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课程改革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第一篇：40年课程改革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40年课程改革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的春风使中华大地焕发生机，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力度之大、成果之显著，引人瞩目。

由于工作关系，我亲历了课改的全过程。我认为，40年课改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而每阶段的深化都与国情紧密结合。正如总书记强调的：“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我们的课改是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必须坚持以我为主、合理吸收，不能照搬照抄。在课改过程中，凡是能够紧密与国情、校情、学情结合的实践，都取得了较好效果。

●课改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拨乱反正，激发了教师改革热情

1978年，党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教育领域经过拨乱反正，恢复了高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蔚然成风。为了彻底肃清“知识无用论”的流毒，教育部门提出在课堂教学中要加强“双基”教学，学校要尽快建立正常的教学秩序。

1983年国庆前夕，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给我国教育改革指出了方向、明确了目标，同时也激发了教育工作者进行教学改革的热情，广大教师争相学习国外先进教育教学理论，布鲁纳、皮亚杰、苏霍姆林斯基等教育家的思想引入我国，教育工作者结合国情、校情进行了教学改革。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教学改革有江苏李吉林的情境教学法、北京马芯兰的“知识网络化”教学改革、吉林魏书生的培养自学能力的教学改革，以及快乐教育、成功教育、自主教育等，广大教师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教学改革的百花园呈现出异彩纷呈、竞相争艳的大好局面。改革创新意识深入人心，这为以后进一步开展的教育教学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阶段（1994-2000）为减轻学生过重负担，教育“转轨”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的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课上“满堂灌”、课下“题海战”，加重了学生负担，严重影响了学生的身心健康。针对这种情况，为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国务院于1993年颁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基础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全国中小学都大力推行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取得了较好发展。虽然有不少学校采取具体措施推进素质教育，但确实有一些高中学校是“素质教育喊得震天响，‘应试教育’抓得扎扎实实”。这一阶段的教育教学改革不仅给以后的课改留下了一些宝贵经验，也为如何更好地落实“素质教育”留下了思考空间。

第三阶段（2001-2007）实施新课改，落实教学三维目标

长期以来，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除了“望子成龙”等社会原因外，教学方面也有诸多弊端，如课程臃肿，教材难、深、重，教学方法陈旧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教育部于2001年6月8日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对中小学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法学法、教学目标和评价标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次课改被称为“牵动了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系统工程”。新课改在教学方面变化最大的除了“三维目标”就是“学习方式”的变革，即自主、合作、探究。为了树立新课改“教学模式”的样板，多家教育媒体先后推出洋思中学、杜郎口中学、东庐中学等有关自主学习的教学改革经验，一时间参观学习者趋之若鹜，对推动课改起到了积极作用。新课改实施一段时间后，经过教师培训、区域试点、改进完善，在全国中小学普遍推开，特别是小学和初中开展得有声有色，这为进一步深化改革以及“课改”与“高考”紧密结合打下了良好基础。

第四阶段（2008-2018）课改的深化以及“核心素养”与“新高考”紧密结合

这一阶段历经10年，前5年为了深化课改，广大教师积极探索实现“高效课堂”途径；后5年，开始研制和践行“核心素养”与“新高考”的紧密结合。

2008年，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解读高考新方案时表示，为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高考要减少考试科目，新增“综合素质评价”，并且在山东、广东、宁夏、海南四省份进行“新高考”试点，深化课改势在必行。

在高中实施课改困难较多，因为高中有“三高”：教材“高难度”、教学“高进度”、高考“高分数”，教师担心进度完不成、分数上不去，怎么办？只有研究如何提高课堂效率，实现高效课堂。高效课堂的特点是负担轻、效率高、成绩好，不少地区和学校脚踏实探索实现高效课堂的最佳途径，具有代表性的改革是吉林省松原市宁江区的教研人员和一线教师开展的课题研究《“一讲三化”“高效课堂”教学策略研究》。“一讲三化”中的“一讲”是在教学过程中讲“学习方法”，“三化”是在教学过程中强化、内化、活化学习方法。实现“三化”策略则需要在教学过程中反复训练学生掌握学习方法，从而形成能力。他们把“三维教学目标”中的“方法和过程”作为课堂教学研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这是实现高效课堂的根本保证，也是实现“教是为了不教”的最佳途径。

第四阶段的后5年，关注的焦点是“立德树人”“核心素养”和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把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关于立德树人的要求落到实处，2014年3月30日教育部颁发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首次提出了“核心素养”的概念。近年来，广大教师对“核心素养”的问题十分关注，但网络上人们对“核心素养”概念的表述有多种说法。其中，教育部“核心素养”课题组负责人林崇德教授的论述最为确切：“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对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问题，教育部组织了近百名课改专家进行深入研究论证。历时3年，于2016年9月14日举行了《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发布会，明确了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三个主要方面，即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六大素养”即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又具体细化为18个基本点。

为了将课改与高考紧密结合，2014年9月3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意见提出：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组成。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计入总成绩的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

教育综合改革分解了学生的考试压力，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增加学生的选择性，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意见还特别强调“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除了必考科目，学生对其他高考科目可以选修、选考，这不仅减轻了学生课业负，而且让学生可以根据兴趣和学科特长选学、选考，使“课改”和“高考”紧密结合起来，对于在高中落实素质教育具有深远意义。

●对40年课改历程的四点思考

自主学习的关键是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性

20多年的教育媒体工作中，我编发了上万篇教学改革文章，用一句话概括我的体会是：教学方法千千万，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是关键。这也是衡量教学改革是否成功的一把尺子。认知心理学研究表明：学习过程是学习者本人以其生活经验和已有知识构建新的知识体系的过程。这是符合学习科学原理的，教师讲得再好，学生不学也是无效教学。

那么，如何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具体说，就是采用新课程优化课堂教学模式：在“以学定教”的教学理念指导下，采用问题引领、教学案导学等形式，根据整体构建、和谐教学的思想，在课堂上给学生提供自主、合作、探究的时空。在导学过程中灵活运用教学方法：设疑激思，引趣促活，讲其所需，授之以法，利用学生的求知欲、表现欲、成功感，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以实现“低负高效”的教学效果。

当前教科研的偏差与矫正

开展教科研是教师成长和学校发展的有效途径，但是当前有些学校和个人申报课题仅仅是为了评职称、发表论文，上级疏于管理，又缺乏监督检查。教师申报科研课题首先应根据教育教学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选题，在认真学习有关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由专家引导，采取“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实践”的科研方式，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以公开课的方式开展教科研活动，在不同阶段进行总结，使课题研究取得实效，这才是教科研正确的方法和途径。

名师、名校在课改中的示范、引导作用不可低估

在40年课改历程中，各阶段都有名师、名校的示范和引领，其作用不可低估。名师不仅能上示范课，介绍、传播先进教学思想，还能指导教科研。但是有人不能理解：为什么有的名师像常青树一样，每个阶段都是大家的偶像？我认为，其中原因是这些名师从来不搞花架子，始终钻研教育教学理论，脚踏实地探索。作为中国教育学会“十一五”科研规划重点课题《名师教学思想与教法研究》的主持人，我曾对名师的成长轨迹进行调研，发现真正的名师具备5种精神：敬业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反思精神、人文精神。创新精神和反思精神尤为重要，由此想到新课改初期“课改名校”的大胆创新，他们对传统教学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如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颠覆了教学顺序；杜郎口中学的“预习、展示、反馈三课型”，颠覆了课堂秩序；东庐中学的“导学案”是对传统教案的颠覆……课改名校对新课改进程中的示范和引导作用功不可没。

课改与高考改革相互配合是落实素质教育的保证

早在20年前，教育部多次发文要求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落实素质教育，但在高中阶段始终难以落实。究其原因，主要是“课改”与“高考改革”没有相互配合。因为过去的课改专家和高考命题专家是两套班子，双方各干各的，互不联系。但高考“指挥棒”的威力是很大的，长期左右着高中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这难免会影响高中课程改革的落实。近年来，国家不断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强调要“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的关联度”，这个“关联度”很重要，这意味着“考”与“学”要紧密关联，今后高考命题要紧紧围绕各学科的课标内容选择题目，而课标的修订要根据“核心素养”调整，六大素养就是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

这样的“考”与“学”紧密结合有利于落实素质教育，选学和选考又利于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因此，这次深化高考改革深受师生和家长欢迎，当前已有不少学校做好了准备，广大教师对这次深化高考改革满怀信心，将以乐观的心态迎接新的挑战。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原高级编辑）

《中国教师报》2018年07月04日第6版

第二篇：征管改革十年历程回顾

一、征管改革十年历程回顾我市地方税收征管改革始于1995年，从改革的历程来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95年-1996年，为征管改革的试点和扩大试点阶段。作为全省首批18个省级征管改革试点单位之一，率先全省建立了市级地方税收征管改革机构，并经市政府批转了《淮南市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在城区各类企业纳税人中进行了征管改革的探索尝试，建立了办税服务厅，实行了纳税人上门申报纳税制度，初步实现了集中征收。第二阶段，1997年-2000年，根据省政府批转省地税局的《关于深化地方税收征管改革实施方案》要求，围绕“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的新征管模式，在城区和农村所有纳税人中全面推行地方税收征管改革，建立了以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为核心的申报缴税体系、办税服务厅为载体的优化服务体系、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管理监控体系和人工与计算机相结合的选案稽查体系等四大征管基础体系，加快征管机制转换，初步构建了征收、管理、稽查三分离的新型征管运行机制的框架。第三阶段，2001年，按照“集中征收、分类管理、一级稽查”的改革思路，我市对稽查机构进行了重新调整，撤消了二级稽查机构，实行一级稽查。在此期间，省局统一了征管业务规程和税收征管软件，开展了标准化分局创建，推进了征管改革。第四阶段，2002年至今，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加速税收征管改革信息化建设推进征管改革的要求，结合全省地税系统机构改革，我市以征管信息化为改革的切入点，按照“巩固、提高、规范和完善”的原则，在加速信息化建设的基础上推进税收专业化管理，完成城域网建设，实现征管数据大集中工程，建立了内外网站，开展多元化申报试点，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全市以全省统一征管软件系统数据综合处理平台为基础，构建起“信息集中共享、网络互联互通、优化管理服务、强化执法监督”的税务管理信息系统，初步建立了基于信息化技术支撑和专业化管理的新征管模式。通过十年的征管改革实践与发展，我市已基本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较为科学严密的税收征管体系，完成了征管运行机制的三大转变。在征管手段上，实现了由行政主导型向法治主导型的转变；在征管机构上，实现了由综合性、全功能设置基层机构向征、管、查专业化分工型的转变；在管理方式上，实现了由“管户制”向“管事制”的转变。

二、十年征管改革的成果及经验 十年的征管改革实践证明，成绩是主要的，主要取得六大方面成果：

（一）新型征管体制初步建立。经过四个阶段的不断实践和完善，新的税收征管运行机制已初步建立，形成“以申报纳税和优化服务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强化管理”的34字税收征管模式，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各种不同所有制企业都是平等纳税人的现状，适应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二）依法征管机制基本形成。表现在：一是依法治税的组织治理结构初步建立，构筑了依法治税的内部基础。征收权、管理权与稽查权的相互分离突破了征管权力过于集中的传统模式，新治理结构的构筑彻底打破了“一人说了算”的“人治”格局，为依法治税奠定了基础；二是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初步建立，为依法纳税创造了外部条件。三是新模式增加了征管行为的透明度，促进了廉政建设和税负公平。征管机制转换后，实行集中征收、计算机管理、公开办税，大大增强了执法的力度和透明度，由“暗箱”操作变成了“阳光”执法；全面规范征管业务规程，建立内部制约机制，从制度上遏制了税务人员的不廉

行为，有效地防止了“人情税”、“关系税”等不廉行为的发生。

（三）征管质量明显提高。新模式实现了由分散征收到集中征收、由手工操作到计算机征管，由重点征收到重点稽查的转变，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税收征管质量大幅度提高，确保了新税制的顺利实施。改革10年来，全局累计组织各项收入50.2亿元，地方税收入总量从1994年的1.53亿元增加至2003年的4.77亿元，为淮南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组织收入稳步增长的同时，加强了征管质量考核工作，把组织收入和提高征管质量很好地结合起来，初步改变了多年来在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的仅以完成税收任务来考核工作成绩的状况，使我市税收征管质量稳步提高。

（四）管理基础得到加强。新模式使税务管理工作得到进一步强化。全市基本按属地管理原则成立了管理分局（所），使税务机关可以集中精力搞好税源的动态监控，切实做到税户清、税源明；以创建标准化分局和个体示范街为载体，征管基础全面加强。

（五）税收信息化快速推进。新模式强化了计算机的依托作用，加速了税收信息化建设，计算机已广泛运用于税收征管全过程。在此期间，完成市、县、分局三级城域网建设，构筑全市统一的信息平台；全面推广应用全省地税统一征管软件，实现市县税收征管数据信息全部集中到市局统一处理，并全市共享；建立地税综合信息网，为纳税人提供网上办税服务等信息服务平台；自行设计开发多元化申报软件，积极推行多元化申报，在全省率先构建起多元化申报纳税新格局。

（六）纳税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加强办税服务厅建设；推行网上申报、委托银行扣缴等多种纳税申报和税款缴纳方式；开展纳税信用等级评定；开通12366纳税服务热线；简化办税手续，提高办税效率；加强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开展税收维权服务。总结我市十年征管改革的实践和成果，有以下五点经验： 一是依法治税是征管改革的核心和实质。税收征管改革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的背景下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公平、公正、公开的税收环境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税收征管改革就是要保证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新税制依法实施。因此，依法治税是征管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征管改革的核心和实质。二是信息化加专业化是征管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征管改革不是简单的场所和外在形式上的变化，而是以税收信息化建设作为支撑点，在税务管理领域大量引入现代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严密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只有把现代高科技手段运用到税收工作中，有效地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才能够彻底摆脱传统的粗放型的人海战术和劳动密集型的征管方式。只有以信息化作支撑，深化征管改革，才能优化征管模式，提高征管效率。因此，在征管改革中要正确处理好信息化与专业化的关系，在信息化的支持和推动下，通过基层征收机构和人事制度的配套改革，逐步实行税收专业化管理。三是加强税源控管是征管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税源是税收的基础，没有有效的税源管理，税收就成了无源之水。只有首先搞好税源监控，这个基础打牢了，才能真正提高征管的质量和效率。我市的征管改革之所以能取得较好的成效，关键是加强了对税源的控管，始终将税源监控作为征管改革的重点和基础环节，贯穿于征管改革的全过程。四是实现管事与管户的有机结合是征管改革的突破口。管事与管户是税收管理的两个重要方面。取消对纳税人实行的“保姆”式管理方法后，纳税人一部分事项自己主动到税务部门来办理，税务部门就要提供优质服务来管理好这部分事项，这是“管事”的重要内容。但同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存在部分纳税人自觉依法纳税意识不高的情况，一些与纳税有关的信息

纳税人不一定会主动告知税务部门，需要税务部门上门了解，这就需要“管户”。因此，在征管改革过程中应将新模式中的管事制与传统模式下的管户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管好事，又要管好户。五是加强征管基础建设是征管改革的重要着力点。税收征管基础是开展各项征管工作的前提。新征管模式的运行，必须建立在征管基础工作的健全和完善的基点之上。没有坚实的基础工作支持，新征管模式将失去根基、流于形式，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没有完善的征管基础，没有从严格管理中采集的征管信息基础数据，征管软件中的数据质量将无法保证，信息化的应用效果将大打折扣，稽查选案将缺乏有效的依据，税收征管也不能有的放矢。

三、当前征管改革面临的形势及存在的问题 我市征管改革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仍然面临一些更深层次的困难与问题。

（一）观念和认识问题。在观念方面，主要表现为观念转变不到位。专管员管户制度向管事制度转换后，有些同志留恋过去“风光”的日子，对征管改革工作被动应付，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主动，工作缺乏进取心和开拓创新精神。在认识方面：一是有的同志只看到改革中存在的问题，而看不到或不关心改革取得的成效，进而否定改革。二是有的同志对存在的矛盾和问题缺乏全面分析，简单地归咎于征管模式。

（二）人力资源管理及机构设置问题。从人力资源管理来看：一是人力资源配置不尽合理。有的地方存在“三多三少”的现象，即领导多，干活的人员少；机关人员多，一线人员少；机构多，人员少，在偏远和农村分局更为突出。二是税务干部队伍素质跟不上改革的要求。三是人才激励机制不健全，部分税干爱岗不敬业，不思进取，消极怠工，征管效率和稽查质量不高，制约了改革的目标和征管效能的实现。从机构设置来看：2002年机构改革时，省编委撤消大部分局的基层税务所机构，而设置的股不具备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基层税收执法带来大量问题。

（三）征、管、查部门配合问题。各系列整体意识不强，过多强调了权利，忽视了应尽的义务，强调了制约，忽视了配合。主要表现为：一是应移交的不移交。有的管理部门为了完成自已的税收任务，对应移交稽查部门查处的案件不移交。二是移交的也不去处理。稽查部门对已移交的有关纳税人违法事项认为查不到收入，不愿意去下功夫检查。三是日常征管检查与税务稽查交叉重复，尤其是对重点税源户重复检查问题突出。

（四）信息化建设问题。一是征管软件问题。现行的全省统一征管软件功能不完善，缺乏加工、汇总、分析功能，税源分析、纳税评估、计算机选案、税收决策等模块尚未开发，既不能全面反映征管全过程，也无法满足“一户式”信息储存要求。二是信息风险问题。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迅速渗透于税收征管，部分基层单位对征管信息既过度的依赖，又没有数据质量意识，由于基础信息采集的人为性和征管软件处理的不完善，不全面、不准确的信息不仅不能正常发挥计算机的依托作用，反而制约了税收分析和决策，形成了一种“信息风险”。

（五）税收管理力度不够问题。新征管模式中，部分管理环节对管事制的理解有偏差，忽视税收管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征收与稽查之间的管理环节出现空档，出现“重征收轻管理”或“重稽查轻管理”的倾向，由此相继暴露出漏征漏管严重、申报监控弱化、发票管理松懈、税源管理流于形式、申报异常户增多等管理缺位问题。

四、新时期征管改革的重点

（一）巩固多年征管改革成果、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新一轮征管改革是对以往的征管改革在一个更高层次、更大深度上的发展和完善。通过多年的征管改革，各级税务机关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丰硕成果、锻

炼了大批的干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所有这些都是推进征管改革的重要基础和宝贵财富，因此，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多年的征管改革成果给予足够的重视，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减少浪费和投入，保持征管改革的连续性。

（二）正确对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十年来的征管改革实践和成果表明，我市征管改革取得了突出成效，但问题也不少。成效不说清，不足以树立改革必胜的信心和决心；问题不讲够，不足以明确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对问题怎么看，决定今后怎么干。我们认为上述问题，是改革进程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它产生于改革进程之中，也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因此，一要正确对待改革中的问题，坚定征管改革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坚持向新模式迈进的方向不变，边实践、边推进、边巩固、边完善，在改革中解决问题、完善模式、巩固成果。二要在认真总结前期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凝聚共识，把改革的信心和决心化作广大税干的自觉行动。

（三）合理调整基层机构，加强人力资源建设。一是合理调整基层机构设置。机构设置要因地制宜，不必过分强调统一。本着有利于征管的原则，对部分征管规模较小，税务人员较少的分局可适当简并部分内设机构。对征管规模较大的分局，要向省编委积极争取，依法增设税务所机构。同时，要研究起征点调整后个体征管的形势，适当收缩部分个体征管机构。二是合理配置人员。要从当地的执法环境、公民的纳税意识、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务管理水平等因素进行综合考虑，合理配置人力资源。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一要尽量精简机关工作人员，充实征管一线人员力量。二要适应多元化申报后的形势，简并办税服务厅窗口，实行“一窗多能”，压缩征收人员数量。三要控制股、所长职数配置，按照税务人员数量分配股所长职数。四要建立稽查人员淘汰机制，实行竞争上岗，提高稽查人员素质。三是加强队伍建设。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在税务人员中推行能级管理和岗位竞争，建立起能级匹配、能岗匹配，能级取酬的竞争机制。坚持人才兴税，鼓励在岗自学，普遍提高业务素质。

（四）加强部门配合，强化监督考核。一是加强部门衔接配合。修订税收征管业务规程，细化部门责任和分工，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征收、管理、稽查各环节之间的衔接，做到分工不分家。二是建立协调和投诉制度，由管理部门牵头，定期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协调，解决不了的问题报上级处理；对不按规定规程进行配合的行为向上级投诉。上级税务机关对投诉的问题要认真调查，明确责任，对故意违反规定的予以严肃处分。三是明确日常税务检查与税务稽查的职责范围。制定具体管理办法，从税务检查的对象、范围、性质、时间等方面划清日常税务检查与税务稽查的业务边界。四是加强岗位责任制考核。将部门配合的工作列为重点内容定期进行考核，并在征管质量检查中进行重点检查。

（五）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应用效果。巩固信息化建设成果，在指导思想上实现由“以建设为主向建设与应用并重”方向转变，着力解决软件应用能力和信息质量问题。一是完善多元化电子申报软件。加快财务报表数据电子报送软件开发，拓展软件应用功能；修订完善电子申报软件，提高软件应用的稳定性。二是加强应用型软件开发。在省局统一规划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加强税源分析、税额核定、纳税评估、资料管理等征管应用型软件开发，利用计算机网络实现各类征管信息的传输共享，征收、管理和稽查系列之间、各职能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应力求做到相关信息的及时传输，实现信息的共享共用，为征管工作提供服务。三是加强征管数据管理。认真落实征管电子数据管理办法，加强征管数据的采集、审核、录入和检查，确保各项信息数据及时

性、准确性和全面性，提高征管数据质量，加强各类信息的分析对比，增强信息的利用效能，减少信息应用风险。

（六）推进征管基础制度建设，强化税收管理基础。按照管理科学化和精细化的要求，积极探索和掌握征管工作规律，及时抓住税收征管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抓紧、抓细、抓实，不断提高管理效能。一是建立落实欠税管理制度，严格欠税管理。二是建立税收管理员制度。充分发挥税收管理员对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税源状况比较了解以及税源管理责任明确的优点，将管事与管户有机地结合起来。三是建立纳税评估工作规范，深入开展纳税评估工作。四是建立税源监控制度，落实日常管理制度，深入开展分税种、分行业的结构性分析，完善动态税源管理。五是修订发票内部分级管理和发票举报奖励制度，加强普通发票管理。六是健全各项稽查执法办案制度，加强一级稽查建设。建立首查责任制，增强责任意识，提高检查、办案的能力和水平，加快办案速度；全面推行案件复查制度，对检查案件要确定一定比例定期进行复查，对复查中发现的问题实施责任追究；坚持重大案件集体审理制度，规范和加强对重大案件的审理工作。

（七）坚持依法征管，加强行政执法监督。一是牢固树立依法实施税收征管的工作理念，把一切征管活动都纳入到法制、规范的轨道，杜绝税收征管工作中存在的违法行为。二是健全执法责任制度，从细化法定执法职责，明确执法依据及所属执法机构、组织和执法人员的责任、范围、权限入手，将执法责任逐级分解到各级地税机关和执法人员，使法定的执法职责分明，责任到人，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三是严格落实税收执法监督机制，强化社会对地税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切实纠正行政执法中的违法行为。

（八）加强纳税服务建设，提升纳税服务水平。一是建立纳税服务制度，规范纳税服务行为。二是简化办税程序，提高办税效率。三是规范办税服务厅建设，大力推行“一站式”服务，使纳税人所有办税事项在办税服务厅都能及时受理、办结或转办回复，形成纳税人与地税机关单点接触，避免纳税人为同一件或类事多头、多次往返地税机关；加强“一窗式”服务，适当组合以往分项目单职责窗口的工作内容，实现“一窗多能”，避免纳税人一件事多窗口办理现象的发生。四是加快税库银联网建设步伐，进行征税“无纸化”改革探索，提高税款缴纳和入库时效。

第三篇：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90年历程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社会和人民革命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党成立90年来，始终站在时代前列，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进行了不懈奋斗和艰辛探索。过去的90年，是党领导和依靠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不断谱写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壮丽史诗的90年，是党领导和依靠人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实现社会巨变并取得辉煌成就的90年。胸怀着远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肩负着历史的重托和人民的希望，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奋斗之中，始终贯穿于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全部历史之中。

一、攻坚与克难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一切正义事业胜利的逻辑，也是中国共产党90年奋斗历程的真实写照。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必然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特别是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历史关头，党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经受住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不断开创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一）开辟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革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极为不同。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必须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条件，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这是关系中国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问题，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史上的崭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深刻分析中国社会的状况和特点，经过艰苦的探索和实践，开辟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沿着这条道路，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实现了近代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目标。其间，党经历了三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

党成立初期，就注重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察和分析中国实际问题，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推动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高潮。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党遭受到自成立以来的第一次严重挫折。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党领导人民奋起反抗，掀起了土地革命战争的风暴。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逐步把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入农村，深入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现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重大转变。在此期间，党内发生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造成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在绝境中奋起，经过遵义会议实现伟大历史转折，战胜千难万险胜利结束长征，推动了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1931年“九一八”事变特别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空前民族危机。能否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是对党的一个新的重大考验。我们党准确把握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民族解放战争的重大转变。全国抗战爆发后，党积极推动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制定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为夺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紧紧依靠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辟和坚持了陷敌于人民战争汪洋大海的广大敌后战场。党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高超智慧和模范行动，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党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经受住考验，锻炼成为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当之无愧的坚强领导核心。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人民意愿和要求，提出争取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并为之作出了最大努力。在国民党政府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后，我们党制定和实行正确的政治、经济政策和军事战略，有力地推进了战争的进程。经过3年多的解放战争，党领导人民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经过两次失败、两次转危为安，党领导人民在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兴起和面临“两个中国之命运”的选择三个重大历史关头，奋力打开新的局面。党在异常艰苦的革命斗争中逐渐走向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和理论创造中形成和发展起来。历史表明，中国革命的进程是极为艰难曲折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紧紧依靠人民的支持，才会有胸怀、有意志、有能力、有智慧克服种种艰难险阻，才能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

（二）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党成为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人民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在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借鉴，必然会遇到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始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伟大征程的。其间，党经历了两次重大历史关头的考验。

新中国成立伊始，面对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复杂局面，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孤立、封锁、遏制中国的政策和军事威胁，党领导人民在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开展社会民主改革、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在此基础上，党适时制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与此同时，党强调坚持在建国前夕提出的“两个务必”，继续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大力加强自身建，经受住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考验。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党的中心任务。面对全新的事业，能否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是对党的一个新的重大考验。党提出以苏为鉴，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不倦探索，积累了重要经验。在探索中，也发生了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在经济建设上急躁冒进的错误。党为纠正这些错误作出过积极努力，但这种努力没能阻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思想的积累和发展，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的、长时间的严重错误的发生，教训是十分深刻的。

万事开头难。这个时期，党带领人民建立新国家、新社会、新制度，探索新道路，是非常不容易的。历史表明，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党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重要基础，为后来党创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来源。

（三）开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改革开放30多年来，以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和国家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这个转折关头，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解决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根据新的实际和发展要求确立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这样两个相互联系的重大课题，为党和国家的发展确定了正确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全面拨乱反正基础上，改革开放经历了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各方面体制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在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基础上，党制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带领人民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党和国家又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和国家面临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国际国内发生严重政治**，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面临新的巨大困难和压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紧紧依靠人民，经受住了政治**的重大考验。党领导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创全面开放新局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创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21世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继续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

跨入新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空前的社会变革在给我国社会发展进步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强调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着力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团结带领人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更加光明美好的前景。

90年来，党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举世瞩目的，所遇到的艰难险阻是世界上任何政党所不能比拟的。在各种困难和挑战面前，党和人民饱受磨难而自强不息，历经曲折而愈挫愈勇，倍尝艰辛而愈加成熟。事非经过不知难。党领导人民在攻坚克难、顽强奋进中创造的辉煌业绩，是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应对各种复杂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根本原因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90年党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始终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和时代进步潮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一个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经得起胜利和挫折、高潮和低潮、顺境和逆境考验，任何敌人和困难都压不倒、摧不垮的党，是一个为实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并作出最大牺牲的党。正是由于党诚心诚意地为人民谋利益，人民群众才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自己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才会更加衷心地拥护和信赖党，自愿选择和接受党的领导，自觉跟着党去探索和奋斗。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泉。党同人民群众在艰苦卓绝的斗争、风雨同舟的经历、生死与共的考验中建立起来的血肉联系，是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艰难险阻、推进党和人民事业继往开来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

二、主流与本质

90年来，围绕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不懈的奋斗、艰辛的探索和成功的自身建设。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构成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体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本质，反映了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的呼唤和要求。

（一）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的历史

90年来，党领导人民干了“三件大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由此实现了“三次历史性转变”，即：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的历史性转变；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性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这“三件大事”和“三次历史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翻开中国近现代史，可以清晰地看出，以党的成立为界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在此之前，中国其他政治力量的努力都没有能够挽救中国社会的沉沦，国家情况一天一天坏下去；在此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民族复兴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不断形成新的高潮。90年前，中国人民面对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今天，中国人民拥有的是一个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新中国；90年前，中国是一个任人宰割、备受欺凌的国家，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这90年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人民和民族作出的贡献，是任何政治力量所不能比拟的。这90年取得的发展进步，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

（二）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

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就必须寻找正确的道路。近代以来，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苦难，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历史证明，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和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救亡图存方案都不能解决中国的出路问题。俄国十月革命后，先进的中国人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不可回避的艰巨任务。

在党的探索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不懈探索，在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形成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成功地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毛泽东思想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准确判断国际形势、深入研究本国国情和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次历史性飞跃，是党领导人民进行波澜壮阔创新实践的结果，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是党的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指引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三）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党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始终保持和不断发展党的先进性的历史

特殊的国情，决定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必须有“特殊的政党”来领导。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的根本前提。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不仅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与之相应的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建党原则、方式及活动规则在中国也行不通。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如何建设一个不同于以往所有政党的新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旧中国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社会里，在长期被敌人分割的农村根据地的环境中，成功地把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事实证明，中国的山沟沟里不仅能够创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能够锻造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毛泽东同志豪迈地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伟大的工程”。这一伟大工程，成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党的建设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长期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的任务，历史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坚强核心的目标，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两大历史性课题，继续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为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局面。

从“伟大工程”到 “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性转变，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证。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先后改旗易帜，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陆续丧失执政地位，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却不断巩固，执政基础更加坚实，根本原因是党始终按照时代要求和人民期盼不断加强和改进自身建设，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始终保持和发展了自身的先进性。

90年党的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统一于党领导人民实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两大历史任务的伟大实践中，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全面体现了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深刻揭示了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党的历史发展的本质。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的90年不懈奋斗史，就是中华民族在党的领导下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党的90年理论探索史，就是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并创新理论的历史；党的90年自身建设史，就是在人民的支持下，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不断锻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领导力量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价值追求，展现了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人民谋福祉的博大胸怀，高高竖起了把各族人民紧紧凝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未来的鲜艳旗帜。中国共产党的90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三、启示与展望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现实的向导。中国共产党与人民休戚与共、共同走过的90年历史，不仅展现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也蕴含着十分丰富而又弥足珍贵的启示。

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党和人民事业胜利发展提供强大思想保证。马克思主义是立党立国的根本，是指引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90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党和人民的开拓奋进才会始终有光辉旗帜的引领，真理的光芒才能转化成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强大物质力量。

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领导人民不断开创通往美好未来的康庄大道。各国的国情不同，发展道路也必然不同，不可能有适用于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固定不变的道路和模式。90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坚定不移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根本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越走越宽广。

必须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中汲取推动事业发展的不竭动力，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深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90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必须始终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断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

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就不可能实现。90年党的历史昭示我们：坚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党就能够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的坚强领导核心。

90年党和人民血脉相连、患难与共；90年历史铸就辉煌、开启未来。当历史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的时候，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经过90年的不懈奋斗，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经过新中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总的来说，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必须从中国和世界的现在和未来着眼，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历史方位，准确把握人民群众的新期待，科学制定并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真研究解决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和加强党的建设的新问题，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我们满怀豪情地总结过去、审视现在，更有足够的自信和力量迎接未来。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已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正朝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迈进。展望未来，到2021年建党100年时，我国将建成惠及全体人民的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到那时，党和人民事业必将揭开更加辉煌的新篇章。面对无限光明的未来，中国共产党人任重道远。在未来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肩负人民的重托和期望，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不断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不懈奋斗！

第四篇：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回顾

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回顾

一，20世纪80年代：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早期，金融市场领域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市场经济金融体系的基本结构。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大一统”的金融体系中只有人民银行一家。当时金融体系最明显的特征是，人民银行既管宏观平衡，又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80年代金融改革的一项主要内容就是改变这一金融组织体系结构，通过建立一些新的金融机构，将中央银行和商业性金融体系分开，构建一个所谓双层银行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中央银行专注于宏观调控、金融监管和为银行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商业性金融机构则从人民银行独立出来，面向企业和居民提供商业性金融服务。具体而言，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以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建立或恢复建立的。建设银行过去服务于财政功能；中国银行在恢复设立之前实际上是人民银行内部的国际局（对外加挂一个牌子）；农业银行当时是一块虚的牌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过去只做进出口方面涉及的货运险，是人民银行和财政部的下属机构。

与此同时，80年代还在探索证券交易。当时没有成立股票交易所，80年代后期有个别证券营业部试点开展了证券交易。

二，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建立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基本框架

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和中期，金融改革发展以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为根据，与国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框架相平行，主要特征就是建立符合市场经济的金融市场和组织结构的基本框架。

首先是专业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当时，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和交通银行都已经成立了，但四大行还是专业银行，分别服务于工商业、农业、国际业务和项目建设等行业或领域，相互之间没有充分的竞争。这显然不符合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也难以进行调控。并且，如果国家在某一领域有政策性要求，如有企业发不出工资，国家要求给予支持，那么四大行也必须负责自己领域的政策性业务。这不仅不利于银行业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市场主体的健康发展。基于这种考虑，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即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专门承担政策性服务，四大行只承担商业性业务，同时四大行不再按专业领域划分业务，相互之间可以交叉、竞争，以便改进服务。

专业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变的另一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建立以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为基本特征的公司组织结构和初步的治理框架。当时就有一个问题，如果现代企业制度也适用于这些大型国有银行，那么这些专业银行也要像国有企业改革一样，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改变专业银行的性质，变为市场竞争主体，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运营管理。

其次，这一时期建立了证券市场。1990年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建立，国家层面成立了证券委和证监会，后来证券委的发行审核功能合并进了证监会。再次，保险业取得较快发展，特别是寿险开始初步发展。1998年，专门成立了中国保险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最后，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改革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宏观调控框架，明确了当时国家计委、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各自功能，宏观调控从直接调控加快转向间接调控。

亚洲金融**期间：整顿与应对冲击

泰国在1997年上半年就开始出现问题，到下半年金融危机迹象就比较明显了。亚洲金融**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持续了4～5年的时间。亚洲金融**期间，中国金融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进行金融整顿。当时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早期，金融领域有很多混乱的情况。特别是，由于会计标准没有建立，商业银行贷款分类方法不科学，财务纪律不规范，资本金也不充足，使得在亚洲金融**影响下，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经营不下去，甚至关闭破产，广国投事件是最重要的案例。

另外，为应对亚洲金融**冲击，我国调整了金融体系的结构。就整个经济体制改革而言，需要在适当分权的基础上，建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合理关系，但是在金融调控方面，还是需要进行垂直管理。因此，1997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对金融体系的组织结构做了调整。再有，金融业配合国家对亚洲金融**造成的重大冲击进行恢复。为应对危机冲击，当时推出了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经济刺激计划，财政和金融部门都要配合这方面工作。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国有企业脱困。受亚洲金融**影响，国有企业困难比较明显，因此国家推出国有企业“三年脱困”计划。其实，当时银行业也相当困难，不良资产大概在25%～45%，损失也很大。但国有企业涉及更多人就业，问题更加紧迫。因此，国家通过债转股减轻国有企业债务负担，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大型银行不良资产，帮助国有企业休养生息，走出亚洲金融**带来的大量下岗和效益下滑的困境。这些措施实际上是由金融系统先承担更大的损失，等国有企业状况好转后，金融业还得回头再来收拾遗留下来的财务问题。

2002～2008年的金融改革与发展：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从2002年下半年左右、走出亚洲金融**影响开始，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个人认为，这个阶段金融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内容可归纳为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

关于健康化和规范化。很多改革既是健康化，同时也是规范化。在亚洲金融**影响下，银行体系积累了很多问题，不良资产很多，资本金严重不足。证券市场起伏不定，总体来看上市公司质量比较差，发行和交易秩序也比较混乱。保险公司主要是寿险公司处于大面积利差损，即当通货膨胀高、利率高的时候，保险产品参考银行利率承诺的固化收益率很高，而当通货膨胀降低、利率下调后，保险公司资金运用的实际收益率较低，就会出现巨大的利差损。因此，保险公司的财务状况也非常不健康。

亚洲金融**之后，就需要对金融机构特别是有影响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财务重组，使其恢复到健康状态。要进行财务重组，就需要弄清资产质量，其中首要的是改革会计准则。银行财务状况对会计制度非常敏感，资产负债表健康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使用的会计制度。之前虽然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会计制度有所改动，但是不够彻底。当时资产损失不能减计和计提，比如库存损失了或者某个投资项目损失了，都不能计提。这样，银行对企业贷款质量衡量和对不良资产的计算就是不真实的。上市公司也是如此。上市公司会公告盈利状况，但因为损失没有充分计提，数据是不真实的，对资本市场也会造成不良影响。2001年、2002年前后，我国对会计准则进行了改进。这是非常实质性、基础性的工作。

对银行来说，过去贷款分类很不合理，大量不良资产被掩盖，通过实行贷款五级分类制度，就可以弄清楚银行不良资产的真实情况，做到摸清家底。在弄清不良贷款的基础上，就可以明确哪些不良资产需要剥离，银行需要补充多少新的资本。然后，国家就要想办法注资。当年的做法是财政和金融体系拿出一部分资源进行注资，包括外汇储备和黄金储备，来改进大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资本状况，随后也改进了一部分证券公司的资本状况，使这些金融机构基本合格。

金融机构财务状况基本合格后，要想跟上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还需要不断增强资本。因此，大多数效益比较好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逐步发行上市，变成上市公司。上市除了可以筹集资本外，更重要的是，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同时提升透明度，金融机构要受到来自广大投资者特别是股票市场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的压力和监督约束，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加强财务和风险管理。

在此期间，另一项重要的金融改革是农村信用社改革。农村信用社资产大概占到了金融系统总量的10%左右，当时不良资产占比在50%左右，也非常高。农村信用社改革采用了与前述大型国有银行类似的办法。同时，农村信用社比较分散，情况参差不齐，所以当时改革设计了正向激励机制，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鼓励做得好的，约束做得差的。

在抓好大型金融机构和农村信用社改革的同时，运用同样的思路，但以财务损失自担为原则推进中等金融机构，包括中等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改革之后，相当一部分好的金融机构也都成为上市公司。

这个阶段，股票市场也大力推进了规范化。中国股票市场长期存在股权分置，上市国企的股票分国有股和流通股，国有股有一部分叫法人股，法人股不能在市场上流通，形成了双轨制。股权分置是改革转轨期间中国特有的一种现象，很不规范，影响了投资者信心和股票市场的进一步发展。2005年，国家下决心推动股权分置改革，解决了这一不规范问题。由此可见，这个过程覆盖了各类金融机构，包括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以及大型、中型和小型等不同层次。同样的改革逻辑关系和原则，使得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金融机构的改革之间存在必然联系。这些改革为我国金融体系成功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打下了基础。关于专业化。专业化主要是指金融业更深入地依据市场经济的规律去运作，同时金融监管也进一步走向专业化。2003年中国银监会从人民银行分设，明确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家专业性监管机构的目标责任，理清了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的责任关系。同时，金融监管部门集中了人才，监管工作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跟上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步伐

上述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阶段还没有完全走完，随着2008年9月份雷曼兄弟破产倒闭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金融领域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国家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特别是配合2008年11月份推出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这在宏观政策和一些结构性的金融支持政策方面均有体现。

这段时期国际金融领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针对全球金融危机给宏观调控和金融体系提出的重大挑战，在金融领域作出大量纠正和显著改进。主要包括：对于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问题，比如资本不充足、杠杆率过高、衍生产品市场混乱（危机前，美国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过于复杂庞大，很多情况美国监管当局都搞不清楚）等加以纠正，对相关市场进行改造，特别是加强了对金融体系中交易部门杠杆率的监管，增加金融稳定措施，对清算系统采取交易对手方集中清算。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金融体系存在非常明显的顺周期性，即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好，评级评得好，股票价格高，借贷杠杆率也高；一旦出现危机，上述各环节就都会出现收紧，“落井下石”。顺周期因素加大了经济金融的波动性和危机程度。为此，需要在金融系统中引进一些逆周期的因素，经济好的时候让它冷一冷，差的时候能够扶一扶。这些措施在大的概念上被命名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该提法在国际上被写入了G20文件，在国内被写进了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也连续几年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之，国际金融领域推出了很多改革，这些改革对我们有很好的借鉴和启示意义。一是对于国际上出现的经验教训，有些我们也是深有体会的。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经济金融领域存在很多问题，2008年底、2009年初经济同样出现急剧下滑，只是我们的问题没有美国、欧洲那么大，所以下滑得没那么狠。二是有些属于发达金融市场的问题我们还没有遇到，但是我们通过学习和反思，未雨绸缪，可以把国际上反思经验教训所建立的新规则、秩序、标准、监管学过来。这对我们防止今后犯同样的错误是有好处的。

当前阶段的金融改革和发展：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

全球金融危机后期，我们按照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着力推动金融业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

市场化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经济学术语中的资源是指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力、资本、土地，此外，有时也可以扩大到能源品等。总之，所谓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生产要素的配置。显然，资金包括外汇资金如何配置，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要达到这一目标，就要实现资金价格即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这是市场化改革的两个重要内容。

关于利率市场化。实现利率市场化是一个过程，之前已经完成了一些步骤。2004年开始推动贷款利率市场化。当时推进利率市场化有一个总体思路，即先贷款后存款、先大额后小额，先外币后本币。后来，沿此思路迈出了若干步改革，随后就碰到了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工作的主要精力暂不在市场化改革方面了。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开始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这几年的改革，贷款利率已经完全放开，金融市场上的其他利率，如债券、拆借和票据的利率，以前都已完全放开，目前只对存款利率保持50%的浮动上限管理。很多人认为，存款利率市场化是利率市场化的最后一步。其实，这最后一步我们是分若干小步迈出来的，在过去的两年中，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先从10%提高到20%，然后再提高到30%和现在的50%，已经走了四步。我估计50%之后，步伐可以加大，加快实现市场化。

关于汇率市场化。我国汇率市场化也走过了较长阶段。早在1993年底，我们就进行了双轨合一的外汇体制改革，1996年中国宣布经常项目可兑换，并开始酝酿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但当时条件还不成熟，随后就遇到了亚洲金融**，汇率体制改革一度放缓。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即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按照这一要求，2005年推进了汇率体制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经过2007年、2012年和2014年三次调整，人民币兑美元交易价每天浮动幅度由3‰逐步扩大至2%，同时人民银行逐步退出常态化的外汇干预。新的汇率体制要求人民币汇率更充分地反映经济基本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反映国际经常项目收支的平衡情况，即汇率主要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决定。经常项目收支共有四项构成，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两个大项，以及投资收入和转移款项两个小项。

国际化 在多年的市场化改革基础上，金融改革和发展就可以加大国际化的步伐，以前是不具备这个条件的。最近几年，国际化进展较快。一个重要工作是在2014年推出了沪港通，实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交所的互联互通。国际化的另一重要领域是人民币国际化势头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加快推进、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得到加强以及金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包括当前已经运行的丝路基金和正在筹备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也包括正在热议中的人民币能否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SDR），从而成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之一等热点议题。

关于人民币国际化。应该说，人民币国际化起步比人民银行、金融管理部门包括外汇局设想得要早，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欢迎程度也超过我们当时的预期。人民币国际化之所以比较顺利，主要是因为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国家金融市场一度非常疲弱，加之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的货币不稳定，市场上缺乏美元，且对美元信心不足，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振荡也较大，日本经济也不太好，也影响了日元。总之，全球金融危机对主要国际货币都造成了负面影响，人民币就受到了欢迎。首先是韩国出于稳定需要，主动要求和中国开展货币互换，随后陆续有二十多个发展中国家提出货币互换，甚至一些发达国家也加入进来，从2014年开始，中国分别与欧央行及英国、瑞士等国央行做了货币互换安排。因此，可以说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多少有点儿意外地把人民币推向国际社会了。

我们对待人民币国际化的态度，首先是顺水推舟，顺应市场需求。既然国际社会欢迎人民币，同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在国际市场上实现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优化配置，对中国也是有巨大好处的。因此，我们应该根据自身经济实力，顺应实体经济需求，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次，要真想做强人民币，使其符合市场预期站到那个位置的话，我们就要做好自己的家庭作业，继续推进经济金融改革、改变相关规则，不断采取措施，以适应人民币国际化的需要。

目前，与人民币国际化相关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协议，在双边贸易投资中使用本币。比如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经贸往来可以使用人民币，也可以使用卢布。

二是双边央行之间开展本币互换。比如说，如果俄罗斯缺少人民币，或者中国缺少卢布，两国央行可以居中进行货币互换，由此人民币就出去了。

三是指定人民币清算行。双边都使用人民币的时候，境外市场上人民币有时候多、有时候少，多的时候应该可以回流到境内，少的时候可以调剂出去，这个机制就需要由清算行来完成。理论上，也可以在中国设立卢布的清算行，但由于人民币更受欢迎，所以很多国家希望设立人民币清算行。同时，不仅是邻国或发展中国家，近年的一个显著变化是，从英国开始一些西方国家也要求设立人民币清算行。

四是有些国家开始主动宣布将人民币作为其外汇储备一部分。

五是双边本币直接挂牌交易。人民币最早和马来西亚林吉特开展直接交易。在此之前，人民币与林吉特之间的交易一般是通过美元套算，人民币先换成美元，美元再换林吉特。这种套算方式有时受美元不稳定影响较大，同时差价也大，成本较高。通过与其他国家货币之间直接交易，双边货币就可以形成汇率，不经过其他货币套算，便利化程度更高。关于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国内金融改革发展顺利推进的基础上，人民币可以加快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早在1996年，我国就宣布了经常项目可兑换。在资本项目方面，过去只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可兑换，很多其他项目尚不可兑换，比如股票、债券、基金等投资项下的可兑换程度还不高。另外一个特点是，事前审批多。其实，很多资本项下也不是完全不可兑换，只是需要事前管理和审批，市场主体多数都能绕道而行。现在，很多事前管理的项目逐步放开了。但资本管制逐步放开不意味着放手不管，事中事后还是要管的，特别是有几项的管理还要加强，包括反洗钱、反恐融资和反过度利用“避税天堂”偷逃税等。此外，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也可以采取一些防止短期资本过度投机的措施。如果是中长期投资，我们是欢迎的，但对于短期炒作资金，国际上允许设置一些管制措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这些基础性工作，对于在国际金融方面给予国内企业“走出去”更多支持，使其在海外更好发展，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关于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简单来说，特别提款权是国际储备货币的一个篮子，目前这个篮子里包括美元、日元、欧元、英镑四种国际货币。国际货币基金每五年审议一次特别提款权。2015年是审查年，大家希望人民币可以加入这个货币篮子。这已成为国际社会关心的一个议题。人民币国际化近年的势头很好，国际货币基金正在认真考虑此事。

多元化

在转轨的早期，由于没有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基本组织架构，没有有效的宏观调控框架，金融体系必然是不健康的，没有实现规范化，也没有应对危机的经验和能力。只有完成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改造以后，转轨经济的金融体系才有条件更大程度地实现市场化、国际化，也才有胆量、有魄力、有底气实现多元化。设想一下，当金融体系很不健康的情况下，是不敢发展一些复杂衍生产品的。当前的互联网金融发展亦是如此。发展互联网金融必然会带来一些风险，如果金融体系基础不好，就难以承受这些风险，但如果基础打好了，就可以发展。最近一段时间，从国务院到中央都在研究鼓励和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基本框架。与此相关的议题都反映了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所处阶段的多元化特点。

中国金融改革和发展的内在逻辑

通过以上回顾不难看出，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有着很强逻辑性：在转轨的早期，需要通过健康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等一系列深刻有力的调整，才能逐步迈向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的阶段。

转轨经济必然面临类似的改革困难

我们不妨比较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转轨国家，即从过去集中型中央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其基本特点都是在转轨的过程中必然有巨大的财务窟窿。首先，转轨开始后，过去由中央计划集中配置资源所导致的失误必然要表现出来，或者表现为财政上有巨大的债务负担，或者表现为银行体系有巨额的不良资产。其次，在转轨的早期，由于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不健全，监管经验不足，监管人才缺乏，因此也必然有大量的损失，必然有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分不开，导致金融体系损失增加。中国在改革早期，有的企业发不出工资了，就连过年包饺子的钱也要银行先垫付，叫包饺子贷款。可以想象，饺子吃完了，什么都没剩下，拿什么去还呢？因此，金融体系的质量必然非常糟糕。

中国当年的窟窿很大。1997年亚洲金融**爆发时，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率最少的估计是25%，多的估计是45%，具体数值取决于采用何种会计标准和贷款分类标准。如果是45%，银行业不良资产则将近当时GDP的一半，其中有相当部分体现为金融系统的损失。不光是中国，前苏联、东欧和一部分新兴市场国家，都经历了非常严重的财务困难，有的体现在财政，有的体现在金融体系。1998年，俄罗斯的大银行基本上都挺不住了，连国债都违约了，导致本来发生在亚洲的金融**，在1998年8月底就传到了俄罗斯和巴西，随后就引起LTCM的倒闭。

在国际比较时会发现，转轨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改革发展都必然面临几大难关。如果没有强有力措施，不下大的决心，不清理财务不健康问题，不引入市场经济规律，银行体系将很难存续。其结果是，大多数前苏联、东欧国家、巴尔干国家的银行体系都挺不过去了，或几乎全部业务让给西方国家的银行进来做。可以看到，不少东欧国家的外资银行份额占到90%以上。中国目前外资银行在银行业总资产中占2%左右。由此可见，如果中国不经过一系列的财务重组，推进市场化、健康化、规范化，很可能本国银行体系也站不住。

金融改革和发展要及时补课

今天我们虽然有条件推动市场化、国际化和多元化改革，但在此过程中，也有个别需要补课的内容。因为有些改革过去曾经打算做，但由于遇到危机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被耽搁了下来。

一是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初步框架。

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险条例》已经开始实施。存款保险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银行体系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要素。既然允许大家办银行，现在又提出允许民营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改善对社区、农村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就需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按照市场化原则处置银行倒闭问题。按道理，存款保险制度早就应该建立，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做成，现在补上。

二是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三家政策性银行，承接当时专业银行的政策性业务，从而使大型银行可以转变为商业银行。但到了今天，政策性银行应该怎么往下改呢？对此，国际上的认识也是有反复的。在里根、撒切尔时代，国际上主张公营机构私有化，也确实有很多政策性金融机构经营得不好，造成了损失，1998年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倒闭，造成很大的**，因此普遍建议改掉这些机构。后来，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国际社会发现，很多事情商业性金融机构还真做不了或不愿意做，需要有政策性金融机构做补充。同时，政策性机构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不是一定就亏损、向国家要补贴。有些政策性金融机构在服务国家战略导向的同时，实现了财务上可持续，也注重提升效益。此外，全球很多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通过改革变成可收费项目，比如说公路，这样政策性银行可以做成开发性金融。当然，这要做很多探索并及时总结、评估。

总之，在当前阶段，我们需要补充做好一些改革工作。与此同时，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战略部署，按照“十二五”规划收官之年的工作安排，迎接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继续做好以市场化、国际化、多元化为特征的金融改革发展各项工作。

（此文系2015年5月27日周小川行长在在京全国政协委员学习报告会暨政协机关干部系列学习讲座上的讲话内容，发表于《中国金融》2015年第19期，原标题为《周小川：金融改革发展及其内在逻辑》）

第五篇：我国公路运输企业发展改革回顾与思考

我国公路运输企业发展改革回顾与思考 孙启鹏

我国公路运输企业形成以来,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改革开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期,让全国公路运输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回顾与思考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与改革历程,对于未来迈向更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公路运输企业发展的历程与特征

我国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与国家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经历了从萌芽、起步到快速发展、多元化发展等多个阶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保障作用。1.萌芽阶段(1901一1949年)现代公路和汽车在中国的出现始于20世纪初。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中国从国外输入了第一辆汽车,到1911年(清宣统三年)清政府被推翻,此时中国的汽车有200多辆,公路里程1100公里。之后,经过各地军阀的、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建设和发展,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全国能通车的公路有8.07万公里,民用汽车有5.1万辆,但大部分破旧不堪。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少数的公路运输企业,多为私营性质,且规模很小。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公路运输企业仅处在萌芽阶段。

2.奠定基础阶段(1949一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工农业生产开始复苏,城乡物资交流逐渐活跃,公路客货运输日益繁忙,1950年国营私营运输企业拥有的汽车已达.263万辆,但大多破旧不堪,难以满足客货运输需求。由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具有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形成了政企合一的公路运输企业管理体制。1950年4月,交通部成立了汽车运输总公司,政企合一,负责全国的公路运输工作。同时,各行政区域也成立了公路交通管理机构,并下设汽车运输公司。

第二,采取多种途径提高公路运输企业的运输能力。一是通过旧车修复、改装拼装,大力修理回收国民党政府遗弃的大批废旧汽车;二是通过汽车修理部门制造大批汽车配件;三是从政策、资金、物资供应等方面扶持私营运输企业,使其尽快恢复,投入社会运输。

第三,明确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运输经济政策,即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多种运输经济成分并存,共同发展。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从而调动城乡私营运输企业的积极性。

3.初步发展阶段(1953一1965年)这一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跃进”两个时期,公路运输企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公路交通部门的营运汽车达到8.29万辆,支农物资运输量约占全国汽车货运总量的50%,顺利地完成了国家运输计划,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均创历史最高水平,公路运输企业进入了初步发展阶段。

第一,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计划运输企业管理体制。各级交通管理部门加强对公路运输企业的管理,实行了严格的“三统”政策,即统一货源、统一运价、统一调度。各地都成立了“三统运输办公室”,对公路运输企业的货源、运价和车辆进行计划管理。公路运输企业被纳入了计划经济的轨道。

第二,形成了由国营汽车运输企业独家经营,以直接管理、微观管理、封闭管理为主的经营管理模式。1956年,交通部向全国发出了《对私营汽车运输企业(包括私营汽车修理企业)实行全行业定息合营的要求》,各地迅速对私营汽车运输企业和私营汽车修理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同时,对私营畜力和驮畜、各种人力车也全部纳入运输合作化的轨道。从而,完成了对私营公路运输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形成了由国营汽车运输企业独家经营,以直接管理、微观管理、封闭管理为主的经营管理模式。4.曲折前进阶段(1966一1977年)这一阶段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公路运输企业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曲折前进。到1978年底,公路交通部门的营运汽车发展到18.15万辆,比l%6年增加了1.2倍,基本保证了主要运输任务的完成。第一,厂矿企业自有运力发展迅速。由于专业运输企业的运力不够,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国家对企事业单位实行谁有钱谁买车的政策,调动了厂矿企业、机关团体购买自备车辆的积极性,发展了自货自运,这一阶段厂矿企业的自备车辆发展到117.69万辆。第二,公路运输企业及厂矿企业自备车辆缺乏管理。受大环境的影响,公路运输企业缺乏管理,同时由于宏观上没有按照全社会运量与运力平衡的原则制定相应政策,形成了各单位纷纷买车搞大而全、小而全的局面,使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限制。5.数量快速增加阶段(1978一1988年)这一阶段,公路运输企业数量逐渐增多,出现了大量不同经济性质的公路运输企业,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

第一,1982年6月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和交通部联合下发《关于改善和加强公路运输管理的暂行规定》,对调整公路运输合理分工,加强公路运输管理,组织联合经营,开办联运服务,在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运输服务质量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极大地促进了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第二,1983年7月原国家经济委员会和交通部下发<关于改进公路运输管理的通知》,强调了公路运输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方针,实行多家经营,发展多种经济形式。要以国营运输企业为骨干,充分调动交通部门和非交通部门、国营和集体企业发展公路运输的积极性,同时,允许城乡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辆、拖拉机,从事运输。

第三,1984年2月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1985年5月交通部下发《关于重申积极维护城乡个体运输业合法权益的通知》,使鼓励发展个体运输业的政策趋于明朗化。第四,在这一阶段,随着大部分道路运输企业的“下放”,个体运输经营业户的急剧增加,以及厂矿机关企事业单位车辆大规模进入道路运输市场,使道路运输市场经营业户数量增长非常快。第五,企业管理中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1984年下半年,交通企业和全国工业企业同步,开始进行厂长(经理)负责制试点,至1988年全系统约90%以上的全民所有制交通企业实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

第六、企业经营中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1987年3月交通部召开的全国交通厅局长会议,要求在交通系统推行两个层次(主管部门对企业,企业内部)的承包经营责任制,到1988年底,交通系统约80%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了多种形式的承包经营责任制。6.治理整顿阶段(1989一1992年)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趋势相衔接,1989年到1992年,随着国家经济进入治理整顿阶段,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也进入相应的调整阶段。第一,重提货源管理并加强其管理力度。虽然重提货源管理,但有别于1983年以前的“统一货源”,其目的是为了从国交通企业管理.200、，2。.源头(即运输需求)方面抓起,提高公路运输的组织化、社会化程度,减少运输资源的浪费。然而,由于在管理思想和管理方式上更多地依赖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管理,所以企业对其管理的有效性、科学性较差,其效果也未尽如意。第二,公路运输企业的经营行为得到规范,部分企业被淘汰。3年的治理整顿在强化道路运输市场管理、整顿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并因此使一部分竞争能力弱、管理水平低、经营规模小、服务质量差的运输企业或个体运输户被道路运输市场所淘汰。

7、快速发展阶段(1992一2004年)1992年有两个重要事件,其一是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其二是我国从1986年提出重新加入“关贸总协定”,至1992年第八轮“多边贸易谈判”到了最后签订“一揽子”协定。为此,1994年,中央提出了“两个转变”并伴随着金融、外贸、投资、财政、企业等一系列改革,全面推进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第一,公路运输企业开始自觉和不自觉地利用市场发展规律来指导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第二,从1992年开始,各项涉及道路运输市场规范化运作的规章制度陆续出台,如包括道路客运、货运、搬运装卸、运输服务等内容的道路运输开业技术经济条件的颁布实施,使整个公路运输企业的市场准入有了规范性的依据。同时,全国各地对道路运输市场的管理开始强化,并颁布了地方性的道路运输管理条例,为公路运输企业的规范化经营提供了依据和保障。第三,1994年起,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大中型汽车运输企业理顺产权关系、强化利益约束、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将带来积极影响,有利于这些企业自主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和法人财产权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单位。

第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提出,要求道路运输经营单位必须改变传统分散经营、盲目竞争的状态,走网络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之路。对此,道路运输企业和运政管理机关已经予以重视。

8.多元化发展阶段(2005年至今)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对公路运输企业的要求呈现出高要求、多层次、多样化的特征,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经营已经成为公路运输企业的主流趋势。2004年4月制定的《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管理规定(试行)》,并在道路旅客运输领域首先开展资质评定工作,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

第一,公路运输企业初步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开始注重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的培养和企业经营资源的挖掘。

第二,公路运输市场竞争日趋剧烈,尤其是货运市场竞争,给公路运输企业的经营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第三,公路旅客运输企业为提高经营资质,通过各种途径提高企业规模,尤其是挂靠经营最为突出,这虽然在数量上提高了公路运输企业的规模,但并没有从质量上提升企业的规模,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为此,行业管理部门提出清理挂靠、公司化经营的思路,绝大部分企业已经在形式上完成了公司化经营的过程,但本质上挂靠经营带来的问题仍没有解决。

第四,许多公路货运企业应用现代物流管理和供应链管理思想,在经营范围、经营思路、服务能力上逐渐向第三方物流的方向转变。

第五,出现了多层次、多元化、专业化的大中小规模齐全的各类公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已经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二、公路运输企业发展的重要事件

在以上发展过程中有几个事件十分重要,对公路运输企业初步形成、经营管理理念的转变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公路运输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集中统一的计划运输企业管理体制,形成政企合一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公路运输企业开始步入了不断发展的轨道。2.鼓励和扶持社会多方办运输

1983年3月,交通部提出“有河大家行船,有路大家走车”,之后又提出“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一起干,国营、集体、个人以及各种运输工具一起上”的方针,使得个体运输兴起,并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极大地繁荣了公路运输市场,公路运输经营业户的数量迅猛增加。3.厂长(经理)负责制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

在管理制度上推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在经营模式上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的局面,极大地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提高了公路运输企业的经营能力,为后来公路运输企业完全市场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4.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公路运输企业改革

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对国有大中型汽车运输企业理顺产权关系、强化利益约束、提高管理水平等方面将带来积极影晌,有利于这些企业自主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具有独立经济利益和法人财产权的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单位。使企业的管理思路、经营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变,政企合一的经营管理模式基本完成其使命,市场化的经营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公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的核心。5.开展公路运输企业资质评定工作

2004年交通部制定<道路旅客运输企业经营资质管理规定(试行)》,并在道路旅客运输领域首先开展资质评定工作。这一工作的开展,为企业提高规模,走集约化、规模化发展的道路提供了依据和保障,使得公路运输企业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经营管理,走公司化经营之路,重视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市场竞争能力的提高。

三、公路运输企业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我国公路运输企业的发展历程就是它不断改革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路运输企业发展面临的社会经济状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公路运输企业所肩负的任务也有所侧重,其经营管理的方式、内容等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总体来看,任何一个阶段公路运输企业都很好地完成了整个社会经济对它的需要,但从整个发展与改革的过程来看,仍然留下了许多启示。

第一,在私营公路运输经营业户社会主义改造中,片面追求规模,急于向国营过渡,过分强调统一管理,限制了各方面办运输的积极性,使建国初期一度出现的那种国营、私营、集体、个体都来办运输的景象逐步消失。

第二,在鼓励个体、厂矿企业等社会力量办运输过程中,没有配套的政策措施从宏观上按照全社会运量与运力平衡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政策,对其发展进行必要的调控,从而导致两个严重的后果:一是个体公路运输经营业户数量急剧增加,成为后来运输市场无序竞争激烈、经营主体“多、小、散、乱”的主要根源;二是厂矿企业纷纷购车,搞大而全、小而全,增加了厂矿企业的负担,更重要的是后来这些厂矿企业的车队与企业分离后,缺乏经营管理的经验,浪费了大量的运力资源。

第三,推行公司化经营考虑公路运输企业的实际情况不够,造成了形式上是公司化经营,实质上是以挂靠为主的经营模式。公路运输企业实现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公司化经营,并通过等级评定获取运输资源,这从逻辑上是正确的。但是,大部分公路运输企业的实际状况是利润率较低、企业负担较大、经营管理的模式还很落后。在这种情况下,全面推行公司化经营,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挂靠经营、提高企业经营规模,只能使挂靠经营等问题隐藏在公司化经营之中。

第四,在国有公路运输企业改革以前,企业的文化建设、员工培训、安全教育、节约燃油等都有一套十分完善的制度和措施。但之后这些内容逐渐被企业遗忘。这些制度和措施中有许多仍然值得现代公路运输企业学习和借鉴。

第五,以市场经济规律为基础,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不断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根据市场需求,以满足需求者各类需求为出发点,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经营方针、服务范围和内容,是未来公路运输企业经营管理的重点。(作者单位:长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