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小编推荐）

第一篇：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小编推荐）

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回顾与思考

许超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取得了长足进展，行政职能转变取得重大突破，行政组织机构得以优化，行政运作方式逐步走向科学化和民主化，法治政府建设成效明显。这些成就的取得为我国的经济及政治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为实现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值我国面向下一个改革十年之际，系统回顾和总结我国过去十年行政体制改革的成就、经验和不足，对于推动我国今后的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十六大以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

（一）重塑了政府职能

在过去十年中，政府职能改革不再是简单的政府职能转变，而是根据社会发展的要求重塑了政府职能，明确了政府职能范围，规范了政府职能行使方式，使政府职能结构更加合理。

规范政府与国有企业关系，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在原来改革的基础上，十六大以后党中央继续推动了政企分开改革，逐步划清政府与企业的边界。通过改革，把一批政企不分的企业逐步从政府中剥离出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时中央也对国有企业进行了战略定位。国有企业是党的重要执政基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制度基础，同时也是参与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是我国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生力军。国家在推动政企分开的同时，也在不断规范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建立了权力、责任和义务相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以后各级政府相继设立各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能，企业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自主经营，实现了政企分离、政资分离及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完善了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逐步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公司化改制，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国有企业的竞争力明显增强，有一大批国有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增长。

规范政府与事业单位关系，实现政事分开。事业单位改革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我国有120多万个事业单位，有3000多万在职职工，加上900多万离退休人员，总数超过4000万人。我国事业单位基本摸清家底：涉及120多万个单位3000多万人［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08-30.因此事业单位改革的成败也关乎着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近十年来，中央一直把事业单位改革置于一个重要位置，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改革措施，着力解决事业单位定位不清、政事不分、事企不分、机制不活等问题，取得了明显成效。从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入手，逐步在事业单位中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聘用制度。当前我国已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建立了事业单位聘用制度。另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养老制度等改革也开始全面部署或正在向纵深推进，并在部分地区和领域取得了明显突破。由于事业单位改革涉及人群较广，利益结构较为复杂，改革内容广泛，改革的难度较大，因此改革时采取了总体设计、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先行试点、稳步推进的办法。在明确改革总体目标和改革时间表的前提下，在具备改革条件的地区和领域先行先试，逐步消解事业单位改革中的矛盾和问题，最终形成功能明确、运行高效、治理完善、监管有力的事业单位管理和运行体制。

规范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实现政社分开。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组织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者日益重要的角色，如何规范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也成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十年来我国逐步规范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大力推进政社分开，使原来一些具有政府背景、行使政府职能的社会组织真正与政府脱钩，做到人员分开、机构分开、财务分开、资产分开，使之成为自主运行、自我负责的社会主体。为了增强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还在登记注册方面放松了对社会组织的管制，在广东等地区试行了直接登记制度、有限竞争制度，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更大的社会空间。通过改革，我国的社会组织得以蓬勃发展，在社会服务、社会救助、慈善捐助等领域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府的职能重点放在安排公共服务方面，提供服务的职能则转移到社会组织上，社会组织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在需要时向社会组织购买专业化的公共服务，从而形成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相互合作和职能互补的新格局。

优化政府职能结构，调整经济职能，强化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政府职能改革不仅仅意味着政府是“小政府”，还应该是“强政府”。“小政府”表明政府应当摒弃以前的“全能式政府”，在经济领域让位于市场，但这并等于说政府无所作为。政府不该管的要坚决退出，政府该管的一定要管好。在一些政府该管的领域非但不能退出，还应进一步强化，即政府应当强化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把职能重心放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上来。按照这种思路，我国相继开展了一系列改革。调整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的经济职能，使之把工作重心放到宏观调控上来。为了强化市场监管，国家专门成立了食品、药品及安全监管机构，改革了监管体制，对于一些受地方干扰比较大的监管领域实行垂直管理、提高行政级别等措施，以增强监管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在财政支出方面，十六大以后，政府支出重点逐渐从经济领域转向民生领域，社会服务支出持续增长，到2011年我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二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投入到公共卫生、社会福利、教育、扩大就业等领域。财政部介绍财政支出状况：公共财政支出2/3用于民生［N］.人民日报,2011-9-30.通过这些年的改革，我国基本上形成了“效率与公平兼顾”的政策理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公共政策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了社会弱势群体，致力于解决社会分配不公问题。中央通过扩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试图弥补东西部公共服务差异；通过完善社会保险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多层社会安全网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保障；通过取消农业税和新农村建设等政策着力解决城乡差异和农村公共服务匮乏问题等等。

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转变政府职能行使方式。十六大以来，我国一直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问题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之一。十年来，国务院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制度，占原有项目总数的69.3%;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本级取消和调整了3.7万项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8.2%。行政审批松大绑［J］.中国经济周刊，2012(41).在取消一部分行政审批事项的同时，对于当前必需的审批事项还规范和优化了行政审批程序，明确了审批内容，提高了审批效率。各地按照审批路径最短、环节最少的要求，对审批流程进行优化，改变以往线性递进、层层审批的工作方式，积极推动各部门共同参与、协同办公的“一站式”审批。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的力量，大力推动网上审批，充分发挥电子技术在审批流程再造工作的重要作用。另外，各地还推行了审批公开制度，明确公开审批对象、内容、条件、程序和时限，实行对行政审批事项的一次告知、服务承诺制度等。实践证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有力遏制了公权力滥用的现象，使权力能真正服务于民。通过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的事情交给企业、行业组织和社会中介，有力地推动了政府职能转变。同时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还更新了政府的管理理念，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新政的意识逐步增强，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有力地促进了法治政府建设。

（二）优化了政府组织体系，大部门制改革初见成效，纵向行政组织体系更趋合理

根据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按照精简、效能、统一的原则，于2008年开展了大部门制改革，初步建立健全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运行机制。按照大部门制的要求，先后组建了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有效避免了机构重叠、职责交叉、多头管理的局面，增强了政府履行职能的能力。在国务院实施大部制改革之前，地方政府已根据中央的改革精神进行了一些探索，先后涌现出了随州的“合并同类项模式”、深圳的“行政三分模式”、成都的“城乡统筹管理模式”、富阳的“专委会制度”和顺德的“党政机构联动”模式，这些探索为中央机构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国务院大部制改革完成以后，各省级地方政府又相继推动了地方层面的大部制改革，在机构设置上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特点裁撤并设立了有关机构。当前，省级大部制改革已基本完成，各地已开始部署县级大部门制改革，计划于2013年在全国层面展开。大部制改革对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走出了以“精简部门”为特征的浅层改革模式，使我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这是一场涉及到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深层次变革。大部门制改革的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一种新的行政运行机制，实现了行政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适度分离，对于提高行政决策的公共性，提高行政执行效率及防止公权力滥用都具有重要作用。

在纵向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省管县改革取得了新进展。当前我国是“市管县”体制，这种体制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30多年的运行，原来设想的城市带动县域经济的目标并没有实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县域经济发展。另外，市管县体制中行政层级过多导致政务信息损耗现象严重，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因此中央决定推进省管县制度改革，逐步扩大县的自主权，使省市县的纵向行政关系更趋合理。在中央的推动下，各地相继开展省管县改革试点，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并在财政体制上实行省直管县。通过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县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2009年7月9日，国家财政部发布了《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提出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与之前的原则性意见不同的是，这次财政部公布的意见对改革时限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从而使省管县改革进入了中央推动的阶段，对于加快我国的省直管改革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行政机制运作更加透明化、民主化和法治化

阳光政府建设初见成效。政府信息透明化是保障人民知情权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监督政府的基本条件。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把建立阳光政府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对政务公开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目标、主要任务、重点内容和形式等方面都作出了具体指导。《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的阳光政府建设走向法治化。该条例详细规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主体，提出“公开是常态，不公开是例外”的基本原则，使政务公开不再是政府的单方面“自选动作”，而成为了政府必须做的“规定动作”。群众也不再是被动地等待政府来公开，而是可以拿起法律的武器要求政府公开，从而大大加快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进程。2003年以后，以“非典”疫情危机为契机，我国把政府新闻发布制度作为实现政务公开的重要突破口，先后出台了一一系列政策法规，要求建立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各部委及省级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机制，明确职责，注重策划，使新闻发布做到经常化和制度化。同时着力建设了重大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机制，要求突发公共事件的信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要向社会发布简要信息，随后发布初步核实情况、政府应对措施和公众防范措施等，并根据事件处置情况做好后续发布工作。

三公经费公开是打造阳光政府的重要一环，中央政府自2011年起开始启动中央部门的三公经费公开。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当年共有92个中央部门向社会公布了三公经费开支。2012年三公经费公开的科目更加详细，有的部门甚至将支出细化到项级科目，充分显现了中央政府推进政务公开的诚意。在中央部门推进三公经费公开的同时，也要求各省市政府制定三公经费公开时间表，争取在两年左右的时间内，实现省级政府全面公开三公经费，同时也要求省级以下部门加快三公经费公开步伐。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地方政府的三公经费公开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先后有多个省级及以下地方政府公开或将要公开三公经费。2011年有北京、上海、陕西、广东四个省市公开了三公经费，2012年有新疆、四川、河南等省市已经公开或表示将要公开三公经费。另外，深圳、广州、郑州、成都、南京等城市也纷纷公开了本级政府的三公经费情况或提出了本市的三公经费公开方案。

行政决策民主化工作取得重要进展。政府行政不单纯是自内而外的政策输出，还应当包含自下而上的政策输入。只有外界源源不断的“政策能量输入”，政策决策才能更多地体现人民意愿，行政决策才能保证它的公共性。十六大以来，公民参与行政决策的内容和途径都到了广泛的拓展。一是对事关公共利益的重要事项进行听证，邀请相关公民参与听证，以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二是扩大公民参与渠道，使公民可以通过网络或其他媒介对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强化政府与公民的沟通；三是加强公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一些地方政府相继开展了“万人评议政府”活动，在政府绩效评估中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作为评判政府工作绩效的一个重要依据。

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展开。建设法治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十六大之后，我国法治政府的建设进程明显加速，进入了一个全面建设的阶段。一是明确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和路径。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要在十年内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总目标，并对实现目标的任务和路径做了部署。在中央的推动下，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以及15个副省级城市都先后制定实施意见、实施方案或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五年规划，对依法行政工作的目标、内容、进度要求等加以明确，对依法行政工作任务进行具体分解，明确规定各级行政首长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二是形成了比较完备的行政法律与法规体系。这十年相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行政讼诉法》、《行政复议法》等法律的修改也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在地方政府层面，湖南制定了第一部有关行政程序的地方行政法规《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建立了行政管辖、行政协助、回避、听证、证据制度、时效制度、说明理由制度、行政问责制度等基本行政程序制度。经过近十年左右的努力，当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以行政主体、行为行为、行政程序、行政监督和行政救济为基本框架，以约束规范政府政府行为、扩大人民权利为主要内容的法治政府制度体系，为法治政府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依法行政观念增强。各级政府逐渐认识到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意义，在政府工作中能够主动接受法律监督，按照法律办事。改变了以重实体轻程序的局面，认识到正确的事也要按照正确的方法去办。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行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说：“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保证实体的公正。”对于行政诉讼案件，也不再认为是给政府找麻烦，越来越多的政府主要负责人愿意接受行政判决并自觉履行判决结果。

二、十六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的经验

能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中央领导层能够形成改革共识，尽管行政体制改革会带来诸多困难，但必须以改革促发展，以改革促稳定，任何时候都不应动摇改革的决心。同时行政体制改革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这个大局。没有基本的社会秩序和稳定，任何改革都是空谈。我国在行政体制改革过程中一方面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保证了行政体制改革得以顺利推进；另一方面坚持积极稳妥、循序渐进的做法，在改革过程中综合考虑社会多方需求和各种影响因素，把改革力度、发展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统一起来，使改革能稳步前进。改革中坚持科学规划，统筹协调，按照行政体制改革总目标的要求，明确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使长远目标与近期目标相结合、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在改革中坚持实事求是，立足国情，正确处理了一系列重大关系，包括集中与分散、中央与地方、条块之间的关系，同时有积极借鉴了世界公共行政理念和行政体制改革的成果为我所用。

逐步加强顶层设计，改革的主动性增强。这十年的行政体制改革走出了以往“被动式改革”的局面，不再是“摸着石头过河”。十六大以后，中央明确了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并对每个阶段和领域提出了明确的改革任务。这样既能看清改革的战略方向，又能够理解当前改革的战术意义，使改革具有了系统性。2011年的国务院政府报告提出要“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有了顶层设计，我国的行政体制的意义和范畴就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行政领域，而是被置于更大的改革视野下来审视，从而能够正确选择当前的改革重点和难点，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从群众中汲取改革动力。过去十年是不平凡的十年，一方面经济获得了高度发展，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社会矛盾多发，分配不公现象突出，社会维稳压力增大，很多问题再也无法“绕着走”，必须直面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妥善处理各种矛盾，使改革顺利进行。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公平正义的改革导向，使改革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大多数人民能够在改革中受益，自然成为了改革的最坚定支持者和最主要推动力。以人民群众的支持动力来破除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使改革得以在困难中稳步前进。

三、对未来行政体制改革走向的思考

继续推进政府职能改革。当前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的现象依然存在，很多部门职能转变不到位，仍热衷于微观管理和行政审批，不愿意放权。因此今后应继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强化改革的刚性推动力，争取在烟草、铁路等一些艰困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转变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职能，在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础上，推动国有企业的公共性转向，使全民都能够从中受益。继续强化政府的社会服务职能，进一步明确公共服务提供中的政府责任，加大公共财政投入，使政府充当起公共服务的投资主体。在社会组织管理上，政府应当继续转变观念，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快向社会组织放权的步伐，减少对民间社会组织的制度性限制，扩大其生存空间，激发其组织活力。同时继续将官办社会组织剥离出行政体系，弱化行政色彩，恢复其社会组织的本来面目。

坚持行政体制改革的公平正义导向。公平正义也是生产力，它能提高公民在社会生存中的幸福感，感受到社会发展给个人带来的尊严感，从而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社会生产中去。相反，一个缺乏公平正义的社会会给人带来相对剥夺感和对社会的游离感。在今后的行政体制改革中必须继续秉承公平正义原则，正确处理改革中的利益矛盾，坚决改变行政体制中的不公平制度安排，打击政府行政中的不公平现象，消除公共资源分配中的特权问题，使公平正义的阳光能照耀到每一个公民。

继续推进大部门制改革。2008年我国虽然已经启动了大部门制改革，但改革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很多需要启动的改革仍处于停滞状态。一些部门虽然实行了大部门制，但仍停留在简单的“物理”合并上，但没有真正实现部门间的“化学”融合。这些改革难题都有待于将来的行政改革来解决，说明我国的大部门制改革只是刚刚开启序幕，改革的攻坚战还未开始。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应把大部门制改革理想化，而应充分认识改革所面临的现实困难，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对于大部门制改革，今后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循序渐进和坚定推进有机统一起来。既要明确改革目标，又要充分认识到改革的困难，设计好改革路线图，使改革的阻力能够在改革中消化。第二，大部门制改革功能的有限性。大部门制只是部分消解了政府部门间的利益冲突，但并没有解决政府部门与社会的利益冲突，后者依赖于政府职能转变，不能把所有愿望都寄托于大部门制改革。另外，大部门制只是降低了部门间冲突的可能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部门间冲突，也不可能消除部门间的所有冲突。第三，大部门制的核心在于行政系统内决策、执行和监督的相对分离，这种行政分权不应取代政治分权。在我国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属于人民代表大会，行政部门的主要任务在于执行人大的决议，同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民对政府进行监督，这是我国的基本政治架构。从一定意义上说，行政分权是一种管理意义上的分权，它是行政体制的自我调整，不能赋予过多的政治意涵。

（作者：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徐州221116）

第二篇：十六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回顾与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课程体系的成功探索与实践 ——十六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回顾与展望

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推进，成效显著，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体系初步形成。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适应了我国教育改革总体发展需要，对推动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推动我国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探索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础教育体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十六大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取得了辉煌成就。

（一）建立和完善了新的课程管理体制。

我国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很不均衡的大国，不同地区的学校之间，甚至同一地区的学校之间都存在着发展上的差异，而传统的过分统一、集中的中央集权式课程管理体制，给中小学课程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经过不断探索和改革，在课程管理方面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国家、地方、学校各司其职的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坚持国家、地方、学校共同建设课程。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既突出国家的宏观控制、宏观指导作用，又逐步增加地方、学校的课程自主权，调动地方、学校在课程教材改革中的积极性，加大课程管理体制的弹性。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提高了课程的适应性，实现了课程的多样化，保证了中小学课程的正常运行和课程效能的发挥，使我国中小学课程管理逐步走上科学化、民主化的道路。

（二）确立了“以人为本”的新的课程理念。

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价值取向是单一的，即只重视知识特别是间接经验和书本知识的传递，忽视人的整体发展的多种需求，导致学校教育偏离了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这一正常轨道。经过30多年的摸索、尝试、改革，新一轮课程改革提出了“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的改革理念，并从这一理念出发，建立了新的“以人的发展为核心”的学校课程与教学体系。新的课程与教学体系强调改变课程的功能，从单纯注重传授知识转变为体现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强调改革课程结构，注重课程的均衡性和选择性，以体现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并为每个学生具有个性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强调改革课程内容，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课程改革所追求的目标越来越趋于以人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为所有人更加全面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实践证明，课程改革中“以人为本”的正确价值取向，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保障。

（三）丰富了课程的类型和内容。

通过十年来的不断改革，课程设臵趋于灵活多样，更加注重结构的合理化，注意各种类型、各种形态课程的合理配臵。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初中阶段设臵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设臵了理科综 合课程“科学”和文科综合课程“历史与社会”。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在开设必修课的同时，设臵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开设技术类课程。另外，从小学至高中设臵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整体优化了课程设臵，为学生的全面、主动、活泼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自由的空间。

更新了课程内容，强化了课程内容的综合性和开放性。通过加强品德教育、关注人文素养、结合信息技术、倡导综合实践活动，以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为突破口，既注重根据学生的经验组织教育内容，也注重学科内在的逻辑。课程不再只局限于单一的学科范围内作简单的知识的增减，更重要的是逐步打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壁垒森严的学科界限，增强各学科知识的相互渗透，实现了课程内容的结构性重组。课程内容面向学生的真实生活，增加了与现代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的现实内容，为学生提供接触生活和解决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的必要空间。

（四）探索建立了发展性评价体系。

评价与考试制度的改革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的关键环节。经过十年课改的探索，基本建立起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促进教师不断提高、促进课程不断发展的评价体系。改变了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了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强调评价主体的多元、评价方式的多样，强调重视过程性评价，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评定，使评价与考试更具科学性，更加客观、公正，符合学生成长规律。目前，在日常评价方面，以学生成长记录 袋等为代表的一系列改革已经取得实效；在中考改革方面，已经在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综合素质评定、高中招生录取上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高考改革方面，有不少省份已经开始实施与高中新课程相适应的高考改革，其中对选修模块的处理，对高中学科水平考试的重视，考试内容的改革，以及高校录取方式的改革，都正向着有利于课程改革深化的方向不断转变。

（五）推进了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

真正的课程改革必然伴随着教学改革。在课程改革过程中，课堂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技术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课堂教学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理念上，既继承了传统教学的精髓，又融入了现代教育观念；教学方法上，从关注知识学习的教学走向关注能力培养的教学；课堂组织形式上，从循规蹈矩的课堂要求走向了以人为本的民主、自由的课堂氛围；教学内容上，从经典知识的教学走向既注重经典知识学习又关注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教学模式上，从单一走向多样，新的教学形式不断被引入；课堂教学文化多元化初见端倪。

教与学方式的转变，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教师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学生的差异，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信息技术与教育的结合，特别是与课程的不断整合，从根本上改 变了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为学习者独立思考、主动学习、创新探索从技术上提供了最大的可能性和广阔空间，变单一的教科书为多样性、多媒体的教学资源，变单一的课堂教学为在适当时间、适当地点、适当方式的开放式学习。

（六）促进了教师整体专业发展。

课程改革第一线的实施者是教师，许多优秀的教师在历次课程改革中，开展了多种教育实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已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宝贵财富。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最大的成效之一，就是全面动员广大中小学教师全员参与改革，为全体教师实现整体专业发展搭建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专业研修平台。课程改革改造了学校的管理体制和教师研修体制，开辟了大学和社会各界介入中小学教育改革的渠道，创造了“校本课程”、“校本研修”的新境界，推动了教师群体互助、合作和共同发展。

新一轮课程改革鼓励教师成为课程的创造者和主体，鼓励教师参与课程创生与开发，提升了教师的课程意识、课程素养和课程实施能力，教师的观念、行为发生明显转变，广大教师成为课程改革的受益者和重要的助推力量。

总之，十六大以来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践，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基础教育的面貌，全面探索并初步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为面向未来基础教育全面提高质量、实现内涵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面向未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一）坚持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精神指导课程改革的全面深化。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挑战。全面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精神，系统梳理总结十年课改积累的成功经验，加快改革步伐，加大对重点领域和关键问题的探索，是基础教育课程深化改革和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教育规划纲要》对未来中国教育改革发展总的战略目标、工作方针做了明确的规划，特别是对我国未来教育发展的工作重点做了明确的规定。未来中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将逐步转向以促进公平、提高质量为特征的内涵式发展阶段。课程教材建设作为基础教育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其建设得如何，直接关系到我国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质量水平的提高。从未来社会的发展走向及其对教育发展的基本需求来看，以《教育规划纲要》精神为指导，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进一步明确课程目标，调整课程结构，更新课程内容，发展课程评价，加快农村地区课程改革步伐，探索适合学生全面发展需要的课程形式与内容，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建设的长期战略任务，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必然要求。

（二）进一步完善课程教材建设的基本制度。

随着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的不断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已经进入稳定的制度化建设时期。加强课程教材制度化建设 是巩固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成果、深化课程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任务。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走过十年的历程，要把十年课程改革中积累的好经验、好成果巩固下来，制度化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通过系统的梳理、提炼，总结十年课改中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使它们成为制度，对于保障课程改革健康、持续、稳定发展及提高教育质量具有积极作用。课程教材制度化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涉及课程教材建设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多个层面。从宏观层面看，涉及国家对课程教材建设的管理机制等。如课程标准的研制、修订、审议与颁布制度；“一纲多本”的教材建设和选用制度；课程教材建设的跟踪、监测和信息反馈制度等。

比如，课程标准研制、修订的周期多长比较合适？回顾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课程改革的历程可以发现，我国课程教学的指导性文件颁布和修订的周期长短不一，往往都是依据当时的现实条件而作出的调整。上世纪50年代，几乎每年都有一个教学计划，调整得十分频繁。而在新世纪课程改革中，从2001年颁布义务教育各科课程标准实验稿到2011年底对课程标准完成一次全面系统的修订，时间长达十年。从国际经验看，日本的课程发展周期一般是10年，而新加坡的做法是对课程标准3年一次调整、6年一次修订。我国的课程标准研制和修订需要更好地吸收国际经验，使课程标准的颁布和修订逐渐规范化，既保持相对的稳定性，又能及时吸纳国际国内课程研究的相关成果，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发展。

再如，建立前瞻性、探索性教材的实验和管理制度，鼓励一些现在相对超前、但对未来教材建设具有政策研究价值的教材通过实验逐步完善，从而为实现教材的多样化、提高教材建设的整体水平作出贡献。

在十年课程改革过程中，这些制度已经形成并且对课程改革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面向未来，还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三）进一步加强基础教育课程政策实施能力建设。

面向未来，各级课程管理部门应进一步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加强调研，提高制定、调整、完善课程政策的能力。要在立足实际、着眼未来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课程政策的时代性、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完善课程改革协调机制，强化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指导，高等院校、课程专业机构和各级教研部门的专业支持作用。进一步强化地方和学校实施课程的能力，按照课程方案开齐开足课程，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发展校本课程，推进普通高中课程制度的创新。进一步明确国家、地方和学校课程管理的责任和义务，落实地方、学校课程管理自主权，大力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和学校有效整合三级课程资源，加快探索和建设适合本地本校需要、具有地方和学校特色的本地本校课程。

（四）进一步加强课程改革保障机制建设。

课程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各方面条件的支持、保障和配合。加强和完善课程改革的支持保障机制，是新时期深化课程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

在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实现4%目标的情况下，应重点加大对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建设的投入，加快建立规范化的课程建设经费保障机制。同时，根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需要，尽快在国家层面建立课程实施及教材使用情况的动态监测机制，提高课程教材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考试评价改革事关课程改革的成败。必须进一步改革考试评价制度，深入探索高考与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方式。进一步深化、完善中考改革，积极探索多样化的高中招生办法。改革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评价制度，加快研制中小学各学科学业质量标准，推进中小学教育质量综合评价改革试验，健全基础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学校和教师依然是课程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要加强教师培训。通过扩大教师培训规模，丰富培训形式，大力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使课程改革成为一个动态发展、不断深化的过程，成为社会、学校、教师广泛参与的过程。

（五）坚持把深化课堂教学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突破口。

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是课程实施的关键环节。面向未来，深化课程改革、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点和突破口依然在课堂教学。推进教学改革，首先还在于观念更新。要根据《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进一步确立全面的质量观、人才观，着眼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着眼课堂教学文化的创新，努力创造真正适合学生的教学。通过改革，不仅使学生学好扎实的基础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培养他们创造性地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教学中逐步形成以学习者为中心，以主动参与、积极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创造为基本学习方式的新型教学过程，为学生将来具有一定的创新能力打下基础。新的课程教材不仅要综合反映基础学科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渗透创新思想，突出方法指导，加强学习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的联系，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自由选择、主动探索的空间和机会，使学生的学习真正成为一个主动的过程、创新的过程和个性化的过程。

十六大以来的课程改革是新时期我国基础教育工作的重大创新。回顾十年课改，我们可以看到，学校课程正在从只强调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逐渐转变到全面服务于人的发展，从只注重知识学习转向注重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课程内容已经远远超越了教材的边界，向着更广阔的知识空间拓展。课程的变革已不仅仅是学科科目的简单调整或教科书的改朝换代，也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变革，而是在“以人为本”观念引领下基础教育课程的全方位变革与创新。

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们坚信，随着《教育规划纲要》的全面贯彻落实，已经深入人心并且积累了丰富经验的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将继续阔步向前，取得新的更加辉煌的成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主任 田慧生）

第三篇：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纪实

构建科学发展体制,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发展纪实

（2010-08-13 10:18:18）

稿件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1版

新华社记者

文化是国家的血脉和灵魂,是民族凝聚力、创造力的重要源泉,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战略部署,到2010年7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提出“顺应时代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勾勒出我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清晰脉络。

8年来,我国文化体制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与此同时,一幕更加精彩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戏正整装上演„„

加快文化发展,深化体制改革——

党中央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为新的历史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事业发展指明方向

2003年以前,我国电影产量一直徘徊在100部以下,2009年则达到456部,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2010年,影片《唐山大地震》上映17天,票房达5.32亿元,创造了国产电影最高票房纪录。

从2002年到2010年,站在文化体制改革风口浪尖的电影产业描绘了一条华丽的上升曲线,成为8年来文化体制改革成就的一个缩影。

同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一样,文化体制改革与改革开放相伴相生——1979年,广州出现第一家音乐茶座,市场力量开始向传统文化领域渗透；1988年,国务院相关部门陆续颁布文化市场管理法规,文化市场的概念得以确立；2000年,“文化产业”一词被正式写入中央文件„„ 但长期以来,制约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相混淆,政府统包统揽。应该由政府主导的公益性文化事业长期投入不足,应该由市场主导的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束缚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厘清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首次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根据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和规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推进文化体制改革”。

2003年6月,包括深圳在内的9个地区和35个文化单位成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试点地区和单位积极培育市场主体、深化内部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市场体系。

2005年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2006年3月,中央召开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新确定了全国89个地区和170个单位作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在稳步推进的基础上,走上全面推开的新里程。

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对“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目标任务作出全面阐述,对进一步加快文化建设、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作出部署。

2007年11月,党的十七大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高度,提出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任务。

随后,我国文化产业规模迅速壮大,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的报告,2008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达到7630亿元,比2004年增加了4190亿元；文化产业增加值相当于同期GDP的2.43%,比2004年提高了近0.3个百分点。

2009年7月,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这是继钢铁、汽车、纺织等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后出台的又一重要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两个月后,拍摄了众多“商业大片”的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上市申请获证监会批准通过,成为内地第一家成功上市的影视制作公司。虽然这是资本市场上的一件寻常事,但却是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步。

2010年7月23日,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一定要从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文化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加快推进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

转变政府职能,发展文化事业——

以政府为主导,以公共财政为支撑,谱写惠及13亿人“文化民生”的新篇章

千余家博物馆免费开放,18亿人次农民免费看电影,农家书屋覆盖一半行政村„„这张收获于2009年的成绩单,为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增添了又一抹亮色。

浇灌出累累硕果的,是党和政府对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深刻认识和对实现文化公平的不懈努力。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并不等于把“事业”都变成“产业”。发展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不仅需要政府加大投入,还需要政府转变职能,由主要“办文化”转到“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

党的十六大以来,公益性文化事业的发展越来越得到重视。“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近年来,各级财政对农村地区、西部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不断加大；国家拨付专项资金,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重大文化惠民项目。

据统计,“十一五”时期前4年,全国文化事业费总计超过900亿元,年均增幅25.28%。仅2009年,中央财政对地方各项文化工程投入总量就达30多亿元。

截至2009年底,全国各级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已有1444座向社会免费开放；全国已有2850个公共图书馆、3223个文化馆、38740个文化站；农家书屋工程自2007年实施以来,已建成农家书屋24万个,每个书屋可供借阅的实用图书不少于1000册,报刊不少于30种,电子音像制品不少于100种；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预计到今年底,将有70多万个20户以上已通电自然村将全面“扫盲”；在城市,由政府投资建设的综合性文化场所,如大剧院、音乐厅等,如今遍布全国各地。一个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正在全国形成„„

伴随覆盖面的扩大,公益性文化事业的服务水平也在技术和体制机制的创新中不断提升——

在深圳,“城市街区24小时自助图书馆系统”的出现,让借书、还书如在ATM机上存取款一样方便；

在云南,从2009年起,农民收到了来自政府的“文化补助”。省级财政每年将按照农民人均5角钱的标准,安排文化惠农活动补助经费,用于农民的基本文化活动补助；

在浙江,全国首个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评估指标体系的推出,让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有了硬指标；

在贵州,因独特的传统竹管乐器玉屏箫笛而闻名的玉屏侗族自治县,制定出台了贵州省首个地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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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公共文化体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深化。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突出强调了发展公共文化的着力点——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偏远地区、进城务工人员的精神文化生活。

1亿多进城务工人员、8亿农民、13亿中国人„„当亿万人民都能享受文化带来的滋养,感受文化独有的魅力,文化的基石才能牢固。也只有亿万人民精神状态与文化生活的改善,才能真切生动地展示出文化中国的活力,文化的繁荣才有保证。

不久前,广东省中山市百万外来务工人员得到了一个好消息,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内,广东省“爱心电影卡”工程可以让他们免费享受100场电影文化大餐。

同样在这个炎热的暑期,《意大利乌菲齐博物馆珍藏展》、绘画书法免费教学活动、精彩的文艺演出、免费看电影„„湖北省文化部门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陪伴广大市民度过酷暑。

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惠及13亿人民的“文化民生”。这张常写常新的考卷,将带给我们新的挑战,也必将带给我们新的惊喜„„

遵循市场规律,发展文化产业—— 转企改制让一大批文化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文化产业成为各地新的经济增长点

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恰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中指出的“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的一系列实践告诉我们,加快发展文化产业,如何打造合格的文化市场主体成为关键。推进转企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各项改革措施有条不紊地推进。

北京儿童艺术剧院股份有限公司在原北京市儿童艺术剧团基础上自2004年1月转企改制成为股份制现代企业,在新的运行机制下迸发活力。转制当年创收2163万元,其中营业收入1568万元,是转制前的18倍。

继2006年北京儿艺在云南昆明建立全国第一个儿童剧基地后,2008年,他们与江苏无锡广电集团联手,建立了“星辰儿童梦剧场”,开始实施儿童剧演出连锁经营。2010年4月,北京儿艺与吉林省3家演艺企业联合成立的吉林京演儿艺联合剧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标志着作为文艺院团体制改革先行者的北京儿艺,在跨地区重组、演出院线建设方面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才能在文化事业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上取得新进展。不深化改革,就无法加快文化发展方式转变,无法推动文化内在活力进一步迸发。

截至2010年上半年,148家中央部门和单位出版社已有102家核销事业编制。地方需要转企改制的出版单位已基本完成任务,全国近3000家新华书店已有2900多家转企改制,需转企改制的35家电影制片厂已全部完成任务,204家省市电影公司、293家影院以及58家电视剧制作机构完成转企改制任务。转企改制的国有文艺院团总数达228家,仅今年新增数即达106家。

转企改制使文化单位摆脱传统事业体制的束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转制之后,如何进一步加快发展成为另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打造一批有实力、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成为文化体制改革的更高目标。

2009年8月,国务院发布《文化产业振兴规划》,提出支持有条件的文化企业进入主板、创业板上市融资,鼓励已上市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迅速做大做强。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2010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会同中宣部、财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发布《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支持处于成熟期、经营较为稳定的文化企业在主板市场上市；鼓励已上市的文化企业通过公开增发、定向增发等再融资方式进行并购和重组；探索建立宣传文化部门与证券监管部门的项目信息合作机制,加强适合于创业板市场的中小文化企业项目的筛选和储备,支持其中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是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2004年完成规范转制,2006年8月实现重组改制,2007年12月在国内第一家将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整体上市。2009年又变更名称,以区域性大型出版传媒产业集团和战略投资者的面貌,踏上又好又快发展的新征程。上市之后,北方联合出版传媒对北京、上海等地的知名出版策划人和职业经理人,连同他们的策划团队、签约作者、有效出版资源实施规模性并购,相继成立了万榕(上海)书业、智品(北京)书业、万邦(北京)书业等3家公司。除“外延式扩张”,它还按照行业规律、市场规则,对图书产品结构做出强力调整,放大品牌效应,提高图书产品在细分市场中的竞争力,实现持续稳健的“内生性增长”。

湖北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8年7月,作为湖北省出版行业的龙头企业,拥有全资子公司18家、控股公司8家、参股公司3家,其下属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包括全省各市州县84家分公司。转企改制以来,企业总资产由21.6亿元增长到81.7亿元,销售收入保持了每年两位数的增长速度,为国家创造利税13亿元。

业界专家指出,要拓宽文化产业发展的融资渠道,必须多拳出击。比如在演艺娱乐业、动漫游戏业、传媒业、网络业、影视业、出版发行业等重点文化产业选择一批改革到位、成长性好、竞争力强的大型国有或国有控股集团公司,推动上市融资,做优做大做强。

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让人们看到了文化体制变革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而金融资本大量涌入,国家出台的各项政策,为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传播先进文化,突出以文化人——

不断发挥文化引领社会思潮、凝聚人心的重要作用,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氛围 前不久结束的首届全国民营艺术院团优秀剧目展演中,上海萧雅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原创越剧《状元未了情》,以高尚的道德标准、正确的社会导向、精湛的艺术表演受到好评。这部2003年编排的剧目目前已演出300余场,不但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屡次在各种比赛中获奖。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文化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提振信心、鼓舞士气的作用,意义重大。对此,正在深入推进的文化体制改革给出了初步答案——

无论是公益性文化事业,还是经营性文化产业,只是文化形式的差别、载体的不同,而承载的精神即文化的灵魂是一致的。那就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来。

而作为文化行政部门,采取措施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大潮中大发展大繁荣,是近年来坚持不懈的追求: ——为文化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体制保障,不断从制度上作出明确规范,加强引导监管；

——打造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对部分优秀曲艺艺术实施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等；

——进一步改进文化产品的各类评奖、资助、奖励机制,鼓励多出力作,创作精品；

——对民营艺术院团的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氛围和条件,在评选表彰、演员职称评定、社会保障、优秀剧目支持等各个方面一视同仁；

„„

根据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三贴近”要求,近年来,各级各类文化单位努力践行“艺术的生命力蕴含在人民群众之中”的实践标准,在出版发行、电影电视、演艺演出等多行业多领域,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主旋律作品,产生了一大批德艺双馨的文化艺术工作者。

针对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近年来,文化管理部门会同其他部门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规定和措施——

针对一些文化企业眼睛只盯着经济利益、唯利是图、忽视社会责任的问题,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加强了引导和监督；

为净化网络文化环境,各级文化管理部门和综合执法机构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封堵非法网络文化产品及其网站；

针对当前呈泛滥之势的庸俗、低俗、媚俗之风,文化管理等相关部门高度重视,纷纷出台针对性措施；

„„

发展无止境,探索无终点。一个重视文化改革发展的国家,必定富有活力；一个文化生机勃发的民族,必将充满希望。

毋庸置疑,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前途光明,任重道远。

(记者张宗堂 周玮 赵超 白瀛 黄小希 璩静)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第四篇：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丰硕成果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１２日电（新华社记者 周玮、黄小希、白瀛）党的十六大以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各地各部门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扎实工作，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和丰硕成果，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文化生产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空前繁荣，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新路，开创了文化建设新局面。

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文化建设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明显变化，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新的文化发展理念逐步确立；制约文化科学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破解，有利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体制机制初步建立；文化发展的思路日益清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逐步完善，“两手抓、两加强”的文化发展格局逐步形成„„

把推动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作为中心环节 着力培育新型文化市场主体

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作为文化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衡量改革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标志。在改革实践中，按照“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的要求，积极推进经

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国有文化单位市场主体缺失的状况得到明显改善。

——明确转企改制范围，把文化单位分成公益性和经营性两大类，出版、发行、影视、演艺、广电网络、新闻网站、非时政类报刊等经营性文化单位，逐步转制为企业。

——完善改革的配套政策，对转企职工社保衔接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中人过渡法”，对转制单位原有财政投入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并减免所得税等。特别是针对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大多历史包袱重、适应市场条件差的实际，在改革中出台了许多特殊政策措施，“扶上马、送一程”。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４千多家，核销事业编制１８万个以上。出版发行、影视制作等领域改革任务基本完成，应转制的４１９家地方出版单位已完成４０２家，应转制的２４１２家发行单位全面完成改革任务；２９家电影制片厂已完成２７家，地方３６２家电影公司已完成３２７家，４６０家电影院已完成４１１家，广电系统内需转制的５７家电视剧制作机构已完成５２家，３８家省级党报党刊发行机构已完成３２家。此外，国有文艺院团、非时政类报刊社改革取得积极进展，２１１８家国有文艺院团中已有５９０家完成转制，地方３０００多家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已有５９５家完成转制。

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不是“甩包袱”而是“创新路”

２０１０年，北京市全市８２家营业性演出场所共演出近２万场，实现演出收入１０．９亿元；

北京儿艺、北京歌舞剧院、中国木偶剧团、中国杂技团等四家转制院团演出场次比转制前翻了一番多，营业收入比转制前增加了两倍多„„

这是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胡振民在不久前的“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参观考察活动中了解到的。对考察中的所见所闻，他感触很深：“北京市的文化改革发展，不仅经济效益喜人，而且出人才、出精品，社会效益也十分显著，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难能可贵。”

北京市这几家院团的新面貌可谓全国文艺院团体制改革成果的缩影。江苏、安徽、陕西、河北四省已基本完成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任务。山西、辽宁有６０％的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企改制，宁夏完成省级国有文艺院团转企改制任务。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国有文艺院团增强了内部活力和发展动力，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河北大厂评剧歌舞团整体转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促进了艺术生产力新的解放，固定资产达到１０００万元；辽宁省营口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挂牌后，４个月的演出收入比改革前全年总收入还多１１０％；江苏昆剧院转企转制后，新版昆剧《１６９９·桃花扇》一炮打响，在全国巡回演出，备受年轻人的追捧，一场戏将昆曲变成了一座“流动的博物馆”。一些地区将转企改制与资源重组结合起来，纷纷组建演艺集团公司，积极打造区域性龙头演艺企业。截至目前，全国已组建５０多家演艺集团公司，演艺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实力不断增强、产业链不断延伸、市场开拓能力不断提升。这不仅扩大了国有文艺院团的市场占有率，而且为演艺产业健康有序的发展起到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为切实推动国有文艺院团改革，一些地方加大了对转制院团的财政投入和政策扶持力度。北京、河北、山西、辽宁、四川、江苏、安徽、重庆、陕西、云南等省市分别出台扶持院团改革发展的保障政策。江苏省级财政每年安排１０００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解决省直院团转制后的退休人员事企待遇差问题。河北省级财政每年拨款１０００万元用作艺术精品生产专项基金，通过演出补贴、政府采购等形式扶持院团走向市场。

一大批民营院团，紧紧抓住文化体制改革机遇，不断发展壮大，焕发出蓬勃生机。天津市刘荣升京剧团挖掘整理优秀传统剧目，坚持在中小剧场低票价演出，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中迸发新的生机；山西清徐嫦娥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坚持面向农村、服务农民，年演出１５００余场，年收入近千万元；河南小皇后豫剧团成立１８年来，演出近万场，观众达数千万人次。

改革不是“甩包袱”，而是“创新路”，文艺院团以改革实践向社会传递出这样一个启示：转企改制不是政府不管了，而是要坚持面向群众、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市场，遵循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改革管理体制和运营机制，切实把演艺业发展的主体培育好、结构调整好、环境营造好，激发文艺院团内在发展活力，不断提高创作、生产、演出的水平。

早改早受益：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企改制后步入发展快车道

２０１０年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转企改制工作全部完成。改革实践表明，新体制新机制让出版单位与市场贴得更近，和读者贴得更紧，逐步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出版发行体制改革一直走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前列。无论是转企改制、上市融资，还是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联合重组„„我国出版行业正经历着一场波澜壮阔的深刻变革，转企改制后的出版社步入了发展快车道——

今年１月至５月，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实现发货码洋３．２亿元，回款１．３亿元，利润１０００万元，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在２０％以上；

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码洋和发货码洋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增长１９．８４％和２２．３２％，创近１０年来历史新高，所出版的图书在填补市场空白、装帧质量及技术领先性方面的表现均好于往年；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出版集团码洋增长１０％，预计全年销售码洋将超过５０００万元。早改早受益，发展更有力。“如果不转制，作为事业单位的出版社不是市场主体，没有上市融资的资格，也就无法借助资本市场的力量做大做强。”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李朋义说。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成立。２０１１年３月３１日，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采用“集团公司＋股份公司”的模式组建，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同步组建、共同发展。由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语文出版社、中国教学仪器设备总公司、中国教育图书进出口公司等５家单位组成的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被业界比喻为“航空母舰”。

把刚刚下水的“小舢板”变成实力强大的“航空母舰”，是经营性新闻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出版业正努力朝着这个目标迈进：数十家中央和地方出版社组建了股份公司，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转企改制得以如期完成，离不开员工的支持。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过程中，出版单位注重保障员工权益，调动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

知识产权出版社从现有企业利润中拿出１６００万元，投入到企业资产当中，并且明确规定该笔资金用于７８位退休老职工的未来保障；

电子工业出版社也通过职代会的方式锁定了１５００万元放在企业的账上，为离退休人员未来的养老待遇进行保障。

如今，“主动适应机制变化”“早改早受益，早改路更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职工李慧远认为，告别传统出版业论资排辈的旧风气，年轻能干的员工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平台越来越宽阔：影视企业塑造市场主体积极上市融资

影视制作领域不断深化改革，以塑造新型市场主体为目标，大力推进经营性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长春电影制片厂积极推进股份制改造，１６个车间和经营单位组建了产权多元的有限公司，自负盈亏、独立经营，焕发了新的活力。

长影参照世界最先进的电影工业模式，确立了“立足主体产业、发展相关产业，建设‘一厂三区’（老区、景区、新区）”的战略部署，以电影创作为龙头，拉动旅游、电视等相关产业发展。在全国电影厂中第一个建设了中国独有、世界一流的电影主题公园，第一个建立了农村电影创作基地„„今天的长影，已形成了电影、电视、洗印、旅游比翼齐飞的四大产业，形成了新的利润支撑点，年利润稳定在３０００万元以上。

摆脱了生存困境的长影，积极投入电影创作，成功地推出了《导火线》《耳朵大有福》《辛亥革命》等影片，不仅成功实现了以副业养主业的设想，还取得了电影事业本身的突破。良好的发展态势，让长影人有了充足的底气。目前，长影正在积极筹备上市，老区改造、长影世纪城二期、农村题材电影拍摄景地等工程也在进行中。

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将影视制作部分剥离转制，于２００５年组建成立了幸福蓝海影视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体制带来了新的理念，也铸就了新的发展优势。成立６年来，集团公司实现市场领域从江苏迈向全国、从国内迈向世界的“三级跳”，共投资拍摄、发行百余部影视产品，其中电影《南京！南京！》进入英国主流院线，《秋之白华》获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十月围城》获香港电影金像奖８项大奖，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获第２８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长篇电视剧一等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２０１０年，集团公司产值近１０亿元，年均增长３０％以上，已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影视内容提供商和集成商。

通过改革，涌现出一批新型影视市场主体，直接推动了我国电影产业的繁荣发展。２００３年以前，国产电影年产量不到１００部，２０１０已经达到５２６部，成为世界第三大电影生产国，全国城市票房总收入突破１００亿元，连续第六年保持３０％以上增长，共有１３部国产电影票房过亿元，改变了进口大片主导我国电影市场的格局。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正极大改变着文化领域的面貌，调动了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激发了全社会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波澜壮阔的改革实践有力地证明：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

第五篇：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探索

平塘县委党校莫 彬

自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浪潮以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猛烈冲击着传统的国际秩序，包括西方世界的所有国家的政府管理和公共行政体制在发生着深刻变革。21世纪，中国公共行政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全面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成当今我国公共行政面临的主要行政环境和时代特征。因此，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对我国公共行政进行全面而深入的总体性改革，建立起适应市场化、全球化、民主化要求的公共行政体制。

一、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要以邓小平行政管理理论为指导，必须建立与加入世贸组织后全面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配套的公共行政体制。使政府更好地满足社会公共需要，优质高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行政体制改革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党政分开，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工作系统。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党政分开就是将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分开。中国共产党的职能是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实行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的领导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各类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经济文化组织，同执政党并没有组织上的上下级隶属关系，与执政党在政治运行机制中具的不同职能。执政党实现其领导职能的运行机制应该在人民代表机关内实现。当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制定出来后，并在自己的代表大会获得通过，成为全党的意志之后，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国家意志，它必须经过一定程序在人民代表机关中讨论、审议、表决。经表决通过的路线，方针，政策和重大的决策才能成为国家意志，并具体化，条文化为国家的法律，法令，成为国家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行政依据和司法依据。当前，必须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2、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公共行政权力体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我国公共行政体制改革首先从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人大对政府机关的监督与制约入手，建立公共行政权力体制，确保政府行政权力建立在法治与规则的框架之内，防止政府权力对市场自治、人民自主与社会自主的不法侵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也将监督工作放在同等重要位置，除加强对实体法监督外，还注重对程序违法进行监督。但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实际作用离宪法赋予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还需做大量的工作。

（1）完善宪政体制，确立宪法在政府管理中的权威地位。通过完善宪政体制，确立政府权力界限，政府必须保护公民的自由权利、民主权利与社会经济权利；确立政府正确行使权利的法律限制，政府必须遵守正当程序原则与依法行政

原则。

（2）进一步细化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我国在下一步细化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和制约作用，探索新的监督方法与具体监督方式；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行政决策的监督，行使对重大事项的监督权利。

（3）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代表产生办法，代表管理办法，议事程序。宪法明确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我国也是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各级人民代表行使国家权力，选举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和重要组成。目前，我国选举制度仍存在着很多缺陷和问题。为进一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我国完善选举制度主要从几个方面进行；第一，修改和完善现行的选举法，制定实施选举法相关的法律法规与制度。第二，完善候选人介绍的办法，在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第三，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第四，调整全国人大代表结构，让更多与基层民众有直接联系的代表进入。第五，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专门委员会，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

3、转变政府职能，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公共管理职能体系。

改革权力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从以下三方面进行：第一，下放企业的自主权，推行政企分开，各级政府不直接经营管理企业。第二，下放权力，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第三，加大公共支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4、建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政府体系。

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极端，而是辩证的统一整体。现阶段通过权力下放建立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的体制。首先，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加强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财政基础。其次，发挥地方政府在提供地方产品中的作用，发挥地方自主权。再次，要打破地方封锁和行业垄断，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5、精简机构，推行综合管理，建立现代公共行政组织体系。

精简机构的重要途径就是推行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克服指挥机关庞大，部委过多的弊端。推行政府事务综合管理，可借鉴当代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部门设置的大部制经验。大部制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处理政府部门间关系的国际惯例。如美国政府的内阁部为14个，英国中央政府机构大体在17个左右，德国大致保持15个，日本目前政府内阁为1府12个省厅。当今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普遍实行大部制，对政府事务实行综合管理，是因其有着强劲的动力和明显的优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推进，我们要积极创造推进大部制的条件，加快我国政府机构改革。

6、进行内部创新，将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

中央部委要相应地进行内部机构改革，采取相应措施将事业单位剥离。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经验，推进政府内部决策职能和执行职能的适度分开，改革行政执行体制。决策和执行分开是行政机构内部纵向的管理职能的划分和转变，是政府管理方式与管理手段的深刻变革，在实践中起到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增加公共政策的公正性与回应性的良好效果。

7、适应信息时代要求，构建高效行政组织

在网络经济时代，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可以以下方面入手，构建高效行政体系。首先，遵循科学的行政组织原则，保持行政组织的精简高效。其次，借鉴新公共

管理改革的成果，提高公共部门的管理质量与效率。最后，构建知识经济型的行政组织。

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相应措施

1、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完善政府平等保护各类产权职能。

2、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政府要大力发展社会公共基础、公共科技、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与公共保障职能。

3、实行政府决策与执行职能分开，打破部门利益，建立平等实施公共管理的政府机构体系。

4、改革行政审批制度、建立公共审批制度。

5、转变行政观念，树立政府是公共管理者的观念和政府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的观念。

6、建立衡量公共供求平衡的指标体系，加强对政府管理的定量研究，增加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实证性与科学性。

三、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总体目标

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有中国特色的、廉洁高效，运转协调，行政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

1、建立科学行政机构管理，推行行政改变。在政府机构改革中，要以观念变革为先异，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以机构调整为依托，充分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科学设置市场经济管理机构的经验，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政府机构体系。

2、改革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规律是：在加强中央政府宏观管理的前提下，逐步完善地方政府自主处理地方公共事务的职能。

3、改革理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各级政府机构横向职能交叉不清的现象非常严重，解决政府部门之间关系重要的途径，就是精减机构，推进政府事务综合管理，理顺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具体作法，①调整机构设置，理顺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推进政府综合管理，实行大部制。②进一步完善双重管理体制和垂直管理体制，理顺政府部门层级关系。③科学管理国有资产与行政部门国有资产，改革机关后勤管理体制。

4、处理好党政机构关系。传统体制症结在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机构改革的重要步骤就是调整权力结构，改革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理顺党政关系，实行党政分开，在职能上划清党委和政府的职责范围。在机构设置上，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部门工作由政府去管。实现邓小平提出的要转变“以党治国”为“党管政府”的正确主张。

5、科学设置综合执法机构，改革行政执法体制。实行独立机构是一种与职能机构联系密切但又独立于各职能机构之外的机构类型。独立机构依法设立，有特定的工作性质，工作目标，有独立的经费预算，有完整的工作程序以及规范的评估标准，专业性强，侧重于执行功能，又称为执法机构。政府独立机构主要依照法律规章，具体承担社会管理工作，执行特定的行政管理任务，履行政府执法管理职能。机构改革就必须实行决策与执行职能分开，改革行政执法体制，科学设置综合执法机构。

6、实行编制法治化。邓小平指出“编制就是法律”。我国党政机构中，长期缺少严格的从上自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责任制，缺少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

定，造成机构臃肿、层次多，促成官僚主义的发展。推进行政机构法治化，第一，要尽快制定完善机构编制法规。第二，建立健全编制执法监督制度。第三，增强机构编制管理的约束和监督，增强公共财政预算时机构编制的硬性约束作用。

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是辩证统一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集中体现。经济体制改革进展要求行政体体改革，要求与之配套；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又将促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发展，并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有力保证。行政体制的改革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是我党始不渝的奋斗目标。邓小平行政理论，是我们党而向新的历史加快政府改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事业的战略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瞩目的伟大成就，最根本是靠邓小平理论的指导。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进入攻坚阶段，我国整个经济正处于战略调整过程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发挥邓小平理论这个最大思想政治优势，作为我们开创现代化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邓小平理论行政理论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政府建设思想，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党在新时期执政行政的一系的重大问题，对于我们政府改革，实现科学的行政管理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