西省委宣传部已经发文要求所有内刊停刊的艰难情况下，及时将《心理学探新》的编辑发行工作调整由胡竹菁博士负责。之后，胡竹菁博士一方面组织完成了1998年的办刊任务，另一方面写出更加详细的材料继续向国家科委提出申请，在邹道文副校长的帮助下，于1998年12月获批到可以在国内外公开出版发行的正式刊号。

1998年8月，教育科学学院成立了由胡青任院长，王冬生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心理学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二 心理学在1998年以后学科发展的简要回顾

如前所述，在杨鑫辉教授调离江西师范大学工作后，经上一届教育科学学院推荐，学校和江西省教育委员会批准，胡竹菁博士于1998年5月起正式被确定为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并逐渐担负起组织该学科发展的重任。回顾至今12年来的发展历程，我校心理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所依托的行政机构经历了教育科学学院（1998-2003）、教育学院（2003-2007）和心理学院（2007-）等三个阶段，与学校党委前后三任党委书记即熊大成书记（1998-2003）、游海书记（2003-2009）、傅修延书记（2009-）大致重叠。在以校党委书记为核心的学校领导的正确决策和支持下，我校心理学科主要在以下几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一）学位点建设方面得到较大发展

作为新一届教育科学学院第一副院长和心理学科学术带头人的胡竹菁博士，在考虑心理学的学科建设时，注意到学科发展除了本学科的学术团队需要提高学术水平外，还需要得到学校行政和国内外专家等方面的支持。在审视我校当时的发展形势时，欣喜的看到，在学术团队方面，虽然漆书青教授已经退休，但我校统计测量团队主要成员戴海琦教授也是我国心理测量学界高度认可的学术带头人；在学校内部环境方面，1998年初，学校成立了以熊大成教授为书记、李贤瑜教授为校长的校领导班子。在熊书记的领导下，江西师范大学逐渐形成了举全校之力冲刺博士点单位的氛围；在外部环境方面，由于漆书青教授的邀请，我校分管学科建设的邹道文副校长与时任国务院学位办心理学科评议组组长、天津师范大学副校长沈徳立先生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同时，在胡竹菁博士来江西师范大学工作的前几年中，其导师张厚粲先生几乎每年都到江西师范大学来指导工作，对我们的学科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因此，我校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已经形成了较好的发展基础。

在正确分析我校心理学学科建设形势的基础上，我们首先选择申报“应用心理学硕士学位授予权”作为新一轮学科建设的突破口。经过两年的努力，2000年，我校由戴海琦教授领衔组织申报“应用心理学”硕士点授予权，由于有沈德立先生的支持和主导，我们的申请在国务院学位办心理学科评议组中获得通过并最终获得国务院学位办的批准。三年后（2003年），该硕士点被评为江西省高校重点学科。

由于作为一级学科的心理学只有基础心理学、发展和教育心理学以及应用心理学三个二级学科，因此，在拥有两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时，我们把目标锁定在申报心理学的博士学位授予权上。2000年7月，胡竹菁博士在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到瑞典斯特哥尔摩市参加第十六届国际心理学联合会学术研讨会期间，第一次就我校申报心理学博士点的可能性以及应如何申报等问题向国内顶级专家征询意见。对此，张厚粲先生指出，从她的分析看，虽然我校当时申报博士点还不够条件，但在全国来看，多数省市的心理学的发展趋势是呈下降状态的，而江西师范大学是少数几个呈上升趋势的学校之一，因此，我们应该为申报博士点而努力准备条件；林崇德教授则直接对胡竹菁博士说：“对于你校心理学的博士点申报工作我会给予全力支持，你们可以在2002年开始申报，争取在2004年获批„„”。2000年12月，学校举行了一次布置学校2000-2002年冲刺博士点单位的动员会议。漆书青教授和胡竹菁博士代表心理学科出席了会议。会上，漆、胡两人首次向学校提出了我校心理学在新形势下开始申报博士点的要求，当漆先生将上述专家的意见转述给与会人员时，引起了学校的注意，后被学校列入11个候选学科之一：中文，教育，历史，教育技术，计算机，化学，数学，光学，美术，思政，心理学。

2001年上半年，心理学在组织申报材料的同时，在学校邹道文副校长的领导和直接参与下，主要做了以下两件事情：

1由邹道文副校长率学校人事处副处长周剑萍，漆书青和胡竹菁一起于2月11-15日，拜访张厚粲、沈德立、林崇德等国内一流心理学家，由学校向他们提出我们希望申报心理学博士点的要求并请求他们的支持。期间还到南开大学乐国安老师的家表达希望他能来我校领衔申报心理学博士点的意见；

2为了得到更多国内一流心理学家的支持，我们以《心理学探新》刚获批需要得到心理学兄弟期刊指导为理由，在学校支持下于3月25-29日，组织了心理学学术期刊首届主编联谊会。这一倡议得到沈德立的高度赞扬和重视，认为不但各心理学学术期刊的主编要出席，而且中国心理学会的主要领导也要出席。因此，在沈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出席该次主编联谊会的国内心理学家包括：沈德立、黄希庭、杨治良和莫 雷等四位国务院心理学科评议组成员；陈永明（理事长）、沈德立（副理事长）、黄希庭（副理事长）、林仲贤（中国心理学会前任理事长、《心理学报》主编）、杨治良（副理事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心理科学》主编）等中国心理学会主要领导；各心理学学术期刊的主要负责人共十八人。主编联谊会于3月26日上午开幕，江西师大校党委书记熊大成、校长李贤瑜、主管副校长邹道文出席；下午继续进行，后半段介绍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的学科建设。晚上，在工会二楼活动室举行专家与师大师生对话，主题是现代生活与心理学。

2001年7月，学校根据各候选学科点的半年的工作成效，经评估后，保留了包括心理学的八个学科继续进行冲刺博士点的工作。之后，主要由胡竹菁、漆书青、戴海琦等为核心组织基础心理学的申报工作。

2003年3月，学校在教育科学学院基础上组建了以刘建平教授为为书记，胡青为院长的教育学院。心理学在新的学院领导班子的领导下继续开展博士点的申报工作，申报材料则主要由胡竹菁博士、戴海琦教授和董圣鸿老师负责。申报期间，熊大成书记、李贤瑜校长、邹道文副校长等校领导还多次拜访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第一召集人沈德立先生请求支持，新到任的学校党委游海书记也对心理学的申报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经过多方努力，我校基础心理学终于在2003年7月27日正式获批博士学位授予权，成为我校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博士点。与此同时，我校心理学还获批了发展与教育心理学硕士点。

基础心理学获批博士点后，2003年下半年组织了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评审工作，胡竹菁博士、戴海琦教授经评审成为我校首批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2004年，一方面，导师组在校研究生处的指导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等文件，制订了我校基础心理学博士点培养方案；另一方面，在校研究生处协助下完成了首届四位博士研究生的招生工作，他们是：由胡竹菁博士指导的董圣鸿和杨莉；由戴海琦指导的周骏和刘声涛。

基础心理学获批博士点后，学校对心理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3年9月，游海书记在胡竹菁博士的陪同下，到天津师范大学拜访国务院心理学科评议组召集人沈德立先生时，向他提出了下一步要申报一级学科博士点的要求。沈先生为游海校长为学校图发展的诚意所感动，答应会为我校的这一目标提供帮助，并当场决定2005年由国务院心理学科评议组主办的心理学博士点建设工作会议交由江西师范大学承办，以提高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的知名度。回来后不久，游海书记就对教育学院下达了要准备力量冲刺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要求。之后，学院党委书记刘建平教授与胡竹菁、戴海琦等一道，全程参与了为实现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而进行的所有策划工作（2006年，董圣鸿被任命为教育学院副院长后，也参与了之后几年的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所有申报工作）。2005年，在游海书记的直接领导下，我校成功地承办了由国务院心理学科评议组主办的心理学博士点建设工作会议，为一级学科博士点的申报打下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基础；同时，我校心理学在拥有所有三个二级学科硕士点的基础上，顺利地转为心理学一级学科硕士点。

为了心理学的学科建设能有更好的发展平台，学校于2007年4月12日下发了校发〔2007〕23号“关于组建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的通知”的文件，内容是“各学院、处（室、部、馆），各直附属单位：学校研究决定，以教育学院心理学科为基础，组建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并成立了心理学院筹建领导小组（一年后，于2008年8月正式任命心理学院的领导班子，刘建平任党委书记，胡竹菁任院长）。心理学院成立后，学院领导班子继续把心理学的学科建设作为是学院发展最重要的工作来抓。

2007年5月，在顺利完成了江西师范大学基础心理学博士培养教学大纲的所有培养任务后，学院为董圣鸿、杨莉和刘声涛等三位博士生举办了我校首届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答辩委员会的组成情况是：主 席：黄希庭教授（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副召集人，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委员是：王登峰博士（教育部语言应用司司长，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沈模卫博士（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浙江大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许 燕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漆书青教授（江西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生导师）。在各位专家的支持下，我校三位博士生均以优秀成绩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并获得则我校学位委员会颁发的博士学位证书。

2007年7月，在游海书记和学校分管副校长曹达忠教授，以及校党委副书记祝黄河教授的关心和支持下，在以黄加文处长为核心的人事处的协助下，我校在有了首届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的基础上，从国家人事部申请并获批到我校第一个（当时也是唯一的一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详见国人部发 [2007]110 号文件），为一级学科博士点的申报增加了内涵建设的水平。目前，该博士后流动站已有两位博士在站与合作导师胡竹菁一起进行高水平的心理学学术研究。至此，我校心理学从1998年只有一个基础心理学硕士点，发展成为拥有一个博士点，一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和一个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学科。这在我校只有四个博士点的情况下，可以说在校内学科建设中处于领先地位；从全国来看，目前，我国共有250多个教学机构招收心理学本科生的高校中，只有22个高校拥有博士点，其中只有17个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这表明，我校心理学的学科发展，在全国同行中也处于领先地位。

（二）人才队伍得到较大发展，科研水平不断提高

我校心理学专职教师从1994年组建教育科学学院开始，就一直维持在20名左右。其间，在学科建设的带动下，目前心理学专职教师的学术水平和科研水平比十几年前有了质的提高：

从职称的构成上看，我们有了10位教授（其中胡竹菁、戴海琦、李文虎和袁登华等四位教授为博士研究生导师，另外还有丁树良教授是基础心理学博士生导师）；

从博士学位的构成上看，2000年以前只有胡竹菁一位教师获得博士学位。漆书青院长、戴海琦书记注意到培养博士生的重要性，从1997年起，书记先后送了罗照盛、文剑冰、邓湘云等自己培养的硕士出去攻读博士学位；以后的各届学院领导也先后送出童辉杰、郭斯萍、张阔、袁登华、唐日新、易芳、江波、刘明矾等年轻教师出动攻读博士学位。虽然这十一位教师中只有四位目前仍在我院工作，但学院发展过程中也先后引进了郑发祥、孙庆民、刘瑞光、张景、张凤华等五位博士进来工作，2004年后又利用我校拥有的基础心理学博士点平台先后培养了董圣鸿、周骏、涂冬波、邱琴等四位博士，因此，目前心理学院24名专职教师中，有14人拥有博士学位（含4名博士后），占教师比例的58%（如果算上叶金辉、曾晓青、傅春江等在读博士，这一比例则是71%），远远高于学校的约20%的博士/教师比。

从科研水平上看，在2003年申报基础心理学博士点的申报材料中，1998-2002五年的时间中只有我校教师只有胡竹菁和戴海琦各一篇（共2篇）《心理学报》的文章，2005-2009《心理学报》发表文章16篇，自然科学基金2项，五年课题到账经费390.07万元，省部级科研奖励4项。另外，清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刊登了一篇由何小清撰写的文章，该文对SSCI、A—HCI（1956-2006）收录论文20篇以上的大陆学术机构的排位情况进行了分析，在入围的72所学术机构中，江西师范大学以被收录32篇与华中师范大学并列第50名，是江西省唯一一所入围的学术机构。在这32篇被收录的文章中，有27篇是我校心理学老师于2000年之后所作的贡献。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校心理学团队在整体上已经有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从学科特色上看，经过十多年的博士点申报工作的推动，我校心理学在以下几个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戴海琦领衔的心理统计与测量省级教学团队在项目反应理论和概化理论、计算机化自适应测验等基础心理学领域的理论研究，在国内心理测量领域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中丁树良等在认知诊断与人工智能方面的研究紧追国际前沿。在实践应用方面该团队先后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国家教育科学规划办、中央组织部、教育部、人保部、卫生部、国家汉办研究课题近20项，项目经费达270余万元。

胡竹菁领衔的推理心理学研究已成为基础心理学研究的特色领域，《演绎推理的心理学研究》和《人类推理的心理学研究》等专著是我国基础心理学有关推理与决策等领域教学和科研中的必备参考书，提出的“试题与知识双重结构模型”对该领域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孙庆民等关于心理学理论与史的研究横跨中西俄，在国内独具特色。

（三）教学水平不断提高，教学条件不断改善

2007年成立心理学院后，在人才培养方面，拥有心理学本科、一级学科硕士点、基础心理学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等不同层次的教学科研平台，已培养出含14名博士在内的大批心理学专业人才。2009年心理学成为省级特色专业。在教师队伍的建设方面，2009年由戴海琦教授领衔，“心理统计与测量”获批省级教学团队。

在教材建设方面，2010年由戴海琦教授领衔，由分管副院长董圣鸿负责组织各种申报材料的撰写和录制，经过努力，《心理测量学》课程获批为江西师范大学第一个（目前也是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精品课程。同时，由戴海琦教授主编（罗照盛博士任副主编）的《心理测量学》教材和由胡竹菁博士主编（董圣鸿博士和张阔博士任副主编）的《心理统计学》教材，先后于2010年5月和7月由国家级教材出版机构“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并被中国心理学会心理学教学工作委员会选定为应用心理学专业的推荐教材。这也表明我校心理学这两门课的整体教学水平已经得到全国心理学同行的认可。

在实验室建设方面，在游海书记的支持下，学校从2004年起先后拨款300多万元用于心理学的实验室建设。该项工作由刘建平教授、董圣鸿博士和胡银泉老师具体实施。在他们的努力下，目前心理学院已经拥有实验室面积约1000m2，拥有128导ERP系统和便携式40导EEG系统，SMI眼动仪等价值500余万元的设备。学院实验室于2009年获批为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此外，心理学还拥有PsycARTICLES等多个外文数据库，和CNKI等多个中文数据库。在中小学、青少年心理学校、监狱、预备役部队等建立了近十个实践基地。

（四）《心理学探新》杂志越办越好

《心理学探新》是我国心理学专业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之一。于1980年由我国已故著名心理学家潘菽先生在河南大学所创办，性质是心理学专业综合性学术期刊（季刊），在20世纪80-90年代与《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通讯》（现名为《心理科学》）并列为心理学三大理论刊物。创办时的主办单位是“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潘菽先生任主编，高觉敷、车文博、吕寿等先生任副主编。编辑部设在河南大学并于1980年出版发行了第1期（该刊于1981年出版发行了3期，与1980年出版的第1期合并为第1卷）。1993年下半年开始，河南大学将该刊更名为《心理世界》，其办刊性质由学术期刊改为科普期刊。《心理学探新》从1980年创刊至1993年第2期在河南大学出版发行了共13卷50期。

1994年下半年，经杨鑫辉教授向中国心理学会基本理论专业委员会申请并获同意后，在江西师范大学分管副校长邹道文教授，原教育科学学院漆书青院长、戴海琦书记的支持下，《心理学探新》经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审核，同意江西师范大学以内刊形式紧接原来的卷数和期数继续出版发行，由江西师范大学和中国心理学会理论与史专业委员会共同主办，车先生与燕国材教授和李佛铨教授（时任江西师范大学校长）等任顾问，杨鑫辉教授任主编。

1998年第1期开始，由于主编杨鑫辉教授已经于1997年初调往南京师范大学工作，主编的实际工作改由江西师范大学的胡竹菁博士担任并完成了当年的出版发行任务。

1998年12月，经多方努力，尤其是在时任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的邹道文先生的努力下，《心理学探新》重新获得国内外公开发行刊号（国际：ISSN1003-5184，国内：CN36-1228/B）。1999年4月18-21日，《心理学探新》杂志复刊后的第一次编委会会议在江西师范大学（后易地井冈山风景区）举行，讨论并确定了该刊的办刊原则、主要栏目和审稿程序等，在1999-2002新一届的编委会中朱祖祥、车文博和杨鑫辉三位教授担任该刊名誉主编（后改为顾问）。主编由江西师范大学的漆书青教授担任，胡竹菁任常务副主编（2003年在漆书青教授退休后任主编至今），南京师范大学的叶浩生教授和华南师范大学的莫雷教授任副主编以支持该刊的发展。

在上述国内一流心理学家的关心和支持，《心理学探新》杂志在再次获批正式出版号的十多年时间中聚集起包括莫雷、叶浩生、乐国安等中青年心理学家在内的一批高水平的编委团队，其办刊水平在质和量上均出现非常明显的发展： 在办刊容量方面，《心理学探新》从2004年第1期开始由原来每期64页（四个印张）改为每期80页（五个印张）；2006年第1期开始又改为每期96页（六个印张）；2009年起由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在办刊质量方面，从1997年—2007年一直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CSSCI）”；2004年入选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复印资料影印刊物上也有较高的转载率，同时，该刊还是《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等数据库的来源期刊。我们也可以从下列由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给出的客观数据上更清楚地了解《心理学探新》杂志近几年在质量上的发展：

Web即年下载年份 总被引频数 影响因子 5年影响因子 他引总引比 被引期刊数

率 2008 441 2007 329 2006 227 2005 235 2004 176 2003 105 2002 89 2001 51 „„

总之，《心理学探新》复刊后，其办刊质量已经获得国内一流心理学家的高度认可，这也为我校申报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我院与国外、境外的学术联系）

回顾我校心理学这十几年的发展历程，得到熊大成书记、游海书记以及傅修延书记等为核心的各届学校党委和行政的支持；也得到张厚粲先生、沈德立先生、林崇德先生、黄希庭先生、张华华博士等国内外一流心理学家的支持。我们的目标是，在学校的支持下，继续努力，争取在下一届博士点申报工作中，完成心理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申报工作，并争取在近几年内将我校“心理统计与测量”的教学团队申请获批为国家级教学团队。0.779 0.586 0.416 0.44 0.481 0.34

0.897 0.776 0.556 0.573 0.543 0.035

0.97 0.98 0.97 0.97 0.97 0.981 0.9438 0.9608

254 205 139

95.4 79.3 43.9 43.9 30.3

0.2667 0.0816 0.2323 0

第二篇：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6月30日 10:52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摘要：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方面，从毛泽东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到邓小平“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从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到胡锦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都是对文化建设所做的深刻论证。通过对新中国文化历程的回顾，可以总结文化建设60年来所发挥的解放思想、动员人民、引领时代风尚的作用，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文化建设 “双百”方针 “二为”方向 文代会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0；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5-011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今天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和回顾历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将其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大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后陆续成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组织。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会后，立即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主任的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会，毛泽东为该会题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1950年7月，文化部又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如何对待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的传统戏曲，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明确规定保留与发展旧戏曲的优良传统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反现实的落后部分，使其成为以新民主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戏曲艺术。提出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和戏曲艺人一道，对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进行整理和改革。此举使许多濒『J缶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绽放出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还是在培养青年演员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国家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和国有文艺团体组成国家、省、地区三级设置的国营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改革旧电影事业，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和《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等，规定旧片映演必须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放上映执照方能上演；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随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了适应形势确定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9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第二次文代会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在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第二，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三，对建国以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文艺领导上的行政命令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会对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很有生气的优秀作品。

李准1953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及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绍。1955年赵树理发表的《三里湾》以他惯常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风趣幽默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刘澍德的《桥》、康濯的小说集《春种秋收》、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都是展示农业合作化历程的作品。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们，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峻青1954年发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写了交通员小陈带领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最后连同母亲、弟弟壮烈牺牲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王愿坚1954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作品《党费》，主人公黄新那种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正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鹏程发表的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第一部大画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鸿篇，当时被评论界称为“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再现了保卫延安的几次著名战役，而且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彭德怀的领袖人物形象。高玉宝1955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受到普遍欢迎。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身份分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为进一步宣讲和阐述“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请中宣部长陆定一举行了报告会。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其中在1957年发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年主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剧目有5万多个，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剧目，昆曲《十五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年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由田华饰演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魏宁顿的高度赞扬。7月，首都文艺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生200周年、荷兰画家伦勃朗诞辰350周年、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诞生100周年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０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像搞政治运动一样发动文艺“大跃进”，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为了纠正精神生产领域内的种种偏差，调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阐述精神生产的规律，批评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作法，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此同时，先后制定了《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化部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工作十条”)、《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提出了加强文艺建设、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工作经过调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音乐创作中涌现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歌剧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蕴的厚重程度。中国歌剧曾经拥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唱腔家喻户晓，剧情耳熟能详，强烈吸引了几代观众。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其中《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经典华彩乐章。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于拨乱反正、走向历史转折的进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获新生。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漫画、相声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林彪、“四人帮”的“匕首”。诗歌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还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活动的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重新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还创办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大转折的关头召开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而且更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发展方针深入人心，文化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艺创作开始进入以揭露和反思极“左”危害为主题的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以战斗的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标志着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描写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品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生动描写，深刻揭示了“四人帮”的罪恶不仅在于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更在于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通过描写一个16岁的小姑娘王晓华与其“叛徒”身份的母亲彻底“划清界限”，8年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晓华明白了真相，但为时已晚，母亲已与世长辞的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这以后揭批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作品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类是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情操的热情颂扬。前者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永远是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等；后者有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刘绍棠的《峨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接下来发表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诉，作家开始把笔触伸向历史纵深，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梁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等。这一波创作浪潮后期的优秀作品，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

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如《于无声处》、《丹心谱》、《枫叶红了的时候》。1978年初，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帮”，昧着良心出卖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这出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陈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举了《于无声处》为例。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被称为“对恢复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诗歌的代表则有1977年发表的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中国的十月》是一首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它热情讴歌了中国史诗般的十月，放声歌唱粉碎了“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一月的哀思》抒写周恩来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全国人民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悲痛和怀念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的无比欢欣。涛人善于选择典型的细节和运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达昂扬奋发的激情。《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现代抒情诗，是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诗人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用54个“周总理，你在哪里”对周总理的英灵急切地反复呼唤，反复询问，反复倾诉，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怀念的深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文化艺术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推出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逐渐取代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而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上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正面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盛情赞扬，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载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乡场上》，像一阵潮润的清风卷起了乡间芬芳的泥土气息。它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在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权作风，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他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赵本夫的《卖驴》、路遥的《人生》、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这些作品已经不仅限于为改革鼓与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心态变化的深层写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深入发展，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门明确提出改革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1983年国务院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结构；确定编制，精简人员；改革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扩大自主权；加速培养艺术人才，繁荣艺术创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实行“双轨制”改革思路，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大体遵循了经济领域“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难于取得突破时，艺术院团改革转上了“双轨制”发展的道路，转轨并催生了一批民间职业剧团和社办院团，改变了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单一投资的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强调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91年，江泽民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方向，指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0年，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先进文化建设上升到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来认识，对于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体制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剧团体制，集中力量办好代表国家级艺术水平的剧团”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一是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办好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提倡和鼓励社会办团。二是搞活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颁布《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由此开始，文化部连续三年对中直院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学合理的布局结构、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三项基本内容的宏观思路。以建立完善的运转机制为重点，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对推进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发展文化产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投资对象，以现代管理机制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新型产业。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把文化艺术事业、旅游、教育、科技事业等一并列入第三产业。在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的90年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关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命题，文化系统由“以文补文”、“以文养文”逐步转入产业发展轨道。1998年政府机构体制改革逐步推开，文化部在机构大精简的背景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文化产业司，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产业”问题，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意见还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转到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尤其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为重点，在落实加大财政投入、合理布局结构、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和建立文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时，重点突出了院团内部运行机制的建设和调整，院团生产和演出的市场化导向得到明显加强，逐渐由机关化管理模式开始向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产业化经营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地位，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布局加以强调，进一步提出：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决定还要求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基本思路，有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发生深刻变化。

2006年3月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9个省市扩展至全国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单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地释放了文化生产力。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规划纲要，为我国文化建设描绘了一幅壮美蓝图。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将文化建设推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稳定明确，文艺创作环境宽松和谐，文艺队伍团结向上，广大文艺家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空前繁荣，规模、数量持续增长，内容、形式不断创新。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历史重任，发出“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号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总结60年文化建设，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辉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文化事业把握机遇，开拓进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亮丽的中国文化风景线。我们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引文献]

[1]《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文代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5]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

[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第三篇：江西师范大学

浅析案例教学法在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重要性

摘要：案例教学法是本着新课程理念“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为出发点，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运用与课堂内容息息相关的典型案例为基础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教学法。在理论性和综合性较强的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 中学思想政治课 教学 重要性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思想政治课堂教学也在不断地改革。要求改变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不断创新教学方法，通过创造良好学习氛围，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他们勤于思考善于总结的习惯，进而提高他们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引入案例教学法，对于促进思想政治课改革及加强素质教育都至关重要。

一、思想政治案例教学法的内涵

案例教学法是本着新课程理念“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为出发点，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原则，运用与课堂内容息息相关的典型案例为基础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一种教学法。与传统的教学法不同，教师不只是一味地灌输知识，而是更多扮演教学中的设计者和激励者，鼓励和引导学生积极地参与到课堂当中；另外，学生也不只是无意识地接受知识，而是更多地参与到课堂，针对课堂案例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知道思想政治课主要包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生活与哲学这四大部分内容，它是一门理论性和综合性比较强的学科，思想政治案例教学法它是在创设一个良好的教学情境，出示与学生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案例，让他们设身处地地去思考与讨论，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创造能力及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思想政治案例教学法的重要性

（一）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思想政治课相对来说是一门理论性比较强，综合性比较高的科目，大部分学生认为思想政治课是枯燥无味的，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被迫地学习。如果继续采用一成不变的教学内容和模式，将难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案例教学法以讲述案例为基础，把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直观、生动的内容，使枯燥无味的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例如在讲到量变与质变这一节内容时，在导入新课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播放经典有趣的哲学小故事《笨人吃饼》，营造良好的课堂氛围，使抽象的哲学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让学生在笑声中领悟其中蕴含的哲理，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二）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效率

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教学目标和教学任务，在教学活动中所采取的行为方式总称。教学方法是师生双方共同完成教学活动内容的手段。在新课程改革之前，绝大多数政治教师都采用传统的注入式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往往忽视学生的认知过程规律及学情分析，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地位，机械死板地记背知识，这样的课堂并不是新课程改革所要求的高效率课堂。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与新课改要求相契合的案例教学法越来越受到重视。在运用案例教学法的过程中，教师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特点及学情特征，筛选出与课堂内容相符的案例，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中。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自由大胆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由过去被动接受学习为主动学习，课堂学习效率自然而然地就提高上去了。

（三）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在良好的教学情境中，要求学生直接参与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总结，这样既锻炼和提高了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又培养了他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在讲到联系的客观性时，我们可以运用当今北京受雾霾天气影响的例子。对同学依次提出以下问题：一，为什么北京会有雾霾天气？二，我们不愿意雾霾的发生，可它却发生了，说明联系具有什么特点？三，面对雾霾，面对自然灾害，我们是不是无能为力了呢？有什么预防措施？让学生分组讨论这些问题，讨论完之后各组提出自己的看法，同时学习其他组解决问题的方法，反思自己在分析和解决问题中的不足之处。这样就在潜移默化中培养了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缩短教学情境与实际生活情境的差距

我们知道思想政治课是一门理论性比较强的科目，我们在教学中不能仅仅强调理论知识，而忽视与之相关的实际生活。运用案例教学法，把社会上真实发生的情境引入到课堂，教师通过展示一些典型的案例，让学生置身于案例之中，去分析和解决问题。由此一来，学生不用真正投入到实践当中就能了解到社会上实际存在的问题，这样就缩短了教学情境和实际生活情境的差距。例如在讲到“参与政治生活，把握基本原则”中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时，可以引出最近发生的天津塘沽大爆炸事件中的英雄事迹，许多消防员不顾个人安危英勇就义，但也有很多人趁机发布网络谣言，扰乱社会的安定与和谐。通过学生熟知的案例，这样讲课更有时效性和说服力，也便于学生理解。三、结语

总之，案例教学法是与新课程改革理念相适应的一种现代教学方法，在调动学生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学生课堂学习效率、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应该大力提倡。参考文献：

［1］李天兰.浅谈案例教学法在中学政治教学中的重要性［J］.中学教学参考（下旬），2009（11）.［2］蔡华.论新课改后案例教学法在初中思想品德课中的使用［J］.政史地教学（下旬），2000（02）.［3］秦鹏珍.浅论案例教学法在中学思想政治教学课中的实效性［J］.中国校外教育（中旬刊），2013（06）.

第四篇：2012年潮州卫浴发展历程回顾

2012年潮州卫浴发展历程回顾

无论生意是好是坏，2012年总算走到尾声了，卫浴企业也开始总结今年经营情况，拟定明年的生产和销售计划，期待明年能够更好的发展。对于潮州卫浴企业来说，2012年的市场压力比往年都大，有企业销售下滑、有企业放慢了品牌脚步、有企业从打造品牌回到贴牌、有企业重走出口路等。但绝大多数企业挺了过来，而且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中，潮州卫浴企业依然积极出击，逆势上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2012年尾声的时候，我们回顾潮州卫浴今年的发展历程。

2月，亚陶卫浴召开2012年战略发布会。2月16日，亚陶卫浴在潮州市紫莲山庄召开2012年品牌营销战略发布会，来自全国各地100多名亚陶卫浴的经销商代表参加了会议。发布会上亚陶卫浴总经理苏培明对亚陶卫浴2011年的发展做了总结，发表了2012年发展战略演讲，并邀请狼性营销实战训练专家王健伟给经销商做培训。

苏培明在发布会上说，2011年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卫浴行业的发展速度有所放慢，加速了行业的洗牌进程和速度，把没有质量保证和没有品牌的作坊式企业淘汰。亚陶卫浴在各种不利的因素中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稳步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尤其是通过网络推广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亚陶卫浴，达到了宣传和招商的目标。对于2012年的发展，苏培明表示为适应企业的发展，将加大对生产线的投入，引进国外新的生产技术，加强研发新产品，构建更完善的销售体系，与广大经销商一起将亚陶卫浴打造成行业的前端品牌。3月，潮州卫浴企业参加新锐榜评选。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和《陶城报》共同举办的第八届陶瓷行业新锐榜3月28日在佛山新媒体产业园隆重举行，作为陶瓷行业内最具权威性、影响力最大的一项评选活动，新锐榜评选吸引了泰陶、欧美尔、欧贝尔、赛格和欧乐家等多个潮州卫浴企业参加。

参加评选的潮州卫浴企业，获得了“优秀产品”、“新锐展厅”和“社会责任”等荣誉，获奖企业对新锐榜活动的规模、层次和效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新锐榜评选除了表彰过去一年内取得优异成就的企业外，更重要的是能够从正面宣传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对推动企业品牌发展、产品研发和行业进步都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参评得奖的企业或者个人，是行业对他们的一种认可，可以鼓励他们继续做得更好。

4月，行业协会间签订“友好协会”协议。4月21日，厦门市卫厨行业协会与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在潮州宾馆签订了“友好协会”协议，福建省水暖卫浴阀门行业协会、厦门市卫厨行业协会、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和潮安县古巷镇陶瓷协会四个协会共同签订了协会联盟。厦门市卫厨行业协会秘书长徐海明表示此次协议的签订为加强福建、广东两省协会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创海峡西岸经济区卫浴中心的美好未来，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为推动海西地区卫浴企业的发展，福建提出了建设海西厨卫基地的设想，以厦门、南安和潮州为产业中心，辐射温州五金产区、江西陶瓷产区、漳州陶瓷产区等五省十地，同时与隔海相望的台湾水暖卫浴产业对接，形成一个中心、多个亮点，共同发展的大产区。潮州与福建可以说是一衣带水的关系，都是重要的卫浴产地，两地都有自己的优势，双方既有合作关系也有竞争关系，对于海西厨卫基地的打造，潮州卫浴企业也是既有期待也有担忧。5月，潮州市国际陶瓷交易中心举行庆典仪式。5月15日下午，位于潮

州市火车站区的“潮州国际陶瓷交易中心之中国瓷都总部经济创业城项目”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庆典仪式，潮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丽文，枫溪区委书记张时义等政府相关领导、古巷陶瓷协会秘书长陈定鹏、潮州市卫浴企业代表以及潮商代表等300多人出席了庆典仪式。“潮州国际陶瓷交易中心”位于潮州市火车站区，由潮州市瓷都陶瓷中心市场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是入选广东省现代产业500强项目。占地总面积为350亩，预计总投资额22亿元，总共分三期实施，第一期是“中国瓷都总部经济创业城”，第二期是“中国瓷都会展中心”，第三期是“中国瓷都物流中心”。其中“中国瓷都总部经济创业城”占地面积159亩(10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创业综合楼12幢，配套2000个地下停车位，投资额达到8亿元，工程建设计划在2012年12月前竣工。6月，万商红商贸物流中心推介会在潮州举行。6月10日，赣西万商红（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全国招商巡回推介会潮州专场暨潮州陶瓷卫浴厂商委托代理经销推介会在潮州宾馆举行，新余市商务局副局长甘喜春，新余市仙女湖管理局领导王莉、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秘书长黄振豪、古巷陶瓷协会秘书长陈定鹏以及100多名潮州卫浴企业代表出席了本次推介会。甘喜春和王莉在推介会上分别对新余市发展情况和潜在商机，万商红商贸物流中心发展规划、商家优惠扶持政策等做了介绍，并邀请潮州企业组团到新余市实地考察。

赣西万商红商贸物流中心占地1600亩，建筑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其中装饰建材市场占地350亩，整个商贸物流中心规划发展建材、家具、五金机电、汽车、汽配、农贸产品、小商品、服饰八大市场，以批发采购为主体。项目一期建材、五金、机电市场目前已基本封顶，二期小商品、服装鞋包、汽车配件、农副产品等市场也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为了缓解市场不景气厂家难找经销商的压力，赣西万商红成立了委托代理加盟中心，为潮州陶瓷厂商牵线搭桥，寻找赣西地区的下游代理批发商家。为了让厂家对整个项目有更好的了解，万商红商贸物流中心邀请潮州陶瓷企业代表组团在6月16日到新余市实地考察，第一次推介会现场有40多人报名到万商红物流中心参观了解。

7月，潮安卫浴组团亮相建博会唱主角。7月8日-11日，第十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举行，潮州市经贸局组织欧美尔卫浴、欧乐佳尚磁、欧贝尔、梦佳、牧野、佳陶等22家潮州卫浴企业集体参展，设立了占据半个展馆的“潮安卫浴专区”。广州建博会上，来自其他地区的卫生陶瓷参展企业不多，潮安卫浴成了独挑大梁的角色，吸引了各路看家驻足问询。潮安县古巷镇镇委书记庄安平说，这是潮州市经贸局第三次组织潮安县卫浴企业集体参加广州建博会，希望通过组团参展的方式让外界对潮安卫浴有更好的了解，提升潮安卫浴的品牌知名度。“今年潮安代表团一共拿了280个摊位，古巷镇占了200个，凤塘镇占了80个，从展会第一天和第二天的人气来看，效果要比去年好，达到了宣传潮州卫浴，宣传古巷镇这个中国卫生陶瓷第一镇的作用。”潮安县古巷镇镇委书记庄安平在建博会现场了解古巷卫浴企业参展情况时对本报记者说，庄安平介绍，虽然今年整个卫浴行业发展形势严峻，但是古巷卫浴企业的发展速度依然比较快，稳中有进。

8月，潮安县邮政储蓄银行业务推介会。8月11日，潮安县邮政储蓄银行业务推介会在古巷陶瓷协会二楼会议厅召开，潮州市邮政储蓄银行、潮安

县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古巷支行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推介会，陶协秘书长陈定鹏主持会议。

在推荐会上，潮安县邮政储蓄银行信贷部负责人陈文钊对前来参会的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信贷产品推介，对贷款业务、公司业务、个人业务进行了详细介绍。去年以来，受到成本上涨、市场低迷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潮州卫浴企业在一定程度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为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维持企业稳定发展，古巷陶瓷协会引进了邮政储蓄银行推行的贷款业务，为企业做好牵线搭桥的服务工作。推介会的举办，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陶瓷行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受到了古巷卫浴企业的欢迎。

9月，古巷陶协参加全国节水产品质量提升与推广普及工作会议。9月18日，水利部、国家质检总局和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联合在京召开节水产品质量提升与推广普及工作会议，总结近年来的工作成效和经验，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潮安县古巷陶瓷协会办公室主任魏楚杰应邀参加了会议。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魏传忠在会上指出，“广东潮州地区通过质监部门区域专项整治实施质量监督帮扶等措施以及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节水产品合格率由2005年的10%提升到今年的95%，这一数据的变化反映出对产品质量抓与不抓、重视与不重视，效果大不一样。”

11月，潮州卫企将组团参加约翰内斯堡商品展。11月28日到30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加拉格尔会展中心举办的“广东（约翰内斯堡）商品展览会”，来自古巷的梦佳卫浴、欧美尔卫浴、欧乐家卫浴、欧陆卫浴和尼尔斯卫浴等6家卫浴企业参展，而报名随团去南非参观考察的人数有30多人。

11月，庄安平带团参加水效标准宣贯会。11月25-27日，由全国工业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用水产品和器具用水效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主办的水效分委会一届四次年会暨系列水效标准宣贯和蹲便器水效标准审查会在合肥举行。此次会议由广东梦佳陶瓷实业有限公司和广东欧陆卫浴有限公司承办，潮安县古巷陶瓷协会协办，来自北京、广东、福建、江苏、上海和河南等地区的标委会委员、专家、观察员和生产企业代表近100人参加了会议。潮安县古巷镇党委书记庄安平带领梦佳、非凡、牧野、欧美尔、欧贝尔、安彼、欧陆和康纳等古巷卫浴企业代表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潮安县古巷镇书记庄安平、古巷镇陶瓷协会秘书长陈定鹏带领古巷卫浴企业代表一行20多人到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参观考察。

12月，古巷陶瓷协会举行等级评估报告会。12月7日，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专家组侯力、王韶、卢汉玲、肖澎、方锐生、尤晓俊、郑跃生一行七人莅临潮安县古巷陶瓷协会，对古巷陶协近几年来的工作进行审议和等级评估。潮安县民政局副局长吴钢斌、古巷陶协常务副会长苏遥广、秘书长陈定鹏、办公室主任魏楚杰以及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评估报告会，汇报会由市民政局民间组织和社会工作科科长郑跃生主持。

第五篇：回顾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回顾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大致将其划分为几个阶段：1，西方社会心理学的萌芽与诞生(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08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和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不约而同地发表了以《社会心理学》命名的专著。西方把这一年作为社会心理学诞生的年代。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和苏联的社会心理学家先后把科学实验方法引进这一学科，才使得社会心理学从描述对象转向探索和揭示规律，社会心理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其奠基人公认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社会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1)开始运用实验;2)用数量分析补充对现象的质的分析;3)从描述现象转向揭示和利用规律。

2，西方社会心理学科学体系的建立(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早在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可多年来，这个很有价值的提议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

这些研究方式集中体现在，依托数学和物理学的原理，为“社会心理学”构建起严谨的科学体系，从而，奠定起它的定量精确研究方向。3，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的扩展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

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