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回顾中国发展历程 树立报效祖国志向
我们回顾党的光辉历程,回顾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功伟绩,就是要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的主旋律,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大力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大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断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有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长期以来,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民族的富强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广大共产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和平建设时期开拓进取、甘于奉献,为党和人民建立了巨大功绩。
第二,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承担起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历史重任并且在国际国内环境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根本原因在于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高度重视并不断保持和发展自己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
第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迫切需要加强和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否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就会迷失方向。当代大学生胸怀祖国,心系人民,勤奋学习,勇于创新,他们德才兼备,风华正茂,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一代新人。
“志之所趋,无远勿届,容山距海不能限也。志之所向,锐兵精甲不能御也。”理想是一簇火种,能点燃拼搏进取的火焰;理想是一盏明灯,能照亮人生奋斗的历程。理想是我们 的强大精神动力,牢固树立远大理想,是大学生成长和成才的根本保证。
许多优秀大学生的成长成才之路还告诉我们,一个人的远大理想只有和踏实奋斗结合起来才更有力量。远大理想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真正有理想的表现是知行统一。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实践自己远大理想的最好行动,就是刻苦学习,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增强自己将来报效祖国的本领。周恩来同志在年少时说出的那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深深激励了一代又一代学子。今天,我们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时代赋予了当代大学生崇高而又神圣的使命。大学生们躬逢盛世,应该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刻苦学习。以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报效祖国,这是大学生实现远大理想的必由之路。
“人的一生只能享受一次青春,当一个人在年轻时就把自己的人生与人民的事业紧密相连,他所创造的就是永恒的青春。”我们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大学生一定会以刻苦学习、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为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第二篇: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6月30日 10:52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摘要: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方面,从毛泽东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到邓小平“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从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到胡锦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都是对文化建设所做的深刻论证。通过对新中国文化历程的回顾,可以总结文化建设60年来所发挥的解放思想、动员人民、引领时代风尚的作用,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文化建设 “双百”方针 “二为”方向 文代会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0;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5-011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今天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和回顾历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将其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大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后陆续成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组织。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会后,立即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主任的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会,毛泽东为该会题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1950年7月,文化部又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如何对待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的传统戏曲,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明确规定保留与发展旧戏曲的优良传统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反现实的落后部分,使其成为以新民主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戏曲艺术。提出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和戏曲艺人一道,对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进行整理和改革。此举使许多濒『J缶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绽放出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还是在培养青年演员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国家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和国有文艺团体组成国家、省、地区三级设置的国营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改革旧电影事业,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和《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等,规定旧片映演必须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放上映执照方能上演;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随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了适应形势确定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9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第二次文代会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在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第二,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三,对建国以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文艺领导上的行政命令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会对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很有生气的优秀作品。
李准1953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及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绍。1955年赵树理发表的《三里湾》以他惯常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风趣幽默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刘澍德的《桥》、康濯的小说集《春种秋收》、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都是展示农业合作化历程的作品。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们,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峻青1954年发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写了交通员小陈带领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最后连同母亲、弟弟壮烈牺牲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王愿坚1954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作品《党费》,主人公黄新那种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正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鹏程发表的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第一部大画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鸿篇,当时被评论界称为“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再现了保卫延安的几次著名战役,而且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彭德怀的领袖人物形象。高玉宝1955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受到普遍欢迎。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身份分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为进一步宣讲和阐述“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请中宣部长陆定一举行了报告会。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其中在1957年发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年主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剧目有5万多个,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剧目,昆曲《十五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年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由田华饰演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魏宁顿的高度赞扬。7月,首都文艺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生200周年、荷兰画家伦勃朗诞辰350周年、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诞生100周年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0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像搞政治运动一样发动文艺“大跃进”,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为了纠正精神生产领域内的种种偏差,调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阐述精神生产的规律,批评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作法,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此同时,先后制定了《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化部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工作十条”)、《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提出了加强文艺建设、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工作经过调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音乐创作中涌现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歌剧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蕴的厚重程度。中国歌剧曾经拥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唱腔家喻户晓,剧情耳熟能详,强烈吸引了几代观众。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其中《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经典华彩乐章。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于拨乱反正、走向历史转折的进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获新生。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漫画、相声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林彪、“四人帮”的“匕首”。诗歌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还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活动的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重新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还创办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大转折的关头召开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而且更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发展方针深入人心,文化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艺创作开始进入以揭露和反思极“左”危害为主题的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以战斗的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标志着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描写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品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生动描写,深刻揭示了“四人帮”的罪恶不仅在于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更在于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通过描写一个16岁的小姑娘王晓华与其“叛徒”身份的母亲彻底“划清界限”,8年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晓华明白了真相,但为时已晚,母亲已与世长辞的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这以后揭批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作品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类是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情操的热情颂扬。前者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永远是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等;后者有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刘绍棠的《峨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接下来发表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诉,作家开始把笔触伸向历史纵深,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梁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等。这一波创作浪潮后期的优秀作品,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
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如《于无声处》、《丹心谱》、《枫叶红了的时候》。1978年初,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帮”,昧着良心出卖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这出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陈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举了《于无声处》为例。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被称为“对恢复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诗歌的代表则有1977年发表的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中国的十月》是一首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它热情讴歌了中国史诗般的十月,放声歌唱粉碎了“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一月的哀思》抒写周恩来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全国人民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悲痛和怀念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的无比欢欣。涛人善于选择典型的细节和运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达昂扬奋发的激情。《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现代抒情诗,是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诗人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用54个“周总理,你在哪里”对周总理的英灵急切地反复呼唤,反复询问,反复倾诉,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怀念的深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文化艺术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推出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逐渐取代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而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上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正面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盛情赞扬,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载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乡场上》,像一阵潮润的清风卷起了乡间芬芳的泥土气息。它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在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权作风,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他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赵本夫的《卖驴》、路遥的《人生》、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这些作品已经不仅限于为改革鼓与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心态变化的深层写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深入发展,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门明确提出改革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1983年国务院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结构;确定编制,精简人员;改革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扩大自主权;加速培养艺术人才,繁荣艺术创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实行“双轨制”改革思路,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大体遵循了经济领域“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难于取得突破时,艺术院团改革转上了“双轨制”发展的道路,转轨并催生了一批民间职业剧团和社办院团,改变了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单一投资的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强调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91年,江泽民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方向,指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0年,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先进文化建设上升到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来认识,对于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体制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剧团体制,集中力量办好代表国家级艺术水平的剧团”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一是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办好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提倡和鼓励社会办团。二是搞活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颁布《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由此开始,文化部连续三年对中直院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学合理的布局结构、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三项基本内容的宏观思路。以建立完善的运转机制为重点,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对推进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发展文化产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投资对象,以现代管理机制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新型产业。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把文化艺术事业、旅游、教育、科技事业等一并列入第三产业。在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的90年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关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命题,文化系统由“以文补文”、“以文养文”逐步转入产业发展轨道。1998年政府机构体制改革逐步推开,文化部在机构大精简的背景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文化产业司,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产业”问题,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意见还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转到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尤其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为重点,在落实加大财政投入、合理布局结构、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和建立文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时,重点突出了院团内部运行机制的建设和调整,院团生产和演出的市场化导向得到明显加强,逐渐由机关化管理模式开始向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产业化经营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地位,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布局加以强调,进一步提出: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决定还要求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基本思路,有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发生深刻变化。
2006年3月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9个省市扩展至全国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单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地释放了文化生产力。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规划纲要,为我国文化建设描绘了一幅壮美蓝图。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将文化建设推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稳定明确,文艺创作环境宽松和谐,文艺队伍团结向上,广大文艺家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空前繁荣,规模、数量持续增长,内容、形式不断创新。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历史重任,发出“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号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总结60年文化建设,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辉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文化事业把握机遇,开拓进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亮丽的中国文化风景线。我们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引文献]
[1]《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文代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5]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
[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第三篇:中国数字机顶盒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数字机顶盒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 数字机顶盒概述 1.1机顶盒由来
机顶盒STB(Set-Top-Box)起源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在欧美作为保护版权和收取收视费的重要手段,有线电视台在每台用户电视机之前加一个密钥盒,只有交了费的用户才能正常收看电视,这就是最初的机顶盒。
1998年11月,美国和欧洲HDTV试播后,又一次掀起了机顶盒的高潮,这次机顶盒的主要作用是用普通模拟电视机收看数字高清电视,同时具备网络和有条件接收功能。
1.2机顶盒分类
按功能特点分为三类:普及型、增强型与交互式。按传输介质不同又可分为有线、地面、卫星和IP机顶盒。
1.3机顶盒在数字电视产业链的位置
机顶盒是实现数字电视接收的必备设备,短时间内不会被马上替代,因此机顶盒在整个数字电视产业链中有着重要的位置。
数字机顶盒市场状况 2.1竞争厂商 据调查,我国市场上的数字机顶盒厂商绝大部分为本土企业,少部分为国外及香港和台湾地区投资的企业。
我国本土数字机顶盒生产区域分布于东南沿海、西南、北京等地。东南沿海
地区是我国最大的生产区,这里市场经济发展较快,研发实力较强、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如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特别是深圳就集中了近50家的数字机顶盒生产商;西部的四川、重庆地区也聚集了不少数字机顶盒生产企业,如长虹、通达、九州等,北京由于强大的研发实力,也集中了一大批数字机顶盒的生产企业。此外,山东、湖南、湖北、安徽、陕西、山西、河北等地也都有数字机顶盒的生产企业,其中山东省的数字机顶盒生产企业虽然数量不多,主要是传统的家电企业,如海尔、海信等,实力很强。
我国的数字机顶盒生产厂商不仅为国内制造产品,还出口东南亚、中东、欧洲、美国等国家和地区。我国出口的数字机顶盒大多都是基本的、低成本、低技术的产品,类型主要是地面和卫星数字机顶盒。成本领先使我国数字机顶盒生产厂商在世界市场上极具竞争力,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数字机顶盒的主要供货基地之一。有些厂家通过技术改进和市场竞争已经挤进全球数字机顶盒的高端市场,面向欧洲和美国出口。
随着国内外对数字机顶盒的市场需求不断增长,会有越来越多的厂商投资或转型于数字机顶盒市场。2.2市场发展的驱动因素
(1)政策/法规驱动
在机顶盒市场发展的启动初期,政策/法规是最主要的市场驱动力量。有利的政策/法规对机顶盒市场的发展速度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2)用户需求驱动
在机顶盒市场发展的第一阶段,用户需求对机顶盒市场的拉动并不明显。用户需求是一个市场行为,即使在政府强制实行“整体转换”之后,用户还存在需要对数字电视认知和习惯的一个过程。在机顶盒市场发展的第二阶段,用户日益增长的需求将成为机顶盒发展的强大拉动力。用户需求是个性化、多样性的,机顶盒也将因之会具有更多的功能和形态,在更大程度上满足用户不同层次的需求。
(3)技术驱动
技术与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新市场都是由新技术带来的。市场发展要求技术开发人员采用最适用的技术,提出最佳的解决方案。大众的需求也会在技术发展方向上起到一定的作用。
生产厂商将更加注重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在机顶盒市场发展的第二阶段末及第三阶段,以不拒绝新技术和允许市场竞争为前提的条件下,技术变革对机顶盒市场发展的拉动力量和引领作用将凸显。
技术驱动将对机顶盒市场细分的层次和速度都起到促进作用。2.3数字机顶盒市场特点
(1)中国数字电视机顶盒市场产品线千差万别
在中国数字电视市场,由于地方区域网络的不同,各网络运营商在选用设备时都是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设备,造成市场上分散的CA系统,不同的SMS、数据广播系统、浏览器、中间件等搭建的千差万别,也造成了机顶盒在设计的时候需要根据不同的网络运营商实际情况量身定制,造成中国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产品线过于复杂。
(2)中国数字机顶盒市场利润下滑、成本加大
在中国数字机顶盒市场,由于各地区网络运营商技术设备的千差万别,以及不同的网络运营商对于机顶盒界面、功能、遥控器等不同的需求,机顶盒厂商必须针对不同的网络运营商进行适当调整,开发符合运营商不同需求的机顶盒产品,导致了中国数字机顶盒市场厂商成本不断加大,而又由于国内目前已经有近百家企业投入到机顶盒市场,造成竞争比较激烈,产品利润不断下滑。
(3)中国数字电视机顶盒市场以基本型机顶盒为主
中国数字电视发展过程中,有线数字电视作为推进主体,在有线网络运营商整体转换中主要采用免费赠送终端接收设备的方式来加快数字化程度,并且出于成本考虑,大多运营商选择基本型机顶盒,地面、卫星以及IP数字机顶盒也由于产业尚未成熟,基本型机顶盒仍然作为市场主推产品。3 机顶盒核心技术结构
从数字电视机顶盒的构成上看,数字电视机顶盒包括硬件和软件两部分。硬件提供数字电视机顶盒的硬件平台,实现音视频的解码。数字电视节目内容的重现、操作界面的实现、数据广播业务的实现,以及机顶盒和Internet的互联都需要通过软件来实现。
3.1数字机顶盒硬件系统
从结构上看,机顶盒硬件系统一般由芯片、内存、调谐解调器、各种智能接口、外部存储控制器、高频头以及视音频输出、电源、机壳等几大部分构成。
(1)芯片
芯片是机顶盒解决方案的核心技术部件,主要进行后端信源解码处理,通常集成有MPEG-2解码器和一个CPU。根据芯片集成度及实现的功能不同,机顶盒芯片供应商推出了面向从低端到高端产品的信源解码器。
(2)调谐解调器
调谐解调器的作用是对模拟信号进行采样,并且将其转换成数字信号流,信号流包括视频、音频和一些数据。当转换成为流之后,再经过前向纠错,再传送到解复用器;调制器用来发送回传信号。调谐解调器的不同成为不同类型数字机顶盒的标准。
(3)内存
机顶盒需要内存来存储指令和数据,可以分为RAM和Flash内存。
机顶盒中的RAM主要是用来存储应用数据。Flash用来存贮机顶盒的系统软件、驱动软件、应用程序以及一些配置信息,在系统断电时内容还可保留,同时Flash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对其上所载的软件进行更新,达到机顶盒软件升级的目的。
(4)外部存储设备 外部存储设备一般指外接U盘、SD卡、硬盘等移动存储设备,大容量的移动存储设备可以用于存储节目以满足个性化需求,记录、重放所喜爱的内容的要求,实现PVR录制和Timeshift(时移播放)功能。各种智能接口
智能接口是多数机顶盒不可缺少的部件,该部分提供了丰富的外部接口。随着机顶盒设备硬件设计的不断发展,可用的物理接口也在增加。可以将机顶盒的物理接口分成如下的类:调制解调器接口(PSTN、ADSL、CM)、高速多媒体接口(USB、Card reader)、RS232、智能卡读卡器、通用CI接口、遥控器、无线键盘、TV和VCR接口、Ethernet/Wifi 网络接口。3.2数字机顶盒软件系统
机顶盒作为一个客户端系统,除了要具有良好的硬件平台外还需要配备不同的软件系统才能使其完成各种任务。机顶盒中的软件可以分成三个主要的层:应用层、中间层和驱动层,每一层都包含了诸多的程序或接口。数字机顶盒发展历程
在中国,机顶盒的发展已经历12年的历史。
从1999年开始至2002年底,机顶盒就已经在市场上进行销售,然而,基本上每个城市达到两万大众就难以再增长,机顶盒的推广遭遇“两万户瓶颈”。为突破 “两万户瓶颈”的尴尬局面,有些城市选择了与其他产品的捆绑方式销售机顶盒,此种销售方式也并没有经得起市场的考验。
从2003年起,国家广电总局选择了49个城市作为数字电视的试点城市。一些城市的数字电视整体转换思路逐渐得到了国家广电总局领导们的认可,当地的有线网络运营商免费向有线电视用户免费赠送机顶盒,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机顶盒派发至每个家庭,快速完成数字化的基础转换工作。截止到2003年12月31日,我国数字电视用户数为27.6万。但同时应看到,这27万多数字电视用户中,尚有一些属于试用型用户,如北京目前仍采取用户缴纳押金试用的方式,其近1万个机顶盒还不能算是真正的数字电视用户。此外,苏州的两万多个机顶盒中有一部分并没有继续付费。
2004年全国生产了超过两千万的数字电视机顶盒。前十名的数字机顶盒生产厂商拥有超过60%的市场份额。PBI和同洲公司是当时国内最大的两家数字机顶盒生产厂家,他们均生产全类型的数字机顶盒产品,PBI的产品基本以外销为主。由于数字机顶盒的市场总量主要由卫星数字机顶盒构成,有线数字机顶盒本身在总量中的占比就比较小,所以那些只生产有线数字机顶盒的厂商在总量中的份额就非常小,如天柏公司。
2006年,中国数字电视机顶盒产量已经达到了5408.3万台,与2005年相比增长了40.7%。中国机顶盒产业的发展主要是受卫星数字电视机顶盒出口带动,同时,随着数字电视整体平移战略的深入实施,2006年国内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的需求量也上升较快,2005年产量仅为341.0万台,而2006年则达到了801.6万台,另外,地面数字电视机顶盒产量也由2005年的230万台上升至2006年的494.3万台。2006年我国机顶盒家庭保有量突破1000 万台,市场增量达到800万台以上,同比增长50%。按机顶盒的三大传输方式(有线、地面、卫星)来分,2006年中国机顶盒市场仍旧以有线数字机顶盒为主,销量达700万台,占整个机顶盒市场的90%以上,IP机顶盒大约有100万台,而地面机顶盒市场拥有量还不到10万台,卫星机顶盒基本用于出口。在有线数字机顶盒中,基本型机顶盒销量达630万台,占有线机顶盒市场的90%。而双向机顶盒销量达30万台,高清机顶盒销量仅3000 台,它们与其他类型的机顶盒一起瓜分剩下的10%市场份额。2007年底,中国数字机顶盒的出货量达到6500万台,相对增长41.3%,我国有线机顶盒市场家庭保有量突破2500万台。在2007年国内机顶盒市场上,有线数字机顶盒整体平移市场仍是主体,地面数字机顶盒已开始起步,直播卫星机顶盒市场空间与129号令的开放程度有高度的相关性。2007年国内机顶盒市场较明显的变化是,虽然平移基本型机顶盒仍旧占据80%的市场份额,但正在整转的130个城市中,有超过一半的城市都已经开始进行双向网的改造,因此,双向机顶盒在1-9月份同比增长了近一倍,这一增长趋势将在明年更加凸显。另外,在市场竞争方面,机顶盒厂商的市场集中度正迅速升高,机顶盒利润在进一步下降,大量的垫资和分期付款成为市场竞争的焦点,机顶盒品牌的市场竞争已上升为整体实力的竞争。
2008年我国数字电视进入了蓬勃发展期,除有线数字电视仍旧表现出强劲增长势头外,地面数字电视随着2008年奥运会的契机也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此外,直播卫星的升空也为2009年卫星数字电视的发展提前预热。到2008年年底,中国数字机顶盒的出货量达到7200万台,同比2007年增长12.50%,占全球市场份额的一半以上,因此可以说中国已成为全球机顶盒市场的制造中心。2008年,虽然受到雪灾、地震以及全球金融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但中国机顶盒市场依然处于景气周期。2008年前三个季度国内有线机顶盒市场新增1338.6万台,相比去年增长200万台,有线双向机顶盒增长速度加快,部分城市已经取代了单向成为平移主力,截止到今年9月,双向机顶盒销量达716.74万台,同比增长一倍有余.高清机顶盒相比去年也逐步增多,2008年国内的出货量预计将达到10万台以上。另外,在市场竞争方面,中国机顶盒品牌依旧以长虹、创维、天柏、同洲、九州、银河为主打,机顶盒竞争已经从单一产品价格与功能竞争逐步向整体实力的竞争模式转变。2009年中国制造的机顶盒总出货量继续增长,总出货量超过1亿台,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机顶盒生产制造中心的地位更为稳固。2010年有线机顶盒的新增量预计在2500万台左右,将保持平稳的增长速度。外销机顶盒主要以卫星机顶盒和地面机顶盒为主,主要销往美国、印度、英国、阿联酋、德国、埃及、罗马尼亚等国家。地面机顶盒的出口量仅次于卫星机顶盒,美国和欧洲是地面机顶盒的最主要市场。支持DVB-T(地面无线)标准的机顶盒主要销往欧洲、中东及法国等国家和地区,而支持ATSC(美国数字电视国家标准)的机顶盒主要是销往美国和加拿大。中国在卫星机顶盒供应市场具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2009年内销机顶盒的出货量预计将首次接近总量的50%。内销机顶盒主要是有线机顶盒和卫星机顶盒。2009年前三个季度,有线机顶盒的国内总出货量达到1710.7万台,比2008年同期增加372.1万台,有线机顶盒主要流向为江苏省、陕西省、河北省、湖北省、湖南省、哈尔滨市、北京市、武汉市等省市。2010年中国制造的机顶盒总出货量保持稳定增长,2010年前三季度,有线机顶盒的国内总出货量达到2143.8万台,相比2009年同期增加433.1万台。截止2010年12月31日,中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突破8600万,有线数字机顶盒市场规模为8856万台,增量市场规模达到2056万台。预计在未来10年或是更长的时间里,机顶盒将在中国数字化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业内权威研究公司格兰研究统计:截至2011年4月底,我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到9516.8万户,有线数字化程度达到50.81%。5 数字机顶盒的发展趋势 5.1硬件平台发展趋势
从机顶盒发展趋势看,Tuner和解调芯片合二为一,物理上减小体积,降低成本,提高性能;或者采用芯片实现Tuner 的功能。
由于CPU与TS流解复用器,MPEG-2 A/V解码器,视频编码器集成,形成STB 的核心芯片,它的发展速度将决定机顶盒未来的方向。必然的趋势是CPU处理速度越来越快,存储器容量越来越大,MPEG解码器将同时支持多路节目的解码;并支援更多解码格式,如可以解码更高压缩率的H.264。同时用户可以直接看到的图形显示界面将从简单的OSD,发展到强大的2D、3D图形引擎。
由于数字电视传输网络的建设和改进,以及internet网络技术的成熟,可以实现各种交互式应用。通过网络通道和机顶盒,观众坐在家中就能享受到视频点播(VOD)、网上冲浪、远程购物、交互游戏等增值业务。这种交互性将极大地改变人们看电视的方式。因此,双向传输方案将成为机顶盒发展的主流。
外部接口将更加丰富,通过USB口可以实现和数码相机的连接,通过IDE接口可以挂接硬盘实现节目存储等等。
机顶盒是网络的终端产品,现实中存在着通信网、计算机网和广播电视网。虽说三网合一是必然趋势,而且三网在骨干网的传输技术上已经融合。最终将数字机顶盒发展成为家庭网关,将机顶盒与PC、打印机、DVD机等数字设备连接起来,并通过双向模块与Internet相连,真正地成为信息家电。5.2软件平台发展趋势 电视网络数字化改造的不断深入,开放式业务系统的广泛使用,运营商的利润增长点将从以前靠收视费和广告费转向靠多种应用去支撑。因此,机顶盒将支持越来越多的应用,如电子节目指南、PPV节目、IPPV节目、准视频点播、数据广播、Internet接入、电子邮件、视频点播以及IP电话和可视电话等。而上述应用的发展,必须依靠机顶盒的软件平台,也就是中间件。因此,机顶盒的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中间件技术的发展方向。5.3机顶盒种类发展趋势
(1)数字电视一体机
随着数字电视机技术的发展,带数字解码功能的新型电视机已经面世。这种将最基本的机顶盒和电视机的功能结合在一起的新型一体化电视机,将对机顶盒的制造业和数字电视的运营产生重大影响,面对家电巨头们庞大的生产能力和新的技术产品,大多数机顶盒生产商将面临重新洗牌的风险。
对运营商而言,一体机的出现也使运营发生了改变。过去运营商不仅要为节目传输操心,也要为用户的机顶盒投入大量的精力,甚至为此背上沉重的包袱,特别是在整体平移的过程中,由于发送机顶盒而背负了庞大的债务,而这一切都可能因为一体机的出现而得到很好的解决。在未来的2~3年内,按照国家产业的规划,国内生产的35%以上的电视机将带有机顶盒功能,这意味着每年将有1500台以上的一体机投放市场,以后这个数字还将会不断攀升。
(2)机卡分离
机卡分离和一体机几乎是天生的一对。电视机的大规模制造不仅提高了产品的可靠性,也降低生产的成本,而大规模制造的基础就是所生产的产品具有一致性,这不仅表现在硬件上也表现在软件上。由于软件的差异性使得制造商无法像生产电视机一样大规模地生产机顶盒。所以实现规模制造,CA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机卡分离技术的含义在于让数字电视的接收设备(机)和CA智能卡及其软件(卡)无关,两者通过一个接口产品(大卡或CAM卡)来连接,电视机和STB预留这个通用的接口。在插入CA智能卡之前,所有的电视机和STB的软硬件都是相同的,而智能卡首先要插到一个与之适应的CAM卡中才能插到电视机或机顶盒上,解出相应的节目。虽然从表面上看由于使用了CAM卡增加了用户的接入成本,但由于脱离了CA的束缚给运营商和制造商都带来了使用和制造成本的降低,最终也带来了用户接入成本的降低。诸多的优点使机卡分离成为一种产业发展的趋势,美国已经把机卡分离作为数字电视机的标准,并为此定义了强制性的时间表。对中国这样一个电视机生产大国而言,机卡分离也将成为中国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标准。随着产品的批量投放市场,数字电视机的普及将有助于带动数字电视用户的发展。
(3)双向机顶盒
互动正逐渐成为机顶盒的主打发展方向,在双向机顶盒与单向机顶盒价格差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双向机顶盒代替单向机顶盒进行整转的趋势已经被大多数有线运营商所认同,并成为可能。
(4)双解码或多解码机顶盒
对国内的运营商而言,特别是在整体平移的过程中,如何解决用户两台以上的电视机收看数字电视节目是一个令开发人员十分头疼的问题,虽然可以通过强制性的行政行为达到一机一卡,提高收视费,但无法让用户理解这种运营模式,也使数字电视的推广面临很大的阻力。双解码机顶盒是在一个机顶盒中采用双解码芯片或在一个芯片中嵌入两个以上的解码电路,并配以两个解调器,进而使一个机顶盒输出两路不同的节目,而机顶盒的成本仅仅增加了30%~50%。这种新产品的出现,无疑对那些拥有两台以上电视机的用户是一个福音,当然对那些寄希望于用户购买两台以上的机顶盒以及交两份以上的节目费的运营商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5)PVR机顶盒
随着节目源的丰富和网络运营商服务的不断改善,中国的数字电视业务会不断向专业化和个性化等领域发展,用户对PVR机顶盒的需求也将相应增加,PVR机顶盒将逐渐从实验室产品走向市场,具备PVR功能未来将成为机顶盒标准配置。由于PVR机顶盒技术复杂,内置硬盘的造价成本又相对较高,调查显示,外置硬盘的PVR机顶盒使用户的选择和使用更加方便灵活,因此将受到用户的喜爱。从2009 年起,广电大力推广Push-vod业务,这将促进PVR机顶盒市场的发展,预计PVR市场将从2009年逐渐启动,但PVR机顶盒短时间内在保有量上仍然不会有大的突破,原因主要是:终端用户的消费习惯需要一个逐渐改变的过程;在目前的数字电视节目内容上,可录的高质量节目仍然不是很多;知识产权问题;PVR机顶盒价格仍然较贵。(6)双模机顶盒
有线/IP双模机顶盒主要存在于杭州以及扬州,此类型的双模机顶盒市场发展受到一定的局限;地面/卫星双膜机顶盒同时能够接收地面和卫星传输的节目内容,在日本等国受到用户的欢迎,成为最主要的机顶盒产品类型之一,显示了其广阔的前景。地面/卫星双模机顶盒在中国的发展目前仍然受到卫星节目接收政策上的限制,从长远来看,以地面解决当地节目,以卫星解决外地节目,将成为一种重要的接收方式。
(7)3D 高清机顶盒
2008年,一些有前瞻性的公司将3D机顶盒带入中国,目前处于产品试销阶段,最为一种高端的机顶盒产品,3D的出现丰富了机顶盒的产品类型。3D 游戏使用三维技术,使游戏内的物体具有空间性,游戏视角可以随意变动,具有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在国外市场上受到欢迎,但在中国仍然属于比较超前的机顶盒类型,其发展有待进一步观望。
第四篇:2012年潮州卫浴发展历程回顾
2012年潮州卫浴发展历程回顾
无论生意是好是坏,2012年总算走到尾声了,卫浴企业也开始总结今年经营情况,拟定明年的生产和销售计划,期待明年能够更好的发展。对于潮州卫浴企业来说,2012年的市场压力比往年都大,有企业销售下滑、有企业放慢了品牌脚步、有企业从打造品牌回到贴牌、有企业重走出口路等。但绝大多数企业挺了过来,而且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中,潮州卫浴企业依然积极出击,逆势上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2012年尾声的时候,我们回顾潮州卫浴今年的发展历程。
2月,亚陶卫浴召开2012年战略发布会。2月16日,亚陶卫浴在潮州市紫莲山庄召开2012年品牌营销战略发布会,来自全国各地100多名亚陶卫浴的经销商代表参加了会议。发布会上亚陶卫浴总经理苏培明对亚陶卫浴2011年的发展做了总结,发表了2012年发展战略演讲,并邀请狼性营销实战训练专家王健伟给经销商做培训。
苏培明在发布会上说,2011年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卫浴行业的发展速度有所放慢,加速了行业的洗牌进程和速度,把没有质量保证和没有品牌的作坊式企业淘汰。亚陶卫浴在各种不利的因素中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稳步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尤其是通过网络推广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亚陶卫浴,达到了宣传和招商的目标。对于2012年的发展,苏培明表示为适应企业的发展,将加大对生产线的投入,引进国外新的生产技术,加强研发新产品,构建更完善的销售体系,与广大经销商一起将亚陶卫浴打造成行业的前端品牌。3月,潮州卫浴企业参加新锐榜评选。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和《陶城报》共同举办的第八届陶瓷行业新锐榜3月28日在佛山新媒体产业园隆重举行,作为陶瓷行业内最具权威性、影响力最大的一项评选活动,新锐榜评选吸引了泰陶、欧美尔、欧贝尔、赛格和欧乐家等多个潮州卫浴企业参加。
参加评选的潮州卫浴企业,获得了“优秀产品”、“新锐展厅”和“社会责任”等荣誉,获奖企业对新锐榜活动的规模、层次和效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新锐榜评选除了表彰过去一年内取得优异成就的企业外,更重要的是能够从正面宣传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对推动企业品牌发展、产品研发和行业进步都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参评得奖的企业或者个人,是行业对他们的一种认可,可以鼓励他们继续做得更好。
4月,行业协会间签订“友好协会”协议。4月21日,厦门市卫厨行业协会与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在潮州宾馆签订了“友好协会”协议,福建省水暖卫浴阀门行业协会、厦门市卫厨行业协会、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和潮安县古巷镇陶瓷协会四个协会共同签订了协会联盟。厦门市卫厨行业协会秘书长徐海明表示此次协议的签订为加强福建、广东两省协会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创海峡西岸经济区卫浴中心的美好未来,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为推动海西地区卫浴企业的发展,福建提出了建设海西厨卫基地的设想,以厦门、南安和潮州为产业中心,辐射温州五金产区、江西陶瓷产区、漳州陶瓷产区等五省十地,同时与隔海相望的台湾水暖卫浴产业对接,形成一个中心、多个亮点,共同发展的大产区。潮州与福建可以说是一衣带水的关系,都是重要的卫浴产地,两地都有自己的优势,双方既有合作关系也有竞争关系,对于海西厨卫基地的打造,潮州卫浴企业也是既有期待也有担忧。5月,潮州市国际陶瓷交易中心举行庆典仪式。5月15日下午,位于潮
州市火车站区的“潮州国际陶瓷交易中心之中国瓷都总部经济创业城项目”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庆典仪式,潮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丽文,枫溪区委书记张时义等政府相关领导、古巷陶瓷协会秘书长陈定鹏、潮州市卫浴企业代表以及潮商代表等300多人出席了庆典仪式。“潮州国际陶瓷交易中心”位于潮州市火车站区,由潮州市瓷都陶瓷中心市场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是入选广东省现代产业500强项目。占地总面积为350亩,预计总投资额22亿元,总共分三期实施,第一期是“中国瓷都总部经济创业城”,第二期是“中国瓷都会展中心”,第三期是“中国瓷都物流中心”。其中“中国瓷都总部经济创业城”占地面积159亩(10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创业综合楼12幢,配套2000个地下停车位,投资额达到8亿元,工程建设计划在2012年12月前竣工。6月,万商红商贸物流中心推介会在潮州举行。6月10日,赣西万商红(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全国招商巡回推介会潮州专场暨潮州陶瓷卫浴厂商委托代理经销推介会在潮州宾馆举行,新余市商务局副局长甘喜春,新余市仙女湖管理局领导王莉、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秘书长黄振豪、古巷陶瓷协会秘书长陈定鹏以及100多名潮州卫浴企业代表出席了本次推介会。甘喜春和王莉在推介会上分别对新余市发展情况和潜在商机,万商红商贸物流中心发展规划、商家优惠扶持政策等做了介绍,并邀请潮州企业组团到新余市实地考察。
赣西万商红商贸物流中心占地1600亩,建筑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其中装饰建材市场占地350亩,整个商贸物流中心规划发展建材、家具、五金机电、汽车、汽配、农贸产品、小商品、服饰八大市场,以批发采购为主体。项目一期建材、五金、机电市场目前已基本封顶,二期小商品、服装鞋包、汽车配件、农副产品等市场也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为了缓解市场不景气厂家难找经销商的压力,赣西万商红成立了委托代理加盟中心,为潮州陶瓷厂商牵线搭桥,寻找赣西地区的下游代理批发商家。为了让厂家对整个项目有更好的了解,万商红商贸物流中心邀请潮州陶瓷企业代表组团在6月16日到新余市实地考察,第一次推介会现场有40多人报名到万商红物流中心参观了解。
7月,潮安卫浴组团亮相建博会唱主角。7月8日-11日,第十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举行,潮州市经贸局组织欧美尔卫浴、欧乐佳尚磁、欧贝尔、梦佳、牧野、佳陶等22家潮州卫浴企业集体参展,设立了占据半个展馆的“潮安卫浴专区”。广州建博会上,来自其他地区的卫生陶瓷参展企业不多,潮安卫浴成了独挑大梁的角色,吸引了各路看家驻足问询。潮安县古巷镇镇委书记庄安平说,这是潮州市经贸局第三次组织潮安县卫浴企业集体参加广州建博会,希望通过组团参展的方式让外界对潮安卫浴有更好的了解,提升潮安卫浴的品牌知名度。“今年潮安代表团一共拿了280个摊位,古巷镇占了200个,凤塘镇占了80个,从展会第一天和第二天的人气来看,效果要比去年好,达到了宣传潮州卫浴,宣传古巷镇这个中国卫生陶瓷第一镇的作用。”潮安县古巷镇镇委书记庄安平在建博会现场了解古巷卫浴企业参展情况时对本报记者说,庄安平介绍,虽然今年整个卫浴行业发展形势严峻,但是古巷卫浴企业的发展速度依然比较快,稳中有进。
8月,潮安县邮政储蓄银行业务推介会。8月11日,潮安县邮政储蓄银行业务推介会在古巷陶瓷协会二楼会议厅召开,潮州市邮政储蓄银行、潮安
县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古巷支行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推介会,陶协秘书长陈定鹏主持会议。
在推荐会上,潮安县邮政储蓄银行信贷部负责人陈文钊对前来参会的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信贷产品推介,对贷款业务、公司业务、个人业务进行了详细介绍。去年以来,受到成本上涨、市场低迷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潮州卫浴企业在一定程度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为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维持企业稳定发展,古巷陶瓷协会引进了邮政储蓄银行推行的贷款业务,为企业做好牵线搭桥的服务工作。推介会的举办,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陶瓷行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受到了古巷卫浴企业的欢迎。
9月,古巷陶协参加全国节水产品质量提升与推广普及工作会议。9月18日,水利部、国家质检总局和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联合在京召开节水产品质量提升与推广普及工作会议,总结近年来的工作成效和经验,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潮安县古巷陶瓷协会办公室主任魏楚杰应邀参加了会议。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魏传忠在会上指出,“广东潮州地区通过质监部门区域专项整治实施质量监督帮扶等措施以及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节水产品合格率由2005年的10%提升到今年的95%,这一数据的变化反映出对产品质量抓与不抓、重视与不重视,效果大不一样。”
11月,潮州卫企将组团参加约翰内斯堡商品展。11月28日到30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加拉格尔会展中心举办的“广东(约翰内斯堡)商品展览会”,来自古巷的梦佳卫浴、欧美尔卫浴、欧乐家卫浴、欧陆卫浴和尼尔斯卫浴等6家卫浴企业参展,而报名随团去南非参观考察的人数有30多人。
11月,庄安平带团参加水效标准宣贯会。11月25-27日,由全国工业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用水产品和器具用水效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主办的水效分委会一届四次年会暨系列水效标准宣贯和蹲便器水效标准审查会在合肥举行。此次会议由广东梦佳陶瓷实业有限公司和广东欧陆卫浴有限公司承办,潮安县古巷陶瓷协会协办,来自北京、广东、福建、江苏、上海和河南等地区的标委会委员、专家、观察员和生产企业代表近100人参加了会议。潮安县古巷镇党委书记庄安平带领梦佳、非凡、牧野、欧美尔、欧贝尔、安彼、欧陆和康纳等古巷卫浴企业代表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潮安县古巷镇书记庄安平、古巷镇陶瓷协会秘书长陈定鹏带领古巷卫浴企业代表一行20多人到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参观考察。
12月,古巷陶瓷协会举行等级评估报告会。12月7日,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专家组侯力、王韶、卢汉玲、肖澎、方锐生、尤晓俊、郑跃生一行七人莅临潮安县古巷陶瓷协会,对古巷陶协近几年来的工作进行审议和等级评估。潮安县民政局副局长吴钢斌、古巷陶协常务副会长苏遥广、秘书长陈定鹏、办公室主任魏楚杰以及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评估报告会,汇报会由市民政局民间组织和社会工作科科长郑跃生主持。
第五篇:回顾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回顾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大致将其划分为几个阶段:1,西方社会心理学的萌芽与诞生(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08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和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不约而同地发表了以《社会心理学》命名的专著。西方把这一年作为社会心理学诞生的年代。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和苏联的社会心理学家先后把科学实验方法引进这一学科,才使得社会心理学从描述对象转向探索和揭示规律,社会心理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其奠基人公认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社会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1)开始运用实验;2)用数量分析补充对现象的质的分析;3)从描述现象转向揭示和利用规律。
2,西方社会心理学科学体系的建立(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早在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可多年来,这个很有价值的提议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
这些研究方式集中体现在,依托数学和物理学的原理,为“社会心理学”构建起严谨的科学体系,从而,奠定起它的定量精确研究方向。3,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的扩展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
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