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回顾

第一篇：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回顾

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回顾

一，20世纪80年代：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早期，金融市场领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大一统”的金融体系中只有人民银行一家。当时金融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人民银行既管宏观平衡，又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80年代金融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改变这一金融组织体系结构，通过建立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将中央银行和商业性金融体系分开，构建一个所谓双层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央银行专注于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为银行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商业性金融机构则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面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具体而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建立或恢复建立的。建设银行过去服务于财政功能；中国银行在恢复设立之前实际上是人民银行内部的国际局（对外加挂一个牌子）；农业银行当时是一块虚的牌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过去只做进出口方面涉及的货运险，是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与此同时，80年代还在探索证券交易。当时没有成立股票交易所，80年代后期有个别证券营业部试点开展了证券交易。

二，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金融改革发展以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根据，与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相平行，主要特征就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

首先是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当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都已经成立了，但四大行还是专业银行，分别服务于工商业、农业、国际业务和项目建设等行业或领域，相互之间没有充分的竞争。这显然不符合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也难以进行调控。并且，如果国家在某一领域有政策性要求，如有企业发不出工资，国家要求给予支持，那么四大行也必须负责自己领域的政策性业务。这不仅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基于这种考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服务，四大行只承担商业性业务，同时四大行不再按专业领域划分业务，相互之间可以交叉、竞争，以便改进服务。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另一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公司组织结构和初步的治理框架。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如果现代企业制度也适用于这些大型国有银行，那么这些专业银行也要像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专业银行的性质，变为市场竞争主体，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营管理。

其次，这一时期建立了证券市场。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建立，国家层面成立了证券委和证监会，后来证券委的发行审核功能合并进了证监会。再次，保险业取得较快发展，特别是寿险开始初步发展。1998年，专门成立了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最后，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宏观调控框架，明确了当时国家计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各自功能，宏观调控从直接调控加快转向间接调控。

亚洲金融**期间：整顿与应对冲击

泰国在1997年上半年就开始出现问题，到下半年金融危机迹象就比较明显了。亚洲金融**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持续了4～5年的时间。亚洲金融**期间，中国金融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进行金融整顿。当时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早期，金融领域有很多混乱的情况。特别是，由于会计标准没有建立，商业银行贷款分类方法不科学，财务纪律不规范，资本金也不充足，使得在亚洲金融**影响下，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经营不下去，甚至关闭破产，广国投事件是最重要的案例。

另外，为应对亚洲金融**冲击，我国调整了金融体系的结构。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需要在适当分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合理关系，但是在金融调控方面，还是需要进行垂直管理。因此，199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做了调整。再有，金融业配合国家对亚洲金融**造成的重大冲击进行恢复。为应对危机冲击，当时推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经济刺激计划，财政和金融部门都要配合这方面工作。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国有企业脱困。受亚洲金融**影响，国有企业困难比较明显，因此国家推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其实，当时银行业也相当困难，不良资产大概在25%～45%，损失也很大。但国有企业涉及更多人就业，问题更加紧迫。因此，国家通过债转股减轻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大型银行不良资产，帮助国有企业休养生息，走出亚洲金融**带来的大量下岗和效益下滑的困境。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由金融系统先承担更大的损失，等国有企业状况好转后，金融业还得回头再来收拾遗留下来的财务问题。

2002～2008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从2002年下半年左右、走出亚洲金融**影响开始，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个人认为，这个阶段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关于健康化和规范化。很多改革既是健康化，同时也是规范化。在亚洲金融**影响下，银行体系积累了很多问题，不良资产很多，资本金严重不足。证券市场起伏不定，总体来看上市公司质量比较差，发行和交易秩序也比较混乱。保险公司主要是寿险公司处于大面积利差损，即当通货膨胀高、利率高的时候，保险产品参考银行利率承诺的固化收益率很高，而当通货膨胀降低、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实际收益率较低，就会出现巨大的利差损。因此，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也非常不健康。

亚洲金融**之后，就需要对金融机构特别是有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财务重组，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要进行财务重组，就需要弄清资产质量，其中首要的是改革会计准则。银行财务状况对会计制度非常敏感，资产负债表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会计制度。之前虽然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会计制度有所改动，但是不够彻底。当时资产损失不能减计和计提，比如库存损失了或者某个投资项目损失了，都不能计提。这样，银行对企业贷款质量衡量和对不良资产的计算就是不真实的。上市公司也是如此。上市公司会公告盈利状况，但因为损失没有充分计提，数据是不真实的，对资本市场也会造成不良影响。2001年、2002年前后，我国对会计准则进行了改进。这是非常实质性、基础性的工作。

对银行来说，过去贷款分类很不合理，大量不良资产被掩盖，通过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就可以弄清楚银行不良资产的真实情况，做到摸清家底。在弄清不良贷款的基础上，就可以明确哪些不良资产需要剥离，银行需要补充多少新的资本。然后，国家就要想办法注资。当年的做法是财政和金融体系拿出一部分资源进行注资，包括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来改进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资本状况，随后也改进了一部分证券公司的资本状况，使这些金融机构基本合格。

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基本合格后，要想跟上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还需要不断增强资本。因此，大多数效益比较好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逐步发行上市，变成上市公司。上市除了可以筹集资本外，更重要的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提升透明度，金融机构要受到来自广大投资者特别是股票市场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的压力和监督约束，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加强财务和风险管理。

在此期间，另一项重要的金融改革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信用社资产大概占到了金融系统总量的10%左右，当时不良资产占比在50%左右，也非常高。农村信用社改革采用了与前述大型国有银行类似的办法。同时，农村信用社比较分散，情况参差不齐，所以当时改革设计了正向激励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鼓励做得好的，约束做得差的。

在抓好大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同时，运用同样的思路，但以财务损失自担为原则推进中等金融机构，包括中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改革之后，相当一部分好的金融机构也都成为上市公司。

这个阶段，股票市场也大力推进了规范化。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存在股权分置，上市国企的股票分国有股和流通股，国有股有一部分叫法人股，法人股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形成了双轨制。股权分置是改革转轨期间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很不规范，影响了投资者信心和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2005年，国家下决心推动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这一不规范问题。由此可见，这个过程覆盖了各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以及大型、中型和小型等不同层次。同样的改革逻辑关系和原则，使得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金融机构的改革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这些改革为我国金融体系成功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打下了基础。关于专业化。专业化主要是指金融业更深入地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去运作，同时金融监管也进一步走向专业化。2003年中国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设，明确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家专业性监管机构的目标责任，理清了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责任关系。同时，金融监管部门集中了人才，监管工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跟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步伐

上述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阶段还没有完全走完，随着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金融领域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特别是配合2008年11月份推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这在宏观政策和一些结构性的金融支持政策方面均有体现。

这段时期国际金融领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给宏观调控和金融体系提出的重大挑战，在金融领域作出大量纠正和显著改进。主要包括：对于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问题，比如资本不充足、杠杆率过高、衍生产品市场混乱（危机前，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过于复杂庞大，很多情况美国监管当局都搞不清楚）等加以纠正，对相关市场进行改造，特别是加强了对金融体系中交易部门杠杆率的监管，增加金融稳定措施，对清算系统采取交易对手方集中清算。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体系存在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即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评级评得好，股票价格高，借贷杠杆率也高；一旦出现危机，上述各环节就都会出现收紧，“落井下石”。顺周期因素加大了经济金融的波动性和危机程度。为此，需要在金融系统中引进一些逆周期的因素，经济好的时候让它冷一冷，差的时候能够扶一扶。这些措施在大的概念上被命名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该提法在国际上被写入了G20文件，在国内被写进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也连续几年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之，国际金融领域推出了很多改革，这些改革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一是对于国际上出现的经验教训，有些我们也是深有体会的。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经济金融领域存在很多问题，2008年底、2009年初经济同样出现急剧下滑，只是我们的问题没有美国、欧洲那么大，所以下滑得没那么狠。二是有些属于发达金融市场的问题我们还没有遇到，但是我们通过学习和反思，未雨绸缪，可以把国际上反思经验教训所建立的新规则、秩序、标准、监管学过来。这对我们防止今后犯同样的错误是有好处的。

当前阶段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

全球金融危机后期，我们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

市场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学术语中的资源是指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此外，有时也可以扩大到能源品等。总之，所谓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显然，资金包括外汇资金如何配置，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实现资金价格即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这是市场化改革的两个重要内容。

关于利率市场化。实现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些步骤。2004年开始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当时推进利率市场化有一个总体思路，即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先外币后本币。后来，沿此思路迈出了若干步改革，随后就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工作的主要精力暂不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了。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开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这几年的改革，贷款利率已经完全放开，金融市场上的其他利率，如债券、拆借和票据的利率，以前都已完全放开，目前只对存款利率保持50%的浮动上限管理。很多人认为，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其实，这最后一步我们是分若干小步迈出来的，在过去的两年中，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先从10%提高到20%，然后再提高到30%和现在的50%，已经走了四步。我估计50%之后，步伐可以加大，加快实现市场化。

关于汇率市场化。我国汇率市场化也走过了较长阶段。早在1993年底，我们就进行了双轨合一的外汇体制改革，1996年中国宣布经常项目可兑换，并开始酝酿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但当时条件还不成熟，随后就遇到了亚洲金融**，汇率体制改革一度放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按照这一要求，2005年推进了汇率体制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过2007年、2012年和2014年三次调整，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每天浮动幅度由3‰逐步扩大至2%，同时人民银行逐步退出常态化的外汇干预。新的汇率体制要求人民币汇率更充分地反映经济基本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反映国际经常项目收支的平衡情况，即汇率主要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经常项目收支共有四项构成，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个大项，以及投资收入和转移款项两个小项。

国际化 在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基础上，金融改革和发展就可以加大国际化的步伐，以前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最近几年，国际化进展较快。一个重要工作是在2014年推出了沪港通，实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的互联互通。国际化的另一重要领域是人民币国际化势头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得到加强以及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包括当前已经运行的丝路基金和正在筹备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包括正在热议中的人民币能否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从而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等热点议题。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人民币国际化起步比人民银行、金融管理部门包括外汇局设想得要早，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欢迎程度也超过我们当时的预期。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比较顺利，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国家金融市场一度非常疲弱，加之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不稳定，市场上缺乏美元，且对美元信心不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振荡也较大，日本经济也不太好，也影响了日元。总之，全球金融危机对主要国际货币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人民币就受到了欢迎。首先是韩国出于稳定需要，主动要求和中国开展货币互换，随后陆续有二十多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货币互换，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加入进来，从2014年开始，中国分别与欧央行及英国、瑞士等国央行做了货币互换安排。因此，可以说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多少有点儿意外地把人民币推向国际社会了。

我们对待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首先是顺水推舟，顺应市场需求。既然国际社会欢迎人民币，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中国也是有巨大好处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经济实力，顺应实体经济需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次，要真想做强人民币，使其符合市场预期站到那个位置的话，我们就要做好自己的家庭作业，继续推进经济金融改革、改变相关规则，不断采取措施，以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目前，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在双边贸易投资中使用本币。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往来可以使用人民币，也可以使用卢布。

二是双边央行之间开展本币互换。比如说，如果俄罗斯缺少人民币，或者中国缺少卢布，两国央行可以居中进行货币互换，由此人民币就出去了。

三是指定人民币清算行。双边都使用人民币的时候，境外市场上人民币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多的时候应该可以回流到境内，少的时候可以调剂出去，这个机制就需要由清算行来完成。理论上，也可以在中国设立卢布的清算行，但由于人民币更受欢迎，所以很多国家希望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同时，不仅是邻国或发展中国家，近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英国开始一些西方国家也要求设立人民币清算行。

四是有些国家开始主动宣布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一部分。

五是双边本币直接挂牌交易。人民币最早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开展直接交易。在此之前，人民币与林吉特之间的交易一般是通过美元套算，人民币先换成美元，美元再换林吉特。这种套算方式有时受美元不稳定影响较大，同时差价也大，成本较高。通过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直接交易，双边货币就可以形成汇率，不经过其他货币套算，便利化程度更高。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国内金融改革发展顺利推进的基础上，人民币可以加快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早在1996年，我国就宣布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在资本项目方面，过去只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可兑换，很多其他项目尚不可兑换，比如股票、债券、基金等投资项下的可兑换程度还不高。另外一个特点是，事前审批多。其实，很多资本项下也不是完全不可兑换，只是需要事前管理和审批，市场主体多数都能绕道而行。现在，很多事前管理的项目逐步放开了。但资本管制逐步放开不意味着放手不管，事中事后还是要管的，特别是有几项的管理还要加强，包括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过度利用“避税天堂”偷逃税等。此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也可以采取一些防止短期资本过度投机的措施。如果是中长期投资，我们是欢迎的，但对于短期炒作资金，国际上允许设置一些管制措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这些基础性工作，对于在国际金融方面给予国内企业“走出去”更多支持，使其在海外更好发展，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关于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简单来说，特别提款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个篮子，目前这个篮子里包括美元、日元、欧元、英镑四种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基金每五年审议一次特别提款权。2015年是审查年，大家希望人民币可以加入这个货币篮子。这已成为国际社会关心的一个议题。人民币国际化近年的势头很好，国际货币基金正在认真考虑此事。

多元化

在转轨的早期，由于没有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组织架构，没有有效的宏观调控框架，金融体系必然是不健康的，没有实现规范化，也没有应对危机的经验和能力。只有完成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改造以后，转轨经济的金融体系才有条件更大程度地实现市场化、国际化，也才有胆量、有魄力、有底气实现多元化。设想一下，当金融体系很不健康的情况下，是不敢发展一些复杂衍生产品的。当前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亦是如此。发展互联网金融必然会带来一些风险，如果金融体系基础不好，就难以承受这些风险，但如果基础打好了，就可以发展。最近一段时间，从国务院到中央都在研究鼓励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本框架。与此相关的议题都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所处阶段的多元化特点。

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通过以上回顾不难看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有着很强逻辑性：在转轨的早期，需要通过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等一系列深刻有力的调整，才能逐步迈向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的阶段。

转轨经济必然面临类似的改革困难

我们不妨比较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即从过去集中型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其基本特点都是在转轨的过程中必然有巨大的财务窟窿。首先，转轨开始后，过去由中央计划集中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失误必然要表现出来，或者表现为财政上有巨大的债务负担，或者表现为银行体系有巨额的不良资产。其次，在转轨的早期，由于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不健全，监管经验不足，监管人才缺乏，因此也必然有大量的损失，必然有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不开，导致金融体系损失增加。中国在改革早期，有的企业发不出工资了，就连过年包饺子的钱也要银行先垫付，叫包饺子贷款。可以想象，饺子吃完了，什么都没剩下，拿什么去还呢？因此，金融体系的质量必然非常糟糕。

中国当年的窟窿很大。1997年亚洲金融**爆发时，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率最少的估计是25%，多的估计是45%，具体数值取决于采用何种会计标准和贷款分类标准。如果是45%，银行业不良资产则将近当时GDP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体现为金融系统的损失。不光是中国，前苏联、东欧和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非常严重的财务困难，有的体现在财政，有的体现在金融体系。1998年，俄罗斯的大银行基本上都挺不住了，连国债都违约了，导致本来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在1998年8月底就传到了俄罗斯和巴西，随后就引起LTCM的倒闭。

在国际比较时会发现，转轨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改革发展都必然面临几大难关。如果没有强有力措施，不下大的决心，不清理财务不健康问题，不引入市场经济规律，银行体系将很难存续。其结果是，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巴尔干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挺不过去了，或几乎全部业务让给西方国家的银行进来做。可以看到，不少东欧国家的外资银行份额占到90%以上。中国目前外资银行在银行业总资产中占2%左右。由此可见，如果中国不经过一系列的财务重组，推进市场化、健康化、规范化，很可能本国银行体系也站不住。

金融改革和发展要及时补课

今天我们虽然有条件推动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改革，但在此过程中，也有个别需要补课的内容。因为有些改革过去曾经打算做，但由于遇到危机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耽搁了下来。

一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初步框架。

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已经开始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体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既然允许大家办银行，现在又提出允许民营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改善对社区、农村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就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按照市场化原则处置银行倒闭问题。按道理，存款保险制度早就应该建立，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成，现在补上。

二是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承接当时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从而使大型银行可以转变为商业银行。但到了今天，政策性银行应该怎么往下改呢？对此，国际上的认识也是有反复的。在里根、撒切尔时代，国际上主张公营机构私有化，也确实有很多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得不好，造成了损失，1998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倒闭，造成很大的**，因此普遍建议改掉这些机构。后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际社会发现，很多事情商业性金融机构还真做不了或不愿意做，需要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做补充。同时，政策性机构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是一定就亏损、向国家要补贴。有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服务国家战略导向的同时，实现了财务上可持续，也注重提升效益。此外，全球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通过改革变成可收费项目，比如说公路，这样政策性银行可以做成开发性金融。当然，这要做很多探索并及时总结、评估。

总之，在当前阶段，我们需要补充做好一些改革工作。与此同时，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按照“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的工作安排，迎接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继续做好以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此文系2015年5月27日周小川行长在在京全国政协委员学习报告会暨政协机关干部系列学习讲座上的讲话内容，发表于《中国金融》2015年第19期，原标题为《周小川：金融改革发展及其内在逻辑》）

第二篇：征管改革十年历程回顾

一、征管改革十年历程回顾我市地方税收征管改革始于1995年，从改革的历程来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5年-1996年，为征管改革的试点和扩大试点阶段。作为全省首批18个省级征管改革试点单位之一，率先全省建立了市级地方税收征管改革机构，并经市政府批转了《淮南市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在城区各类企业纳税人中进行了征管改革的探索尝试，建立了办税服务厅，实行了纳税人上门申报纳税制度，初步实现了集中征收。第二阶段，1997年-2000年，根据省政府批转省地税局的《关于深化地方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围绕“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管模式，在城区和农村所有纳税人中全面推行地方税收征管改革，建立了以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为核心的申报缴税体系、办税服务厅为载体的优化服务体系、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管理监控体系和人工与计算机相结合的选案稽查体系等四大征管基础体系，加快征管机制转换，初步构建了征收、管理、稽查三分离的新型征管运行机制的框架。第三阶段，2001年，按照“集中征收、分类管理、一级稽查”的改革思路，我市对稽查机构进行了重新调整，撤消了二级稽查机构，实行一级稽查。在此期间，省局统一了征管业务规程和税收征管软件，开展了标准化分局创建，推进了征管改革。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加速税收征管改革信息化建设推进征管改革的要求，结合全省地税系统机构改革，我市以征管信息化为改革的切入点，按照“巩固、提高、规范和完善”的原则，在加速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税收专业化管理，完成城域网建设，实现征管数据大集中工程，建立了内外网站，开展多元化申报试点，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全市以全省统一征管软件系统数据综合处理平台为基础，构建起“信息集中共享、网络互联互通、优化管理服务、强化执法监督”的税务管理信息系统，初步建立了基于信息化技术支撑和专业化管理的新征管模式。通过十年的征管改革实践与发展，我市已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较为科学严密的税收征管体系，完成了征管运行机制的三大转变。在征管手段上，实现了由行政主导型向法治主导型的转变；在征管机构上，实现了由综合性、全功能设置基层机构向征、管、查专业化分工型的转变；在管理方式上，实现了由“管户制”向“管事制”的转变。

二、十年征管改革的成果及经验 十年的征管改革实践证明，成绩是主要的，主要取得六大方面成果：

（一）新型征管体制初步建立。经过四个阶段的不断实践和完善，新的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已初步建立，形成“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34字税收征管模式，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都是平等纳税人的现状，适应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二）依法征管机制基本形成。表现在：一是依法治税的组织治理结构初步建立，构筑了依法治税的内部基础。征收权、管理权与稽查权的相互分离突破了征管权力过于集中的传统模式，新治理结构的构筑彻底打破了“一人说了算”的“人治”格局，为依法治税奠定了基础；二是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初步建立，为依法纳税创造了外部条件。三是新模式增加了征管行为的透明度，促进了廉政建设和税负公平。征管机制转换后，实行集中征收、计算机管理、公开办税，大大增强了执法的力度和透明度，由“暗箱”操作变成了“阳光”执法；全面规范征管业务规程，建立内部制约机制，从制度上遏制了税务人员的不廉

行为，有效地防止了“人情税”、“关系税”等不廉行为的发生。

（三）征管质量明显提高。新模式实现了由分散征收到集中征收、由手工操作到计算机征管，由重点征收到重点稽查的转变，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税收征管质量大幅度提高，确保了新税制的顺利实施。改革10年来，全局累计组织各项收入50.2亿元，地方税收入总量从1994年的1.53亿元增加至2003年的4.77亿元，为淮南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组织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加强了征管质量考核工作，把组织收入和提高征管质量很好地结合起来，初步改变了多年来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的仅以完成税收任务来考核工作成绩的状况，使我市税收征管质量稳步提高。

（四）管理基础得到加强。新模式使税务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强化。全市基本按属地管理原则成立了管理分局（所），使税务机关可以集中精力搞好税源的动态监控，切实做到税户清、税源明；以创建标准化分局和个体示范街为载体，征管基础全面加强。

（五）税收信息化快速推进。新模式强化了计算机的依托作用，加速了税收信息化建设，计算机已广泛运用于税收征管全过程。在此期间，完成市、县、分局三级城域网建设，构筑全市统一的信息平台；全面推广应用全省地税统一征管软件，实现市县税收征管数据信息全部集中到市局统一处理，并全市共享；建立地税综合信息网，为纳税人提供网上办税服务等信息服务平台；自行设计开发多元化申报软件，积极推行多元化申报，在全省率先构建起多元化申报纳税新格局。

（六）纳税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加强办税服务厅建设；推行网上申报、委托银行扣缴等多种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方式；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开通12366纳税服务热线；简化办税手续，提高办税效率；加强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开展税收维权服务。总结我市十年征管改革的实践和成果，有以下五点经验： 一是依法治税是征管改革的核心和实质。税收征管改革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公平、公正、公开的税收环境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税收征管改革就是要保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税制依法实施。因此，依法治税是征管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征管改革的核心和实质。二是信息化加专业化是征管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征管改革不是简单的场所和外在形式上的变化，而是以税收信息化建设作为支撑点，在税务管理领域大量引入现代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严密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只有把现代高科技手段运用到税收工作中，有效地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才能够彻底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的人海战术和劳动密集型的征管方式。只有以信息化作支撑，深化征管改革，才能优化征管模式，提高征管效率。因此，在征管改革中要正确处理好信息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在信息化的支持和推动下，通过基层征收机构和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逐步实行税收专业化管理。三是加强税源控管是征管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税源是税收的基础，没有有效的税源管理，税收就成了无源之水。只有首先搞好税源监控，这个基础打牢了，才能真正提高征管的质量和效率。我市的征管改革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成效，关键是加强了对税源的控管，始终将税源监控作为征管改革的重点和基础环节，贯穿于征管改革的全过程。四是实现管事与管户的有机结合是征管改革的突破口。管事与管户是税收管理的两个重要方面。取消对纳税人实行的“保姆”式管理方法后，纳税人一部分事项自己主动到税务部门来办理，税务部门就要提供优质服务来管理好这部分事项，这是“管事”的重要内容。但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部分纳税人自觉依法纳税意识不高的情况，一些与纳税有关的信息

纳税人不一定会主动告知税务部门，需要税务部门上门了解，这就需要“管户”。因此，在征管改革过程中应将新模式中的管事制与传统模式下的管户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管好事，又要管好户。五是加强征管基础建设是征管改革的重要着力点。税收征管基础是开展各项征管工作的前提。新征管模式的运行，必须建立在征管基础工作的健全和完善的基点之上。没有坚实的基础工作支持，新征管模式将失去根基、流于形式，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没有完善的征管基础，没有从严格管理中采集的征管信息基础数据，征管软件中的数据质量将无法保证，信息化的应用效果将大打折扣，稽查选案将缺乏有效的依据，税收征管也不能有的放矢。

三、当前征管改革面临的形势及存在的问题 我市征管改革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仍然面临一些更深层次的困难与问题。

（一）观念和认识问题。在观念方面，主要表现为观念转变不到位。专管员管户制度向管事制度转换后，有些同志留恋过去“风光”的日子，对征管改革工作被动应付，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主动，工作缺乏进取心和开拓创新精神。在认识方面：一是有的同志只看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而看不到或不关心改革取得的成效，进而否定改革。二是有的同志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缺乏全面分析，简单地归咎于征管模式。

（二）人力资源管理及机构设置问题。从人力资源管理来看：一是人力资源配置不尽合理。有的地方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即领导多，干活的人员少；机关人员多，一线人员少；机构多，人员少，在偏远和农村分局更为突出。二是税务干部队伍素质跟不上改革的要求。三是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部分税干爱岗不敬业，不思进取，消极怠工，征管效率和稽查质量不高，制约了改革的目标和征管效能的实现。从机构设置来看：2002年机构改革时，省编委撤消大部分局的基层税务所机构，而设置的股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基层税收执法带来大量问题。

（三）征、管、查部门配合问题。各系列整体意识不强，过多强调了权利，忽视了应尽的义务，强调了制约，忽视了配合。主要表现为：一是应移交的不移交。有的管理部门为了完成自已的税收任务，对应移交稽查部门查处的案件不移交。二是移交的也不去处理。稽查部门对已移交的有关纳税人违法事项认为查不到收入，不愿意去下功夫检查。三是日常征管检查与税务稽查交叉重复，尤其是对重点税源户重复检查问题突出。

（四）信息化建设问题。一是征管软件问题。现行的全省统一征管软件功能不完善，缺乏加工、汇总、分析功能，税源分析、纳税评估、计算机选案、税收决策等模块尚未开发，既不能全面反映征管全过程，也无法满足“一户式”信息储存要求。二是信息风险问题。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迅速渗透于税收征管，部分基层单位对征管信息既过度的依赖，又没有数据质量意识，由于基础信息采集的人为性和征管软件处理的不完善，不全面、不准确的信息不仅不能正常发挥计算机的依托作用，反而制约了税收分析和决策，形成了一种“信息风险”。

（五）税收管理力度不够问题。新征管模式中，部分管理环节对管事制的理解有偏差，忽视税收管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征收与稽查之间的管理环节出现空档，出现“重征收轻管理”或“重稽查轻管理”的倾向，由此相继暴露出漏征漏管严重、申报监控弱化、发票管理松懈、税源管理流于形式、申报异常户增多等管理缺位问题。

四、新时期征管改革的重点

（一）巩固多年征管改革成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新一轮征管改革是对以往的征管改革在一个更高层次、更大深度上的发展和完善。通过多年的征管改革，各级税务机关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锻

炼了大批的干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所有这些都是推进征管改革的重要基础和宝贵财富，因此，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多年的征管改革成果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减少浪费和投入，保持征管改革的连续性。

（二）正确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十年来的征管改革实践和成果表明，我市征管改革取得了突出成效，但问题也不少。成效不说清，不足以树立改革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问题不讲够，不足以明确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对问题怎么看，决定今后怎么干。我们认为上述问题，是改革进程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它产生于改革进程之中，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因此，一要正确对待改革中的问题，坚定征管改革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坚持向新模式迈进的方向不变，边实践、边推进、边巩固、边完善，在改革中解决问题、完善模式、巩固成果。二要在认真总结前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凝聚共识，把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化作广大税干的自觉行动。

（三）合理调整基层机构，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一是合理调整基层机构设置。机构设置要因地制宜，不必过分强调统一。本着有利于征管的原则，对部分征管规模较小，税务人员较少的分局可适当简并部分内设机构。对征管规模较大的分局，要向省编委积极争取，依法增设税务所机构。同时，要研究起征点调整后个体征管的形势，适当收缩部分个体征管机构。二是合理配置人员。要从当地的执法环境、公民的纳税意识、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管理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一要尽量精简机关工作人员，充实征管一线人员力量。二要适应多元化申报后的形势，简并办税服务厅窗口，实行“一窗多能”，压缩征收人员数量。三要控制股、所长职数配置，按照税务人员数量分配股所长职数。四要建立稽查人员淘汰机制，实行竞争上岗，提高稽查人员素质。三是加强队伍建设。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在税务人员中推行能级管理和岗位竞争，建立起能级匹配、能岗匹配，能级取酬的竞争机制。坚持人才兴税，鼓励在岗自学，普遍提高业务素质。

（四）加强部门配合，强化监督考核。一是加强部门衔接配合。修订税收征管业务规程，细化部门责任和分工，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之间的衔接，做到分工不分家。二是建立协调和投诉制度，由管理部门牵头，定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协调，解决不了的问题报上级处理；对不按规定规程进行配合的行为向上级投诉。上级税务机关对投诉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明确责任，对故意违反规定的予以严肃处分。三是明确日常税务检查与税务稽查的职责范围。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从税务检查的对象、范围、性质、时间等方面划清日常税务检查与税务稽查的业务边界。四是加强岗位责任制考核。将部门配合的工作列为重点内容定期进行考核，并在征管质量检查中进行重点检查。

（五）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应用效果。巩固信息化建设成果，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由“以建设为主向建设与应用并重”方向转变，着力解决软件应用能力和信息质量问题。一是完善多元化电子申报软件。加快财务报表数据电子报送软件开发，拓展软件应用功能；修订完善电子申报软件，提高软件应用的稳定性。二是加强应用型软件开发。在省局统一规划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加强税源分析、税额核定、纳税评估、资料管理等征管应用型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网络实现各类征管信息的传输共享，征收、管理和稽查系列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应力求做到相关信息的及时传输，实现信息的共享共用，为征管工作提供服务。三是加强征管数据管理。认真落实征管电子数据管理办法，加强征管数据的采集、审核、录入和检查，确保各项信息数据及时

性、准确性和全面性，提高征管数据质量，加强各类信息的分析对比，增强信息的利用效能，减少信息应用风险。

（六）推进征管基础制度建设，强化税收管理基础。按照管理科学化和精细化的要求，积极探索和掌握征管工作规律，及时抓住税收征管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抓紧、抓细、抓实，不断提高管理效能。一是建立落实欠税管理制度，严格欠税管理。二是建立税收管理员制度。充分发挥税收管理员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税源状况比较了解以及税源管理责任明确的优点，将管事与管户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建立纳税评估工作规范，深入开展纳税评估工作。四是建立税源监控制度，落实日常管理制度，深入开展分税种、分行业的结构性分析，完善动态税源管理。五是修订发票内部分级管理和发票举报奖励制度，加强普通发票管理。六是健全各项稽查执法办案制度，加强一级稽查建设。建立首查责任制，增强责任意识，提高检查、办案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办案速度；全面推行案件复查制度，对检查案件要确定一定比例定期进行复查，对复查中发现的问题实施责任追究；坚持重大案件集体审理制度，规范和加强对重大案件的审理工作。

（七）坚持依法征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一是牢固树立依法实施税收征管的工作理念，把一切征管活动都纳入到法制、规范的轨道，杜绝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二是健全执法责任制度，从细化法定执法职责，明确执法依据及所属执法机构、组织和执法人员的责任、范围、权限入手，将执法责任逐级分解到各级地税机关和执法人员，使法定的执法职责分明，责任到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三是严格落实税收执法监督机制，强化社会对地税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切实纠正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行为。

（八）加强纳税服务建设，提升纳税服务水平。一是建立纳税服务制度，规范纳税服务行为。二是简化办税程序，提高办税效率。三是规范办税服务厅建设，大力推行“一站式”服务，使纳税人所有办税事项在办税服务厅都能及时受理、办结或转办回复，形成纳税人与地税机关单点接触，避免纳税人为同一件或类事多头、多次往返地税机关；加强“一窗式”服务，适当组合以往分项目单职责窗口的工作内容，实现“一窗多能”，避免纳税人一件事多窗口办理现象的发生。四是加快税库银联网建设步伐，进行征税“无纸化”改革探索，提高税款缴纳和入库时效。

第三篇：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6月30日 10:52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摘要：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方面，从毛泽东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到邓小平“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从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到胡锦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都是对文化建设所做的深刻论证。通过对新中国文化历程的回顾，可以总结文化建设60年来所发挥的解放思想、动员人民、引领时代风尚的作用，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文化建设 “双百”方针 “二为”方向 文代会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0；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5-011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今天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和回顾历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将其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大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后陆续成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组织。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会后，立即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主任的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会，毛泽东为该会题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1950年7月，文化部又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如何对待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的传统戏曲，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明确规定保留与发展旧戏曲的优良传统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反现实的落后部分，使其成为以新民主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戏曲艺术。提出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和戏曲艺人一道，对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进行整理和改革。此举使许多濒『J缶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绽放出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还是在培养青年演员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国家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和国有文艺团体组成国家、省、地区三级设置的国营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改革旧电影事业，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和《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等，规定旧片映演必须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放上映执照方能上演；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随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了适应形势确定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9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第二次文代会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在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第二，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三，对建国以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文艺领导上的行政命令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会对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很有生气的优秀作品。

李准1953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及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绍。1955年赵树理发表的《三里湾》以他惯常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风趣幽默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刘澍德的《桥》、康濯的小说集《春种秋收》、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都是展示农业合作化历程的作品。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们，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峻青1954年发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写了交通员小陈带领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最后连同母亲、弟弟壮烈牺牲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王愿坚1954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作品《党费》，主人公黄新那种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正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鹏程发表的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第一部大画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鸿篇，当时被评论界称为“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再现了保卫延安的几次著名战役，而且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彭德怀的领袖人物形象。高玉宝1955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受到普遍欢迎。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身份分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为进一步宣讲和阐述“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请中宣部长陆定一举行了报告会。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其中在1957年发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年主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剧目有5万多个，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剧目，昆曲《十五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年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由田华饰演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魏宁顿的高度赞扬。7月，首都文艺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生200周年、荷兰画家伦勃朗诞辰350周年、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诞生100周年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０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像搞政治运动一样发动文艺“大跃进”，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为了纠正精神生产领域内的种种偏差，调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阐述精神生产的规律，批评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作法，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此同时，先后制定了《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化部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工作十条”)、《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提出了加强文艺建设、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工作经过调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音乐创作中涌现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歌剧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蕴的厚重程度。中国歌剧曾经拥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唱腔家喻户晓，剧情耳熟能详，强烈吸引了几代观众。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其中《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经典华彩乐章。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于拨乱反正、走向历史转折的进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获新生。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漫画、相声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林彪、“四人帮”的“匕首”。诗歌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还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活动的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重新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还创办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大转折的关头召开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而且更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发展方针深入人心，文化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艺创作开始进入以揭露和反思极“左”危害为主题的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以战斗的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标志着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描写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品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生动描写，深刻揭示了“四人帮”的罪恶不仅在于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更在于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通过描写一个16岁的小姑娘王晓华与其“叛徒”身份的母亲彻底“划清界限”，8年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晓华明白了真相，但为时已晚，母亲已与世长辞的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这以后揭批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作品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类是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情操的热情颂扬。前者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永远是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等；后者有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刘绍棠的《峨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接下来发表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诉，作家开始把笔触伸向历史纵深，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梁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等。这一波创作浪潮后期的优秀作品，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

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如《于无声处》、《丹心谱》、《枫叶红了的时候》。1978年初，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帮”，昧着良心出卖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这出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陈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举了《于无声处》为例。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被称为“对恢复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诗歌的代表则有1977年发表的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中国的十月》是一首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它热情讴歌了中国史诗般的十月，放声歌唱粉碎了“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一月的哀思》抒写周恩来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全国人民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悲痛和怀念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的无比欢欣。涛人善于选择典型的细节和运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达昂扬奋发的激情。《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现代抒情诗，是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诗人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用54个“周总理，你在哪里”对周总理的英灵急切地反复呼唤，反复询问，反复倾诉，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怀念的深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文化艺术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推出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逐渐取代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而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上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正面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盛情赞扬，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载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乡场上》，像一阵潮润的清风卷起了乡间芬芳的泥土气息。它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在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权作风，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他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赵本夫的《卖驴》、路遥的《人生》、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这些作品已经不仅限于为改革鼓与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心态变化的深层写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深入发展，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门明确提出改革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1983年国务院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结构；确定编制，精简人员；改革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扩大自主权；加速培养艺术人才，繁荣艺术创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实行“双轨制”改革思路，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大体遵循了经济领域“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难于取得突破时，艺术院团改革转上了“双轨制”发展的道路，转轨并催生了一批民间职业剧团和社办院团，改变了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单一投资的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强调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91年，江泽民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方向，指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0年，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先进文化建设上升到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来认识，对于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体制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剧团体制，集中力量办好代表国家级艺术水平的剧团”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一是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办好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提倡和鼓励社会办团。二是搞活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颁布《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由此开始，文化部连续三年对中直院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学合理的布局结构、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三项基本内容的宏观思路。以建立完善的运转机制为重点，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对推进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发展文化产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投资对象，以现代管理机制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新型产业。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把文化艺术事业、旅游、教育、科技事业等一并列入第三产业。在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的90年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关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命题，文化系统由“以文补文”、“以文养文”逐步转入产业发展轨道。1998年政府机构体制改革逐步推开，文化部在机构大精简的背景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文化产业司，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产业”问题，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意见还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转到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尤其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为重点，在落实加大财政投入、合理布局结构、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和建立文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时，重点突出了院团内部运行机制的建设和调整，院团生产和演出的市场化导向得到明显加强，逐渐由机关化管理模式开始向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产业化经营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地位，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布局加以强调，进一步提出：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决定还要求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基本思路，有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发生深刻变化。

2006年3月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9个省市扩展至全国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单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地释放了文化生产力。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规划纲要，为我国文化建设描绘了一幅壮美蓝图。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将文化建设推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稳定明确，文艺创作环境宽松和谐，文艺队伍团结向上，广大文艺家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空前繁荣，规模、数量持续增长，内容、形式不断创新。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历史重任，发出“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号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总结60年文化建设，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辉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文化事业把握机遇，开拓进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亮丽的中国文化风景线。我们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引文献]

[1]《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文代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5]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

[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第四篇：2012年潮州卫浴发展历程回顾

2012年潮州卫浴发展历程回顾

无论生意是好是坏，2012年总算走到尾声了，卫浴企业也开始总结今年经营情况，拟定明年的生产和销售计划，期待明年能够更好的发展。对于潮州卫浴企业来说，2012年的市场压力比往年都大，有企业销售下滑、有企业放慢了品牌脚步、有企业从打造品牌回到贴牌、有企业重走出口路等。但绝大多数企业挺了过来，而且在低迷的市场环境中，潮州卫浴企业依然积极出击，逆势上扬，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2012年尾声的时候，我们回顾潮州卫浴今年的发展历程。

2月，亚陶卫浴召开2012年战略发布会。2月16日，亚陶卫浴在潮州市紫莲山庄召开2012年品牌营销战略发布会，来自全国各地100多名亚陶卫浴的经销商代表参加了会议。发布会上亚陶卫浴总经理苏培明对亚陶卫浴2011年的发展做了总结，发表了2012年发展战略演讲，并邀请狼性营销实战训练专家王健伟给经销商做培训。

苏培明在发布会上说，2011年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卫浴行业的发展速度有所放慢，加速了行业的洗牌进程和速度，把没有质量保证和没有品牌的作坊式企业淘汰。亚陶卫浴在各种不利的因素中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稳步发展，取得了新的突破，尤其是通过网络推广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亚陶卫浴，达到了宣传和招商的目标。对于2012年的发展，苏培明表示为适应企业的发展，将加大对生产线的投入，引进国外新的生产技术，加强研发新产品，构建更完善的销售体系，与广大经销商一起将亚陶卫浴打造成行业的前端品牌。3月，潮州卫浴企业参加新锐榜评选。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和《陶城报》共同举办的第八届陶瓷行业新锐榜3月28日在佛山新媒体产业园隆重举行，作为陶瓷行业内最具权威性、影响力最大的一项评选活动，新锐榜评选吸引了泰陶、欧美尔、欧贝尔、赛格和欧乐家等多个潮州卫浴企业参加。

参加评选的潮州卫浴企业，获得了“优秀产品”、“新锐展厅”和“社会责任”等荣誉，获奖企业对新锐榜活动的规模、层次和效果都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新锐榜评选除了表彰过去一年内取得优异成就的企业外，更重要的是能够从正面宣传企业和行业的发展，对推动企业品牌发展、产品研发和行业进步都有很大的作用，因为参评得奖的企业或者个人，是行业对他们的一种认可，可以鼓励他们继续做得更好。

4月，行业协会间签订“友好协会”协议。4月21日，厦门市卫厨行业协会与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在潮州宾馆签订了“友好协会”协议，福建省水暖卫浴阀门行业协会、厦门市卫厨行业协会、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和潮安县古巷镇陶瓷协会四个协会共同签订了协会联盟。厦门市卫厨行业协会秘书长徐海明表示此次协议的签订为加强福建、广东两省协会之间的合作交流，共创海峡西岸经济区卫浴中心的美好未来，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为推动海西地区卫浴企业的发展，福建提出了建设海西厨卫基地的设想，以厦门、南安和潮州为产业中心，辐射温州五金产区、江西陶瓷产区、漳州陶瓷产区等五省十地，同时与隔海相望的台湾水暖卫浴产业对接，形成一个中心、多个亮点，共同发展的大产区。潮州与福建可以说是一衣带水的关系，都是重要的卫浴产地，两地都有自己的优势，双方既有合作关系也有竞争关系，对于海西厨卫基地的打造，潮州卫浴企业也是既有期待也有担忧。5月，潮州市国际陶瓷交易中心举行庆典仪式。5月15日下午，位于潮

州市火车站区的“潮州国际陶瓷交易中心之中国瓷都总部经济创业城项目”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庆典仪式，潮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陈丽文，枫溪区委书记张时义等政府相关领导、古巷陶瓷协会秘书长陈定鹏、潮州市卫浴企业代表以及潮商代表等300多人出席了庆典仪式。“潮州国际陶瓷交易中心”位于潮州市火车站区，由潮州市瓷都陶瓷中心市场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是入选广东省现代产业500强项目。占地总面积为350亩，预计总投资额22亿元，总共分三期实施，第一期是“中国瓷都总部经济创业城”，第二期是“中国瓷都会展中心”，第三期是“中国瓷都物流中心”。其中“中国瓷都总部经济创业城”占地面积159亩(10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创业综合楼12幢，配套2000个地下停车位，投资额达到8亿元，工程建设计划在2012年12月前竣工。6月，万商红商贸物流中心推介会在潮州举行。6月10日，赣西万商红（国际）商贸物流中心全国招商巡回推介会潮州专场暨潮州陶瓷卫浴厂商委托代理经销推介会在潮州宾馆举行，新余市商务局副局长甘喜春，新余市仙女湖管理局领导王莉、潮州市陶瓷行业协会秘书长黄振豪、古巷陶瓷协会秘书长陈定鹏以及100多名潮州卫浴企业代表出席了本次推介会。甘喜春和王莉在推介会上分别对新余市发展情况和潜在商机，万商红商贸物流中心发展规划、商家优惠扶持政策等做了介绍，并邀请潮州企业组团到新余市实地考察。

赣西万商红商贸物流中心占地1600亩，建筑面积达100万平方米，其中装饰建材市场占地350亩，整个商贸物流中心规划发展建材、家具、五金机电、汽车、汽配、农贸产品、小商品、服饰八大市场，以批发采购为主体。项目一期建材、五金、机电市场目前已基本封顶，二期小商品、服装鞋包、汽车配件、农副产品等市场也已进入全面施工阶段。为了缓解市场不景气厂家难找经销商的压力，赣西万商红成立了委托代理加盟中心，为潮州陶瓷厂商牵线搭桥，寻找赣西地区的下游代理批发商家。为了让厂家对整个项目有更好的了解，万商红商贸物流中心邀请潮州陶瓷企业代表组团在6月16日到新余市实地考察，第一次推介会现场有40多人报名到万商红物流中心参观了解。

7月，潮安卫浴组团亮相建博会唱主角。7月8日-11日，第十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建筑装饰博览会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琶洲展馆举行，潮州市经贸局组织欧美尔卫浴、欧乐佳尚磁、欧贝尔、梦佳、牧野、佳陶等22家潮州卫浴企业集体参展，设立了占据半个展馆的“潮安卫浴专区”。广州建博会上，来自其他地区的卫生陶瓷参展企业不多，潮安卫浴成了独挑大梁的角色，吸引了各路看家驻足问询。潮安县古巷镇镇委书记庄安平说，这是潮州市经贸局第三次组织潮安县卫浴企业集体参加广州建博会，希望通过组团参展的方式让外界对潮安卫浴有更好的了解，提升潮安卫浴的品牌知名度。“今年潮安代表团一共拿了280个摊位，古巷镇占了200个，凤塘镇占了80个，从展会第一天和第二天的人气来看，效果要比去年好，达到了宣传潮州卫浴，宣传古巷镇这个中国卫生陶瓷第一镇的作用。”潮安县古巷镇镇委书记庄安平在建博会现场了解古巷卫浴企业参展情况时对本报记者说，庄安平介绍，虽然今年整个卫浴行业发展形势严峻，但是古巷卫浴企业的发展速度依然比较快，稳中有进。

8月，潮安县邮政储蓄银行业务推介会。8月11日，潮安县邮政储蓄银行业务推介会在古巷陶瓷协会二楼会议厅召开，潮州市邮政储蓄银行、潮安

县邮政储蓄银行以及古巷支行的相关负责人参加了推介会，陶协秘书长陈定鹏主持会议。

在推荐会上，潮安县邮政储蓄银行信贷部负责人陈文钊对前来参会的企业负责人进行了信贷产品推介，对贷款业务、公司业务、个人业务进行了详细介绍。去年以来，受到成本上涨、市场低迷等因素的影响，部分潮州卫浴企业在一定程度出现了资金周转困难的问题。为解决企业资金周转问题，维持企业稳定发展，古巷陶瓷协会引进了邮政储蓄银行推行的贷款业务，为企业做好牵线搭桥的服务工作。推介会的举办，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陶瓷行业贷款难、融资难的问题，受到了古巷卫浴企业的欢迎。

9月，古巷陶协参加全国节水产品质量提升与推广普及工作会议。9月18日，水利部、国家质检总局和全国节约用水办公室联合在京召开节水产品质量提升与推广普及工作会议，总结近年来的工作成效和经验，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潮安县古巷陶瓷协会办公室主任魏楚杰应邀参加了会议。国家质检总局副局长魏传忠在会上指出，“广东潮州地区通过质监部门区域专项整治实施质量监督帮扶等措施以及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节水产品合格率由2005年的10%提升到今年的95%，这一数据的变化反映出对产品质量抓与不抓、重视与不重视，效果大不一样。”

11月，潮州卫企将组团参加约翰内斯堡商品展。11月28日到30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加拉格尔会展中心举办的“广东（约翰内斯堡）商品展览会”，来自古巷的梦佳卫浴、欧美尔卫浴、欧乐家卫浴、欧陆卫浴和尼尔斯卫浴等6家卫浴企业参展，而报名随团去南非参观考察的人数有30多人。

11月，庄安平带团参加水效标准宣贯会。11月25-27日，由全国工业节水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用水产品和器具用水效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主办的水效分委会一届四次年会暨系列水效标准宣贯和蹲便器水效标准审查会在合肥举行。此次会议由广东梦佳陶瓷实业有限公司和广东欧陆卫浴有限公司承办，潮安县古巷陶瓷协会协办，来自北京、广东、福建、江苏、上海和河南等地区的标委会委员、专家、观察员和生产企业代表近100人参加了会议。潮安县古巷镇党委书记庄安平带领梦佳、非凡、牧野、欧美尔、欧贝尔、安彼、欧陆和康纳等古巷卫浴企业代表30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潮安县古巷镇书记庄安平、古巷镇陶瓷协会秘书长陈定鹏带领古巷卫浴企业代表一行20多人到安徽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参观考察。

12月，古巷陶瓷协会举行等级评估报告会。12月7日，广东省社会组织评估中心专家组侯力、王韶、卢汉玲、肖澎、方锐生、尤晓俊、郑跃生一行七人莅临潮安县古巷陶瓷协会，对古巷陶协近几年来的工作进行审议和等级评估。潮安县民政局副局长吴钢斌、古巷陶协常务副会长苏遥广、秘书长陈定鹏、办公室主任魏楚杰以及办公室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评估报告会，汇报会由市民政局民间组织和社会工作科科长郑跃生主持。

第五篇：回顾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

回顾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我们可大致将其划分为几个阶段：1，西方社会心理学的萌芽与诞生(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

社会心理学的专题研究，开始于19世纪下半期。1860年出现了拉察鲁斯和斯坦塔尔关于民族心理学的系列论文。此后，塔尔德的《模仿律》西格尔的《犯罪的群众》、勒邦的《群众心理学》等著作陆续出版，为社会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08年，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和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不约而同地发表了以《社会心理学》命名的专著。西方把这一年作为社会心理学诞生的年代。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和苏联的社会心理学家先后把科学实验方法引进这一学科，才使得社会心理学从描述对象转向探索和揭示规律，社会心理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科学。其奠基人公认为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社会心理学成为一门科学的基础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原因：1)开始运用实验;2)用数量分析补充对现象的质的分析;3)从描述现象转向揭示和利用规律。

2，西方社会心理学科学体系的建立(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早在1898年特里普利特关于社会促进的实验研究，可多年来，这个很有价值的提议并没有引起广泛的注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家奥尔波特和德国心理学家默德开创了实验社会心理学方向。在他们之后，实验社会心理学才开始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成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流。

奥尔波特的著作《社会心理学》问世以后，社会心理学进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1928年瑟斯顿提出了态度测量法，把由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开始并成为当时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心的态度研究，提高了一步。1934年莫雷诺提出了社会测量法，用以测量群体内人际吸引和排斥问题。1938年勒温把场论引进社会心理学，提出了个人生活空间或场的概念，认为行为是个人特点和情境因素相互作用的函数。

这些研究方式集中体现在，依托数学和物理学的原理，为“社会心理学”构建起严谨的科学体系，从而，奠定起它的定量精确研究方向。3，西方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的扩展

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主要课题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所不同。

20世纪40～5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勒温的影响下，社会心理学主要研究群体影响和态度问题。

50年代，阿施等人开展顺从的研究。以霍夫兰为首的耶鲁学派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说服的研究。费斯廷格提出了认知失调理论，这个理论成为60年代的研究中心。到了70年代，由海德的《人际关系心理学》一书奠定了基础的归因理论成了研究重点。80年代以来，认知社会心理学和应用社会心理学日益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